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读者来说，美国神学家约翰·霍华德·尤达的书也许还比较陌生，书中的信息和背景也可能读来较远，但依然可以帮助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更新对政治的理解。

在中国，政治是个老大难的问题。面对政治，人们可能感到茫然、恐惧、愤怒、沮丧、无力，以至于麻木。人们会谈到政治变革的遥遥无期。也有人会感叹，即使真有政治变革了，一切恐怕还是换汤不换药。当然，也有人的态度不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争取实现哪怕一点点的改善。
无论如何，人们对政治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在社会的影响。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新观念，政治会继续维持老大难的状况。问题是，还有切实可行的新观念吗？古往今来，无数人已经尝试过他们认为的新观念，曾经的希望似乎已经无一例外地沦落成失望。难道还能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新观念？

谁在掌权？

1972年，一本叫《耶稣政治学》 （The Politics of Jesus）的书在美国出版。作者是约翰·霍华德·尤达（John Howard Yoder），一位时年45岁的基督教神学教授。市面上充斥着各种老调重弹的政治学读物，这一本也许不过是又一个延续而已。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本书却引发很多人对政治进行重新的认识。当《今日基督教》 杂志（Christianity Today）在2000年评选世纪图书时，《耶稣政治学》 位列十佳第五名。其他九本似乎都没有像尤达的这本书那样直接地讨论政治，包括中国读者也许比较熟悉的C.S.路易斯的《返璞归真》 、朋霍费尔的《作门徒的代价》 以及章伯斯的《竭诚为主》 。
将近四十年后的2010年，尤达的另一本书面世了。这本叫《非暴力简史》 （Nonviolence: A Brief History）的书是根据作者1983在年波兰华沙的演讲整理而成。虽然尤达已在1997年病逝，他的新书却仍然使得世界各地的读者有机会再次反思政治的难题。
对于中国读者，尤达的名字和他的书听起来都可能还比较陌生。即使读到尤达的这两本书，书中传递的信息以及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也跟当今中国有较大的差异。尽管如此，作者对圣经以及世界历史的考察依然可能帮助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更新对政治的理解。
1927年12月29日，尤达出生在美国东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他的父母和祖上都是基督教门诺会的成员。跟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类似，门诺会产生于16世纪欧洲新教改革时期，因其中一位叫门诺·西门（Menno Simons）的荷兰神学家而得名。门诺会最鲜明的特点也许在于反对使用各种暴力。这对尤达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门诺会也有自己的学校。年轻时，尤达就读于印第安纳州的歌珊学院。歌珊这个名字来自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居住的地方。1949年，尤达去了欧洲，参与门诺会在法国和北非组织的慈善救助工作。
除了工作，尤达还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读书。1962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在他的老师中，有著名的神学教授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直到1997年12月30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尤达主要在美国的大学讲授基督教神学，他曾在母校歌珊学院神学院任教，后来去圣母大学担任基督教伦理学教授。
尤达一生的著作不止《耶稣政治学》 和《非暴力简史》 这两本，但这两本书大约体现了他的主要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尤达的这些作品是针对他所处环境而发出的声音。总体来说，他希望通过还原圣经和世界历史的真实，纠正人们对基督信仰的误解，使他们明白人类的希望和出路究竟在哪里。
在这些澄清事实的努力当中，尤达发现，人们的信仰与生活常常处于分裂的状态。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的言论和做法似乎只关涉生活的一部分。尤达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信仰跟政治的关系。即使在受到基督信仰极大影响的西方社会，很多基督徒对政治的观念仍然与耶稣基督的言论和做法没有多少关联。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人们感到耶稣生活的环境跟现代社会相去甚远，他的有些言论和做法不适用于当今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关心的重点是永恒的上帝之国而非这个世界，基督信仰跟这个世界的政治没有多少关系，基督教会也不是政治组织，基督、基督信仰、基督教会、基督徒都不可被政治利用。
尤达认为，由于这样的割裂，在历史上，很多基督徒和教会在跟政治相关的生活中恰恰运用了基督信仰之外的一些观念。尤达特别关注包括战争在内的暴力问题。他指出，在所谓“正义战争”的问题上，其实有许多人为的谋算。有些武力的使用看起来是维护正义，武力也被认为是最后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但人往往为了一时的有效，而将使用武力的门槛一降再降。
在这些观念的背景下，尤达呼吁基督徒回到圣经，看看耶稣基督究竟如何面对政治的问题。这首先也许跟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有关。虽然圣经中说耶稣是基督，是独一真神的独生子，人唯有通过信靠他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在很多基督徒的生活中，耶稣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如此至高。
在任何形式的政治生活中，权力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基督徒心中可能都认信耶稣基督是掌管万有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能常常看不到这位主宰的存在、地位和作为，只看到眼前的统治者。
尤达提醒圣经的读者，新约圣经中引用旧约圣经次数最多的经文不是别的，而是《诗篇》 110：1：“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在圣经尤其是新约的其他篇章里，记述耶稣基督主权的文字随处可见。他是救赎主，也是创造主。
问题是，面对现实的政治，为何即使基督徒都可能常常看不到耶稣基督的主权？如何理解使徒保罗给歌罗西教会的信中所说的景象：“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西1:16）
对于经历过耶稣基督拯救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人的罪让人与他隔绝。在这样的状况中，人是与他为敌的。被他拯救的人，依然是人，仍然要犯罪，在错综复杂的日常生活中，人还会遇到与神隔绝的处境。
人要做的，是继续地信靠，在所信的道上长进。像保罗为歌罗西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西1:9—12）

基督如何治理？

尤达所做的，就是在关于政治的问题上，虽然身处当今世界，却回到神的话语，“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通过尤达的学习和分享，人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掌管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人们熟悉的以人自己为中心的统治方式，虽然这些都早已记在圣经当中了。
简单来说，耶稣的政治学可能是这样的：耶稣基督虽然是最高统治者，却是处于被天父差遣并与天父合一的状态。作为三位一体真神之中的圣子，作为圣父创造万物的话语，作为神荣耀发出的光辉，作为神本体的真像，作为被天父差遣降卑为人的太初之道，作为被出卖并被钉十字架的人子，耶稣基督无不体现出听从父神的顺服之心，虽然他跟圣父是一体的。
知道了神统治世界的方式，人对人统治世界的方式产生各样的不满也许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人统治时，可能把自己说成是公仆，但做不到。就可能有人取而代之，也要做公仆，但同样做不到。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在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掌权的情况下，人总认为是人自己掌权的，而在这样的状态下，人如何能够做人的公仆呢？
历史上，也不乏有人说自己是被上帝差遣做统治者的，但他们做事的方式却显明了他们没有体现神的真像，他们还是免不了以自己为中心。从圣经这本神默示的书中，人可以看到，创造万物的上帝深知人的罪，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自己降卑为人，向人显明他的道理，也就是耶稣基督。
就在这个被称为“道成肉身”的奇妙过程中，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冤案、最大的政治悲剧发生了。上帝被他创造的人控告亵渎上帝，被交与上帝设立的人类政权，这个政权查不出他犯了什么罪，但人们宁愿要求这个政权释放一个杀人犯，也要判他死刑，人们的请愿成功了，这个政权答应了人们的要求，上帝被钉十字架。
这似乎是个很在乎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没有用武力镇压人们的和平请愿，即使这个政府想蒙混过关，但民众的声音得胜了。不仅如此，这似乎更是一群不同寻常的民众，他们追求公义，他们敬拜上帝，不容任何人冒充上帝，在杀人犯和冒充上帝的人之间，他们认为亵渎上帝比杀人显然是更严重的罪。
导致这个冤案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样的民众和政府还不够好？如果换了当今世界最好的社会环境，这个冤案就不会发生？然而，这一切恐怕是无法避免的。上帝主动成全了这个悲剧。而且，这一切都是上帝预料之中的事。他早已借他所拣选的先知预告了：“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赛53:7）
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如果没有上帝默示给人的话语，人永远都不能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人活（实际是死）在黑暗中，“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1:3） 然而，上帝的主权却恰恰在黑暗看似掌权的十字架上彰显出来。
在尤达看来，基督的十字架正是耶稣政治学的典范。他喜欢引用保罗给歌罗西教会的信中所说的话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的政治如何胜过其他的权力：“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西2:15）

黑暗的确不接受光，光却定意要照在黑暗中。只是，上帝以羊羔一般的软弱和顺服显明了他至高无上的主权。“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在光的照耀下，黑暗无立足之地。
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后，按着旧约所记和他自己反复告诉门徒的那样被埋葬，并在第三天复活。这不仅表明了耶稣基督掌管生死，还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让人预备他的再来。他向那些因为他的死而大多四散的门徒显现，让他们先从当地开始直到全天下，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凡他曾经吩咐的，也让万民遵守，直到他再来。而且，在这个差遣中，耶稣明确宣告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28:18）
对比当时的政治现实，耶稣交给门徒们的使命就像耶稣主动上十字架那样让人感到软弱无力。按照这个世界的眼光，那些曾经怀疑他甚至不认他的门徒们不过大都是无权无势无知的小人物，如何完成这样的使命呢？
然而，早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就应许他的门徒，圣灵会降临，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在耶稣复活后升天前，他再次应许，圣灵将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
尤达将门徒的弱势处境视为耶稣工作意义的继续展开。后来，耶稣向保罗所说的话也体现了基督的门徒依然应该以耶稣的样式彰显神的权能：“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林后12:9）这跟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旧约中给人的信息是一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亚4:6）
而关于圣灵，耶稣给门徒的解释同样显明了他的方式以及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的关系：“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约16:7，13）
靠着三位一体真神的工作，就是在这一群大多被世人看作无权无势无知的小民中间，耶稣基督的身体开始生长。两千年后的今天，这是一个已遍布全球的新社区。这个社区有独特的政治模式。它有社区居民公认的最高统治者，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仅是这个社区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宇宙万物的最高统治者。与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普遍印象不同，“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腓2:6—7）
对比人统治下的秩序，耶稣对门徒详细讲解过这个社区的政治模式：“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5—28）

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

这个社区就是基督教会。从政治的角度，它的存在是对耶稣基督统治秩序的见证。在看见耶稣基督掌权的世界上，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尊重基督设立的权柄。而面对无论怎样的政府和社会，教会都需要信靠基督的做法。正是在各样看起来与神为敌的环境中，神就赐给教会和其中的众肢体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而这一切同样是靠耶稣基督才能实现，就像已蒙神拯救的众肢体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那样。
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难题的希望和出路依然在于耶稣基督。虽然世界上已有很多人看到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但单靠人的努力根本无法搭建起真正对话沟通的桥梁。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甚至敌对实际是人跟神之间隔阂敌对的表现。在人和神以及人和人之间，耶稣基督是联络一切的至善全能的桥梁、界面。
听从天父而不是听从自己的耶稣基督是人必须效法的样式。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就该如作为神本体的真像那样符合神的形象。如果每个人都像耶稣基督那样听从天父而非听从自己，人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敌对就不存在了。
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专门为此反复向天父祷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17:11，20—23）
越是读这段有些翻来覆去的话，蒙神拯救的人越是可能感到圣子跟圣父之间让人惊叹和震撼的关系！而信实的天父对待他爱子的祷告是定会应允的，因为在耶稣受洗的时候，神的灵降下，落在耶稣身上，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通过尤达在《耶稣政治学》 和《非暴力简史》 中的分享，通过不断地回到神默示给人的话语，人们可能会发现，政治的难题也许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独特。即使在中国，政治的老大难状况也不在耶稣基督的掌权之外。因着神的怜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已在中国这片被称为“神州”的土地上生长。
在中国，也正是在各样看起来与神为敌的环境中，神同样赐给教会和其中的众肢体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而这一切同样是靠耶稣基督才能实现，就像历史上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已蒙神拯救的众肢体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那样：“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西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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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政治学》 （The Politics of Jesus），约翰·霍华德·尤达（John Howard Yoder）著，Wm. B. Eerdmans 出版公司，1972年第一版，1994年第二版。《非暴力简史》 （Nonviolence: A Brief History），约翰·霍华德·尤达（John Howard Yoder）著，贝勒大学出版社（Baylor University Press），2010年出版。］

