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一切秘密都被揭发的时代，以秘密或者不那么秘密的方式揭开一切秘密的时代。这个并不尊重秘密的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偶像崇拜的革命性的宗教社会。“为人民服务”不就是这个宗教的标签？尽管我们不知道谁是人民，我们却知道谁是偶像，一切的秘密都可以揭发，这个偶像专权者的秘密却一直没有被解密，无论是档案还是他的行为，任何后来的反思还是被控制和压制着。这个困境也构成这一次反思文革知识分子告密的盲点。
生命只要与秘密相关，生命就会陷入困境：因为知道他者的秘密，就意味着进入责任和约束之中——不能告密。但是一旦秘密成为可以被分享的，就有着泄密的可能性，不是自己，就是其他相关和不相关的人，最后被“坐连”。一旦秘密与政治相关，知道他人的秘密就意味着权力的争夺，政治既然认识到秘密的力量，就要知道所有人的秘密，唯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知道秘密，并且忠诚于秘密，构成生命最为艰难的责任。但是，一旦秘密成为权能，说出更多的秘密，甚至，把不是秘密的也变成秘密，让整个社会都成为一个秘密交换的染缸，在秘密的繁殖中，就出现了恶！
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理解阿伦特面对德国人以及纳粹屠杀犹太人时的困境：因为恶已经平庸化，迫害或者谋杀已经成为政治的任务和公开的秘密，任何人作恶似乎都变得合法和麻木了。这里还涉及康德对根本恶的思考。对于中国人，根本恶或者人心的败坏在于：不仅仅是被迫告密，被迫说谎，而是主动告密；最为着魔的是，把不是秘密的都看成秘密，把一切都变成秘密，并且以此作为交换来实施迫害；最终，成为根本恶的是，这如此荒唐和可怕的一切事情，最终都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忍受，并且不被反思，因为荒唐已经把所有人都粘滞在一起，彼此都成为变节者；因此彼此都不必再说什么，整个社会都再次屈服于荒唐的漠然和贫乏之中，这才是中国人的根本恶——荒唐之恶，与西方的平庸之恶有所不同。
因为荒唐不同于西方的荒诞——那还有着怪诞和英雄的悲剧气概，也不同于荒谬——那还假定了真理和真实，但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追求真实，而荒唐又显得如此无意义，甚至都不必再去理会了，也就不必再次反思了，似乎连遗忘都没有必要，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虚无主义！荒唐之“荒”——其实是对荒芜和虚无的经验，而荒唐之“唐”——则是对粘滞和唐突的经验。
在生命政治上，秘密的交换本来在例外状态才出现，毕竟不会每一个人都成为间谍，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恰好是所谓的常态，常态也假定了所谓的安全、可靠和常识。但是在文革时代，每一天都在革命，这种持续的革命使每一天都成为揭发他人和告密的例外状态：因为知道秘密、发现秘密与汇报秘密，这是例外时刻的事件，现在却成为几乎每一天发生的事实，如同写日记，如同抄家要抄出日记。通过秘密的中介，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例外状态，文革是一个典型的持续十年的例外状态，如此之长，对文化和生命的伤害就更大，深入到了生命的骨髓！直到大家都麻木于这个例外状态。
也许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这个文化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我们能够把所有的例外状态都转变为常态，因为既然我们也可以把任一常态立刻转变为例外状态，以至于到了一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常态什么是例外，这就是荒唐的根源。所谓荒唐，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例外的事情竟然一下子都发生了，持续很久之后，大家都变得麻木，没有人能够从中出来，大家都粘滞在一起，连旁观都没有可能，连自欺都不必要了。
从荒唐和一切都粘滞的经验中，反思就不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文革之后，在中国要出现西方那般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西方内在危机的深刻思想那么困难的缘故，因为我们甚至还以为：既然文革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荒唐，我们都在里面，彼此都一样，而且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事情是那么地荒唐，那么地无意义，那还追问它作甚？因此就不必追问其原因了。这就是自欺的根源！过来人都以为并且相信：那些如此荒唐的事情哪有原因呢？哪能找到原因呢？让它永远过去好了！但是，这个粘滞并没有去掉，我们还被黏在一起呢！除非我们彻底摆脱出来，比如说去往国外生活，那就彻底不相干，但这仅仅是消极的遗忘而已。一旦回到中国，还是被粘滞在一起了，现在出现的对文革知识分子告密事件的揭发，不就让我们大家再次进入了那个荒唐的时代？一切还是如此地切近和切身，我们当下的政治处境不就是被技术更加变本加厉地严密监控着吗？
在荒唐中，无法反省荒唐，而且又在荒唐中漠视荒唐，在荒唐中变得麻木，变得一切都无所谓，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困境。我们如何走出荒唐之恶，成为中国文化现在性命攸关的事情！这里有着根本恶吗？既然我们都在荒唐之中，哪里会有外在的审判？哪里会有出路？
