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2年3月16日
采访地点：中关村西屋国际

问： 你参加了去年4·10的户外敬拜，那天咱们也在曙光所见面了，后来得知你经历的一些事情，包括发生了被迫离职等，就从你参加户外敬拜开始讲讲你的经历吧。
ZH姊妹：其实在4·10之前，大概是从去年2、3月份开始我就开始预备自己了。我自己的感觉是，在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一个无法选择的选择。这里稍微说得远一些，我在2003年信主、受洗，一直在守望教会受牧养，虽然我只在这儿呆了一年，2004年我就回哈尔滨了。但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感觉这个地方就是我属灵的家，我没有办法将她割舍。虽然因为空间距离无法及时参与教会的活动，与弟兄姊妹常见面，但通过网络、电话，我自己感觉似乎从未离开过这里。2004到2009年之间，每次我放假回北京，就到守望教会聚会。这个地方就是我在属灵上的归属地。这期间守望教会的几次受冲击我都没有经历过，每次知道这些消息，我就在那边为大家代祷。教会每一次受到的冲击，对身在异地的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我自然会设想，如果我在现场，会是什么样。哈尔滨当地的属灵的氛围还是比较压抑的，很多时候基督徒的聚会比这里更隐蔽，同时也要做好随时被冲击的准备。2009年我回北京工作了，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离家的孩子终于回家了一样。
在参加户外敬拜之前，我的心里一直有很激烈的争战。这争战是我在祷告里面的直觉，非常清楚。我真切地知道，我若选择出去，选择坚持户外，我必然要面临今天这样的境况——失去工作，同时也意味着失去户口调入北京这样的好机会；但是如果我不做这个选择，我也知道，无论是我的神、我的牧者还是我的弟兄姊妹，他们都不会对我有任何指责，他们都会很理解我——我对此非常相信。但是我不能因为他们能对我这样，我就不做这个选择。这是我和神之间的约定，若不是神帮助我，我没有办法坚守住这个约定。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每一次写作，心里面都会有战兢恐惧，我所写的、我所表达的，它们被文字记录下来的时候、作为一个声音留存的时候，有一天我都要去实现它。所以我很慎重，免得自己说了大话，但是如果我做了一个决定，我知道我惟有坚守，而且也只有依靠主，才能够坚守下去。
从3月份开始，我早晨5点钟起来祷告。我不是一个能早起的人，当时每天上班还是蛮辛苦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是让我那个时候每天很早起来。我的祷告内容很简单，基本只求一件事情——求神给我足够的勇敢，给我足够的勇气，能够做合他心意的选择，并且能够承担相应的后果。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根本承担不了什么，我也坚持不了什么。
4·10之前有两次主日聚会，之前我先生都说他希望我能陪他一起外出旅行拍照（他是人文摄影师）。所以这两次聚会我都没参加，我心里面有非常深的遗憾，因为我知道那可能是我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的最后机会（至少是在“老故事餐吧”）。但是我愿意顺服我丈夫，就是因为他不知道4·10这天我准备要出去，他根本不知道竟然有个4·10存在（笑）。而我呢，必须得做好一切的准备，我很镇静地为这一天来做准备——不知道当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没带家里的钥匙、没带身份证、没带银行卡，只带了一点零钱和公交卡。然后给我先生写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就是一个地点，就是当天户外敬拜的地点。我只是希望如果当时发生不妙的事情，他知道我可能是在某一个地点“失踪”的。但在此之前，我什么都没跟他讲，他要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阻拦的，他待我特别好，不情愿我发生任何危险；但我也知道，这个选择是我必须做的。当然，因为我当时不肯告诉他，也带来了后面的一些结果。（笑）
4月10日那天，神给我很深的平安。我相信每一个参加户外的人，无论是参加了当天的，还是参加了之后的户外敬拜，会对神的平安有一个直接的触摸——就是能真切地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一直都觉得那个充充满满是很实在的，能触摸得到的那种感觉，我那天就有这样的感觉。而且那种内在的平静，可以让我很坦然、很善意地对待警察。当天下午四点左右吧，我所在的派出所所长带着他的三个警员来接我，我就向他们道歉，说：“特别抱歉，星期天把你们折腾来。”所长很惊讶我会说这样的话，他以前往回带人还没遇到过用这种方式来和他们交流的（笑）。后来包括宗教局的人、国保，他们对我也是非常客气，做了一些他们能够进行的教导，他们想要尽他们的本分，我谈了一下教会的情况和我的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早晨8点一直到晚上8点，他们也没要求我写保证书，只是说“能不能不再去”，我当时没有什么特别保证，只说“我尽量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
