教会历史上大多认为，圣经与传统总体上是彼此相容的，这一点在有些读者看来有点稀奇。传统，或大公教义，是圣经真理的撮要，理论上总是与圣经和谐相联的。有一派人自诩是真正的基督徒，却不接受基督真是人的后裔。奥古斯丁在回应这一派的领袖时说：“ 大公教义，亦即使徒教义，声称，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按其神性说，是神的儿子，按其肉身说，是大卫的子孙……这一教义代表‘ 圣经中最清晰的陈述’。” 传统与圣经如同出一源的溪流，在教会中体现为圣灵的工作，二者只在相互共存中才能得以理解。与其他二者一样，圣经不能因为具有根本的权威性就可以被孤立理解。
然而，在过去四个世纪左右，圣经与传统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它常常是被作为新教与天主教关系中间的一个主要问题提出。当人们讨论基督教传统的产生时，几乎不可能不提到它与圣经权威相比较的权威。不幸的是，一旦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圣经与传统，这个问题就充满了防卫性，对于许多福音派信徒尤为如此。他们的神学逻辑是这样的：圣经是启示，因此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和实践是必要的、具有约束力的；传统出于人手，因此不是必要的，不具有约束力。前者是正典，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后者不是正典，但却声称具有同样的权威性。用更直白的话说，圣经是出于神的，而传统则源于人、出自教会。宗教改革之前的情形便是如此。
对圣经权威的强调通常是以宗教改革前后之间的对立来表述。只有到16 世纪宗教改革到来时，圣经与教会的传统惯例才被区别开来，恢复了圣经独一权威的正确地位。1989 年一本著名的福音派神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认为，中世纪早期的教会已经“ 深陷于圣礼主义和道德主义之中而不宣扬真正的福音信息”。
这种分析有点令人不安。读者看到的是把圣经历史和教会历史截然分开的二元假设，以及把宗教改革与宗教改革之前的教会史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这样，宗教改革之前教会的意义只能从宗教改革的角度来看待。这两种方式都把圣经和传统（与教会）对立起来，认为圣经的信息在使徒离世之后被传统败坏了。这种极为常见的理解范式，其核心是一种复原主义的教会史观，它将新教主义作为回归纯正、起初的使徒教会，从而合法地挑战罗马天主教所声称的使徒权威的一种途径。
自17 世纪以来，新教和天主教神学家一直在争论：哪个“ 教会” 才是使徒的合法继承者和早期教父的传人。欧文· 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讲过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亨利· 沃滕爵士。亨利是一个安立甘宗信徒。他到罗马去参观一个神父的教会。神父看见亨利爵士站在与会者中间，就让诗班的一个男孩给亨利送去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你的信仰在路德之前可以在哪里找到？ ” 亨利在纸条下面回复道：“ 我的信仰过去就可以在神的话语（圣经）中找到，而你的信仰现在也无法从神的话语中找到。” 这样的对话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非常典型，只不过言辞更为激烈。一方强调自己拥有贯穿历史的恒久性，另一方强调自己遵照的是教会最初阶段的传统。罗马天主教试图论证一种多少有点“ 恒稳的”、建立在传统与教会之不变特征之上的教义理论，而新教又试图证明，新教虽然批评传统和教会，却更真正地体现了古代教会的教义。实际上，双方都被迫接受对方的历史挑战，梵蒂冈二次会议的结论出来后更是如此。双方还发现，历史的部分挑战在于寻找与早期教父思想的连接点，因为圣经、传统和教会具体体现在早期教父的思想中。
鉴于传统和圣经确实在教会头几个世纪时跨出了神学上的第一步，形成了结构和框架，我们应该再思它们如何作为可以区分的部分，以及如何作为教会内合一的权威。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天主教和福音派对话的一些桥梁，双方在相互间的对话和将来的自我定义方面，或许能借着这些桥梁走到一起。
圣经的权威