什么是恶？恶，总是自我意识的，因为这是与语言的本性相关的，作恶，总是有一个声音出现：不该做！这是不允许的！任何语言、任何种族都有着此语言的命令结构，一个带有否定的与法则相关的声音已经先在地出现了，尽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会有具体的不同的命令和内容，但是在形式语言上却有着先在的声音，所谓的良知或者良心的声音就来自于此。因此，除了那些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儿，或者说因为疯狂醉酒等等原因失去自我意识的人，听不到这个声音，一般的人都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在做出反常的违规行为、僭越边界的行为之时。恶之为恶，已经是意识到自己在作恶，已经有语言和法则在起着作用，而更大的恶是：意识到自己作恶，却为自己的作恶而辩护，以至于作恶而成为习惯，并且变得麻木。当然，困难的判断和自我的觉醒在于：如果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如果没有什么对错的评价标准，如同王阳明走向无善无恶的心体，良知的声音还有什么作用？在更加虚无主义的时代，如何还有根本恶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彻底和高妙之处：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或者无根的，就不必有什么良知的自我判决了，最终一切都是无所谓的，而且任何的追问缘由都是可笑的。这是荒唐的开始。荒唐本来不是什么善恶，是超善恶的，我们这个文化其实是超善恶的。
但是，还是有着恶的问题，甚至有着根本恶！因为，根本恶在于：不仅仅是麻木和无所谓，而是面对此荒唐的处境，一起陷入遗忘和没有能力反思，或者说，通过秘密的交换，我们进入一个告密的普遍背叛社会，直到成为例外的荒唐状态，我们还无力进行反省，还无法走出荒唐，这就是恶，这就是最为平庸的恶。
如果不用阿伦特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这是“荒唐之恶”！这是恶的荒唐，以至于恶都不是恶了，失去了恶本身之狰狞的面孔，这也是与我们这个文化其实并不反思恶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更加看重吉凶祸福，而不追求真理和正义，这本来并不是文化好坏高低的评价标准所能解决和判决的，但是，在这个文化内部，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因为荒唐导致了对生命的迫害，因为以秘密为手段来迫害生命，就构成了恶！
对荒唐之恶的反思，仅仅是我们现在找到的一个出口而已：原先，我们大家都在荒唐的铁屋子里（借鲁迅先生的比喻），我们都根本看不到外面，外面的也无法知道我们里面的存在境况。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一些外面的光线，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外面有什么，这个打开的窗口就是我们现在要反思的荒唐之恶。尽管荒唐本身是中性的生命存在境况，并不是恶，但一旦在荒唐中迫害生命，导致生命的相互伤害，就是恶，是根本恶。
这就是我们去反思文化大革命所处的本体论上的最大困境：我们似乎都知道文革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背叛，背叛了自己的自我和理想，背叛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背叛了生命存活本身的基本原则，我们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因为我们都在泄密，都在告密，都把本来不该说的事情或者把不是秘密的都说成是秘密，因为只有说出秘密才是忠诚的标志，那就以更多的秘密来交换吧！那就滋生秘密吧！这就是荒唐的开始，本来不是秘密，现在因为存活的压力，为了表达奴才一样的忠心，一切都成为了秘密，把一切的一切都监控起来，或者以主子的监控眼神把自己的一切都监控起来。
在这里，不是体现了某种最初的伦理和宗教吗？我们如何可能走出来？走出一个荒唐的时代处境？既然我们都在里面，如何可以找到一个外在的拯救力量？
文革的揭秘社会，有一个最大的盲点：就是最高权力者，偶像化的被崇拜者，却不可能自我揭发，他也不会自我反省，他的行为不可能被告密，如果有人去揭发他，那是死路一条。这是恶的根源：如果一切都可以揭示，这是科学和理性的启蒙——启蒙就是把一切都照亮！因此，信奉启蒙的康德看到了人性的根本恶和人心的败坏！但是，现在，有一个偶像的秘密不可揭示，其他人的秘密都必须被揭示！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当前反思文人和知识分子告密的一个巨大难堪之处：无论是幸存的有着文革记忆的知识分子，还是现在要反思文革告密现象的知识分子，却还是在继续自我伤害，彼此伤害。在很多人看来，章诒和先生与其他知识分子围绕黄苗子事件争论所体现出来的困境，依然还是知识分子继续在彼此揭发，并没有触动根本的极限。而那个导致迫害的偶像呢？那些属于偶像的秘密呢？依然还是被意识形态或者党国严密封存着！因此，千万不要与德国统一之后对东德的档案解密对比，那几乎是针对所有人的解密，可我们当前的中国，被解密的、再次被揭发的却还是少数知识分子，其实对于那个文革时代，也许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在彼此揭发和告密，告密的例外成为了常态，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为何还要再次揭开这些已经过去的伤疤和创伤呢？这不是让我们再次回到了文革的记忆吗？如同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记忆和表现的悖论——对暴力的记忆和表现是再次肯定了原初暴力的合法性以及强化着暴力的梦魇。但是，在这里，有着一个根本的真相还没有被揭示，那就是发起暴力的那个偶像，以及这个偶像建构的整个机制，却一直没有被允许揭示！没有被彻底反省！即，在这里，只有被迫害者，彼此揭发的告密者们，在相互折磨，重新经验荒唐的岁月，而导致秘密迫害的始作俑者却一直没有被揭示，他们的档案也没有被解密！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当前这些争论的局限和问题，章诒和先生无疑有着反思的彻底性：“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也深刻揭示出了告密的制度根源：“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剪除异己，以巩固统治。”但是，还有待根本揭示出秘密运作机制和偶像崇拜的根源，在生命政治上，章诒和先生被亲情的血情之情所限制，对此荒唐之恶没有深入揭示，无法上升到更加普遍的高度，容易落入私人泄愤的口实和咀嚼伤口的自我折磨之中，而且，如何既要回到过去又要从过去摆脱出来，这可能与宽恕有关，如同德里达对宽恕的无条件性和有条件性的绝境思考，宽恕一直作为前提却无法施行，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聂绀弩是何许人也？