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新约神学的本质是宣教神学。1这个宣称同时揭示了上帝的新子民——地上教会——存在的根本理由：宣教。2除此之外，她甚至可以说没有存在的理由！3虽然很多宗教都强调宣教，但大都不像基督教视宣教为唯一的使命。我们承认基督教的宣教历史是辉煌而富有果效的，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某些改变历史的宣教行动，往往只是教会的副产品。更讽刺的是，异端分子比“福音派”更热衷宣教。事实上，相对于大力投入宣教的教会而言，这世上更多的是遗忘自己使命的地方教会（尽管有时也支持一些事工）。因此，就有了纽比金（Newbigin）所言“一个不是教会的宣教团队和一个不宣教的教会都是怪物”的情况出现。教会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重申和反思教会的宣教，都不会显得多余。对于当前的中国教会而言，尤其如此。

一

        众所周知，新约著作既不是一套玄思的“形而上学”，也没有拉比学究式的注疏。全部新约，几乎都是宣教的产物，虽然我们不能把它视作“福音小册子”，但它们和宣教是不可分离的。因为新约作者的写作，不是为了宣扬福音就是为了维护所宣扬的福音。任何人忽略了它所围绕的这个主题，将永不能理解它的主要意义。因此，如果它像学者所说存在着（一种）神学，那必然是宣教神学。除此之外的新约神学，只能是“另一个福音（神学）”，其实不是“福音（的神学）”。
新约最伟大的神学家兼宣教士保罗的言行，给了我们一个清楚不过的典范。他宣称：“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9:23）这是他从主领受的使命，也是他毕其一生为之努力的目标（腓3:13—14）。他所有的书信也离不开这个“天上来的异象”（徒26:19）。即使在过去被看为是纯“神学”著作的《罗马书》和《以弗所书》也不例外，虽然很多人会谈论前者之救恩论及后者之教会论。诚然，我们承认它们的神学内涵，但同时需要关注保罗的写作目的：为了宣教（曾思瀚，《传到地极——〈罗马书〉初探》）。保罗之所以写《罗马书》，是因为他要去西班牙宣教，希望罗马教会能够支持和参与。为此，保罗申明自己的使徒身份（1:1），又严谨地说明自己所传福音的内容（1:2—4，16—17以及后面许多解释），更是热情洋溢地说明了宣教的绝对必要（1:8，14—15，1:18—3:20）！为了解释这一点，保罗处理了极端复杂的旧约神学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 4 《以弗所书》是阐述教会论没错，但保罗却是为了提醒以弗所教会：要“真知道上帝”呼召教会的计划——引进并扩展新社会（John Stott）。在气势恢宏的第一章和激情昂扬的最后一段话里（1:3—23；6:10—20），这一点得到充分的强调。毫无疑问，鼓励地方教会或个人（腓利门、提摩太、提多）同心合意完成福音使命，几乎是保罗每一封书信的最重要目的之一。
另外，保罗亲密的同工路加——占新约篇幅最多的作者5——的观点，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宣教对于教会的神学意义。在Bock的详尽研究里，他发现“行程”在路加作品中具有独特的修辞地位。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耶稣走向耶路撒冷（成就福音）和使徒离开耶路撒冷（见证福音）之间交相辉映(Bock,Commentary)。这也说明了，“道”（路，，way）为何是路加著作中举足轻重的关键词之一。6鲍维钧在他关于《使徒行传》中之《以赛亚书》引语的杰出论文里指出，“道”和“新出埃及”主题密切相关。这项研究，则为我们带来了更宽广的宣教视野：（新）“以色列的复兴”。而这正是《使徒行传》全书钥节1:6—8耐人寻味之处：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我们要留意，耶稣并没有拒绝门徒“复兴以色列”的问题。只是“复兴以色列”的概念，不是按照门徒的狭隘理解（民族性的地上政权），而是和宣教连在一起。这里也不仅是描述教会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描述教会的特质。她是福音的承受者，更是福音的宣扬者。这正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的特征：使万民得福（创12:1—2）。这是教会和犹太人7最大的区别之一。因为犹太人已经以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已自绝于神子民的身份。
