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应《商务周刊》之约而写，是他们关于2011年的猜想之一，写作之时，钱云会还没有死，寨桥村还没有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如果此文写于钱云会惨死之后，也许会有一些不同，从那一刻起，历史进入了“后钱云会时代”，历史的方向变得更加暗淡、更加不确定，我们往哪里去？因为钱云会的惨死，这个问号变得更为沉重，更为沉痛。毫无疑问，钱云会成了这个转型时代最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他的死亡每天都在拷问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官员还是民众、富人还是穷人。我不知道，钱云会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

大雪纷飞之中，2011年的脚步已逼近我们，在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要说房价，就是大米、食油、蔬菜、汽油的价格就足以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日子充满不安，“这个世界会好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世纪之问已穿透黑暗的时光隧道，迄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回望历史，改变了王朝体制的辛亥革命马上就是整整百年，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依然生活在与百年前惊人相似的历史困境中，曾苦苦地困扰过梁启超、张謇、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的问题，今日仍苦苦地困扰着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焦虑的人们。　　在一百年的历史尺度之下，这块土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百年前那种民族危机的压力消失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防卫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随着整个世界政治生态的变迁，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想占有或瓜分中国的版图，有的只是想瓜分这个巨大的市场，“拼经济”不仅是东亚的现实，也是世界目前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面临一个百年未遇的最有利时机，甚至是一百五十年来、更长的时间尺度以来最有利的时机，相对而言，此时的外部环境空前地安全，就连与我们相邻的百年宿敌日、俄两国都不再觊觎我们的领土，更别说遥远的欧美各国了。从经济发展上说，虽然1927年我们的财富总量就达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美国（当时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披露过详细数据），不过，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刚刚起步，工业化程度较低，虽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企业，尤其是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领域，在与外国企业的市场竞争中也站住了脚。相比之下，这三十年工商业的发展及带来的变化，尤其从物质生活层面来看，恐怕超过了以往百年发展的速度。尽管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等沉重代价，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已逐渐摆脱长期的农业社会状态，开始进入工商业和信息社会，在有形的物质、技术层面呈现出与世界高度接轨的态势。这是百年前参与辛亥那一轮社会变革的先辈们想像不到的。1902年，梁启超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只是设想过未来60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化，立宪党与革命党的竞争，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等等，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位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一代骄子还缺乏那样的想象力。　　我们的巨大缺失也正是在这里。梁启超、宋教仁这些曾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不同蓝图、方案的先贤们，他们试图为这个在王朝循环中打转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让他们的同胞和后裔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也更富足，一句话，更像个人样。所以他们的努力主要是围绕着如何保障每个国民能活得更好这个角度出发的，个体的权利、自由始终是他们改良、革命的出发点，他们的立足点放在民权上面，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命运是从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尊严之下的，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人长期努力引入的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体尝试，都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可惜，他们的理想都流产了。宋教仁1913 年春天遭到暗杀，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于1917年黯然离开权力舞台，转向学术文化。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或没有机会展开。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开的线索。老大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败寇”的古代观念中，不论是非，只认成败。即使是历史研究也往往与普通民众一样超越不了这一巨大的心理陷阱，这是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沉淀，几千年来，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都未能改变它。这是中国困境的深层因素。这个古老民族处在成王败寇的核心价值支配之下，现代文明当中那些最基本的价值很难成为主流价值。比如，林昭痛切肺腑地指出的，“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就很难找到生根的土壤。　　我对辛亥革命有个基本评价，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在这个历史环节当中，我们还不能忽略最高决策者隆裕太后的作用，她在位不过三年、真正干政不过几个月，但她对历史的贡献要远大于掌权47年的慈禧太后，正是她，清朝才接受了和平退位的安排，尽管是被动的、无奈的，但能走出这一步的统治者还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由帝国顺利进入民国，这当中就有她的一念之间的选择，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由此，弱势的她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主要是正面的，而强势的慈禧却主要是负面的。　　无论孙中山有多少缺点，他提出的“三民主义”还是富有概括性的，不要把民族主义狭隘地解释为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民国创立之初就在提倡五族共和，以五色旗为国旗，将满、蒙、藏、回这几个主要的民族都涵盖进来了，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联合国的创始国，这一步可以说已完成。民生主义在台湾早就解决了，在大陆最近的三十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改革开放迄今最大的成果就是在民生层面，当然也伴随着大面积的、深入骨髓的腐败。今天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民权主义，宋教仁、梁启超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民权主义，袁世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跌倒，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上，孙中山也未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进展，反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包括“党在国上”、建立党军，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台湾民主化进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这方面的成功突破。反观辛亥以来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能避免走弯路，尽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节制的、渐进的却是坚定的方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建立起一个新的制度，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的制度。这是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百多年没有做完的一张考卷。今天能交给后人、交给世界、交给历史怎样的一份答卷，不仅取决于掌握着权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支配权的那些人，也不仅取决于各个领域有影响的那些人，同样取决于无权无势、无可奈何地被日常生活压弯了腰的普通人，因为正是数亿这样的人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土壤，他们的态度、心理、愿望、要求、声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未来的走向，决定这个民族的命运。我从来不认为，普通人是可有无的，每个人都是在场者，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的，也许隆裕太后的态度，袁世凯的野心与谋略，孙中山、黄兴他们的勇气和行动远比一个普通人重要，也有影响得多，但是离开了海沙般的普通中国人内心的所思所想、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也注定无所作为。总而言之，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塑造着一个新的时代，而不是某些人可以单独完成这个过程。

2011年，距离辛亥革命一百年，百年前的问题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仍陷在百年前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在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之后，民权主义是我们最紧迫的也几乎是最主要的目标，民权，多么美好的词汇，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前提。未来的这一年，也许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强制拆迁、征地、司法不公、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将继续以更剧烈的方式演变，全国各个角落的个案、群体事件将会层出不穷，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日俱增，官场腐败一如既往，上层权争暗斗会继续发酵，行政和司法权力对公民的蔑视和侵害也不会收敛，普通公民对权力的不信任感会持续加深，权力公信力的雪崩过程不会停下来。与此同时，掌握了财富的特权阶层从官员家属到暴发户移民海外的进程会大大加快，普通公民与掌握权钱的特殊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年不仅不会得到缓解，而且会加深，社会的鸿沟将越来越宽，许多矛盾的积累已像山一样压在这个民族的头上，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特殊利益集团之外，几乎都在等待改变， 中国需要改变，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呼声。不久前，一位1985年出生的女孩在林希翎追思会上说出这句话时泣不成声，她的哭声打动了全场，感动了许多八十几岁的五七一代老人。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坚持不变的人也知道，脚下的地在变，这个社会在变，时代在变，人心在变，变是不可抗拒的。2011年，…… 中国已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只不过万众瞩目、期待的一夜突变还没有到来而已。今天，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变还是不变，变是确定的，我们早已处在变的过程中，需要担心的只是变的方向不要偏离历史的正确轨道，往民权主义的方向变，这是百年辛亥未竟的使命，保障每个人作为个体的权利、自由与尊严，高于民族共同体的任何其他诉求，个体无尊严，就是民族无体面；个体无自由，即使国家再怎么强盛也与我们每个人无关。说到底，民权主义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这一步的实现当然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除了靠我们每个人，别无其他依靠。

2010年12月18日
（本文经作者同意摘自其博客）

在纪念中国的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关于变革的洞见值得重视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人免不了不满。因此，人要改变现状。然而，真正的改变是不容易的。形式也许变了，实质往往还是那样。

是否可以先让形式保持不变，而改变实质呢？对于推动实质上的改变，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曾经分享过他亲身经历中的一个发现。

在当今世界，汉迪可能是欧洲最富盛名的管理学家。在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于2005年去世之后，汉迪大概是在世的著名管理学家中最接近德鲁克思想的人。但是，对于汉迪的这个发现，人们大多似乎还没有看见。

温莎城堡的不变和变

1932年7月25日，汉迪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附近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当地基督教会的牧师。上大学时，汉迪在英国的牛津主修古典学（包括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历史和哲学。

毕业后，他在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工作将近十年。接下来，汉迪去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管理学，回到英国参与创办了伦敦商学院，并在那里讲授管理学。

1977到1981年间，汉迪从伦敦商学院离职，担任圣乔治学房（St. George’s House）的学监。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校，是一家位于英国王室温莎城堡内的培训机构。1966年，英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公爵在城堡中的圣乔治教堂创建了圣乔治学房，目的在于组织关于信仰和其他各种公共话题的讨论。

