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桑事件访谈录文/本刊编辑部 - 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

［编者按］ 2010年11月下旬，在洛桑事件已经告一个段落后，本刊分别访谈了原中国洛桑筹委会执行委员会的金明日牧师（以下简称明日）与李圣风牧师（以下简称圣风），请他们就自己亲身经历的洛桑事件的整个过程，谈了一些切身感受及反思，相信会给那些对洛桑事件感兴趣并希望有更多了解的人提供一些帮助。本文根据录音整理。

《杏花》：现在洛桑大会已经结束，作为中国洛桑筹委会中的一员，回顾此次筹委会三年的工作，在其中有哪些事情是让你感到心里特别得安慰的？又有哪些事情是让你感到遗憾的？在这三年的过程中，哪个阶段对你来说是最难熬的？
明日：在整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收获，第一，得到老一代的牧者李天恩牧师、杨心斐阿姨等的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教会能够参与洛桑，会给中国教会带来祝福，这是一件很让人欣慰的事情，让我们后辈们非常得安慰、受激励。
第二，这一代的教牧同工，包括20位筹委会成员和5位执行委员，在长达两年多的同工时间里彼此间有很多的祝福和见证。同工之间的个性、神学立场和工作作风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之间的认识更多，就更能包容接纳，有些同工之间以前比较生疏，借着这次筹备的工作，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甚至一些同工之间以前关系不是很好的，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彼此和好，这都是美好的见证。
我印象最深的是10月8日北京的同工们决定13日大家要一起聚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共进共退，一起来承受压力。我们约好13日中午在北京机场见面，当时压力很大，到处听到的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强硬措施，我当时心里以为能够出来三四位就不错了，但是去了机场发现20多位同工都去了，那时心里特别得激励，非常感恩。
第三，北京包括全国各地在奉献上有很大的支持，中国教会以前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这么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实际上各地的奉献压力不少，我们都是第一次，甚至很多牧师在教会牧会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到奉献的事情，这次规模这么大，压力很大，特别是后期的压力更大，因为这时候大笔的款项需要到账，并且要支付到大会，或者做别的处理。很感恩的是，上帝通过出其不意的方式，透过弟兄姊妹的奉献及时补足了需要，这真是美好的见证。
遗憾的事情也很多，最大的遗憾当然是洛桑大会未能去成，我们真的非常渴望在福音里的国际团契，但是受到了拦阻，有些人受到打压，护照被吊销，大部分的人在海关被拦截，我们一方面很震惊，另一方面很遗憾。
另外，在压力增大以后，代表们中间有小部分的不同意见，部分教会的同工在特别大的压力中退却，我们完全能理解，但是难免有些失望，不过失望的情绪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
任何合一运动都必须面对不同组织、不同教会、不同的神学传统，而且个人的领导风格，生命的成熟度不同等都会带来差异和张力。在具体的问题上越需要高度的合一，实际上差异会越来越突出，有些时候内部也会有冲突。如果以后再遇到要推动全国性合一运动的事情，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比如目标要更清楚，到底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在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原则，事先要有更清楚的文字论述和更广泛的酝酿，到具体执行时可能会更有效率。我们需要更好的组织系统，而这次就是很少的人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我们具体做工作的同工们压力很大，我们有一位同工，放下教会的工作达半年之久，全时间投入到洛桑的事工中来。
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从来没有这种跨教会、跨团队的全国性联合事奉的经验，这次甚至需要与国际机构来合作。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筹备参加开普敦会议的工作艰难程度已经达到了极限，最后大部分同工团队的成员一起走到了海关，我觉得还是重大的突破，美好的回忆。