早期教父极少独立诉诸传统而不诉诸圣经教导。即便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也不是在倡导启示有两种来源的理论。首先，圣经之外的传统具有与圣经同等权威的观念是中世纪晚期才发展出来的观念。其次，传统不是被视为对圣经的添加，或独立于圣经而起作用的一个来源。无论人们多么倚重传统来规范信仰，都不排除圣经权威的首要地位。5 世纪叙利亚主教菲洛希努斯（Philoxenus）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 真理，准确的陈述，是永恒不变的，它只能通过神的启示来显明。如果有人要在圣经的记载之外寻找什么，那他是不可能明白的。”
圣经，在圣灵的引导下，是神在教会中、也透过教会，持续不断地进行改变之工作的基本媒介。无疑，在教父的思想中，圣经——无论什么形式的圣经——是信经措词的来源，也是解释信仰的内容。耶路撒冷的西里尔（Cyril）教导初信者说，（耶路撒冷）信经实际上是圣经的概要。的确，信徒要学习信经，因为它是整本圣经的纲要。
如西里尔所释，信经的每一条都完全是建立在圣经的权威之上，所以近代一位《教理问答讲义》的评注者说西里尔“ 赞同一种形式的唯独圣经论”。甚至在解释信经的意义时，西里尔主教仍然坚持，听众不应该接受任何不参照圣经的教导。“ 我教导你们时，你们不要简单接受我的教导，除非你们有圣经的话语证明我的教导是对的。” 当然，西里尔的本意不是要维护唯独圣经的立场，虽然他的确希望使他的听众确信，耶路撒冷信经中没有任何的内容与圣经的信息是冲突的。熟悉信经不仅是学习圣经含义的第一步，也是预备读者深入阅读圣经的第一步。
早期教父承认圣经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圣经的权威并没有与一种特定的圣经理论联系在一起。圣经的真理和力量不是建立在一种圣经绝对无误论（inerrancy）或圣经绝对可靠论(infallibility) 的基础之上。圣经具有神圣性，因为通过圣经，神至高的旨意借着信心在世上运行。
教父时期与后改教时期的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别，前者关心的是建立一种能保存神的神圣性的启示观，而后者把至高的权威赋予圣经文本，以此来捍卫圣经作为神圣启示的充分性。为了对抗罗马天主教对教导权威的声称，16 世纪和17 世纪的新教（所谓新教经院主义）构造出圣经绝对可靠性的理论作为论辩的基本工具。圣经论（Bibliology）便成了神学的基石。终极的权威在于圣经，所以，神的荣耀应当闪耀在圣经的每个词语和音节中。对于早期的改教者来说，唯独圣经是唯独基督和唯独信心的结果，而对于新教经院主义者来说，唯独圣经是派生出基督和信心的第一原则。卡尔· 布拉滕说：“ 路德因为基督而相信圣经，而新教经院主义则因为圣经而相信基督。”
总而言之，可以说，教父肯定圣经是绝对可靠的，尽管这种可靠性更多不是指文本的绝对可靠性，而是指文本背后神的旨意的绝对可靠性。
通过传统读圣经
无论古代教会持的是什么默示理论，他们阅读和聆听圣经的做法都没有脱离传统。我们还是回顾一下那位一世纪末的佚名作者。他致信哥林多教会，劝勉哥林多信徒要逃避世俗的诱惑，寻求真心的悔改。这种劝勉的核心是，教会领袖应当欣然接受“ 我们传统的荣耀而神圣之准则（canon）2 ”。在此处和别处，作者都没有表示，在他常援引来充分地、明确地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旧约之外，他还知道其他被使用的圣经正典。作者的言外之意是，人们只有透过“ 我们传统的准则” 来阅读圣经时，才能达到使徒的理解，也只有在这时候，神学和属灵的阐释才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传统” 的准则或原则根据的是基督所确立的生活典范，它和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陈述的非常类似。
传统不是来源于信仰之外，而是被视为圣经的基本教义或要旨。因此，德尔图良坚持认为，传统“ 在使徒的教会中是被作为神圣的凭据” 保存下来……德尔图良与第二和第三世纪的其他作家一样都坚信，圣经作者都认同教会传统或信仰准则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相信信仰准则是圣经启示的理由或范围。爱任纽正是这样理解圣经与教会的“ 真理原则” 之间的关系。
教义史家们把圣经与传统的这种共生关系称为“ 相属”（或“ 共在”），因为教会认信传统的内容与圣经的内容是相属的。在教父看来，理解传统与理解圣经是相互参照的。对于教父们来说，圣经是居于首要地位，但他们不认为圣经可以或应该脱离教会的教导和崇拜的语言（亦即传统）而在信徒的生命中工作。圣经是传统之内容的圭臬，传统是圣经的首要阐释者。换言之，传统不是在圣经之外另外添加的一套新鲜的信念或实践，仿佛是独立的另一个启示来源。在这种意义上，托马斯· 阿奎那认为，圣经作者的价值不能脱离早期教父，因为后者是圣经可靠的阐释者，也是传统得以延续的管道。实际上，这种方法是通过考查和认同古代教父的共识来阐释圣经。其结果是产生一种能够准确表达圣经信息的神学。