汉迪在温莎城堡工作时，也住在那里。他经常邀请参加圣乔治学房讨论的人参观温莎城堡。他告诉人们，这座城堡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英国王室的住地。到如今，不仅城堡还在，城堡的主人依然是英国王室。表面看来，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英国王室的实质却大不一样了。形式上，英国国王仍然是英国国家元首，但这个职位的权力已经大大受到限制。

从这个发现，汉迪引申出一个建议：当你身处的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你让形式保持不变而改变实质，真正的变化可能比较容易实现。

王国＝封建专制？

习惯了换汤不换药的改变，汉迪在温莎城堡看到的历史变迁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从国家的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地方在过去上千年已历经很多治理形式的变迁，不仅君主制已被推翻，共和制的政权也已经历若干更迭，但是统治的实质却变化不大。

比如，仅仅在20世纪的100年当中，中国就经历了至少三次形式上的大变化，国家的名称从大清王朝到中华民国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就是标志中国从君主制向共和制转变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然而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改变统治实质的变化。

英国是如何实现保持形式而更换实质的改变的？汉迪给出的答案仍然跟他曾经工作和居住过的温莎城堡有关。他说，在1215年的一天，当时的英国国王约翰从温莎城堡的院子出去，在泰晤士河附近的一处草地跟教会和贵族的领袖们签署了一份旨在限制君主权力的文件。

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大宪章》（Magna Carta）。当时，英国跟法国作战，英国国王约翰因为需要更多战争经费，就向公众提高税收。以教会和贵族的领袖组成的公众反对国王的做法，最终迫使国王约翰在1215年的6月15日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要求。

《大宪章》规定，国王提高税收必须经过议会通过，不经法庭裁决，不得将任何自由人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

在约翰王统治的时期以及之后的几百年，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行。但《大宪章》却影响深远，17世纪英国的《权利法案》和18世纪的美国宪法都是《大宪章》的重申、修订和补充。今日世界，那些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都跟这些规定的推广有关。

在英国的历史上，虽然也有查理一世这样的君王在1649年被砍头，但总体却保持了实质大于形式的变化。直到今天，英国仍是个王国，但恐怕很少有人会把它跟所谓的“封建专制”联系在一起。

不过，改变统治实质而保留形式的做法却不是英国的独有现象。在国王约翰当政前后，欧洲大陆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从12世纪后期到14世纪初，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以教会领袖和贵族组成的公众都曾经迫使君主签订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宪章。

当然，比较欧洲其他地区的宪章，英国的《大宪章》更为世界所知。在《大宪章》之后的几百年，英国的动荡相比欧洲其他地区要少，这使得英国得以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实现持续的发展。到了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权的更替基本排除了通过暴力取而代之的方式，保持形式而改变实质的做法得到比较完整的贯彻。

总体来说，相对世界其他地区，欧洲在对待政治变革的问题上比较倾向于走保持形式不变而改变实质的道路。这跟欧洲所在的社会土壤有着直接的关系。汉迪本人在欧洲社会的生长历程就很能说明这个土壤的不同之处。

“我”的改变

在去温莎城堡之前，汉迪是他参与创建的伦敦商学院教授。他从小在父亲做牧师的爱尔兰小镇生活，不满于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待在小地方，也对每周在教会的生活有抵触情绪。他曾经发誓，等他长大独立了，再也不愿像他父亲那样在小地方过清贫的生活，也再不去教会。

成年后，汉迪从著名的牛津大学毕业，去了同样著名的壳牌石油公司，又在世界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管理学，然后帮助建立英国第一家提供管理学研究生课程的伦敦商学院。可是，就在汉迪看起来实现了他小时候的愿望时，真正改变他一生的时刻才刚刚到来。

有一天，汉迪在巴黎开会时收到了他父亲病危的消息。汉迪坐飞机赶回爱尔兰。等他回到家乡，父亲已处于昏迷状态，到第二天，就去世了。按照习俗，葬礼安排在父亲过世的第三天。就在葬礼上，汉迪看到了改变他后半生的一幕。

在他父亲生前所在的教堂，成百上千人聚集在那里，有些是当地小镇上的，有些来自爱尔兰和英国的其他地方。地方警察为人们前往教堂开辟出专门的通道。汉迪惊奇这些人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听到父亲去世消息的，又是怎样从各地赶到这里。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在欧洲也仅仅是电话的时代，还没有如今更加便捷的通讯工具。

汉迪站在父亲的墓旁。他看见周围的人们眼中含着泪水。他们中间，有许多都是父亲生前帮助过的人。父亲为他们举行洗礼，为他们主持婚礼，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父亲在这个小地方，做了40多年的牧师。

谁会参加我的葬礼，谁会在我的葬礼上哭泣？什么是成功？谁是成功的，是我还是我的父亲？人活的一生为了什么？汉迪问自己。他小时候去父亲所在的教堂做礼拜，他在大学学习哲学，他在工作上研究公司如何能够管理得好。汉迪发现，到了此刻，他才开始真正认真地面对这些问题。

父亲是个安静的人，却在一生中安慰帮助过成百上千人的灵魂。汉迪很喜欢他的父亲，但在他去世之前却一直对他安于在小地方生活很失望。其实，父亲有机会在大城市做牧师，但他都拒绝了，甘于在不起眼的小镇过一辈子。对这一切的不满，使得汉迪立志去大地方做一番不同于他父亲的伟大事业。

就这样，在大约四十五岁的时候，汉迪的一生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汉迪思考如何像父亲那样真正地生活。他考虑过去读神学，也像父亲那样做牧师。但教会的朋友建议，如果他想服侍上帝，继续做本行比做牧师要更加适合他。他们鼓励汉迪申请圣乔治学房的职位。

温莎城堡中的圣乔治学房，位于圣乔治教堂背后的院子里。这个学房的名字是为纪念一位叫乔治的人，他是3世纪罗马帝国的一名士兵，因为坚持基督信仰而被当局杀害。这个学房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教会的领袖和社会各界当中有影响的人，讨论的问题包括信仰、公义、工作的未来、权力和社会责任。

汉迪没有想到，他违背了年轻时再也不去教会的誓言。他在圣乔治学房工作生活的四年里，几乎天天都在教会当中。而这为他下一步的人生做了准备。到1981年，汉迪49岁，他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靠撰写文章和图书以及为公司做咨询获得收入。

这意味着汉迪的生活将不再像在壳牌、伦敦商学院以及温莎城堡那里的稳定。他离开了这些所谓的大地方。他没有了学监、教授的头衔。他告诉朋友，“我将仅仅就是查尔斯·汉迪。”他的妻子很支持他的决定。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妻子，她一直是汉迪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帮手。他们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平均一年中，汉迪大约要花一半的时间用来思考、写作、做咨询和演讲。另外半年，他会更多地帮助妻子来工作。在过去的30年间，他写了将近20本书。其中最为世界读者所知的有《工作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非理性时代》（The Age of Unreason）、《饥饿的灵魂》 （The Hungry Spirit）、《大象与跳蚤》 （The Elephant and the Flea）。

这些书中传递的观念已经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家关心的事情。父亲在乡镇做牧师的生活在中年之后的汉迪那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迪说自己心目中的“公 司应该是一个社区，你有归属感的社区，就像一个村落”。

长期在商业世界穿梭，汉迪厌倦了那些单单追逐利润的股份制公司。他认为公司应该像一个村落那样，没有人拥有这个村庄，每个人都是其中的成员，每个人都有权利。公司股东可以按照承担的相应风险获得回报，但他们不应该是公司的拥有者。

对待找他咨询的公司客户，汉迪都请他们到家里来，面对面听他们讲公司的一切。汉迪说自己不愿意像一个咨询师一样出没在这些公司中间，而是想了解公司中的人心里的所思所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想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他们的组织。”

在一定程度上，汉迪在后半生的工作像他的父亲在社区做牧师那样，帮助职场上的人们找到各自的方向，找到生活的意义。著名的美国商业管理杂志《战略＋商业》（strategy+business）就曾经将汉迪比作现代管理学界的“牧师和先知”（vicar and visionary）。

汉迪自己也认为他所做的可能像先知的工作，他不是一个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人，而是一个有些像圣经中那些劝人悔改回归正路的人。他想提醒在当今商业社会生活的人们，不要被现有的社会情绪和所在的组织淹没，而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在世界的丰富维度中生活。