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了。这位命运多舛的未竟天才，早年投身黄埔，后又弃枪持笔，被誉为鲁迅之后杂文第一人，其旧体诗更被视为“千年诗歌传统中的天外彗星”。他是一名天生的自由主义者，其性情恰如鲁迅所说“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虽然是一名参加过“左联”的老资格作家，但其性格难以见容于1949年之后道路以目的“新社会”。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运动再到文革，每次他都在风口浪尖上，被发配到北大荒及关入监狱，前前后后达二十多年，还因为作诗攻击伟大领袖，差点被判处死刑。在去世前夕，聂绀弩对守候在床边的妻子周颖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钟敬文《怀聂绀弩》有诗：“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堪称其悲怆一生的写照。
二十多年前去世的聂绀弩，如今再度引起公众的关注，是因为政法工作者寓真整理发表了触目惊心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随即作家章诒和又发表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直指另一文化老人黄苗子为告密者之一。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聂黄事件”遂成为近期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热点。有人愤怒谴责黄苗子之“道貌岸然”，有人继续挖掘其他告密者的材料，有人赞扬章诒和揭露真相的勇气，有人则呼吁放过已经卧床不起的黄苗子，更有人以黄苗子曾经促成毛泽东的《沁园春》的发表以及为四川大地震捐款等事迹为其辩诬⋯⋯关于真相与细节，关于记忆与遗忘，关于忏悔与不忏悔，关于宽容与不宽容，关于时代的限制与个人的责任，剪不断，理还乱。
中国人真是活得太苦了，如同聂绀弩临终时发出的那声叹息。可是，一个蜜橘能让他尝到生命的甘甜吗？不能。聂绀弩是在内心充满苦毒中死去的。在人生的终点，只有漆黑的死亡与绝望，而没有明亮的安慰与希望。这不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吗？章诒和在文章中说：“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是啊，谁没有生活在阴影里呢？
这场“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让我想起了匈牙利作家艾斯哈特兹•彼得的一段切肤之痛。翻译家余泽民在《欧洲后现代文学的传奇贵族——艾斯哈特兹•彼得及其作品》一文中，介绍了彼得于2000年出版的杰作《在天堂的和谐》。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多条线索在历史的尘烟中寻找、回忆、接近、了解自己的父亲。用作家的话来说，这不仅是一部“家族小说”，更是一部“父子小说”，他将个体的命运放到家族、国家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层层剥解，放大观察，深情地回忆、追寻、辨认、拥抱、赞颂了在共产政权下曾遭放逐、沦为瓜农、屡受迫害的父亲。评论家勃姆比茨•阿提拉指出：“《在天堂的和谐》是一部和谐之书、理解之书、和平之书。在事物之间、世界之间、语句之间，在真实与虚假、历史与故事、小说与书之间，在两个（或多个）人之间，在父亲与父亲之间，在儿子与儿子之间，在父亲与儿子之间，缔造出充满和谐的友好关系。这部书有圣灵的工作。重新读一遍第二部分，你会知道，什么是父亲的责任，或者说，什么是儿子的责任。一个这样的男人：含辛茹苦，排忧解难，辛苦持家，分享忧乐。能够从容应付世上的一切。”读者也普遍认为，作家刻画出了人类最真挚、最复杂、最浓厚、最永恒的父子情。
然而，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却意想不到地破碎了。近年来，匈牙利政府解密了专制时期的一部分绝密文件，披露了不少人曾充当政府情报员的历史污点。彼得委托在历史档案所工作的朋友帮他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的黑材料，“即使不为澄清过去，也出于市民的民主责任，表示对过去的关注。”2000年1月28日，《在天堂的和谐》一书刚刚出版，他便来到档案馆。他发现，接待他的工作人员神色拘谨而惶恐，奇怪地建议他最好不要翻阅这些档案材料。
彼得坚持亲自阅读自己和家人的档案。打开厚厚的档案袋，他立即明白了：眼前的东西意味着什么！“我看到的东西令我难以置信。我迅速合上，因为我的手开始发抖。现在我该怎么办。好像是在做梦。我马上就要晕倒，只有昏厥可以解决一切。或者我从紧闭的窗户跳出，逃之夭夭。”卷宗里，他看到遭当事人举报的熟悉名字，其中有一大堆姓艾斯的，还有他舅舅。“索引总计150条，375页，结束日期为1965年8月9日。”写这些告密信的是一名1957年3月被内务部招募、代号“查纳迪”的秘密情报员。
“看完这个卷宗我感到面红耳赤，头晕目眩。我第一次知道身体竟会产生这种生理反应。”原来，此人正是他一向尊敬、人格完美的父亲马加什伯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前一部书里刻画的那位正直善良、有着高贵自尊的父亲，竟然是一个向迫害自己家族的政府告密的陌生人！
