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加福音》里的故事，老师基本都讲过了，这个假期我又用心感受了一遍，我们的主耶稣，一生下来就被放在了马槽里.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总是认为耶稣是直接从天上降下来，或者就是有天使护送从天上飞下来，就算是被人生下来，也应该是国王或其他有钱人的儿子，条件很好，但怎么也想不到是这样的，跟我们现在一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当然，这些也是主赐给我们的。

耶稣在十二岁那个逾越节时，跟随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守满了节期，他们要回去，耶稣仍然留在那里，但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三天后，他的父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跟耶稣说话的一些教师都很希奇他的聪明和应对.他的父母责怪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父亲的家里才对吗？”其他人都不明白，耶稣的母亲知道，把这一切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年纪，并神和人对他喜爱的心，都一齐增长，我感觉这一切都好神奇。当然，他也受过魔鬼的试探，每一次都没有让魔鬼得逞，什么诱惑都不会让他动摇，要我就不一定了，不过靠着对主的信念，肯定不会让魔鬼成功的。

耶稣在传道的途中行过很多的神迹，我觉得都好神奇，要是我也有这种能力就好了，可以帮助我身边的人。

但仍有很多人不喜欢，妒忌我们的主，想尽办法要置耶稣于死地，耶稣为了我们人的罪恶忍受了一切，最后被钉上十字架，死前，他嘴里大声喊着：“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完就断了气，当然，也有许多人为他心碎。

三天后更加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耶稣竟然复活了，一开始大家都不相信，但摸了他的身体和伤痕，他们相信了，耶稣真的复活了。

耶稣把门徒们领到了伯大尼的对面，举手给他们祝福，正在这时，他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并且常在殿里 称颂神。

主耶稣为我们被钉上十字架，流血，受人的侮辱，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我很感谢神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并且让我相信了他，我会一直为他效劳的。

从第一次听到福音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八年前我是什么样子的？我努力地回想我的大学时光，发现充满了无力感。记忆是支离的片段，没有经纬和方向，我不知道在哪个片段，主以何样的方式切入到我的生命中来。人真的是健忘的，在时光中不由自主地背离了以前的心灵，不管是曾经的痛苦、忧伤、感恩，还是日记中夹压的一簇小花样的美丽心情，都在记忆中模糊了。若不是有一点点的日记为证，我都难以相信自己了。可是我的大二是什么样子的，我翻箱倒柜地找我以前的日记、以前写的诗歌，都找不到了。我心里真有点失魂落魄，好像丢了从前的自己一样，以少见的方式体会了失忆的感觉。惶恐中又想，找到了又怎样呢？我只是拾起了部分而已。我的生命好像也是在对过去一次次的否定中行进着，在时光的隧道中不同的我定格在不同的时光区域中，过去的很多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我相信上帝收藏了我一切的记忆和过去。有一天我会站在永恒中和创造的主一起看我经历过的一切——纷杂的思绪、飘动的情感、所有儿时的记忆和眼泪，还有我忘记掉的幸福时刻。那时我会更深地明白我生命的虚无，只因上帝的计划和爱，我这粒漂浮无根的尘埃在永恒中被他永远地定格在他的蓝图中。我们一起站在他为我制作的生命的相册前驻足，也在那里经历他给我生命的审判。

慢慢地我接受了这种失忆的感觉，作为有限的个体我不可能以完全客观、全面的角度看待我经历的一切，也没有能力破译生命中一切经历的秘密。因唯有超越一切之上的上帝才有资格和能力收藏这一切。我心中浮现出八年前的那个我：

那时的我像一枚青橄榄，带着骄傲与自卑，内在的孤独与外在洋溢的快乐和率直，与我青春的气息与活力一同追逐着世界上的一切。青春的痛苦和甜蜜的朦胧感烧灼着我内心敏感的神经，在校园小径的漫步中我开始写我密密麻麻、涂鸦一般的“天问”式的心语、诗歌一样的日记。在间歇性的自我沉醉中，我内心更加骄傲与孤独。不知哪一天，班里忽然来了一位韩国女留学生，这对我们来说都很稀奇，她已经三十出头了，好像比我大十岁，她的个子高高的，骨架上也比较大，看起来有一点点拘谨，她来我们班学习英语，在我看来她的英语和汉语都很不好，我对她有点好奇。她正好坐在我的后边，大概是我主动和她说话、聊天，过后她和我说，我告诉她：我和其他同学想法不一样，我认为自己很独特。从此她就开始为我祷告，并和我有了更多的接触。她的英文名字是Rose。一开始我习惯称呼她的英文名字，后来和她所在那群韩国人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长幼次序非常分明，带领我学习圣经的韩国人只要年龄比我小，就会非常尊敬地喊我姐姐，出于礼貌更出于爱，我开始称呼Rose为姐姐。从此以后我喊她姐姐。对我来说，姐姐这个称呼已成为她的专有名词，尽管有人喊她文姐姐（文是她中国名字的姓），但是直接叫她姐姐是我最自然的方式。

我也不记得第一次到她宿舍时的原因，印象中好像几个同学都到她的单身宿舍中去，她给我们播放《耶稣传》的光盘，大家坐在地毯上看录像，我看着看着就趴在她床上睡着了，《耶稣传》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后来有一个中午我去学校食堂吃饭，在那里我偶然遇上她，就请她在食堂吃饭了，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尽管我向来不在乎自己的生日，但是那天还是感觉有点特别，因为我的好友不知怎样得罪了我，我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吃午饭，吃饭时我就和姐姐透漏了我当时的情况。那天晚上姐姐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她那里去。我去了，她的很多韩国朋友一起为我准备了丰盛的晚饭，大成哥哥（一个胖乎乎的个子不高的韩国人，有点害羞，但是非常有爱心）还给了我一枝玫瑰，大家为我准备了一个好利来的生日蛋糕，一起为我唱生日歌并拍照留念。当时我心里很感动，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隆重的生日，但是内心的骄傲也使我对接受别人这么多的馈赠和祝福感到有一丝的不自在。以后她经常邀请我们几个人去他们那里吃饭或者一起玩。我和她越来越熟悉，对她的了解也越来越多，知道她在韩国有一份相当不错的护士工作，她是一个基督徒，在韩国带很多人信主了，但是主让她来中国，她就来中国了。随着更多的交往，我对她的信任与日俱增，尽管她的汉语还不是特别好，但不影响我们的沟通和交流。

快近暑假的一个清晨我接到姨夫一个电话，让我暑假直接去烟台，我妈需要做子宫肌瘤手术。我知道我妈的子宫肌瘤属于多发性葡萄瘤，长得特别快，而且很大，最大的一个肌瘤有初生儿的头那么大，而且妈妈的血色素非常低，我当时很害怕妈妈是恶性肿瘤。那时我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家庭带给我的阴影又一次笼罩在我身上。从小饱受家庭中父母与爷爷奶奶间错综复杂的战争使我身心俱疲，每一次家里给我打来电话都让我有不祥感，唯恐听到什么噩耗。这次清晨的电话，让我一天都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晕头晕脑中我把自己很珍贵的一只手表也丢在洗手间找不到了，唯恐失去亲人的恐惧感再一次在非梦境的现实中抓住了我，同宿舍的师姐安慰我，但是我不得安慰，我压抑着随时可能哭出来的情绪来到操场，那时天正下雨，我在操场的一个角落中打着伞哭泣，忧虑着妈妈的病情也担心着弟弟的高考。傍晚时分，撑了一天的我去了姐姐那里，希望从她求得心理上的安慰。懂医学的姐姐告诉我，妈妈的手术是个小手术，让我别害怕，但我心里还是害怕。最后她说带我做个祷告，在祷告中她把我带到上帝面前，也把妈妈的手术带到主的面前。当祷告结束的时候，我心里开始轻松了，但是另一个负担又来到我心里，我想我今天求告上帝了，如果妈妈的身体真的没事，这么大的恩情让我这辈子也不敢远离他了。暑假里我妈手术前的早晨，我五点多钟就起床，在小姨家的厨房对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向上帝祷告，祈求主让我妈的手术顺利、平安。那天的手术非常顺利，术后我妈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我把这些恩典都归给上帝，也从心里感谢主。

暑假回来后我们班几个人就开始经常参加姐姐的查经祷告小组，每次要去那里我都很不情愿，但是每次在那里唱歌、祷告的时候我都感觉像穿上了一件洁白的袍子一样，非常喜爱自己.但是过后我总是觉得在那里很浪费时间，我可以用那些时间做很多事情，现在我知道实际上即使不去我也利用不好时间.但是我内心一直不很乐意，有时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真信主，如果我不是百分之百地信主，那真是对姐姐的一种欺骗，对我也是一种勉强.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找姐姐告诉她说我不想信主了，希望她不要生气。我不记得姐姐说什么了，但是她说了很多,我中间让她用方言给我做个祷告，她就用方言为我祷告，她祷告时我说，我听不懂，你祷告一句翻译一句吧。我现在也记不清姐姐翻译的具体意思了，但是这个祷告真的深深地打动了我，我隐约记得她说：神知道我从小就在寻找他，他也寻到了我。祷告结束后姐姐抱着我哭了，我也哭了。我思考很久的要离开神的想法告终了，数年后我再见到姐姐时，姐姐谈起那次我主动找她不要信主的事，她说因为我的勇敢和诚实，她那一刻更爱我。随后大二下学期，我开始做家教，每次去姐姐那里查经也是急匆匆的，姐姐心里希望我能给主留点时间，可是我自己又很看重做家教可以赚点零钱供自己额外花销，有一次姐姐跟我说，让我做她的汉语家教，从此我每周晚上多了和姐姐相处的时间，我教她汉语，通过给她上课和她谈心、聊天。几年以后我明白姐姐其实不需要家教，只是为了在当时的情景下帮助我而已。跟姐姐查经学习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中间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也一起学习禁食祷告，去别的城市或校园短宣（可惜我当时没有勇气参加这种短宣）。之后姐姐离开济南去了郑州，这一次我们分别了四年未见。

临行前姐姐把我们几个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交给了和她一起的另外一位韩国姐姐，那位姐姐只比我大一岁，我内心深处不能完全接纳这位年轻的姐姐，在他们那里聚会一段时间后就离开了这个团契，我离开时带着眼泪和争辩对自己和那位姐姐宣告，我可以自己成长，我不一定需要这些仪式，我自己和上帝相处就可以了。

在没有团契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和身边的人没有任何异样地生活着，圣经也被束之高阁。但是上帝的话语还是埋藏在我内心的最深处。忙忙碌碌中大学就要毕业了，临毕业前夕的一天同桌提议我们去教堂我不记得我们是否去了，但是我知道自己当时内心也燃起了渴望.这段时间我认识的一位主内的弟兄Peter也鼓励我去教会，在我毕业工作之后我又开始去以前的韩国教会，这个教会还一如既往地充满着各样的年轻大学生，大家周间一起敬拜、查经、祷告、分享见证（这里的聚会没有圣餐礼，大家周日一起到三自教堂做礼拜，属于周间牧养型）.在圣诞节时准备各种活动，在那个大家都参与的节目中我慢慢放下了矜持，享受着热烈的气氛和爱。但在这个群体中我有时感觉自己好像老了点，一个老姊妹还需要年轻弟兄姊妹服侍和帮助总是有点不知所措，内心深处的骄傲让我感觉从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身上好像也学习不到太多的东西，但主一直在看顾和祝福这样的一个团契，在这个团契中越来越多年轻的韩国夫妇委身到这一群大学生的服事当中，而且我也看到比我小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也开始了全职的服事，我知道上帝的手在他们当中行事。

在我工作一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Peter带我到了管姐家的一个家庭聚会，这是附近几所大学的老师自发组成的团体（以老师为主，也有一些信主时间很长的老基督徒，最多时是十人左右，在这个小组里我的年龄属于偏小的），大家主日去教堂做礼拜，周末找一个半天固定到管姐家查经、分享见证和祷告，那时我开始认真对待我的信仰，从内心深处产生想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愿望，半年后也就是2003年7月27日我在三自教会受洗了。

2004年我来到了北京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姐姐现在也在北京，当我联系上她时内心充满了欣喜，分别四年后我们在北京又相遇了！这时我刚来北京，也刚来北京的新教会，对教会还有很多的不熟悉，但是这次我不会因人而逃离教会了。姐姐很高兴再次见到我，她的汉语已经相当地道了，她在继续带学生事工的门徒训练，周间的课程她也邀请我参加。这次我又和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一起查经学习了，因离家较远，我晚上就在她家里过夜。在四年后我和姐姐又有相处的时间并且能促膝长谈，我们内心都很感恩。每次我们晚上卧谈之后，姐姐第二天早晨都照样早起读经祷告，我常常惊讶姐姐怎么能这么早起床，她说：我起床和我的新郎见面当然有动力啦。姐姐也经常早晨五点起床在她所居住的校园边走边为校园祷告，求神松这块土地让他们撒种。姐姐也曾经作了一幅油画，画面是暴风雨前夕，天色阴暗，一个撒种人在风暴来临前屈身快快播种。这时我对姐姐也有了新的认识，我以前把姐姐只看作我属灵的妈妈，是爱的化身，但是在北京的再次相遇让我认识到姐姐的智慧，无论我的工作、生活还是个人感情问题，她都给了我很好的指导，这些帮助让我至今受益。那时我曾经犯罪跌倒，姐姐知道后拉着我跪下为我流泪祷告，我一直不能完全醒悟，姐姐一直为我祷告，即使我不和她说什么，我灵里的情况她也非常清楚。她通过我济南的姊妹给我发短信劝诫我，当我被主管教后从内心生发出来的悔恨和惭愧让我在一段时间内难以面对主和姐姐。后来遇到我身边的人跌倒的时候我才深刻体会到姐姐恨恶罪、爱灵魂的心是何等的恳切。在我结婚后有一次和Peter闹矛盾，我赌气不回家想去姐姐家里过夜，在姐姐家吃完晚饭后姐姐用不容置疑的喜乐的语气告诉我让我回家，并要给Peter买一个礼物回去。这对我来说像天方夜谭，但是我听从了姐姐的劝告，在回家的路上我心中充满了喜乐，我也确切地知道上帝已借着我的顺服祝福了我的婚姻。

在北京短暂的一年多的相聚之后姐姐在2006年春天又离开了北京，到别的国家继续她的使命，但她心里一直装着中国，她写信告诉我，她所在国家的门徒极其惊讶她对中国的热爱，她说她没有办法不爱中国。姐姐现在已经四十出头了，还是单身，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会告诉我她的疲惫，希望能进入婚姻。已经大半年没有姐姐的音讯，但是我心灵的深处一直都牵挂着她。她有很多的门徒，她的训练方式就是按照主耶稣的属灵倍增的方式来带门徒成长、扩展神的国度。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爱姐姐，我只是其中爱她的极普通的一个，姐姐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但是我确实地相信她的子女众多，比那有孩子的更得祝福。她带给我的爱不是高言大志，但使我终生难忘。每次我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都知道自己远没有姐姐那样深沉的爱，每次想到上帝派他的使女跋涉千山万水为我传美好的福音，我心里就很感动。我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信主的，从我以后我妈妈、弟弟、表妹、三姨都信主了，我们都是茫茫人海中最普通的人，神的救恩透过姐姐传递到我身上，也打开我们家福音的大门，尽管我们都有各样的软弱，但是我知道神的国近了，从一个家庭的改变中我看到了神对这片土地永不放弃的爱。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姐姐，但是我知道在永远的天家我们一定会重逢。

我很感谢神，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出来服事他。这一路上真的充满了神太多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我很愿意在这个时候来与大家分享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和带领。我真的觉得如果一个人愿意去听神的话，愿意去——不止是传福音了——真的愿意去遵行神的话时，神奇妙的作为会让你目瞪口呆。甚至，我有时觉得，跟随主、服事主的这一路真的比看电影还有意思，常常充满了惊险和刺激，比如说——好，现在我开始讲讲我的故事。

大一时我刚信主不久，很热心。当知道青海大部分地区的人还没听过福音时，我和另一个从南方来的弟兄（他当时大学五年级了，在医学院念书），还有另一个英语系的姊妹，我们三个人一起，就离开西宁到偏远的地区传福音了。当时，我们打算围着青海湖走一圈，一方面为了传福音，另一方面想了解这些地方到底对福音了解到什么程度。起初并没有什么目标，我们只是拿着一张地图，确定了路线，就买票过去了。

几天之后我们计划到哈尔盖。在去往那里的火车上，我们听到列车广播，说有一个孩子得了急症，车上如有医务人员，请赶紧过去帮忙。我们此行目的就是要接触当地人并向他们传福音，眼前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于是我们背着包就到了指定的车厢。当我们过去后，发现孩子其实只是得了肠胃炎，当时是夏天，我们只给了他半只保积丸，吃了就好了。好了之后我们回来自己的车厢，孩子的爷爷就找过来，同我们聊天，向我们表示感谢。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向他传福音，并告诉他我们这次围青海湖一圈，就是为了传福音，让人们认识耶稣。他听了后，用“年轻有为”四个字来形容我们。

火车到了哈尔盖后，我们一下车，放眼望去，周围全是山，火车站旁边有几排荒废的平房，房子的门窗都没有了。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傻眼了，“主啊，这可怎么办呢？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呀。”而那个姊妹更“属灵”一些，她说：“没事，神既然带着我们来了，我们就去！我们凭着信心，去找人！”另一个弟兄很无奈，便说：“这个地方我不熟悉，所以你们决定，我来顺服。”作为队长我实在感到有些不踏实，于是我和姊妹便开始商量，两个人讨论来讨论去，也决定不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刚才那个大叔——就是生病孩子的爷爷下车了。他对我们说：“这地方连一个住户都看不见，山里又可能有狼和熊。你们还是不要冒险了。”而我们还在犹豫。这时列车长和列车员也都下来了，劝我们说：“年轻人，这样不合适，千万别冒险了。”当时在车上我们发福音单张，宣讲福音，对车上的人们态度都很好，所以列车员对我们也都很客气。我们听了他们的劝告，就都上车了。

弟兄姊妹，讲到这里，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地方很奇怪？火车在哈尔盖通常只停五分钟，但那一次，我们在车下犹豫、讨论，连同大叔、列车员劝我们的时间，加在一起足足有四十分钟。为什么火车一直没有开走？上车后，我们才知道，在那段时间里，前面有一列车发生了故障，我们坐的这列车由于是慢车，必须让行，等到情况都处理好了才能走。现在你们知道了吧，正是神看守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他怕我们做错，陷入危险，于是借助这样的方式，使我们的这列车停留了这么长时间。如果列车正常出站的话，五分钟后就开走了，你说我们三个人怎么办？当我们知道这一切时，心里真是充满了感恩与激动，我们说：“主啊，太好了，真的谢谢你啊！”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对这一路就充满了信心。