4·10之后，他们就直接跟我先生对话，基本不再找我了（笑）。当天在谈话当中，我先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我就告诉他我一会儿回家，电话里我没告诉他我在哪儿。然后他们就对我说：“你跟他说一下，用不用他来接你？”我说：“他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呢，我不想让他太担心。”我想他们从这句话里还是有所判断的。后来派出所、包括我当时所在单位的领导，都是直接找我先生谈，通过我先生来做我的工作。我先生发现关于户外敬拜我竟然一个字都没跟他透露，他很震惊，但他能理解我的坚持。
我很感动他在这件事情上的理解与付出。一方面，他对警察和国保都做了保证，说会尽量让妻子不去，他会来保护我，但他也没有办法强迫我。他告诉他们说，家里所有的事都是他做主，唯独信仰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改变我的想法，他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作为一个信徒的愿望。
算起来，到现在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了，他每个星期天都和我在一起（笑），无论是出差还是回老家看父母，一定都带上我。我呢，也就是这一年的时间和他形影不离。前一阵子他有个非常好的机会，有人请他到西藏去拍片，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因为他算了一下时间，如果出差的话，会有两个礼拜天不在我身边（笑）；而我今年要给学生上课，不可能陪他出去。所以他想来想去，只能放弃。对一个摄影师来讲，西藏从来都很吸引人，他其实非常想去。我跟他讲，要不你就去吧。他说，那你得保证。我知道这个保证是什么，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向他做这个保证，对我来说，平台是一个祭坛，是我和神的约定。我向神的祷告就是——求你给我一个更容易背的担子，给我一个更容易背的十字架。

问：那就说你现在的这个现状，离开稳定的事业单位，失去了户口调入北京的机会，这些对你而言都是更容易的十字架吗？
ZH姊妹：是的，对我来说，我最难的一个十字架，不是我现在承担的，现在的只是一个更容易的十字架。尽管在外人看来，这个是大且难的，但是我知道这个是容易的。我最难的十字架是——我不选择出去。表面上看起来，如果我不支持户外敬拜，我的一切都会和从前一样，没有变化，一切都平静安稳，事业正常发展，大约6月份的时候我的户口和人事关系就能正常地调入北京了。但是在内心里，我会很受煎熬，每天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衡量出去与不出去的关系，然后给自己找出许多解脱的借口和理由来，然后再一一地反驳⋯⋯这个其实是我最承受不了的。我当时就跟神说，求你给我一个我能承担的、轻些的十字架，我不愿经受内心的煎熬和折磨。神没有应许为我们承担煎熬，但他会帮我们一步一步痊愈，而疼痛得我们自己承担，因为这是选择的必然结果。
我知道浪子离家的时候，他父亲没说什么，任凭他按着自己的心思去了；当他想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没说什么，就是张开双臂欢迎他了。我觉得浪子最难的时候是做重回父家决定的过程，那个过程，挺受折磨的。我呢，不愿意处在那个折磨中，所以神给了我一个较轻的十字架——被辞职了。我知道，神若不许可，我就不会被辞职；既然我被辞职了，那我就可以因此确切地知道，辞职本身不是出于我的，而是神给我的一条路。于是，我就欢天喜地地奔上另外一条路了。他允许我离开那个地方，也让我的家人都觉得我离开那儿是最好的选择（他们觉得不应该给单位里的人带来麻烦）。如果从前我做这样的选择，他们都会无法接受，会觉得我疯了，是宗教狂，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非要辞职。但是现在呢，他们虽然仍担心我未来的生活着落问题，但看到我满有平安的样子，也就没什么说的了。我自己确实也感觉很自由很平安，尽管偶尔会有情绪上的波动，但那与信心无关。这就像当年约瑟被卖到埃及去，日后知道，这看似苦难无奈的经历其实隐藏着神的计划和恩典；我相信我今天的这个决定，我的选择，表面上看起来是被迫无奈的，但是这当中有神的恩典和计划，我只需安静忍耐地等候和跟随就是了。

问：世人看来，这样的结果真的很可惜，我自己也为你闪过这样的念头。
ZH姊妹：我当然也有过几次这样的念头，在状态不好时，我也会问自己——做这样的选择、落得这样的结果究竟值不值？我先生有一次也这么问过我——“就为了一个守望教会，你觉得这么做值得吗？”还有一位朋友，当他听完我的叙述，就说：“哦，你是为了忠诚于你的这个组织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这么做值得吗？”他们的意思都是说——倘若你是为了一个组织做出这样的牺牲，那么这个组织一旦土崩瓦解、一旦让你失望，你的牺牲岂不是落得一场空？
