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日，哈密全家（即教会，灵工团的弟兄姊妹自称家人）为我们去南疆祷告，张谷泉牧师、李石瑛牧师为我们行按手礼，把我们一行五人——李道生、张惠荣、李田存、冯顺义、田佩瑾，交托给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行五人准备去喀什疏勒传福音。这条路向来没走过，疏勒这地方也从未去过。
一、经过吐鲁番的热浪熏烤
从哈密去喀什，必须经过吐鲁番，8月的气温40多度，中午地表温度更高（吐鲁番1953年7月最高温度47.6度）。从七角井西行越走越热，真是骄阳似火，特别是经过圣金口（吐鲁番境内）火焰山时，太阳如同火烤炉，戈壁滩热浪滚滚似蒸汽上腾。坐在货车顶上，汽车东倒西歪地颠簸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飞扬的尘土热乎乎地向脸上、鼻孔中袭击，汗水、尘土掺和在一块堆在脖子上。傍晚到了吐鲁番城，见到了7月份到那里传福音的田佩基、王惠民弟兄，他们租了两间房子，一边干活，一边传福音。
吐鲁番是北疆、内地通往南疆的必经之地，是维吾尔族聚居区，当年汉族人很少，盛产无核葡萄、哈密瓜。8月份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葡萄品种不同，成熟时间各异，我们没有钱买来品尝，却闻到瓜果浓郁的香味，不禁感叹创造万物的神奇妙的大能，在这火炉似的盆地竟出产甜美的瓜果供人享用。神带领我们来到新疆传福音，如同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应许之地。新疆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流奶与蜜之地。吐鲁番的炎热成了葡萄、甜瓜的催熟剂，是特产的必需条件。我们没有多住，次日找好了便车便离开了吐鲁番进入南疆。
二、两山夹持的干沟
那年代，有一种“黄鱼车”，是长途旅行最快的运输工具。“黄鱼”指坐在装满货物的车顶部的搭车旅客。汽车将近检查站时，司机叫“黄鱼”下车走过检查站，汽车过了两头检查站停下等“黄鱼”上车再走。汽车过了托克逊县城便进入了两山夹持的干沟，托克逊是干沟的咽喉。从托克逊南行40公里上坡弯路，然后又一个大下坡直到沟底。沟底是洪水冲刷的砂石滩，没有公路，汽车寻找较平坦的砂滩，穿越无数块挡路的大石头。慢行在无水的沟底，汽车越慢尘土飞扬越凶，颠簸得厉害，晃得人头晕想吐。沟两边的山呈灰色，都是风化岩石，沟不宽，最窄处约有一百米，太阳光像火烤一样，没有一丝风，只有汽车扬起的尘土。40公里的沟底砂石滩路走了四个小时，汽车开始爬坡，司机说爬坡也是40公里，山路依然狭窄弯曲，高低不平。天黑时才到了库米什山顶小镇，住了一夜。次日路过和硕县向焉耆进发，快到焉耆，要经过一段翻浆路，这种路在当时没法改变。冬季泥浆结冰，春夏秋三季地下水上翻，填上多少砂石也无济于事，汽车行驶在上边，如行驶在弹簧床海绵上，砂石被轮胎压下去，挤上来的是泥浆。汽车走得还不如牛车快，路两边是芦苇丛生的沼泽，碱洼湿地，汽车顶上的人晃来晃去地几乎滚下去。这时，蛰伏在芦苇丛中的大蚊虫一团一团地向人袭来，落在人的脸上、脖子上，无情地吸着人的血，由于双手必须抓牢绳子，不然会掉下去，所以无法驱赶贪婪的蚊虫。有时腾出一只手拍打脖子麻痒之处，手掌沾上的是自己的血，这样不停地拍打也赶不走吸血的蚊虫。终于爬出翻浆地，汽车跑得快了些，蚊虫仍穷追不舍，一团团飞舞而来。过一会儿飞扬的尘土淹没了蚊虫的追击，我们车上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主啊，求你使我们有信心和力量能胜过前进路上的各种艰难困苦，操练我们为主吃苦的心志。”我心中不住地默默向神祷告。一路上饥饿干渴、烈日烤晒、尘土风沙、蚊虫叮咬⋯⋯与我们相伴而行，但当我们到了焉耆的家中看到早期到达的肢体，便得了安慰。路上的一点难处算不得什么，主耶稣为我们受的苦比我们受的大多了，一种为主吃苦却滋味甘甜的感觉使得一路的劳累无影无踪了。