圣风：2009年9月份，洛桑中国筹委会在北京召开第四次会议，为了进一步推动会务和筹款，决定成立执行小组，我从这时起被推选为执行小组的成员，成为5名执委中的一个，这时筹委会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前我并没有参加筹委会。我参加执行小组后，与几位执行小组同工一同参与了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推动筹款，第二是分区推动介绍洛桑，第三是中国之夜的预备，第四是去开普敦之前的一些会务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体会最深的有三点，第一，在其中学习和享受教牧同工的合一。六十多年来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主题能像洛桑这样在全国教会范围内建立起如此广泛的联系——传统的家庭教会、团队型的教会、城市新兴的家庭教会、基督徒专业人士，这四个层面彼此联络在一起，上帝借着洛桑会议成就了中国教会彼此之间更深的联络和合一。我在执行小组和其他的同工一起来共事、一起来推动，在合一事奉当中也非常喜乐，深切感受到弟兄彼此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第二，见证了中国教会的成长。特别是在筹款的经历中，看见了中国教会的成长。其实这次筹款的挑战非常大，因为我们当中之前没有人做过这一类的事奉，更没有为参加某一个国际会议来集体筹款的先例。况且这次筹款的数额也不小，但在这样的挑战中大家非常努力地去推动，并且也看到全国各地的教会对筹款的热烈回应。筹款的结果见证了中国教会的成长，特别是让人从中看到了中国教会愿意承担责任的心志。要知道中国教会不只要付两百多位中国代表的参会费用，还包括海外一百多位代表的费用。感谢神，我们最后顺利完成了筹款的任务。
第三，一封公开信和一首诗歌。公开信是在海关被拦截的情势之下大家一同祷告、一同讨论起草整理的，这封信的公开，及时地表达了中国教会代表们的心声，也算是公开表达家庭教会的心声，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另外，虽然中国代表大部分没能出去，但是把《主爱在中国》这一首诗歌送到了大会现场，在亚洲之夜的晚上、在普世四千多位教会代表面前见证了神在中国的作为。
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去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众多筹委会的成员、执行小组的成员、全国各地的同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努力，满心期待能够参加会议，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没有参加成，这是最大的遗憾，这不但是我个人的遗憾，海外教会也表达了这样的遗憾。在一些文章中，我看到开普敦大会中国缺席以后，南非的洛桑委员会主席彼得(Peter)公开表达了这种遗憾，“得知中国政府不允许中国应邀代表离开中国参加这次洛桑会议，我们感到深深的遗憾，中国代表团的缺席令人深感失望，没有中国代表团的弟兄姊妹的经验分享和参与，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洛桑运动执行主席也说：“我们的意图和放权让中国弟兄姊妹邀请代表的过程被中国政府误解，对此我们深表遗憾。”还有乌干达教会大主教、非洲组委会的主席亨利主教说：“领导层当中对这件事感到深深的失望和遗憾，洛桑会议没有中国的弟兄姊妹参加，就像世界杯没有巴西队参加一样。”看到海外教会的领袖们表达出这样的遗憾，我个人作为当事人就更加遗憾了。
最难熬的时期，可以说不只一次。面对巨大的筹款压力的时候，感觉负担很重；在准备中国之夜的节目时，几次讨论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的时候，同样非常地纠结；面对政府的压力时，寻索应当怎样回应及做决定，也同样经历了很多的心思意念层面的挣扎。不过，我想比起方兵，我的压力还是小很多。他是负担起最大责任的同工，在整个过程中付出也是最多的。虽说有压力，但在与方兵、天明、明日、张恒牧师等一同面对挑战的时候，心中是充满喜乐与安慰的。

《杏花》：当政府有关部门开始阻扰参会者，不断约谈、威胁的时候，相信也找你谈话了，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你当时觉得此次中国教会参会的前景如何？坦诚地说，那时你觉得能与会的概率是多少？当时筹委会采取了哪些对策？
明日：这次洛桑运动有基本的原则，我们要走公开化的路线，所以从2008年3月开始酝酿是否要参会、成立筹委会、推荐代表、组织募款、分区推动、设立网站等，政府方面都知道，也跟我们多层次地接触，直到2010年8月，政府才明确表态不允许我们参加会议，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有公开反对参会，甚至有些工作人员还暗示我们不会有太大的拦阻。但从8月份开始各地就出现了一些强硬的措施，有些地方拘禁代表、没收护照。9月末他们找到我，告诉我说，洛桑会议没有大问题，你们的动机也很单纯，但是这次洛桑很可能被反华的势力所利用，所以我们不让你们去。
我也表明我的立场，表示我们一定要去，也表达了我们的遗憾。
一般社会人士考虑问题的角度和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一致认为洛桑会议是突破性的会议，难度会非常大，我们不是不知道特殊的处境，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我们都能按照信仰的原则来办事，我们认为中国教会参加此次洛桑会议的意义非同寻常，可以借此表达中国教会对普世宣教的委身、对过去150年来外国宣教士在这片土地投入的认可和感恩。我们看重的是这个层面的意义，政府未必知道我们的关注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我们的动机和目的，包括我们具体的筹备过程。当8月份他们不同意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表示遗憾，还是存有一定的盼望，只是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全面拦截。即使到最后，我们还估计他们会放一批人出去，甚至我们估计大概会有四十多个人能出去，但是没想到政府做得这么强硬，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最后的结果，我也在主里面领受，我们不能去也有主的美意。