从汉迪的一生，人们大约可以看到一个不满现状的人如何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心实现他的理想。父亲在乡镇做牧师的生活出乎意料地成为汉迪后半生的榜样。汉迪并没有改变自己工作的领域，他还是在做管理学家的工作。可是，因为汉迪内心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生和世界看法的变化，汉迪的管理学工作已经与他年轻时很不相同。

虽然事情的大小和范围可能完全不同，汉迪在温莎城堡看到的英国王权在实质上的改变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跟汉迪自己的变化如出一辙。英国人没有同心协力地去废除王权，而是通过沟通的方式去限制王权，这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在做治标不治本的事情。然而，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他们的做法却取得了改变实质的效果。

致力于废除王权而建立新政权的人可能有些像年轻时的汉迪，他们认为应该从自己开始建设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年后的汉迪发现，自己所向往的新生活不过是浮光掠影，很经不起推敲。相反，他默默无闻的父亲其实早就在做一件改变人心而因此影响深远的工作。

是什么让英国人以及欧洲很多地方的人们没有习惯性地致力于推翻现状而是在现有的框架内改变实质？简单说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近一千多年来的历史上，英国以及欧洲的很多地方有为数众多的人像汉迪父亲那样在做改变人心和看顾人心的事情。

这里的人心当然包括温莎城堡的主人以及英国社会的各界人士。当1215年国王约翰迫于压力接受教会和贵族领袖提出的《大宪章》时，英国的每个社区大概都有教会和牧师。而发生类似《大宪章》事件的那些欧洲国家也是相近的情形。

温莎城堡内的圣乔治教堂就是英国王室成员参加教会生活的其中一处地方。他们虽然是君王及其家属，却跟其他很多英国人一样承认他们共同信仰的上帝是最终的主宰。这为国王跟公众之间解决争执提供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谈判平台，如此《大宪章》的签订才成为可能。

这样，不仅王权没有取消，甚至国王也可以不换人，公众继续尊重国王的权柄，国王承认自己的权力界限。汉迪所谓保持形式而改变实质的变化也就实现了。

一、忻州百年福音堂沿革

忻州基督教会早年是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设立的。1883年，时在太原的李提摩太赴忻州布道后，即请浸礼会总会派人到忻州设立教会。1885年初，德治安(Joshua John Turner)牧师来忻州传道，有来自山东的信徒赵夏云同工，将福音传至南张村、庄磨镇、刘家山一带。1887年，邸松牧师（赫伯特·狄克松）从太原来忻州医疗传道，不久德牧师回国述职，邸牧师就此负责教会的工作。马牧师（威廉斯·麦可拉奇）、燕教士（西尼·恩纳尔）和任教士（女，贝茜·雷诺）等前来协助。1899年1月，浸礼会李提摩太牧师在三家店购地四十余亩，作为建堂之用。这年春天即开始建造教堂及其配套建筑，经一年多的土木建设，至光绪庚子年五月，教堂接近竣工之时，义和团运动勃兴，教堂遭到抢劫、毁坏。邸松牧师等八位传教士在城东门瓮圈被义和团残酷杀死，为主殉道。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教堂得以修复重建。教会事工日益兴旺，除传播福音外，还开学校，办医院，做慈善，造福忻州民众。抗日战争时期，福音堂一度成为当地居民的避难所，教会给难民无偿提供住宿和饭食。1941年，日本侵略军驱逐英国牧师，强占教堂，将它改为当地侵华日军司令部。1948至1966年间，又成为中共晋中一地委（后称忻县地委）和公署专员的办公室。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曾经在这里担任过宣传部长，在这里留下许多活动足迹。后来，此地又为忻州纺织厂占据。近年，该纺织厂（现名云河集团公司）以650万元的价格将此地卖给五台山普寿寺。2011年2月29日（正月十九日），普寿寺主持率四百多僧众举行开土动工洒净活动，宣告投资8800万元的五福清泰安养园正式启动，园名取自《五福经》，五福是指：一长寿、二大富、三端正、四名闻、五聪慧。据规划书介绍，五福清泰安养园建成后主要用于养老，其中还包括寺庙建设、老人饮食起居、定期举行的居士学习班、平时接引居士来修学及世间的旅游等。忻州教会一直存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没有能够及时收回教产，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2006年9月16日，忻州基督教会正式向忻州市政府提交《关于请求归还教产报告》，并附上了《忻县志》、《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等证明材料，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批复，而佛教安养园很快开工。

二、保护忻州百年福音堂活动始末

2011年5月3日，山西忻州一信徒以“一粒麦子儿”网名发出一条微博：“山西忻州有座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盖的教堂，连院子占地40亩。当年8名传教士为了传扬耶稣，被义和团所杀。这块地方今年被五台山和尚花650万买走，据说要盖庙。当地基督徒心痛，心急，可苦于没有地契等证据，眼睁睁看着遗迹被拆，被毁。”

5月4日晚7点，我看到了此条微博，随即予以回应：“希望当地教会根据历史资料与当地政府和买家交涉，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个人，取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愿主纪念你们的忠心！”并且转发了网上安东尼博文《1900山西忻州教案》和博凡博文《忻州教案圣徒殉难碑寻访记行》。

5月5日上午，又发微博呼吁大家起来保护：“请大家都来尽一份力。‘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来13：7）该站出来的时候，请站出来。儒家们为不让在曲阜盖教堂都组织起来发动一波接一波的签名运动，难道基督徒只能眼睁睁看圣地被毁吗？”并且提出具体行动方案：“曲阜教堂还在规划中，儒家们就起来联名反对了；忻州教堂屹立了百余年，基督徒就一声不吭让它被毁掉吗？建议给山西省文物局、宗教局写公开信，征集基督徒和各界热爱文化、文物人士签名。要求：1、保护文物；2、落实宗教政策，还教堂给教会；3、让基督徒与佛教徒和平共处。”随即有30多人跟进。

5月6日，向网友推荐任复兴先生博文《追寻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者们的血迹：山西忻州礼拜堂、洋人窟和洋人坟掠影》和美国普度大学张海燕博士博文《忻州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传教士遗迹考察记》；下午6点多，“一粒麦子儿”上传忻州百年堂今昔照片，其中高高吊车与被拆教堂残破景象并陈的照片尤其引人注目，令人痛心。一时间，大家对忻州百年福音堂关注度上升，3个小时内，就有122人转发，46人评论。

5月10日，何光沪、张海燕、赵晓、谢文郁、石衡潭、李广平、查常平等十三位文教人士在博客上连署发表《尊重历史文化遗迹，救救百年福音教堂——就山西忻州英国浸礼会百年福音堂行将被毁一事的建议书》，并且通过微博予以宣传和寻求支持：“有人不让我们盖教堂我们不吭声，有人要拆我们的教堂我们也不吭声吗？ 我们已经发起抢救忻州百年福音堂活动。请大家予以支持！”随后，关注此事和响应的越来越多，到5月26日，已经有一百多人在建议书上正式署名。相关的宣传活动也在网上展开，如“教牧杂志”提供了介绍殉道传教士的系列图片与文字，其中包括在忻州殉道的马牧师等人，还有人提供了有八十多年历史的武汉救世堂因学者和网民的呼吁而被保护下来的情况，关于忻州教堂的更多照片与材料也上传到网上，特别是五台山普寿寺佛学院的运输车在忻州教堂工地的照片也传上来了。这些都使忻州百年教堂保护事件不断升温。各界人士也在通过不同渠道多方努力，5月13日，天津市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杨佳智先生私信山西省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李俊峰主任请求对此事予以关注；5月20日，忻州基督教会向山西省基督教两会提交报告请求支援；还有人通过忻州市市长信箱和山西省省长信箱递上建议书。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网上和他处，而处在现实漩涡中的忻州，还不见有任何动静，不见有政府方面的任何表态。忻州教堂及其附属建筑还在一间一间地被拆，佛教工地还在一层一层地建，忻州弟兄姊妹心急如焚，欲哭无泪。这时，有个博友“耶稣爱你70×7 ”说：“真的是很可惜，不过，大家一定不要有怒气，要安静下来，寻求神的心意，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为此事来祷告。”我忍不住予以回复：“怎么不能有怒气，为什么要安静下来。不知道耶和华神有烈怒吗？不知道耶稣掀翻圣殿内做买卖的桌子吗？都不做声，都不行动，如何能够保护耶和华的产业！”