三、主不给预备车就不走了
比我们早到焉耆已经建立了教会的肢体有孙岐峰牧师、戴开诚、宋力孚弟兄等人。半年多信主的已有二十多人，自己盖起五间礼拜堂，并在店铺集中的大街上租了一间房用于传福音，晚上有灯下传福音布道会，慕道友近三十人。
岐峰、开诚、力孚三位兄长亲切款待我们，用他们平日不舍得吃的麦面擀面条给我们吃，把仅有的床铺让给我们休息，使我们享受到家的温暖和肢体的爱。
在焉耆住了一个礼拜，便搭车南行。当时拉货载“黄鱼”的车不好找，又没有别的客车，有一位主内弟兄为我们找了一辆货车，只能搭乘两人。经过商量我和惠荣二人先走，我们坐在车顶上出了焉耆南门。过了开都河大桥，汽车停下，司机指着我们夫妻二人叫下车，没商量的余地，说什么也不顶用。车上坐的二十多人都看着我们，让我颇觉耻辱。没办法只好返回焉耆教会，窝了一肚子气，发怨言，“主不给预备车就不走了。”硬是等了一个礼拜，车找好了，五个人一块走，还带了一位刚为主奉献的魏信弟兄，一行六人在货车顶上过了开都河向南行。我们坐的这辆车路经轮台县城南大戈壁滩，见一辆汽车抛锚停在路边，司机的助手看守车，客人一个也不见了，这正是我和惠荣坐上又被赶下来的那辆车。这时我才猛醒，“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前面会遇到什么事情，如何发生，神都知道，我们若不被赶下车，遇到汽车坏在大戈壁滩上没吃没喝没钱⋯⋯想到这里，不禁大声赞美神的大爱，自己发怨言太不应当，求神宽恕吧。
晚上到达南疆重镇阿克苏，西北灵工团的工人晚些日子才能来到，我们找了一家小店住了一宿，在那里遇到一位信主的弟兄，姓何，他在单位任职，由他介绍认识了几位俄罗斯族信徒，他们在阿克苏打工，给人粉刷房子，收入微薄，生活很清苦，他们到南疆谋生头一次见到五六个信主的人，对我们很亲热。汽车急于赶路，我们匆匆离别。后来他们去喀什我们又见过一面，也是来去匆匆，他们谋生也不容易。
汽车缓慢地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六个人在车顶上晃来晃去，颠簸了两天，终于到达喀什疏勒县城，两千多公里路走了近两个月。
四、疏勒——麦加哥接待我们
9月的南疆，气温仍然居高不下，中午烈日秋老虎的威力依旧。我们下了汽车，找到遍传福音团的工人赵麦加弟兄，他比我们早到一年，住在疏勒城外北巴扎（巴扎即维语集市）一个马车店的小土房里。一下子去了六个人，住不下，于是当即找到后街上回族老乡开的马车店，租下四间房子，租金是赵麦加弟兄付的，当时我们六个人分文没有。房子粉刷整理清扫后安排一个大间聚会传福音，一间是弟兄宿舍，一间用作修表部，对外修理钟表；一间做伙房，我和惠荣住。那里离赵麦加弟兄住的客店很近，虽是两个院子我们却很亲切，因为与麦加哥在真理领受、宣教托付上基本一致，虽属两个宣教团体，但没有分彼此。麦加弟兄比我们大几岁，大家都热情地叫他麦加哥，很融洽很和谐。1948年夏天，遍传福音团的工人赵麦加、韦西、路德、何恩证等自内地来新疆，经过哈密时，曾受到刘淑媛、李道生、张美英、张惠荣的热情接待，灵里面交通得很好。这次与麦加哥在疏勒又重逢且得到他大力帮助，体现了福音使者在主里面的合一与相爱之心。这种属灵关系和联络实在宝贵，回顾当时的情景依然十分感动。麦加哥有老大哥的风度，我们生活上互相照顾，工作中不分彼此，如同一家。1950年1月14日，麦加哥受感动去和田看望张崇树一家和陈震声一家，到莎车看望初信的弟兄姊妹，同年4月16日返回疏勒，往返96天，为福音宣教不辞劳苦，回来不久又要返回莎车。麦加哥曾建议我们夫妇二人一同前去，后因我拿不到通行证，麦加哥只好一人前往。
