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上，很少有一个人能够如此大地影响到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使得这个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从无人所知的受压迫的最低层一跃而成为被世界所知的文化发达的地方，以至于在20世纪上半叶，从欧洲寄往这块圣地的邮件包裹，上面的收件地址只要写“中国石门坎”就可以送到。这个民族就是苗族，而给这个民族带来巨大改变的却是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传教士——柏格理。
柏格理（SamuelPollard）1864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郡卡米尔福特一个笃信基督的工人家庭，他从小天资聪颖。9岁入学读书，13岁进德文郡的希博尔公学。在学校，他以其出众的数学才华立即博得了校长的喜爱。他那活泼、充满生气的性格也使他不久便赢得众人的喜爱。毕业后，柏格理参加了英国公务员考试，名列全英国第七名，在伦敦的一个机关中担任会计。但他并不安分于这个职业，“闷热的办公室四壁在他眼里活似笼子”。
1887年，柏格理23岁的时候，他受李文斯顿在非洲宣教的事迹感动，受呼召来中国传教。和他一同来中国的还有他的好友弗兰克。他以儒家“格物致理”之义，取名柏格理，字明星。弗兰克也取中文名邰慕廉。二人在安徽安庆跟随中国内地会的鲍勒牧师学习汉语半年后，一同到云南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任牧师。在1887年的日记里，他记载了在一段旅途中所遇到的危难。他们启程从长江乘船到重庆，然后打算再转道到昆明。在长江一个叫“撑天滩”的险滩上，船被撞成了碎片，他侥幸得救。随后，在乘马前往昭通的陡峭山路上，又因不善骑马被抛落山涧几乎摔死。在这种身陷异国他乡的危难中，他几乎陷入到绝望之中。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神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安慰：尽管“我感到孤独，但是，‘我将与你同在’。”
一、昭通时期
柏格理刚进入云南的时候，垃圾、传染病、毒品充斥着他的视野，以致他感觉自己“就像倒退回前工业化的18世纪，眼前如此多的东西使人联想起那个时代”。当他深切地了解到这里人民的贫困和悲哀后，他的心里充满了来自神的爱与同情。
1892年，昭通遭遇饥荒。在那个令人绝望的冬季，柏格理的家成为唯一的救济受难者的慈善机构.他和妻子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拯救生命,带着食物和铜钱走访了许多难民茅棚。柏格理的所作所为给当地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让他们感受到这位传教士实实在在的爱心，也体察到了基督之爱的深厚与真诚。就在这场百年一遇的灾荒过后的第二年，两位首批皈依者接受了洗礼，同时昭通也建起了独立的教堂。
除了传教，他还利用各种场所介绍日蚀月蚀、水文地理等一般科普知识，并和妻子创立了“天足会”，在滇黔川边首倡放小脚.他反对中国的八股教学，于1893年改教会原办的私塾为“中西学堂”（现为昭通二中），最先在当地开设了天文、地理、英语、算术等新教育课程.他在中国最早提倡妇女解放，创办女子识字班夜校，开当地女子教育之先河。
鉴于当地烟毒盛行和病不求医的陋习，在传教的同时他兼行医业，“俨然是个牧师兼医生”。光1898年的第一个月份，柏格理就挽救了二十个试图服用鸦片自杀的人。而在此前后，这样的事例也不在少数，他对此类求助都一直不遗余力。1899年9月，他印发了两千多本小册子，以会耽误谷物种植为由，委婉奉劝人们不要种植鸦片。后来，他又张贴布告，鼓励种植蚕豆以取代鸦片。经此努力，戒除鸦片的运动终有起色。其他诸如禁止早婚、反对买卖婚姻、禁止酗酒、减免租税等运动，都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变革的成效。
二、进入苗疆
1905年被大花苗人称为“龙年得道”之年。为逃避杀戮，这支被称为“大花苗”的族系逃到了滇黔川最荒凉偏僻的山区。在那里他们没有土地，靠租种彝族土司地主的土地，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就在那年的7月12日，威宁和水城一带的四个形容枯槁的大花苗人跋山涉水走了几天，找到了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的牧师柏格理。这年柏格理40岁。这个23岁就来到中国的牧师一直希望能像到非洲传道的李文斯顿那样引领一个民族归信。尽管他在昭通做了很多传教的工作，还曾冒着生命危险到金沙江附近的凉山彝族中去传教，但效果甚微。他一直在默默祷告。神让他看到了大花苗民族伸过来的犹豫的手。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年冬天，柏格理和几名苗族、汉族信徒到了滇黔交界处的石门坎。他向彝族土司讨要到了一块地。
