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先生是神在近代中国所兴起、所重用的仆人。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而我对他的印象也很深。凡读过他的《五十年来》和其他著作的人，无不敬佩他。从他在家里开始聚会直到建堂，再到解放初期，他一直被神大用。他对神忠心，处事谨慎，对人和蔼，讲道有力；许多布道家各有不同的特点，而王先生的讲道特别清楚。
1991年7月28日，王先生被主接去，息了他在世上的劳苦。当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给上海的王师母刘景文女士打了长途电话，她证实了王先生于7月28日上午九时（夏令时间）去世的事实；当时，他们正在聚会，那个聚会立即变成“告别聚会”。感谢神！王师母是充满喜乐的。
我在广西梧州建道圣经学院读神学的时候（1942—1944），就开始读王明道的著作。我一直喜欢读他的书，凡他所写的书我都卷不离手。我上小学的时候， 父亲林保罗常说我所写的文章是“猫屎文章”，很臭。但我以为我的文章很“红”，因为老师用红笔修改的比我所写的还多！但自从读了王先生的文章后，我虽然学他的写作很不够，但却有改善。不过，这一点的影响是算不得什么的。
1949年后，王先生一直屹立不动。他的《五十年来》是分期在《灵食》季刊刊出的。当时，我很喜欢阅读他的作品。当读到他在日军占领北京时所写的“在火窑与狮穴中” 一文时，我十分敬佩他在日本侵略时期的坚贞，他突破了许多外在压力，坚决不参加“基督教团”。于是在面对是否加入三自的压力时，我写信问王先生：“你现在有没有参加三自。”他回信说：“我现在仍坚持‘在火窑与狮穴中’的态度。”这就给了我一个坚定的方向。
我在给王明道的信中略做了自我介绍，说我的父亲是林保罗。他在回信中说：“林保罗是你父亲！我和他很熟识。他是广州、香港培灵会的讲员，我在1936年到广州主领培灵会时，到过大马站；我有病，他还服事过我。”
以后，我就一直和王先生通信，我把我的书寄给他，他也把他的书寄给我；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认为我没有走错方向，其一，是因我有个好父亲。我父亲是美国宣道会宣信博士的学生；他在宣道会神学院毕业（Nyack，New York），曾在澳门白马巷浸信会、九龙城浸信会任牧师。其次，是我入了建道圣经学院和读慕迪圣经函授课程（Moody Bible Correspondence）。第三，是因我出来服事时，认识了王明道先生。他不只信仰纯正、生活严谨，更重要的是持守真道、尽忠为主，在末世教会中是个难得的好榜样。出于以上的原因，特别是王先生的缘故，我没有走错路！
1953年2月19日在北京时，有机会与王先生同往参加基督徒学生会的聚会。那天早上，王先生讲《但以理书》第3章。当时我很留心地听课，并大受感动，发出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的敬佩：“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王上10：7）我想：“王明道就是王明道！”王先生那几天正忙于写稿，出版《灵食》季刊，于是我把他的书中那些没有读过的拿来细读、做笔记。我把他所有的著作（指我在广州找不到的）都读完，无一遗漏。王先生说：“我亲自校对稿件，每页校对七次，希望每本书没有一个错字；但可惜，每次出版后，还有两三个错字呢！”
全部稿件送出付印后，他才有机会和我交通，使我不但在灵性上有长进，更重要的是信心被坚固，希望我能至死忠心。而在付校后，他才抽时间带我去游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名胜。我到北京时，王先生说：“你才29岁，我们看你的书以为你已有50岁了！”王师母弹得一手好琴。有一个晚上他们叫我弹琴给他们听，一同赞美神。
我住了两个星期，要回广州了。王先生叫我久住一些日子，但我不能久留。在我辞别的早上，王师母替我们拍了一张合照，然后王先生送我到车站。王先生对我说：“近年来我很少送人到车站，因为很多人都变了节。”这次他送我前行，还买了月台票。火车开得远了，我虽看不见他，但还看见他的手在扬个不停。我想，我实在算不得什么，但他竟这样待我！
在我回广州后，就经常与他通信，而他在信中勉励我要忠心事主，坚持到底。直到1955年8月8日，正是王先生结婚纪念日那天，他被捕了！那时，我亦知道我们被捕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1955年9月14日晚上，王国显、张耀生和我首批被捕。王先生和我的合照都被搜去了！同年10月间，预审员把一本《天风》给我看，内中有王先生的“检讨书”；我真不明白王先生竟会这样地写检讨。这检讨书没有帮助我，相反还给了我坏影响，这是王先生的一次失败；后来，他比我们先出狱。
他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往三自会去，准备把教会带到三自的路上去。自他去三自会后(按：参照赵中辉实地访问王明道的记录。他的访问记录可信度很高)，有许多信徒就不到基督徒会堂了！从此，王先生就感觉到信徒比他刚强。他一直呆在家里，没有领聚会，甚至准备结束他的一生。王师母在家看守他，她不愿看见他发生什么不幸的事。经过一段时间，他醒悟过来。他起来了！他宁可再受苦，也不愿意做个逃兵。
1958年4月，王先生夫妇再次被捕。他们在山西大同被“改造”。这回王先生在狱中表现坚强，并没有丝毫妥协。他撤回“检讨书”，曾多次上诉而未蒙答允。这次他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80年，被改判为一年有期徒刑，提前一年释放。王先生拒绝获释。他说，我在人面前无罪，有一年徒刑也有一年的罪，我不出监。后来监内负责人把他送到山上一处房子里，这房子原是为安置那些被释放的犯人，使他们住在那里等待家人来接；因为那里没有坐塌，这对于王先生这样一位八十岁的老人来说，真的很难忍受，他于是写信给他在上海的儿子，让他前来接他到上海。最先他没有户口，慢慢就落籍于上海了。他就在上海开设他的家庭聚会，凡来的人他都接待。
我在监房的时候经常要填写表格。当我填到社会关系的时候，除了我的亲属外，我总得填上两位，一位是北京的王明道先生，另一位是九龙的胡恩德先生。王明道先生是全国“基督教反革命头子”，我的罪状之一是“王明道的爪牙”。当青岛一位弟兄访问我之后，他把这事告诉王明道。王先生说：“万万想不到献羔还站在我旁边！”
1982年9月，王先生来广州医治眼病，我叫一位梅承恩姊妹往医院见王先生。他本打算在动手术后与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交通，可后来我们听说广州不敢替他动手术，因他年高82岁，若有什么不测，会在国际上产生不良影响。于是，医院打发他回上海去；那天早上，他派人来叫我去见他。我立即通知王大伟等，几人前往梅姊妹家里一同交通；当天下午，王先生下出租车时，我上前扶他。他问：“你是献羔吗？”我说：“是。”他说：“我现在看不清楚了。”下车后，我们前往梅姊妹的家里。在上屋外石梯时，王先生问：“这里是大马站吗？”我说：“这是中署前路一号三楼梅承恩家里。”
王先生一生经历过五个时期：清初、国民党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的光复时期和解放时期。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被捕算是最大的失败；当他第二次被捕时，他已站起来了。当他第二次出狱后，他常对人说：“我是鸡叫前的彼得。”而现在我可以说：“他是倒钉十字架的彼得！”他也可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后4:7—8）
他息了劳苦，这真是好得无比了；但对中国教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在同路的人中，又少了一个，而且所少的是一个末世不可多得的勇士！我们会感到孤单！但有主的同在就不觉得孤单了！除了他一点的软弱，他的一生可说是我们的好榜样，正如保罗所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