从开始写老康，这个故事在脑袋里、在纸上被拆解又重构了数次，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我自己的属灵争战，老康的话“感谢主，现在只有主”一直在敲打着我，使我的笔最后落在这个题目上。
其实，自从和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一起去看过住在桥洞里、窝棚里的访民后，一些问题就压在我的心头，直到遇见老康。当老康说“求主免了他们的债”后，平安地笑了时，我仿佛看见，主耶稣就坐在我旁边，他已经亲自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他在对我们笑，如此平安，如此慈爱。我听见，天国的小鸟在自由快乐地歌唱，天上的太阳、云朵，地上的树木、房屋，都要跳舞赞美主的恩典。

初见老康

老康是来自陕西的访民，九几年时因农业税的事情被八九个人打，又坐过三年多牢，此后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自焚过。有一天主日我看他和一婶婶说话，看得出来，老康脾气硬。后来我跟他聊天，问他当时怎么会想自焚，他说，当时火气大啊，想着还有两个娃，生活没指望。“一米多高的火啊，没有把我烧死。感谢主啊！”那天送走他后，突然意识到，我们常说焚烧我焚烧我，他是当真被火烧过的人啊。是啊！感谢主！
初见老康是11月下旬一个主日，雨桥弟兄事先发短信告诉我，会带两个访民来教会。迎新环节，老康站起来介绍自己，披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佝偻着，面部有些扭曲，吃力地介绍自己。老康讲话声音小，听不清。我只记得他说：感谢主啊！
聚会完，我去找他和雨桥，老康瘸着腿，走路吃力地拄着拐杖。近看老康，这是一张让人不忍细看甚至本能地想回避的脸，瘦瘪，一种透明的虚弱的白，面部下方和颈部是烧过的印记，嘴部略歪。老康很平静，说现在不上访了，一切只有主，感谢主啊！老康说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随着说话带动的烧伤过的面部诉说着曾刻下的痛苦，说话吞气之间，透着深沉的伤，又从这伤中吐出一种虚脱后的平安，且带着坚定甚至一丝尚未显露完全的喜悦。平安和伤一样深。我当时基本不了解他的故事，也不能完全明白对于老康这样的访民，“感谢主、只有主”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放下、得主安慰是好事，以马内利，和他一起感恩。
其实老康出现在守望，可以算“突兀”，因为我们的教会甚至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教会”，和老康一起走出老故事餐吧的时候，却觉得风把我们吹到了圣经里那些熟悉的场景中，那些得主怜悯医治的瘸腿之人、生病之人、贫苦之人……雨桥弟兄拿起老康随身一个打成捆的白包裹，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的铺盖，因为没有地方寄放，他卷起来，随身带着。我们还没有习惯照顾老康，走着走着，就把老康撂在后面了。老康也不急也不生气，只默默走着。
老康住在西客站的桥洞下面。前一周周日，我们教会几个弟兄姊妹刚跟着雨桥弟兄和一些志愿者去看过南站附近住在桥洞和窝棚里的访民。去之前，完全没有想到有一群人这样生活在北京，在寒风凛凛的冬天，他们就在简易支起的会被误认为是垃圾场的塑料棚子里或者桥洞下面过活。我们给他们送衣服，他们很多人一起围过来，给我们看自己穿的衣服有多么单薄，极力争取一件过冬的棉衣。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这么多人缺衣缺食。
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上访，有的一定要讨个说法，有的根本已经无家可归。做过维权律师的曹志弟兄介绍，他们的事情得获解决只是极小概率的偶然性事件。对于大多数人以后的生活，我不敢想。有的访民在桥洞里一住已是四十年。而事情解决了之后又能怎样呢？我想到北京CBD里直耸的高楼，从繁忙马路匆匆而过的衣着鲜丽表情僵硬的白领，地上地下，一繁华一残破，揭示的不过是同一种真相。希望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啊？
去过之后，弟兄姊妹们的心都被触动了，却不知如何才能帮助他们。中午大家和老康及另一个访民一起吃饭，连弟兄向大家介绍了那天探访的情况，悲悯沉痛地提出：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们？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棉衣、被子、馒头，他们更需要这背后的东西，他们需要公义，需要现实的改变。
那天，老康很沉默，关于上访的事情，都不愿谈，另一位访民是个“民间知识分子”，向大家介绍访民群体，说要以爱报怨，政府要施仁政。老康只在一边痛苦摆手：不要说了，现在都不要说了。感谢主，感谢主！随后埋头吃饭。后来，老康又去了三堂。

再见老康

后一个主日，再见老康，知道老康决定要受洗了！老康若去上受洗课，回西客站就太晚了，想问问可否免课，得知可以后，老康很释放，大呼一口气，话很少的老康一下子聊起来了。
“我老婆说，九几年就叫你洗，你不洗。怎么现在又要洗了。我这个人就是火气大，心刚硬啊！以前罪没有认完啊……”老康深深地叹气。
老康说，是上次来了教会才决定受洗，彻底放下了。
“你不恨他们了？”
“不恨了，求主免了他们的债。”
老康说，已经彻底放弃上访了，“你说我都已经这样了，真的闹下去，让那八九个人妻离子散又有什么意思呢？求主免了他们的债。”说完，老康平安释放地笑了。
哈里路亚！近日我每每想起，便觉得天国的门开了。
老康说，不访了，现在挺好。女儿在上高中，成绩很好，说不想考清华，要考北大。说起女儿，老康咧开了嘴。老康说，现在也不打算回家了，就在北京，六天要饭，周日来教会。等着2012年女儿来北京。
喜乐地起身送老康，老康一路很高兴，又感叹说，主耶稣说了，你们天天喊我名的，我不是都认。我上次来了教会，就决定一定要洗了。我帮老康提着那个白包裹，这个白包裹和我的距离比第一次近了很多，耳边响起迎新诗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老康琢磨着下次是不是花一块钱找个地方把包裹寄掉。问老康睡桥洞冷不冷。老康说，不冷，有主在。他们都觉得冷，我觉得不冷，真的！
这两日一边写老康一边面对自己的属灵争战，老康愈发敲打我心，似乎在问我：你真的放下了吗？你悔了你的罪吗？你真的认了你的主吗？你只有主了吗？又神奇地医治着我。想着瘸腿拄着拐杖的老康，提着他的袋子和打成捆的铺盖，平安喜乐，带着满满的盼望踏上回他西客站桥洞的公交车，便似天国的灵光撒在身上。老康，老康，这张脸也愈来愈和主耶稣的脸重合在一起。我们的灵要一起歌唱：主啊，我们的救主，我们爱你！老康，我们爱你！
是的，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虽被烈火焚烧，却被恩膏缠裹；虽经历患难欺凌，心中却仍有平安和爱；虽在寒风凛凛的夜，主耶稣却升起圣灵，暖了我们全人全心。而今历经水火试炼，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我们的灵都向主耶稣唱那感恩的歌。你就是我们的家。

这两天时常想起在公交车上听到的那句广告语：快给你的肠子洗洗澡吧！真是的，很多次虽然你不想看，但你耳边传来这句广告语的时候，眼前还是会出现与这句广告语同步出现的画面。
人的肠子过一段都需要清理一下，更何况我的书桌呢！望着堆积如山的各种书、纸片、笔、本子等，心里不能不佩服物理学中所讲的那个熵增定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人每天是自然地做自己的事情，特别是照常地处理那些等着要处理的事情，那么书桌上的杂物量及零乱程度就会是呈自然增长趋势的，就如你肠子里的杂物也是在一天天自然地积累着一样，除非你专门花时间去清理。我意识到，这个定律表达出一个我无法抗拒的事实：我必须专门花时间去清理书桌，否则它不会自动地整齐起来，就如我一年前做过的那样。
我下了几次的决心，终于在一天的下午，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把堆在桌子上的书分别放回到不同类别的书架上；一一去试那一堆的笔，把不能用的笔丢到垃圾桶里；一一地去翻那些本子，有用的本子收起来；最为麻烦的是那些纸片，我发现有些是很重要的文件，要分类放在不同文件夹中；有些则需要销毁。把桌上余下的东西放到位，用抹布把桌子擦净后，看着几个小时的成果，内心中也感到舒坦了许多，似乎内心也变得有些条理了。
那一刻我在想，熵增定律可以表现在我的书桌上，或者我的肠子上，是否也会表现在我的内心里呢？其实当我这样自问的时候，答案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谁让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其他事物一样都属于被造物呢？希伯来文中的“肠子”可同时指人的内心。凡在时间中的，都会随时间而变化，而熵增定律表达的就是被造物在不可逆的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一定是朝着其无序性必然会增加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内心中也会因为所经历各种事件带来的各样念头而形成很多的缠累。其实那一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肠子可以用所宣传的物品去清洗，书桌可以专门花时间去整理，但我们的里面呢？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里面得到一些清理呢？
想起古人说：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但问题是，在很多时候，我没有感到自己的里面也需要专门花时间去清理。等我感到有必要坐下来的时候，我已经被里面的缠累所淹没，不知从何处着手清理了。
容易让我们下手清理的是我们这一段时间所经历的那些事件、事工。其实里面的很多想法或念头也是从这些事物中来的。只要肯花时间，清理这些事情也还是很有意思的。只是，这个层面的清理可能还不能够达到内里。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要特别感谢带我成长的那位老弟兄（我暗自把他当作师傅）。多年前，当他还在带我成长的时候，他要我做的就是比这个事工层面中的清理再进一步的事情：至少每个季度，专门花一个整天的时间，专门清理一下你的灵修、祷告、读经的生活，即你与神的关系；并且，重要的是，他让我一定记住，要用笔去一项项地清理，笔就如擦桌子的布或排肠毒的物一样不可少。
很感羞愧的是，虽然我早些年就接受过这样的教导，但从来没有做到一个季度清理自己一次。刚信主还被带领的时候，过一段时间还能如此地反省自己一下，想想大概是一年一次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自己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带领别人的责任的时候，这种自我的反省却越来越少了。每次当我安静下来，进入到这样的反省中的时候，我总是发现，与前一次在神的面前的复兴相比，与前一次那种有质量的灵修读经生活相比，与前一次制订的灵修读经计划相比，竟然有如此多的迁移。就如早先在老家看表哥犁地，手稍不用力，不是犁头偏了就是犁得太浅了；不太有经验的他似乎总要不停地调整。
不过，随着生命的成长，我也开始意识到，就是进到了这个层面的清理，也只是帮助我们预备进入到内里而已，即把我们带到我们与主的关系中，带到神的面前；其本身还不能够让我们完成内里的清理。在这样一个内里，其实真正来说，并非明镜亦非桌台，因为那太过空泛；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手能够时时勤拂拭，因为那太过高抬我们自己。内室中是有面镜子，但上面模糊不清，与其说是积累了尘埃，不如说是整个内室中的气雾使然。我们可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密闭的卫生间中沐浴完后，想将墙上的镜子擦试干净却是不能，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打开换气扇，让风进来。我在学会开车后，对雨天车内挡风玻璃上的雾气要用冷风吹拂才能够散去，有着深切的体会。进入内室，我们只能等待，等待那被称为风的圣灵吹拂，让内室得以清澄，让生命之镜有稍许明亮；尽管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可能让这个镜子清楚到和面对面一样，但毕竟在这个地上，我们只能够对着镜子观看。
内里由各种念头构成的气雾，如果长时间的聚积仅是变成镜子上的尘埃还倒罢了；就如洛克说，这面镜子就像一张白纸，人还可以在上面照自己的意思去涂画。问题是，比如培根就认为，气雾聚积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在镜子上更可能形成各样的形象，用基督信仰的话说，即各样的偶像。这些形象在支配着我们，而不是我们在按自己的意思随意勾画着它们。我们大致可以把形成的这些形象分为两类。
有些是我们乐意追随的，就如诱人的手机、衣裳、房子、车子、靓丽的明星偶像、骄人的业绩表等。只是在近几年，我才开始十分诧异地注意到一个现象，在我以往的生活中，先是一段时间总会有一个人的形象常常地抓住我，不用说多数是异性；近几年总是有某些事务常常地抓住我，不用说多是教会的事；想拒绝被这些事务抓住十分困难。问题是，这些形象似乎成为了迷雾之中的安慰；当然信主后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一种虚假的安慰。只不过是，知道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在生活中的消失。除了这些想去追寻的偶像，第二种更为可怕，就是隐约地盘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却不愿意去面对、甚至不愿意承认其存在的那些影像。它们对我们的控制，一点不亚于，甚至是远超过了前者。某些失败会带来让人沮丧的阴影，每当我们在某种不期而遇的处境中遭遇到它们的时候，里面出来的叹息都会下意识地通过某种肢体语言表达出来，别人可能看不出来，而之前自己也意识不到。但信主一段时间之后，那些细微地传达着这种内里叹息的肢体动作，慢慢都开始被自己意识到了。
确实，想想我们还算是有福的。那些没有经历过也从来不知道内里需要清理的人，如保罗所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里面的昏暗是何其大啊！受着那些内心虚幻形象支配的人，不要说进去清理，怕是连进入的门径也难以摸到。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并且因着他而进入到这个内室，因为这里现在属于他。
问题是，我们这些似乎是已经属于他的人，里面也还是时常会有需要清理的各样形象，只等那赐生命的圣灵之风吹入，让我们再次闻到生命的气息，使我们从那些雾气所形成的形象中得着释放。就是说，真正能够完成我们内里之清理或更新工作的，只有那位被差来的圣灵保惠师。他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灵修寻求，借着我们所默想的神的话语，引导我们明白或进入到一切的真理之中，就是进入去除了那些偶像的真实之中。“常吹拂，常吹拂，恳求吹我风休住。”多少次，因着圣灵感动的工作，在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偶像的重担脱落，内里贯通的时刻，都成为生命重要的转折。当我回顾往事的时候，我发现，不正是这些时刻在我的记忆中最常出现吗？其实人在这个世上生命的长短与丰盛并不取决于其在这个世上度过的时间的长短，而取决于这些时刻，这些内里得到更新与清理的时刻。
圣灵之风吹入，不是要使我们的里面变得空灵，镜子上一片明亮，好像我们变成了世人所向往的达到了无待境界的仙人一样。圣灵不是凭着他自己说的，乃是要提醒或光照我们使我们想起那些在圣经中基督已经告诉我们的。他要将受于基督的都告诉我们，目的是为了荣耀基督而不是我们自己。明亮的镜子上，如保罗所指明的，是圣灵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活画在其上。如果我们生命中真是这样，并且这也正是我们所求的话，那么我们确实是有福的，因为这正表明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在我们的生命中，以往被各种雾气所遮掩的神的形象，终于又重现于我们的生命之中，显明我们是真有神形象的人，真有神儿子之生命的人；并且这形象成为我们可以终身效法的。
“哦，我要像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求你在我的衷心，刻下你的形象。”
如果你对内里的清理寻求到这一步，那么你没有白白寻求，你所经历的恩典实在是大的，远远地高于你对书桌及肠道的清理。

