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一切秘密都被揭发的时代，以秘密或者不那么秘密的方式揭开一切秘密的时代。这个并不尊重秘密的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偶像崇拜的革命性的宗教社会。“为人民服务”不就是这个宗教的标签？尽管我们不知道谁是人民，我们却知道谁是偶像，一切的秘密都可以揭发，这个偶像专权者的秘密却一直没有被解密，无论是档案还是他的行为，任何后来的反思还是被控制和压制着。这个困境也构成这一次反思文革知识分子告密的盲点。
生命只要与秘密相关，生命就会陷入困境：因为知道他者的秘密，就意味着进入责任和约束之中——不能告密。但是一旦秘密成为可以被分享的，就有着泄密的可能性，不是自己，就是其他相关和不相关的人，最后被“坐连”。一旦秘密与政治相关，知道他人的秘密就意味着权力的争夺，政治既然认识到秘密的力量，就要知道所有人的秘密，唯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知道秘密，并且忠诚于秘密，构成生命最为艰难的责任。但是，一旦秘密成为权能，说出更多的秘密，甚至，把不是秘密的也变成秘密，让整个社会都成为一个秘密交换的染缸，在秘密的繁殖中，就出现了恶！
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理解阿伦特面对德国人以及纳粹屠杀犹太人时的困境：因为恶已经平庸化，迫害或者谋杀已经成为政治的任务和公开的秘密，任何人作恶似乎都变得合法和麻木了。这里还涉及康德对根本恶的思考。对于中国人，根本恶或者人心的败坏在于：不仅仅是被迫告密，被迫说谎，而是主动告密；最为着魔的是，把不是秘密的都看成秘密，把一切都变成秘密，并且以此作为交换来实施迫害；最终，成为根本恶的是，这如此荒唐和可怕的一切事情，最终都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忍受，并且不被反思，因为荒唐已经把所有人都粘滞在一起，彼此都成为变节者；因此彼此都不必再说什么，整个社会都再次屈服于荒唐的漠然和贫乏之中，这才是中国人的根本恶——荒唐之恶，与西方的平庸之恶有所不同。
因为荒唐不同于西方的荒诞——那还有着怪诞和英雄的悲剧气概，也不同于荒谬——那还假定了真理和真实，但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追求真实，而荒唐又显得如此无意义，甚至都不必再去理会了，也就不必再次反思了，似乎连遗忘都没有必要，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虚无主义！荒唐之“荒”——其实是对荒芜和虚无的经验，而荒唐之“唐”——则是对粘滞和唐突的经验。
在生命政治上，秘密的交换本来在例外状态才出现，毕竟不会每一个人都成为间谍，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恰好是所谓的常态，常态也假定了所谓的安全、可靠和常识。但是在文革时代，每一天都在革命，这种持续的革命使每一天都成为揭发他人和告密的例外状态：因为知道秘密、发现秘密与汇报秘密，这是例外时刻的事件，现在却成为几乎每一天发生的事实，如同写日记，如同抄家要抄出日记。通过秘密的中介，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例外状态，文革是一个典型的持续十年的例外状态，如此之长，对文化和生命的伤害就更大，深入到了生命的骨髓！直到大家都麻木于这个例外状态。
也许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这个文化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我们能够把所有的例外状态都转变为常态，因为既然我们也可以把任一常态立刻转变为例外状态，以至于到了一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常态什么是例外，这就是荒唐的根源。所谓荒唐，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例外的事情竟然一下子都发生了，持续很久之后，大家都变得麻木，没有人能够从中出来，大家都粘滞在一起，连旁观都没有可能，连自欺都不必要了。
从荒唐和一切都粘滞的经验中，反思就不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文革之后，在中国要出现西方那般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西方内在危机的深刻思想那么困难的缘故，因为我们甚至还以为：既然文革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荒唐，我们都在里面，彼此都一样，而且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事情是那么地荒唐，那么地无意义，那还追问它作甚？因此就不必追问其原因了。这就是自欺的根源！过来人都以为并且相信：那些如此荒唐的事情哪有原因呢？哪能找到原因呢？让它永远过去好了！但是，这个粘滞并没有去掉，我们还被黏在一起呢！除非我们彻底摆脱出来，比如说去往国外生活，那就彻底不相干，但这仅仅是消极的遗忘而已。一旦回到中国，还是被粘滞在一起了，现在出现的对文革知识分子告密事件的揭发，不就让我们大家再次进入了那个荒唐的时代？一切还是如此地切近和切身，我们当下的政治处境不就是被技术更加变本加厉地严密监控着吗？
在荒唐中，无法反省荒唐，而且又在荒唐中漠视荒唐，在荒唐中变得麻木，变得一切都无所谓，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困境。我们如何走出荒唐之恶，成为中国文化现在性命攸关的事情！这里有着根本恶吗？既然我们都在荒唐之中，哪里会有外在的审判？哪里会有出路？