本来，我有多次机会和多个理由可以离开这间教会（世间没有一间教会是完美的），其中一个路途的原因就足以让我多考虑一番了：我住在南五环外，每次到教会（户外之前无论她搬到哪儿）来回我都需要三个多小时。在距离我家单程17分钟的地方也有一间教会，2008年时我在那儿坚持了四次主日聚会，一个月后还是离开了，因为我非常想念守望教会的家人，这是没办法的事。在内心深处，守望对我来说就是家，是一个属灵的归属地，即便她换了一个名字，也是我的家，是我的归属地，并不跟她叫什么名字甚至也不跟她今天做的户外选择有关系。我所做的选择是基于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与约定，这其实是非常个人化的选择，我既然确切地知道自己得到了这个邀请，我就无法违背这个约定；只是因为这场选择有一个教会归属的背景，主观上，我愿意在这个特殊且艰难的阶段选择与我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客观上，他们和我恰巧都在一间名叫“守望”的教会里。这就是选择的前提与背景。
说到户口的问题，我相信在中国，这件事早晚是要解决的。何况，有了北京户口我这样活着，没有北京户口我不也得这样活着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是这个样子；没有呢，我反倒可能会更勤勉一点儿（笑），可能会更勇敢一些，更有勇气和信心去做一些其他的选择，进入一些其他的行业。否则，就我的个性来说，我其实是极其怠惰的，不愿改变，一旦进入一个地方就喜欢一直呆下去。任何改变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如今，被迫离职反倒让我不得不学会面对这种挑战。我本性上非常害怕新地方，也不情愿认识新的人，但是神就给我这样的方式，让一切都更改，我必须从一个胆怯、无为的人变成一个勇敢、敢为的人（笑）。而这个从胆怯到勇敢，凭我自己我做不到，我巴不得在改变没到来之前先跑掉呢。所以，我只能祷告，只能时刻求神的怜悯与帮助，好在他是随时提供帮助的神（笑）。所以，这种方式让我能够明白，你若不想变化，也就没有任何改变的机会；但你若看见了变化，也愿意接受变化，就一定会改变。而改变会给你带来新的工作的机会、事业成长的机会、个人性格变化的机会。
我觉得，一个人到了40岁，总算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哇，我还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去学习，就觉得特别振奋。我从前特别恐惧今天的结果，所以之前我一直求神给我一颗勇敢的心：第一，让我在做选择的时候不要逃跑；第二，面对别人的质问和指责时我不会胆怯软弱。因为我知道我肯定是软弱的，我从来不是一个多么刚强的人，幸好我会祷告，神也听祷告，这样我就能借着祷告得力量；第三，求神帮助我突破自己恐惧改变的性情，因为一旦有任何变化，哪怕只是一点点，我都会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但是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户外被离职反倒把我推得离神更近，我觉得户外敬拜这件事让我进一步体会到了什么叫“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问：你和你先生的关系现在怎么样？会不会因为户外而产生隔阂？
ZH姊妹：2009年之前，我和丈夫两地分居了近6年，是神亲自把我带到北京来与他团聚的。2009年7月到2011年7月，两年的时间我在一所高校做行政工作，每天非常繁忙，基本无暇照顾家。被辞职之后，我们两人的关系反倒比从前更好更亲密了。现在我大部分时间在家里，不再做那份我完全不擅长也不喜欢的行政工作后，神为我预备了好多文字服侍的机会，我相信神是听了我的祷告的。信主后，我一直在跟神求，希望他来使用我的文字能力，让我能有份于中国基督教的文化事工。这是我的呼召、我的使命、我的愿望，也是我愿意将生命倾注其上的事业。我希望未来20年，上帝在中国得着更多的子民，包括很多领域能有新的开放。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作为文化工作者，要做很多专业上的预备。这样，当有一天这个领域能够完全开放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断地提供给世人一些真正既合乎灵性又满足艺术水准的艺术品和文学作品，它们能够合乎神的心意，也能够真正打动人心。我希望我能有份于这样的事工。在这个预备的过程中，我相信神会从不同的角度磨练我，同时给我经济上的支持和援助。
结婚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在家里做全职太太。起初有好几个月是我先生在养活我，其实我很不情愿，我觉得我本来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但是因为可以被丈夫供养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能更真切地体会到丈夫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也更尊重他在养家糊口上的能力与权威。所以我们彼此的关系，真的是更美好默契了。每天在家工作，我常常琢磨怎么给他做些可口的饭菜，现在我的厨艺大增（笑）。
“两会”前是敏感时段，警察给他打电话希望我那几个周日不要去平台，他说：“你放心吧！”回头他跟我讲：“谢谢你这么体谅我。”其实，他知道我即使去一两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笑）。