5月25日，佛教工地施工人员就要拆毁百年福音堂主殿了，忻州教会的弟兄姊妹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集合起来，走上了工地，打出了三条大型横幅：“尊重历史文化遗迹，救救百年福音教堂。”“信仰自由，理当尊重，不可偏废。”“珍贵文物，觅且不得，毁之何忍？”这三条标语出自《尊重历史文化遗迹，救救百年福音教堂——就山西忻州英国浸礼会百年福音堂行将被毁一事的建议书》的三个标题。5月26日上午，忻州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忻州百年福音堂事件，对佛教工地作出暂时停工的安排，也告知教会李雁堂长老等4人，不得继续打横幅到工地。5月27日上午，施工方人员再次试图拆毁福音堂大殿时，被在此值班的忻州基督徒发现，十几个姊妹立即自发前来，对他们的行为予以阻止，使百年圣殿暂时免于被毁。5月31日，《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特约记者沈颖采访张海燕博士谈八位殉道传教士《忻州日记》的文章《寻找沉默百年的逃亡日记》，中新网山西新闻网站等重要网站也对此文予以了转载，王志安、薛兆丰等知名人士也大力推荐，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忻州教会与当地政府继续交涉，政府终于勒令佛教工地停工，并限教会在1个月内提供忻州百年福音堂的教产证明材料。

寻找教产证明材料的重任落在美国普度大学张海燕博士身上，正好，他6月份要去英国出差。为了寻找证明材料，他修改了自己的旅行日程，去威尔士造访了在忻州殉道的邸松牧师的曾孙女，得到了邸牧师家信照片等珍贵材料；又访问了英国浸礼会总部，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卷帙浩繁的档案文件（包括财务报表、书信、教会杂志、报纸等等）中，终于找到了有关于忻州百年福音堂教产证明的原始文件。回到美国后，张博士又加班加点将文件整理编号成册，并且一一翻译成中文，终于编成长达65页的忻州福音堂教产证明材料。他将材料电子版传给忻州教会，同时，把原件快递回来。

这期间，忻州教会一直在焦急地等待，也在为张海燕博士迫切地祷告，同时，他们也在搜集当地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口述史料，如王喜娥老人（91岁）证明 ：“我是个老忻州人，从小跟爷爷多次上三家店聚会。那里有四十亩地，是洋人牧师买的。洋人出钱盖的，有教堂、查经房、育婴房、住房，有很多、很多房子。三家店的事情我什么都知道。我去的次数多，那里的事情我都知道。后来日本人来了，忻州很多老百姓到三家店避难，洋人给吃，给住，洋人帮助了受难的老百姓很多。我还在三家店住了三个月。我特此证明，三家店是洋人买的，盖的，必须还给基督教会。”李慧杰老人的证明：“我今年92岁，在年轻的时候，去过三家店，知道那是英国人所买的地方，并与中国的基督徒共同建造的，是耶稣教活动的场所。有牧师，有聚会，敬拜神。礼堂很多，还有学校，医院和养婴堂。”等到证明材料比较齐全了，他们马上编辑打印，拿出了三大册材料，及时提交给了忻州市政府相关部门。

为了把忻州百年福音堂保护下来，推动基督教文化建设和造福于忻州当地，十六名文教人士连署发表了《关于建立“忻州记忆”中国近代史遗迹主题文化公园的建议书》，也得到了各方人士的积极支持与响应。当然，其具体实施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与讨论。之后，此事进入等待期。6月18日，我们发出《关于“忻州记忆”义演活动致北京市基督教会倡议书》，希望以北京的教会为起点来支持忻州教会，并引向其他重要城市。因种种原因，这一倡议没有得到积极回应。7月14日，我们再次发起《唱响“忻州颂”，重走殉道路》活动，得到了各地部分基督徒的响应，不少人已经买好火车票准备去忻州，由于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他们最终没有成行。但7月31日，“忻州颂”还是在忻州教堂唱响起来，有900多信徒及各界人士参加了这一赞美会。弟兄姊妹以朗诵、唱歌、跳舞等形式来赞美主恩，纪念宣教士，气氛庄重、欢乐、昂扬、热烈，催人奋进，引人深思。在当年传教士颠沛流离、躲避残杀的七月，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传唱红色歌的七月，“忻州颂”以赞美诗唱响了最美的音符。

7月12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刘栋文章《恢复忻州百年堂的努力》 （Attempting a resurrection， Global Times ，July 12, 2011 19:07 By Liu ），继续对保护忻州福音堂事件予以报道。

8月16日，基督徒演员孙海英在其微博上评价了诗人沙光6月8日对忻州百年教堂事件的报道：“谁敢夺这地就要付出代价！他们不敢！”再次引起热议。不少好事者试图引发基督徒与佛教徒的大战，但没有得逞。

时至今日，忻州百年福音堂的最终地位尚未确定，还需要大家的迫切代祷！

三、对事件的反思：

忻州百年福音堂在行将被毁、千钧一发之际，得蒙保守，体现了神的慈爱并大能的护佑，也包含了众弟兄姊妹的与神同工，也有社会各界正义之士的鼎立相助。在这件事上，有这样几点值得肯定。

1、发现问题，及时回应。当今之世，事件繁多，纷至沓来，牵涉到教会的事情也有不少，如果不及时发现和提出，并采取果断措施与行动，就可能事成无补，永留遗憾，但如果拍案而起，就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2、网上网下，互相配合。由于互联网的存在，特别由于微博的兴起，人们的信息传递与交流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忻州教会收回教产的请求在2006年就正式书面提出来了，为什么那时候没有什么效果，而到2011年就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呢？不能不说是互联网和微博起了很大的作用。微博在很短时间内把力量凝聚了起来，又发散开去。通过互联网，异地的人能够及时传递信息，形成一致的决定与行动，这都影响了最终的效果。

3、相对中心，各自为阵。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事件产生，一项活动的发起，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绝对的主导者。这就需要每个人发挥自身积极主动性，敏锐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行动，这样，就有可能推动事件，产生良好果效。

当然，在这一活动中，暴露出来更多的是问题。有如下几个问题供思考。

1、在神学思想上混乱，缺乏应对这种事件的一致的合理观点态度。从保护活动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存在着争论。争论的核心还不是如何保护，而是要不要保护？该不该保护？有不少人发表这样的言论与观点：“神不住在这人手所造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当以天父家的事为念！”“神岂住人手搭建的庙宇么？这种文物，不重要，我更关心100年后福音在当地人民心中的鲜活果子，而不是迟早败旧的殿堂。真正的行动，应该是去那里，与弟兄姐妹交流分享学习属神的话语。”“反正末日来临一切都要毁坏。世间之物转瞬就腐朽。唯有圣灵充满的灵魂才是永恒的。”还有人质问：“在圣经中哪里有用这种方式来跟政府交涉的？”为此，我们不得不在5月27日这个保护活动最关键的时刻发表《保护忻州百年教堂活动不符合圣经吗？》一文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大家一起来讨论：到底保护忻州百年教堂活动是不是人意？基督徒应不应该参与社会活动又应该如何参与？什么才是多做主工？难道只有在教会内敬拜、赞美、祷告、读经才算吗？什么是传福音？难得只有一对一地传讲、一个一个地发福音单张才算吗？什么是做见证，难得就只有说疾病得医治、先抗拒后悔改才是吗？”由思想不一致而带来的是缺乏连接，合一不够。在征集发起人时，有的一听是李提摩太创立的教会就退避三舍，不愿再言。后来，在寻求支持时，也有的因派别不同而不屑一顾，甚至恶语相加。殊不知，耶稣曾说：“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路9:50）

2、行动能力不强。不少基督徒习惯于封闭式的教会生活，而不愿参与社会活动。对于这种事情，也不知如何应对。很多人在强调祷告，多祷告。我们并不反对祷告，而是呼吁大家迫切祷告，可是反对只祷告而不想采取任何行动。我们认为，在具体事件中，祷告应该为行动开路，如果在需要行动时，完全以祷告代替行动，并且反对别人采取行动，这是不太合适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行动，而是如何采取行动。总的来看，我们提出的三大目标基本合理，所采取的行动还是比较妥当的。关于公开信，2010年底有十位儒学学者的《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他们提出的要求比较直接，也比较硬。我们写的是《建议书》，措辞比较温和，语气比较委婉。以微博作为主要阵地也是适应时代的体现。在活动过程中，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方案，不是为反对而反对，而是希望有利于教会和政府、社会各方。但跟进的人还是不多，特别是在建立文化主题公园的设想上，愿意真正把它变成现实的人很少，愿意真正付出的人更少。