震惊之余，彼得又做了一次时间的逆行，撰写了第二部家族小说——《修改版本》，并于2002年出版。他在书里抄录了大量资料，怀着莫大的痛楚和作家的良心诚实披露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看到父亲的手迹，我那么喜爱的字体，感到针扎式的刺痛。这是我曾经（而且依旧）为之骄傲的字体。关于字体的主人，我有许多话要说⋯⋯”彼得在第一部书里看到的父亲的从容和自尊，是以第二部书里披露的卑躬苟活为代价的。从崇敬父亲到揭露父亲，从颂扬父子之爱到颠覆这种虚假之爱，这需要作家莫大的勇气与良知。彼得认为，作为一名以探究真相和真理为己任的作家，自己必须这样做。而且，这也是让下一代人不再生活在阴影之下的惟一办法。如今的匈牙利，档案被公开，昔日迫害过人民的秘密警察被禁止担任任何公职，转型正义基本得到实现。在此基础上，宽容与和解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聂黄事件”与之相似——只是背景不同，中国还未展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信仰和基本价值的转型，更遑论转型正义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讨论此事件，更为困难，更有“难言之隐”。实际上，“告密事件”不只是关涉到聂黄两名当事人的私人事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背后牵扯的是当今中国的关键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使得告密成为人的本能、责任乃至光荣呢？告密的行为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告密的文化是如何一步步侵蚀我们外部的社会关系和最为隐私的家庭关系的？进而言之，它更是一个价值和信仰事件，它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正义的思考与展望：在过去的那些年月里，人类的良心和尊严是怎样一点点地泯灭的？是何种扭曲的、邪恶的价值与信仰，让人们如同蛆虫一样在告密的酱缸中苟活？今天，在被污染的、有毒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彻底斩断这种毒性在我们身上的遗传，重新恢复上帝创造之初人类美好、良善和高贵的一面，进而重建一个以爱与宽恕为价值基础的共同体，并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今天中国的执政者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就是“稳定”，在他们心目中，“稳定”早已比“共产主义”更加重要。是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但是，真正的稳定难道可以通过不公与不义、暴力与谎言、告密与压迫来实现吗？如此“稳定”，如同在沙滩上修筑房屋，而非在磐石上建立堡垒。经过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和后三十年的拜金主义的戕害，我们的社会已经千疮百孔。在我们这里，政治正如霍布斯所云，是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当局视人民若仇敌，人民视当局若仇敌。不仅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伤痕累累，最基本的信任已经破裂了：当我们在街上看到乞丐的时候，会不假思索地作出判断：“他是假装的。”当我们经过车祸现场的时候，不会停下来施救，若干施救者被当作肇事者的先例让我们裹足不前。当某个富豪宣布捐出善款的时候，我们会先打上一个问号，因为“裸捐门”事件层出不穷。当民工以跳河的手段来讨要薪水的时候，有人冲过去将其推下去，并因而获得满堂喝彩。这样的社会怎能有稳定，怎能有平安？
“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可是，加害者拒绝忏悔，受害者怨气冲天，那么多硬着颈项的人根本不愿回转过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公民群体经过了深深的破碎之后必须加以重建的社会，而这种重建应当从个体的医治开始，从心灵的修复开始，从价值观的转换开始。因为，这一切如果不先行完成，即便政治变革迅猛展开，中国在形制上拥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与宪政，中国人的生活依然不能由“苦”变“甜”。美国神学家施维尔（Donald W. Shriver Jr.）在《敌人伦理》一书中指出，“宽恕并忘记”往往是句误导人的格言；“追忆并悔改”和“追忆并宽恕”才是恢复政治健全更好的方针。他认为，一个社会要走向政治健全，要由暴政肆虐、自相残害的咒诅之地变成以公平公义为根基的坚定稳固之国，要经历四个过程。这一历程恰恰是走在山坳上的中国所必须经历的，而基督教的价值在其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实现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让宗教团体积极参与个人、族群和阶层间的“疗伤”工作。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一步是：当受害者放弃报复，加害者不再宣称自己无辜时，宽恕便会开始。他认为，宽恕的存在，是由于有一段创伤的过去，同时也由于有“和解的视域”。宽恕与和解应当是一对平衡的概念，不可偏废某一边：“如果为了和解的缘故，轻视过去的不义，便是对受害者伤口的再次伤害；而为了过去不义的缘故，轻看将来和解的重要，便是给社会本身留下一个伤口。除非正义与对和解的期望可以同步迈向将来，否则社会也只会重回失忆的旧路，助长人们复仇的欲念。”
此次“聂黄事件”亦应本着此一原则来处理：我们要将心比心地体察受害者及其后人的创伤，不仅聂绀弩本人付出了失去自由二十多年并受尽折磨的代价，聂家还有一个女儿受到父亲的牵连而自杀，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不是轻松地说句“向前看”就可以翻过历史的这一页。同时，我们也要面对这样的事实：黄苗子已经卧病在床，失去知觉。即便报复，亦无从下手；即便让其身败名裂，亦于事无补。我们当然要指证罪恶，但不能自以为义地扔出那块耶稣所说的只有无罪的人才能扔的石头；我们要以和解为愿景，而非以报复为志向。所以，此一事件的揭露，不是让更多类似的告密者惶惶不可终日，而是让更多的同胞走出阴影、拥抱阳光。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二步是：要有政治悔改，重要的是，先要公开过去罪行史实的真相；不过，为要公开事实真相，并达成某种程度的宽恕，须本于大众对和解的期待。那么，公开过去的真相，是否必然促进和解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究竟真相是作为武器，继续缉拿你身边的人；还是用真相来收拾公众环境中过去的残骸，好预备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施维尔教授强调说：“如果这个过程是要达到后一目标的话，便一定要帮助受害者和加害者各自在心中滋生出一些新感觉，这些感觉当然不是‘同情’或‘歉疚’，而是‘同理心’。”
