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从一本书的影响力来看它的重要性的话，莱斯利·纽比金主教的这本《多元社会中的基督教》（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就是近年基督教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被《今日基督教》评选为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本书之一。纽比金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学识，打开人们的视野，无心启发了美国“宣教型教会”以及“新兴教会”运动。本届洛桑大会讲员之一，蒂莫西·凯勒（Timothy Keller）牧师所在的“救赎主长老教会”就是深受纽比金影响的“宣教型教会”的楷模。
多元社会与宣教型教会
首先，为了解这个运动的重要性，我想有必要解释一下何为“宣教型教会”1。根据基督教巴拿研究所的民意调查2，美国16—29岁的非基督徒中，只有3%的人对“福音派”有好感，而对同性恋者有好感的却达33%！又根据2008年《美国宗教身份调查》的结果，相对于1990年，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数减少了10个百分点，而自称为没有信仰的增加了几乎一倍，从8%升到了15%。从美国人口调查的统计数字也同样可以看出世界观转型的现象。3美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道地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道德的最高指导原则不再是宗教和传统道德，而是容忍多样性和多元性。
所谓“宣教型教会”（Missional Church），它认定自己处于一个异文化或多元化的社会。“missional”是个新词，根据牛津字典，它的意思是“与宣教相关联的；负有传教使命的”。当我们使用“宣教型教会”或是“宣教型生活”（missional living）这些字眼时，我们指的是“上帝借着圣经所吩咐的使命和生活方式”。为了上帝的荣耀，教会有意地按照上帝所定规的方式，完成他所交付的大使命。
表面上，这个着眼世界的视野，似乎与传统福音派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如果仔细看，许多注重“传福音”的教会，不过是抱着帮助人在今世改善自己，死后进天堂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救恩”观罢了。但是，“宣教型”的教会把福音看作是在异文化中“攻击性”的力量，向文化挑战，要求信徒有更高的“效忠”与委身。
所以，教会不但从事植堂，并要求每个人都要以福音使者的身份与文化对话，而不只是追求个人灵性成长，或单单把人带到教会。因为每个人都面对着与基督教信仰不同质的“异文化”。宣教不再是教会活动的一部分，它定义了教会的使命，使其从有宣教计划的教会转变为宣教型的教会。
以纽约曼哈顿区的“救赎主长老教会”为例，它设在华尔街商务中心附近，对象都是专业人士。教会从50人增长到5000人。此外，它植堂的数目更为全美之冠。教会极其尊重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而没有视之为异类。教会深刻了解人们为什么不信，以及他们为什么对教会有意见。教会了解到人们对受苦的问题、教会里的伪善和社会的不公有许多困扰。这样的认知渗透于教会的每一个活动，无论是讲道、小组讨论、祷告会，还是对社会的关怀。宣教型教会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都考虑到异文化中人们的感受，教会不会轻易用“你们”、“我们”来划分界限，没有所谓“对内”与“对外”两种不同的聚会场合。
他们信仰的原则尽管很清楚，没有妥协，传讲一位寻找人类的、有公义和慈爱的上帝。但是他们不会让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和立场不同的人（例如同性恋者）感觉受到敌视。他们在教会所使用的语言，不论是讲道还是讨论，都尽量避免单用基督教内部的术语来压制他人，而尝试用讲理、对话的方式，与人分享真理和信仰经验。他们尽量把信仰的信息与人们每日所面临、所关心的问题和期望相关联。信仰与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也表现在信徒每天的公开生活中。
当非信徒与这些基督徒相交往，他们会看到这些人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读同样的杂志，为同样的问题挣扎。原来基督徒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过离群索居的生活。信仰的实质是从基督徒面临这些相同的问题时的反应显明出来。对“宣教型教会”有兴趣的人可以去阅读凯勒牧师在这方面的文献。4
这种宣教观念的质变，就是纽比金最大的贡献。这本书给予这种新视野一个理论基础。它的立论或许有些可争议之处，但是，如果我们抱持着开放的心态，放下自己原来牢不可破的“神学眼镜”，不把本书当作一成不变的真理，或者一套新的“系统神学”，而是把它看作是对问题的严肃分析与探讨，我们可能会更有收获。
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处于快速转型的时期，从一个同质社会转变为多元化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大城市里的年轻一代非常重要。如何有效面对这个族群，就是今天城市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或许这本书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反思和启迪。
纽比金主教
英国著名的宣教士和神学家纽比金主教（Lesslie Newbigin, 1909—1998），30岁时被联合改革宗派往南印度作宣教士。为了解印度的宗教和文化，他经常去拜访印度教堂，与印度教徒对话。在那里，他看到了耶稣像，亲眼看到耶稣被本土化，被同化到印度教的世界观里去了。由此，他也体会到在英国，福音同样也被同化到现代化的世界观里而不自觉的现象。这是他宣教生活的觉悟与转变的开始。