在《约翰福音》里，犹太人不但没有履行亚伯拉罕子孙的责任，而且做了亚伯拉罕不会做的事：杀了神所差来的基督（8:39—40）。和符类福音相应（太3:9，路3:8），约翰用“另外有羊”预告了上帝选召的新子民。弥赛亚的使命就包含了将他们“领来”并“合成一群”的事工（约10:16）。在《约翰福音》 4章耶稣行程的记述里，4节中“必须”这个词的运用相当微妙（他向来如此！）。从犹太到加利利并不是只有“经过撒玛利亚”这条路，犹太人通常会绕道而行。为什么对耶稣来说是“必须”呢？这显然超出地理的意义，而需要诉诸神学了。根据上下文，我们断定，唯一的理由是宣教！这是耶稣的使命：领回另外的羊——撒玛利亚人。如果将这段故事和3章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谈话结合起来，我们就很容易处理宣教路线（高、低）的争论。因为耶稣既希望得着社会精英分子，也关切底层（及边缘）群体。保罗会说“没有分别”，彼得大概会说“一网打尽”，如果约翰有机会插话，一定会说“不要漏网”。
《约翰福音》还有一个相当明显的特点，即非常注重个人布道。最有趣的是耶稣首批门徒的故事，安得烈领来彼得，腓力则领来拿但业。除了尼哥底母和撒玛利亚妇人之外，在12章约翰记录了一个很特别的插曲：腓力和安得烈为希腊人引见耶稣。而且，值得留意的是，通过“个人布道”领来的这些人，在福音上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你的一生中能带领一个像彼得这样的人归主，夫复何求？！除开这些直接宣教的个案不论，本书的内容也充满了“福音”。约翰明确说明，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信主耶稣基督（20:31）。  8根据教会传统，在被流放拔摩荒岛前与之后，他是作为一名宣教士住在以弗所。写到这里，笔者甚至有点过于急切地要提及神秘主义者对本书解读的重大缺憾（可以中古世纪以来的东正教为代表）。因为他们习惯地把约翰视为“默观的典范”，继而在他的著作中寻求灵修操练的“亮光”，却忽略了它（们）作为“福音”的性质。而且，约翰在荒岛也绝不能被看为是出世修道的浪漫榜样。相反，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被迫“独处”。历史证明，在基督教三大教派里，推崇内在修为的东正教在宣教上最“无（所作）为”。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一个不宣教的教派却以唯一“正教会”自居，视天主教为“异端”，新教为“异教”。9这使我想起慕迪的故事，有自以为属灵的人来找慕迪，“属灵人”向慕迪自豪地宣称，自己在灵性里天天经历“山上变像”（意指属灵操练的高峰“出神”），慕迪听后随即问他：“那么，你为福音做了什么？”那人无话可说。类似这种迷恋属灵体验，欲在山上搭棚的人，他们实在不知道自己所思所行的是什么！
我们何必举证更多的新约经文呢？若要再论 《马太福音》和《希伯来书》以及众使徒的作品，篇幅就不够了。但任何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前述两卷特别针对有深厚旧约传统背景读者的著作，是如何透过旧约向他们详细解释基督。对1世纪以色列会堂背景略知一二的读者，从这两卷书里，几乎可以听见早期门徒和犹太人辩论的嘈杂声。请注意，这辩论是因为门徒主动宣讲福音而引起的。因此，早期基督徒就有了另一个外号：“扰乱天下者”。即使背负这样的骂名，门徒们对宣教仍然痴心不改。保罗也许是最直接地解释了个中原因的使徒。他坦诚地表示，自己传福音是“不得已”，责任已经托付给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们何尝不一样呢？基督徒对“大使命”也是耳熟能详：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8—20）

二

在圣经中，虽然“使万族得福”的吩咐源远流长，福音使命又三令五申，但从历史来看，上帝的子民似乎并不太关心这位上帝对世人最重要的心意。
约帕也许不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但它在宣教史上却具有近乎传奇的地位。纵然犹太人曾经忘记加利利的先知（约7:52），我们却不能再次遗忘。这位先知就是约拿，他就是在约帕逃避去外邦宣教的呼召。那部忏悔式的自传《约拿书》，为我们道尽了以色列人的自私和刚愎。但他的经历似乎并没有唤醒以色列人，我们惊讶的是，这其中甚至包括被圣灵充满的门徒。再回到约帕。使徒彼得在这里看见了新异象，但他并不理解所见的。之后，他被领到外邦人哥尼流家里布道，这是初期教会第一次到外邦群体中宣教（8章的太监是比较个人性质的）。当彼得讲道，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类似五旬节经验），犹太信徒惊讶不已：神难道也恩待外邦人？答案是肯定的！彼得在他的意料之外，为外邦人施行了洗礼（徒10）。本来这事应该马上使早期的门徒想起旧约（尤其是《以赛亚书》后半部）和主耶稣在升天前刚刚讲过的话（徒1:6—8），可是没有，他们却为此起了争论（徒11:1—3）！和以色列人的遭遇相似，早期教会也经历了强迫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过，犹太人是被掳异邦，基督徒则是被放逐各地。