麦加哥没把我们当外人，看我们如弟兄，把西北灵工团当成自己的家。他去莎车之前给哈密西北灵工团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和田、莎车之行的情况，此信刊登在《西北灵工》刊物第二卷第一期18—19页，信中有一段写道“⋯⋯虽然回来了，心仍挂念着和田、莎车的弟兄姊妹。道生、惠荣可能最近前去接续工作，家中（指灵工团）既有人委托去和田，那么不久当可于莎、和两地正式设会矣，哈利路亚。⋯⋯麦加，4月14日。”从麦加哥信中流露出福音使者宽广的胸怀，以福音为念的心志，每每想到麦加哥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便觉甜蜜。麦加哥后来定居喀什市，晚年患病卧床，行动不方便，但仍然心系主工，坚持与弟兄姊妹交通、祷告，直到2007年3月1日上午9时安息主怀。1949年圣诞节，初信主的和慕道友已到三十多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土房里，炉火温暖，过圣诞节的气氛热烈，在一起赞美、祷告之后我们到附近不信主的人家中报佳音，歌声充满冷清的街巷，耶稣基督的名在这南疆小城传扬，吸引了不少人听福音真道，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当年的情景仍然深刻印在心中。
五、限制自由与驱逐出境
在疏勒我们一边劳动一边传福音。田佩瑾弟兄会修理钟表，在住地门口挂一块布招牌——“修理钟表”。我和天存、顺义接待慕道朋友，惠荣做饭。圣灵与我们同在，虽然修钟表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五人（魏信弟兄返回哈密）同心合意，信心很大。每主日聚会人数渐增，先后有刁德昌夫妇、希牟宾夫妇、陈延年夫妇、张学仁弟兄信主加入教会。张学仁弟兄在城里大街上开了一个白铁铺，加工水桶、铁炉、烟囱等。张学仁弟兄收我为学徒教白铁技术，效法使徒保罗自食其力，靠双手劳动不累着教会。当时的疏勒叫汉城，疏附叫回城，两处汉人很少。有一位叫任秀峰的接受了福音，他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生意很好，任秀峰信主之后带领全家信主。
我们到疏勒时还没有解放，由于福音传扬很快惊动了当时的执政当局，9月中旬，新疆尚未和平解放，国民党当局已失去控制局势之能力。我们从不打听关心社会局势及政治形势，对当时的混乱与紧张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传福音祈祷读经，缺少社会知识与应对能力。有一天，一个头戴礼帽，驾着一副墨镜，穿黑色西服的人来到我们住处，自称是电信局的，问这问那。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来意，就本着诚意向他传福音，并且说我们不仅在新疆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谈完道这人就走了，当时有一位姓李的河南人在另一间房子里，他告诉我们：“这个人不是电信局的，是国民党42师特务营长黄文杰。”我们没当一回事，没有察觉事情的严重性。第二天，我们收到一张驱逐令，限一周内离开喀什境内，否则逮捕，落款是第42师特务营长兼军警联合纠察处长黄文杰，盖有两块大印章（关防）。收到驱逐令，细想处境十分危险，住下不走有文件——逮捕，离开也会有危险——半路截杀。但我们内心很平安，主与我们同在。从一开始奉献，走上锡安大道的头一天起就清楚这条路是穷、苦、死的路。穷和苦的滋味尝到一点点，唯有死还没有经历，我们进入禾场几天就面临死的威胁，不禁想到《诗篇》23章4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想到这里便平静下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决意即便被捕也绝不离开疏勒。过了几天才知道黄文杰下令赶走我们的原因：他怀疑我们是从山东来的地下共产党。据以后知情人告诉我们：你们没有走是对的，如果你们离开，在半路上要被秘密抓捕，因为上级说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密探八路。我们心中满有平安，为主受大苦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五人同心合意地祷告，专心仰望神，既不害怕也不退却，准备被抓。