南非开普敦第三届洛桑会议已写入史册，其对普世教会的影响和意义如何，势必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看得清楚一些，因此尚无深刻反省的可能。可以说上一两句的，多是对大会的观感和评估，见仁见智，畅所欲言，本无庸置喙，但当读到如下涉及内地教会的言论，便觉有些话不得不说。
海内外华人基督徒所普遍关注的，自然是中国代表绝大多数未能到会一事，笔者留意到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胡志伟牧师的一篇文章，提及他对事件成因的解读，认为是大会组织者“处理失当而导致了政治方面的干预”：

为何家庭教会早于2008年已进行筹备，而三自教会却于今年5月才收到邀请？此种不礼貌的“请客”自然带来了此次不愉快事件，使绝多内地同工（无论是三自、家庭或城市教会）未能出席盛会，向前与国际教会接轨。1

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胡牧师的意思似乎是若主办方一碗水端平，此次政府干预就有可能不会发生。作为成功个案，胡牧师在另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2004年9月29日至10月15日在泰国举行的“福音论坛”，是次会议“有两位内地三自教会同工首次应邀参加，分别为傅先伟及张艳，也有数位内地家庭教会同工”。2 胡牧师原本期待却未成真的是在这次洛桑大会上出现“各地华人教牧，无论是来自中港台美，是三自还是家庭教会，保持什么看法都可以同心祈祷”的感人场面，其理据在于多元传统各自表述：

我们的第一个身份是耶稣基督里的身份，第二个才是政治取向，不要让政治中国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华人教会。中国家庭教会亦只是代表某一部分，而不是代表整个中国。华人的文化血统，其实也很多元，不能说某个声音就具有绝对代表性。3

笔者极之认同上述前设，中国地广人众，各地情况悬殊，加之建国以来对组织的防微杜渐，致使内地教会多元分散发展，情况极为复杂，谁都不能代表谁。但能不能是一个问题，想不想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除了文革十年自身不保之外，“三自”爱国会作为钦点独家代理，始终坚持自身的垄断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虽久已不再明提不加入“三自”爱国会=不爱国=反革命这一骇人逻辑，然而透过这次洛桑风波霍然发现这种思维定势竟然又从隐性变为显性：“三自”与“基协”两会=全中国基督徒的代表，不邀请“两会”作为正式代表参加洛桑会议=分裂中国教会=公然挑战中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对中国宗教事务的粗暴干涉=反华。当拒绝这一独家代理的基督徒，不希望被代表而只想自己代表自己时，就面临被海外反华势力利用、从而危害国家利益的指控。因此，胡牧师所言个别不能代表全部的确反映了当今中国教会的实情，不过若是能直言“两会”也只能代表某一部分，那才堪称“持平的真话”。
对于中国家庭教会参加是次洛桑会议究竟有何意义，已陆续有不少见解发表，这里不再赘述，笔者只想就个人管窥进言一二。至少在本人的主观愿望上，存在着借参会伸张中国家庭教会的存在、激发共同体合法身份的想像。4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身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表述为“阶级”）的国家，身份是个实实在在的存在（being）问题，与权利待遇配套，不仅是多少的问题，甚至关系到有无。例如“人民”就是一个重要的身份，你必须跻身人民的行列，才能享受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利。于是就不难理解上世纪50年代“三自”爱国运动推动中国教会洗心革面，从割断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关系到积极投身各项政治运动，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中国基督徒赢得人民的身份，以使基督教获取在新中国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忙了十年，满以为已站到人民一边的宗教界神职人员，还是被划分到剥削阶级的队伍中，必须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接受改造。虽然一度被迫解散，但自从文革结束后被重建以来，“三自”再度获得独家代理的身份。
伴随中国社会的变迁，市民社会空间初步形成，中国家庭教会也成长到一个地步，开始用自己的存在和声音主张其主体性，所传递的讯息无非是向“两会”说“你有你存在的权力，我也有；你也拥有争取作代表的自由，但拜托请你不要代表我，因为我有不被你代表的自由”。想必“两会”的领导们是能够了解现实的，这从他们致书洛桑组委会主席称我们为“与基协和三自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就可以得知。以代表全中国的基督徒的全国性组织自居，却没有被邀请为正式代表，当然会感觉“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在外交部官员回应记者提问的书面答复中，“三自”与家庭在中国处境下的不同身份更是昭然若揭，称前者是“中国基督教的合法代表”，后者为“我境内基督教私设聚会点”。
因此，洛桑风波的关键并不在于邀请方没有持平对待，本无平等身份可言何来持平？一方唯我独尊，一方被剥夺合法身份，其间若非全有就是全无，根本不会出现诸位本着单纯而善良的愿望所期盼的平衡局面。在目前的处境下，双方各派100名代表参会的动人场景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只有在“三自”丧失独家代理的角色，而中国政府也承认了家庭教会的合法身份，才有机会出现这种局面。故对洛桑组委会而言，若要邀请中方组成如此规模的代表团，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无一碗水端平的可能。当然中国许多事情都不会如此绝对，若取舍权衡一番总能找到回旋余地的。假设邀请方能将中方代表人数缩减至十人左右，再循规蹈矩地先与“两会”领导联系协商，谨慎而诚恳地请求准许极为低调地塞进两三位家庭教会的人，那么胡牧师前所列举“福音论坛”的和谐景象或会再现。
不容否认，今天中国的整体形势的确较过往宽松，正如胡牧师所言“家庭教会与海归教会在不挑战若干限度下仍有其发展空间”，但这空间并非自上而下的赏赐，我们也不会苟且其中、止步不前。只要在中国仍有人因信仰的缘故遭到不公正的限制和打压，我们就都尚未摆脱被歧视、遭怀疑的“他者”身份。不论通往普世价值的宗教自由之路还有多么漫长，我们都要呼朋唤友地努力走下去，且更看重这里有上主所赐书写中国基督徒身份想像的空间，尽管各路“写手”纷纷出马，试图用自己调配的色彩涂抹这空间，竭力迫使我们将自身视作和体验为合乎其口味的“他者”，并将其愿景内化为我们的驱动力和规范。只是我们越来越醒觉到，这空间应由历世历代中国基督徒自己来建构，并有权请求各方主内肢体尊重我们的历史经验、记忆、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体性，理解应然和实然之间存在差距和张力的实存性。
本届洛桑会议的结果虽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是中国家庭教会在争取合法身份的路上所迈出的宝贵一步，笔者深为在此过程中诸多肢体所表现出的忠诚、慷慨、远见、和平及勇气而感恩，也从中体会到中国家庭教会在公开性与整体性上的进步，事实上我们正在参与书写中国基督徒的身份想像，因为身份不仅是“存在”（being）的问题，更孕育着“变化”（becoming），过去的叙事的确规定了我们的位置，但未来更以各种可能性影响着我们的定位，人间事在中国如同在世界各地一样，没有什么是会永远一成不变的。
未能到会确实遗憾，但真的那么重要吗？
2010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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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志伟，“出席洛桑大会感受”，《使命与领导》，第12期（2010年11月）：4页。
2 胡志伟，“复和之路不易走”，《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年10月21日），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
3 “华人与会者感言”，《时代论坛》，第1209期（2010年10月31日）：1页。
4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nedict Anderson）提出“想像的共同体”观念，用来界定民族“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想像”指涉形成群体认同过程的认知方式，受该共同体的历史经验、社会及文化处境、政治权力的制约。参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前言

从神国的意义上讲，家庭教会的历史与世俗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同步。“家庭教会”，单单立基于“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道成和复活的肉身。由此，“家庭教会”中的“家庭”一词，首先当是神国意义上的空间范畴，而非物理意义上由建筑材料构成的房间，亦非血缘意义上亲属关系形成的家庭。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才不会将“家庭教会”聚会空间形式作固化理解。
60年前，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们，隐蔽在自己的家庭、僻静的田野和秘密的山洞里聚集，诵唱赞美诗敬拜上帝，祷告、查考讲解圣经并施行圣礼。多少人为着这种信仰的持守，坐监、受刑、被流放甚至失去生命。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在这种恐怖肃杀的气氛下，基督徒的人数却倍增。
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31/3/1982，19号文件），在“文革”后第一次全面阐述执政党的宗教政策。这标示其宗教政策的第一次转型，即从“宗教消灭”转向“宗教容忍” 2。背景不仅是巩固其执政合法性的需要，而且是因应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呼吁及要求。这种转变，给家庭教会的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家庭教会的发展，伴随着与传统民间宗教和风俗结合而出现的邪教和异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批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信主，推动了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然而，“六四事件”尤其是东欧剧变后，为防止境外敌对势力宗教渗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5/2/1991，6号文件）出台。这份文件，以“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为导向，掀起从中央到地方立法将宗教政策细化成法规的浪潮。 3其实质是从改革开放背景的“宗教容忍”，退向防范基督教成为未来“敌人”的“宗教管控”。
1999年4月的某气功组织事件，导致其被民政部、公安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发布通知取缔；10月，先是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针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的犯罪”发布司法解释；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200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全体出席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再次联合颁布“打击利用邪教组织犯罪”的“司法解释”。这显露认定某些宗教已是内部“敌人”，需要以专政手段与之斗争的思维，由此宗教管控更为严厉。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3号文件）。2005年施行的《宗教事务条例》，因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宗教政策以法律规范形式表述，故呈现出左右两种内容取向并存的局面。
从2005年家庭教会登记风波、2006年蔡卓华案、2007年浙江萧山案、2008年奥运前北京家庭教会受逼迫到2009年山西临汾教会案、守望教会建堂—户外聚会事件的五年中，两件事情一定程度地显明了执政党对基督教所持的微妙心态：一是200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宗教工作召开集体学习会议。自1949年近六十年来，执政党决策集团专门开会，讨论宗教问题，并由其总书记专门发表讲话对该党宗教工作提出要求，这种公开重视宗教问题的方式尚属首次。二是《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2/10/2008）中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反对和制止利用宗教、宗族势力干预农村公共事务，坚决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看得出来，家庭教会日益展现的慈善功能，被政府误解并成为其提防和压制教会的理由。
以上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宗教政策变动和家庭教会变迁的简单叙述。“洛桑事件”，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如何审视洛桑事件后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关系？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前两部分先对家庭教会两种政教观做一初步分析。第三部分审视我们所处的公共空间及其内在危机。最后，我会对教会如何面对当下处境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传统的政教观