3、视野比较狭窄。不少人认为教会要做的是建造教会、传扬福音，而这样的保护工作充其量只是保护文物，没有更大意义与价值。殊不知这不仅是保护文物，保护基督教文化，也是在建造教会，振奋人心，更是一场传福音的活动。就目前情况而言，这次活动已经初步达到目的。（1）暂时保住了教堂。（2）加强了弟兄姊妹的信心和热心，特别是对于忻州教会而言。在这次活动中，差不多每一个信徒都被调动起来，积极参与，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光“忻州颂”那天的活动就达到了近年之最。（3）使传教士事迹广为人知，也传扬了福音。但是，更多的人眼界没有打开，对教会的事工还停留在传统的理解上，所以，没有更积极地参与。这次活动还只是平信徒散兵游勇式的参与，而作为整体的教会没有参与进来，也关注不够。

总之，通过这一事件，我们要看到教会在面向社会、应对事件、拓展事工、更新观念、寻求合一等诸多方面的不足。我们所面对的是瞬息万变而又息息相关的世界，教会更要有大公意识、肢体意识，不能光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能只以地上的事为念，也要以天上的事为念。同时，教会要有面对新时代、新世界的新态度、新方法、新观念、新胸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12:2）

当年纪念义和团事件一百周年的种种热闹仿佛还历历在目，转眼之间，如今又到了一百一十周年的纪念日了。十年又过去了，百多年前那场骤然而来的腥风血雨留在国人脑海中的印象依然那样鲜活，它在后人中所引起的争论依然热度不减。对海内外的华人信徒来说，它依然在不断引出无边的怀念和反思。

特别让我想到最后这一点的是住在美国的黄锡培弟兄。他原本是一位土木工程师，退休之后，致力搜集和整理内地会传教士传记材料，成绩斐然。他的《舍命的爱——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小传》一书在2006年出版之后，以其详实的内容和对传教士事迹的感人叙述，获得了华人教会读者们的一致好评。之后，他又再接再厉，编写完成了《回首百年殉道血——1900年义和团事件殉道宣教士的生命故事》（ 美国中信出版社， 2010），该书于2010年年初问世。

从性质上来说，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一部关于在义和团事件中死难的基督新教宣教士的资料汇编，其内容十分丰富。此书的篇幅长达近八百页，共有十一章。其中第三至第八章是本书的主体。在这几章中，编者大致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在山东、河北、北京、山西太原和其他县市、内蒙古诸多教案中西方宣教士殉道的故事。全书的最后三章可算是总结，分别讲述了义和团事件平息之后的赔偿问题，传教士在教育、医疗、赈灾和社会服务诸方面的贡献，以及教会在大难之后的恢复和成长。这本著作虽篇幅浩大，但绝非流水账式的资料堆砌。它对中国基督徒的灵修和如何认识义和团事件都极有帮助。

在基督教的灵修传统当中，殉道者历来是极受尊崇的对象，所谓“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德尔图良）。故而讲述殉道者事迹的文字从早期教会时代起便不绝如缕，成为历世历代信徒的极大鼓励。改教运动以来，这方面的经典著作当推主要记载16和17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殉道者的《殉道者之镜》（Martyrs Mirror of the Defenseless Christians , Thieleman J. Van Braght, 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1951)。在中国教会史上，为福音抛头颅、洒热血的基督徒也是成百上千，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殉道之事尤为集中。过去，也一直有相关的文字陆续出现，但是集中记载中国教会史上殉道者的著作并不多见，特别是20世纪下半期之后就更为罕见。《回首百年殉道血》的问世可谓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为华人教会灵修传统的延续和当代建构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源，其内容和行文可读性强，可说是中国教会的 《殉道者之镜》。

《回首百年殉道血》这本书记载了全部189位西教士殉道者，当中以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宣教士居多。编著者在收集编纂过程中的态度极为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前，无论是教会界还是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之中蒙难传教士的了解和研究十分零碎、片面、有限。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第一次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如此详细和全面的图画，让我们对这批蒙难的宣教士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诚如该书中的一篇序言所言，“他们从此不再是模糊不清、遥不可及的无名殉道者，而是有血有肉地活画在我们眼前的人物。他们殉难前留下的书信、手札、遗言，经过百年沉寂，终于重新发出嘹亮的呼声！”（VIII）最让人惊奇和感叹的是，当他们蒙难之时，只有五人年龄超过了五十岁，成年人当中有77位女性，儿童殉难者占到了全体的四分之一！这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各差会及其宣教士们所遭受的创伤之大，以及义和团之暴烈冷血、滥杀无辜的行径！

不过，最会让今日的信徒们震撼和感动的是当年那些殉道宣教士无怨无悔、视死如归的精神。譬如，1900年8月初，爱尔兰籍的宣教士艾丽莎(Mrs. Lizzie Graham Atwater)师母在临刑前写给亲人的信中说：“我腹中的婴儿会与我同去，我想神会在天堂里还给我，同时，我亲爱的母亲会欢迎我们。我不能想象救主将怎样来迎接我，但深信一定能补偿现今那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悬念。亲爱的，多亲近主，少抓住世界。除他以外，再无别处可以寻得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了。……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670页）这样的血泪文字读来让人心酸泪下，更让我们体会到西教士对中国的大爱，以及背起十字架的坚毅不屈。大难过后，内地会拒绝就西教士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向清政府索赔一事更是体现了基督徒爱邻舍的宽恕精神（695—696页），但可惜此事至今尚不广为人知，值得今后大书特书。

毋庸讳言，如何看待义和团运动历来都是极有争议的，非常容易出现两极化的现象。基督徒与世俗学术界的某些人物往往各执一端，自说自话。前者多强调义和团事件中西教士和华人信徒的英雄事迹和牺牲，以及针对他们的种种暴虐和杀戮；后者则只看到西方列强对中国多年的侵略和欺凌才是义和团爆发的主要原因，而基督教作为列强的帮凶，也难辞其咎，甚至咎由自取，而义和团本质上是反侵略的正义之举。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看法和评价虽趋于客观，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义和团的落后、野蛮和盲目排外的性质，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和思想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对义和团的肯定，以及对基督教宣教事业的批判之声又开始有所增强。例如近年来有论者称：“义和团兴起，说明民心未死，天地间良知尚存。”（颜炳罡：《心归何处？——儒家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 115页）可以说，教会与社会在义和团问题上的认识落差依然相当明显而深刻，结果是双方在此问题上极少面对面地认真对话，偶有碰面，也往往流于情绪化的抨击，甚至擦出活火。这个死结的存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会在中国社会中展开冷静而有效的对话和护教，阻碍了教会正面社会形象的树立，给了那些攻击基督教是不知爱国的“洋教”、“外教”的人士以口实和弹药。

在今日纪念义和团事件110周年之际，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呼吁中国学术界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另一方面也要问我们自己，基督徒在缅怀为福音摆上生命的西教士和华人信徒，指斥撒旦借着义和团之手所施的暴行的同时，是否也可以直面宣教士与西方殖民势力一起来到中国的不幸历史事实？是否也可反思部分宣教士对福音事业与列强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处理失当，而使得前者与后者扯上了不清不楚的瓜葛？是否也可以更多地承认导致那场大事变的中华民族在列强手中所遭受的多年屈辱，以及无辜的非信徒同胞所遭受的苦难？是否也可以带着饶恕的心，看到当年的义和团成员“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否在向外界澄清当年的历史真相，传扬西教士的美好见证时，能够采取更为客观和冷静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从教会先辈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在事奉中变得更有智慧，对历史的认知更为全面，并且因此能够化解部分国人对教会的偏见，这不正是对当年的那些殉道者们的最好纪念吗？

正是在这个方面，《回首百年殉道血》的编者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虽然主要是为信徒和教会而编著此书，但对社会上各家各派之说不回避，力求公允。譬如，在义和团事件的整体评价问题上，能够把各主要派别的立场都摆出来。在材料的搜集、阅读和选择上，除了依靠教会和基督徒的出版物之外，也收纳教外人士的记录和研究成果、清政府的档案、甚至某些反教人士的言论。而且，对于西教士某些错误的做法和说法也能够予以指出。譬如在提到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在1900年10月23日回到纽约时刻意身穿在北京被围时的衣服，挎上当时所使用的步枪，并照相留念时，编者便颇不以为然（684页）。这些处理方法都有别于以往由信徒执笔的文字中容易出现的一味颂扬，为尊者讳的习气，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所走出的难能可贵的一步。