他65岁那年（1974年）退休，夫妇俩避开欢送的人群，并没有乘搭飞机，而是带着两个皮箱和一个背包，经过不安宁的开伯尔山口，一路拦车往西欧而去，让所有希望沿路接待他的大使馆人员跌破了眼镜。当回到英国伯明罕时，他惊异地发现，自己回到了一个比印度教更难传福音的文化环境，他竟然回到了一个陌生的异教文化中。
在印度，他需要思索怎样以不缩水的，但又能够让印度教徒了解的方式，传递基督的信息，他遭到反对、压迫。如今回到英国，他还得用一套新的语言来与英国的文化对话。从66岁开始，他投入了这个新的福音战场，不但牧会，也用写作来表达他的想法和做法。虽然他遭到白眼、藐视和更深层次（真理观与价值体系）的拒绝，但是他后半生所带来的影响力却是不容否认的。
如何在异教文化中传福音，培养人作主的门徒，这可能是今天基督教最大的挑战。卡尔·亨利（Carl Henry）曾指出基督徒应当正视文化的需要，传承文化的使命，而非自外于文化。纽比金主教更进一步点出了问题所在，西方世界今天所面临的是个多元性的异教文化，这个文化既有现代主义的色彩，也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
全书主要信息
与印度教徒对话的时候，他发现印度教中也有一套“救恩”和“赦罪”的理念。当他向印度教的“老师”解释基督教关于“救恩”的信息以后，他的老师说：真奇怪，除了“耶稣”这个名字，你所讲的跟我们所讲的完全相同。纽比金反问他，那么你有什么把握，知道上帝已经赦免了你呢？这位老师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他不赦免，我就去找另一位能够赦免的神。纽比金忽然领会，任何人都可以贩卖一套基督教福音的语言，而骨子里不过是“自己”和自己对拯救的需求，上帝不过是附带品罢了。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在印度传福音的时候，再也不从个人的救恩开始，而是从上帝和上帝的作为开始传讲。
他在书中说：“真理不是一套抽象的想法，或是一组经验罢了。它是一个故事，叙述上帝的作为。”（注意，他说的是“一个故事”，不是一堆故事。）这就是本书的一个重点。对他而言，所有其他护教的方式和理论都是次要的。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证明，他愿意为这个故事而活，也愿意为这个故事而死。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宗教已经从“事实”的领域被驱逐到“意见”和“价值”的领域。所以，如果有人认为某个宗教优于另一个宗教，这是非常“不正确”的想法，是应当受到排斥的。怀疑胜于信仰。
纽比金首先指出，这种“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并不成立。没有任何对“事实”的了解可以在真空里发生，“事实”是需要解释才能被了解的。为了要解释事实，人们必须要进入一种场景和心态（像副眼镜），用以观察万物。这种场景和心态，纽比金称其为“看似有理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我们可以用“世界观”来理解）。他用的是社会学家讨论信仰与知识间协调关系的词汇，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认为，社会的黏合性是根据一套所谓“看似有理结构”的模式。这些模式决定了社会成员可以接受哪些信仰，不可以接受哪些信仰。
现代化的心灵（“看似有理结构”）以为，只有科学的方法是理性的，因此反对启示和传统。其实，科学方法也脱离不了传统，宗教信仰也脱离不了理性。科学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不同，不过是两种“看似有理结构”间的冲突而已，并非“事实”与“价值”的冲突。任何理性都是在某种“看似有理结构”下操作的。所以，没有“信念”就没有“知识”，而且“信念”是达到“知识”的唯一途径！弄清楚了这一点，讨论问题就没什么障碍了。
在纽比金的眼中，基督教在多元化的社会里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看似有理结构”，它并不比现代主义的“看似有理结构”逊色。而且，借着这个不同的“看似有理结构”，人类更可以看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缺陷。
这样，基督教的福音就是：历史是有目的的，它整个的关键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借着耶稣基督，上帝已经在人类历史中做了决定性的工作。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就是在世上（包括个人、家庭、工作、政治、社交、文化上）作见证上帝作为的团体。基督的教会（这个团体）就是福音影响社会的所在，是活出基督信仰的所在。教会也是福音的诠释，用以显示基督教信息的真实。
这就是整本书的结论。它看似简单，其实不然。我们如果能够体会问题的严重性，才比较能够欣赏它分析问题的精辟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这不是一本简易的读物，常常需要人停下来思索、诘问、自省。个人认为，本书对突破今天中国基督教界的瓶颈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作用。此外，我发现译文相当流畅，对于一些艰深的观念，也多能胜任地表达，并且往往附带英文原文，以便比较。如果读者发现还有困难，我建议你暂时把那段文字搁下，继续往前。后文多半还会回到这个论点，再从不同角度作解析。当你能够逐渐把握作者的思路以后，就会比较驾轻就熟了。
本书的一些“金块”
让我举几个例子来看看他一些精辟的论点吧。每个论点不见得出于书本上同一处，而是笔者综合不同章节的讨论，把相关处放在一起的结果。并且加上了自己的领会。
1、纽比金花了很多精力处理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知道？换句话说，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怎样对福音真有把握，还能够与（异文化中的）人公开讨论？若要把握本书的思路，就必须了解本书对认识论的讨论。从认识论出发，纽比金期望帮助读者弄清楚，什么是福音，什么是信，自己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基督徒常常讲，我的信心是根据圣经的话。那么，我真正弄懂了圣经所要传达的吗？我又怎样用这种信心与异文化中的人对话呢？福音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完全脱离文化和情境独立存在的抽象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在文化中表达出来的。