驱逐令的限期已过，没有人来抓我们。接下来的几天街市乱哄哄的，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新疆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我们去找黄文杰，他说：“你们不准活动，也不要离开，虽然已经解放，如火上了屋顶，不准你们活动，否则即刻逮捕。”这时他们的态度不像前几天凶恶，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人的打算当日就消灭了。
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军迅速来到喀什疏勒，我们想：“从此国民党军警再不能迫害驱赶我们了，和平环境下传福音该有多么好呀。”然而，我们的想法太幼稚太天真了。安静的日子没过几天，疏勒县公安局、喀什专区公安处对我们五人也很怀疑。公安局代表王林（后任喀什公安处处长）多次到我们住处调查。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不断到住处查询盘问，问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据实相告，我们是来新疆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当时不知害怕，也不知大难将临。以后的事实证明公安局的杨国忠、王林认定我们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反革命分子，以此罪名对我们进行打击镇压。
我在张学仁弟兄开的白铁加工铺作学徒，我本有数学底子，学白铁加工技术不难，学会下料基本功，很快就学会烤、铆、焊等技术。白铁铺位于城内十字路口南边，来往的人很多。一天，一个甘肃临洮人叫吴尚仁的，到白铁铺闲聊天，他说家庭信主，自己也信过。在汉族人较少的南疆，我也愿打招呼，谈话中吴尚仁得知我是传道的，他说他在兰州参军，编入第二军进驻南疆到疏勒。后来在大生产积肥时，抽空到北巴扎我的住处，说起来他也认识天水耶稣家庭的寿恩姑，仁爱医院的巩守仁大夫。他还说他曾在兰州教书，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活动被马步芳抓捕、上刑，后来释放，逃回临洮老家，在老家参军等等。因为他认识巩大夫、寿恩姑等天水耶稣家庭的人，自己又信主，所以我们彼此倍感亲切，真有点“他乡遇故知”之感。过了些日子，在白铁铺加工又遇见他，他面黄肌瘦，说检查出了肺结核，胃口也不好，不愿吃饭，准备请假回兰州治病，他托我给他卖掉一块麝香，一个银元宝，十块银元，兑换成现钱做路费。以后事情发生了意外，单位说他开小差，叫我去对质，我说：“我听他说是去兰州治病，他开小差我不知道，他有单位通行证。”传说后来由单位批斗过完事，但过了两个月之后，吴尚仁走了，传说死在去往阿图什的途中。他单位嫁祸给我，说我拉拢他开小差，并以反动道会门的罪名判我七年刑，剥夺政治权利七年。1950年8月2日我被关进疏勒监狱（法院看守所），后又转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在押期间发高烧，9月12日放我回北巴扎住所治病，共关押40天。后来公安局杨国忠又打发人传我回监，这一进去就判了刑劳改，管制劳动达22年之久。
10月中旬，张谷泉带领陈廉秀、张美英、张淑英、董淑贞、王延明、连生元、李元奎七人到达疏勒，加上原来五人，共十三人，房子小住不下，由陈弟兄介绍租到新市区王宝山的一个院子。靠街三间作为礼拜堂，还有两间作弟兄宿舍，两间作姊妹宿舍，张美英是助产士，挂了个“毕士大诊所”的牌子，用两间房摆放药材、接诊，还有一间伙房。张谷泉牧师亲笔写了“疏勒基督教会”的牌子（维、汉两种文字）挂在大门上方，“毕士大诊所”、“修表部”两块牌子同时挂在大门左右两侧。