更奇妙的事情还在后面，当我们在车上补了票，打算去另外的地方时，那个大叔过来跟我们说，他认识一个住在乌兰的人，瘫痪在床，丈夫死了，儿女又都不管她，很可怜。大叔就问我们可不可以去看看她，因为她很可能需要福音。于是我们就决定去乌兰。

到乌兰后，我因为是当地人，就留下来看守背包.我的两个同伴去找她。一般来说，这样长期处在被拒绝被忽略状况下的人缺少关爱和同情,心里会充满苦毒、绝望以及对人的冷漠.但是她当时听到福音后马上就相信了，并且当场受洗。真的，我相信在这之前，她可能不认识神，但却呼求了很久，她一直在呼求神。神听到了她的声音，便把我们带过去，让她听到福音，信主受洗。我不知道今天她是活在世上，还是已经被主接走了，但我知道那个人因着我们去而得到了永恒的生命。

一路真是经历神奇妙的带领，因为在这里时间有限，我就不全部说了。且说我们按照行程就要回西宁了，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下了车，找好地方，安顿下来后，我一摸口袋，发现只剩十来块钱了，而那个地方离西宁还有差不多三百公里。我们三个人是把所有钱都集中在我这里，由我按照计划来分配。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经验，不太会分配钱，到这里就都花完了……原来我们在进村子里之前，怕给那里的人增加负担，就自己买了方便面、火腿肠等带过去。那里的人在我们去之前连方便面都没有见过，结果煮面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很惊奇：“哎呀，这是什么啊？这么奇怪啊！”这里的人生活真的是相当贫穷，尤其是在一些很深的山沟里，刚好发了水灾，粮食都冲走了，我们就拿出一些钱来给他们。

我坐下来把所有的行李都翻了一遍，把所有的口袋都掏了一遍，结果什么都没有。我怕两个同伴担心，也没敢告诉他们这个情况，就自己在那里祷告。就在这时，包里掉出来一个笔记本，本子里都有夹页，我随手一翻，两百块钱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里狂喜，不住地感谢神，知道这是神的供应。因为从情理上说，我没有道理把钱放在笔记本的夹叶里，除非我想贪污。是神奇妙的供应解决了我们的急需，我们就用这些钱住店、吃饭、买票回来。

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实在经历了神太多奇妙的恩典。我可以再讲一个故事.我上大学时，宿舍里都是来自海北的同学.（编者注：青海省境内，青海湖以南的地区统称海南，青海湖以北的地区统称海北）海北有五个县，最北面是祁连县，祁连县再过去就是甘肃了。那时，听说祁连县有一个老阿姨是信主的，我就想去看看她，也想知道那里还有没有基督徒。从西宁到祁连之间绵延着祁连山脉，我需要坐车盘山九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祁连县城。

结果我去看阿姨的时候，她们村里的桥被水冲断了，无法进村，我只好回来。但回来的路上有一个困难。那时回西宁或门源的车已经没有了，只有一辆车到甘肃张掖。如果要坐这辆车，我只能坐到下一个路口，在路口再搭便车回西宁或门源。但当时我实在没有信心在那个路口搭车，因为那个路口周围全是山，经过的车很少。当天如果坐不上回西宁或门源的车，我身上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住店，即使住下，第二天我怎么回来？！这让我实在很为难，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连祷告也祷告不下去，我就坐在一个小饭馆里，光顾着挣扎了。就在这时，开往甘肃张掖的车就要发车了，这趟车其实和我没关系，可就在车要开走时，那个售票员忽然问我：“哎，小伙子，你走不走？”我打不定主意，突然发现我前面的桌子上有瓜子，我就抓了一把放在裤兜里，一边走一边说：“神啊，如果这些瓜子正好是十颗，我就走。”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我在那种情形下想不出别的方法。结果我数了数抓出的瓜子，正好是十颗，我就立刻跳上了车，坐到那个路口下车，准备拦车。这根本就没那么容易，从那个路口经过的大都是货车，几乎没有客车，我站在那里，看到一辆一辆大货车“轰”地开过去。我拦了差不多三个小时，还没拦到车，那时，天也快黑了，乌云也都堆了上来，而且又开始下雪，我又没吃午饭，又饿又冷，背着包，一个人孤零零站在山路上。我真的顾不上祷告了，只是想拼命拦车。又向神发牢骚：“神啊，你太过分了，你怎么能这样，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不管。

结果，差不多六点时，开过来几辆车，在我站的地方停下来，原来是交通警车，从警车上跳下几个交通警察。当时，还没有其他车过来，我就过去和那些交警聊天。他们说：“神经病！下了班，还下着雪，队长非要我们来查车！”你知道吗，原来这是两年来，他们第一次到这个路口查车。当时我马上就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了！！所以很后悔，我知道自己不该埋怨神。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在人眼中是很小的角色，但是神却看我是宝贝，神让我经过几个小时的挣扎，我本应该学习如何依靠神，但是却完全把注意力放到了自己身上，神怜悯我的软弱，也一早就看顾我的需要，竟然把警车派到我的身边。真是如《圣经》里说的，“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那个队长认识神吗？不认识，但是神照样让他派人过来，替我拦车——交警拦车谁敢不停？我们聊了一阵子，关系也不错。后来驶过来一辆长途货车，后面还带卧铺的那种。交警就对司机说：“这是我的朋友，你把他带回去吧。”我就在车上躺着舒舒服服地回去了。那时，我就想，能够认识神，是多么大的荣耀啊。

我毕业的那一年，神就呼召我出来服事他。其实一直以来我家里都有些困难，神呼召我时，我放不下我的家庭，因而心里犹豫不决。后来我去找了一对与我关系不错的母女，跟她们说：“神呼召我了，怎么办？”她们都是基督徒，我满以为可以从她们那里得到支持和安慰，结果她们说：“你爱神，这是没错，但你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如果你出来服事主，你的父母谁养活？你家里那么多的担子怎么办？你不觉得这样做太不孝、太没有良心，也太自私了吗？”我承认这的的确确是我特别敏感的地方，但我又不愿意去面对，神就是借着这两个姊妹把事情挑破，我便必须得面对了。晚上我回到家里（当时我是住在教会里），别的房间里面都有人，我自己在客厅里面祷告，经过很大的挣扎后，我听到神的回答，“孩子，我为了爱你，连命都舍了。”神只是告诉我这一句话，但是我明白我该怎么做了。后来我又去找那两个姊妹，说我还是决定出来服事，她们就问我：“你靠谁养活？”我当时回答他们：“神会养活我啊！”谁知那个姊妹用一种非常冷的眼神看着我：“不要说得那么好听，还不是靠别人养活，一个大男人，不觉得丢人吗？”你知道这也是我当时一个特别敏感的地方，神真的不客气，又借着这个姊妹给我挑破了。后来我又回去祷告，我说了很多顾虑，但是神说：“不用怕，我养活你！”

毕业后，神带领我去了海北，不到一年的时间，因为很多原因，我又退了回来。可是心中一直对海北有负担，后来我又回到了海北。我在海北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我的很多同学毕业以后分配在不同的村庄，在当地卫生院做大夫，所以我有机会去不同的村子，一个是跟他们建立关系，另一个就是可以向别的人传福音。

海北是藏族自治州，而我常去的是门源回族自治县.这个自治县夹在祁连山脉中间，那里的人感觉就像在山的夹缝中生活，好像从来没有人在乎过他们.海北的人一直很自卑，最大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一直被人遗忘，被人忽略。我去的时候，很多村子里面非常封闭和落后，贫穷是当然的了。我知道有一个村子里只有两个孩子读初中，村民们真的完全靠天吃饭，收成也不好。但是呢，关键是什么——老实说，生活得差一点的我已经见多了，也不觉得怎么样——但关键是他们里面，常常有一种“死亡”的状态。包括年轻人，没有一个人觉得生活是积极的。接触过海北的学生的人都知道，他们非常害怕跟陌生人打交道，真的到了一种程度“打死也不说话”。我们一个北京的弟兄假期去了，跟他们搞活动，你知道那些海北的学生已经高中了，弟兄问：“你喝茶吗？”“不喝。”“喝点吧。”“不喝。”一直摇头，然后弟兄说：“必须要喝！”他们才端起来喝了。就是那样的一些人，那样的一个状态，我心里面看了真的觉得很难过。

我觉得这群被忽略、被藐视、被遗忘的人肯定需要福音，而且他们生活的确很困难，神就特别让我看到我们不能够只是对他们说“神爱你”、“我们爱你”这些话，我们一定要把神的爱在这群人中彰显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里就有一个想法：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帮助他们。但究竟是做什么事情，如何帮助他们呢？我想到了学校，就到当地村子里的学校了解了一下学生们的失学情况，校长就了我一张长长的失学学生名单。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很多老师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工资去求学生来上学，因为学校的生源如果损失得太多，这个学校就办不下去了。我向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说，我打算要帮助他们，让失学的孩子回来上课。其实我当时只是去了解情况，但我又必须为我了解情况找一个好的理由，否则他们怎么会接待我呢？

那些老师们高兴极了，他们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盼望开学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回来上课，可是越到开学，我的心里越着急，因为我一分钱都没有，拿什么资助那些孩子回来上课啊？我告诉主说：“主啊，怎么办啊？真是对不起他们，第一次就把他们骗了，虽然我不是故意要骗他们，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会觉得我不诚实，基督徒不诚实，以后怎么再接触啊。如果我出去募捐筹钱的话吧，这些人都这么穷，我要找谁募捐呢？”而且我自己听过很多前辈们靠信心仰望神的例子，其中英国的慕勒开办孤儿院的事情更是影响我很深，我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如此经历神的作为。

那天晚上我就和一个姊妹交通，坦陈我的景况。当时正好有一个深圳的姊妹和一个甘肃天水的姊妹来青海旅游，第二天一大早，那个深圳的姊妹就先过来，含着泪水说：“你们这里真的这么需要，我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所以我不坐飞机回去了，我改坐火车回去。我把买机票的钱留下来，你看看能不能帮你们做些事。”她奉献了2100块钱，另外一个天水的姊妹又奉献了600块钱。我们用这2700块钱资助了14个第一批的学生。

后来往神奇妙的带领，我有机会来北京，并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北京的弟兄姊妹.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没做什么事情，但是一些弟兄姊妹听到后就很感动，他们不光在经济上支持我们，更是亲自组织到青海短宣，到那些村子里去祷告，去传福音.他们并不是随便观光旅游一下,而是尽量地去向那里的人传福音，为他们祷告，我自己非常受感动。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姊妹，她去的时候，连续好几天，声音一直是嘶哑的。我姐姐和她住过同一个房间，她说这个姊妹几乎没有停止过祷告，我姐姐睡觉的时候她在祷告，我姐姐醒来的时候她还在祷告。就是因着这些一个一个的人，使得那个地方终于发生改变。这些弟兄姊妹所做的那些事情，所带来的那些祝福，是不能够磨灭的，也是神会纪念的。

我第一次去海北是1996年，一直到去年暑假，我们所资助的学生当中，才有25个受洗归向主。更奇妙的是，他们信主之后，积极地传福音给家里的人。你知道在他们心里建立信任感并不是那么容易，虽然我会说本地话，但实际上直到前年，他们才知道我们确实是要帮助他们，而且我们本身又不是有钱的大机构，我们也不会是给学生们学费，比如说，他们一学期的学费是800元，如果我们钱不够，我们就每人平均分400元或者500元，当然也不一定很平均，有些人情况太特别了，我们也会800全部给。因为有彼此的了解和实际的行动，我们才慢慢有了彼此的信任。从前年开始，我们才跟家长说，把学生们召集到一起，我们有三天的夏令营。那时神也预备合适的人来帮助我们。头一年并没有多少人信，今年暑假就有二十多个人信主。其实我们对受洗要求很严格，我们不希望他们接受了资助而从情感上不好意思拒绝，我们希望他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为了讨好我们。这些孩子们非常认真地接受主，而且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真的动工，给他们很大的改变。有一个大姐，我们去她家的时候，她说:“你们什么时候也给我们来一次这样的聚会吧，你知道我儿子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跟我谈过任何一件事情，可是从你们那个聚会回来以后，他那么认真、那么严肃地跟我谈到神的创造，耶稣基督的救赎，将来的审判什么的，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我太惊讶了。”我知道这是神自己做成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青海海晏爆炸成功的，因为这个原因，一直到现在，整个海北（海晏属于海北这个范围）也没有完全开放，只有海晏县城的局部地区作为原子弹试验基地的纪念馆开放了.大部分地区外国人是不能随便进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外国传教士去，而因为荒凉偏僻、山路险峻，咱们国内的传教士也很少有人去。我第一次去门源的时候，在山里面绕了七个多小时才绕到.感谢神，现在这块土地终于结出了果子，虽然用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真的开始改变.有一个学生的父亲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两年多的时间白天不敢见人，一见人就紧张得浑身发抖，同时咬着自己的牙，面目狰狞。他看遍了大小医院，后来为了治这个病，家里面求神拜佛，摆满了佛像.也常常求了平安符回来喝，他说光喝符就喝了一肚子，但是也一直没什么好转.去年圣诞节之前，我们去他们家传了福音，除了父亲以外他们听了就都信了.我们为他们祷告，其实我们自己并没有很大的信心，我们只是说，你们有空应该把那些佛像处理掉.然后我们请当地的一个弟兄进去向他的父亲传福音，结果一进去他就跑出来了，说学生的父亲因为害怕而发抖，其实他自己也怕。我的姐姐就在纸上写了一些祷告的话,很简单，“耶稣，请你拯救我”之类（因为他这个状态不能写太长的话），就拿给他儿子，让他试试看，如果可能的话，让他的父亲照这纸上的话念一念，当作是他的祷告。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收到一封信，写得洋洋洒洒，大意是说，很感谢神救了他，将他完全释放，让他见到光明，署名竟然就是那个父亲。我和我姐姐都不敢相信，心想是不是有什么骗局或阴谋诡计什么的。谁知过了一个多星期，这个人居然按着我们家的地址找到我们了。他说只是来看看我们，想要一本大字的圣经。而且，就在找我们的那晚，他跟他的两个小舅子传了福音。后来我们再去他家时，邻居们都为此而惊讶。虽然我们不能常常去照顾他们，但神似乎特别看顾，学生的父亲自己读圣经时特别有亮光，很难想象他曾经是那样一个人。

感谢主，让我们经历到他的信实。你知道吗，前面的好多年，我们真的看不到果效，有时候我也想放弃，没有力量做下去。有很长一段时间，除非到了开学我必须给学生们学费的时候我才去，我真的觉得走不下去。尤其刚开始的那几年，都是我一个人坐车去，很多时候心里也想象说，如果那个山突然塌方了，路不通了，我就能心安理得返回来。真的常常有这种挣扎，但是在一些细节当中，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里面，神不断用这种方式向我显明他的爱和作为。度过了那些难关，随后发现神突然之间为我们打开那扇大门，或者说神为他自己的国度打开那扇大门.差不多到第三、四年的时候，我的姐姐也开始蒙神呼召和我一起来做这个工作。我刚说过了这些年我们家一直处在一个大的困难里面，我已经是传道人了，我父母是基督徒，虽然他们有点挣扎，但基本上还能接受这个事实。可是对于我三姐，他们可真的把她当作支柱，一直靠着她生活，可是偏偏这个时候，神也呼召我三姐.我三姐就问我的意见，我没有拦阻她，只是说：你祷告，如果你清楚了,我们就一起来服事，我真的很愿意。我也鼓励她，人这一生很短暂，你真的要去抓那个该抓的东西，抓那个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老实说幸亏有她，如果没有她的持续的支持和帮助，我也真的很难支撑下去……我们的事工以学生工作为主，资助学生上学的同时向他们传福音。我在西宁还有我们的教会，需要我去牧会，事情特别多。很多人问我，你们西北到底缺什么？我自始至终都觉得缺人！老实说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是钱，2700块钱你可以支持7个人，你可以支持14个人，甚至还可以支持20个人。这只不过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人们最在乎的不是你给了多少钱，而是说他们发现有人关心他们，有人愿意爱他们，有人愿意体恤他们，他们的心灵就因此而发生改变。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有人愿意透过那一点点钱把神的爱彰显出来。

学生事工我们接下来一直在做，后来也有别的机会来帮助一些学校。有些小学太单调了，除了上课什么都没有。在海北的山沟里几乎很少人家有电视，课外书也很少，所以他们特别封闭，见了人就害羞得不得了，我们都跟他们认识了好多年，见了我们可能跑过来拽拽我们的袖子，也不说话。如果城里人看见了肯定会非常希奇，都不敢想象，他们都那么大了，初中毕业了，见到你那么害羞。但神非常奇妙，透过北京的一些弟兄姊妹，包括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通过他们能够买到一些便宜的图书，送给学校，也和学校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每逢去学校，学校都很欢迎我们。不过可能是弟兄和姊妹之间有差别吧，我每次去，都不太愿意在学校里或者别人家吃饭，我觉得很花时间，太麻烦了。我姐姐就不一样，她很注重关系，有一次她去一个回民的学校，受到特别的欢迎，学生们都列队欢迎她。村子里的阿訇说：“来吧，来吧，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就一点点土豆，一点点馍馍。”结果我姐姐去了一看，何止一点土豆和一点馍馍，又是鸡肉，又是羊肉，摆了一桌子。但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也奇怪（笑）。你知道在我心里面，有很多地方想要去，可是却是去不了的。其实不是我想去，而是那些地方太需要。现在这个平台都搭建好了，只是我们没有更多的人力和能力把触角伸到更远的地方，像海北这么多县，比如祁连县，我们一直打听，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传福音的人，当然外国宣教士不用说了，他们不允许去那个地方，我们国内宣教士也没有人去过，海晏县就只有那么十几个信徒，都是最底层的，刚察县也没有。真的，有很多的地方都没有听过福音，这个地方是以汉、藏、回为主的地区，到现在为止，信主的几乎都是汉族人。像这次受洗的人中，有一个回族人，两个藏族人，22个汉族人，藏族等少数民族信主的还是很少。我有时候祷告：“主啊，求你兴起更多的人，来向这个地方的人们传福音。”福音带给他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听后相信了，我们就成为弟兄姊妹了，不是这么简单而已，而是他们的生命要得到拯救，并带来改变。盼望神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起来到这些地方来服事。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交错居住的地域，在我服事的过程中，特别体会到了不同民族之间因文化的差异而带来的张力.今年7月，我刚刚结婚,我的妻子是一个藏族的姊妹.我认识她是在1994年，那个时候是她生命最挣扎的时候，当时她听到福音已经有一段时间，她一直在犹豫，一直在挣扎，面对耶稣她要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我听说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她瘦了十多斤，到了最后，她还是决定相信了.她1995年受洗，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她受洗的时候青海大概只有她一个藏族基督徒。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在前三年的时间里，她受到特别大的反对和压力！她信主了，在人面前宣告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没有丝毫隐藏，结果来自家庭的、来自民族的压力接踵而至。我觉得神在她身上赐下了特别的恩典，为什么呢？据我所知，藏族基督徒大部分不敢在人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我妻子从信主一开始，就公开承认，并且在单位里也不避讳自己的身份，甚至她还用圣经的话来告诉别人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结果，很快引来很多人的非难。她母亲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和她说话，以前她每个月来西宁聚一次会，但是后来她不能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家里的压力太大了，她每个星期都回家，家里人没有人跟她说话，她就一个人安安静静把床整理好，把该洗的衣服全部洗完，也把饭做好并摆在桌子上，然后一个人哭着离开。因为她家里人不理她，认为她是家族的败类，甚至她哥哥写信回来说，干脆杀死她算了。虽然她当时不能来聚会，但是我们都认为她在家里所做的一切都是表明她持守了她的信仰，也是应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每天哭着为她祷告。那个时候我们的关系很好，她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姊妹，爱唱歌，照她自己的说法，是一个非常“野”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听到她有什么困难，就跪着为她祷告。差不多在两三年之后，她和家人的关系才慢慢好起来。后来她的妈妈终于来县城她工的单位看她了，妈妈背着馍馍进到她住的小房间里，把馍馍放下，看着她，就一直哭，哭完就走了。你知道这样的景况更让人受不了，我们有一个藏族弟兄，在他那个地方大概就他一个基督徒，他有一次回来跟我们说，他年迈的妈妈蹲在他的脚底下，哭着说，“你能不能不信啊？你能不能放弃啊？！”他说宁愿妈妈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把他杀了，也不要看到妈妈蹲在他面前哭泣，这个时候简直比刀子扎心还难过。