传统或使徒的教导形成了新约的基础，并作为阐释旧约的释经框架。随着这一传统的内容在随后三四个世纪的发展，传统被视为对圣经的见证和阐释。正如我的一位同事所说，遵从传统就是肯定圣经的权威性。无论是洗礼时的教义告白，教理问答纲要，还是后来的信经，它们都是因为准确表达了圣经的要义而受到重视。在教导初信者时，奥古斯丁说：“ 你们在信经中所听到的一切内容，都包含在神所默示的圣经书卷中。” 一旦他们被恩典重生，信经的内容就应该被刻在他们的心版上，好使“ 你能爱你所信的，并通过爱，使信心能在你里面工作，从而使你为赐诸般恩赐的主所悦纳”。
传统也构成阐释圣经的首要释经原则。教父们不认为传统拥有独立于圣经的内容，所以，传统可以作为正确使用圣经的释经指南。在奥古斯丁最著名的著作中，《论基督教教义》是一本指导人们如何正确使用和表述圣经的作品。奥古斯丁在前言中指出，人们需要一种如何使用圣经的明确方法，因为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信徒坚持认为，获得对圣经的正统理解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圣灵在个人生命中的工作。对有些读者来说，这一点听起来像在说当代的事情。时代可能已经改变了，但是如何获得对神的充分认识之类的基本问题却代代相似。奥古斯丁承认，有些基督徒可能会指责他确立了一些阐释圣经的原则，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原则是多余的：“ 他们看到，至少他们认为他们看到，他们已经具有不需要任何规则就能解释圣经的能力。” 无论他们在理解经文时获得什么样的亮光，他们都声称单单来源于“ 神特殊的恩赐”。
奥古斯丁同意，圣灵的引导对于圣经或神学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圣灵的引导不是脱离共同的释经技巧和教会信仰的方向而作用的某种东西。因为“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 读者被鼓励去获得各种释经的工具，如正确的语法知识，可靠的圣经版本，神的名字的含义，历史，修辞，甚至某些学科——动物、植物、数字，等等。但是，对于释经工作来说，最重要的是教会信仰如何作为阅读圣经的释经指南。其目的是揭示圣经教导背后爱神和爱邻舍这“ 双重的爱” 的中心地位。总而言之，正确的释经与教会认信的历史信仰以及信徒爱的秩序密不可分。没有正确的信仰，只能导致错误的释经，涉及难解经文时尤其如此；这时候，一个人的爱再真诚，也会误入歧途。
唯独圣经？
教父们不会理解唯独圣经的原则，因为导致这一原则产生的历史和神学问题是晚期中世纪基督教所特有的。把圣经和教会传统割裂开来的做法对于教父时代的牧师和思想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看来，逃避教会所教导之真理的欲望很容易促使人提出极端圣经主义的理论。
唯独圣经所带来的一个（无意识的）危险是，把圣经作为孤立的权威，完全脱离它从中产生的教会。因此，唯独圣经被许多新教信徒如此理解，仿佛发现圣经真理的最佳情况是在没有教会参与甚至无视教会的情况下完成的。的确，某些新教派别长期以来就是如此使用圣经，它们仿佛与教会历史完全无干。
这当然不是早期改教家的意思。正如圣经是透过基督对上帝之道的表达，“ 教会拥有属于基督的一切……因此，属于教会的便属于基督，属于基督的也属于教会。”（路德语）威权派的改教家（Magisterial Reformers）路德和加尔文并不认为唯独圣经可以脱离教会或教会的基本传统而得到正确的理解，尽管他们在反对某些教会制度。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原则不是“ 只有圣经”（nuda scriptura）！
这应该如何理解呢？早期改教家声称，圣经中传达的上帝之道是教会一切教导的最终裁判。但是圣经作为信仰和实践的准则并不意味着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资源。基督教的历史表明，圣经从来没有真正孤立过。教会传统、理性、经验都是在阐释圣经过程中起到教导作用的合法资源。虽然这些资源不具有与圣经同等的权威性，但是唯独圣经的概念绝不在于视圣经为一个孤岛，仿佛它是信仰和实践独一的资源。相反，圣经作为神的根本启示，它处于圣灵在世上工作之更为广阔的背景中，一切都在见证一个源头。