教会规模扩大，工人增加，聚会听道的人比在北巴扎多，原来受到当局关注的这些人如今引起当局更大关注。由于刚刚解放，法制没有走上正轨，诊所、修表部没有工商登记；教会也是国民党时期登记的，引发当局怀疑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被二次关进监狱。在审讯中硬说我支持吴尚仁逃跑，是反革命行为。在疏勒县法院看守所关押期间，军代表高念智亲自审讯，逼我承认张谷泉是特务头子，我是小特务。我不承认这种诬陷，高念智叫人把我捆绑并吊起来，以“坐飞机”刑讯逼供，又把我翻背手吊在屋顶的天窗上，离地约四十公分。高念智逼我交代，我没有可说的。他站在我旁边，一边吸烟一边狞笑着骂我是反动家伙。刚把我吊起来时尚能提住身子，时间长了两肩剧痛，骨头像断开了，胸闷、喘不过气来，汗如水往下淌，连脚底都出了汗，在这极度的痛苦中，想到了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这算什么呢，仅仅吊起，手脚还没有被钉。我唉哼、呻吟声越来越小，最后竟什么都不知道地昏了过去。一个维族法警名叫司地克，把我放下之后按摩我的双肩，用劲推拉，使脱臼的骨头复位，我感觉钻心的剧痛。法警架起我在监狱内的空地上来回走动，看我没有伤残，又把我关进不见天日、潮湿阴暗、无窗通风的“黑号”内。地上满是霉味，杂草透着水气，幸好有一块门板，爬在门板上睡觉，一直到被判刑送进喀什监狱。
七、美英姐被关押
张美英和我并刘淑媛一块从华北神学院返回潍县乐道院灵修院，1946年又一块奉献到新疆传福音，一生未嫁人。她原在济南学的是助产士，对头痛肚痛、胃酸腹胀等小病也能对症给药，所以在疏勒教会门口挂了个“毕士大诊所”的牌子。那时医疗条件差，张美英这位助产士成了大半个大夫，前来看病取药找她接生的不少。有一位在解放前当过工商会会长的何先生患病，医院久治无效，病情危重，他的家人恳请美英姐到他家给何先生看病。美英姐寡言少语，心地善良，推辞不过，背上出诊药箱跟他家人去了。见到何先生病情甚危，已入膏肓，美英姐说：“这病我治不了，赶快送医院吧。”何先生的太太说：“人已经病成这样，你就给他打一针吧。”美英姐架不住何老太太请求，就给注射了一支强心针，美英姐离开何家后第二天何先生便撒手人寰，在弥留之际，何先生嘱咐老伴切不可找张大夫的麻烦，老伴答应了。何先生死后不久疏勒县公安局便传讯张美英，以审讯的架势叫张美英交待为什么把人治死了。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声色俱厉地叫张美英坦白交代。张美英将事实经过说明，审讯者不认可，指使人到何先生家去动员家属写书面材料，检举张美英打错了针致人死命。何的家属坚持公道，实事求是，没有依从“动员者”的意图。张美英被关押将近三年后才释放，没作任何结论。
八、1950年圣诞节
张谷泉牧师和董淑贞教士从莎车回到疏勒，圣诞节将到，就到县公安局联系，把我保出回教会过圣诞节，又邀请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参加圣诞节庆祝礼拜。
参加圣诞节聚会的约五十人，为使聚会安静，把儿童安置在陈大叔（同一个院子）一间空房内，叫元奎照看，给儿童讲故事、唱歌。因没有炉火取暖，约四十分钟即结束。礼拜堂的庆祝圣诞礼拜仍在进行，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在讲台上训话长达一个多小时。我在家住了两天，重被关押到看守所，全家又一次为失去弟兄痛苦、难过，笼罩在沉重压力之下。
圣诞节过了几天，哈密来电说急需张谷泉牧师回哈密处理混乱的“家务”。1951年1月上旬，张谷泉牧师到公安局去要求会见我，局长杨国忠同意并在场监视。张谷泉牧师告诉我他要回哈密，我里面立刻涌起一种不平安的震动。想到了现在返回哈密给他们留下制造逼迫的机会，由于局长监视不便明说，只好将《使徒行传》20章的一段经文告诉他：“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徒20:23）