但是感谢主，经过这么多年，她终于坚持下来。那个时候她也常常被公安局追踪，也常常被请去“喝茶”，但是她真的很坦然，有机会就去见证她所信仰的。所以这么一个姊妹，当然很有吸引力，对吧（笑）。一开始的时候她特别希望嫁给一个藏族人，为了见证，为了福音。我虽然很喜欢她，但是心里觉得或许藏族人更合适她，我就退下来。之后我们俩彼此都经历过一段比较失败的恋爱。虽然我不再关注她，但她还是很吸引我，特别是她在主里的执着，不惜任何代价！请原谅，我这么夸我的妻子，那是神的恩典，不是别的原因。

我的妻子是特别爱干净的一个人，甚至有些洁癖。有一个姊妹说：“我都不敢去你们家，因为你们家太干净了！”曾经从藏族牧区来了一个小姑娘，生病了，我估计是蛔虫引起的肠梗阻。牧区的孩子一般没有条件讲卫生，这个小姑娘一直肚子疼。她刚来的时候，我替她洗衣服，我的手都不愿意伸到洗衣盆里，因为衣服里面满满的都是虱子，我都没有办法下手。我帮她梳头，用篦子刮，我浑身都觉得麻酥酥的。这个孩子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我妻子整晚一直抱着她，哄着她，第二天我妻子带她去医院，我在家叠被子，我当时没有戴眼镜，她的床单原本是白色的，我就觉得好奇，床单明明是白色的，怎么上面有好多花点呢？你知道那个小姑娘头天晚上都已经洗过澡了，也已经洗过头了，睡了一晚上后床上还到处都是小虱子。隔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她来西宁聚会，我坐在她的旁边，还看到从她的衣服上爬出一个来。当时她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哭着为她祷告的印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心里。我特别感谢神，因为神的爱能够那么深的在她里面，让她成为一个去爱她的民族的人。

可是你知道我们结婚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谈恋爱不久，我请一个弟兄去他们家说媒，她的父母对那个弟兄说，“她们可以结婚，不过需要有条件，第一，就是要放弃信仰；第二，如果不放弃信仰的话，就离开这个地方去别的地方生活”.因为她们知道要让女儿放弃信仰不容易，而且这么多年的尝试都失败了，也不打算再做尝试.我的妻子在传福音上非常大胆，经常去学校和学生们讲耶稣，胆子非常大，照别人的话说，比较夸张，很狂。她从来不掩饰，很多藏族人都知道她是信耶稣的，他们常常提醒我妻子的父母说，“小心一点，你的女儿很有危险，如果这样下去会活不长的”。她的父母很不放心。他们知道我是个汉族人，就很不放心，后来听说我也是信耶稣的，再后来发现我不单单是信而已，还是个狂热分子，很类似他们的喇嘛那样，专职的（笑），他们就更担心。所以他们说，如果你们要结婚，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其实我也理解他们是为我们着想，是怕我们的生活真的有麻烦。她的父母后来又把条件降低了，因为我妻子的工作是在当地，他们说，如果你们真的要生活在本地，你们两个人自己悄悄地信就好了，千万不要再有什么活动，什么都别干。

我们理解父母的难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盼望能够让她的家庭得到祝福，所以我们两个人作了一个决定，要继续等。不是非要等到她的父母同意，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同意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而是我们要让她的父母看到，我们是为了尊重他们的意见而愿意等待。同时我们也一直在祷告：“神啊，求你给我们一个确据，让我们知道这婚姻是你所设立的。”

这样一等就等了一年多，在这个过程中碰到很多的困难，不光她的家庭反对，连藏族的弟兄姊妹都反对，甚至有一天他们开会，讨论我们婚姻的可行性.他们反对一个藏族姊妹嫁给一个汉族人？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你知道很多汉族人在努力地服事藏族教会，而且不该有那样的概念.我心里很难受，觉得很委屈。在这个过程中，魔鬼也趁机来搅扰我们.说实话，因为困难太大了，我的心里都有些等不下去了，我跟神说：“神啊，不是我不愿意等，你让我无期限的等，那有什么意思呢？”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祷告，决定这次不用请媒人，而是我自己去见她的父母。为了保险起见，在我去的前几天，我让她回去先见见父母，通通气，万一我去了见了老人家却被赶出来，那多尴尬啊！当她回去的时候，她的父母告诉她：“没有可能，你死了这条心吧！”她听了以后也很无奈，她问我的想法是什么，我说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情绪有些低落，但还是决定去她家一趟，要知道结果究竟是什么。动身前我很明确地祷告：“神啊，面对这个藏汉的婚姻，我里面也有压力，也有挣扎，有时候我也想退缩，因为这个挑战实在是太大了，虽然对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姊妹，但是想到一些实际事情的时候，我里面也有压力，神啊，你一定要让我知道此行你的心意是什么，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我愿意顺服。”

祷告后我就动身去她家了，实在没想到这个过程竟是如此奇妙。见到她的父亲，我先在心里酝酿半天，还没等我说完两句话，我的准岳父大人就拍着我的腿说：“小伙子，不用那么紧张，别担心，等你们把房子收拾好了，我看你们也差不多结婚吧！”藏族的习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会端上奶茶和馍馍。那个时候刚好她的母亲端着奶茶上来，她用藏语问妈妈觉得我们怎么样，她妈妈说：“我看也差不多吧。”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是这样的态度，丝毫没有拦阻我们的婚姻，神的旨意完全显明，我们就顺顺利利地结婚了。

结婚后，我也参与到当地教会的服事中。我刚才提到过，我本身在西宁的教会已经开始一年多了，我的姐姐除了和我一起关注学生工作外，还负责牧养另外的一个教会。学生工作是一个很花时间的工作，在西宁的牧会也要继续，而在这里的教会一直以来都是我妻子在负责，她自己还要上班，也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我去了以后，就和她一同参与到这些服事中来。我请大家为我们祷告，这里真的很缺乏工人。我不在西宁的时候，我的姐姐就帮助我照顾西宁的教会，她在西宁聚完会后，马上坐车赶到另外的教会去，为了我姐姐在西宁服事，另外的教会只能改在下午聚会，我也需要两边跑。我知道这个状态无论对于教会还是我们的家庭都不好，但是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调整。所以我们现在很紧张，压力也很大，请大家祷告，求神兴起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参与到神国度的事工中去。

我的妻子是一个完全不会欺骗自己的人，如果她不爱我的话，也不会嫁给我，我们的关系很好，在结婚以前，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是最互相敞开的人，她可以打电话骂我，指出我的问题，我也常常跟她谈心。但是，结婚后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普通夫妻间的关系那么简单，对于一些事情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就是汉藏民族间无形的隔阂存在于我们的关系中，让我对不同民族之间的张力有了更深的体会。有几件事情给我的震撼很大，就拿今年中秋节来说，正好赶上教会有事情，我没有回家去看我的父母，我们就一起在教会里说起中秋节这回事，我聊起来，说汉族人是很看重中秋节的，基本上只有中秋节和春节是彼此馈赠礼物的。那些藏族弟兄姊妹就说：我们不过中秋节，并且蒙古族人恨死中秋节了，因为汉族人当年在月饼里夹暗条通风报信试图杀死成吉思汗。我当时就问，这到底是传说还是历史事实呢？他们的反应很激烈，说，当然是真的，他们一个蒙古族的同学中秋节的时候把月饼摔到墙上等等。我很难受，我知道他们是在用蒙古族来映射他们自己心中的疙瘩。这些弟兄姊妹在平日里和我关系都非常好，常说说笑笑的，那天他们竟用“你们汉族人，你们汉族人”这样的词来讨论，原来他们心中的那种积怨还是那么深，我在一群藏族人中间觉得自己真的很孤立，那种民族和文化的隔阂让我很无助。虽然我也在努力学习藏语，期望有一天能够用藏语来讲道，虽然他们有些人也开始称呼我藏语的名字，但是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汉族人要怎么做，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够除去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我当时就祷告：“神啊，我真的要成为你的和平之子，成为你所用的人来介入到这两个民族之间。”在那里每个礼拜天我都用汉语来讲道，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用藏语来讲道。有一次，我的妻子在主日头天的晚上，看着我，说：“唉，明天你又要用汉语讲道，你每次都用汉语讲道，我怎么这么难受啊？”我听了以后，心里真不是滋味，连我的妻子都认为我用汉语讲道很难受，我主日都觉得自己讲不下去。我觉得人们一边在听，同时心里也有拒绝，我硬着头皮，祷告神说：“主啊，帮助我来分享。”还有一次我们在汉族小组学习，有两个国外的宣教士也一起来参加。我们一同祷告的时候，其中一个宣教士说：“主啊，你饶恕我们，因为我们外国人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懂比中国人多。”他们说自己心里有属灵的骄傲，求主来饶恕。我当时听了以后，就很感动，晚上跟我的妻子分享，说那个宣教士的祷告很让我感动。可是我的妻子听了以后一下子情绪就不对了，她说了很多话，其中有一句说：“你有感动吗？你不觉得你们汉族人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吗？”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她说你好好想一想，其实你们汉族人面对我们的时候，总觉得我们是一群落后的愚昧无知的民族，你们常常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给我们讲道。甚至我来北京接受神学培训的时候，她跟我说，你们汉族人太能说了，你们汉族人看起来懂得太多了。

当我冷静分析自己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潜意识中的的确确存在某种程度的优越感，不同的人可能程度不同。可是人是很敏感的，藏族人更敏感，他们根本就不喜欢汉族人。前段时间，我的小舅子带着他的儿子来我们家，这个小孩子一句汉语都不会说，我就随口说了一句，“他可能上了小学以后才学汉语吧。”孩子的爸爸说：“不，等他到了七岁以后我就送他去当和尚！”当然，他不是真的要送儿子去当和尚，而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他为什么要学汉语？我一下就觉得我们的关系很紧张，我束手无策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

结婚以前，我和我的妻子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张力没有这么明显，结婚后，我作为藏族的女婿进入到他们之中，感觉来自民族文化的差异还是那么明显。我不能为自己找理由，其实越找理由越不好，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虚己，去真心服事他们才能缓和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我自己没做，但是我的祖先真的作了对不起他们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这两个民族彼此之间的关系来祷告，同时也为在藏族人中服事的汉族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不容易。曾经有一个弟兄跟我说过，在这样的地方开荒，就像填海一样，把99车的土填进去了，都看不到陆地露出来。但如果没有这前面的99车土，不要指望第100车土填下去能够露出陆地来。感谢神这么些年来不断带领人在这些地方做开荒的工作。跨地域、跨文化的宣教士们的处境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种苦不是没吃没喝带来的饥饿感，而是在那个状态里面心灵饱受煎熬和挣扎，他们付出的代价有时候他们自己都看不到结果，别人也看不到结果。但是结果并不重要，当神的儿女真的摆上自己的时候，神就因此得荣耀。福音西进，我相信这是中国很多教会的异向，也是教会的使命，很多的人听到这样的使命，只是还没有从行动来回应。盼望有更多的教会和更多的弟兄姊妹起来，把福音西进的异向认认真真传递下去，不止传递，而且实践出来。

今天刚参加完妻子表哥儿子的葬礼从火葬场回来，他今年才13岁。心里久久不能平静。面对这些，他们只能哭喊，只能念经，只能拼命转动玛尼！他们相信来生，却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他们相信轮回，却落在无尽的黑暗和绝望的轮回中。而面对这些，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

以赛亚书60章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今天我们能够兴起发光，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或是什么，而是那个光已经来到了，他要透过我们把这个光发出来。过去神已经透过我们来发出了，今天神会透过每一个愿意顺从他呼召的人发出来。当你跟随，你便常常看见他的荣耀！

最后简单讲一个故事。有两个弟兄到青海的一个寺庙祷告，神告诉其中一个弟兄，第二天他需要向一个喇嘛传福音。那两个弟兄都不会藏语，而第二天他们见到的年轻喇嘛几乎不会说汉语。但当他们努力向这个小喇嘛分享福音，他居然马上就信了!还穿着袈裟就离开寺院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哈利路亚！那是神大能的作为！来吧！让我们一同经历他自己的荣耀！

        导言

提到大陆基督教图书的出版，我们不得不谈到马礼逊。马礼逊不仅是新教在华传教的先驱，而且是中国基督教图书出版的先驱。1815年马礼逊派米怜到马六甲建立英华书院印刷所，翻译和出版基督教图书。在马礼逊、米怜等人的努力下，英华书院印刷所成为最早的一家出版中文图书的基督教出版机构.马礼逊借文字宣教的策略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87年李提摩太效法马礼逊，建立了广学会，出版了大量基督教图书.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至1949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印刷厂、出版社，出版了数千种基督教图书.1949年之后近三十年时间，基督教图书的出版受到完全的抑制。改革开放以后，冰封的大地逐渐开始解冻，基督教图书的出版也开始一点一点地复苏起来。

十年前，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会提基督教图书出版这个概念。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有关基督教的图书，大部分都是对基督教持批判的态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尽管刘小枫主编的“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和“基督教文化评论”在学术界无人不晓，但对于教会来说，那仿佛不过是学者们的学术游戏，与教会所理解的信仰毫不相干.但是到了21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基督教图书的出版和销售已经成为教会群体中很多人关注的事工。近几年来，基督教书店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书店的图书品种最初只有几十种，现在已经有几百种。以基督教图书出版为重心的文化公司，虽远不如基督教书店那样蓬勃，但也是在逐年增多。

这又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来回顾过去近三十年基督教图书出版的历史，并展望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的未来。

关于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基督教出版的回顾，有两篇文章值得参考。一篇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郭海良在2005年两岸宗教与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关于基督教研究的状况”；另一篇是神学生迦恩在网络上发表的“过去20年中国基督教图书出版问题”（2003年）。

郭海良先生从学术的角度梳理了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基督教研究的发展状况.作者讨论的主题不是出版，不过学术研究的成果必然体现为出版，所以也可以把这篇文章作为讨论出版的文章来读.郭海良把这三十年大陆从事基督教研究的学者分为“老、中、青”三代.具体而言，60岁以上的学者属于老一代，这一代学者是大陆基督教研究的奠基者，他们在研究基督教的过程中“往往带有较多的政治文化批判倾向”。45岁至60岁的学者属于第二代，他们是基督教研究这一学科领域的中坚力量和带头人。他们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则“更自觉地表现出更多的客观中立倾向”。第三代指的则是30岁至45岁的年青学者，他们是基督教研究领域的新生代，决定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未来。第三代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表现出尽可能的理解和学术性批判倾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基督教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并且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现在全国著名的研究所和高校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郭海良从学术角度对三代基督教研究学者的划分，让我们看到了近三十年中国大陆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对基督教态度的改变：从批判到客观中立，从客观中立到同情理解。

迦恩的文章则从信仰的角度为我们勾勒了“大陆知识界对基督教认识的一个渐进过程”。迦恩把过去20年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阶段人们认为“圣经是毒草，基督教是鸦片”，人对基督教的看法极为负面。第二阶段指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这个阶段，“人们认识到基督教是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个阶段出版的基督教图书开始论述到基督教在文化和社会中的作用。第三阶段指20世纪90年代前期，这个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基督教可能为我们社会的思想、学术、政治等提供新的资源和新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为第四阶段，这个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基督教不仅是文化，更是生命和信仰”。21世纪初便进入了第五阶段，这个阶段，“知识界开始关注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真正的信仰和生活的关系是什么”。迦恩的文章虽然简短，却相当敏锐地把握住了过去20年基督教图书出版的总体动向。

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做细致的历史性研究，本文不做具体的历史阶段划分，只拟对过去近三十年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的四种不同关切进行探究，并结合当前中国大陆对基督教图书的需要，来展望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的未来。当然，对不同关切的探究本身，必然隐含着近三十年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逐渐展开的历史踪迹。从这个意义上，我也把这四种关切看作四个阶段。

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基督教图书出版大体包含了四种关切，这四种关切是：捍卫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基督教迷信、虚伪；探讨基督教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功用；从“自由基督教”的角度，阐发基督信仰对于个体生存和人文知识学的意义；从传统基督信仰的角度，阐明基督信仰的本质及其对个体生命和社会文化的意义。这四种关切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渐次发展的状态，形成了四个不同的阶段，虽然各个阶段的关切不无交叉重叠。