每周我都给他看我们的主日通报、在Google+上的主日更新信息。他也很关心，想知道今天又有几个人出去了，又有谁在里面等等，好多人的名字他都已经很熟悉。但他不情愿我被带进入，在里面呆那么长时间，还要笔录什么的，他说我是保护你的，我不舍得你在里面被关那么久，让别人来问你那么多话。但是他也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能够坚持下去，这本身已经是意义所在了。
目前在家里，我们的交流就是，我会尽量让他理解我的选择和想法，他也愿意尽量从信仰的角度来理解。虽然他不是信徒，但是他知道某一些表达方式意味着什么。我记得有一次看见弟兄姊妹在里面关的时间很长，我心里面有愤怒，也有委屈，所以在家里的表现也很激动，冲着窗子号啕大哭。他听见了，就安慰我说：“你不是说，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吗？所以他们什么时候进来，什么时候出去，上帝都是知道的。”

问：作为组长，你们小组在户外一年的时间里有什么变化？
ZH姊妹：我们小组成立得比较晚，以至于晚到某个阶段都没有被人记录下来（笑）。我们小组其实从前是比较大的，当时参与者大部分都是慕道友，借用一个公司的办公室。这个公司的老板现在已经离开，当时的慕道友也就离开了（那些慕道友都是公司的员工），我们只好转到一个姊妹家里去聚会。小组在发展过程当中人员还是比较固定的，当然也是有来有走。有一个姊妹因为对于户外敬拜有不同的看法就选择离开了，我们带着彼此祝福的心道别，她的离开对小组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小组离我们家比较远，我每次去来回都要3个小时，每次到家基本都是夜里11点了。有几次我很动摇，因为路上太辛苦，需要转三次车才能到。而且我经常会赶不上末班地铁，这会让我感觉特别无助和惶恐，因为到我家的那段路基本是荒郊，打车只能打“黑”车，这让我非常没有安全感。但是神在我每一次觉得撑不住的时候都来安慰我，他的方式确实是出人意外，我们的神有时是位很“浪漫”的神，我觉得浪漫有的时候就是出人意料。
有好几次去小组，在路上我都觉得状态糟糕到极点，非常想一进小组就和大家说，要不大家先到别的小组去吧，我坚持不下去了。但每一次我想这么说的时候，神都会让小组的副组长或者某位组员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帮我做许多事。他/她们做的那些事看起来似乎不大，却特别让我受安慰，让我觉得没有办法离开小组。其实，他/她们在这么做的时候，也没想过就是为了安慰我，而是他/她们当时只想那么做，就做了。
我的副组长有一次在我离开的时候，递给我一只信封——她没告诉我是谁给的，但我知道一定是她的。因为她知道我那个时候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就给我拿了一笔奉献金。她说是回去打车用的。那笔奉献金可不是用来打一次出租车的，它足够我打半年车（笑）。还有一次，她们查好了路线图，想帮我设计怎么能让我尽快赶上末班地铁。
在此之前，我时不时地会觉得我的艰难、我的不易都是我一个人在扛着，有的时候这种自怜和自恋很容易在我们的服侍当中爆发出来。但这种情绪和感受从来不是出于神。神一定知道我的软弱，他也知道我需要什么。所以，每次我看到小组的弟兄姊妹们为我做的事，当我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扶持和安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小组必须要坚持下去。这是神的小组，不是我个人的。我不坚持，他也会派别人来坚持。既然他交给我，我坚持，那就是我应当做的。我没资格也没理由逃避。
一个小组就是一个满有希望和爱的所在，组员们构成了一个血脉相通的小家，形成了一种关系。有了这样彼此联结的关系，我们才能有机会也有愿望相互支持、相互安慰、相互鼓励，一同奔走。这在目前的情况下非常重要。
很多时候，不只是我在牧养小组的成员，他们也在牧养我，是相互的。我可能在圣经的解释、交流方面会稍微多给一点，因为我查经的时间比他们多一些（笑），他们白天都工作，我可以多预备一点。另外，一周聚一次——每当我们状态低落的时候，这一次的团聚、查经、分享、交流和代祷，都会让我们从神的真理出发对我们的状况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和认知，我们在祷告当中有一个彼此的交通和对神的完全的敞开和托付。这种相互联结和共同仰望是任何力量都替代不了的。

问：有的人认为我们教会现在主日没有集体形式的敬拜，会让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受到影响，但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建立了牧养小组这种细胞式的牧养方式，那些愿意留下来没有离开的，也得到了很大的牧养、关爱和带领，我觉得生命就没有什么亏损。但对于小组长，确实也很有压力。
ZH姊妹：相信神在目前的情况下也展现着他美好的心意，让每个小组长逐渐地成长起来。其实牧养，很多的时候不在乎人多人少，关键是要有牧者的心肠——这个时候就越发知道我们的牧者们有多不容易（笑），牧养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即使只有几个人，若想很好地理顺彼此的关系，有相互的接纳，其实都不是简单容易的事。
一个小组就是一个小家，一个细胞。我个人非常希望不但是小组自身，而且小组和小组之间也能够建立更密切深入的联系，有一些内在的沟通。若有合适的机会，在教会的层面上，几个小组彼此之间建立一些联系，而不是孤立存在，这样大家的沟通与了解会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