张谷泉牧师带上董淑贞回哈密西北灵工团不久，应仁爱医院院长巩守仁邀请到家中吃饭，公安局知道后即打发人去请张谷泉谈话，他去了公安局便被关进了看守所，紧接着李石瑛牧师、陈孝卿长老、董淑贞教士、巩守仁院长相继被逮捕。
九、炮制冤案，强加罪名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在疏勒家中的人却一无所知，家人天天读经祷告、唱诗聚会敬拜神，姊妹做针线活，弟兄们修表、干木工活，主日崇拜、传福音与慕道友谈道，晚上有祷告会，生活、侍奉有序进行。每天除了晨晚两次给在看守所的道生、美英二人送饭，一般不外出，有几次晚上祷告、读经聚会时听见院子里有声音，出去查看，见有人在黑暗中翻越围墙跑掉。家人以为是小偷，由于穷得没什么怕偷的也就不在意。这种翻墙进院窥探的事常发生，根本就没引起注意，也不知道注意。岂不知暴风骤雨即将临到神的家。
1951年2月19日早饭后，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亲带公安武装包围了疏勒基督教会，命令教会全体人员到院子里排队、搜身检查，挨个房间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除了圣经和福音单张之外没有捞到任何“罪证”。气急的杨国忠大吼一声：“把李元奎带走”，在枪口刺刀强逼下，把正在做木工活的李元奎押到了公安局。元奎是李石瑛的儿子，刚19岁，是一个无社会经历又不懂人间世故的学徒娃，1950年10月跟张谷泉牧师等人来到疏勒教会。他和连生源弟兄在哈密学过木匠活，这时正做一批打土块用的木模子。这批活做好之后还可以承包营房门窗，给家中添点收入；可以改善一天两顿菜糊糊的艰难生活，或许能吃上玉米面馍馍和面条。
李元奎被上有刺刀的枪押到县公安局，因为抄家的局长没回来，先叫李元奎到户籍室，碰上户籍警刘洪茂正在教唆一个半大的女孩如何控告一个人。李元奎进房间后，刘立刻停止教唆，这个半大的女孩家住教会对面，一条窄马路相隔。女孩约十二、三岁，名叫于美芳，圣诞节、主日参加过儿童主日学。主日学大约十余个男女小孩，李元奎教他们唱歌，读圣经金句、讲故事，有时发给孩子们一些内地寄来的圣经图画卡片。
李元奎被押进审讯室，那个女孩子美芳控告说“李元奎给了他一张反革命传单去换花生、瓜子吃”。于美芳控告完就离开了，喀什公安局处长王林、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还有社会联络部长等人开始审讯李元奎，“为什么散发反革命传单？谁指使你散发反革命传单？”什么叫反革命、什么叫革命元奎完全不明白，回答不上来。于是一顿拳打、脚踢、耳光，左右开弓的耳光打得他两眼直冒火星。逼问大半天一无所得，于是元奎被他们用土手铐子、十几公斤重的大脚镣捆锁，天黑时关进看守所黑号内。他双手铐在胸前，两脚拖拉着重镣，只能挪动一只脚，像鸭子被人赶着摇晃着锒铛入狱。
县公安局杨国忠放出话说：“在李元奎的桌子抽屉里翻出了反革命传单”，给李元奎加上了无中生有的罪名。
1951年2月19日，我仍被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内监号，这个看守所分内院监号和外院监号。内院只有一个监号关押政治犯，我和另外一个犯人关在一起，白天可在小院活动散步，院门上了锁，外院有四、五个监号，美英姐被关在女监号。这天下午听见铃声急响，我从小院门板缝隙中向外院看，所有在院子放风的犯人都被关进监号，阴森恐怖的气氛使人惊惧，我内心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圣灵在我心中说话，可能与教会——神的家有关。于是不眨眼地从门缝向外看，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先听见脚镣的响声，然后看到一个青年人进入监门，原来是主内弟兄元奎，他双手被土铐捧子（也叫铁手棒）紧铐着，脚上拖着沉重的大铁镣子，我一见此情景，焦急的心情无法用笔形容，就是我自己被抓、被拷打也没有如此难过。啊！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找到了可吞吃的人，向神的家张开了网罗，这是早已精心设计的阴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他们找准了突破口，因为元奎年幼无知，没有任何社会经历，胆小，容易恐吓、利诱、被制服，以达到栽赃陷害之目的，把在新疆传福音的西北灵工团铲除。