第一种关切：捍卫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基督教迷信、虚伪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的教会日渐兴旺起来。但是，主宰学术文化界的仍然是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这个时期，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宗教观仍然统治着知识分子的思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视基督教为迷信，为精神鸦片。这个时期出版的基督教图书，更多是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日本作者幸德秋水所著《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煞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本书的出版说明中有这么一段话：“作者在本书中，否定基督是历史人物，论述了圣经是传说和虚构的产物，批判了宗教采取的虚构历史、欺骗人民的伪善本质，从而有力地宣传了无神论思想。……我们今天重译、出版这部无神论著作，……相信它对批判宗教有神论，宣传无神论，也会发生应有的战斗作用。”当时引进的基本上是无神论者的著作，如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和《宗教的本质》，罗素的《宗教与科学》和《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圣经是怎样一部书》，等等。即便是翻译《泛神论要义》这样的泛神论著作，译者也要在译序中指出：“大家知道，托兰德在其早期作品《基督教并不神秘》中还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力图证明福音书中没有任何反理性或超理性的东西，从而把奇迹迷信之类的东西从所谓ʻ真正的ʼ基督教中铲除出去，实际上是要赋予基督教一个新的理性化的形态，或者也可以说要恢复在他看来本无迷信色彩的原始基督教的理性本质。”从无神论的角度来看，托兰德的自然神论是不可以接受的，他后期的泛神论也是需要批判的。但《泛神论要义》这样的著作之所以被引进，是因为“在《泛神论要义》中托兰德不仅以更为高昂的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精神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予以无情的揭露和唾弃，……而且对古往今来一切传统的宗教……无不痛斥为ʻ完全是或在某些方面是不道德的、邪恶的、卑污的、残暴的或剥夺人的自由的’”。这段时期间或也会有少数重要的基督教经典著作（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翻译出来，但是在这些书的译序或出版说明中基本上都要加上“由于时代的、阶级的和他本人倾向性的局限，在他思想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许多消极因素”之类的批判。这个时期研究基督教哲学、历史和文学的著作也充满了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衡量基督教哲学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更多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部分，基督教的文学名著再伟大，也免不了要被批评为受到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

第二种关切：探讨基督教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功用

随着对基督教更多的接触，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基督教不像过去所批判的那样虚假和伪善。当人们摘下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眼镜之后，看到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在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人们从功能论或价值论的角度对基督教进行研究，肯定了基督教对现代中国价值重建的意义。1986年，“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该书引发了人们对基督教思想资源的重新思考。

人们开始意识到，基督教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8年开始，何光沪主编的“宗教与世界”丛书陆续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基督教与文化》、《现代基督教思想》、《论神圣》、《狱中书简》、《谈论上帝》、《科学与宗教》等多部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何光沪先生在丛书的总序中说：“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活、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的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叠，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叠，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也就是说，宗教不仅涉及人类文明的物质生活和组织制度，而且关涉到人类精神的核心。用何先生所推崇的思想家保罗•蒂利希的话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蒂利希的《文化神学》深入地阐发了作为终极关切的宗教观念，对知识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终极关切或终极关怀成为人文关怀的终极形式。同一时期，贵州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陈维正、刘小枫主编的“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其中包括了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舍勒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马里坦的《存在与存在者》、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别尔嘉耶夫的《人的奴役与自由》，以及尼布尔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基督教图书。选编者认为这些著作的作者在“努力探索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确定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选编者将基督教作为西方思想资源的一个部分，为中国人面对人与社会问题提供了思想参考。

这种价值论或功能论的人文学进路成了80年代末至今研究基督教的主要进路。基督教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几位学者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基督教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赵敦华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的形成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得到整合.他的专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以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为研究的核心。他认为，了解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能够帮助我们全面了解西方文化”.不仅如此，“研究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就是走向成熟的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陕西师范大学的尤西林先生在“现代性与世俗性”（《基督宗教研究》第六辑，2003）一文中，阐述了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基督教作为信仰文化，“历史地参与构成现代化—现代性的深层精神前提”。尤西林指出，“基督教以信仰形态确立的人类中心位置支撑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现代化进程，基督教恩宠救赎观与‘新世界’目标孕育了从哥伦布探寻新大陆，到以基督教‘新世界’自居的美国立国精神。基督教特有的无所不往传教信念成为现代化的全球化趋势内在的精神对应体。基督教修道院生活方式及其制度，则不仅为现代科学提供了……科学精神所必须的信仰前提，而且成为现代学术和大学的母体。路德新教改革以来个体与上帝的直接性关系成为个体本位的现代性基石，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则构成现代民主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基督教又构成“现代人文精神现代性批判的信仰一维”，它能有效地防止世俗性向世俗主义的堕落。尤西林在文章中还指出基督教伦理资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慧林先生。杨先生一直致力于阐发基督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文学意义。他提出基督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合法性问题：“在基督教排除了信仰的热情、宣教的冲动从而被置于全然世俗的语境之后，甚至在基督教被剥离于文化载体的情况下，它是否仍然具有立身的依据？”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基督教对于中国语境中的人文学意义有“知、意、情”三层：“通过‘知’的探究发现神学解释学的空间；通过‘意’的界说寻求神学伦理学的意义；通过‘情’的价值拓展神学美学所表达的人类期待”（《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34-35页）。神学解释学旨在“重新解决意义的确认问题”，神学伦理学旨在“重新落实善的要求”，而神学美学则希望“超越艺术的教化目的和审美目的，使之与人类的终极体悟及其自我拯救相沟通”。

这里所列举的只是几个典型例子。除了他们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基督教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功用。这些学者的研究大大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基督教的错误认识和消极态度，基督教在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宝贵价值和重要功用日益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

第三种关切：从自由基督教的角度，阐发基督信仰对于个体生存和人文知识学的意义

这一关切以刘小枫为代表。在近三十年来的基督教研究和出版领域，刘小枫的影响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1988年，刘小枫出版了《拯救与逍遥》一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漠视苦难、缺乏爱心、寻求自我解脱的“逍遥”，高扬基督信仰对人性的“拯救”。1988至1989年，刘小枫在《读书》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十篇以“二十世纪西方神学一瞥”为题的神学文章1990年刘小枫将这十篇文章加以修改和扩充，并增补了三篇，结集成《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出版。这两本著作引发了许多年轻学子对基督教的兴趣。从90年代起，刘小枫陆续主编了《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历代基督教思想经典文库》、《基督教文化评论》等大型的基督教丛书。其中的译丛包含了当代许多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的著作。这些图书学术性很强，多数具有自由主义神学的倾向，它们为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刘小枫提出的“汉语神学”和“文化基督徒”概念，在大陆知识界和香港神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刘小枫知识渊博，论域广泛，思想复杂，他的许多追随者说自己跟着跟着就跟丢了。如今，刘小枫基本上淡出了基督教研究的领域。在这里，我想从两个方面入手，试图理解刘小枫思想的主旨和出版旨趣。

第一是从“文化基督徒”的概念入手。面对“文化基督徒”概念所引发的争论，刘小枫承认这一概念具有含混性。他澄清道：“‘基督徒’之存在必植根于信仰——对耶稣基督和父上帝的信仰、对基督死而复活的信仰，具有信仰的重生经验，并在行为上以耶稣基督的圣训为个人生活的品质”（《这一代人的怕和爱》，217页）。这表明“文化基督徒”指的并不是研究基督教而不信基督的学者，而是“经历过个体信仰转变的知识——文化人”。刘小枫表示，“文化基督徒”的主要标志是认信基督，但不受洗礼或归属某一教会，它超越教会或教派之上。许志伟先生指出，“文化基督徒”的观念早已经隐含于他在《读书》杂志发表的系列文章中。（《文化基督徒：现象与争论》，汉语基督教研究所，24-26页）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传统背景各异的神学家，刘小枫都能热情拥抱。汉斯•昆的“普世神学”，巴特对上帝与宗教（甚至基督教）的区别，朋霍费尔的“宗教性”观念，拉纳的“匿名基督徒”，薇依的拒绝受洗和加入教会，它们似乎都隐含了刘小枫所谓“文化基督徒”的观念。

但是，单从“文化基督徒”的概念入手仍不足以理解刘小枫的信仰和学术旨趣。与“文化基督徒”相关的一个观念便是“基督教信仰的现代性”。刘小枫说：“‘文化基督徒’并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而是基督教信仰的现代性现象：自启蒙运动以来，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思想层面，基督教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初期基督教时代和中古时期的社会结构、思想资源与当时的基督教形态相适应，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不断更改基督教生活的语境，出现了新的基督教生活和信仰样式——‘一种被认为不局限于教会之中、与之并立且又高踞其上的外在于教会的宗教’（特洛尔奇语）”（《圣灵降临的叙事》，88-89页）。刘小枫认为，启蒙运动以后，信仰的个体性成了现代性的表征之一。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自由主义神学拒绝教会神学对个体思想的约束，以人文知识的共同性取代教会知识的共同性。在这种语境下，他认为，基督教信仰的传统教义必须转化为一种文化理论，并接受文化批判的检验。刘小枫进一步引述19世纪的新教神学家罗斯（Rothe）的观点，说“基督教会只是基督精神的一个历史阶段，在现代，基督精神进入了社会生活时代，不再仅仅以教会形态为基督的身体，而是把整个社会生活当作自己的身体，因此基督教需要脱下刚进入世界时的教会外衣”（《圣灵降临的叙事》，91页）。这种思想正是自由主义神学大师特洛尔奇的理论。在阐述特洛尔奇的思想时，刘小枫指出：“特洛尔奇的神学思想继承的是启蒙神学的传统，而不是宗教改革神学的传统。特洛尔奇自觉追随施莱尔马赫的神学现代化路线，推进教义学向信仰学说的转换”（《基督教理论与现代》，选编者导言，26页）。所谓教义学向信仰学说的转换，便是以人文知识学代替教义学。这也就是人文旨趣的基督教神学。汉语神学的概念与自由神学的意趣在此便契合了。而“教义学转向信仰理论之后不再代表某个教会宗派或教派的认信，只代表阐述这一信仰学说的神学者个人的认信。信仰理论是个体化的、自由的思想，是个体性的(而非教会性的)认信表达”（同上，28页）。

至此，我们看到，刘小枫所关注的是基督信仰对个体生存和人文知识学的意义。其实，个体生存的意义和人文知识学的意义是二而一的，因为信仰理论或人文知识学便是信仰的个体生存意义的表达。既然基督精神已经脱离了教会，进入到整个社会生活，那么基督信仰的表达也就是人文知识学的建构。因此，刘小枫的兴趣涵盖了多种学科也便不足为奇了。

这一关切带来了大陆基督教人文知识学的繁荣。这也可以说是近十年来“汉语神学”的成果。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出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基督教研究著作，尤其是近现代的神学著作，成为我们了解近现代基督教思想发展的重要资源。这些著作也触及到个人生存的层面，甚至触及到个体信仰的层面。但是，由于它们追随的是现代自由神学的路线，这些图书对于认识传统基督信仰没有太多直接的帮助，对于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更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有时甚至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第四种关切：从传统基督信仰的角度，阐明基督信仰的本质及其对个体生命和社会文化的意义

21世纪初，基督教图书的出版迈进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几年，越来越多认信传统基督信仰且委身于教会的基督徒开始参与基督教图书的出版。时不时，我们会从不同的出版社看到带着传统基督信仰关切的基督教图书。但是，由于这类图书的出版刚刚起步，这一时期出版的基督教图书比较零散，有系统性和规划性的系列图书不多。

在基督教出版的领域中，首先开花结果的是灵修类和生活类的图书.《荒漠甘泉》、《花香满径》、《奔向日出》等灵修著作相继出版，且深受欢迎。婚姻家庭、亲子、工作、励志、辅导类的图书品种急速增加。诺曼•文森特•皮尔、詹姆斯•杜布森、盖瑞•查普曼、麦道卫、诺曼•莱特、克劳德•汤森德、马克斯韦尔等畅销作家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出来，大大充实了基督教书店的图书品种。从出版的环境来说，这类图书相对容易出版。从读者的需要来看，这类图书比较注重实用性，切合人们的实际需要，因此在市场上更容易受到欢迎。基督教书店中上排行榜的基本上是这类图书。

与此同时，一些神学原典、神学论著、基督教人物传记和基督教文学作品也开始出版。热衷于翻译原典的不仅仅是重视传统经典的基督徒，有些基督教研究者出于对基督教更深入研究的兴趣和需要也开始更多地翻译原典。早期教父的著作开始受到重视。其中，奥古斯丁的著作最受关注，已经出版的著作除了《忏悔录》和《独语录》，还有《论灵魂及其起源》、《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其他教父著作还有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论灵魂及其复活》、德尔图良的《护教篇》。中世纪的神学原典也开始零星出现，如埃克哈特的《埃克哈特大师文集》，安瑟伦的《信仰寻求理解》，波纳文图拉的《中世纪的心灵之旅》。据说中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阿奎那的著作正在翻译之中，近一两年将会面世。宗教改革时期的著作以路德的为主。路德的著作已出版的著作有：《路德文选》，《路德文集》（1，2卷）。与路德相关的著作还有《协同书》、《这是我的立场》和《路德神学》。加尔文的著作迄今没有一本完整地在大陆出版。近代的神学原典除了爱德华滋的《信仰的深情》外，几乎都是自然神论的著作，如莱辛的《历史与启示》，廷得尔的《基督教与创世一样古老》、赫伯特的《论真理》、洛克的《基督教的合理性》。

现代神学原典的出版主要是刘小枫前期工作的延续，出版的重要著作有朋霍费尔的《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巴特的《罗马书释义》、莫尔特曼的《来临中的上帝》等。当代福音派神学的重要著作基本上还没有出版。

神学论著方面，有两套丛书值得一提。一套是“清华哲学翻译丛书”，共四本：《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上帝与理性》和《理智设计论》。前两本著作为大陆读者了解基要派神学与福音派传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两本著作带有护教的性质，《上帝与理性》一书旨在捍卫神学的科学性，《理智设计论》一书意在用现代科学来护教。另一套是“基督教文化译丛”。这套丛书到2005年底已经出版了12种，后续的出版因故中断。已出版的12本图书包括：《基督教概论》、《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瑟夫著作精选》、《基督教会史》、《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新约概论》、《旧约概论》、《圣经导读》（上、下）、《基督教与西方思想》（上、下）。这套丛书旨在从传统基督教信仰的角度阐述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以及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这套丛书虽然没有出齐，但已经初具规模，对学术界和教会都产生了一定影响。除了这两套丛书，市场上还可以看到一些护教和回应当代文化的著作，如《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重返理性》、《上帝是否存在？》、《后现代主义的承诺与危险》、《世界观的历史》、《思想的结果》、《帕斯卡尔与人生的意义》、《进化论的圣像》、《审判达尔文》、《科学的灵魂》、《返璞归真》、《痛苦的奥秘》等。

传记方面的著作有两套：一套是“新教人物传记系列”，其中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加尔文传》、《爱德华滋传》、《爱德华滋传》、《司布真传》、《慕勒传》、《英国复兴领袖传》.《加尔文传》中还附了凯波尔的《加尔文主义讲座》，后者是基督教世界观领域的重要著作.“新教人物传记系列”祈望透过出版新教人物的传记，将一个清新刚健的新教传统介绍给中国大陆.这些传记对我们了解新教的传统，具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套是“传教士历史系列”：《花甲记忆》、《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马礼逊回忆录》。这套丛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近代传教史资料。除了这两套丛书以外，其他基督教类的传记还有《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挚爱中华——戴德生传》、《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深入非洲三万里——李文斯顿传》、《穿越荣耀之门》、《奥卡人的新生》等。

基督教文学作品中，除了过去被列入世界文学经典的著作外，近几年还出版了《跟随耶稣的脚踪》、《稳行高处》、《纳尼亚传奇》、《指环王》等译著。本土作家如北村、齐宏伟等也陆续出版了一些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小说或诗歌。

近三十年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以翻译引进为主，本土的写作主要也是介绍性和研究性的。尽管如此，纵观近三十年基督教图书出版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到神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的奇妙作为。

展望

随着基督信仰在人心中的不断深入，随着教会的不断成长，基督徒对认识真理有了更深的要求，对自己在这时代中的使命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为了回应时代的文化挑战，我们也不得不回到圣经和教会历史的传统中去寻找思想资源。因此，我们期待未来的基督教出版能立足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阐明圣经的启示真理

基督教出版的使命是要将真理的旌旗扬起来（诗60:4）。神的话语圣经就是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督教出版的首要任务便是阐发圣经真理，帮助人们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需要圣灵的开启，同时也需要人“详细察看”（雅1:25）。详细察看包含了我们对圣经的历史文化背景、文体、语义、文法等各方面的了解。关于圣经方面的出版主要包括：圣经背景、圣经词典、圣经概论、圣经神学、释经学、圣经注释等。

二、继承教会的大公传统

基督教不仅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的信仰，而且也是在历史中展开的信仰.基督教从建立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有着丰厚的神学传统.神的启示已经一次性地记载在圣经上，但是神的作为却贯穿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尤其彰显在教会的历史之中。旧约中，上帝常常对以色列人讲述他在以色列民族历史中的作为。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了解神在教会历史中的作为，并继承教会历史的丰厚遗产。历史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和信仰前辈的见证，能激励我们更深地爱主，当我们遇患难时能坚固我们的信心；历史让我们看到前人的失败，从而警戒我们，使我们不再重蹈覆辙；历史能丰富我们对信仰的理解，使我们活出更丰盛的生命。这方面的出版包括：教会历史（通史、断代史、神学家或教会领袖传记）、教义史（神学思想史）、历代基督教经典。

三、回应时代的文化挑战

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圣经启示的基础上，继承教会的大公传统，同时又必须回应时代的文化挑战。基督教的信息具有永恒的适切性，但又需要与每个时代的文化关联起来。基督教信仰必须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文化思潮（如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自由主义、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乃至民间宗教等），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宣讲基督教的信息，回应当代文化对基督教提出的挑战。这方面的出版包括：福音布道、护教学、处境神学等。

四、见证基督的荣美生命

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和光。在世上作盐作光包含将圣经的原则运用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基督荣美的生命能彰显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以上三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我们既要宣扬基督的道，更要活出基督的道。这方面的出版便是为了帮助人们如何活出真道，它包括：信仰生活、伦理、教育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灵修、家庭、婚恋、亲子、励志、辅导、工作等方面的图书便属于此类。

由于基督教有两千年的历史，而基督教在中国扎根下来的历史却很短，在可见的将来，翻译的作品仍将占中国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的主要部分。但是，随着中国教会的成熟，本土作品的比例必定会不断地提升。我们期待，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能深深扎根在圣经的真理之上，不断吸取教会历史上丰富的神学遗产，并在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时代处境的基础上，向我们的同胞表达基督信仰的真理。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有更多本土的基督教作品，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陆基督教出版。

“冬天已往，雨水已止。百花开放，百鸟鸣啼。”这是一幅何等美好的图景！今天，我们看到零零星星的花朵开始在枝头上绽放。让我们一同祈盼中国大陆基督教出版的春天早日来临！