圣风：今年上半年政府开始接触我们，但那时并没有坚定表达政府反对赴会的立场，直到今年9月份（这个时候距离洛桑会议开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各方面都筹备得差不多了），北京国保、民宗侨等部门七八个人约我谈话，并正式表达了政府的立场，说他们代表政府劝我不要去赴会。记得当时我回应他们说：“这件事情我们筹备了相当长的时间，参加这个会议对中国教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中国教会成长的机会，对国家民族而言，也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参加这个会议没有不合理和不好的地方。”他们进一步把这件事情抬升到国家民族利益的层面，并希望当场就表态放弃赴会。我说：“现在不能马上给你们答复，我需要回去和同工们商量一下。”其实，那几天几位执委会同工都先后被有关部门约谈。我们见面后经过讨论，一致有个善意的愿望，希望和政府有更多的对话，但是政府从上到下都做了决定，北京市这个层面不能做任何的改变。我就感觉到局势是不能挽回的，大部分人应该是出不去了。但是我依然对政府心存善意的愿望，我试着从政府的角度考虑，如果所有人被拦截的话，在政治上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在国际社会上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而如果能放一些人出去，对政府而言也是保有面子的。即使最后在机场的时候，有不少弟兄姊妹还认为政府不会绝到连一个都不放，我们没有走到终点的时候不知道最后的结局。

《杏花》：北京的一批牧者在机场被拦阻而不能够赴会，听说那时你也在那一群牧者中，你们一起在机场旁的一个宾馆中度过了几天的时间。那几天的情景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你心里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明日： 13日中午我们北京的代表在机场集合，有两名外地代表在如此大的压力下也来到北京和我们会合，他们付上了很大的代价，让我们非常感动，也非常得激励。一开始我们定在第二航站楼的宾馆，但是后来发现那里的宾馆比较小，我们觉得不合适，就立即转移到希尔顿饭店。在饭店住了三天，这几天是特别关键的时刻，13、14、15日三天，每天都有出发的人，我们一起把他们送到机场，他们被拦阻，我们接他们回来，然后再送下一拨，心里面有种很悲壮的感觉。但是那几天我们的灵里是非常自由的，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相互鼓励，也一起面对压力，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在那三天的时间里，我们起草了《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应邀代表的公开信》和《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应邀代表的代祷信》。
在北京我们总共大概有六次出关，一拨一拨前去，很壮烈，每次在送行的时候燃起一些新的期待，但是每次又受到挫折、感到失望，接下来继续差派下一拨。机场的海关人员见到我们说：“看，这拨人又来了。”政府的很多官员当时也在机场守候，他们感到不理解，问我说：“金牧师，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出去的，为什么一拨又一拨的？”教会内部也有人质疑，明明知道没有希望，为什么还去机场？我们需要解读这件事情，我们去到海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权利，如果我们不去的话就是自动放弃，自动放弃权利与被剥夺权利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坚信这是我们份内的事情，是我们应该享受到的权利。
我估计这次洛桑之后中国教会捍卫自己权利的意识会大大提高，这是公民社会的意识，值得特别关注。

圣风：13日中午北京代表们约好一起在机场见面，我本来计划晚上过去，上午和下午都有事情要处理。13日早上我一出门就发现我的车被人跟踪，我到哪里他们都跟着我，后来我就来到教会读经祷告，他们就在走廊里守候，我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着我到这里？”他们说，是上级下达的命令，这几天都要跟着我。我一听，干脆就直接去机场吧，坐地铁时他们跟上来，但是到了三元桥机场线的时候他们就不跟了，因为他们在机场已经布置了大量的人员。
在机场度过的这几天，我深切体会到了同工们的合一，以及面对患难时切切仰望交托神的信心，在基督里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信任。