我心里一直不安，放心不下。后来有人说那个小伙子被关在公安局一个空粮库里，刑讯逼供，日夜不停，甚至用假枪毙⋯⋯等酷刑，逼迫他按杨国忠等人炮制并教唆假证人于美芳控告他的罪名认罪。刑讯逼供使他受不了就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刑讯停下时，他就翻供不承认散发什么传单，如此再上刑，不让他睡觉，不给他吃饱，受不了刑就又照着说，反反复复达半月之久，杨国忠的阴谋达到了之后又把元奎押回看守所监号。有一天出号放风，我从小院门缝问他，为什么抓你？他说：“我比彼得三次不认主还痛苦，受不了刑就照他们说的承认了。”我由此知道事情坏啦，撒旦达到吞吃目的，向神的家动手了。我从门缝给了元奎一本《荒漠甘泉》。特别把10月11日“旧的伤痕还未愈，新的伤痕又来了”用笔划出来，他看过后明白了我的意思。
疏勒教会被包围抄家、元奎被逮捕那天是1951年2月19日。上午，赵西门、姚荣天、文沐灵、姚连芝、李雪华、姚长命（姚长命是为便传福音团拉骆驼的，青海人，该团到新疆不再用骆驼代步，故将姚交给灵工团），一行六人到达疏勒。他们是从阿克苏直接过沙漠去和田，被和田公安局以“刺探军情”的罪名驱逐出和田境。他们无路可走，只好离开了教会，走了近一个月，正赶上抄家抓人。经过包围的公安进入到教会院内，房内外翻得乱七八糟，杨国忠对赵西门一行人严加盘问。不久，姚荣天被捕，4月8日赵西门被公安局叫去谈话，这个“谈话”使赵西门背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赵西门的妻子文沐灵1959年被捕，1960年死于喀什狱中。死后，李雪华接到通知，到医院太平间看见文沐灵的身体盖着白布，双脚穿着布鞋露在白布单外面。尸体被埋在何处，以后多方查找，迄今未知下落。
受到内外打击而遭拆毁的西北灵工团的集体生活被摧残，有一部分人回内地，一部分人另立炉灶生活。感谢神，经历了狂风，扬净了场，耶稣基督有恩典，有怜悯。疏勒、哈密两地之外的教会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主为自己留下了大部分工人，哈密虽然受冲击很大，仍然有人暗暗坚持信仰，到80年代初又恢复了聚会敬拜。疏勒虽然受到严重打击摧残，教会仍旧聚会，直到1959年文沐灵被捕，又一次大抄家，疏勒基督教会的牌子才被摘下来。当局命令我们分散居住生活，不准集体生活。历尽劫难的教会圣工没有被消灭，流泪撒下的种子经历暴风骤雨之后又发芽生长结实。连生源、马爱真夫妇二人到喀什建立聚会，80年代教会复兴，喀什教会达到近二百名信徒。张英美姊妹今年89岁高龄，她坐了三年冤狱，坚贞不渝，57个春秋在疏勒不动摇，任凭风摧残雨吹打，奉献爱主的心志不变。她祷告说：“主啊，我愿坐一辈子牢，求你不叫别的弟兄再进来了！”和我一块到疏勒的田佩瑾弟兄仍然坚守在神给他预备的祭坛上——疏勒教会，没有挪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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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李道生弟兄著，《走在锡安大道上——李道生回忆录》，第六章“蒙难流泪谷”。限于篇幅，有个别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