尽管如此，他们也不向外邦人宣教（徒11:9），就像以色列人在异邦一样。这种情况直等到安提阿教会差遣保罗和巴拿巴才得到改变（徒13:1），在这之前教会好像并没有差传计划。从这个角度而言，后来的新约著作可以被视作具有反思宣教意义的文集。这使我忍不住要提到中国教会。虽然有人认为中国较之犹太、希腊和欧美是“好土”，我们也亢奋高歌“中华是第四等田”，但实际上中国近当代教会对普世宣教并没有突出的贡献。无论是奔赴前线，还是“书斋里的革命”（例如为其他民族翻译圣经）。再一次，上帝同样让他在中国的子民被分散天下。那是中国教会一段苦涩的历史记忆。然而，当年流离海外教会的才俊，却造就了全球华人教会的新兴局面。但就如我在各地所看到的，很少很少的中国教会愿意向华人以外的群体传福音！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人有很多不信的，何必要向其他民族传呢？按着这种逻辑，直到耶稣再来我们也不用“跨文化宣教”，因为那时候还有很多中国人不信。我们能否想象，如果当初以色列人也一直这样想——耶路撒冷都有那么多未信的人，何必差传呢——的后果！这不是着眼现实，更多的恐怕是民族主义。
即使我们考察整部教会史，各时期的各地教会在宣教上也并不太投入。撇开中世纪教廷曲解福音甚至背叛福音的可耻的“征服”异教行径，在之前的教父时期和之后的改教时期，也没有太多的福音差传。我们为2世纪到5世纪教会所取得的神学贡献感到兴奋，那些伟大的教父们，为我们解决了很多棘手的教义争端。但有一个事实我们需要反思，那就是神学研究放慢甚至是停止了“差传”的步伐。当然，我们可以理解那时教会的“内忧”深重，例如教会规模很大、异端骚扰不断，这对治理和牧养都是很大的挑战。但是，照理教会壮大，更有力量宣教才对！而且，异端的骚扰，更应该刺激正统教会去宣扬福音，免得别人被异端迷惑。但事实是，被定为异端的教派比正统教会活跃得多。有据可寻的最早的中国景教和元朝的也里可温，就是其中一支：聂斯托利派。更早期的两个异端诺斯替主义和孟他努主义，也同样是足迹遍布各处。那么，改教运动又如何？同理，改教家们主要处理的是教义和教制，以及争论不休的圣礼问题。我们不否定这些工作的意义，相反它们很有价值。但宣教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有人认为以现代宣教概念批评改教家有失公允（例如海外宣教），事实上并非如此。加尔文从某种角度讲，也算是海外宣教士。他们所缺失的是新约宣教的基本概念：差遣。不过那时候努力宣教的是天主教内部改革派（例如耶稣会）。其中有影响中国甚大的利玛窦等来华人士。新教真正兴起大规模的宣教运动，则是近两百多年来的事情。
克里·威廉通常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但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他不是英国教会差派的，而是个人蒙主呼召前往印度。实际上教会也没有支持他，哪怕在精神上！那时候大英帝国有无数精通圣经原文的学者，但只有这个自学原文的补鞋匠，为那些被殖民的“二等公民”翻译了圣经。但克里·威廉却是受到另外两个比他更早的宣教士影响。他们就是印地安人宣教士大卫·布莱纳（David Brainerd）和约拿单·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他们两个都是耶鲁的才子，不同的是爱德华滋获得荣誉学位，而布莱纳却因批评老师被学校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并开除。布莱纳在没有教会的支持下，长期在印地安人中服侍，由于过度的贫穷，导致在青年时就健康恶化而早逝（仅29岁）。爱德华滋风闻他的工作，在他生病期间把他接到家里照顾。他深深地被布莱纳的见证打动，甚至为他立了一部传记。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这可是爱德华滋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唯一的传记！1750年，爱德华滋被迫离开牧养了24年的教会（Nothampton）。二百多名会友投票，以压倒性的优势230:30决定辞退他。令人意外的是，他不久后竟然就携带家眷前往印地安人中间，继续布莱纳的工作。虽然他一贯注重福音工作，但这很明显受了那位“无学籍”校友的影响。而他的那本传记激励了无数人成为宣教士。克里·威廉带着这本书去印度，戴德生和李文斯顿也从它得到很大帮助。而且，这本书是美国教会史上第一本描写宣教士的书。窃以为，美国长久以来成为差传大国，和它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从爱德华滋这里我们看到，近代的宣教运动基本上是“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后的结果。这不得不让人怀念他和乔治·怀特菲尔德相遇的伟大时刻。与英美大复兴相应的则是由施本尔（Spener）发起的德国敬虔主义的宣教运动。这就是近代福音派的源起。