按原计划13日当天晚上就有人出发，方兵牧师是第一拨，我们一行把他送到海关，在外面等消息，后来方兵牧师在里面打电话告诉我们他没能出关，我们就在外面等了两个小时，一直等到他出来后我们再一同回宾馆。14日白天我们就在一起祷告分享，晚上再送、再接，当第一天、第二天所有人都在出关时被拦后，我们就估计第三天也会如此。代表们出关被拦的时候对方给出的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我们觉得我们出席开普敦洛桑会议这么纯粹的宗教活动不应该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觉得应该对外表达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就在15日一起讨论并写了一封公开信，同时还写了代祷信。其中公开信拟写了好几版，最后和大家见面的是第三版，这封公开信的对象就是政府，我们希望借着公开信表达中国教会代表的心声，甚至希望这封信能够达到政府最高层，让他们了解家庭教会的现状，这是我们所期盼的。我们先把这封信递交北京国保，之后把信发到各地牧者的邮箱，后来听说一个小时之内公开信和代祷信就开始在海内外各教会传递。
16日凌晨当最后一批出关的代表被拦截后，我们决定找一个营地，大家借此有团契的时间，学习洛桑会议的一些材料，查考《以弗所书》，因为洛桑会议是要查考《以弗所书》。虽然不能去会场，我们也希望聚集在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于是16日我们一起去了顺义太阳城营地。 17日是主日，我们敬拜完了之后正准备分组查经，突然就有几十个人冲进来，宣布我们在非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要求我们立即停止。执行小组4位同工和他们谈话，谈了很长时间，我们原来计划是18日离开这里，所以我们想还是按照原定计划18号结束。从中午吃饭一直僵持到下午三点钟，后来他们等不及了，一百多号人一起涌进餐厅，这些人包括国保、民宗侨、派出所、街道居委会的人员。他们冲进来时其实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决定一起离开这里，我们不希望造成肢体冲突，不希望看到情绪性的事件发生，这样对彼此都不好。各自所在片区的人员上来将人带走，我这边来了大概六个人，四个街道的人，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是我住宅区的片警，我和他已经认识十多年了。于是我坐上他们的车回家，回去的路上车停在六环上，其中一个人出去接电话，后来上车后就说，接到上级的电话，我们不能回家了，先去西山的一个宾馆过一段时间，车就直接把我拉到了宾馆。我们几个人都是被分别拉走的，后来我才知道天明和我是在同一个地方，当时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在那里，我的手机、电脑被锁到保险柜了，双方各拿一把钥匙，我自己打不开，他们也打不开，他们态度还可以，反复强调是上级下达的命令，他们只是执行而已。在去宾馆的路上我就和家里和教会打招呼了，告诉他们我有可能一段时间不能回去，我也不知道多长时间。18日晚上九点多，我们教会的执事们聚集在一起开会，因为那个时候方兵、明日都出来了，天明晚上八点也被放出来了，执事们开会决定19日派同工到街道居委会去要人，一开始居委会态度不太好，他们就一直问，不断沟通，不断表明如果超过24小时还不放人的话，就属于非法拘禁，那么他们就要找律师来处理。后来他们就联系上我了，19日下午我就被放出来，出来后得知自己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杏花》：老一代人视受苦为荣耀，而很少为自己辩解或者指责政府的某些行为，那么新一代的牧者发出的这种抗议之声，指责这些行为是“邪恶”，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
明日：我记得赵西门弟兄为主的缘故被监禁、剥夺政治权利很多年，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向法院起诉，要求给他平反，恢复他的权利，赵弟兄当时说，作为主的一个仆人，受苦、被羞辱、权利被践踏，他都无所谓，他甘愿为主的缘故付上一切的代价，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原因让福音受到羞辱，譬如给传道人扣上“政治上反动”，是“非法”的帽子，这个罪名一定要洗清。从这个意义上，我个人的领受也是如此，我愿意为福音受苦、忍耐，但是也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不仅仅保护自己，也保护所代表的教会和这一代人的福音见证，这是另一种受苦。老一代人在默默忍耐中等候、甘愿受苦，他们表达了生命的勇气和韧性；这一代人如果面对压力、挑战时什么都不说，不仅不是继承老一代的精神，反而是一种懦弱和胆怯的表现。在这个时代更积极地为福音谋取权利和机会才是继承了老一代的勇敢和坚韧，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代要求我们有不同形式的回应。

《杏花》：筹委会在筹集奉献款的时候，听说中国是除了美国之外，唯一的一个不需要洛桑大会赞助费用的国家，而且主动承担周边部分国家与会代表的费用，这听起来很振奋人心，当时筹委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给自己了增加筹款的压力吗？