初入苗乡，对于已经在中国生活了数年的柏格理仍然是一个挑战。当年的苗族，由于生活极其艰苦，使得他们头盘长辫，身穿粗麻布衣，披着蓑衣，打光脚或穿草鞋，很少洗脸，身上肮脏污秽，气味很重，很难接近。但柏格理从不因艰苦而退缩。柏格理进到苗寨去的时候，身着苗族服装，说苗语，住苗家，和苗家人同吃洋芋、包谷、荞麦饭，同宿臭虫跳蚤成群的麦草堆。有两次他竟在牛棚里与一头母牛及其牛仔同睡于一捆干草之上。他不骑马、不坐轿。路上遇到苗民，就像看到长者一样谦让。由于他与人们同吃同住，甘苦与共，他不仅被他们视为老师和医生，还被他们视为在苦恼之时可以倾诉的贴心人，被苗民视为最可信赖的人，以至人们称他为“拉蒙”（苗王）。
能够被苗人所信赖，这正是柏格理所企盼的。在他的《苗族纪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曾问过这些最早的来访者，他们是不是像乡下的汉族人常表现出的那样害怕我们。其中一位回答：‘我们听到汉人和诺苏人时常谈起羊人！羊人！所以我们第一次来到你们这里时有些紧张。但是，当见到你们后，我们发现你们不是羊人，而就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你们和我们是一家人，只不过你们来自很远的地方。’和他们是一家人！在我的生平中还从来没有被给予过如此崇高的赞扬；而且是被中国最贫穷和后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群众认可为一种父兄般的形象，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成为苗族中的一位苗族人！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蒙昧、不卫生、落后、犯有罪过的但又是最可爱的人们，我的兄弟和姐妹们，我的孩子们！”他把这些蒙昧无知、身上散发着难闻气味的人看作是他的孩子们，是最为可爱的人。并且他为自己能“成为苗族中的一位苗族人”而感到莫大的幸福。如果不认识神的爱的力量，这样的情感几乎是不能被人理解的。
三、创立文字
由于他与苗族人这样的接近，他在苗乡的传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接下来就需要巩固所取得的成果，对已经信教的苗人给予更多的牧养，柏格理开始感到文字及教育的重要。
在这个方面，柏格理的语言天赋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苗文的创立上。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苗族原本是没有文字的，祖先的历史都是用古歌来口口相传。柏格理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斯蒂文和苗族教徒杨雅各、张武一起研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结合苗族衣服上的符号花纹，于1905年为苗族创立了一套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为区别于1949年后的苗文，苗族人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英语世界惯称为柏格理文（thePollardScript）。就是用这套文字，牧师们与柏格理合作，很快翻译了老苗文版的《圣经》和赞美诗，学校也用苗文来编写《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物》等教材，并出版了苗文报。后来的苗族人则用以通信，记账，记录民族歌谣、故事和传统知识等。从此，苗族的传说、历史、文化有了新的载体。
四、学校教育
最初，教会并未资助柏格理在苗民中的传教工作。修建教堂和学校的100万个铜板都是苗民们每人100个铜板捐出来的。1906年，学校开班授课。二十多个学员全部是成年的教徒。32岁的杨雅各在里面还不是年龄最大的。他是当年最早从安顺带回来“耶稣的信息”的四个猎人中的一个。因为既能说流利的苗语，又会一些简单的汉语和彝语，所以杨雅各一边念书，一边教柏格理苗语。
简陋的教室很快就不能满足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教徒。云南的威县、镇雄、楚雄，甚至远至红河的苗族学生都赶来就读。1908年柏格理回英国疗伤时募集到2000英镑，回到石门坎后，他用这笔钱修建了一幢有着烟囱和壁炉、可容纳两百多人的宽敞教学楼，并建立了石门坎小学。在获得了循道会的津贴以后，石门坎小学相继修建了宿舍、礼堂、足球场和游泳池。学校的游泳池是1913年修建的。因为池子比较小，比赛的时候运动员只得逐个下水，比的是在10分钟内能游多少圈。
与此同时，“平民教育”也在开展。教会创建了“节制会”，要求归信的苗民教徒不要酗酒；也创建了“改良会”，改变十五六岁早婚的习俗，规定“男子年满二十，女子年满十八然后结婚”。对于那些没有进到学校读书的成年人，教会开办了“平民学校”，苗族信徒在主日进礼拜堂的时候，不仅要礼拜，还要在晚上分班学习文化，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威宁县在1949年后的一次教育普查显示，当地苗族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超过汉族。