不过在福音派盛行的世代，并不意味着地方教会参与宣教就有多么积极。我的意思是，尽管有很多信徒加入宣教行列，也有很多福音机构，但作为地方教会发起、参与的宣教比例并不高。最常见的方式是，支持宗派事工，或捐点钱给别的机构。虽然捐钱几乎是最简单的事，但很多教会仍然表现得很勉强。似乎将来上帝会奖赏他（们）会存钱似的。我不需要举远在天边的教会例子，只要看看我们所熟悉的地方教会就可以很明了。比如所谓的“中国耶路撒冷”、“外邦的安提阿”：温州。温州教会的信徒固然是遍布天下，但这既不是信徒的宣教愿望，更不是教会的差派，主要是迫于生计。远行经商不是温州基督徒的特点，而是这个地区居民的特点。不过这也没关系，有人出于经商，有人出于求学，但基督徒终究深入到万民之中。很多在家不聚会的“迷羊”，在离乡背井后也开始寻求“父亲的神”（雅各在路斯的经验）。上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使这个地区的基督徒比例远超过其他地方，岂不是为了全地宣教的契机吗？！甚至西藏、耶路撒冷都有温州人教会。而且，作为“首先富起来”的一批，可以说为宣教大业积累了厚实的经济基础。可惜的是，整体上温州教会却没有这种福音意识。虽然也有巡访的传道人周游各地，但教会却没有推进更深的宣教事工。最明显的例子，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温州并没有产生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宣教士，神学工作者也是凤毛麟角。这是宣教和神学教育的双重悲剧！但这绝不能表示温州教会没有人才。我不怀疑一些温州青年基督徒的热心和悟性，但他们缺乏教会的栽培与支持！对人投资是温州教会很陌生的经验，他们看重的是“何等的殿宇”和“荒宴”！如果说，教堂建筑和节期盛宴算是正常的话，当投入宣教和神学教育的经费不足它的十分之一时（实际情况远远低于这个比例），这就变成一个教会的病态行为！很多人都知道温州信仰书籍盗版严重，这除了一些人的功利经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忽视：专心侍奉的传道人普遍过于贫穷。并不是所有温州传道人都没有道德信念（尊重版权），而是不读盗版书则会迅速落伍。而且，温州教会也没有一个像样点的图书馆可供查阅。如果传道人的正常生活都成问题，还谈什么研究！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甚至不足买一套普通的原文工具（约2500元）。因此，很多人被迫“还俗”经商（通常以保罗为榜样）。那么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宣教士（包括驻异地牧师）严重匮乏。这是教会对属灵事工过于追求“经济”的恶果！
宣教永远会继续下去，但不投身福音异象的地方教会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灯台将被挪去”，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事！

三

我们不禁要问：圣经对福音使命的教导如此清楚，为什么教会却很难实践？很多地方教会从存在到消失，也没有对福音有过多少贡献。其中有很多原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反省。笔者尝试在这里列举一二，以抛砖引玉。
圣经说，“人心里如何思量，他的为人就是如何”。因此，理解任何行为都有必要考察其观念，尤其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寻求真理的依据。那么，一个不宣教的教会，背后就很可能是一些不宣教的伪神学在作怪。这其中牵涉很多的神学题目，但我们只从最根本的入手。
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是三一论（Trinity）。但这个题目，在希腊哲学的混淆下，很容易被发展为一个“纯粹”的理念。注重神圣三一奥秘关系的“内在”模式（immanent），更使许多人沉浸在冥想（meditation）中不能自拔。我们承认，与主契合的灵修经验是甜美迷人的，但很多灵修大师也告诫我们，那是一个诱惑。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只局限在个人性的“内室”，而是直到地极！虽然在西方教会，三一的工作（Economy）得到深入的探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神学越来越像学术的游戏，缺乏内在的生命力。神学一旦变成智力思辨的乐趣，往往就会成为福音宣扬的障碍。尽管我们难以接受，但事实就是如此，现在的德国就是例证。我们需要从另一个角度研究神学。大凡探讨三一论的人都会承认，《马太福音》 28:18—20是必引用的经文之一。这段经文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一个早期教会信仰的证据，以支持这个教义是合乎圣经的。