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关系，首先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教会与政治的关系，洛桑事件后更是如此。我认为判断二者关系，需要同时理解教会存在的目的、中国政治现实及传统的政治观。
众所周知，耶稣在升天前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8—20）上述经文的字面含义直接陈述教会当传福音、施洗和讲道。加尔文也从福音、教导和圣礼方面阐明教会的必要性。 4
韦恩·格鲁登（Wayne Grudem）指出教会存在的三个目的：对神的事奉即崇拜、对信徒的事奉即培育、对世界的事奉即传福音及行善。对于行善，他提到不仅是为所有人祷告，求主医治他们，供应其生活需要，而且包括参与公民活动，或尝试影响政府政策，使有关政策符合圣经的道德原则；对不公平对待穷苦人或少数族裔或宗教团体的政策，教会应为此祷告，若有机会便要声言反对这种不公义的表现。 5
其实，培育造就信徒，使其信心日趋成熟这一目的的成就，若能使基督徒伦理成为社会伦理的基础，就会对社会产生神所喜悦的影响。乔治·厄尔登·拉德（George Eldon Ladd）论述“神国与社会伦理”主题时曾谈道：

在四福音书中几乎没有关于社会伦理的明确教导，这当然是真实的。其原因与其说是耶稣对未来有着如此精炼的观点以至于他不关注社会伦理，不如说是因为社会伦理肯定是以一种个人伦理作为恰当根基的应用结果。神国，这个生机勃勃的观念，表明可在圣经社会伦理学中阐发出三个原则。⋯⋯第三是在耶稣里神国当下的临在，不仅关注人们的属灵争战，而且关心他们物质上的福利。在末世达至完满的神国，将意味着全人的救赎，由此需要肉身的复活和一个自然及社会秩序的更新。我们已经看到医治的神迹就是这最后末世救赎的信物。神国关注在物质层面带来痛苦和苦难的邪恶力量。 6

传福音，是每个教会和基督徒的大使命。但是，传福音是否仅是告诉非基督徒耶稣是谁、为何死在十架上、死而复活的意义等信息，让人认罪悔改归信基督得永生呢？韦恩·格鲁登在其刚刚完成的著作《圣经中的政治》第一章中7，分析了五个错误观点的成因。第四个观点就是“只传福音，不涉政治”。
格鲁登认为耶稣的吩咐，乃是指四福音书、圣灵叫门徒想起耶稣的教导及圣灵就一切事情的指教（约14:26）、耶稣和门徒依靠的旧约。所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乃是指满有信心地教导耶稣的门徒整本圣经。这个“整全的福音”，也应包括圣经在政治方面的教导。这意指基督徒应从圣经中学习为了善如何影响政府。遵守神关于政府的教导，是爱神的一种表现。格鲁登赞同汤姆·米勒瑞（Tom Minnery）的观点：耶稣不仅赦免罪，还医病。耶稣关心人们灵命和世上物质生活的福利。医治人们身体，在神眼里有属灵的益处。米勒瑞将这个模式应用于去提升人们生活状态的任何社会活动，指出“传福音、教导”与“行善、医病”二者都是耶稣怜悯子民的表现，也应是我们事奉的表现。
“整全的福音”包括社会的更新。福音，导向改变的生命、改变的家庭、改变的邻人、改变的学校、改变的商业、改变的社会，同样应导向改变的政府。教会，教导神对家庭、商业、教育的旨意，也应教导神对人类政府的旨意。“只传福音，不涉政治”，错误理解了什么对神才是重要的，以为似乎只有属灵的（非物质的、彼岸的）事才跟神有关，而世上人们物质生活的环境与神无关。这与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主义”异端的观点相似。同时，格鲁登还指出，这种观点误解了神为什么留下基督徒在地上。耶稣留我们在世上，不仅仅是为传福音，乃是通过在生活所有领域对他人行善而荣耀他，包括只要我们有机会，就应对法律、政府和政治过程施以好的影响。耶稣的吩咐“爱人如己”，意指我应在社会的每个方面寻求我邻人的好处，包括寻求产生好的政府和良法。该观点忽略这个事实：神让教会和政府都在这个时代来抑制邪恶。神抑制邪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通过改变人的内心，即让他们相信基督是救主。但这不是唯一的方法。神也使用世俗政权来抑制邪恶。许多邪恶行为只能通过世俗政权的权力来抑制，因为许多不信基督是救主和不能完全顺服他的人一直存在。
“当我凝视基督徒给政府和教会带来变化的历史时，我认为神呼召教会和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工作，给整个世界的人类社会带来不计其数的改善。”格鲁登从历史角度，阐明基督徒已在整个历史中积极地影响着政府。最后，他深切地提到很多人的忧虑：“政治参与会不会让我们偏离传福音的主要任务？”他认为当问的不是“政治参与是否占用传福音的资源”，而是“政治参与是不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他指出神对不同人的呼召不同，而且教会全备的事奉应将二者都包括在内：不同的人针对不同的领域传讲，当然也应教导圣经关于世俗政权的目的和如何将这个教导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情形当中。

二、家庭教会的两种政教观

正确处理教会与政治的关系，不仅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圣经关于世俗政权的教导，而且需要我们恰当反思自己的政治观或政教观。
由于神学建设和教育的缺乏或稚嫩，城市家庭教会带领人的神学观，更多受其性格特征、专业知识结构及思维模式影响。所以，一方面，尽管坚持不加入三自的立场，一些家庭教会仍受中国传统文化型塑之世界观的影响，将六十年前因信仰原因不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中的“家庭”固化理解成私下隐蔽聚会的场所，认为这仍是目前教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佳模式。我将这种教会称为“宅教会”。该类教会极易培育将信仰与外界疏离甚至隔离的信徒，我称之为“宅信徒”。另一方面，在民主运动的艰苦延续和维权运动兴起的风潮下，部分基督徒将福音广传与民主（宪政）的实现简单径直对接，将权贵集团与民间社会关系直接等同于灵界力量的对立，以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政治学思维来观察和判断政府与家庭教会的关系。尽管这类基督徒组成的家庭教会不多，但对教会内民主人士和法律人颇具吸引力；借助维权、民间外交和国际媒体的结合，在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多数城市家庭教会居于二者之间，思维及行为更多受“宅教会”模式影响。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思维模式影响下的政教观应是我们目前关注的重点。
一是“宅信徒”的政教观。其言行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是从“分别为圣”出发，宣扬教会与政治如此无关以至于与政治隔离，自然的推论就是认为只要教会及其活动不涉政治，政府就不会干预或终必理解教会。其二是常常认定政治局势紧张，要求教会的主日聚会形式、事工规模及发展程度不得刺激政府的敏感神经。一旦其他教会在与政府关系上未遵守该标准，“宅教会”便审时度势地与之保持距离，甚至排斥；或对初次到教会的慕道友和外地信徒进行严格的事先通报甚至盘问式审核。其三是被“新法治”所惑8 ，以为单靠法律手段就能推进宗教自由；但认为由基督徒主导的“维权政治”会导致政府认定家庭教会将是未来威胁政权的“敌人”，转向打击教会的宗教政策，使教会难以开展活动甚至无法生存。于是，以基督徒维权人的“野心”或“自卑感产生英雄情结”为由，用“秋风扫落叶”般的阶级斗争方式，排斥他们。
“宅教会”普遍存在的首要原因是：“基督徒中间存在着一个限制神国范围的近乎根深蒂固的倾向。与此并行的就是一种持久的趋势，即将这个世界分割成神圣的与世俗的。这种限制的最常见例子就是敬虔主义。敬虔主义者将神国限定在个人虔敬的范围内、灵魂的内在生活里。⋯⋯另一传统就是缩减基督王权的范围，方法是将神国与建制型教会视为同一。该观点认为只有神职人员和宣教士参与到‘全职的神国工作’里，平信徒则只在参与教会事工时才与神国活动有份。这种限定，产生一种误导性的词汇‘教会与世界’，这暗示所有的人类事务被分割成两个领域。” 9
我认为“宅教会”的表现形式，与其说是基于圣经世界观，不如说是更多地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党文化的影响。“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赵汀阳认为，秦汉以来的绝对权力导致国人具备的不是政治意识（即思考权力合法性证明及其分配），而是权力意识（视权力为最高价值，迷恋、维持或夺取权力）。中华帝国由此首先是放弃天下体系，从世界政治转向国家政治，再放弃后者，而变成国家行政：即帝王为防止最高权力被质疑、挑战，必须建立一种能够瓦解任何政治集团凝聚力的制度，创造一种属于且服从皇权的组织，以控制整个社会。该组织就是官僚体系。官僚政治将政治变成统治而终结政治，所以，“中华帝国的统治根本是一种反政治或者说无政治的统治。”10家庭教会在这种传统中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最高权力的挑战和反抗。吊诡的是，该传统同时“渗透”而成教会的传统：除了存在，教会在其他事项上服从或沉默，由此不对其他领域的事件发声。

这种出于服从或躲避打压而封闭的取向，跟秘密社会或地下社会传统对接起来。由于“宅信徒”政治观被传统文化所左右，基于恐惧官僚权力的心理，对政治现象或者置之不理或作简单化理解。例如对身边不义事件中遭难邻人的视而不见，将特定情形下的户外聚会视为 “搞政治”，将国际社会公认的民间外交形式定性成“疯狂”等等。我心里纠结的是：神的选民、赎民，何时去探望露宿街头的访民、冤民？背负十字架的我们，何不先与基督徒维权人同在，感受他们也有的辛酸、痛苦和伤痕？
另一种政教观，则是基于维权运动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认为国家危机深重，权贵集团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将会镇压公民社会包括家庭教会；教会若不抗争，会有不复存在之虞。这种将教会与政治关系纳入其中的“维权政治”思路，简单将教会（神国）与世俗国家（地上国度）的对比，移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公民社会与权贵集团之间的关系。这种移位推理，应用于下述观点：基督徒当是公民领袖，教会当是公民社会中流砥柱。基督徒和教会当领导公民社会与权贵集团对抗，这种对抗乃是圣灵与邪灵之间的争战，是上帝与撒旦之间的战争。于是，延伸的推理就是教会应该参与到这项对抗的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当中去，教会和基督徒都当义不容辞地参与其中。
这种判断看似继承家庭教会不服从世俗国家政令的立场，但若从其逻辑出发推演，是否要谴责60年前家庭教会没有通过社会运动和法律诉讼奋起抵抗“三自运动”和施加逼迫的政府呢？
这种思路最令人困惑的是它潜在地认定权贵集团或其控制的政权属魔鬼，或完全被魔鬼所驱使。所以，我们当问是否存在某类政权属魔鬼的情形？新教某些宗派的确存在一种传统说法，即所有的政权都是邪恶的、属魔鬼的。其最大理由就是耶稣在受试探时，未对魔鬼就天下万国权柄荣华的说法提出反驳，所以世上所有国家的权柄都给了撒旦。格鲁登在证明为何“所有世俗政权都是属魔鬼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过程中，认为耶稣并没有必要对撒旦的每一谎言作出回应，因其目的仅是抵抗试探本身。而且，《但以理书》4:17、《罗马书》13:1—6和《彼得前书》2:13—14等经文，表明世俗政权是神所赐，归于神的统治，被神用于其旨意的实现。
我认为不能基于政治哲学中君主（或独裁）政体、贵族（或寡头）政体和民主（或暴民）政体的区分，来认定某国某政体及政府是属神还是属魔。这不是从神的主权及其核心神国出发来看待政体及政府问题。即使统治者邪恶，其权柄亦是来自神。加尔文认为不仅“那些不公正和无能力地统治我们的人，是神亲自兴起为了惩罚百姓的恶行⋯⋯邪恶的君主是主向世人所发挥的怒气”11 ，而且“当我们听说君王是神自己所立定的，我们就要立刻提醒自己：神给我们对尊荣和敬畏君王的吩咐，我们这样就能毫不犹豫接受最邪恶的暴君正在神所指定他的岗位上。” 12任何一个政体都存在着神（国）与撒旦（国）之间的争战。
圣经中对属灵争战的教导，的确是采用军事战争的描绘手法及比喻。阿尔伯特·沃尔特（Albert M. Wolter）认为：一种真正的圣经世界观，认可神与其对手间出于对被造物的掌管而爆发一场真实的战争。他提到这种军事隐喻的基本要素如下：元帅是两王，一位正主另一位是僭主，每位各有其主权和军队，每位为拥有同一疆域而开战。正义主权的王国被圣经称为“神国”，军队是神的子民（新约里的教会），其对手被称为“世界”或黑暗王国，军队是外邦人即所有在基督外属撒旦的人。两种主权间的战争就是神与撒旦间的属灵争战，争的是整个被造物领域，每位都宣称对被造物秩序的完全掌管。沃尔特指出今天的基督徒怯于面对这样的术语，觉得太军事化了。但这里的确有真实的危险。众所周知，将圣经里灵界争战的呼召转化成要求支持某种误入歧途的基督徒爱国主义，即将支持某特定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等同于神国事业，是多么地轻易！13 “维权政治”思路不正是将公民社会甚至某个集团主导的维权运动，等同于神国的拓展？其要求教会的参与，不仅能使其神国的属灵外衣更迷惑众生，而且在现实中成为其设计者的组织力量或“票房”。
这种思路，如此频繁和激进地强调“文化使命”，以至于其成为大使命的核心和先锋，甚至在具体事务处理上将后者取代；同时配以圣经中奖赏与咒诅的教导，鼓动每位信徒通过参与政治获得奖赏。这种逻辑，不仅与当年门徒争论谁可坐在神的右边，谁是最大的极其相似，而且混杂了中国传统民间宗教求福免灾的神秘主义思维。在这个框架中践行文化使命和争取奖赏的信徒，渐渐更多凭借才能和势力而忘记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表现一是在以“维权”服事教会过程中，接触到各种势力代表。这种联系带来的名声无形中滋生了内心的骄傲和虚荣感，一方面为这种工作制造英雄情结，另一方面给自身带来（道德）领袖幻象。表现二是在为解决问题而与各种势力合作联盟的过程中，争取更多资源和更高名声地位，实现在世上的政治抱负成为其个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目标。
综上所述，“宅教会”政教观，更多被传统文化及党文化思维所左右；而“维权政治”思路的政教观，以政治学为主轴，但套路粗糙，而且作为其基础的神学混乱。两种政教观都不是从神国世界观出发思考政教关系、处理政教问题。用姚凯弟兄的话来讲，就是二者都将教会与世界等同。