去吧！摩西！
去到埃及地，
告诉法老：
让我的百姓走！
——黑人灵歌

引言

任何在时空中生存的人都不能与政治彻底分离。即使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可能，因为无政府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理想。基督徒——仍然生活在尘世之中的天国子民，也不例外。因此，妥善解决与政治－政府的关系，乃是一件异常重要的事情。就如列维纳斯在《塔木德四讲》中指责海德格尔所言：“那些逃避（政治）伦理问题的人，最终将在伦理的礁石上跌倒。”(2)

通常当人们面对政治压力时，要么妥协，要么对抗，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不过，妥协或对抗的方式很多，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被招安或是武装革命。基督教会则应该有更卓越的追求，因为我们在肯定自身信仰超越（普遍文化）的同时，也必然相信在政治上拥有与众不同的属天智慧，因为“上帝的真理使人成圣”（约17:17） 。(3)

在漫长而曲折的中国教会历史中，政治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过去中国教会的经验昭示：对待政局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会的发展甚或存亡。民国之初，基督徒临时总统孙中山的出现，带给许多基督徒对“人间天国”的幻想。但到了1949年，他们的梦想被彻底辗碎。梦碎时分，梦醒时分！之后，中国基督徒不得不面对一个比过去更加复杂的情况。但如果我们宣称自己是福音派（evangelical）的教会，就必然要认定：“这事乃出于上帝”（代下10:15）。因此，对我们而言，真正的挑战是如何理解上帝在中国的历史作为，以及向中国教会所怀的意念。或者说，上帝究竟要我们建立何种政治神学。由于近几十年教会的特殊遭遇，这类问题鲜有机会得到研究与讨论，因此至今仍悬而未决。如今，2007年，基督教在华的又一个两百周年（第四次）！ (4) 它应该带我们进入痛切省察、努力寻求逾越政教关系难关的新阶段。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祢的国度降临神州！

一、政教关系在中国教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唐、元两朝的基督教（景教）在经历短暂的辉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于中土，其原因几乎成为所有研究中国基督教人士不惜笔墨的章节。因为之前景教十分兴盛。唐时“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元时不仅有克烈部和汪古部几乎全民皆信，且远播至中国南方。在江苏镇江有七所修道院，是当时的“景教中心”；在福建泉州、浙江杭州多处建有教堂。没有人想到，两百年后它会在中土销声匿迹！无论是唐朝还是元朝，基督教都未给中国留下明显的影响，以至当耶稣会士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时，竟然看不出基督教曾有两度踏足中华的迹象。 (5)赖德烈（K.S.Latourette）断言：“据我们所知，中国如果过去未曾有基督教传入，那么，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也不会和今天有什么区别。”(6) 不可思议的转变！作为基督徒，我们不禁“心焦问”：为什么？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确切记载，在唐朝的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跟保罗以对簿公堂的方式进入罗马不同，迎接景教宣教士阿罗本的却是恭候在长安西郊外的当朝宰相房玄龄。在人看来，这无疑是一个梦幻般的宣教开局，但不久后却是梦魇般的收场。这国宾级待遇的背后承载了过多的政治色彩。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我们清楚地看到：教会对政权的依附十分严重。碑文在简单的介绍教义后，便从唐太宗接待阿罗本入长安起，历述各朝皇帝对景教是如何地恩宠.到了最后，还不忘称颂他们在位时又是如何地英明.其中说到在唐明皇年间，玄宗命他的五位兄弟亲临景教寺建立神坛；不仅命高力士带来了厚礼，还有“五圣写真”悬于寺中。“天颜咫尺”，使景教士们“望日朝尊”。 (7)简直匪夷所思！而碑文的作者景净描述这一切的时候，似乎充满无尽的自豪感！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竟是完全的认同与歌颂！“凯撒与上帝”不分，他们政治神学的如此偏差，暴露了在上帝论方面的严重贫乏。莫菲特竭力反驳理雅各（J.Legge）所认为景教消亡乃信仰扭曲的原因，(8) 但我们能认同一个在教堂挂着五位皇帝像，并对之“朝尊”的教会是忠于（圣经）福音的教会吗?一个教会对皇权的叩拜，是一个无视上主诫命的背道行为，也是对早期建立教会的殉道士的嘲讽。政教关系问题不单是政治问题，也是神学问题。这一切的肇因，是景教在宣教中奉行“道非圣不弘”的政治取向.但他们也许忘记了，初期教会的建立并不是因为凯撒的支持.相反，由于基督徒坚决不拜凯撒，教会是在重重的逼迫中建立起来的！(9) 我们岂可忘记：必须背起十字架去跟从他，这是做主门徒的代价（参路14:27）。否则，我们断不能侍奉钉十字架的那位。

若干年后,与政权关系更为密切的也里可温（Erkeun或Arkaim，元之景教）再次来到中原，但福音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同样，约在二百年后它再次从神州消失。它从雄赳赳的元军铁蹄驾临，又灰溜溜地从蒙古人的马背上扬长而去。与阿罗本入长安所受的礼遇不同，这次基督教则是直接随托雷的儿子忽必烈的军队入侵华夏。忽必烈虽然不信基督教，但对基督教十分友善，甚至致函罗马教廷要求差派100位教士到中国。这是因为他有一位基督徒母亲——唆鲁禾帖尼（极具政治智慧，堪称蒙古的“孝庄”）.她家三姐妹都嫁入大汗家族，她的四个儿子与无数孙子都是蒙古国的显赫人物。长子蒙哥日后成为第四位大汗（他的妻子古古泰在1253年也接受景教的洗礼）.由于蒙古的强大，亚洲多数国家都被纳入其版图。由于唆鲁禾帖尼的影响，很多国王、王后都信仰基督教或亲基督教。1251-1256年间，是基督教君主（汗、伊尔汗）最多的时候，依人看来“亚洲似乎要在瞬间转向基督教”。(10) 但恰恰在往后的年间，基督教在亚洲逐渐式微。1252年唆鲁禾帖尼逝世，而在蒙哥于1259年去世后，帝国开始解体。随着托雷与唆鲁禾帖尼的四子阿里不哥的“基督教党派”反抗忽必烈的惨败，基督教的生存雪上加霜。虽然有西方天主教方济各修士（Franciscans）进入中国，但仍然无济于事，因为局势已不可逆转。

基督教与当局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元亡教亦亡。但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使徒们在同样强大的罗马政体里，尤其在对基督教加以逼迫的背景下，建立了坚强的罗马教会。这之间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最大的差别之一就在于：使徒们依靠的是福音的大能，以克烈部族为代表的蒙古教会依赖的却是政治的势力。在这种情形下，宗教团体也往往被充当为政治党派的筹码。

基督教终究还是在中国扎下了根。那是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兢兢业业栽种的结果。他们早早就确立了“适应”的宣教策略。但在不到百年之际，就遭遇了长达百年的曲折——礼仪之争。(11) 争论的爆发，使“几乎成了基督徒”的康熙竟下达了驱逐宣教士的决定。(12) 中西文化的第一次碰撞，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文明相遇（第一次是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引起了举世的瞩目。对此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许多研究在正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同时，也留意到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在于政治。

谢和耐（JacquesGernet）指出：基督教与中国的最大张力之一，便是“上帝与皇帝”的主权问题.(13)从康熙扮演着核心的地位就可看出，礼仪之争在本质上不是一种纯粹的哲学或宗教对话，而是政教冲突。当教廷特使多罗（CarloTommaso）于1705年来到中国觐见康熙，传达教皇禁止中国基督徒祭孔等活动的谕令时，康熙大怒，不仅视之为破坏中国传统的礼俗，更视其为对他本人的干犯和挑战，因为一个远邦的小教主，如何能僭越中国皇帝的地位，代为决定中华臣民的社教礼节。(14) 在中国，皇帝不仅决定臣民的社教礼节，还决定着臣民生死，更垄断了宗教的权利：祭天。但基督教的信仰却是人人可“祭天”（敬拜上帝），人人是“天子”（上帝的子民）。如果没有“祀有等，不容越”的天子特权作怪，也许就不会发生那么多教难惨案了。邓恩神父（G．H．Dunne）的杰出研究显明，除了皇帝的霸权外，礼仪还牵涉了很深的厉害关系。“禁令使得学者、官员们不可能成为基督教徒，而教徒因而不能入学者行列”。(15) 可以这么说，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冲突，远不如政教冲突来得直接和深刻。我们必须留意到，过去中国教会所遭受的灾难主要是源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因为统治者认为教会的发展会威胁到其时体制下的社会秩序。(16) 文革疯狂摧残中国传统的同时，也容不得基督教，其中政治的因素显而易见。

如果说，耶稣会士入华与景教僧入华相似（文化适应），那么新教入华与也里可温入华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强权入侵）。(17) 不过耶稣会士与新教徒都有根本性的超越。前者体现在漫长的争论中，因为这显示了他们植入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有别的信仰内容，也与当局有了适当的距离；后者则体现在对强权的谴责与脱离政治的保护。尽管只有部分人士，但它的意义非凡。因为是传福音方式的本真性回归：不是借着枪炮，而是十字架；不是仅增加异邦文化的多元性（如同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一样），而是更新。这提醒我们宣教的本质不是求同，而是求异。否则，作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之子，为何还要信仰基督教呢？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回答，基督教超越于中国文化的特征何在。

任何一个真正理解基督精神的基督徒，都会不以福音为耻；但任何一个稍微理解基督精神的基督徒，都会耻于与借枪杆子为福音开路的暴徒为伍！中国新教徒必须承认，清末来华的某些西方宣教士的不良行径背离了真正的福音精神。他们不仅保持了与西方侵略者的密切关系（参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甚至接受鸦片商的赞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福音事业有所促进，但“行事为人却是十字架的仇敌”。(18)他们和早期蒙古人一样，仗着军队的力量为非作歹，导致许多中国人对西方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假洋鬼子）深恶痛绝。但我们欣喜地看到，还有一些西方的宣教士谴责了自己国家的恶劣行径，果断地与虚假政客划清界限，甘与中国百姓同受苦难。让福音归于福音，让政治归于政治。戴德生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1907年百年福音大会提出促进中国教会本土化的决议，可视为这种精神的延伸（即最早的“三自”）。(19)民国时期教会迎来的大复兴，与政教关系的分离不无相关。我们不能否认总统府里的甚多官员入教的重要作用，但在信仰上真正有影响的人还是一些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牧者，如宋尚节等。十多年前，笔者曾亲闻原华北神学院的学生说到贾玉铭牧师一则小故事，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大将军冯玉祥是一个基督徒，他想对福音有所表示，就送给华北神学院一块亲笔匾额。但时为院长的贾玉铭牧师收了以后，直接放进了仓库，从未挂过！有学生问为什么，他的回答是撒迦利亚书4章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教会在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后，才渐渐摆脱了政治的纠缠。这是蒙古人未曾做过的事情。

二、1949年后中国教会的政治立场

如何处理政教关系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教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上帝的福音固然亘古不易，但世局难料。基督教在中国好不容易迎来了黄金时期（1922-1940），却很快波澜再起。凭着吴耀宗等人士之敏锐的政治觉悟，三自运动应运而生。(20) 1950年8月，一些教派正准备开全国大会以“基督教与新时代”为题，欲探讨教会的应对之道，但他们早已错失了时机。(21) 除非签名支持“三自”，否则便难以获得合法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教会进入史无前例的以政治立场为分界线的“三自”与“家庭”一分为二的局面.再一次，中国教会不得不承受政治之重。

谁也不能否认，“自立”是中国教会成长的必经之路。任何地区、民族都不会例外。尽管很多人不能认同三自运动，但我们必须承认它触及了几个关键的问题。首先，积极对待政治问题的现实意义。因为教会面对世局变幻，必须做出回应。我们可以不同意“三自”的回应方式，但等待、回避终究不是办法，只会带来更加消极的结果。其次，努力“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影响的污毒”的紧迫（也许家庭教会认为所采取的手段有欠妥当，但终究清除了）。连带解决的还有严重的“吃教”问题。(22) 脱离许多与西方列强有着微妙关系的国外差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同样转向了一个重要而明确的方向：教会本土化。虽然怎样本土化是有待探究的问题，但本土化是必然的抉择。不过，三自运动在政治的问题上，只处理了一半。因为，他们全力脱离西方关系的同时，却攀附着本国的新政。作为基督的教会，圣经教导我们要尊重官府的权柄（彼前2:13-14）。但我们要清楚圣经所指是在哪些范畴内，在何事上“应当惧怕”。是在公共领域中（如户籍、卫生、营业等等），而不是无限度的。三自运动的错误信念之一，就在于连教义也必须合乎政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们的自由神学立场决定了“相适应”的迂回模式。当然，也有不少加入“三自”的人士，在表面妥协的同时，始终持守纯正的信仰。半个世纪过后，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他们侍奉的果效：使很多“三自”系统中的教会保持圣经的信仰。但他们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少有重要建树。更多的是委曲求全。由此观之，中国教会如何建立整全的政治神学，寻求政教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未了的使命。而已经颇具规模的家庭教会应该勇于承担这一使命。

面对新局势，与三自运动的积极不同，家庭教会对政治的态度十分消极，基本处于观望态度。规避或妖魔化政党是主要的表现形式。无论哪一种，都是缺乏信心与智慧的明证。不是惧怕人，就是过于长魔鬼的威风。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王明道、林献羔等前辈们的忠勇见证。但大多数教会普遍忌讳政治话题。而某些人仍不死心，仍然寄希望于有基督教背景的国际社会的力量。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斩断了任何的侥幸期待，迫使教会转向仰望那独一的圣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期间教会却空前复兴，在福建、广东、河南都有明显的发展，尤其以被作为“无宗教区”试点的浙江温州最为突出。(23)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与“文革”相比）政府对教会的政策也稍为宽松。而教会的政治观念虽然也相对开放，但非此即彼的模式没有改变：疏离或对抗。我们可以认为疏离的做法不够勇敢，但不得不佩服对抗者的勇气（只是不要过分宣扬受苦的经历就好了）。这背后不仅有信心的问题，也与那时代的神学背景息息相关。

清末传入中国的新教宗派众多，神学源流也很多样。经过西方宣教士和本土牧者发起的“自立”运动的努力，许多宗派联合成为新教派（如中华基督教会）。经过解放后三自运动的改革之后，加入三自系统的许多教会逐渐淡忘了原先的神学观念。而家庭教会主要是敬虔传统（如以倪柝声思想为代表的聚会处）。宋尚节的影响，加上在文革时期经历了许多神迹奇事（毫无疑问是神的作为），使得许多教会都较倾向于追求灵恩。但这两种属灵传统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太注重上帝的创造与护理；相应的，也普遍不具有文化使命的异象。另外，在末世中的大红龙（启12:3-4），把毛泽东看成是终极的“敌基督”者（帖后2:2-4）.由于这些信念留给”二元论”（dualism）巨大的空间，,使得大部分中国教会都忽视政治神学的建造。在公共领域中的事务，拱手让给“不信派”（接受自由派神学）之徒。直到90年后，许多知识分子受洗入教，在政治方面才开始有了新视野。这些知识分子希望透过对话，促进政教关系的良性发展。但我们必须十分警惕，因为对于多数“初入教”者，福音的热心常伴随着英雄主义。由于信仰的根基较薄弱，对圣经的研究也尚属粗浅，很多的观念都“未受割礼”。这也可能造成世俗人文主义在教会中的泛滥。另外，对话的时机并不是单在教会的一厢情愿，还需要相关部门的诚意。最后我们还要强调，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时代的限制。我们需要时时谨记这一点。

三、重建政治神学的依据与可能的途径

1. 单拜他

“除了祂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一切的偶像”，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条。我们不否认，基督的福音会遍及万国万民，神的教会也将超过万有（弗1:18-23）。这是那独一的上帝所定的目标，完成目标的过程也必须根据上帝所定的原则。基督为我们作了榜样：拒绝向撒旦屈服，而单要敬拜祂（太4:9），即使魔鬼以万国作为交易。最终魔鬼唆使犹大出卖耶稣，更鼓动犹太人杀死祂，以为可以给耶稣以致命一击，但上帝的工作却成就了。历史显明，教会越受逼迫就越兴旺，而且，信仰也越纯洁。因此，基督徒无论面对亲基督教的君王，还是反基督教的政府，都应当站立得稳。法老的残暴不会消灭真以色列人的敬拜。

;综观全球教会扎根本地的历史，几乎没有不遭遇逼迫的经验。在耶路撒冷的伊始阶段是如此，进入欧洲的经过更是如此.根据罗马法律,公民拥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在罗马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相反，相信无神论被看成是可耻的行为。但为什么基督教却遭遇疯狂的压迫？因为基督徒们坚持“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的立场，不肯称凯撒为主，也不跪拜皇帝像。自尼禄（Nero）之后，罗马的十个皇帝不断加大对教会的打击。但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他能救自己的子民脱离暴君们的毒手。而今，不可一世的帝国早已瓦解，但基督十架却巍然矗立于其曾经的版图上。

以色列民族的戏剧性现象，强有力地印证了上帝在旧约所记的真理：顺从神，必然蒙福；背叛神，必然遭殃。（申28:1-45）因为除了万军之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

2. 双城记

基督徒不拜皇帝，除了惹怒皇帝外，被怀疑有政治野心也是遭遇严重逼迫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群不服皇权的玩命分子很可能是国家未来的不安定因素。他们不但定时聚众（礼拜天），还不时宣传一个新国度即将降临（天国）。而且其发展极快，执政者岂能掉以轻心呢？事实证明，后来的梵蒂冈让不少欧洲君主吃尽苦头。如此基督教怎不叫人担心？！

我们相信，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也主宰着历史的进程。我们同时看到，上帝交托人类管理全地的使命。但上帝是否把世界的任何事务都交给教会呢？上帝拣选教会是不是成为世界的新政府，或每个国家的基督徒都要成为执政党呢？入教意味着参军吗？亦或世上的事务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教会则另有所托呢？即使我们有时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使命的交叉，但作为基督徒在天国与国家之间是否存在优先次序？我们必须有毫不含糊的界定。

二元冲突是约翰福音给人的深刻印象之一。(24) 在历史之中，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世俗之城终究要成为过去，但神的国却是永远长存。（约一2:17）罗马可以灭亡，但主的国不朽。上帝将亚伯拉罕从巴比伦召出来，不是为了建一个比巴比伦更强大的帝国，而是赐予天上的一座城。（来11:9-10）如果我们忠于圣经的教导，就不难看出，把信仰与政治混为一谈是混乱天国福音的本质。基督在世上的工作，没有半点要颠覆罗马的意思。