以此来衡量“聂黄事件”，重点便不在于探讨黄苗子当年的告密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无心还是有意，是邀功请赏还是迫不得已。当时的种种情状，任何人都无法复原，即便当事人都还健在，其回忆仍然会可能出现“罗生门”式的差异。故而，无论是受害方，还是加害方，当然要竭尽所能地公开真相，但公开真相的目的不是将伤口扩大，不是推诿责任，而是使得公众有足够的耐心和理性来接受真相，培养一种“讲述真相光荣，掩盖事实可耻”的公共舆论氛围，并由此一点点地扩大人们的“同理心”。在此氛围下，加害者说出真相亦无须感到恐惧战兢。这里所说的“同理心”，不是廉价的“同情心”，而是经过理性的思考，对自身的局限和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之后所形成的“共识”，它是构造一种团契式的社会的心理基础。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三步是：从前互相为敌的人彼此容忍，悔改并说出真相，进而生出一份同理心时，便有助于宽恕的进展。他特别指出：“我们全都有与别人联手向自己的邻舍作出十恶不赦之事的倾向：基督教若有任何礼物要送给政治学，这关乎我们人性的真理应是其中之一。”所以，需要对立各方共同努力，停止对任何一方（包括加害方）的“妖魔化”或“非人化”。如果行恶者和受害者要恢复邻舍与公民的关系时，便必须看待行恶者也是我们人类的一分子——这是宽恕在政治中希望达到的目标。
当“聂黄事件”成为一个焦点新闻之后，中国人惯有的道德洁癖又爆发了，过去颇有清誉、公共形象较佳的黄苗子，一夜之间成为被人不齿的  “小人”。公众在向黄苗子吐唾沫时，很少反求诸己，认识到“我也是黄苗子”。其实，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上一次政治运动中的加害者，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则很有可能转化为受害者。所以，“容忍”是“宽恕”的开始。过去，我也是吐唾沫的人中的一员，后来在走向信仰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在原罪的意义上，我与那些被示众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我对余秋雨的批评是在这段时期开始的，我的第一篇批评文章名为《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而第二篇批评文章则名为《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从“你”到“我们”，可以看出信仰对我的人生和写作的改变。
施维尔教授提出的第四步是：从宽恕到补偿。金钱和公开道歉都不能叫人起死回生，但这些象征性的举动，能够带给政治罪行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后代莫大的医治，叫他们更容易去深思宽恕的观念，最低限度，也使得受害者更愿意与加害者和他们的后代同享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认错是良药，而物质补偿可以加添几分正义。在这个原则下，如果是国家、政党、族群或阶层的群体性的罪过，便可由一名代表性人物出面公开道歉并承诺赔偿。如德国总理勃兰特向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跪，德国政府也成立赔偿基金；又如美国总统老布什公开承认二战期间囚禁日裔美国人的错误，并宣布美国政府向每个受害者赔偿两万美元，美国司法部长桑伯格跪在一名最年长的当事人伊托的面前，向这名坐在轮椅上的107岁的老人呈上支票并道歉说：“美国最终也承认错误，这并没有损及自己的正直，反而巩固了国家忠于宪法和人民的真诚。”而如果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恩怨，亦可以按照类似的方法来处理。
以“聂黄事件”而论，久病在床的黄苗子不可能在诉说真相、道歉或赔偿等方面有所作为了，我们对此深表遗憾，但亦不必过于苛求。更需要我们去努力的是，促进当权者的公开道歉及国家赔偿。就像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向二•二八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当局亦成立二•二八基金会并设立二•二八纪念馆一样；今天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也应当及早向历次政治运动中受伤害的同胞及家属公开道歉，并制定国家赔偿的法律，迅速加以落实。六十年来的冤情淤塞太久太多了，冤情倘若转变为戾气，戾气再转变为新一轮的暴力冲突，则和解、和谐与和平难于上青天。转型正义的工作，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便展开；否则，改革一旦启动，转型正义便很容易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和滞后的领域；而转型正义如果滞后甚至缺失，对未来的民主宪政而言，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隐患。
倘若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维度上审视“聂黄事件”乃至整个当代中国的告密史、迫害史、冤狱史，我们不仅可以在此看到人类罪恶的深渊，见识到我们实在可以有多么堕落；更将发现，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苦难之后，人类仍然可以战胜仇恨与报复，进入美善之境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可以活出图图大主教所描述的那种状态来：“神造我们是为美善，神造我们是为爱，神造我们是为友谊，神造我们是为宽恕，神造我们是为一切你我都知道的美丽事物。”若能如此，我们所收获的将是真相的揭示、宽恕的实现、和解的达成以及一个敬虔的、爱神亦爱人的、受到上帝祝福的国家。