三、我们所处的公共空间

信徒增多、教会增加、教堂设备更换及国际交流的频繁，在现实中常像温室一般隔断了我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思考。在一种强权横行、邻人受害的环境中忙碌、麻木，成为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为了获取更多更好“食物”而艰难生存的我们，渐渐丧失了本有的常识、反思力和行动力，以致看不到没有公义之地，就是有被伤害的邻人需要被医治和照应。“祷告”、“负担不同”甚至“属灵的优越”，成为与那掩面匆匆而过的祭司和利未人一样，让别人不可论断的属灵理由。
耶稣传道，更多的是与税吏、妓女在一起，常医治病人尤其是残疾人。他道成肉身，亲身体味世人的忧伤和苦难。那位满有慈心的撒玛利亚人，不同于祭司和利未人，救助、医治和照顾那位被强盗伤害的路人。今天，谁是强盗？我们如何知道谁是被强盗伤害的邻舍？这需要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公共空间。
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公共空间内？
60年前，军事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组织成为设计各级政府及其机构的模板，作战方式成为政府施政的基本模式，战争动员成为政府处理社会问题的惯用方法，敌我对抗成为政府面对异议的思维范式。因此，“新民主主义论”推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实是为一党专政设计的理论外套，“以阶级斗争为纲”乃是为打击“敌人”准备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教义、实现该教义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仪式，领袖—党—政府—社会（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社团单位）－家庭（个人）的一元化国家组织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宗教”。 14
“文革”结束后，为了解决民生问题特别是重获执政合法性，“以阶级斗争为纲”退居幕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行其道。个体、私营经济逐渐享有合法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建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正如袁剑先生在其著作《奇迹的黄昏》中所指出的，1989年事件前，城市改革采用“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改革模式”，导致腐败和社会分裂；之后，由于政治改革暂停，经济改革若要继续推行，只能依靠官僚体系推动改革：即“官僚体系（包括政府各种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按照对中央政策精神的理解，来组织、推动、参与经济活动”。由此，表面上以GDP为政绩考核标准的过程，演变成“瓜分公共资产”及“与民争利”的机会。为将公共资源转为政府部门利益，各政府部门形成利益集团；或为获取政府控制的各种资源，围绕官僚体系衍生出各类利益集团。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导致的后果是地方一般预算严重依赖转移支付，使地方政府负债严重。这更加促使地方政府寻找和扩大获取地方财政收入的途径，这都需要出售公共资源。由此，土地、国企和各项税费政策等成为政府经营的对象。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国企贱卖、环境污染等，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现象。依赖投资和出口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厂房，而且要求政府来控制原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低成本低福利，才能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价格优势。秦晖先生将这种优势称为“低人权优势”。2010年的罢工浪潮正是根源于此。由此，我们才理解为什么某地方政府如此积极强制职校学生到移址当地的富士康实习。
这种改革模式，决定了法律制度设计模式、经济利益分配模式、纠纷矛盾解决模式和社会阶层分布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失地农民、被拆迁户、下岗工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群体的利益，被主导和维持这种改革模式的权贵集团以合法理由和合法手段剥夺，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以至于成为后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为化解或杜绝群体性事件危机及其对政权的威胁，自2009年初，中央启动或加强对基层县委书记、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官、地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和市级纪委书记的集中培训。这种逻辑再次巩固党国对官僚体系的依赖。
官僚体系—权贵集团对民众权益的剥夺，带来的已不单单是贫富差距、地位高低、权势强弱而已，更深的危机是生死问题。一方面，权贵集团抢夺和瓜分“全民所有”资产，对制度和文化的负面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全民走向“跌破底线的竞争”：各行各业为获取资源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已经不择手段到丧失职业伦理和道德底线的地步。黑煤窑、地沟油、楼脆脆、劣质钢材、毒奶粉，从伤害成年人健康、侵犯未成年人人身自由到无视婴儿生命，平民百姓为谋取利益无所不为。另一方面，权贵集团为维持和巩固其利益和地位，在制度上精心和及时地更换、创新、填缺补漏，导致受害者普遍无处申请救济获得保护，并用法制手段将维权者判刑入狱。这种情形如此普遍和恶劣，以至于受害者丧失对政府的信任，“自力救济”以暴制暴，导致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局面。
基于上述观察，我将当前公共空间的危机称为“同归于尽”社会危机。它表现为三个层次：个体权利救济困境、“同归于尽”社会现象和国家共同体危机。
以受害者行为方式和怨恨心态为分类标准，我将个体权利救济困境分为三类：1、隐藏型（忍气吞声）：因为与对方力量悬殊，而选择忍气吞声或败诉后弃诉。2、常态型（依法维权）：坚持不懈申诉、上访。3、极端型（自杀式反抗）：因公立救济无效，无法对抗侵权者，选择在侵权现场或公共场所以自焚等方式表达抗议。

“同归于尽”社会现象也分为三类：1、“同归于尽”型个体事件：公力救济未能保护个体权利，受害者向侵权者或渎职者实施“同归于尽”的暴力行为；通常施暴者亦即受害者当场死亡，或受审被判死刑，如杨佳事件。2、“集体抗争”事件：依法维权受阻，维权者转向以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方式表达抗议时，因受理案件的政府官员处置不当或暴力镇压，激起当地隐藏型事件和常态型事件中当事人的同情，导致三类个体共同行动：或者加入游行示威，或者以暴力方式向政府表达抗议。结果是民众与政府两败俱伤，如贵州瓮安事件和云南孟连事件。3、丧失底线的竞争状态，即“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由于各领域内部自律的缺乏和外部规则限制的缺失，导致个体或团体奉行机会主义——为满足欲望不择手段，丧失底线地竞争，产生互相侵害的共损局面。包括经济与社会层面——如结石娃娃；法律与社会层面——如老人摔倒无人敢救；政治与法律层面——如两种对立的司法体制改革、对维权人士的打压等等。
最后是国家共同体危机。如果没有一种宪法秩序，保证国家采取正确的行动，或防止权力被滥用以保护国民权利，那么，既没有自身行动伦理约束，又没有国家制度约束的国民，就会为满足自我欲望而没有底线地实施行动，互相侵害的局面就会逐渐并全面形成。同时，对特权集团的社会抗争会此起彼伏地发生。国民共同生活的统一观念无法形成。国家陷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国家，本身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或者趋向分崩离析。

四、教会如何面对

“宅信徒”和“维权基督徒”的政治观，都不能成为家庭教会处理与政府关系的出发点和基础。因这两种政治观，都源于基督信仰外的世界观并混杂着错误的神学观点。不得不承认，家庭教会需要在健康神学的基础上，通过恰切把握中国公共空间的危机，认识教会自身在神国的使命和在世俗共同体中公共空间的现实处境，来评估不同阶段与政府的关系。
大使命是教会和基督徒必须履行的义务。“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太10:16）传福音救灵魂，需要对邻人生命状态如医生诊病般理解到位，才能确定宣教的正确方法。公共空间的危机决定其内部人们生命危机的特征。对“同归于尽”社会危机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深察觉到邻人被贪婪、贫穷、冷漠、恐惧、仇恨等伤害的生命。同时，基于福音的整全性，教会必须传讲圣经关于政权责任的教导，并将其应用到如何避免“同归于尽”危机的实践中。
守望教会在登记—建堂—洛桑事件历程中应对措施的变迁，与其说是“浮出水面”，不如说是从封闭的“宅教会”迈向公共空间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有拓展中的神国与黑暗王国之间的争战，同时又有现实层面教会作为社团与执行不合时宜政策的政府之间的冲突。我们在这个背景下，极易将神国与世界视作线性交替和向末世迈进的百分比式替代关系，混淆生命与职分，将现实冲突等同于属灵争战。
家庭教会参与的洛桑筹备事宜，同样是违反宗教政策关于宗教国际交流方面的规定。筹备过程中全国性组织网络的形成或巩固，以及到国际舞台上的整体亮相，更是犯党国之大忌。这种“登记”与“建堂”逻辑间的延续，“建堂”到洛桑事件逻辑间的递进，其实就是神国透过教会的自然成长更深地进入公共空间，是公共空间归正和更新的起点。建堂过程中的户外聚会和洛桑事件中的受控遭压，使得教会牧者和信徒真正进入“同归于尽”危机的空间，效法道成肉身的耶稣，被藐视遭厌弃受痛苦经忧患，如此方能体恤那些被强盗剥夺殴打的弱者。这使得“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的灵里相连通感，成为生命的真实见证。天明牧师的证道“这就是邪恶”，当不是因为个人利益受损才指控的维权声明，而是基于圣经教导对政权丧失基督所赋责任的责备。这种从教会发出的讲道，不是针对政府权柄的挑战，而是面对撒旦权势争战的宣告。
在建堂购房纠纷中，正是这种将宗教团体政治化、行政化、单位化和单一化的宗教管理体制 15，将民间自发成立的家庭教会视作非法组织，正是这种管理强制下的违约，使守望教会与大河房地产公司从市场上的合作者遽然转变成可能的法庭上的诉争对手；正是这种制度设计和执法管理，使得二者产生纠纷和矛盾，可能的后果就是两败俱伤。这种干预企业正常经营和限制社团自治的方式，非但不可能让社会和谐安定，反而会在客观上引发社会中团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不仅在当下导致当事人双方利益受损，而且更长远的恶果是将会伤害和分裂社会团结友爱的纽带。洛桑事件中政府使用群众自治组织居委会人员蹲点贴身监控参会代表。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导向的以经济利益为诱导的社区监控机制，使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人成为监控者与被控者，前者侵权使后者受害，后者维权将导致前者丢饭碗；这种设计和执法方式，导致的后果不是前者心理扭曲就是后者心灵受伤。这种利用社区人际关系来达到非法目的的方式，乃是“文革”压逼人们指控亲朋好友遗风的延续。不仅旨在驱使奴役人的心灵，而且摧毁人际间尊重珍惜爱护的美好相连。令人欣慰并深受鼓励的是，教会在这两件本是“同归于尽”后果的事例上，靠着耶稣基督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和行为。这正是基督徒如何在这个世代应用圣经教导避免“同归于尽”危机的见证。
顺服神不顺服人的教会，过去不被三自爱国运动所要挟，不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今天也不会成为民主或维权运动的组织力量。政治理想不是教会的使命，维权方式不是教会处世为人的基本选项。基督的政治，是我们因信福音进入基督身体，通过圣餐礼相联结形成跨越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及历史时间的共同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会为基督殉道；而非“利维坦”的公民，是为国家献身。16 在洛桑事件中，全国家庭教会的多宗派合作和各地域联合已初步呈现，需要以将筹备和参与过程全部公开的方式继续推进合一。教会既不能退向“宅教会”，又不能激进迈向维权政治。“内刚外柔”当是教会面对政府的基本态度。“内刚”，指向传福音的使命、实践及由此出发处理政教关系问题。“外柔”，指向政治问题包括特定时期传福音的方法。