他也未曾交给门徒这样的使命（起先门徒却误以为有此使命）.在福音书中他明确地告诉人们：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约18:36-37）今天那些热衷于政治事业的教会，应该好好领会基督的深意.尽管一千多年过去了，梵蒂冈对这一段经文却仍然留下一知半解的迹象：教会拥有军队.我们看不出这与基督的事业有什么联系.“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应该把基督对彼得毛糙行为的这句责备“烙在心上”.我们不能忘记，犹太人的巨大悲剧恰恰就在于把基督的事业理解为可见的军事行动。一句“天国近了”，吸引了成千上万期待弥赛亚国度的以色列民，但几乎无人明白基督要建立怎样的国度。甚至连以色列的先生尼哥底母也浑然不知。基督再一次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3:3）。因为“天国不在这里，不在那里，乃是在你们心里”。因此，“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不在刀剑里，却在“为义受逼迫的人”的生命里。（太5:3，10）当我们与世俗有别，不被世上的事缠累，思念属天的事，爱逼迫我们的仇敌时，天国就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被上帝呼召，借着基督的救恩“脱离世上的败坏，得以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继而不断成长，直到基督在我们心中完全掌权；最终成为“圣洁的国度”.（彼前2:9；彼后1:4）这就是上帝召我们的目的。教会为此而存在，基督徒为此而活着.（太6:33）教会要依靠基督的权柄与圣灵的同在，战胜魔鬼的残余势力，释放那些被压制的人；成为世界的光，引领众人面向属天的事；使世上那些可怜的灵魂，因基督的福音大得安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叫万国因他的后裔（基督）得福的含义即在于此。

因此，基督徒在世上无意建造帝国大厦，乃是过寄居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积囤财物的无知财主，却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但这不是说基督徒认同遁世的人生观，相反我们需要格外地殷勤，因为基督徒既是地上国家的公民又是天国的子民。作为个体基督徒，我们在国家有从事任何正当行业的自由，但基督的教会被选召，却是为了更加崇高的目标。因此，我们有必要向世界见证，我们是专心致志于属灵国度的群体。透过此，点燃上帝子民的盼望的同时，也显明那些举着基督教旗号却“以地上的事为念”之辈的虚假。使所有上帝的子民戒除重建巴别塔的野心，活出天国子民的卓越品质。

3.三重天

鉴于中国教会的特殊处境，我们尤其需要敬虔地寻求上帝的旨意。查考以色列被掳时期的先知神学，对我们别具意义。上帝的旨意不在民族主义那里，也不在祭司群体那里，却是在令人反感的先知那里。以色列的被掳，对成就上帝的福音以及使福音传遍地极，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也许中国教会也有某种类似的经验！愿主赏给我们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弗1：17-21）

被掳期间如何对待不敬畏上帝的异邦政府？先知的第一个呼吁是——认同。

面对巴比伦的入侵，犹大举国上下磨刀霍霍，准备与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决一死战。无数祭司祈祷着，乘机而起的“先知们”也发表激动人心的乐观“预言”。可在这时候，有一个只有二十岁的年轻人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说：向巴比伦投降！他的信息激起了更大的民族愤慨，他的遭遇可想而知！他就是先知耶利米。

耶利米清醒地认识到，巴比伦乃神所兴起的国家。他的信息伴随着涌流不止的眼泪，哭求犹大人能认同尼布甲尼撒的权柄。以色列的亡国是命定的，绝无幸免的可能。希望透过外交手段去联合国际社会，只会更加激怒迦勒底的官兵。埃及不是救命稻草，没有人能救选民脱离上帝借尼布甲尼撒之手所施行的审判。犹大诸支派的当务之急，是反思为什么会遭遇灾祸？究竟在何事上得罪神？但犹大君王和百姓却置若罔闻。不仅不思忏悔，反而到处寻求“政治的智慧”，企图从他处蒙拯救。如耶利米所言，他们只会加深自己和民族的灾难。在耶利米哀歌中，我们仿佛看见这位落寞憔悴的先知在废墟上泣不成声，为自己的家、为这个愚顽的民族吟唱着令人断肠的诗篇！除了难以言喻的悲痛，先知也心存盼望（哀2:11；3:19，21）。几个月后，心力交瘁的年轻先知（41岁）即告别人世……

短暂的中国新教历史，却经历了无尽的长夜。缅怀至此，无数人常常以泪洗面。多少痛切祈祷之声，如入深渊。因为迟迟不见上帝的安慰。（哀3:8）我们也曾经象愚蠢的以色列人一样，多方寻求别国的救援。如同他们的遭遇一样，没有任何的拯救来到。只是到如今我们尚未谱写出忏悔的哀歌。度过特别岁月的一些人，却把受苦的经验当作属灵地位的资本。基督徒的生活中，犯罪不是受苦的唯一原因，但我们需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哀3:40）。据宋尚节《灵历集光》，当时中国教会罪行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牧师领着外国差会的工资，形同雇工；淫乱成风（所谓基督徒总统也概莫能外），(25) 甚至连牧师都纳妾！当宋尚节到北京布道时，由于严责教会同工罪恶，引起不少人的仇恨。其中有一个长老甚至在聚会中携带手枪，准备伺机暗杀宋尚节。简直是黑社会长老！宋尚节不无感慨地说，中国最难悔改的是牧师、长老，其次是基督教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如果是个别人很正常，但不幸的是很普遍。据40年代的一位神学生回忆，他们全校师生根本不谈圣经，也不祷告。他常常祷告，却成为全校嘲笑的对象，有时候还会被偷袭。这是上帝的家吗？教会表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过是人手所造的殿。如同希律所建的圣殿一样，上帝要借罗马人之手拆毁——直拆到根基！教会的另一个重大的罪，就是不传福音。如以色列人一样，常常忘记“使万民得福的使命”。(26) 上帝用极端的方式，使门徒四散到各族各方。许多惊惶失措的基督徒，如被捅了窝的蜂群一样涌向他乡。不过，这却实现了中国教会的输出——大量的输出！不然，就不会有今日海外华人教会的局面。我们可说什么呢？不如只夸自己的软弱罢了。．．．．．．

参与，是被掳先知在异教国家的积极榜样。

通常当一个统治者用军事征服一个群体后，接下来往往就是文化征服。透过教育，同化他们的习俗，进而归化非己族类的异心。狂妄自大的尼布甲尼撒也了无新意。成功殖民犹大国后，他迅速成立“党校”，将聪慧的犹太少年招入其中而加以“熏陶”。将他们的名字改为巴比伦名字，教他们巴比伦文字，期望他们能真心拥护他的政权。犹大族中有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但1:1-7）这是他们的挑战，也是他们的机会。无疑，他们乐于接受这个面对挑战的机会。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犹太少年们的前途可谓凶险。入校之初，就要和巴比伦的偶像打交道。面对不洁食物，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但他们凭着信心选择了拒绝。感谢上帝他们得以平安逃过一劫！尝过第一回合较量的得胜，他们的信心也逐渐增长。不久，他们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正式进入朝廷。成绩反映了他们对参政态度之积极。

令人难以置信，这几个异教徒在巴比伦的朝纲中成为政治明星。尤其但以理，更是如日中天。历经几个不同国家和朝代，都被委以重任——首相。一般的印象中，如此老辣的政客必是奸邪之流，但但以理与众不同。他有过人的智慧，为人却十分光明磊落。从他被扔狮子坑一事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会弄虚作假的人。和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不拜皇帝像一样，但以理也愿以性命的代价来捍卫自己的信仰！他们从来不想含糊自己的信仰，哪怕与皇权对抗时。正是他们向上帝的赤诚之心，产生了众多神迹。即使高傲如尼布甲尼撒者也必须臣服在至高者面前。除了他们怀着殉道士之心参与异教徒的政治外，他们的智慧也是辉煌政绩的重要原因。智慧是源于他们美好的灵性。上帝的同在，使他们超过所有的同事。他们的荣耀见证，使犹太信仰得到异邦的尊重。此外，他们的品格也是有目共睹的。忠诚、谦卑、廉洁、正直，是获得君主信任的关键因素。他们兢兢业业地促进国家的福祉。后来巴比伦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是巴比伦王犯罪的结果。

当代的中国，呼唤真正的爱国者。基督徒们，现今是你们应该效力的机会。首先，必须牢记仕途的凶险，但也要相信上帝保护的奇迹。奇迹来自信心。正是愿意为信仰摆上的勇气，使不敬畏神的君王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在我们国家，干部中也不是全无基督教代表，但少有人愿意“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至今仍是使命未了。其次，为国为民常存忧患之心。我们社会的腐败现象，描述显得多余。除了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最关键的是如何能去有效地改变。这就是你政治智慧的考验。像但以理一样，拥有美好的灵性，一生服务于国家,即使是异教国家。

除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外，末底改和后来回归的领袖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等都曾为波斯政要。更加极端的是以斯帖，她竟成为波斯王后。因为她深刻地理解上帝的安排，知道皇后的地位，是为了民族的危难时候，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重建，是被掳时期最后一批先知的异象。

按照上帝的预言，70年后必回归。那么，生活在公元前536年的先知们，回归并重建便成了他们侍奉的重点。从所罗巴伯到以斯拉再到尼希米，约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方告完成。

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工作重点是建造圣殿和圣城。拥有圣殿虽不是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却是健全的宗教生活必不可少的。它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礼仪的恢复（对犹太教至关重要），更在于信仰自由的见证。因此，建造圣殿或圣城的成败，是政教关系的最直接体现。起初，工程进展得并不顺利。虽然波斯王古列下支持以色列民回归耶路撒冷建造圣殿，但在亚达薛西年间被责令停止，直到大流士（Darius）之时才恢复（拉4:5）。这期间，他们与政府的对话从未停止。在许多先知的激励下，(27) 以色列的几代领袖几经艰辛建成“新耶路撒冷”。除了圣城、圣殿，更重要的是圣道——重建以色列人的内心圣殿。这是文士以斯拉的主要工作。他“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拉7:10）。以悲戚的心呼吁以色列人要悔改归向神。透过旧约圣经，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拾祖宗的守节传统。（尼希米记8章）节日的恢复，不只是崇拜生活的建立，更重要的是犹太传统（圣经）信仰的传承。根据律法，以斯拉毫不犹豫地驱逐那些闲杂人，保持犹太血统的纯洁（以斯拉记2章、10章）。我们也许很难接受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但怀有弥赛亚盼望的犹太人绝不会手软。因为弥赛亚必须出自亚伯拉罕——大卫的后裔。

中国教会的重建势在必行。上帝把我们放在如此戏剧性的21世纪，如果你能领受，就把它当成中国教会重建的世纪。不过，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两个问题：什么时候重建？重建什么？

犹太人被殖民不到十年，（在无数假先知的鼓动下）约雅敬和后来的西底家就寻求独立。那是犹太被彻底掳掠的祸端，因为不是上帝允许的时机。我们务要防备那些好说预言的人，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装成光明的天使”。请特别倾心（五旬节）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要格外留意。以色列的回归，不是因为某个“先知”在异国他乡大声疾呼的结果，而是上帝激动古列王的心。如同以色列人的回归一样，我们要留心政局的变化，清楚上帝的引领。对于中国教会而言，以我们的信心、行为、智慧，在君王臣宰面前荣耀上帝的名，无疑是最重要的使命。使无论“巴比伦”还是“波斯”都知道上帝的荣耀。然后建造圣殿的时机才会到来。上帝的时间固然是绝对因素，但在这之前，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预备等候。我们觉得预备好了吗？也许各人的回答很不一样，这与如何理解第二个问题的逻辑有关。

上帝虽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但他却晓谕摩西、大卫建造会幕、圣殿。说明圣殿对于我们的宗教生活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没有教堂，我们很难有庄严恢宏的崇拜，也很成为“城造在山上”的见证。因此，对于经历了许多年“神的殿荒凉”的家庭教会，建造圣殿是迫切的任务。从目前看，许多地方的经济条件已经相对成熟，因为为数不少的信徒都住在“天花板的屋”（该1:4）里。是否能成，一是看地方政府对相关法律的理解，二是看教会领袖的成熟程度（无论在属灵方面，还是公共领域）。但这只是中国教会现阶段的初步目标，尽管其中可能会费尽周折而拖延时日。 (28)“尔当以真道自建”， (29)才是更大的挑战。因为，一旦拥有自己的教堂或单次聚会人数增加，都要求我们对崇拜有全面的调整。崇拜不仅仅是程序或方式。崇拜的调整意味着，要求我们对上帝、基督的救恩、圣灵的作为有严谨的认识。否则，我们很容易失衡。当犹太人经过70年的洗礼后，所有杂七杂八的其他宗教才从他们中间彻底弃绝。上帝透过“不法之人”的手，摧毁了过去教会的无数“成果”，但也留下“余民”回归重建，成就他的旨意。而重建的主题永恒不变——在上帝的律法中归正。同理，圣经信仰的传统，应该成为我们首要的关切。不仅仅相信圣经的权威，必须立志研究到“通达耶和华的律法书”，以教导百姓。否则，我们若对真理的认识只是一鳞半爪，灵性上也必然破碎不堪！许多年来，我们遭受的痛苦也许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以现在中国教会大多数牧者的水平，恐怕多多操练爱心更加明智，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不仅中国教会的许多牧者普遍忽视神学建造，就是很多以学术为业的文士也缺乏承担。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是神学大师，但我们必须有扎实的神学素养，尤其在中国教会面临转型的时候。没有神学传统，我们的敬拜、灵修、治理、事工都会混乱不堪，不是墨守成规，就是见机行事。在这方面，我们可说很不成熟，但正处在现在进行时。最后是圣洁生活的建造。拥有华丽的教堂、丰富的典籍，若没有敬虔的生活，我们就没有任何讨神喜悦的可能。长久如此，再次遭殃只是时间问题。“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约5：14）

愿上帝保佑中国！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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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守望者（messengers,NIV）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但4:17）
2.作者暗指海德格尔曾经加入纳粹党。
3.“圣”（аγιаζω）的基本含义之一是指“有分别”，所以基督徒常说“分别为圣”。
4.200年对中国教会而言是一个奇怪的数字，因为景教、也里可温都是在200年左右在中土消亡。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接受最严峻的考验——礼仪之争，导致元气大伤，至今未见当初盛景。而新教未到200年，就已一波三折，跌跌撞撞。如今，21世纪的新一代，来不及成长就已经又到了关口上。“……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诗124：1-3）“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诗122：6）
5. 莫菲特（S.H.Moffett）：《亚洲基督教史》，基督教文艺出版社，498页。
6.转引自钟鸣旦、孙尚扬：《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95页。
7.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43-76页。
8.《亚洲基督教史》，第十五章“基督教在亚洲的消亡”。
9.犹太教的逼迫、罗马政治的压力以及希腊文化的张力。
10.《亚洲基督教史》，447页。
11.康熙在位年间，天主教在华传教士由于对中国传统礼仪和天主的译名看法不同而发生争执，导致康熙龙颜大怒，禁止传教，史称“礼仪之争”。自17世纪中叶起，由耶稣会内部的争论发展为修会之间的争端，进而演变成清帝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执，历时一百年（1643－1742）。《维真学刊》，安希孟“对礼仪之争的文化反思”，转引自http:// www.xslx.com/htm/zlsh/zjyj/2004-06-17-17000.htm。
12.曾经被期待成为东方的君士坦丁的康熙，始终未入教门。这可能与基督教的独一神论信仰有关，因为这样就排除了中国的神明（如被神话的祖宗）；也可能与天主教对多妻的深恶痛绝有关，因为除非弃妾，否则不可能受洗。
13.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增补本，上海古籍，2003年8月，第一版，89页。
14.梁家麟：《福临中华》第一章。
15.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上海古籍，2003年1月，第一版，284页。
16.雍正帝说：“尔等欲我中国人为教徒……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不尽为尔教皇之百姓乎？”转引自安希孟“对礼仪之争的文化反思”。
17.虽然早在1807年马礼逊就已入华，但后来有一部分宣教士与强权难脱干系。
18.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导论，viii。
19.那时是“自立、自养、自传”，解放后的三自运动作了稍微改动变成“自治、自养、自传”。

20.1950年9月，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千余位中国基督徒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宣言。《天风》，1952年9月20日，总332期。
21.《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页。
22.许多中国传道人靠外国差会的供养，俗称“吃教”。在中国人眼中形同无赖或汉奸。当笔者听到今天在中国各地仍然有一些传道人还依赖外国弟兄时，不禁悲从心生。
23.《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230页。
24.与二元论含义不同，指如光明与黑暗，生命与肉体，永生与死亡，上头与下头等等。

25.孙中山、蒋介石娶宋氏姐妹前，都已经有前妻。

26.西北灵工团和个别边缘群体是例外，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迫于生计。见黄剑波博士《“自东而西”——西北灵工团史述及思考》。

27.主要有哈该、撒迦利亚、玛拉基等。

28.温州家庭教会很多都有教堂，但大多与三自有些瓜葛。因此，留下不小遗憾。因为家庭教会如果要加入三自，那又何必忍耐到现在？即使只取得他们的默许。不过，温州有些地方的三自也很特别。

29.犹大书20节：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通常而言，当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重要影响，或者一种文化试图对另一种文化进行了解之时，翻译的勃兴便成为可能。在近代中国，这两重因素同时具备，因此产生了自佛教东传以来最为壮观的翻译事业。在这一翻译浪潮中，从1822年第一个中文《圣经》译本出现，到1919年集大成的和合译本的刊行，中文译经是持续时间最长、版本最多、讨论最广泛的中西文化交流事件。(2)

对于这些中文《圣经》译本，人们多以主持其翻译的外国传教士命名，但是，只需对译经作一粗浅分析，就可看出，译经既要理解“原文”（original Language，即希腊文、希伯来文），又要熟悉“译文”（receptor Language，即中文），西人传教士长于前者，但未必精通后者；而且，将翻译分解为三个基本阶段：解析原文（analysis）、转达意义（transfer）、重新整理（restructuring），西人传教士长于第一阶段，第二、三阶段则未必在行。因此，对持续百年的中文译经，应当提出如下问题：一、有没有中国士人参与其中？如果有，他们是谁？二、这些中国士人在《圣经》翻译中从事什么工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圣经》翻译的工作？三、这些中国士人的参与，是如何被动地受制于译经的整体社会文化背景，又如何主动地影响到中文《圣经》的翻译风格？总之，中国士人对中文译经的参与，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是如何镶嵌在近代中国的整体社会文化变迁之中？

一、问题由来：被遗忘的中国士人

在中文译经史上，人们通常把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译 本、 委 办 译 本（Delegates’ Version）、北 京 译 本、 施 约 瑟（Joseph Schereschewsky） 译本、和合译本称为中文《圣经》的几大经典之作，一批外国传教士如马礼逊、郭实腊（Karl Güt-zlaff）、裨治文（Elijah Bridgman）、麦都思（Walter Medhurst）、包约翰（John Burdon）、白汉理（Henry Blodget）、施约瑟、狄考文（Calvin Mateer）、富善（Chauncey Goodrich）等被称为著名的《圣经》译者或汉学家。《圣经》被译为中文的历史，却似乎成为中国人缺席的历史。