2009年8月3日初稿，6日定稿

我们常常提到基督徒要作光作盐，但对于历史上中国基督徒如何成为那个时代的光与盐，限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往往知之甚少，也就无法传扬他们的见证，鼓励今日的信徒。感谢神！中国基督徒见证集《光与盐》得以在中国正式出版。第一卷介绍了1850—1950年期间，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10位基督徒的见证。
香港宣道神学院的余院长读过该书后很激动，专门给我写信说：“《光与盐》一书写得不错，这正是今天中国教会需要看的书。这些信仰先辈在社会公益事工中为神作了美好的见证。”
基督徒开办的某学校的张姊妹感慨地告诉我：“我们学校才办了4年，就有很多弟兄姊妹从全国各个地方来学习我们的办学经验。但我自己知道，我们才刚刚开始，还有许许多多不足。而书中这些20世纪上半叶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实践和总结。我想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5•12之后，一位参加灾区志愿工作的来自深圳的弟兄和我分享他的感受说，他几年来一直配合香港和海外的一些机构从事社会公益工作，深感自己的事工还处在起步和业余的阶段。但这次在灾区，和国内没有做过公益事业的志愿者的工作能力相比，他的事工已经显得很专业了。
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了，当代的中国基督徒投身于社会公益事工的心志， 他们领受神的呼召，立志要在这一领域拓展神国度的影响。《光与盐》向我们讲述的正是20世纪初十位信仰先辈开展社会事工的荣耀见证。
中国的基督徒很少有人了解20世纪初中国基督徒的社会事工，曾以其专业程度、深度和广度，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让千千万万的人从他们的工作中实实在在地受益。而他们用生命活出来的见证，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这些后辈认真地学习和继承：

容闳（1828—1912），中国第一个海外留学生。在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他立下宏愿：

“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好处。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这将成为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这是一个像马礼逊那样成熟、老练的中国基督徒，不轻易下决心，一旦下定决心就坚定不移。为了实现帮助中国孩子接受西方教育的理想，他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地奋斗了16年，终于在1873年，破天荒地带领30个中国幼童去美国学习。这些孩子中就有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和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

石美玉（1873—1954），作为第一批接受西方培训的中国女医生之一，她激励了更多的中国女子进入西医领域。她也是中国西医中最早制订计划把现代医疗服务引入农村的人。
和南丁格尔一样，石美玉特别注重医生在帮助病人方面的专业技能和委身：石美玉认为，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比金钱更重要。1913年，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资金和设备是重要的，但是，任何教会机构能否高效运作，吸引训练有素的同工从事这项工作是更关键的因素。（《光与盐》，59页）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中国推广西医，他们将重点放在城市，石美玉担任院长的医院则向完全接触不到西医的农村派送护士，从而挽救了许多中国百姓的生命。
石美玉不仅在职场和社会事工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在捍卫福音真理上，同样表现得很出色：她坚决拒绝那个时代流行的“现代派神学”。
1928年，国民党当局下令，所有教会学校的宗教课只能是选修课，不能是必修课，否则不予注册。石美玉坚决反对，认为教会学校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在课程中传讲基督教教义。由于她的坚持，她所在的学校一直把圣经作为必修课。
石美玉这样和别人分享她终生为之奋斗的医疗事业：

“对主充满信心和爱，将这项舍己的工作作为她们毕生的事业；她们不图任何回报和奖励，只求自己所做的蒙主悦纳。”

梅贻琦（1889—1962），“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的真正作者。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1946年任西南联大校长。时人这样评价说：“梅贻琦凭借高超的智慧和领导力帮助清华度过混乱的30年代，在日本大举侵华的前夜，清华大学被誉为中国北方唯一可以找到‘一张平静书桌的地方’。又帮助中国最好的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度过了战乱的40年代。”
梅贻琦用行动践行自己关于“大学是大师之谓也”的理想，在战乱中团结、保护了中华民族的一大批知识精英，保存和培养了许许多多将来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只要看看下面这些名字就足以让我们激动不已：梁思成、吴晗、周培源、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