关于认识论，他大量采用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名著《个人知识》，许多重要的观念都建立在波兰尼这本书上。5当然，他也借助了许多其他著作，例如，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谁的正义？何种理性？》（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1988），等等。
2、在讨论知识之前，他先批判怀疑。我们之所以对一个陈诉产生怀疑，是因为我们具有其他的信念，因为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了某些事，而用以怀疑其他还没有接纳的信念。所以，信念与怀疑在接受知识上同等重要，人人都有信念，人人都有怀疑。有怀疑的人不比有信念的人高明，认为怀疑重于信念的想法完全是教条主义。
西方有些人排斥基督教教理的部分原因是：基督教的教理长期以来一直与强权政治势力纠缠在一起。它被认为是否认思想自由和良知自由的原因。他们认为，人类对真理的寻求其实就是瞎子摸象，没有人能宣称自己讲得清楚。纽比金指出，瞎子摸象的比喻忘记了一点，有一位在那里观看瞎子摸象的国王，他知道有只象，也知道象长什么样子。
基督教的性质不是“帝国主义”的，十字架从来就不是侵略的象征。但是，我们也不容多元化的怀疑驯化了我们的教理和信念。理性和科学不是唯一的答案。
3、基督教界有个二分法。第一类人认为，想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只需明确接受几个命题。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就是一种个人内在的属灵经验。这种二分法是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的产物，它们正在撕裂教会。
耶鲁大学的乔治·林贝克教授（George Lindbeck）在他的重要作品《教义的本质》 (The Nature of Doctrine) 一书中，试图提出理解基督教信仰的第三种途径。纽比金虽然并不尽然同意那本书，但是他支持这个观点。这本书提出了所谓的“文化语言模式”(Cultural Linguistic Model)，在这个模式中，基督教的教义被视为一组语言规则。这些语言规则使得忠实讲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成为可能。他希望这条途径会开辟一条医治的道路，与他所谓基要派的命题模式和自由派的经验模式相对比。
根据这第三个模式，真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可以调和。教会也可以把真理带到公开场合，在公共真理（public truth）的层面上与人对话、辩论、受人质问和学习。对于学习，我们并没有所有的答案。
在多元化的“观念的市场”中，我们要能够介绍自己的信仰，能够讲明那不只是一种个人的偏好，而是有普遍的根据和诉求。用纽比金的话来说，信心的委身是一种“普遍的意图”（Universal Intent），不只是个人隐藏的抉择。基督徒借着这种“普遍的意图”邀请所有的人来一同思想、接受，甚至修正。并且，我们借此与其他各地的基督徒相朋比、学习、互补，而非互相攻击。因为我们每个人对上帝真理的了解有限，我们并不拥有所有的真理，但是我们所拥有的，值得他人研究、探讨。我们提供了一个指导方向。这是见证“真理的整合性”的一个必要部分。
上帝同时接受并审判文化。所以，对文化我们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全盘反对，这是我们需要对话的原因。
宣教使命行出来就是对上帝的颂赞。这是宣教使命最深处的奥秘，其目的就是让上帝得荣耀。为了传福音，我们必须警醒：我们不能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过份天真（不要盲目抄袭500年前的西方模式）；我们也不能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忘记了把人从假神手下挽回过来。这两种缺陷都是与宣教相悖的。
4、教理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用信心接受之物，它并不只是一套永恒的命题，而是一个故事。例如，“拣选”并不是保证“特权”（摩3：2），却带来了“责任”。没有人可以自认为拥有上帝。我们被“拣选”的目的不在于是否“得救”，而是被拣选参与上帝在历史中的受苦和荣耀的事工（故事）。
在“神学的超市”中，人们往往选择自己喜爱的神学品牌，然而实质上却从一个以基督和上帝为中心的信仰迁移到一个以救恩为中心的信仰。救恩实际上应当带领我们从自我中心移转到以上帝和真实为中心。它是超乎个人的。
［莱斯利·纽比金，《多元社会中的基督教》（Lesslie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9.），李瑞萍译，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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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考临风博文“从美国的文化变迁看宣教型教会的兴起”（临风博客http://blog.sina.com.cn/ruwach）；以及“试谈美国的文化鸿沟”，载于《举目》杂志，第17期，2005年3月。
2 请参考David Kinnaman, “unChristian,” Baker Books, 2007。
3 请参考临风博文“关于美国宗教衰退的警钟” 。
4 例如：Tim Keller, “The Missional Church,” 2001年6月，http://www.redeemer2.com/resources/papers/missional.pdf 。除了他的教会网站以外，有关凯勒牧师的资料，下面这个网页也相当齐全：http://www.monergism.com/thethreshold/articles/bio/timkeller.html 。
5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