明日：我们大部分参与的人认为，参加洛桑会议是中国教会60年来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公开地重回国际大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所以会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次参会，我们认为这是对150年来西方教会一直在中国教会身上投入的回报。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宣教士重新进入中国，在他们眼中中国是需要他们支持的对象，即使是现在海外的教会也是这么认为。我们参会也想表达中国教会已经按照他们的祷告和期待那样来成长，中国教会也要见证上帝在自己身上的作为；第二，表明在未来世界福音化的过程中中国教会愿意承担责任，从被给予的心态转变为主动承担的心态，财政上的奉献和支持是中国教会未来参与宣教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教牧同工把这次参与洛桑视为中国教会的“成人礼”。大家在2008年3月酝酿是否要参加洛桑会议时就有一致的看见，如果这次要参与的话，财政上一定要独立。后来在首尔会议上决定支持100位其他贫困国家的代表参加洛桑，当时考虑的是这些国家都是我们未来要服侍的对象，所以我们要尽力支持他们。
国内很多的弟兄姊妹热情参与奉献，内蒙有一家教会，他们一年奉献才17万左右，但是他们为洛桑奉献了25万，他们是非常委身的，也非常尽力。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落实得比较到位，会众参与很多，有一些地方还没有传递到会众层面。整体来说，中国教会传递普世宣教、合一宣教的异象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这次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圣风：这个决定是执行小组成立之前就已经做出的。那时筹委会一致认为，这次洛桑会议是见证中国教会成长的好时机，中国教会自筹代表赴会经费，而且还要带着还福音债的心承担一百多位周边国家及非洲代表的费用。洛桑会议是一个宣教的会议，对参会者的奉献就等于是对宣教的支持。将来中国教会要走向宣教，洛桑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中国教会应该还普世教会宣教的债。从新教入华至今的200年间，被派到中国这片禾场的宣教士以及投入到我们这里的宣教奉献几乎都是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教会是欠福音的债最多的教会。我自己10年前在上帝面前祷告思想“福音的债”的时候，上帝就曾经给我一个感动，“你既然说中国欠了福音的债，要不要算算到底欠了多少？”那个时候我就粗略地翻阅了中国教会史的参考书，得知到2000年的时候，中国教会至少欠了10，000名宣教士、500名殉道者、13，000间教会学校、5000间教会医院、1000间福利机构、10，000次救济灾荒的债，这只是粗略的估计，具体的还要再统计。欠了这么多的债，中国教会应该还了，这次洛桑会议的奉献是中国教会走向宣教的起步。当时我在教会中传递洛桑会议在普世宣教运动中的意义，我说，洛桑会议是宣教的会议，中国教会要成为宣教的教会，当然要为这个事情奉献。当时刚好是玉树赈灾，我说，像这样一些赈灾，教会可以承担，国家也会承担，企业也会承担，中央电视台一个晚上的义演就能筹到二十多亿元，但是在宣教方面只有基督徒、只有教会才能够支持。我们教会为此次洛桑奉献了十多万。中国教会有责任见证上帝对中国的祝福。
我后来收到一位巴基斯坦参会代表托人带来的照片，是他的全家福，他特别感谢我们，说是中国教会支持他参加会议，所以要特别向中国教会表示感谢，我看到这照片之后特别感动。

《杏花》：200多位中国家庭教会的代表没有走出去，那么这些筹集到的款项将会如何处理？我们没有走出去，那么本该我们负担的周边国家代表使用了我们奉献的款项吗？所筹集的款项会用于何处？
明日：奉献款项主要用在这几个方面：一、230多位代表的注册费用，这是中国代表名额经过国际洛桑确认后，已经付给国际洛桑的费用，他们收到后才能给我们发邀请函；二、100多位其他国家代表的赴会费用，中国教会帮助他们付，每个人是两万五；三、行政费用，包括签证费用等；四、中国代表的住处是两年前就订好的，最后我们没有去成，当时我们就达成一致，如果我们去不成，宾馆的房间就无偿奉献给国际洛桑，由他们来安排使用，他们在那里接待世界各地的客人，表达中国教会对他们的欢迎；五、剩余的款项按照六大牧区奉献的比例返还给各个牧区，让他们自行解决，但是不能违背这次洛桑会议的宗旨。全国筹委会宣布解散，更详细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会在年末做出来。

《杏花》：中国参会者基本上没有按照筹委会的预期参加洛桑大会，在你看来，这是否意味着筹备工作的失败？就目前这个结果来看，此次洛桑事件对中国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它给家庭教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会表现在哪些方面？
明日：从表面上来说，我们是为了参会而在中国教会推动了这次活动，大部分代表未能参与是非常遗憾的，但不能因此说，这次洛桑是失败的。
首先，两年半的筹备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有一个上海的同工总结得很好，如果把中国教会比喻成一支足球队，那么传统的教会就好比是后卫，他们沉稳，擅于防守，滴水不漏，但是他们在全场不够活跃，进攻起来也不够有威力。90年代兴起的大型团队教会好比是中场，他们的活动量很大，在全场漫天飞，影响力巨大，但比起后卫技术不够精湛，进攻时也不到位，未必有破门的事情发生。新兴城市教会好比是前锋，他们有机会的话就有一些突破性的工作。这可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别启示。这次洛桑是上帝给中国教会的一个特别的机会，让传统教会、团队教会、城市教会一起上场，练练这场足球比赛。以往传统教会为福音做很多，大型团队型教会也摆上，城市教会也复兴，但是大家坐在一起同桌谋事这在中国教会6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更有法律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海外中国大陆的工作者参与进来，这是一个成就，无论我们去还是没去，这个成就有目共睹。
