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12 月5 日13 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先生在“ 五十知天命” 时突然从自己家所在的世纪城小区10 层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认定：排除他杀，高空坠亡。12 月8 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人文楼121 室设立余虹教授纪念室，纪念余虹教授。
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力、中山大学教授欧阳洁之后，又有余虹教授跳楼自杀。这个事件在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不少人将此事看作是一个文化事件而试图对其有所反思。
余虹，1957 年生于四川。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2002 年4 月作为优秀人才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引进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成为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人大《文艺理论》主编，学术期刊《问题》与《立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是文艺理论、美学与哲学。主要著作有《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在经历过两次婚姻后过着单身的生活，儿子远在美国读大学，上有一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余虹的死在他朋友的描述中被赋予一种唯美主义的色彩。首都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陶东风说：“ 今年3 月间，余虹在参加我的学生博士论文开题时谈到了‘ 唯美主义’ 是一种‘ 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 而生、而死。”
但也有人从余虹身体与心理方面的问题来看这个事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赵勇教授说：“ 如果把余虹看作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余虹之死很可能就成了一个医学问题.而医学问题虽然不如哲学问题和美学问题深奥玄远、富有诗意，却更容易接近事实真相。” 为此他感叹，当事者及周围的人都没有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种抑郁症的折磨。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件看作是一个文化事件,那么,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去思考这个文化事件，对于今天的幸存者或许会有更多的意义.在余虹先生博客里所留下的作品中，他让很多人看到这样一个更为深入的方面。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 一个人的百年” 中，他感叹到：“ 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谈到了在当今这个时代人生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
在这种对历史的感叹之中，余虹先生提出了他生前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 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 的时代，生活在无庇护状态下的人们，靠什么去维持他们在世的生活？他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将一个中国老太太，他的导师石璞，和一个他曾在美国认识的老太太作了对比：“ 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风烛残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皱纹和弯曲的身体上布满夜的阴影，其孤寂、清冷与悲戚的气息多少都会招人同情与怜悯。这位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呢？她非常阳光，见到她每每让我自己觉得有些暮气沉沉和些许的自怜.这是怎么回事？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而一个中国老太太呢？尤其是经过这一百年革命洗礼的老太太，她靠什么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余虹先生在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试图去思想这样的问题，去找 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找到了吗？在这篇文章的结束，他说道：“ 也许现在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了：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 他找到的是人生中那“ 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他以为这就是答案，一种能够在他导师的人生中发挥作用的庇护，也可以是一种让他那颗正在死去的心生发出生之希望的依靠。但他的死向人们表明，这个答案是那样地无力与苍白。他的死使他最后提出的问题悬而未决，划着大大的问号显示在每一个愿意认真去思考这个文化事件的人的面前。
如果我们带着余虹先生的这个问题去思考他的自杀所带来的文化事件的话，会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看法：如果人生需要一种社会与精神的庇护,那么这种庇护并非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所取得的头衔有多少，所达到的地位有多高，所挣的钱有多么丰厚，所住的房子有多么宽敞，如此等等能够解决的问题.换言之，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事业的成功并不能够成为他人生的庇护与安慰.即使取得这一切，生活在当代的人们，他们的人生依然处在一种无庇护的状态。这是一个无庇护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很多人，像余虹先生一样，处在一种生命没有着落的状态。有些人可能会更糟糕，要时时去忍受生活中那种致命的不安。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把这种生命没有着落的状态看作是一种病态：或者是过于追求生命中的完美；或者是人为地让自己陷入到抑郁之中，而不愿意自拔。确实，人们可以想出很多的方法，让自己从现实的处境中、从人生的成就中得到庇护与安慰。很多人就是以此让自己处在一种“ 正常的” 生活状态中。不过，只有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良知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在这个世上得到了安慰与庇护。如果人们真的能够如此轻易地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余虹先生的死就真不值得我们将其看作是一个文化事件而认真地进行反思了。他的死至少向还生着的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生是否真的需要庇护？而这种庇护从哪里来？
按照余虹先生的观察，现代的中国社会，至少这一百年来，是一个没有社会与精神庇护的社会。如果我们同情地看待这样一个观察，那么我们就会不由地感叹，这一百年来，多少中国的仁人志士，寻找着救国救民的道理，以各种主义的名义热情地从事着社会革命，以为可以救中国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在牺牲了很多人的性命之后，以为目标总会在某一天实现。但一百年过去了，或者人们的生活水准有了改变，住的楼房可能更高了，但人们却落入到一个更为致命的状态之中：生命的无庇护状态。
这里的问题是，有多少忧国忧民、试图要救中国于水深火热的仁人志士们曾经注意到：寻求生命的庇护是人生命最基本的需要？以各种主义的名义从事的各种社会运动有着这样一个悖论：它可以毁坏一个社会已有的社会与精神庇护，但却不能给人们带来所需要的庇护。人所需要的这种庇护从哪里来？当“ 五四” 时期中国的学子们喊出“ 打倒孔家店” 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儒家的伦理已经不再能够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现世支撑。那个时代的学子们之所以有勇气打破以往中国人的现世支撑，是以为在科学与社会革命中可以找到新的社会与精神的支撑点.但当人们感到失望的时候，想要回去已经晚了.习惯于以现世的支撑去回避彼世之盼望的多数中国人，一旦失去现世的支撑，就等于失去了所有的庇护.重新回复到儒家的思想伦理就可以找到人们所需要的庇护吗？这是很多想要以中国国粹去抵抗西方文化的人想要寻求的途径。但一种真正有生命力的精神庇护既不会因为一场社会运动而被毁坏，也不会因为一场社会运动而被树立起来；就像我在上面说到的，如果它不因为个人在这个世上的成功而得到，那么它也不会因为一场社会运动的成功而得到。
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这种庇护从哪里来？余虹先生的自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象征着一个传统中国士者,在这救国救民实践的一百年后，面对这个问题，宣告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