在大使命即传福音上，我们当义不容辞，不然“就有祸了”。我们的刚强壮胆，不必用在与政府的对抗上，而是要践行于传福音拓展神国的大使命上。居委会人民战争式的监控，显明社区邻人的生命是何等深受撒旦的捆绑，这分明是提醒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我们不能再等待，必须用基督的福音攻破这坚固的营垒。为此，我们不惧受气、遭压、坐监甚至舍命。杭州市基督教协会会长曾在中国神学研究院宣称：大陆无人因传福音被捕。尽管这并非真实，但也从另一面让我们省察：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是否过于迁就宗教政策，而非满足神国拓展的需要呢？对政府和政策过分的紧张、恐惧和迁就，如同一堵堵高墙把我们的生命封闭在“宅教会”，让我们的福音也限定在自身的人际圈内。结果，福音远未传扬到社区、居委会、街道办、公交车、地铁站和饭店里面，甚至连我们父母亲朋好友都难以听到福音或得到教会牧养。
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基督身体—神的道—神国在福音意义上的扩展，不能基于强制的要求、行动和欲望。教会当年拒绝参加三自爱国运动的理由，正如今天不能成为维权运动的组织力量一样。教会使命不是政治抗争，而是传福音、施洗和教导。教会传扬福音拓展神国之道，不是以人数的众多、组织的强大、对峙力量的雄厚来迫使对方妥协的政治技巧和艺术，而是在与“老我”争战当中，效法耶稣舍命背上十字架，在罪中死，在基督里活。
“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教会当然在每一政治事件、社会现象，每一项法律和重大案件上，基于圣经世界观有自己的立场，这种立场不仅当在教会讲台上教导，而且当应用到基督徒的生活中，引导信徒根据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负担，为神的公义勇猛如狮，采取各样的行动。然而，教会自身，一旦企图以维权运动推动政治变革，哪怕是有实现宗教自由为自身使命实现的基本逻辑，就会被属世界的政治（观）俘虏，与当年被指控犯有“（煽动）颠覆（宗教）政权罪”耶稣的羔羊形象，背道而驰。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教会以基督而非政权为首。教会自身合法性、神职人员产生、活动场所安排和属灵刊物印发，属教会自治范围，不由政府决定。从政治学内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这种背景下的教会，作为公民社会构成部分，基于宗教信仰而对国家权力构成限制。1998年即出版《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 17 ，并十几年如一日研究和推动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李凡先生，在与笔者讨论时明确指出：“家庭教会不应该成为政治力量，即自己不要这么看自己。家庭教会本身不是政治力量，但是会对政治产生影响，这和前边的观点并不冲突。家庭教会在政治上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刻意要表现政治角色是不应该的。从世界南方的事实出发，一些新兴教会利用教会来搞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传教的方式，即用政治的方法、为社会做好事的方式来达到传教的目的。但这不是中国的情况。家庭教会目前对政治的影响是从公民社会、观念和精神力量、非暴力而来，这是我一直强调的。它不是一个政治组织。”
整体而言，家庭教会生命的见证和应对政府的智慧，让政府没有将教会与政治运动挂钩而作相应对待。这次洛桑事件过程中，尽管外交部答复采访时，不以“非法宗教团体”而用“境内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一词替代对家庭教会的指称，但党国动用宗教局、公安局、边检、海关、街道办、居委会等机关或组织全面布控施压，这种将家庭教会视作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方式，在政教关系上迈出了冒进而危险的一步。笔者希望政府不要惊慌失措担心教会成为维权运动的后起之秀，更不必被“宗教渗透”的冷战思维自缚手脚。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政府应明了家庭教会不是政治力量，而只是宗教团体，其自由和自治有助于社会稳定、重建社会和产生自主的社会秩序。 18家庭教会只会通过传福音以此期待托住所有人的生命，不论其是强者还是弱者，是侵权者还是被害者，是执政者还是被治理者。无论从世俗的现实还是神国的拓展出发，笔者都认为：家庭教会，是将来避免“同归于尽”危机最大可能性的创造者。

2010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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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初稿完成后，征询了姚凯、凌凤雷和刘雨桥等弟兄的意见。诸多修改得益于他们的批评、鼓励和建议，特此表示感谢。但本文观点由作者本人承担责任。（编者按：本文发表时限于篇幅而略有删节。）
2 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杨江华译，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该译文的完整版载于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01。中文版使用“宗教宽容”指代19号文件的转型，而笔者个人认为“宗教容忍”一词更合适。
3 曹志，“中国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制度分析”，载于《第七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论文集》（二），753—779页。
4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下），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翻译小组翻译，钱曜诚牧师审订，854—880页。
5 韦恩·格鲁登（Wayne Grudem）《圣经教义与实践》（卷三：教会与末世），黄婉仪、麦陈惠惠译，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2002），732—734页。
6 George Eldon Ladd，The Presence of The Future(revised edition), 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74),p303-304.
7 Wayne Grudem，Politics – According to the Bible: A Comprehensive Resource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Political Issues in Light of Scriptur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0). 2009年10月底，笔者曾在格鲁登教授家中做客。当时教授将并未完成的该书电子版拷贝给我。笔者在撰写本文过程中，询问教授相关问题；教授将书稿最终版（非出版社编辑版）发送于我。故只能以这种方式注明；以下相关内容，都是源自该书稿。
8 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另见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作者提交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年会的发言稿，原载于《读书》（2008年第9期）。
9 Albert M. Wolter，Creation Regained(second edition),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2005),p78.
10 赵汀阳，“反政治的政治”，载于《哲学研究》（2007年12期， 30—41页。
11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下），同前注，1305页。
12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下），同前注，1306页。
13 Albert M. Wolter，Creation Regained(second edition),p85.
14 曹志，“北京基督徒公民观研究”，未刊稿。
15 曹志，“中国宗教团体登记制度分析——以基督教家庭教会为考察对象”，载于公法评论网，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zhuanti/zongjiaoziyou/20081128/107.html。
16 William T. Cavanaugh，Theopolitical Imagination，T＆T Clark Ltd.（2002）.
17 李凡《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明镜出版社（1998）。
18 孙立平、郭于华等，“清华大学社会发展论坛：走向社会重建之路”，载于《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9/10期合编本）。

序言
洛桑神学工作小组（与世界福音派联盟神学委员会合作）主持了三次研讨，共有来自七大洲的六十多位与会者，围绕洛桑的口号—— “普世教会传扬整全的福音直到地极”—— 中的三大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三次研讨的安排如下：
2008年2月在泰国清迈，探讨主题：“整全的福音”(Whole Gospel)
2009年1月在巴拿马，探讨主题：“普世教会”(Whole Church)
2010年2月在贝鲁特，探讨主题：“全世界/直到地极”(Whole World)
每次会议中我们都以六篇全体会议论文和15到20个个案研究作为基础，投入大量时间进行互动讨论。以下内容反映了我们从经文依据以及自身处境出发对洛桑口号中三个词组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这些分析研究代表了“神学工作小组”针对第三次洛桑会议 —— 2010年开普敦会议做出的一些预备工作。

第一部分  整全的福音

我们的探讨从“整全的福音”开始，因为教会本身就是福音的成果和证明，而不仅仅是福音的承载者。福音是神告诉我们的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好消息，这与我们如何理解教会的使命、我们对万物的事工和见证息息相关。在最终的报告中，我们从使徒保罗使用“福音”这个词的六个方面做了一些调整。

1、福音是根据整个圣经来讲述耶稣的故事

（1）圣经是根据旧约经文对耶稣的死和复活进行叙事。正如保罗自己所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林前15:1—4；加1:11—2:10）。
这福音根植在圣经经文中，因神的国而成形，因耶稣成就弥赛亚的工作而确立。这位弥赛亚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将神的王权彰显了出来（参徒28:23, 30—31）。
（2）保罗对福音的定义既包括核心的历史事实（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并在第三天复活了），也包括这些事实的属灵背景和含义（“照着经上说”）。因此我们对“整全的福音”的理解也需要涵盖这两个方面。我们要从全本圣经来理解整全的福音，这样就会保护我们不至于为了沟通和“推销”的方便而将福音缩减成几个公式，也会提醒我们，最终只有神的灵才能吸引各族各方的人进入到这一信息当中。
（3）福音的叙事特征是建立在整本圣经中关于神救恩的信息上，这意味着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有时是从不同的切入点“进入”到这个故事中，这些切入点都和他们特定的或即时的需要有关，并且在他们的文化环境中理解起来更加有现时的意义。然后他们被进一步吸引来认识关于基督的核心事实和主张。重要的一点是，不管这些“切入点”是什么，事实上人们是被邀请来认识并且来相信这件事，就是关于永活神的圣经启示和在基督里的救赎工作。

2、 福音创造了一个由全新的并有和好关系的人类组成的神之家。

（1）神告诉亚伯拉罕，要借着以色列把神的祝福带给世上的万国，神的这个计划从未改变（弗2:13—18）。外邦人本来与神隔离，但“借着福音”他们可以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在神面前拥有同等的地位。这样靠着基督的宝血，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在弥赛亚中成为一个新人，借着圣灵彼此合一 （弗2:13—18）。
（2）十字架所成就的和平，就是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并且把他们造成一个新人的工作，这并不是福音的一种副产品，而是福音的本质（弗3:6）。保罗将这一点包含在十字架的工作之内。
（3）教会就是由彼此和好并与神和好的人所组成的整体，也正是福音的体现。神“借着教会”使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弗3:10）。教会并不只是福音的传播机构，教会本身就是福音和好的大能的鲜活明证。

3、福音宣讲十字架与复活的救赎信息

（1）“福音”的本质就是那好消息，是一定要向万国宣讲的“真理的道”（弗1:13; 西1:5, 23; 帖前2:13）。福音从本质上讲就有口传的特质。福音是一个必须要被讲出来的信息，好使人明白其真理和重要性。十字架的信息是一个与严峻的事实相对立的好消息，所针对的就是人类和撒旦悖逆所带来的破坏和死亡，而且这破坏和死亡不仅波及到人类的生命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也波及到神的创造。
（2）福音宣称基督十字架和复活的结合，神全然担当了我们的罪所当受的审判，显明了撒旦、死亡和所有的罪恶权势都被击败并要最终灭亡，实现了信徒超越彼此的界限和仇恨，与彼此和好且与神和好，并带来了所有受造物的最终救赎。福音所有的祝福都来自神的恩典，我们得到这样的礼物完全是通过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
（3）十字架是神舍己的至高体现。故此，如果福音被商业化或福音的好处被用于交易，那就彻底违背了十字架的信息。苦难是为福音作见证的一种基本因素，新约反复地强调这一点。我们反对并谴责所谓的“成功福音（成功神学）”，认为这样的“福音”是假福音，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省略了十字架和苦难。