什么是恶？恶，总是自我意识的，因为这是与语言的本性相关的，作恶，总是有一个声音出现：不该做！这是不允许的！任何语言、任何种族都有着此语言的命令结构，一个带有否定的与法则相关的声音已经先在地出现了，尽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会有具体的不同的命令和内容，但是在形式语言上却有着先在的声音，所谓的良知或者良心的声音就来自于此。因此，除了那些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儿，或者说因为疯狂醉酒等等原因失去自我意识的人，听不到这个声音，一般的人都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在做出反常的违规行为、僭越边界的行为之时。恶之为恶，已经是意识到自己在作恶，已经有语言和法则在起着作用，而更大的恶是：意识到自己作恶，却为自己的作恶而辩护，以至于作恶而成为习惯，并且变得麻木。当然，困难的判断和自我的觉醒在于：如果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如果没有什么对错的评价标准，如同王阳明走向无善无恶的心体，良知的声音还有什么作用？在更加虚无主义的时代，如何还有根本恶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彻底和高妙之处：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或者无根的，就不必有什么良知的自我判决了，最终一切都是无所谓的，而且任何的追问缘由都是可笑的。这是荒唐的开始。荒唐本来不是什么善恶，是超善恶的，我们这个文化其实是超善恶的。
但是，还是有着恶的问题，甚至有着根本恶！因为，根本恶在于：不仅仅是麻木和无所谓，而是面对此荒唐的处境，一起陷入遗忘和没有能力反思，或者说，通过秘密的交换，我们进入一个告密的普遍背叛社会，直到成为例外的荒唐状态，我们还无力进行反省，还无法走出荒唐，这就是恶，这就是最为平庸的恶。
如果不用阿伦特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这是“荒唐之恶”！这是恶的荒唐，以至于恶都不是恶了，失去了恶本身之狰狞的面孔，这也是与我们这个文化其实并不反思恶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更加看重吉凶祸福，而不追求真理和正义，这本来并不是文化好坏高低的评价标准所能解决和判决的，但是，在这个文化内部，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因为荒唐导致了对生命的迫害，因为以秘密为手段来迫害生命，就构成了恶！
对荒唐之恶的反思，仅仅是我们现在找到的一个出口而已：原先，我们大家都在荒唐的铁屋子里（借鲁迅先生的比喻），我们都根本看不到外面，外面的也无法知道我们里面的存在境况。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一些外面的光线，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外面有什么，这个打开的窗口就是我们现在要反思的荒唐之恶。尽管荒唐本身是中性的生命存在境况，并不是恶，但一旦在荒唐中迫害生命，导致生命的相互伤害，就是恶，是根本恶。
这就是我们去反思文化大革命所处的本体论上的最大困境：我们似乎都知道文革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背叛，背叛了自己的自我和理想，背叛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背叛了生命存活本身的基本原则，我们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因为我们都在泄密，都在告密，都把本来不该说的事情或者把不是秘密的都说成是秘密，因为只有说出秘密才是忠诚的标志，那就以更多的秘密来交换吧！那就滋生秘密吧！这就是荒唐的开始，本来不是秘密，现在因为存活的压力，为了表达奴才一样的忠心，一切都成为了秘密，把一切的一切都监控起来，或者以主子的监控眼神把自己的一切都监控起来。
在这里，不是体现了某种最初的伦理和宗教吗？我们如何可能走出来？走出一个荒唐的时代处境？既然我们都在里面，如何可以找到一个外在的拯救力量？
文革的揭秘社会，有一个最大的盲点：就是最高权力者，偶像化的被崇拜者，却不可能自我揭发，他也不会自我反省，他的行为不可能被告密，如果有人去揭发他，那是死路一条。这是恶的根源：如果一切都可以揭示，这是科学和理性的启蒙——启蒙就是把一切都照亮！因此，信奉启蒙的康德看到了人性的根本恶和人心的败坏！但是，现在，有一个偶像的秘密不可揭示，其他人的秘密都必须被揭示！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当前反思文人和知识分子告密的一个巨大难堪之处：无论是幸存的有着文革记忆的知识分子，还是现在要反思文革告密现象的知识分子，却还是在继续自我伤害，彼此伤害。在很多人看来，章诒和先生与其他知识分子围绕黄苗子事件争论所体现出来的困境，依然还是知识分子继续在彼此揭发，并没有触动根本的极限。而那个导致迫害的偶像呢？那些属于偶像的秘密呢？依然还是被意识形态或者党国严密封存着！因此，千万不要与德国统一之后对东德的档案解密对比，那几乎是针对所有人的解密，可我们当前的中国，被解密的、再次被揭发的却还是少数知识分子，其实对于那个文革时代，也许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在彼此揭发和告密，告密的例外成为了常态，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为何还要再次揭开这些已经过去的伤疤和创伤呢？这不是让我们再次回到了文革的记忆吗？如同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记忆和表现的悖论——对暴力的记忆和表现是再次肯定了原初暴力的合法性以及强化着暴力的梦魇。但是，在这里，有着一个根本的真相还没有被揭示，那就是发起暴力的那个偶像，以及这个偶像建构的整个机制，却一直没有被允许揭示！没有被彻底反省！即，在这里，只有被迫害者，彼此揭发的告密者们，在相互折磨，重新经验荒唐的岁月，而导致秘密迫害的始作俑者却一直没有被揭示，他们的档案也没有被解密！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当前这些争论的局限和问题，章诒和先生无疑有着反思的彻底性：“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也深刻揭示出了告密的制度根源：“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剪除异己，以巩固统治。”但是，还有待根本揭示出秘密运作机制和偶像崇拜的根源，在生命政治上，章诒和先生被亲情的血情之情所限制，对此荒唐之恶没有深入揭示，无法上升到更加普遍的高度，容易落入私人泄愤的口实和咀嚼伤口的自我折磨之中，而且，如何既要回到过去又要从过去摆脱出来，这可能与宽恕有关，如同德里达对宽恕的无条件性和有条件性的绝境思考，宽恕一直作为前提却无法施行，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