总而言之，黄锡培编著的《回首百年殉道血》一书雅俗共识，在华人教会灵修传统、中国教会史和义和团研究方面均有建树，值得推荐。透过这部书中大量的见证和其他材料，110年前那场举世震惊的事件仿佛又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拳民的呼喊声和宣教士的祷告声仿佛又在我们的耳畔响起。读罢掩卷，我们悲愤，我们痛心，我们沉思，我们奋起。我们也切盼着，在120周年纪念日来到之时，我们也能听到百多年前伴随着西教士一同殉道的诸多华人信徒们的声音。

(《回首百年殉道血》，黄锡培编著， 美国中信出版社－海外基督使团)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会史家，被人称为“基督教会史之父”。他生活在公元3世纪到4世纪，大约是中国的三国末期到晋朝。活了近80岁。

什么东西占了第一就大不一样了，难怪新时期文学开始的头十年，有不少聪明的作家跑马圈地，占领某某写作第一人的位置，那是一个不断突破禁区的时代，第一如雨后春笋（真俗的表达）。不过当第一也并不那么容易，后人可以对前人诸多挑剔，就如我们曾经特别不屑那些第一个写爱情，第一个写性，第一个写乱伦，第一个写反右，第一个写红墙内幕等等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有时候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文学史上留下的那些痕迹是无法抹掉的。今天的史学家也可以就优西比乌的《教会史》提出有理有据的批评，姚西伊的“中译本导言”就针对其中“西方中心”、“精英焦点”及对君士坦丁带来的“基督教王国”不遗余力的吹捧等多有 针砭，实在是极有学术分量的好文章，对我们这些对于教会史的研究成果几乎一无所知的读者来说近于振聋发聩。我对该书的编者能收入这样犀利的“导言”而深感敬佩。但是这不会撼动优西比乌教会史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在读这本大部头之前我就已知许多早期教会的殉道资料被收集在其中，一读果不其然，殉道的过程描写确实很血腥，是一种直接的生理刺激。但是让我内心震撼的却是书中的一头一尾。

一头是书中的第一卷：耶稣其人其事。

大凡刚信主的基督徒多从《马太福音》开始查经，也就常听到关于耶稣家谱的一个解释：为什么《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的家谱不一样呢？因为马太记载的是约瑟的家谱，路加记载的是马利亚的家谱。当我开始带领《马太福音》查经时，读到丁道尔的《马太福音》释经书，那里面认为这个说法没有根据，犹太人没有记载母系家谱的传统。作者认为马太记载的是耶稣的法统——即约瑟属于王室的家谱，而路加记载的是耶稣的血统，即约瑟的真实出身。造成这个差异存在但又能够合理解释的原因是：约瑟被过继给了王室后裔。

我为这个解释雀跃不已，以为这是很有创见性的发现。读了《教会史》才知道，在优西比乌时代，家谱问题就是用这个思路解释的，实在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们使劲儿努力，以为跑了很长的一段路途，殊不知只是跑了一大圈儿，回到早期教会的释经思路中去了。上帝真幽默。这让我想起我一位搞社会科学的朋友，他经常的苦恼是：不知道自己苦心孤诣的研究发现是否早已经被前人讲过了，而自己囿于视野局限还在那里孜孜以求。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常常不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是照着前人的屁股狠狠地踹上几脚。谁敢说自己一定比两千多年前的墨子、庄子、韩非子——孔孟就不比了——高明？悲剧的是一脚踹空，闪了自己的腰。

优西比乌的《教会史》最让我震惊的还是末尾部分。

在君士坦丁执掌罗马政权并优待基督徒之前，罗马帝国范围内最后一次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是戴克里先执政期间。这也是优西比乌亲身经历的大逼迫。

（虽然优西比乌“偏好记录光辉故事”，但是他还是如实记载了一些人被酷刑和死亡吓倒，由此放弃或暂时宣告放弃信仰。度过了极端严酷的逼迫进入相对和缓期时，如何面对软弱跌倒的肢体几乎造成教会的大分裂。而某些异端也遭到与基督徒同样的迫害——说起那些“弗吕家异端”，他们沉溺于癫狂状态，竭力追求灵魂出窍、说方言等等，似乎让人看见当下极端灵恩派的影子。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

优西比乌这样说：“在我所处时代的迫害到来之前，敬畏上帝的消息借着基督在全世界的传递，所有的人，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都把此消息当作荣耀与自由。统治者们一方面将我们的人民从异教献祭的折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善待他们，甚至容许他们掌握行省大权。在皇宫中，皇帝们容许皇室成员——妻子们、孩子们和仆人们——公开践行信仰……所有总督都对教会领袖礼遇有加，每座城市都有大型聚会，会众进行崇拜的旧教堂已被宽敞明亮的新教堂取代。”

但是，优西比乌敏锐而且勇敢地指出：“更大的自由也带来傲慢与懒惰。我们开始互相嫉妒和彼此攻击，以语言为武器的战争由此爆发。教会领袖攻击教会领袖，平信徒之中则派系林立、彼此对抗，那种不能言喻的伪善与借口都已达到了罪恶的极致……由于身陷愚昧，我们没有努力向上帝赎罪，而是像无神论者那样，假想我们的事不会被上帝注意到，于是我们从一种邪恶步入另一种邪恶。那些被当作牧师的人，丝毫不因敬畏上帝而受到约束，彼此之间激烈争吵，只是为冲突、威胁、妒忌和怨恨添油加醋，并且还疯狂要求得到梦寐以求的残暴权利。”

这还是早期教会光辉灿烂的模样吗？优西比乌不怕被他的读者谴责他抹黑殉道者吗？我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哦！

且看优西比乌老人家的大胆激烈：

“最后，当仍然有很多人参加聚会时，上帝的审判以其惯有的怜悯逐渐开始介入，迫害从我们军队中的弟兄开始……于是，正如耶利米所记述的，主在羞辱自己的女儿锡安城，并且将以色列的荣耀从天扔下（哀2：1—2）。而且，正如《诗篇》所预言的，他弃绝与仆人所立的盟约，并且——通过毁坏教会——把自己的至圣所践踏于地，高举他仆人仇敌的右手，不在战斗中扶持他仆人，让他仆人蒙羞。”

看，圣灵的感动让优西比乌写出了什么？没有比真实更合乎上帝心意的写作了。优西比乌如此热衷描写殉道者们的勇敢，坚定，圣洁，面对死亡时的从容无畏，他怎么会容许这些有损教会形象的文字记录存在？但是，他写下来了。我只能相信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上帝要借优西比乌的笔让我们知道：早期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其中就有这样的教会领袖，这样的平信徒。但是上帝的工作就在这样的人中间显明，他拣选那些未向巴力屈膝的勇士，保守他的教会有根有基地传承下来。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教会领袖和信徒们不犯错误上，而是建立在上帝超然的工作上。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为尊者隐，为长者讳的。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思想，从来没有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对于基督徒来说，为尊者隐更加上一层属灵的意味，为尊者隐就是为教会隐，为教会隐就是为上帝隐。问题是上帝需要我们用隐瞒的方式去维护他的名声吗？恐怕我们常常只是窃取了神的荣耀，却羞辱了耶稣基督的名。

上帝恨恶罪恶的本性没有变，他的审判总是先从他的家开始。教会想得到圣灵的恩赐吗？想得到使徒们那样的能力吗？想具有初代教会那样的复兴吗？让我们先从清理教会的罪开始。历世历代的教会复兴也是从认罪悔改开始。别让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恩典和作为变成我们骄傲的资本，别把教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事业，而要对上帝的托付恐惧战兢，小心谨慎地传递圣言。哦，愿曾经感动过优西比乌的圣灵今天依然感动他的教会！

（《教会史》，优西比乌著,瞿旭彤译,三联书店）

初识谢伯伯是在天明牧师的按立仪式上，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了，只是依稀记得在弟兄姐妹的赞美诗中一位白发苍苍、身材瘦削但精神矍铄的老人按立了天明牧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谢伯伯。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老人的姓名，问及熟识的姊妹后才得知是谢模善牧师——一位为着信仰的缘故受了很多苦的老牧师。

之后，为着求教如何向家中的父母传福音的缘故第一次去到了谢伯伯家里，房间的摆设简单整齐，而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客厅里竟摆了两个大小不一的书桌，大书桌是给谢伯伯读经灵修准备的，而对角的小书桌则是师母用来读经灵修的，两位当时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都一直坚持每天读经灵修。两位老人得知我的来意后，不仅跟我谈了很久，而且送给我一些很实用的传福音书籍。就这样，渐渐地我成了老人家的常客，当他们得知我独自一人在北京时，常常带我去吃各样好吃的，我也因此第一次尝到了狮子头、三黄鸡等很多江浙菜。