4、 福音带来伦理道德的转变

（1）耶稣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1:15）。相信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就会带来生命的根本变化，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的。福音的信息不只是要求有头脑上的认同，更需要顺服。福音所述的救恩是“借着恩典，为叫我们行善”。“尽管我们不能因行善而得救，我们得救之后也不能没有善行。善行不是得救的方法，却是救恩所体现出来也是必定会体现出来的证据。信心若是没有好的行为就是死的。”2伦理道德的转变是福音所达成的工作，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救赎了我们，并且塑造我们如何在基督再来之前过末世的生活（多 2:11—14），也给我们能力去顺服，甚至是当这种忠心的顺服需要我们做出牺牲的时候。（林后9:12—13）。
（2）福音是关于顺服的，而不只是关于认信，彼得（徒5:32；彼前4:17）、雅各（雅2:14—26）、约翰（约一 2:3，3:21—24，5:1—3）和希伯来书的作者（来5:9）分享过对福音的这一理解，当然也可以追溯到耶稣自己（太7:21—27；路 11:28；太28:20；约14:23—24）。福音从本质上讲是口传的信息，也是伦理的信息。凡是福音所及之地，就一定会带来伦理的改变。

5、福音宣告真理并将罪恶暴露在神的审判之下。

（1）福音也是需要捍卫的真理，在被拒绝或被曲解的时候我们需要持守它。所以福音还有辩驳的因素。它同其他的世界观有着鲜明的对比和对立，同教会之内曲解了的真理和虚假教训也势不两立。作福音的仆人必然会涉及到代价沉重的挣扎和属灵争战。这是保罗的经验，也是他的警告（加1:6—9，2:5、14； 腓1:7、27，4:3；提前1:11；提后1:8；门13）。
（2）为着永恒救恩的祝福和新造族类的盼望而与罪恶抗争，这是福音的一贯立场。“救恩的信息也包含神对任何形式的分裂、压迫和歧视的审判，我们也不应当害怕谴责任何地方存在的罪恶和不公义。”3

6、福音是神在历史过程中与创造过程所运用的宇宙性的大能。

（1）对保罗来说，福音看起来似乎自己有生命一样，所以保罗将福音用人性化的方式描述出来：它在工作，有主动性，传到普天之下，并且在全地结出果子（西 1:6）。整个宇宙万物都是借着基督造成的，也是靠着基督而立，并要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与神和好。这就是对普世来说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西1:15—23）。故此，福音是要“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这是给所有受造物的好消息。
（2）福音是神透过圣灵在基督里的大能。如果没有圣灵的位格、工作和大能，就谈不上整全的福音。圣灵是宣教之父与宣教之子的宣教之灵，将生命和能力吹入神的宣教的教会。若没有圣灵为基督作见证，我们的见证就毫无果效；若没有圣灵引导人认罪，我们的布道就是枉然；若没有圣灵的大能，我们的宣教就不过是出于人的努力；若没有圣灵的果子，我们的生命就毫无吸引力，不能为福音之美做出任何见证。我们祈求基督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就是普世教会都在这样的圣经真理上有更大的觉醒并经历其真实。

第二部分 普世教会

第二轮研讨的内容是在神的世界性宣教事工中探讨普世教会所具有的身份、角色和功能。宣教使命、教会和这世界都是属于神的。教会的身份和教会的目的都是从神而来，他呼召我们并且创造我们成为他自己的百姓。
我们将讨论中的发现归纳为四个方面，就是《尼西亚信经》 中描述教会时所用的四个词，这四个词中的每一个都很清楚地表明了宣教的重要性：我信唯一、圣洁、大公、传自使徒的教会（“We believe in one,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1、唯一

（1）教会是与独一永活神有关系的一个群体，因为只有神是教会的创立者、救赎者和主宰。神用他独一的灵托住教会，洁净教会并住在其中。教会是与基督有关联的一个群体，因为教会包括了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教会是一个贯穿历史的群体，因为它接纳了历世历代所有被神呼召的人，无论是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还是之后。教会是圣经中所有如下图景所组成的那一个群体，即有这样一个神的家，一个基督的新妇，一个祭司职分和圣殿，也只有这样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
（2）这唯一的教会是被神呼召，且在基督里，它由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中的人组成，这样就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自称为“神的选民”。旧约中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出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神子民，这也是旧约的计划和展望。故此我们坚定地确认，尽管唯一的教会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教会，这是神清楚的心意，但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群体在神救恩体系或神末世计划中并不具有优越的地位。所以我们坚信，不管是用时代主义或基督教锡安主义给现代以色列国赋予一个独特地位或优越地位，这些都是应当被质疑的，因为他们拒绝神子民在基督里的本质合一性。
（3）“唯一”的教会也谈到融合。我们盼望避免那种常常造成我们内部分歧的二分法，盼望教会有合乎福音的认识，即这种二分法并非有效的圣经原则。这类具有破坏力的二分法包括：
言语与行为 。这两者在基督徒生命和见证中都是必不可少的。教会通过它的生命和行为证实了福音的可信。我们不但通过言语，也是通过行为使人们听我们所传之道（彼前3）。
福音布道与社会参与。在20世纪后期人们努力阐明这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当时这样做是很必要的，因为在20世纪前期错误地将这两者分离了。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固有并且有机的关系。因此我们力荐洛桑继续保持其理解和确认，就是这两者都是宣教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4）教会的唯一性也必须被视为神对所有受造物制定之计划中的必要部分。它具有先知和末世的特质。保罗将教会的唯一性看作是和睦合一的先知标记，最终有一天将会在全人类和万物中得以实现（弗1:10、22—23; 西1:15—20）。我们在宣教中理解“普世教会”这个概念的时候，必须要关注教会的合一。彼得在讲到向非信徒作美好见证时命令说“你们都要同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训 （彼前3:8）。

2、圣洁

（1）神子民的圣洁不但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义务。这是被神赋予的任务。这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责任。教会是由“被分别为圣”的一群人组成的（启22:32; 林前1:2; 彼前1:2），也是蒙召出来“成圣”的群体，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启18:3—5， 19:2; 彼前1:15—16）。我们要把自己本身“所是的”活出来。从这一点来说，圣洁也是宣教中必要的部分，因为它描述了一种以神的特征和布道为基础的身份特征和生命。
（2）《彼得前书》 （这是在新约中对旧约的命令“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回响最强烈的）非常强调“行善”（这封书信中出现了十次）。这种“实际的”圣洁由受苦的信徒或受逼迫的信徒（如不信的主人手下的奴隶或不信的丈夫家中的妻子）表现出来的时候，在传福音上很有果效。通过行善体现出的圣经生活自然地“给每一个问到你为什么有盼望的人一个答案”。换句话说，圣洁是宣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基督徒因为圣洁的果子行善时，这就是极好的布道。但是，我们承认至少在以下这些方面我们没有表现出这种宣教的圣洁：
当我们过于强调布道，忽略门徒培训时，我们没能将圣洁的这一事实和要求视为宣教拓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容忍在教会中的不圣洁、不敬虔和不像基督的行为，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行为会污染我们的教会观，破坏我们的宣教事工。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多种多样不圣洁的方面，但这些方面需要我们谦卑地承认并且予以处理。
（3）圣经要我们与这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却容许自己被偶像崇拜影响，被那些与圣经圣洁观相对立的思想意识所左右。在这里我们鉴别出一些随从偶像崇拜的表现，福音派基督徒常常会有这些表现，却又会找借口自我安慰：消费主义或物质贪欲、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暴力、种族骄傲、自私、性别歧视。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整个教会的悔改、饶恕与和好的工作，并祷告祈求在生活和见证中有先知和宣教的圣洁。

3、大公

（1）在信经中，“至公”（大公）用来描述大公教会这个词，也就是“普世教会”的意思。神的教会从成员来讲是普世性的，因为她向万族万民敞开。从广度上来讲也是普世性的，因为她不受地域的限制。从时间和永恒来讲也是普世性的，因为她包括了人类历史中历世历代的神子民。她在神的眼中也是普世性的，因为主知道谁是属于他的。
（2）然而，我们承认自己常常没有意识到那些被神呼召归向他的人对教会做出的全然贡献。我们在研讨的时候特别思考了以下方面，就是所做贡献被低估、被贬低、被忽视甚至被阻止的那些人：妇女、残障人士（或称“能力不同的人”）、移民、原住民或处于原始文化背景下的人、“在群体内运动的人”。4这些群体被允许（或被强制）保持沉默，被忽视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神之教会的整全性。从这个程度说，我们未能重视教会的完全的大公性，未能为此付出努力，这会对我们的宣教事工造成破坏与影响。
（3）神赐予普世教会各样不同的恩赐、呼召和事工，这是为了所有人的益处，也是为了装备所有神的子民去服事，去宣教（彼前4:10—11）。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地拥护这样的教训，避免将某一种恩赐提升到另一种恩赐之上，或将某一类呼召或事工降低到不太重要的水平。我们确信事工的恩赐和呼召并不是根据性别来定义的，也不是按照种族、财富和社会地位去决定的。既然普世教会被神呼召宣教，那么普世教会就是为了宣教的缘故被神赋予恩赐。

4、传自使徒

（1）教会是传自使徒的，这一特点有三方面圣经含义：
历史方面： 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使徒的历史根基上。使徒们通过言语、行为和新约著作，以及他们对旧约经文的接受，为基督做出了权威的见证，这也成为我们的教会论可信和最终的来源。
 教义方面：我们蒙召要忠心持守使徒的教训，服从圣经的权威。
 宣教方面： 我们要继续使徒们的宣教事工，为神在基督里的救恩做见证。
作为信仰的群体（共同体），教会同使徒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蒙召过一个“被差派”的宣教生活，就像使徒们被复活的基督所差那样。
（2）教会是“从使徒传下来的”，换句话说，教会从定义上讲是有宣教性质的。将这一点去掉她就不再是教会了。宣教不是我们给教会添加上去的一个身份和功能，而是教会本身固有的。因此，当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宣教的教会”（missional church）这一用语时，我们虽然欣赏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的热心，但这个词组实际上是同义反复的。5
（3）我们非常欢喜地看到，神的教会中兴起各种不同的布道策略。有些信徒呼吁教会要重视未得之地和未得之民，并想方设法将福音带给他们。对于他们所表现出的委身和热情，我们表示肯定和钦佩。这样的热心和努力体现了使徒保罗的心肠。使徒传下来的教会一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4）然而，教会也可能使用一些紧急的布道策略，而这些策略缺乏对圣经教会论的认识，或这样的教会论从圣经来说是有问题的，例如：
集装箱教会：人们对宣教布道的认识就是最大限度地往天国运人，教会变成了集装箱，把信徒存储起来，装运他们直到进入天国。
收割式教会：宣教布道就是在收获季节结束以前最大程度地收集禾捆入仓，那么速度是最重要的。
救生艇教会：教会的目标就是在世界这艘将沉的船上搜救灵魂，那么教会就成了救生艇，这样就没有理由、动力或时间去参与这个世界的文化、社会或生态的工作。
（5）匆忙的传福音带来的是浅薄的门徒培训。试着像使徒那样有宣教激情，却在圣洁的门徒培训上没有委身，这样做就是把教会的两个最根本的标记撕成碎片。

第三部分 直到地极 / 全世界

最后一次研讨的重点是“全世界”，该讨论围绕如下六大主题进行。

1、圣经所说的世界

（1）圣经中关于“世界”这个词基本上是褒贬义并存的。一方面它是神的美好创造，是神所喜爱并要救赎的；另一方面它也是人和撒旦叛逆的地方，与神对立。在反思宣教和接触这个世界时，我们必须将这两方面都牢记在心，并且要有一种创造性的张力。
（2）圣经在描述这“世界”的时候用了很丰富的词汇。综合来讲，圣经提到“世界”的时候，至少有五大方面。“世界”可以是：物质的创造、整个人类（包括各民、各族、各个宗教）、叛逆并敌对神的地方、神所爱的对象以及神在历史中实现救赎计划的舞台、全新的创造。本报告最后一节综合了最后的三个方面，标题为“罪与救赎的世界”。
（3）圣经告诉我们神拥有这世界，统管这世界，透过这世界启示自己，看顾这世界中发生的一切，并且爱这世界，就是“他所造的一切”。作为受造物，人类分享神和这世界之间的一切关系。尽管这一切关系在各个方面都被罪所破坏和阻拦，但有一个事实却没有改变，就是人类同所有其他受造物一起都归属于神，活在神主权之下，对神有某种认知，要对神负责，被神所爱（无论我们多么拒绝他的爱，或无视神每天爱我们的证据，或实实在在将神视为敌人），而且我们无法逃避神。在这世界中，无论我们去哪里都无法找到一个没有神同在的地方，或神的主权启示和恩典不运行的地方。