不可否认，19世纪的中国人刚开始“睁眼看世界”，对于《圣经》的意义世界仍然十分陌生，更无基本的《圣经》原文知识，因此，不可能承担起《圣经》翻译的重任。但是，反过来说，中文的艰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样也是西人传教士难以跨越的障碍，传教士作为第一批深入地接触中国文化的人，其困难尤其突出。因此，中国士人之所以“缺席”中文译经，一些外在原因不容忽视。

首先，从1807年新教来华到20世纪初期，西人传教士绝对地主导了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国本土基督徒的声音微乎其微。其次，19世纪的新教传教是一个突出个人成就的时代。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传教士的身上，工作团队中的其他西人同工多数亦被人忽视，更别提那些作为助手的中国士人。最后，这些协助西人进行《圣经》翻译的中国士人，尤其在早期，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基督徒，甚至在与传教士相处多年之后，仍然没有悔改而接受耶稣基督。传教士向母会报告工作时，就很少提及他们的名字，以免海外母会的非议。那些是基督徒的开始对于《圣经》的了解也非常有限。

此外，在传教士的日记，或者向母会所作的报告中，一些参与《圣经》翻译的中国士人的名字即便被提及，其注音方式也不规范，常以本地方言的发音来标注他们的名字，更增添了人们了解这些被隐藏的中国士人之确切名字的难度。因此，以往人们对于中文译经的讨论，习惯于把视域放在主持翻译的西人传教士身上，仅仅用一个集合名词“本土助手”（native assistants）将这些中国士人一笔带过。近几年来，在学者们的努力之下，这些中国士人的姓名才部分恢复，令我们看到一个活跃于整个中文译经过程之中的中国士人群体。

二、早期《圣经》翻译中的中国士人

我们先把1840年前的译经称为“早期”。可以说，从新教译经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中国士人参 与 其 中。1822年， 马 什 曼（Joshua Marshman）和拉萨（Johannes Lassar）在印度的塞兰普尔（Ser-ampore）完成的译本，常被称为第一本中文《圣经》。他们译经的详细过程是：

我们翻译的第一步是：拉萨坐在我的身边，把英文《圣经》译成中文。……然后开始用活字把它印制出来。我与一个不懂英文的中国人在一起读。他提出他认为有必要作出修正的地方，然后作出修改。这样又要做二、三次。有时，如有必要，还会换一个中国人来阅读。做完后，我一个人坐下来，把它与希腊本《圣经》对照阅读，有时会再次寻求他们的帮助.…每当看到有不合的地方，我就问拉萨与我的中国助手，与他们一起来解决这些疑问，修改不相合的地方。……然后，我再出一版，让我的中国助手与拉萨分开来读，并要他们指出他们不喜欢的地方。最后，我再将它与希腊文《圣经》对照读一篇，最后看一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然后，我要中国助手按他对意义的理解来加上句读。我再检察一遍，如果他的句读与我的一致，就把它发往出版社.印出来后，我先要中国助手看一遍、然后再让拉萨看一遍、最后我再看一遍,然后就印刷了。(3)

马什曼译经的特别之处在于：先从英文译成中文，然后再依据希腊文或希伯来文进行修改和校订。那位参与译经的中国士人，其姓名无法得知。但按裨治文的说法，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广东人”。(4)他在团队中的工作，主要是对西人的译文指出问题、重新整理、修改并顺达文句、标点、抄录的工作。

马礼逊的《圣经》译本虽然比马什曼译本晚一年出版，但它的影响却大得多。同样，在马礼逊的周围，也有一批协助译经的中国士人。其中有作为中文老师的容三德与罗谦；向马礼逊讲解中国语言和文化习惯，甚至在关于天主教与中国社会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袁光明和李先生；还有被马礼逊称为“帮助我校正和润色我所翻译的《圣经》经文的重要助手”(5)的高先生，以及直接参与译经工作的李十公和陈老宜。所以，在马礼逊的译经团队中，中国士人所做的主要事情是：向其介绍并解释汉字、词组的意思，理顺词序，对译文的语法规则、结构和文风提出建议，甚至在更广义的文化层次上对中文翻译提出意见。对于这些中国士人在译经中的角色，马礼逊提出如下看法：

任何译者的工作都包含两个部分：一、准确地理解原著，并能体会原著的精神；二、准确、流畅、通达地（能够雅致就更好了）传达原著的意思与精神。就第一部分来说，基督教学者比不信教的外国译者一般更能胜任；当然，就第二部分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译语言是他的母语的人会好得多……在我翻译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将《圣经》译成中文，我的帮助来自于大英博物馆的汉译本、一些在中国工作的罗马天主教徒；中文字典以及一些当地的中文老师。(6)

马礼逊译本刊行之后，其中文表达受到有些人的批评。当时著名的传教士文献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对马礼逊译本的中文水平评价很低：

这主要是两位欧洲传教士的作品；因为那些在他们的工作中帮忙的中国助手，可以相信，并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考虑到这些，我们无法对马礼逊和米怜的作品给出太高的评价。每一个中国士人都一定意识到这一译本的缺陷。正如人们所认为的，这一译本试图进行直译，但这却使它沦落为一种拼凑，其文风极不流畅，令人无法忍受，更充满怪异的表达。……它不可能列于中国的美文之中，也不可能为中国士人的挑剔口味所接受。(7)

马礼逊译本所以被某些人评价较低，一方面是由于马礼逊、米怜均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译经工作，另一方面是由于马礼逊与米怜皆秉持直译《圣经》的原则，马礼逊认为“《圣经》不允许转译（paraphrase）”，“应该牺牲译作的流畅，来保存原作的文风与格调”；米怜也认为，外国人如果不能用像中国学者那样的“流畅与和谐”来译经，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深究起来，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是：一、当时传教士找不到高水平的中国士人作为助手；当时的中文老师帮助他是要冒风险的。(8)二、即使找到一些识文墨之人作为助手，他们之间在沟通与信任上的问题，也会损害译作的质量。

可见，对于中国士人在早期《圣经》翻译中的角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国士人参与中文译经的深度与广度，乃受当时中西关系的整体政治社会环境的制约；二、中国士人在译经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传教士所确定的译经原则。传教士对《圣经》直译的追求，限制了中国士人在译经时运用中文习惯、中国文化的传统术语来表达《圣经》意义的自由；三、中国士人在传教士主导的译经中，主要起着中文老师、抄写译文、翻译咨询、润色文稿等工作，在用中文来表达《圣经》原意的过程中，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四、参与译经的中国士人自身的水平，对《圣经》译文的水平有重要影响。总之，在早期《圣经》翻译中，中国士人有一定程度的参与，而高素质中国士人的缺失，是早期译本较为粗陋的重要原因。它间接表明，中国士人应该在中文译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中期《圣经》翻译中的中国士人

从1840年到1872年北京译本之间的三十多年时间，是《圣经》译本最为多产的时期，我们称之为“中期”，其代表译本是由麦都思主持的“委办译本”。

自马礼逊译本刊行之后，人们对于其中文表达便有很多意见，并且提出新的译本不能仅仅对马礼逊译本进行修订（revision），而是要重译（retranslation）。其中，倡导重译的著名人士是麦都思和郭实腊。有趣的是，他们在论证重译的必要时，都把中国士人的意见列为重要理由。1836年10月28日，麦都思向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提议重译《圣经》。他特别提出三位中国士人对马礼逊译本的批评性看法。他们分别是梁发、一位姓刘的秀才（Liu Zichun）、朱德郎。麦都思将中国士人的意见作为重译必要性的理据，表明他对中国士人的重要性有清楚的意识。这也预示着在他后来主持的《圣经》翻译中，中国士人将扮演重要角色。

与麦都思一起主张重译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也认为，本土的中国士人对于一个良好的《圣经》译本起着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中文有自己的语法规则、习惯用法、修辞方式，所以：“在说中文有这些特殊之处时，我们决不是说《圣经》文本的意义应该被它们所改变，或者被它们所模糊。而是说，在原文意义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尤其是在运用某些中文的手法可以使译文更为流畅的地方，外国译者应该听从中文方面的行家（the geniu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9)

故此，五口通商后，在由麦都思主持的委办译本中，中国士人的角色十分突出。按委办译本的翻译方式，是先由地方差会译出部分章节，再汇总到上海的译经团队形成定稿。在地方差会、上海总队的译经过程中，中国士人都发挥着重要的参译、议译的角色。先以厦门差会的工作，来看中国士人的参与情况：

 这三个最有经验的传教士都带着他们的中国助手一起在场……传教士先在他们中间讨论一段经文，然后，把《圣经》的意思口头传达到中文老师，从他们那里得到书面语的惯用表达。……麦都思译本比马礼逊的要译得自由，有时是意译（periphrastic），通常与中文惯用相合。在场的中国士人也都认为它在译文文风上优于所能找到的译本。(10)

可见，中国士人在其中起到指出译文错误、用中文习惯用法表达、鉴定译文高下的重要作用。1847年夏，委办译经团队在上海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共同译经，他们每天十点到下午两点在一起讨论译文。他们的译经程序是这样的：

译经的步骤是这样的：一节一节地考虑，一字一字地讨论，每个人都有机会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修改.几个译者都与他们的中国老师在一起，其中三个一直伴随着我们六年的每一天工作，给了极宝贵的帮助.(11)

那么，与传教士一起译经的中国士人在委办译本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在委办本所确定的译经程序的后面几个阶段，中国士人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4）中文秘书要对上一次开会讨论时修改的经文部分，提供一个样本。……应该把它视为后来付梓时的标准稿。（5）中文秘书应该在那本希英索引的书上，为每个希腊字标上中文，以备译经代表（delegates）使用；…（8）译经团队的工作方式是：对经文逐句、逐字地讨论，每一个人都应有机会提出任何他所认为应该作出的修改；……（10）每一个在译经现场的新教传教士都有就任何正在讨论的问题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12)

虽然，它规定只有译经代表才有对译文“投票表决”的权利，但实际上中国士人参与了译经工作，而且可以加入对译文的讨论之中。至于中国士人这种工作角色的自由程度，仍视主持的传教士所确定的译经原则而定。委办本的主持者麦都思倾向于意译。在他的心目中，委办本不仅是一个基督教的经典，而且是一个中国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当人们读到我们的译本时，会认为我们是用中文在写作，甚至会把我们的译本作为中文本身的一个杰出作品（a valuable work）。”(13)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中国士人的参与至关重要。

在协助委办译本的中国士人中，最著名的是王韬。他父亲王昌桂于1847帮助麦都思开始委办本的翻译，但在1849即去世，于是王韬被选中顶替其父协助译经。王韬1854年正式受洗，麦都思这样形容他：

王韬刚刚成年，被人称为才能特出之人。他在学问上还比不上他的父亲，但他在将所学运用至极致这一方面，却高出其父颇多。他的文风优雅，观点老到。他能充分地投入，在各个方面都满足我们的期望。他受到其他年长于他的中国士人的尊敬。他工作勤恳，认真准备与此工作相关的事情；由他的同僚稍加修饰后，他的译文通常都被接受。……在这个译本中，人们将要在《约伯记》、《箴言》中遇到的很多优美表达，以及整个译文中的简洁、流畅的文风，我们都要归功于他。(14)

委办译本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平，多次重版。虽然它是在麦都思的主持下译成的，但知情人都不忘将它的成功归功于王韬的才能。委办本译成后，麦都思又开始将它的《新约》译成官话（即“南京官话本”），这是第一个白话本（Colloquial Mandarin）《圣经》。它采用中国士人先译出，再由麦都思和施敦力（John Stronach）审定的方式。而这个中国译者，或许又是王韬。王韬在委办译本中的突出角色是中文译经史上的一个特例。由于麦都思更为注重接受语言（receptor language）的 特 性，王 韬得以大量地将中文的语言习惯、中国文化的传统术语引入到《圣经》译文之中。以《箴言》8章1－10节为例来说：

智者大声而呼，立崇丘之地，通衢之所，邑门出入之处，扬声曰：凡百庶民，宜听我言；愚者学智慧，拙者明厥心。我所言者，善也，义也，尚其听从。我口所述，真实是尚；凡诸妄言，我痛疾之。公义是谈，非礼不言。知者必以我言为然，明者必以我言为宜。宜承我教，明哲是求，过于羡慕金银也。

将它与和合译本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除了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即一为文言，一为白话）之外，委办本对《圣经》原文的处理极其灵活。例如，原文第一句是由两句对仗的短句构成的反问句，即“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而委办本简单地用一句陈述句来表达；而对于原文用“女性第三人称”来表示的人格化“智慧”，也被委办本译为中性化的“智者”。同时，它还采用儒家的核心观念，如善、义来意译《圣经》原文中的“极美、正直”等词。其所译“公义是谈，非礼不言”，则显然取自《论语•颜渊》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相当意义上，委办本确实是一部中国文学，而不仅仅是一个外来宗教的译本。

委办译本对于中文的表达习惯和传统术语的迁就，后来遭致传教士们的批评。和合本的文理版主席谢 卫 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就批评说：“他们给那些中国士人以无限的自由，让他们可以改变、省略、重组甚至取代经文上的词句。”(15)在中文译经史上，王韬作为译经助手的自由是独一无二的，它完全可以称为委办译本的主要译者之一。

四、后期《圣经》翻译中的中国士人

从1872年的北京版到1919年和合本的刊行，可称之为“后期中文译经”，官话译本是其持续主流。在这一阶段，中国士人有着更为活跃的身影。虽然没有像王韬那样的杰出人物，但是，无论是在传教士个人，还是团体的译经工作中，他们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传教士活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华北地区。从60年代开始，传教士意识到官话在华北地区的广泛运用，并着手准备官话版《圣经》的翻译。1864年，在施约瑟的推动下，在北京成立了官话版《圣经》的翻译小组，由艾约瑟（Joseph Edkins）、丁韪良（A. P. Martin）、包约翰、白汉理组成，其灵魂人物则是施约瑟。白汉理如此描述中国士人在译经团队中的工作：

我们的译经方法是：先分给每个译者一段经文，由他尽其所能地译出初稿。然后，由其他四位译者在他们的书房里，与他们的中文老师一起，对初稿提出批评。……第二稿又发给其他四位译者，他们再在上面标上自己对于文风、经意等作出的修改。这些做好之后，我们再碰头……还有二三位中国士人在场帮助我们。(16)

据一位访问北京译经团的人士的回忆，“在场的中国士人与传教士一样，热切地参与讨论，并同样地为找到一个优美的中文表达而牵挂不已。”(17)然而，至于有多少中国士人，他们的姓名是什么，传教士们却未提供更多线索。

1872年，北京官话版的《新约》正式出版，它是后来《和合本圣经》的原型，被称为可与“英国的钦定本、德国的路德译本”媲美。1874年，施约瑟主译的《旧约》出版。其译文得到人们的广泛称赞，然而，对《旧约》译文进行深入分析就不得不承认：他对《希伯来圣经》的关键术语如灵（hwr）与气（vpn）的灵活翻译，不得不归功于与他同工的中国士人。无论这些传教士的中文有多么好，如果单凭他们自己，不可能运用这么丰富、广泛与准确的中文术语。从1897年他移居日本后，也先后请了金世和、叶善宕、俞宝生、张介芝、莲英煌等中国士人协助翻译和修订。尤其是莲英煌对他的译经帮助很大。美国圣经公会的中国负责人海格思（J. R. Hykes）这样说道：

他［莲英煌］非常熟悉《圣经》，是一个容易相处而且很有效率的人；他对施主教和我的工作都极有益。要找到一个像他这样的才能之人，是相当困难的。(18)

但由于施约瑟没有详细地描述他如何与这些中国士人合作，所以我们无法界定他们的具体角色。

大致同时，在中国的中部武汉，杨格非（Griffith John）也先后尝试用浅文理和官话翻译《圣经》。在他身边，有一个稳定的中国士人作为助手，其名为沈子星。杨格非曾经详细谈到中国士人协助西人译经的情况：

从做文章的角度（a literary point of view）来说，我看所有外国人写的东西，都被普通的中国士人嘲笑不已。结果，大多数的传教士都把写的任务留给他们的中国助手，……当他们想要出版时，他们通过口语把意思告诉给中国助手，由他来写成好的、地道的中文。(19)

这样的叙述与当时一些传教士与中国士人的合画像是相吻合的。从马礼逊开始，到麦都思、杨格非，在他们的译经画像中，都是由西人手持经卷，而由中国士人执笔誊译。就杨格非的译文而言，由于他在译经上的指导原则不甚清楚：有时执于原文，译文不像是中文；有时它又大胆地采用意译，使人无法信任它的信实。所以，所译《圣经》的整体水平不算高，影响也不大。

进入中文《圣经》的总结性译本——和合本的阶段，中国士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变得更为突出。一方面传教士逐渐开始意识到本土基督徒对中国教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随着差会主持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开始出现了一批兼具基督教信仰与良好教育的基督徒士人，相对他们的前辈来说，他们在译经团队中较少身份上的包袱。值得注意的是， 从1904年6月18日 至9月2日，富善回美探亲，就由他的中国助手张洗心代表他讨论译文。这是中国士人的角色发生根本转变的开始，表明他们成为译经小组的一员，而不只是助手。从1908年富善主持《旧约》翻译开始，这情形对所有的中国士人都变成了普遍的事实。译经团队中，中国士人逐渐获得了对译文进行表决的投票权，也就是说，获得与西人传教士同样的译者身份。

从一开始，每一个西人都由他们的先生陪同，这些先生在当地都享有盛誉。只有西人才有权利表决赞同或反对一段译文，但这后来有了改变，中国先生也有表决权。他们谁也不懂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甚至不懂英语，但他们起码了解自己的语言，而且明白把《圣经》原文译成标准的中文，而不是某种方言，所带来的问题。……从1908或1909年后，那些来自四川、湖南或江苏的中国先生，有时会表决反对他们的英国或美国同伴。(20)

在这些参与译经的中国士人当中，较著名的有担任狄考文（Calvin Mateer）助手的邹立文、王元德（又名王宣忱），这二人都毕业于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开办的教会学校；富善的助手张洗心；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的助手刘大成；鹿依士（Spencer Lewis）的助手李春蕃。此外，还有一些不知姓名的中国士人。

在和合本将要刊行之际，译经小组主席富善在1918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他、鲍康宁以及中国士人之间的合作：

我们的中国先生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在他们与我们一起工作、一起讨论用词、一起感觉和体会“中文句子的灵活”的过程中，他们的价值突出地显现出来。你能看出我与鲍康宁在一起工作是多么的愉快吗？大多数时间，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事实是，不是我们两个合而为一，而是我们四个（包括各自的中国助手）合而为一。……我们在表达的优美上听从我们的先生吗？是的，但都是在一起感觉和体会了文句之后。(21)