更关键的地方在于，这个教义与大使命连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宣教的角度理解三一论！另一处著名的三一论经文《以弗所书》 1:3—14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我们可以把三一上帝视为一个宣教团体。宣教学泰斗D.Bosch说，若果说旧约有真正的宣教士的话，那就是父上帝自己；新约大师M.Hengel描述道，圣子弥赛亚是新约最初的宣教士；杰出的系统神学家L.Berkhof则强调，圣灵所作的头件大事就是宣教。大使命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自己是宣教的主导者，是宣教的实践者，也是宣教的成全者。因此，教会若遵行他的旨意，就必定有宣教行动；教会如果盼望承受他同在的祝福，只有忠心实践大使命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的，教会也只有在他的同在下，宣教果效才有保障。教会的宣教本质，不是一项壮举，甚至也不是运动，只是和她所信的主同心同行的生活方式。
另一个和宣教密切相关的是国度观。自从俄里根教导“天国在你们心里”，“国度”指神在人心里掌权开始，上帝国度的观念，就不断地被个人化和神秘化。一些英文圣经跟和合本正文一样，都把译为“心里”（within，KJV，ASV，NIV）。如果我们查考《路加福音》 17章21节的上下文，就可知道这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回答。而且是现在式（,is）。可以肯定，那时候天国绝不是已经在法利赛人心里。新近公认比较符合原文（文法、上下文）的版本，都改作“中间”（如和合本小字，midst,ESV/NAU/RSV）。在神学上应用是，上帝的国不是个人心灵的问题，而是公共性的事件。我们的信仰不是私人产业，而是一种见证。如果用“圣灵赶鬼……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作为对应的话，如今上帝的国就是透过教会因圣灵同在的能力所显明（Fee）。我们也需要留意现在式的用法，它意味着神的国已经来了，而且它正在继续，只是还没有完满（already not yet）。耶稣在下文，马上就预言末世的来临。而这个过程之中，宣教将是朝向完满的关键。按保罗的话说就是“外邦数目添满”（罗11:25）。因为上帝国度的拓展，就是透过神的大能——福音——迈向终点（罗1:16）。我们不会忘记，上帝国度是一个古老的应许，即著名的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创12:1—3；撒下7:12—16）。其中的主题便是“万国、万族、万民”的归向。这要求我们有宽广的胸怀，不以种族、阶级来区分对待人群，而是把他们视为上帝国度的未得之民。更为紧迫的是，末世审判已经临近，真正基督徒的心和上帝一样：不愿一人沉沦。可是，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就像无知财主一样（路12:19）。总之，我们不愿意宣教的根本原因，是不“先求神的国”。我们需要醒悟，免得每个礼拜念诵“愿你的国降临”，成为审判的罪证。
我也不得不简单地提一提教会论。新约几个关于教会的本质的称谓，是我们所熟悉的。例如教会圣殿（神的家）、主的身体、金灯
台……彼得更以“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等一连串词组说明教会的身份。但这多重的尊荣身份后面，有一个相应的责任：“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因此，教会的存在、异象、经营也应该只以福音为目标。我要特别指出教会论里被忽略的两个与福音使命关系密切的议题。那就是教会的治理和圣职。在《使徒行传》 6章里，教会管理的危机第一次出现。使徒们的反应，产生了教会史上第一个执事会。我们关心的是，设定教会的治理次序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干扰福音工作：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徒6:2—4）
用今天的话来讲，教会体制的建立，是为促进福音的工作。可现实却是，多少教会的“议会”成了一部沉重的机器，拖住了福音工作的后腿。很多传道人也逐渐被适应，起初的福音热情被消磨殆尽！