2003年北京非典，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我必须每天坚持上班，尽管我自己对此并不以为然，但真正让我心里平安的是我在非典期间探望谢伯伯时，老人拿出圣经翻到《诗篇》91篇告诉我神看顾我的确据：“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诗篇91:7）在那个恐慌的时期，这种确信告诉我神在看顾我，神在我身上的旨意还没有完成，即便我被传染，神也一定会医治我。

2004年因工作原因离开了北京，2008年再次回到北京工作时，我第一时间通知了老人家我回来的消息。再次看到两位老人，看到年迈、浑身是病的师母尽心尽意地照顾谢伯伯，我的心里说不出来是啥滋味，只是在心中告诉自己要尽可能地多来。碰巧主日聚会地点——华杰大厦离谢伯伯家很近，每次聚会结束，我都会问问他们是否在家，是否方便过去？每一次我去谢伯伯都会让我告诉他聚会谁讲道、讲了啥内容等等问题。九十多岁的他已经不太有力气讲很多话，但却常常让我告诉他教会的点点滴滴。守望教会2008年建堂，2009年10月底被迫离开华杰，2009年11月的户外敬拜，他都一直在关注，每天都和师母为教会祷告。当我将2009年11月教会户外敬拜的光盘给他时，他让我马上放给他看，并且不顾身体状况，含着眼泪一口气看完了整个光盘。在从谢伯伯的追思礼拜回来的路上，我从一位常去他家的姊妹那里得知，那张光盘他自己不知看了多少遍，而且让他身边的弟兄姐妹也看。

今年4月，谢伯伯因病住院，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去看他时，他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饮食也只能靠一些半流质和流质食物维持。但他见到我首先问的却是教会如何、弟兄姊妹如何、天明牧师如何、恩平师母如何……并说他和师母一直在为教会、为他们祷告，可否能在回扬州前见他们一面？当我从教会网站中得知谢伯伯为教会在呼吁书上签名时，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当时已经起不了床、话都没力气讲的他又是如何费尽全身余力在呼吁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6月30日12时20分，在弟兄姊妹的赞美诗中，谢伯伯回到了天家。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我真不愿也不想接受谢伯伯已经回家的事实。十年来我已习惯想他就去看他，已习惯每一次灵性低潮都会去他那里，已习惯碰到不知如何是好的事情都去找他。每一次只要看到他坐在那里，我对神的信心和仰望就会再一次地油然而生。与其说我常常去看他们，倒不如说谢伯伯和师母用他们的生命以及对神的坚信吸引了我的脚踪。认识谢伯伯十几年，他从未在我面前提过半句他曾经为着信仰的缘故所受的苦，听到的只是老人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的无比关爱。

正如在谢伯伯追思礼拜上周明牧师所说的，谢伯伯的英文名叫摩西，谢伯伯的回家代表了一个时代——摩西时代的结束，摩西时代的结束意味着约书亚时代的开始。就像神当年在约旦河边、在摩西离开后对约书亚说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1:1—9）今天，当神的老仆人谢伯伯离开了我们，神似乎依旧用同样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1:1—9）

去年10月份，赴穗出差17天，幸遇林牧师带查经与主日证道。

他将自己三层楼的一二层改成聚会坐排，二层放满了福音小册子和属灵书籍。聚会坚持每周四次主日信息，合约共4000人。每年，都有数百人奉耶稣的名，在此受浸。

林牧师近日刚步入八十七岁，每月和同工轮流带查经与主日证道，声音铿锵有力，面光红润，完全看不出病痛对他身体折磨的痕迹。每次聚会完，必亲站门口，同每一位弟兄姊妹握手送安。

林献羔牧师自家的大马站聚会点因拆迁自2001年移至广州市中心繁华路段德政北路荣桂里。

下文节选自林牧师赠阅的灵音小丛书之二十四《林献羔见证》，个别字句因粤语与普通话有异而略有修改。

一、抄家

广州大马站家庭教会被指进行非法宗教活动（那时每周3次，共900人左右），于1990年2月22日晚遭抄家，我被拘禁21小时后才获释放。

2月22日晚大马站福音聚会散会后，到11时半，60多名公安人员上楼，出示搜查令，将聚会用的麦克风、录音机、录音带、诗歌及所有书本等用品全部没收，并把我带走。临走前在门口贴出告示，谓该处是非法宗教活动，屡劝不听，实行取缔。

他们把我带去问话计21个小时，我睡了几分钟。到了夜半，某公安员问我是不是真的有一位神。我向他传福音，他称我为“林伯”。

2月22日，广州市郊聚会点亦遭搜查，属灵书籍被扣，与市郊聚会点相关的其它聚会点也停止了聚会。

1、逮捕因由

他们究竟以什么理由拘查我及取缔大马站聚会？是据1988年3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所颁布的《广东省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简称《三十三条》），取缔大马站传教点。《三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政府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凡未履行登记手续的，须向人民政府主管宗教部门补办登记手续……未经批准而擅自……组织宗教活动的，由人民政府主管宗教部门责令停止。不服从者由公安机关根据情节轻重强判处理。”

《三十三条》属地方文件，反观中央颁发的宗教文件——《十九号文件》则谓：“关于基督徒在家里聚会举行宗教活动，原则上不允许，但也不应硬性强制。”《十九号文件》自发出后，至今仍是中国宗教政策的主导文件。至于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亦明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依此看来，广东地方与中央的宗教政策有明显的出入。如今取缔大马站家庭聚会就是根据地方的宗教文件，令人质疑的是地方为何有这样大的权力？地方政府的《规定》究竟有否经中央的程序立法？当中央与地方看法不同的时候，究竟什么是最终的依据？现正草拟的《宗教法》究竟将会带来更大自由抑或是限制？

2、非法的定义

我被指为非法传教，大马站被定为非法传教点。这里涉及一个问题，究竟何谓“非法”。依《十九号文件》的意思：家庭教会只要不做违法的事，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就是合法的活动。（注：如此看来，取缔家庭教会便是不当的。）

若依《三十三条》非法的意思似乎是指未向人民政府主管宗教事务部门登记，故对未办理登记手续的聚会点要强制处理。事实上，若宗教活动必须向有关当局登记的话，那就不能算作宗教自由。从这角度看来，中央的《十九号文件》要比地方的《三十三条》开明得多。

自20世纪90年初我遭到公安局拘查问话后，多年以来，我不时要接受传讯问话。从1990年3月至1991年1月，竟先后被问话达10次之多。在这期间，国内外关心我处境的人士纷纷到访探望，了解我的生活近况。

拘查后，大马站只举行祷告聚会，弟兄姊妹仍可再次祷告、敬拜神。归荣耀与神。

二、问话纪实节录

1、1990年（共接受10次问话），背景：89事件刚过。

10月31日，黄华路看守所第八次问话。问我有什么人来访，特别是有知名度的来访者，他们有什么反应？我答复以后，反问：“为什么连前总统列根（里根）所送的纪念品也取去？”当局说：“你是否想取回这些东西?”我说：“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你们问我他们说什么，我就把他们的话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叫我登记，交由两会管理。但三自是被利用来消灭基督教的。如果这样，我们不受外国基督徒管理，反要受本国非基督徒管理，这怎能是自治呢？我们守法，也不参加游行。如果与圣经冲突时，我们是顺从神的。”

他们叫我到大礼拜堂讲道。我说：“我们不能与和尚等混在一起。”他们说我听从外国人的话而不听从本国人的话。我说：“我没有听从外国人的指挥。在对外开放的今天，他们来与我有交通，不是控制我。10月5日，海外有人来电话，问我是否这两天要被处决？”

2、1991年， 背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夕。

1991年5月10日，越秀区召集许多信徒开会，叫他们不要来这里聚会，并介绍他们到其他地方聚会。会中，他们请人发言。一位医生说：“我到其他地方聚会我会睡觉，但这里讲圣经真理，我听得明白。最近我还帮助残疾者，因为我信耶稣，所以我才乐意这样做。”有一位姐妹说：“几年前我的儿子发生车祸死了，有人叫我信耶稣。我到了大马站听福音，信了主，现在很喜乐，我不到其他地方去。”还有几位举手要发言。据说时间到了，散会。

9月13日，有两位女人来，叫我学习六号文件。

9月25日，上午11—12时，广州市人大代表13人来和我谈关于“登记”的事。我说：“我若登记，就把我们交给三自会管理。”某说：“不是‘管理’，而是‘指导’。”他们的态度也不错。