晏阳初（1890—1990），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的骄傲，很可能直到现在为止都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中国人之一。晏阳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说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是那样适用：

“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
“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医心病，非请神医不可。换说起来：医心病非由宗教不可。”

晏阳初是践行耶稣爱的教导的典范。作为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完全可以坐在书斋里空言，但他深知“因信称义”的奥秘是信与行的合一。就一个基督徒怎样帮助邻舍，如何在社会上作盐作光而言，晏阳初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从美国回来后，他身体力行，带上老婆孩子，到农村生活，倡导博士下乡，开展平民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这样预测将来：

“平民教育和社会重建在战后将成为世界潮流。我在美国阅历越多，越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基础不是专家和学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的平民大众。”
由于20世纪中国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先辈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一些人反倒习惯于用充满偏见和傲慢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苛求他们。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他们身上确实存在那个时代带给他们的局限，他们生命中也有软弱，甚至错谬。然而，若非神的恩典，我们又有哪一个人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
以那个时代的华中大学（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有“北赵南韦”（赵，指赵紫宸）之称的韦卓民博士为例，很多基督徒朋友批评他的观点有过分迎合之嫌，且有许多偏颇和错误之处。然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最艰难的时期，他的好友都为他做见证说：韦卓民从没有放弃信仰，他终其一生都坚定持守基督信仰。
2008年5•12四川的地震，促使中国基督徒走出教会的围墙，看到社会事工的必要性，对在社会上作光与盐有了热心。但是当大家开始这方面服侍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表现是那样业余，那样缺乏经验和准备。这一点都不奇怪，当一项新的事工起步时，往往如此。当许许多多基督徒开始了解和考察他们所景仰的南丁格尔、史怀哲、柏格理的属灵事工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志愿者开始把目光投向那些和自己有着共同血缘和文化传统的属灵前辈：晏阳初、唐国安、吴贻芳⋯⋯
主允许我们在工作中经历失败，鼓励我们在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成长和成熟。我自己很赞同金观涛老师最近的一个观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尚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同样地，中国社会的福音化也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基督徒不懈努力，将接力棒传递下去。
在谦卑地读过 《光与盐》之后，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是：感谢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使我们在宣教事工、社会事工的拓展上仰望神大能的作为。《光与盐》中属灵前辈全身奉献的心志和大有果效的事工成为我们今天的激励，让我们摒弃隐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傲慢和偏见，在谦卑中学习我们先辈好的经验，超越他们的局限和偏差。在宣教事工、社会事工和文化事工的拓展上，我们今天并不是回到起点，从零开始，我们乃是发掘脚下的黄金，踩着属灵先辈的足迹，像他们那样在这个世代作光作盐，让神的国度彰显在这个世界。 荣耀归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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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引用部分摘自《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1988年，在华访问的布道家葛培理博士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想去看看他岳父当年在中国的故居, 另一个是想去看看王明道先生——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普通中国基督徒。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千里迢迢而来，王先生夫妇竟通过各种渠道转达他们的意思, 希望他不要去。原因很简单，他访问中国，是由“三自会”（即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下同）邀请的。这样一来, 他在王明道那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最终，葛培理还是来到上海武康路王明道的家中，见到这位88岁的老人。交谈中，王先生引《启示录》2章10节“你务要至死忠心”的话, 讲述他受苦的经过。他说:“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在一件事上忠心还容易, 但要至死忠心就不容易了。所以能至死忠心, 那是十分可贵的。”