第二，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教会和世界教会之间的沟通。虽然这次我们人没去，但这230名是正式被邀代表，都有席位，这表明国际教会对家庭教会的接纳和认可。230名代表最后从海外去的有5位，中国大陆去了2位，一共是7位，我们常常说7是一个圆满完全的数字，他们也是代表，也可以见证上帝怎样恩待中国。我们通过行动、通过我们送去的《主爱在中国》让全世界的弟兄姊妹听到了我们的见证。会议结束后，很多国家的弟兄姊妹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我们的问候和支持，我们很得力量。有一个代表回来说巴基斯坦的教会一直连续为中国代表代祷，全世界教会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同心来为中国教会祷告，我们身体虽然不在一处，但是灵里的团契已经促成，这个成就非常巨大，是谁都不能磨灭的。
第三，合一宣教。中国教会未来要和其他国家的教会一起参与到普世合一宣教中来，我们从来没有把参加洛桑会议当成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目标，整个洛桑的基本精神和信念得到中国教会的认同，我们认为洛桑运动是全世界最有力度的宣教运动，我们认同他们的异象，我们愿意一同委身。这个仅仅是个开始，会议没有参加成并不影响中国教会委身在这个宣教大使命中。中国教会和洛桑运动建立了不可分割的链接，我认为未来也会大大激励中国教会走向合一宣教。
第四，领导力的操练。20位筹委会成员和160多位通过签证的代表一起承受考验，一起承担压力，一起推动这么艰难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操练，这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成就。上帝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彼此建立了非常坚定的友谊和信任，这对中国教会而言是非常宝贵的产业。
第五，在奉献上的突破。中国教会在奉献上一直非常缺乏，其实弟兄姊妹都知道此次洛桑风险比较大，但是他们还是愿意以这么大的热情来参与奉献，等到环境宽松，我们再具体推动宣教，我认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我深受激励。中国教会对宣教异象的领受和委身有很大的突破。
第六，由于一些历史原因，60年来中国教会，甚至三自教会都划清和海外教会的界限，在中国这是非常敏感的领域，但借助这次洛桑参会，主给了中国教会胆识和感动，承认海外教会对华宣教的贡献，这既表明中国教会的成熟，也显示出我们主体意识的崛起——不是别人如何看待你，而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这个意义及后来的影响力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继续观察和发掘。

圣风：洛桑运动早就开始了，不是仅仅参加成会议才表明是参加洛桑。从筹备会议的时期开始，洛桑的精神——合一和宣教的精神就已经开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传递，可能在此之前中国教会也有合一和宣教，但是这件事情促使中国教会更深地经历合一和宣教。我深深感到，两年多的筹备过程已经成就了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除了感恩，还能说什么呢？筹委会在最后总结这次洛桑会议筹备工作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些感恩的地方同时也正是洛桑会议带给中国教会的意义：
感谢神借着洛桑会议让中国教会更多思考和学习合一与宣教；
感谢神借着洛桑会议让中国传统家庭教会、团队型家庭教会、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和各专项事工领域的团队空前地连结，追求基督里的合一；
感谢神借着洛桑会议激励众多教会参与奉献，不仅筹集了所有中国代表的参会经费，而且能奉献支持临近国家及非洲地区100多位代表的费用，向普世教会表达了中国教会在基督里的一份爱心和承担；
感谢神借着筹备洛桑会议促进了中国教会自身的成长和成熟，让中国教会在国际视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而追求在神学思想、教会建造、社会关怀、普世宣教方面的长进；
感谢神，在赴会被拦阻的过程中，各地同工学习跟随主，走十架道路，在各地经历主同在的喜乐和平安，并在与政府各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表明了我们的信仰和立场，见证分享了上帝的福音；
感谢神借着洛桑会议更加激发中国教会承担普世宣教的使命，朝普世宣教的方向前进并更加坚定了普世宣教的信心。
感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教会需要在神学思考、教会建造、社会关怀和普世宣教上有更好的长进，中国需要神学家的兴起，中国需要更强壮的教会兴起，中国需要更多专业化的人士兴起，为主发光，中国教会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

《杏花》：洛桑事件告一段落，对后洛桑时期的中国教会而言，你认为中国的政教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家庭教会如何面对这种后洛桑时期的处境？