10月4日，传闻全市都赞成整我们。

11月1日，宗教事务处和越秀区5人来和我谈登记的事。我说：“不要因为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事，而认为我们也是这样。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有混政治的基督教和纯基督教。我们在‘六四’没有参加游行，证明我们不是混政治的一类。”某答：“我听你讲了三次。”我说：“我还要讲，因为不参加游行是个铁的事实。”我又说：“你们各居委会四处叫信徒不要来聚会，还有些单位威胁信徒，若到大马站聚会就没有奖金等。”他们说：“我们没有这样做。”我说：“这是各单位利用这个机会来威吓的。”他们说：“我们没有叫他们不给奖金等，但我们实在叫他们不要来聚会，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叫他们。”晚上派出所5人配合前来，但他们的态度就不如宗教事务处的了。

12月15日，在一些礼拜堂公读文件，说明年要整我们。

    3、1992年，背景：苏东剧变。

从3月17日到4月10日，不到一个月，我被叫去问话，计五次。这是最频繁的一个月，从来没有像这样频繁的。

第一次问话。1992年3月17日下午，宗教事务处叫往谈话：内容是有关“登记”和“三自”等问题。我说：“我们顺服政府，纳税、救灾、交保安费等。但我们的信仰是不应与不信派混合的。”他们提到广东省44号文件，叫我们登记。我说：“1991年11月4日，中国人民白皮书与宪法都没有提家庭聚会要登记。白皮书反说‘信教公民有权组织宗教活动’。这就说明家庭聚会是合法的。我们以圣经为标准。如果……我们宁可殉道。丁光训曾说过：‘1990年取消三自会’。”他们说：“你有没有看丁光训近日的发言？”意思是他已经改变了。我说：“耶稣叫我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说：“耶稣也没有拒绝法利赛人；保罗是在迦玛列门下的。”（这是其中一位牧师说的）。我说：“法利赛人是个教派，不是所有法利赛人都是假冒为善的。耶稣是责备他们的‘假’。保罗本身也是法利赛人。”他又说：“亚伯拉罕也没有拒绝罗得，而是救罗得。”我说：“罗得不是不信的，他只是属肉体。”

第三次问话。1992年3月28日，宗教事务处叫往谈话，也是关乎登记的事。他们说：“今年或明年会出宗教大法，到时就实行行政处理。”我还是说：“宪法和白皮书没有提登记，相反说家庭聚会是合法的。”他们说：“家庭聚会是指一家说的。”我说：“全世界的家庭聚会都不是一家。圣经里的家庭聚会也不是一家。五旬节在马可楼有120人聚会，哪里会是一家的呢！如果一定要登记，我充其量殉道就是了。”他们说：“三自会不指导信仰，只强调自办教会。”我说：“我们已经是自办教会，我们没有受外国或外地人指挥。”

他们说：“我们翻过卷宗，没有说你是右派分子，是《南方日报》弄错了。”我说：“我被斗为右派分子后，不久升为反革命分子，就被捕了。”他们说：“可能在文革时弄错了。”

他们又说：“你对政策是不大相信的，你受帝国主义指挥。帝国主义初期是借宗教来侵华。”我说：“我们没有受帝国主义指挥。我们现在不要继续说帝国主义以前利用宗教的事，这是过去的。正如我们也不要把文革的错误算为今天的事。”

      4、1993年。

6月3日。在安静了14个月之后，这是在星期四早上，从8时45分至11时，4位公安员突然叫我到派出所去谈话。他们一开始就说：“你们的聚会仍是非法的。”我说：“丁光训说过：现在到处搞‘取缔’，这种‘取缔风’是不对的。”他们说：“你们不应设有儿童聚会。未够18岁的儿童不要向他们灌输有关信仰的问题。”我说：“未够18岁，你们也向他们灌输马列主义。”他们说：“没有。”

他们又问我们的经济来源。我说：“是信徒奉献的。虽然外籍人士来聚会也有奉献，但我们没有外国任何一个团体，作长期的支持和供应。”

他们说：“你们油印那么多的书，甚至有人在垃圾堆所拾到的，又是‘大马站’的书。”

我说：“我们油印100本书能有一人信耶稣，也是值得的。”

他们说：“你们聚会，噪音太大。”我说：“以前我们的主日聚会是在下午2时开始的。后来报纸登载，每日12时至下午2时不许有噪音。我们为了顺服政府就把聚会改在上午8时至10时。况且，我们唱诗只有半个小时。但在我们后边拆掉房子的空地改为卖衣服时，音乐声从早上直到晚上响彻全地，无人禁止，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他们又强调顺服政府。我说：“我们在‘六四’没有游行，怎么不顺服呢？明天又是‘六四’了。”他们说：“如果美国叫你们游行，你们会游行吗？”我说：“美国也有游行的。我们是听神，不是听美国或看美国。”

这次问话，总的来说，他们的态度是不错的。

       5、1994年。

1月12日，居委会有两人带越秀区两位统战代表来问候我健康并谈登记问题。

3月23日，公安来取了三箱书。

6月3日。上午9时25分，公安员叫我往北京街派出所谈话。

他们先从油印书刊谈起，说我们非法。我说：“全世界都没有以油印为非法的，况且我们印的是‘非卖品’。”

他们问有什么外国人来。可能因为6月1日晚上有一个外国人在这里问安几分钟，所以他们问及此事。我说：“经常有外国人来聚会，有时在我们讲道后有几分钟的问安。他们回去后说我们这里有信仰自由。”

他们叫我要遵守两个规定，特别是关于登记一事。我说：“这不合乎大多数基督徒的需要。（家庭聚会占90%）在登记后受地方法规限死，使福音事工不能发展。我宁可再坐监或殉道。”我说：“‘六四’我们没有参加游行。我们不是反政府，而是政府不理解我们。”他们说：“美国或香港也要登记。”我说：“美国或香港也有没有登记的。”他们说：“我们不是学美国或香港。”我说：“当然我们不是学美国或香港。原是你们先提起美国或香港要登记，那我才用美国或香港来回答你。”

这次问话，他们都很客气。直到上午11时我才返回。

   6、1998年，背景：香港回归之后第一年。

2月10日星期二早上聚会后，三位宗教事务局人员来，把《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给我，叫我学习。我说：“我们不登记。《宗教白皮书》（1997年10月16日）第三点说：‘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根据《宪法》第五条：‘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公民，我们是服从政府，1989年‘六四’我们没有游行，但我们的信仰是自由的，我们只能顺从神。”

他们说，不应有儿童聚会。我说：“儿童信教受法律保护，引用《国际法保护》，经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规定：‘所有儿童均应有按照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愿意接受有关宗教或信仰方面教育的权利……’”我说：“登记是要限制我们的信仰，我宁愿再坐监也不登记。”

他们问我的健康状况，我说：“我患了脑动脉硬化、腰椎滑脱和椎间盘突出。”他们要我小心保重。我说：“谢谢！”

8月20日上午9时至10时半，宗教事务处4人与我谈话。他们问我对《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有什么看法。我仍然说：“我宁可坐监也不登记。因为这些条例是限制我们的信仰。公民既有‘信仰自由’（不只是‘信教自由’，‘信仰’应是包括圣经全部教义的），我们就照圣经而行。”我还说：“圣经有家庭聚会，都不是指一家人，五旬节在马可楼有120人，当然不会是一家人（徒1:13—15）。圣经有4处提到‘家里的教会’（罗16:5，林前16:19，西4:15，门2）都没有登记。罗马迫害基督徒最甚，也没有登记条例。”

他们说：“18岁以下的人没有分辨接受能力，所以不要给他们施浸等。”我说：“为什么你们向18岁以下没有分辨接受能力的人宣传马列主义，他们又可以成为共青团员呢？”

他们说：“不要批评其他宗教，应当团结。”我说：“只有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人人都有罪，需要耶稣的拯救。”他们说：“你说人人都是罪人，难道我们也是罪人吗？”我说：“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神说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最好你们也信耶稣得着拯救。”

末了，他们叫我回去再详细研究《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下次再谈。他们的态度还是很好。

此后，直到2009年，有关部门仍不停地找已入耄耋之年的林牧师“谈话”，要求“登记”。林牧师每次耐心解释后，仍如前所说：宁可被捕也不登记。他的回答谦卑柔和，却字句有力，坚守正道，却又智慧灵巧，颇具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愿神用厚厚的恩膏恩待他的老仆人，继续地赐福于他的老仆人。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