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提到基督徒要作光作盐，但对于历史上中国基督徒如何成为那个时代的光与盐，限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往往知之甚少，也就无法传扬他们的见证，鼓励今日的信徒。感谢神！中国基督徒见证集《光与盐》得以在中国正式出版。第一卷介绍了1850—1950年期间，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10位基督徒的见证。
香港宣道神学院的余院长读过该书后很激动，专门给我写信说：“《光与盐》一书写得不错，这正是今天中国教会需要看的书。这些信仰先辈在社会公益事工中为神作了美好的见证。”
基督徒开办的某学校的张姊妹感慨地告诉我：“我们学校才办了4年，就有很多弟兄姊妹从全国各个地方来学习我们的办学经验。但我自己知道，我们才刚刚开始，还有许许多多不足。而书中这些20世纪上半叶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实践和总结。我想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5•12之后，一位参加灾区志愿工作的来自深圳的弟兄和我分享他的感受说，他几年来一直配合香港和海外的一些机构从事社会公益工作，深感自己的事工还处在起步和业余的阶段。但这次在灾区，和国内没有做过公益事业的志愿者的工作能力相比，他的事工已经显得很专业了。
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了，当代的中国基督徒投身于社会公益事工的心志， 他们领受神的呼召，立志要在这一领域拓展神国度的影响。《光与盐》向我们讲述的正是20世纪初十位信仰先辈开展社会事工的荣耀见证。
中国的基督徒很少有人了解20世纪初中国基督徒的社会事工，曾以其专业程度、深度和广度，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让千千万万的人从他们的工作中实实在在地受益。而他们用生命活出来的见证，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这些后辈认真地学习和继承：
容闳（1828—1912），中国第一个海外留学生。在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他立下宏愿：
“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好处。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这将成为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这是一个像马礼逊那样成熟、老练的中国基督徒，不轻易下决心，一旦下定决心就坚定不移。为了实现帮助中国孩子接受西方教育的理想，他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地奋斗了16年，终于在1873年，破天荒地带领30个中国幼童去美国学习。这些孩子中就有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和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
石美玉（1873—1954），作为第一批接受西方培训的中国女医生之一，她激励了更多的中国女子进入西医领域。她也是中国西医中最早制订计划把现代医疗服务引入农村的人。
和南丁格尔一样，石美玉特别注重医生在帮助病人方面的专业技能和委身：石美玉认为，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比金钱更重要。1913年，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资金和设备是重要的，但是，任何教会机构能否高效运作，吸引训练有素的同工从事这项工作是更关键的因素。（《光与盐》，59页）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中国推广西医，他们将重点放在城市，石美玉担任院长的医院则向完全接触不到西医的农村派送护士，从而挽救了许多中国百姓的生命。
石美玉不仅在职场和社会事工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在捍卫福音真理上，同样表现得很出色：她坚决拒绝那个时代流行的“现代派神学”。
1928年，国民党当局下令，所有教会学校的宗教课只能是选修课，不能是必修课，否则不予注册。石美玉坚决反对，认为教会学校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在课程中传讲基督教教义。由于她的坚持，她所在的学校一直把圣经作为必修课。
石美玉这样和别人分享她终生为之奋斗的医疗事业：
“对主充满信心和爱，将这项舍己的工作作为她们毕生的事业；她们不图任何回报和奖励，只求自己所做的蒙主悦纳。”
梅贻琦（1889—1962），“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的真正作者。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1946年任西南联大校长。时人这样评价说：“梅贻琦凭借高超的智慧和领导力帮助清华度过混乱的30年代，在日本大举侵华的前夜，清华大学被誉为中国北方唯一可以找到‘一张平静书桌的地方’。又帮助中国最好的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度过了战乱的40年代。”
梅贻琦用行动践行自己关于“大学是大师之谓也”的理想，在战乱中团结、保护了中华民族的一大批知识精英，保存和培养了许许多多将来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只要看看下面这些名字就足以让我们激动不已：梁思成、吴晗、周培源、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
晏阳初（1890—1990），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的骄傲，很可能直到现在为止都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中国人之一。晏阳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说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是那样适用：
“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
“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医心病，非请神医不可。换说起来：医心病非由宗教不可。”
晏阳初是践行耶稣爱的教导的典范。作为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完全可以坐在书斋里空言，但他深知“因信称义”的奥秘是信与行的合一。就一个基督徒怎样帮助邻舍，如何在社会上作盐作光而言，晏阳初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从美国回来后，他身体力行，带上老婆孩子，到农村生活，倡导博士下乡，开展平民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这样预测将来：
“平民教育和社会重建在战后将成为世界潮流。我在美国阅历越多，越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基础不是专家和学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的平民大众。”
由于20世纪中国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先辈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一些人反倒习惯于用充满偏见和傲慢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苛求他们。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他们身上确实存在那个时代带给他们的局限，他们生命中也有软弱，甚至错谬。然而，若非神的恩典，我们又有哪一个人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
以那个时代的华中大学（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有“北赵南韦”（赵，指赵紫宸）之称的韦卓民博士为例，很多基督徒朋友批评他的观点有过分迎合之嫌，且有许多偏颇和错误之处。然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最艰难的时期，他的好友都为他做见证说：韦卓民从没有放弃信仰，他终其一生都坚定持守基督信仰。
2008年5•12四川的地震，促使中国基督徒走出教会的围墙，看到社会事工的必要性，对在社会上作光与盐有了热心。但是当大家开始这方面服侍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表现是那样业余，那样缺乏经验和准备。这一点都不奇怪，当一项新的事工起步时，往往如此。当许许多多基督徒开始了解和考察他们所景仰的南丁格尔、史怀哲、柏格理的属灵事工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志愿者开始把目光投向那些和自己有着共同血缘和文化传统的属灵前辈：晏阳初、唐国安、吴贻芳⋯⋯
主允许我们在工作中经历失败，鼓励我们在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成长和成熟。我自己很赞同金观涛老师最近的一个观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尚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同样地，中国社会的福音化也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基督徒不懈努力，将接力棒传递下去。
在谦卑地读过 《光与盐》之后，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是：感谢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使我们在宣教事工、社会事工的拓展上仰望神大能的作为。《光与盐》中属灵前辈全身奉献的心志和大有果效的事工成为我们今天的激励，让我们摒弃隐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傲慢和偏见，在谦卑中学习我们先辈好的经验，超越他们的局限和偏差。在宣教事工、社会事工和文化事工的拓展上，我们今天并不是回到起点，从零开始，我们乃是发掘脚下的黄金，踩着属灵先辈的足迹，像他们那样在这个世代作光作盐，让神的国度彰显在这个世界。 荣耀归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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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引用部分摘自《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