唯独圣经并不能保证基督教真理的确立，也不能免于那些虔诚的、好意的基督徒的影响，他们使用或表达圣经时几乎与历史上的基督教完全脱节；因为唯独圣经的原则可能而且曾经以异端的形式伤害过这一原则的支持者。公理会牧师托马斯· 沃塞斯特1813 年出版了一本神学著作，这部著作单单建立在圣经是唯一且至高的权威的基础上。他的许多维护圣经权威性的论证在今天福音派作家的著作中很容易找到。沃塞斯特声称，从使徒以来，教会已经抛弃了福音的简单性，处在黑暗、谬误与堕落之中。即便是“ 伟大的宗教改革” 的器皿路德和加尔文，也保留了教会一千四百年来太多的败坏规条和话语。早期教会的主要信经应该作为对神圣见证的非法添加而从基督信仰中剔除出去。唯独依靠圣经上的话语必然使得清除教会历史成为必要。这样，沃塞斯特找到维护神体一位论（Unitarianism）教义合法性的依据。
从唯独圣经中无意识发展出来的另一个结果是今天福音派教会中普遍存在的极端个人主义。亨利· 纽曼正确地指出，新教在这一点上特别容易犯错误。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把圣经视为信徒的圣经，而不是教会的圣经。五花八门的圣经版本—— 妇女灵修圣经、妈妈灵修圣经、男人圣经、夫妻灵修圣经、青少年研读本圣经、儿童研读本圣经、学生生活应用圣经，等等—— 更加重了这种流行的观念：圣经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它既可以在信仰群体中被阐释，也可以由基督徒私下解读。
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实质上隐含了两种相互关联的宗教观念。第一种观念是永远拒绝教会权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发现在美南浸信会中存在像教皇一样的声明，而在多数福音派信徒和自由教会中却对任何带有主教制性质的东西怀着异常的恐惧。教牧或教会权威都可以接受，只要不对信徒的生活或个人自由提出具体要求。
另一种观念其实是一种误解：信徒皆祭司要求拒绝几乎所有的宗教权威。有些新教信徒以心灵自由或良心自由为名，走到一个极端，把信徒的祭司身份当作个人决定何为圣经教导或教会应当采取何种做法的权利。这样的话，圣经和教会便各有独立的领域，二者互不搭界。而且，虽然圣经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但重要的是信徒被“ 呼唤” 如何去理解圣经，这种做法证实了特伦托会议（Trent）的一些最大的担忧。
圣经中的道（Word）来源于神，但它却是在一个过程中被启示出来的，而据有新旧约的信仰群体深深参与了这个过程。其实，可以说，我们只有在教会群体和历史的声音中听神的话语，才能听清神的意思。圣经正典是在基督徒群体聆听神的话语的生活中产生的。这意味着圣经首先是教会之书。圣经的阐释和理解是教会的事，因此教会及其传统对于如何使用圣经是不可或缺的。这与心灵自由的原则并不冲突，只要心灵自由本身不成为意在反对宗教权威、视宗教权威为侵犯宗教自由的信仰准则。
最后，更重要的是，信徒不是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保持信仰。圣经只有在一个有纪律的信仰群体当中才能得到理解，这个信仰群体的实践是圣经故事的具体体现。作为这种具体体现的部分，我们需要“ 属灵的导师”，即历史上教会可敬的声音，前人走过的道路能给我们启迪，使我们趋向本真的基督信仰。迦太基的西普里安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才嘱咐他的同工要“根据圣经的权威和教会的纪律” 教导会众。
关于古代传统，或圣经与传统共享神学规范性的理解，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是在冷漠超然的学术氛围中阐发出来的一套理论原则。在实践中，这些观念与教会的信仰、敬拜和回应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从传统的名字及传统的存在本身来看，传统意味着“ 教会活出信仰进而阐发信仰的活动”。信仰的法则不是在脱离敬拜实践的情况下领受和传递的某种东西，反之亦然。二者相辅形成。没有哪个教会领袖或学术思想的群体凭空制定一份信仰的条规，然后强迫教会接受。
1. 本文节译自D.H. 威廉姆斯（D.H. Williams）的著作《福音派与传统》（Evangelicals and Tradition,Baker Academic, 2005）。D.H. 威廉姆斯，当代美国福音派神学家、教父学专家，现任美国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教父学和历史神学教授。另著有《传统的恢复与福音派的更新》，编有《自由教会与早期教会》。译文中略去原文注释。—— 译注
2. Canon 一词具有双重的含义，原意为“ 准则”，用于指圣经书卷时意为“ 正典”。—— 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