明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宗教政策实际上一直在变化中，最近几年一些城市教会的兴起和浮出水面，甚至社科院、北大的研究部门推动家庭教会透明化的运动，在一些媒体，譬如凤凰卫视、环球时报和CHINA DAILY上刊登关于家庭教会的信息，给世界关注中国教会的人一些乐观的信息。
通过洛桑事件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的立场基本上没有变化，政府仍然认为官方指定的教会才具有合法性，政府指定群体之外的占大多数的教会属于“非法”，这点基本的认识没有改变。但有一些变化还是很明显的，他们在处理宗教问题的时候比以前更谨慎，包括在洛桑筹备阶段，政府一直与我们进行广泛的接触，也是一种变化，要是以前的话在萌芽状态就扼杀了，虽然在局部的地方有强硬的措施出现，例如扣留人、没收护照等，但是从整体来说，仍能看出政府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有克制，至少洛桑结束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采取更紧缩的政策。
人们很关心洛桑事件是否给中国政教关系带来什么影响，我也一直在观察、探索中，我认为一定会起重要的变化，但是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看。短期来说，政府这次从上到下拦阻代表参会，是最近比较罕见地公开针对家庭教会的强硬措施，在局部的地区，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会强化这种措施；因政府打压家庭教会的行动，那么局部的地方教会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也会增加，这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长期来说，这次事件是60年来中国教会和政府比较罕见的大范围的沟通，可谓前所未有，我们也从来没有如此频繁地和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我们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彼此交流。虽然最后没有去成，但是沟通的过程取得的成就非常宝贵。
传统的家庭教会和政府之间没有健康的关系，这次洛桑我们做得非常好，从过去那种阴影中走出来，突破过去不正常的政教关系。过去家庭教会默默承受政府对自己的论断，也容易自己把自己当作非法或异类分子。其实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我们有权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我本人认为中国家庭教会在社会中是弱势群体，我们一定要多把自己的想法和存在状态向有关部门反映，自由和权力不可能自动地找上我们，有的时候必须有良性的交流，在交流中甚至可能出现碰撞，但不用惧怕。其实碰撞也是一种对话，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次事件是一个家庭教会与政府全面接触的事件，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有良性的，也有冲撞的，这个都会增进双方的理解，政府也借此机会更多理解了家庭教会，理解的增进肯定会带来新的政策的变化，而且我认为，是积极方面的变化。有人说会不会政策有回流、退潮，回到80年代更严厉的环境，但我认为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中国家庭教会现在享有的一切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形态变化引起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可能回到80年代，中国社会会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开放，公民享受的权利会越来越多，我认为大规模退缩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件事情从长久角度考虑一定会带来政教关系新的突破，这也是我们发布《公开信》，并且一直坚持走到海关的原因，我们觉得有必要把我们的要求清楚地表明出来。
我认为现有的宗教管理的模式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不配套，比较落后，是左倾影响留下来的落后的管理体制，与中国社会脱节了，是极不相称的一个系统。在整个过程中，家庭教会需要采取主动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表达出来，我们是弱势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合一。我们需要承担社会的责任，在我们的权益还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我们仍然根据主耶稣的教导，承担社会的责任，为创建和谐社会做贡献，基督徒在道德重建方面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两者要并行，不是说我们这个群体只要权利，而是也应该尽自己的责任。最主要的是不要对上帝和我们生活的时代失去盼望，如果失去盼望，我们会变得绝望，一旦绝望了，就会非常暴躁。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应该忍耐、等候。