2、神创造的世界

（1）“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诗24:1）我们要对非信徒的世界做这一见证，“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这地并不因为我们是其中最显著的族类而成为我们的，使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也不因为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族类而没有任何归属。我们需要在信徒的圈子里极力传讲“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不仅仅是其上所住的人，万物都是神的产业。我们关爱这地，很简单，因为这地属于我们所称呼的主。
（2）圣经开篇就在讲创造（创1—2章），结束时也在讲新的创造（启21—22章），并介绍耶稣就是神所使用的那一位，神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天地中万物与神和好（西1:15—23）。福音对所有的受造物来说都是好消息，因为这福音讲述的好消息是神在基督里所做成的事，逆转人类之罪和撒旦之恶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并救赎神的所有创造。
（3）在基督徒宣教事工中，宣讲神之国和耶稣基督的主权也带出对我们的一个急迫要求，就是需要将对万物的关爱放入我们的宣教思考中。如果耶稣是全地的主，我们就不能将我们对他主权的顺服与我们对待地球的行为分开，因为全地万物都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宣扬一个称耶稣为主的福音就是宣扬一个包括地球的福音。对万物的关爱也是福音的议题。
（4）今天在我们的世界中对所有受造物的最大威胁就是人对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偶像崇拜。福音就像一把利斧，要砍断消费主义的树根。通过关爱受造物和倡议环境保护向这样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偶像崇拜宣战，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属灵争战，这场争战中只有祷告和福音的大能是起决定作用的。
（5）开普敦2010年会议必须呼吁福音派信徒来重新认识神对受造物本身所定的救赎目的。整全的宣教意味着辨别、宣讲并活出一个圣经真理，即福音是神的好消息，讲述耶稣基督为人类、为社会并为万物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这三方都因为人的罪被破坏，并且受苦；这三方也都被包括在神的爱和宣教之中；这三方也都必须是神的子民在宣教中所包含的一部分。
（6）致力于环境生物学和受造物关爱的基督徒有一个正当的宣教呼召，这呼召需要由教会来认可、鼓励并提供资源，因为这些基督徒作出榜样，将对受造物的关爱同宣扬耶稣是主融合在一起。关爱神的创造就是忠于圣经福音和宣教的一种行为表现。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将关爱受造物作为宣教事工的人也会很喜乐地为福音作见证，且大有果效。他们并不是在工作中把见证福音作为最初的动机或潜在意图，而是很自然、顺理成章地体现对神旨意的忠诚。

3、 文化和宗教的世界

（1）人类的世界存在于各国、各族和各方，换句话说，就是在文化之中，这是神清楚明白的心意。人类的文化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现出宗教性。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区分远比人们常常渲染的区分模糊得多。所有的宗教都存在于文化之中，渗透并塑造文化。由于这个原因，宗教也像所有的文化一样有一种根本的模糊性。
（2）宗教中至少有三个因素彼此纠结，表现为文化现象。首先，由于所有的人类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并且领受了神的普遍启示，那么任何一种文化的宗教元素中都有一些证据表明神的启示工作。但是其次，由于所有人都是罪人，神的这种启示也会因我们故意的不顺服而被曲解和败坏，这同样也会表现在一些宗教形式上。最后，因为撒旦也在这世界上活动，在所有内植于文化的宗教中都会有一些撒旦欺骗和罪恶的元素。简而言之，就是所有的宗教都有可能包括神真理的元素，可能满受罪的压迫，可能成为撒旦捆绑和偶像崇拜的系统。
（3）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会经历两种归属的挑战：我们是基督徒，属于耶稣，但我们也发现自己属于一种因出生或环境而形成的文化。我们所遇到的挑战就是，尽管我们无法逃避这样一个双重归属的事实，但我们是蒙召出来唯独立约忠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4）西方基督徒面对这种“双重归属”的挑战，既作为耶稣的门徒，又生活在消费主义和军国主义（推崇武力）的文化中。他们需要意识到，这些在他们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偶像崇拜和类宗教具有怎样的力量，也需要意识到在不知不觉中宗教混合主义和文化偶像崇拜会怎样败坏信徒。
（5）还有一些其他文化中的人，原先和基督教并没有接触，但现在跟随耶稣，与此同时却仍生活在原有的宗教文化传统之下。这些人信实地跟随耶稣，也同其他信主的人以小组形式聚会，过一个以耶稣和圣经为中心的团契、教导、敬拜和祷告生活。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自己出生的群体中过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生活。
（6）不管是西方社会还是非西方社会，在各样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底下跟随耶稣都需要有仔细的圣经、神学和宣教学考量。宗教混合主义的危险是整个世界面对的问题，同样，谨慎并忠于圣经的处境化宣教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我们蒙召要仔细分辨任何一个宗教文化中的元素到底是神普遍恩典和祝福的记号，还是偶像崇拜的表现。

4、 罪与救赎的世界

（1）我们是一群不完全的、罪恶的人，生活在一个不完全的、罪恶的世界。我们的会议讨论了这种破碎关系所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全球化的负面效果、不断持续的全球贫困和经济不公平、人口增长和大城市中心的挑战、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这已经影响到了世界上最贫穷的人）、艾滋病的肆虐、暴力文化弥漫整个社会（从国内到国际都是如此）、核灾难的威胁、恐怖主义的危险及其潜在缘由、伦理和宗教的分裂如火势蔓延。
（2）在思考将整全的福音带给全世界是什么意义的时候，无论任何一种宣教神学都必须将这种全球化的事实考虑在内。当谈到“世界”时，我们不能仅仅想到“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还必须从处境化的角度思考这世界中所有影响个人生命的事物，形成这些事物的社会结构及其依靠的实际环境。
我们的宣教呼召所要求的是，更加谨慎明智地消费，更有创造力的生产，如先知一样去责备，支持并鼓励那些受到世界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在我们支持“弥迦挑战 ”运动，使政府承担起责任“消灭贫穷”的同时，我们也要致力于在自己的生活、教会、社团、国家以至世界中“消灭贪婪”。
（3）教会是创造之神和救赎之神的子民，因此也是在一种双向模糊的状态中生活，即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与这败坏的世界有份，也常常有份于这世界的败坏；但同时我们也是被救赎的人，在这世界中活出一个被救赎的生命。我们为这已实现的救赎事实做见证（就是十字架和复活的信息）；通过圣灵运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为神持续的救赎大能做见证；我们也为万物最终得赎的盼望做见证。
（4）我们有盼望，但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自己能够做什么来最终修复这个世界，而在于神通过基督已经得胜，应许新天新地，在其中曾被破碎的万物都将被更新。

结语

作为洛桑会议的神学工作小组，我们向所有同我们一起等待分享羔羊婚宴的神的子民提出这些反思、问题和挑战。这样从各族、各国、各方中被神买赎的人将与众天使一同唱诗敬拜耶稣。这样我们将看到整全的福音通过基督得以成就，这样我们将会看到千千万万不计其数的生命被救赎，看到每一个文化被洁净改变，看到万物的更新。最后我们将与“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一同说：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 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启5:13）
——————————
1 本文为洛桑神学工作小组（TWG）经过三次研讨之后作出的全面报告的精简版。本刊限于篇幅而略有删节。全文见国际洛桑网站。转引自国际洛桑网站：http://www. Lausanne.org。
2 约翰·斯托得，《独排众议的基督》  (John Stott, 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 London:Tyndale Press, 1970, p. 127。
3 《洛桑信约》 ，第五节。
4 耶稣的跟随者继续留在他们原本的宗教文化中——见第三部分3 （5）、（6）。
5 同一样东西用不同的词说两次。

以推动普世教会合一与宣教著称的、全球性的基督教会议“第三届洛桑大会”召开在即，从第一届洛桑大会中国教会没有一位代表出席，到第二届洛桑大会为中国教会空出200个座位，表明普世教会虚席以待，盼望中国教会能够参与到普世教会的团契。从那时起，世界一直在呼唤中国，中国教会200多名应邀代表终于做好一切的参会准备，渴望通过参加洛桑大会，促进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合一，迈向普世宣教，带来中国教会自身的成长成熟。但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各地的参会代表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种种拦阻，从被找谈话、被严格监控到失去行动自由、被粗暴对待，甚至遭拘禁，逐步升级。有的参会代表护照被没收，有的在海关遭拦截，大部分参会代表受阻不能成行，至今只有三位离境前往开普敦。

我们特别恳求众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下列事项恒切代祷：
1、为政府相关部门的依法执法代祷。让他们尊重参会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合法出入境的权利与自由，对今明两日即将出境的众多参会代表予以放行。
2、求神赐给在上掌权的政府官员智慧，使他们能够与教会牧者沟通协商，以这次的事件为契机，从根本上制定出落实宪法所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消除政府与教会间长期存在的张力，促进和谐政教关系的建立。
3、求神为中国参会代表开路，使中国教会能够参与全球性的基督教洛桑盛会，恢复与普世教会的连接。
4、为中国众教会的合一与宣教祷告。求主使中国众教会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相爱，彼此配搭，共同建造，让中国教会“兴起，发光！”成为这个世代的“光和盐”，带给国家和民族深切的祝福。
5、为国家和民族祷告。求主使我们的国家能够敬畏神，使我们的民族为神所用。
6、为第三届洛桑大会顺利召开，并完成神所托付给大会的使命而祷告。
7、 此次洛桑大会本在第一天晚上（当地时间10月18日晚）安排特别时间，让全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教会。但目前，由于大多数参会代表被拦阻不能出席，请大家为洛桑如何安排此段时间特别代祷。

        我们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此刻我们奉主的名扬声向你呼求：
亲爱主，我们先来为自己祷告。为我们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祷告。天父，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柔和的心，如你一般柔软的心肠，伏在你量给我们的环境下。主啊，求你亲自赐下医治和安慰，让我们这一群人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就心里欢喜。是的，主，你的喜乐一直环绕我们。主，求你赐下智慧与成熟的应对方式，也使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知道“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天父，求你悦纳你儿女的竭力忠心。我们愿意坚持到最后，定意顺服你的呼召。求你来成就我们的心愿。也求你自己来为我们敞开无人能关闭的门，带领你所爱的中国教会，在你的爱里与普世教会团契，共同承担世界宣教的大使命。
主啊，即或不然，我们仍然相信你“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愿意在你里面接受最后的结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逼迫我们的人来祷告。主啊，君王的心如垄沟的水，在你手中随意流转，求你来改变在上掌权者的心，让他们不要使自己成为你旨意的拦阻者。也求你怜悯那些具体执行的人，他们在其中失当的言行，恳求你饶恕，也赐给我们一颗饶恕的心，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亲爱主，我们也为中国教会的合一与宣教来呼求。主啊，恳请你透过这次洛桑大会所引起的一系列事件，再一次带领中国教会走向更深更广的合一。就像2008年，你借着汶川地震，拆除众教会的藩篱和阻隔，你让众教会在你的真理和恩典中走向合一。唯有当众教会不再只顾自己的事，放弃各样争执，使我们彼此的差异成为丰盛的祝福，坚定地走合一的道路，中国教会才能更加成熟，担当起宣教的使命。主啊，愿神圣复兴的火点燃中国大地！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祷告。主啊，我们相信在你自己伟大的国度计划中，中国定要接过福音的棒。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的民族，你在不断呼唤中国心归向你。作为你的儿女，我们愿意被你使用，愿你的真光照亮中国大地，以仁爱与和平医治安慰受伤的灵魂，以公平与公义充满神州！
亲爱主，最后，我们要来为第三届洛桑大会祷告。当全世界的基督徒领袖聚集的时候，求圣灵大大地浇灌下来，充满整个会场，让每一位参会代表都行在圣灵的光中。主啊，求你保守大会各项议程能够顺利进行，赐给与会者合一的灵和属天的智慧，共同寻求普世教会下一阶段的宣教异象。主啊，恳求你兴起普世教会，让教会成为这个世代的良心，为你发出真理的声音。主啊，也把大会的整个会务和组织工作仰望在你的恩手中，愿你保守眷顾。愿每一位参会者都得着从天上来的激励与召唤，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工场时，奔跑更加有力，目标更加清晰。主啊，愿你大大使用第三届洛桑大会，在全球范围内成就你大而可畏的旨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2010年10月15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