另外，教会按立圣职的功能也相仿。根据《以弗所书》 4章12节，教会最重要的圣职分别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几个职分无一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赐予的。“使徒”之称源自希腊文动词“差遣”（apostello,sent），意思就是神所“特派传福音”的人（罗1:1）。“先知”就是神所设立的代言人（吕译：神言人），他们有非凡的讲道恩赐（林前13:2），甚至能讲说未来的事。但最重要的讲论就是救恩。这可以从旧约先知和福音书里的先知传统得到印证。“传福音的”按今天教会的日常称呼就是传道人（evangelist）。牧师和教师在原文只有一个冠词，因此不是两种人，而是一个职分的两面。“牧师”是游牧比喻中的牧人，他受托照管神的羊群。为了一只迷途羔羊，他甚至有必要撇下九十九只外出寻找。这说明，牧者的日常工作里，需要有敏锐的福音意识。令人感慨的是，今天一些大型教会的牧者声称只对会员负责，这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这也不是教会的传统，而是俱乐部的商业文化。美国一些超级教会的牧者，不断忙于所谓一些“伟大的事业”，实际上是严重的失职。根据保罗教牧书信的原则，牧者10的神学素养同样重要。他们必须有健全的教义根基（提后1:13“话语的规模”，NIV:The pattern of sound teaching）。他们也要擅长教导，且能分辨并驳斥错误的“异教”（different doctrine,提前6:3，12)。这就是牧者同时也应该是教师的原因，也许它就是加尔文所谓“良牧必是学者”的由来。“教师”在有些教派传统里，被称为教会博士（Doctor）。意指精通圣经、神学的传道人。新约里，“最能讲解圣经”的亚波罗通常被学者视为是典型的教师（徒18:24）。我感到有责任指出，修订版的《守望教会章程》对牧师和教师职分的界定，是相当离奇的。就中国教会而论，无论“家庭”和“三自”都存在着圣职的危机。在中世纪，圣职作为一种地位象征可以买卖，我惊闻在中国也有这种变相的行为！有些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甚至搞“暗立”：连所在教会的同工都不知情。我始终难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传道人在圣职上“委屈求全”？本来圣职的按立是为了促进福音的传扬，却变成教会的纷争与闹剧！不可否认，这些问题的背后，有圣品阶级的遗毒在起作用。圣职变成职称，它是地位、权力和薪水的台阶。从新教的观点看，权威不来自任何职位，唯独来自圣经。虽然现实不太一样。教会需要圣职的唯一理由，是要认出谁是基督所派的仆人，通过按立（公开承认）使他们能更自如地运用恩赐，进而带领教会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
我不想再写其他的了。虽然还有很多不同但重要的题目。我不希望因为文章的长度而扑灭读者的福音热情（也许已经如此）。如果有人愿意认真对待，那么已经足够；如果有人不在意则已经多余。有人以为要建立一个整全的教会，再行宣教，这是遥遥无期的。因为教会不但很难整全，而且恐怕问题越来越多。诸如现今不是宣教的好时机，人心刚硬等无稽思想背后的畏缩和冷漠。我只能说，任何时候对传福音而言，都是“艰难时世”。问题在于教会还有别的选择吗？没有。因为“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
主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路12:4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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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shall,《新约神学》，p32，潘秋松译，美国麦种。
2 梵二文献，转引自Bosch 《更新而变化的宣教》，p11，白陈毓华译，台湾华神。
3 同上。
4 颜新恩，“经上所记的福音”，《圣山》2009，7，北京。
5 D.Bock,A Theology of Luke-Acts,Zuck,A biblical Theology of NT, P87,DTS.
6 《使徒行传》9:2；19:23；24:22。
7 “犹太人”不仅指他们的血统，在新约中有一个普遍的用法，泛指敌对上帝的以色列人。
8 “信”在原文有两种读法，一是不定过去式（)，二是现在式（）。前者表示某一个动作，后者则表示过去动作的继续。在神学上的意义是，如果此处是不定过去式，即表明本书是为了布道（叫人相信）；若是现在式，则是护教（叫信徒能继续信）。比较多的抄本支持前者，但也有少数较权威抄本支持后者（详见联合圣经公会第四版希腊文新约，即UBS4）。虽然读法我们只能选择其一，但无论如何本书的布道效果是显著的（源自本书无数的布道讲章和书籍就是明证）。再说，即使是护教，也有宣教的功能。诚如P.Tower所言，我们可以放心地把第四福音视为宣教文献。
9 以上资料来自笔者和该派人士的私下谈论。
10 初期教会长老、监督是同一种职分，也都是“牧师”（牧者）。牧者更多是工作性质的形容，没有专门设立职分。1世纪末则开始按立主教。
11 有关这节经文的解释，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31e4240100i6qp.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