圣风：“后洛桑”这个字眼不是很准确，应该是“开普敦后”。洛桑会议一直会持续下去，15年后我们希望能参加下一届的洛桑会议，甚至还希望能够请普世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北京，在北京举办第四届洛桑会议。
对未来教会的展望，我觉得中国教会还需要继续增长，并在政教关系上更深入、更主动地跟宗教研究部门、政策制定部门、学术领域还有其他部门沟通对话，其实未来的政教关系需要教会与政府带着善意及积极的心共同探索、共同建构，我们在祷告中需要寻求神的智慧，摸索走出一条健康的道路。
过去中国家庭教会和政府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流，政府不了解家庭教会，对它持怀疑的态度，甚至逼迫教会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这次洛桑事件促使教会跟政府各个部门，包括市级、区级、街道、居委会见面，成就了教会与政府各级部门的全面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民宗侨的工作人员问我：“你说我们不了解你们，你们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吗？”回过头来看，我的确也不了解他们。如果说以前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家庭教会还可以隐藏起来聚会的话，现在家庭教会的身量越来越大，几百人、几千人，这么大的团体是不能再隐藏下去的。在开放的环境里，这成百上千的人有信仰，而且他们也是公民，应当享有公民的权益，但是目前教会没有合法的身份，这是潜藏的危机。譬如说我们教会在这间写字楼聚会，这不只是登记不登记的问题，涉及到的层面其实有很多，比如出入安全的问题，消防的问题，和邻舍关系的问题；另外，还有弟兄姊妹奉献的问题，当教会增长，弟兄姊妹奉献增多的时候，如果没有合法的机构监督管理资金，这是极不稳妥的。当代的家庭教会需要勇敢走出来，靠着上帝给的智慧创意性地寻索前面的道路。其实，学术界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很多层面的人都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自由地发表意见、探索方向，有了一定成果之后，可以帮助相关部门更好地制定条例政策。
我个人对未来的政教关系持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历史的趋势。关注中国、世界的发展，还有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趋势，我发现整个世界彼此交流越来越深化，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开放，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的转型期。中国社会将会继续往前走，虽然不会像我们理想中那样一两年之内就发生某些变化，不过社会的潮流、历史的进程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的，谁也没有办法阻挡。从某个角度讲，中国教会要想成熟地推动普世宣教，政教关系必须有更多的改善。
关于家庭教会合法化的事情，我的看法是家庭教会本来就是合法的，只不过目前还没有拥有一个社会上的合法身份而已，这是迟早要解决的事情。合法化的过程中间肯定有很多的艰难，我想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内应该能够解决。其实，中国教会的存在与发展并不需要依赖所谓“合法的身份”，从教会历史的发展中可以看见，从来没有教会是制定了很好的政策之后才可以发展起来的。反而是，教会发展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就要被动地形成。历史告诉我们，不是政策让教会发展，而是自有永有全能的上帝令教会发展。
教会一方面有宣教的使命，另一方面也有实践基督的爱的使命。下一年度北京联祷会的主题是“兴起宣教”。自北京地区教牧联祷会成立以来，我们有系列的主题，第一年是“兴起发光”，那一年发生了汶川地震，教会的确在其中兴起发光，第二年是“兴起建造”，教会内进行栽培牧养、制度建造等，第三年是“兴起代祷”，牧者之间、教会和教会之间需要彼此代祷。而明年，我们要“兴起宣教”，但这种宣教不是指到国外的宣教，而是社区宣教。过去北京的家庭教会以聚会点模式存在，在一个社区里存在四五年，却对那个社区产生不了影响，甚至也没有带领该社区的几个人信耶稣。教会要从聚会点模式的教会变成社区模式的教会。基督徒要成为社区的光和盐，把耶稣的爱分享给他们。中国社会需要爱，中国社会需要各样的志愿者，需要更多无条件的关怀和帮助，教会要把这一层生命的本质在社区里活出来。
我相信上帝爱中国教会，上帝预备中国教会，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此我都是从正面看待中国教会在这次洛桑事件中的经历的。就是在患难痛苦当中也是同样感谢神，约瑟的人生很凄惨，被弟兄卖，下到监狱，最后上帝抬举他，使他成为家族的拯救者，成为国家的祝福。同样，神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上帝要预备和使用中国教会，中国教会不但会成为地方的祝福，也会成为民族的祝福，将来还会成为世界的祝福！我对上帝充满信心，对中国教会的未来也充满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