教会究竟建成了多少学校？这个数据一直比较模糊。关于石门坎教区的数字据说是五十多所，而滇黔川毗邻几十个县的数据统计下来有一百多所。最精确的数字是1950年威宁县的一次调查，有28所教会学校。柏格理的一句话在所有苗族布道者中流传：“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实际上很多村寨的教堂和学校都是同一幢建筑，房顶上插着涂了红色颜料的木头十字架，平时做教室，礼拜天变成礼拜堂。
1905年以前，石门坎大花苗族略识些字的只有两个在彝族土司家做高级家奴的苗子。1905年，柏格理来到石门坎。同年在石门坎着手创办学校向苗民及一切贫民孩子开放。至1949年，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中有四千多名小学毕业生，几百名初高中生和中专生。其中有三十几个大学毕业生，二名博士！
五、医疗事业
很多时候，柏格理更像是一名热忱勇敢的医生。他还在昭通时就开始用简单的西医卫生知识给人看病发药了。这个英国传教士在昭通的家庭住所变成了当地的西医医院。
进入苗乡后，在与当地的巫师斗争取得胜利之后，石门坎的药房最初也设在他们居住的“五镑小屋”中。这个药房成了与教堂、学校同样热闹的地方。每当礼拜结束之后，就有川流不息的人到药房来求医问药。他的妻子通常把粉末药物包在纸包内，液体药则是倒进半个鸡蛋壳内，给那些前来求医问药的人。
柏格理甚至为当地人种牛痘。他专门从家乡带来一批小刀片和疫苗。当自己顾不过来的时候，他就办班培训。很快，那些被选中的传道士兼教师又成了接种员，揣着令人羡慕的闪亮锋利的小刀，满腔热忱地到处为苗民接种。“柏格理亲自为我们苗家人治大脓疮，连大麻风都不怕。”这是1957年贵州省工作组下到石门坎进行调查时所记录的苗族教徒的话。
麻风病人在过去是被厌弃的群体。1914年，当柏格理听说广西都督诱杀活埋麻风患者的消息时，他在报刊上愤怒地谴责，英国一个麻防组织很快与之联系并汇来一些钱。柏格理用这些钱买了粮食和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患者。他去世后，这个教会对麻风病患者的道义责任一直延续了下来。四年以后，继任者张道惠向传教团体申请到了资金，购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这个滇东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很快就接收了昭通、威宁、彝良一带的几十名麻风病患者。很多病人是拖着溃烂的身体过来的，在接受治疗以后，就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至今这个麻风村还在。
1927年石门坎出了第一个苗族医学博士:吴性纯。更为难得的是：吴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坚决放弃城市生活回到石门坎，创办平民医院，开展中医治疗和西医手术，办护理学校培训护士，普及农村卫生教育。
六、死在苗乡
1908年1月初，柏格理踏上了回英国休养的旅程。在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寨时，人们用苗语向他喊道：“再回来看我们！”柏格理在日记中写道：“我答应了他们，我一定要回来。”他真的回来了，而且永远留在了这块苗民的居住地。
1915年7月一场可怕的传染病“伤寒”传到石门坎，并在这里爆发开来。这是苗族人所说的最可怕的“黑病”。很多苗民和学生都病倒了，一个刚打了预防针的牧师也病倒了。学校山崖下的一个山洞被当作临时隔离治疗室。在那里，柏格理一直守护着病人。在守护中，他不幸也被感染上。他坚持把有限的药品留给村民，而他自己却再也没有起来。9月15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51岁。在苗乡长达11年的艰辛创建之后，这个看似文弱但内心坚韧的传教士长眠于这块他所爱的土地。据《昭通教会史》记载：“柏牧师死于石门。出殡时，苗、彝、汉送殡者有好几百人，无一人不痛哭失声，陵壑相应。创建苗族致丰功伟业，岂但该族戴其德泽，凡我西南教区各族群众，莫不尊之为父。”人们为他捐资修建坟墓，墓地就坐落在一个俯视石门坎的小山坡上。墓碑两边写着“人竟宿于石门，神将赐以木铎”。
柏格理生前曾多次向人表示，他来中国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民族的归信”。凭着他对神的信靠，神终于满足了他这个心愿。他日记的编辑者甘铎理说：“当初柏格理并没有选择中国西南为自己的传教领域，倒是它选择了柏格理，然而他立即就将它当成自己的选择，并向云南倾注了他全部的爱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1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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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柏格理著作
柏格理(与HenrySmith和F.J.Dymond合著)：《苗族的故事》(1909年)。
柏格理：《在未知的中国：一个先锋传教士的观察、探险和体验》(1921年)。
柏格理（R.ElliottKendall编辑）：《大地之眼:柏格理日记》(1954年)。
以上著作都收录在《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