和合译本的另一位核心成员鲍康宁在1919年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中国士人在译经团队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先生们）相互比赛，将自己最好的才能贡献出来，以找到既准确又优美的中文表达。这并不是件容易事。句子的节律、组成部分之间平衡、韵律、在词与词之间分清界限、在起承转合之时中国字的不同用法，以及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来说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都被加以考虑，并由他们决定。就译文的中文表达而言，没有一句译文是没得到他们同意就认定的。每一个会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读《圣经》时，因为它的译文带有外国味而离之远去的可能障碍，都被清理干净了。(22)

因此，官话和合本之所以成为中文译经的最高峰，正是由于中国士人在译经过程中能够充分地发挥译者的角色作用。和合本并非只是西人传教士的译作，参与译经的这些中国士人也是当然的译者。

五、总结

从最初中国士人对译经的较少参与，到和合译本正式确认中国士人的译者身份，在持续百年的中文译经过程中，中国士人是一个持续在场、却始终被人遗忘的群体。就译经涉及的原文与译文这两个方面而言，中国士人的贡献主要在于将《圣经》文意转写成中文。他们在译经过程中实际扮演的角色多种多样，从笔录传教士的口译、将所译文稿进行润色和校对、誊写修改译件等创造性较低的工作，到商榷用词、修改语句、提出地道中文、顺达文风等较深入的参与，一直到像王韬所做的以中国文体、传统术语和思想资源对《圣经》进行极富创造力的翻译等。

中国士人在译经团队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致来说，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时代总体风潮的影响。参与早期译经的中国士人的总体低调形象，与近代中国早期对基督教的隔膜、鄙视乃至敌对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而晚期中国士人在和合译本中地位的抬升，与中国本土教会的成长也难以分开。二、译经团队所确定的翻译原则对于中国士人的角色发挥也影响巨大。很难想象，如果不是麦都思倾向于把译经理解为一个中国文学的再创造，王韬还能否在委办译本中有那么自由的表现空间.三、中国士人自身的修养造诣也决定了他们在译经过程中的角色.能干的、富于学识的中国士人当然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同时，他们与传教士之间的沟通、信任程度，也决定着他们在译经团队中的角色。有趣的是，那些中国士人参与程度越深的译本如委办本、和合本，越受中国人的欢迎，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也越深。参与译经的这些中国士人的名字，理应回到人们的历史记忆之中。

基督徒大多知道马礼逊是第一位来华宣教的新教宣教士，可是很少人知道他是苏格兰改革宗长老会牧师。(1) 其实，早在1812年，马礼逊就把改革宗长老会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WestminsterShorterCatechism）翻译为中文，名为《真道问答》。(2) 可见马礼逊本人对基督教神学的重视。唐崇荣牧师在一篇讲道中强调：“没有正统的神学，就没有正统的教会。”(3) 基督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所传递的真理的基础上。有真道，就有假道；有正统，就有异端，反之亦然。正统神学就是根据圣经和教会传统对基督教神学的正统阐述，不可谓不重要。

因此，本文首先试图分析改革宗神学目前在中国的发展，然后呼吁大家注重对基督教神学长期性、系统性、深入性的研究。笔者游学北美，蜗居小城，对于中国基督教神学的看法难免是管中窥豹，挂一漏万，因此只能算是一得之见。仅以此作为心香一瓣，纪念马礼逊来华宣教二百周年，并与对基督教神学有负担的诸位弟兄姊妹商榷、共勉。

一、基督教神学

中国基督教神学首先是“基督教神学”。许多人之所以忽略、甚至反对神学，就是因为对神学本身的界定缺乏清晰的认识。因此，我们首先争取对基督教神学本身作出清晰的界定。

基督教神学就是认识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就是依靠圣灵的光照，运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理性，以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话语为最终的标准，借鉴圣灵对历代圣徒的光照，来认识上帝与上帝的旨意，从而明白我们作为人当尽的本分。所以，清教徒神学家威廉•派肯斯把神学界定为“一门使人永远幸福地生活的科学”。(4) 埃梅斯在其名著《神学精华》中则说：“神学就是教导人如何向上帝而活。”(5) 他解释说，在一切严格的教导性艺术中，神学是至高至尊的，因为它是引导我们达成人生最高目的的指南，它所涉及的是神圣之事，所侍奉的是上帝，并且引导人归向上帝。(6)

吕沛渊博士强调说：“‘神学’乃是‘学神’，就是透过‘圣经——神的话’来学习认识他，而认识他就是永生；所以神学是生命的学习，是灵修、敬拜、赞美的生活.”“‘神学’就是‘灵修，灵命造就’，就是圣经所说的:‘属灵的人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给属灵的人听’”（林前2:13）。“神学并非只是研究一些关于神的事情，乃是亲自认识神，与他有生命联结的关系。神学即是生命的工作，也就是信仰与生活，并非理论与空谈。”“神学乃是借着‘信’来学习认识神、传讲神、荣耀神、享受神。‘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参罗10:17）。神学可以说是通过研读神的话、信靠神的话而认识神。”他最终总结说：“神学乃是以信学神。”(7) 这一定义深得基督教神学的精髓。

因此，笔者认为，基督教神学既是严谨的研究上帝圣言的一门科学，也是基督徒实际生活中认识上帝、效法基督的生活艺术。

二、改革宗神学在当今中国的发展

目前改革宗神学作为基督教和宗教改革的主流已经得到90年代以来兴起的越来越多的城市教会，特别是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的教会的认同。改革宗神学在当下教会体制的建设以及神学教育方面都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正统改革宗神学的优胜之处在于其并不强调抽象的上帝的主权，而是强调上帝在基督里向罪人所显明的大爱.上帝拯救世人，使他们脱离罪恶，获得永生，因为上帝是爱.因着爱，上帝主动地挽回那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因着爱，上帝激励世人与自己复和，并且效法基督,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蒙恩之人之所以遵行上帝的诫命，并不是出于恐惧，甚至也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出于爱而甘心乐意去行。正如梅钦博士所表述的那样：

基督教也许为人提供令人满意的世界观，也许给人提供安慰和幸福，也许使人不再惧怕死亡，也许使人的宗教感情得以升华；但是，如果基督教没有使人成为更优秀的人，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进一步来说，爱就是遵守上帝的道德律。这种爱绝不仅仅是一套外表性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可能是假冒伪善，或者是为了方便合算。这种爱也绝不是热衷于为了本分而履行本分。为本分而履行本分确实可敬可赞，但这只不过是道德的童年状态而已。基督徒不再处于训蒙的师傅的管教之下；他之所以遵行上帝的法律并不是源于遵行来自本分的严苛的声音，而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他喜爱上帝的法律；他之所以如此行事正直，是因为他情不自禁。(8)

因此，奥古斯丁把自己的归正称为“降服于上帝的慈爱之下”。(9) 周必克博士总结说，改革宗神学的核心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完全地无条件地爱罪人。(10)因此，传讲改革宗神学绝不仅仅是向人传递一套冷冰冰的教义体系，也绝不是高举一个宗派，乃是传讲圣经中所启示的以爱上帝和爱人如己为核心的爱的真理。教会史学家斯卡夫在分析加尔文神学体系时强调说：“上帝在基督里的爱乃是加尔文的个性和作品的真正的钥匙。”(11)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教牧神学家约拿单•爱德华滋在考察何谓真正的基督徒敬虔时指出：“圣经在很大程度上把敬虔置于爱这种情感之中——爱上帝、爱主耶稣基督、爱上帝的子民、爱人类。”(12)他甚至称“天堂就是爱的世界，通向天堂的道路就是爱的道路”。(13)这种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的法律为标准，以热爱上帝，热爱邻舍为导向的改革宗神学，正是中国大陆文革之后无法无天无爱的文化所亟需的。

改革宗神学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是背景性方面，二是推动性方面。在背景性方面，中国传统教会的神学以深受时代论影响的基要派神学为主。这种神学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割裂新旧约之间的关系，否定上帝的法律在基督徒生活中的规范作用，从而使基督徒落在反律主义的泥坑中；二是割裂教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基督徒在当今时代就是要弃绝这个败坏的时代，唯一的盼望就是被提升天或基督的再来，从而使基督徒落在逃避主义的陷阱里；三是消极性的末世论，认为上帝国度的统治只有在基督二次再来之后才会临到，基督徒无法在此时此地参与上帝国度的拓展，这就使基督徒落在失败主义的隔都中。(14)

另外，大陆大部分教会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灵恩运动的搅扰。灵恩派教导注重说方言，唱灵歌，跳灵舞，见异象，赶鬼，医病等，这种教导与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相近，使基督徒沦落到情绪主义式做法中，对于造就属灵美德和促进社会公义没有丝毫助益。因此，灵恩派教导在大陆逐渐受到比较有见识的基督徒的鄙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推动性方面，这方面主要有三大要素，一是布道方面的推动，二是文字方面的跟进，三是神学方面的栽培。在布道方面，唐崇荣牧师和赵天恩牧师的推动最为显著。在文字跟进方面，香港的基督教经典出版社，台湾的改革宗翻译社，美国的中国改革宗出版社是改革宗阵营出版方面的三大旗舰。三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上百部经典的改革宗神学书籍，对于推动改革宗神学在大陆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惜，这三家出版社都由欧美基督徒主持操办，当有更多出身大陆的有识之士参与这样的文字事工。在神学培训方面，目前唐崇怀博士任院长的国际神学院，唐崇荣博士任院长的印尼归正神学院，吕沛渊博士任代院长的台湾改革宗神学院都是具有改革宗神学导向的神学院。另外美国、韩国等国宣教组织在大陆也设立了多家改革宗神学院，可惜因为生源、师资和资料方面的缘故，其学术水准与美国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加尔文神学院、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改革宗神学院等相比，仍有很大距离。

三、中国基督教神学发展滞后的反思

中国基督教神学滞后的原因有多种，比如西方宣教士忽视对当地神学人才的培养；当地教牧人员多是中小学毕业，不具备从事神学研究的基本人文素养；改革开放前极左路线的影响；教会中反知主义与反律主义的盛行等等。本文主要从方法论角度指出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对经院主义方法的忽略。(15)

欧洲几千年思想和学术的集大成者就是13世纪逐步成型的经院主义，从此欧洲思想和学术与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接轨，分析理性得以长足发展，摆脱了长期以来神秘主义所造成的思想的模糊性和偶发性，使人的思想和学术具有了清楚的范畴和逻辑方法，从而能够把已有的思想集中明晰地表达出来，当然也能够清楚系统地传递下去。尤其是在经院主义大师托马斯•阿奎那的笔下，他以圣经为最高权威，以教会传统为辅助，结合罗马法的严谨风格和实用精神，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哲学为工具，使得基督教神学在系统性、一贯性和精确性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种经院主义的方法和态度恰恰是汉语思想界所急需的。刘小枫在1994年思考汉语思想界现状的时候，就敏锐地指出：

 汉语思想界一直不重视经院神学的研究，对形式理性在神学中的作用持轻蔑的态度，这对汉语思想的发展是不利的，这得重复吉尔比的话：“推论的意义比情感更内在，比激情更持久，它是人类形成伙伴的条件。”在汉语神学界，天主教神学家们热衷于推进利玛窦的思想路线，忙于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去寻找与天主实义的相合处，对理性化的经院神学传统中的经院辩证法的研究了无积累，可谓丢失了天主教神学传统中的经院辩证法这一法宝；新教福音各派则沿着路德、加尔文的反经院神学路线跑，大张宗教情感和属灵经验的唯一性，以至于神学思想界内部已谈不上“形成伙伴的条件”，遑论在文化界形成伙伴的条件。(16)

长期以来，汉语思想界和神学界一直没有对经院主义予以充分重视，不管是在思想界，还是在神学界，盛行的多是情绪性、宗教性的口号，缺乏的是定义明确、命题清楚、论证严密的系统的思考。(17)中国教会习惯于忽略历代教会中先圣先贤的教训，(18) 在圣经原典和基督教重要文本的理解上，更是基本上没下功夫。对历史传统和表达方法的尊重，恰恰是经院主义的优胜之处。林荣洪博士在考察中世纪神学的时候指出：“传统与圣经为中世纪神学建立了共同的思想架构。”(19) 没有正确的理解，就没有正确的判断，当然也不会有正确的推论。经院主义这种严密的思想方式，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成为一种习性和美德，而中国基督徒所缺乏的正是这种阿奎那反复强调的“思想性的美德”(Intellectual Virtue)。(20)

其实，逻辑是人思想的语法，正如吉尔比所言：“逻辑帮助我们正确地接近科学研究的实际对象，它为所有推论的知识提供方法，因而它是科学学科的首要部分，它将告诫我们不要把胡言乱语当成解释，不要把特殊情况误当成一般规则，不要把知觉当成证明。”(21)

经院主义所注重的是问答法。这与20世纪德国纳粹的洗脑灌输式的政治宣传截然不同，可惜目前大陆许多神学院中仍然盛行这种家长制式的神学教育方式。经院主义虽然注重对老师的尊重，但这种尊重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并不是盲目、绝对的信靠和服从。因此，经院主义也培养了健康、自由的学风。

经院主义的方法不仅涉及思维方式的问题，同时也直接涉及全人建造的问题。没有独立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的人，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自由的人，当然也不可能是全方位地活出上帝形象的基督徒。在教会历史上，基督徒之所以常常成为错误神学的牺牲品，成为教会暴政和国家暴政所蒙蔽利用的工具，就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分辨力。因此，保罗把灵命成熟的标记集中在理性思维的成熟上：“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来5:14）。

四、发展中国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性

目前大陆教会复兴，到处都需要有一定装备的牧师和神学教师。在中国文化中，向来是以“学以致用”为传统，这种心态也直接影响到中国教会在神学方面的建造。但是，以“形下”的实用技术为追求目标不仅在科技发展上是短视的，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制度和民族的风气。清朝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戊戌变法顷刻破产，辛亥革命后新建的共和体制运转不灵，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五四运动之后，科学主义或者伪科学主义流行，这对上百年来中国的“新政”、“改革”、“革命”等一切理想性的运动都无疑是可怕的嘲讽。

因此，基督徒必须改变短视的“救亡图存”式的实用主义心态，重新省察、建构基督教神学，从而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陈寅恪正在柏林留学，他当时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

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22)

同样处于救亡图存的危机之下，同样为炙热的爱国情怀所激荡，陈寅恪能够洞察“行而上学”对于救国经世的根本性“大用”，可见其远见卓识。

我们必须明白，坚定的信仰必依赖于在真理方面真正非功利的、独立不依的艰辛探索.可惜，中国教会内部多以眼前的传福音、开教会为急务，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支持潜心神学研究的重要性.没有深刻的神学，就没有深刻的灵命；没有纯正的神学，也没有纯正的教会.百年大计，在于人才的预备；人才的预备，首先是思想的预备.求主感动一部分真正热爱上帝和教会的人，躬耕书斋和讲坛，为中国教会百年，乃至千年的思想和人才预备奉献心香。

五、中国基督教神学发展当注意的事项

基督教神学在大陆的发展首先就是立场的问题。在立场问题上，当注意避免三种倾向。一是迎合政治，二是迎合学界，三是迎合大众。基督徒神学家当参与政治，引导政治，但决不能迎合政治，这也是一个基督徒的人格问题。对于学界也是如此，基督徒神学家当参与学术，追求学术卓越，但学术也有是非优劣，不能一味迎合。最后一点就是不能为了人群现实的需要，为了教会人数的发展，随意降低真理的标准。

其次就是方法的问题。除了前面所提及的经院主义方法之外，笔者从五个方面强调中国基督教神学当注意的问题：

1、圣经性立足

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和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一样，都必须不断归回圣经，以圣经为发现真理的源泉，以圣经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要求有条件真心研究基督教神学的人，不能急功近利，最起码要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掌握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等古典语言，同时至少从英文、德文、法文、荷兰文中掌握一到两门现代外语，然后才能解决研究圣经和西方教会传统所必须过的外语关。

2、传统性扎根

基督教是历史性的宗教，上帝的启示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显明的，教会对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的认识也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成长的。不明白历史，就不明白今天；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这些习语虽然已经融入常识，可是我们中国基督徒在神学学习中却一直不重视历史性的研究，不重视对教会传统的考察，更不用说吸取历史的教训了。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大陆存在，在香港地区也是一样。吴国杰博士指出：“华人教会素来忽略教会历史……细数现今仅有的十多位华人教会史学者，绝大部分属研究中国教会人士，专研西方历史者有几人？确实寥寥可数。”(23) 对于中国基督徒而言，传统性扎根有两大方面的要求，一是对西方教会传统的把握，二是对中国教会传统，以及其中中国文化传统的把握。

3、选择性吸收

在神学上，虽然西方教会有宝贵的历史和积累，当然也不是只有西方月亮圆，我们对西方神学必须进行选择性吸收。但是，谈及选择性吸收，首先是一个理解文本和传统的问题。如果不理解西方神学的文本和传统，只能拾人牙慧，或者随意论断，根本谈不上选择性吸收。所以笔者在此之前特别强调对语言和历史的把握。对于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全面发展来看，我们应当批判性地吸收犹太教对律法的解释，吸收中世纪经院主义式的严谨的研究方法，甚至应当吸收19世纪至20世纪自由派神学、新正统派神学中合乎圣经、造就教会的地方。这些方面的吸收都需要长期的艰深的研究功夫，远非随意一句话就能够断定的。

4、创造性转化

创造性转化就是在研究圣经和教会传统的前提下，根据中国教会现状，提出造就中国教会的神学来。这种创造性转化不是刻意寻求中国特色，而是自然就具有中国特色。非常重要的是这种转化一定要建立在对圣经和历史进行详尽的考察研究的基础上，不能灵机一动，随意主张，搞出《老子福音》这样的著述来。(24)

5、现实性落实

基督教神学绝不仅仅是书斋中的研究，而是在教牧生活中不断成熟的。因此，改革宗神学一直主张学者式的教牧和教牧式的学者。基督教神学的研究成果必须落实在教牧生活中，神学家必须把自己在神学上的亮光通过讲道、教导、写作和生活见证等各种方式，落实到自己和其他信徒的现实生活中去，并且逐渐影响到周围的社会。

1807年马礼逊启程前往中国时，先到纽约换船。办理手续时，船舶公司的职员以轻蔑的口气对他说：“马礼逊，你以为靠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过去五千年来的偶像崇拜吗？”马礼逊回答说：“我不能，但我相信上帝能！”二百年后的今天，唯愿我们仍然能够坚信：上帝必要亲自建立他在中国的教会和神学，主耶稣基督仍是天上地下唯一的大君王，“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