这句话也许是王明道一生努力“明证真道”的最佳注脚。王明道原名叫“王永盛”，20岁时自己更名。他在书中记述了自己改名时的想法：“⋯⋯不再叫‘永盛’。而改叫‘明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这里的‘明’字是证明的意思，不是明白的意思。”
如果不了解王明道跌宕起伏、不断熬炼的一生，我们也许就无法理解这个注脚。如果不了解中国教会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我们无法解释王明道为何婉拒与葛培理相见，也难以明白中国教会今天的现状。
只有足够漫长的一生，才能述尽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只有择“窄门”的神仆，才总被置于艰难时世的风口浪尖，成为教会历史舞台上，为上帝、魔鬼、天使并众人所睹的角色。
奇妙的是，王明道91岁的一生，恰好成为这段教会历史中不可轻忽绕过的见证。更奇妙的是，这位中国传道人漫长一生中的传奇经历，由《五十年来》与《又四十年》两本书比较完整地记录并保存下来，就像两本人生的账簿。前者是王明道50岁时凭借数十年的日记撰写成书的自传，后者是由王熟识的门生王长新整理成文，主要材料是王明道90岁时的口述。
两本书一脉相承。《五十年来》中，我们看到王明道在日本侵占北京时期，不惧日本政权和宪兵司令部的威胁和压力，不畏牺牲，坚持信仰的自由与教会的独立。《又四十年》中，王明道演奏出更为跌宕的强音。在更为险恶的环境中，更加艰难的遭遇里，曾在《五十年来》中发出的激越壮阔的生命旋律，竟一时低回徘徊，甚至一度变成痛苦哀叹：王明道因坚持不加入“三自会”而被捕，为得释放，他曾一度跌倒，与常人一样软弱，甚至说谎，并痛苦难当。
然而，神赐恩给他，使他能像昔日的彼得一样，重新站立起来，坚固他的弟兄。他终于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所犯的罪，无惧地面对无期徒刑。此时，激越壮阔的旋律重新响起，更加震撼的声音再次从这个愈老弥强的生命中发出。
看完《五十年来》足让笔者拍案叫绝；读罢《又四十年》更感意味深长。由于两书所述都是真人真事，其扣人心弦之处，不是小说胜似小说；动人感情之语，不是诗歌更胜诗歌。
《又四十年》中展现的绚烂的生命之光，我们只有回到《五十年来》，才能觅见其所从来。
我们不是从某部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中，看到基督信仰与世俗力量的争战，而是从一群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王明道与他身边的基督徒）身上，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三自运动、文革、改革开放等），洞见这种信仰的争战如何在血肉之躯中承载并演绎，更因为这种演绎近在咫尺（发生在中国），我们能更身临其境地感触到信仰生命的真实，体味出基督馨香的可贵。
小小的身躯竟能承载远远超乎其可承载的历史重负，正如小蚂蚁能举起超过其自身几倍的物品，这里我们并非感叹血肉之能耐、蚁力之强大，而是惊叹造物主之奇妙，恩典之宝贵，应许之信实，受造之可畏。
王明道出生时，正值晚清的义和团运动。其父王子厚在义和团围困京城东交民巷时，自缢而亡。母亲一人艰苦地将王明道姐弟抚养长大。从小在北京大杂院中长大的王明道，耳濡目染的本是社会底层的污秽、阴暗和败坏。然而，神以其奇妙的方式，将“凡事不愿附和人”的他从这样的环境中分别出来，如同“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
他写道：“我从开知识到14岁的春天，一直就是混混沌沌地过生活，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轨道。虽然也有思想，也求出路，但始终找不着一条光明的大道，也没有领路的人引领我。”
14岁那年，一位年长的同学带领王明道认识神。王说：“这位同学的品行与爱心早已在我的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所以他来找我说话的时候，我很容易接受。”也许，正因这早年的亲身经历和幼年接受的儒家教育，王一生注重通过基督徒良好的德行来影响周围的人。
当年复活节，王明道受洗，也正是从那年起他开始写日记，数十年如一日。“我常常希奇自己怎么会在那一年那样彻底地改变了。那时候如同有人给我换了一颗心。那一年以前和那一年以后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一个真实的生命中，坚定、成功总是与迷茫、失败相伴；一个真实的信仰生命，认识神和认识自己的罪，也是一个渐进的、争战的过程。
一个真实的生命才能真正感人。一个基督徒越多地认识神，便能越清楚地认识自己，并在自传中更真实地呈现自己。惟真实的呈现，才是最感人的文字。事实上，这类自传体的文字，在基督徒的手中，确实散发出独特魅力。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便是先例。
王明道显然明白“真实呈现”的意义。他在《五十年来》的序言中写道：“写自述最要紧的事就是真实和全备⋯⋯不愿提出自己的短处、缺点、罪恶与失败⋯⋯不过使自己得一点像过眼的云烟一样虚浮的荣耀。神的大能和作为却不能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人也不能因此得着极多的益处。这种自述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就《五十年来》而言，这本书的文字到如今仍充满活力，给青年基督徒带来影响，这与作者本人的真实生命以及力求“真实呈现”的文字风格密切相关。
从书中，我们了解到，受洗后王明道并未立即放弃做“大政治家”的梦想，更继之以“到国外读神学，做大布道家”的梦想，直到神一步一步破碎他、炼净他，他才逐渐醒悟。
本来应该就读燕京大学，他却偏偏被安排去保定当小学教员；本来有望被保送到英国读神学，他却因自己按信仰原则要求再次受浸水礼，而被校方开除。
当时教会推荐优秀青年人到国外，并不鲜见。与王明道同时代的基督徒中，著名作家老舍1921年起在缸瓦市基督教堂服侍，1922年接受洗礼，后经缸瓦市教会主持等人推荐赴英任教。
王明道在信仰上坚持原则，勇于牺牲，一丝不苟，决不妥协。在一些人眼中，“凡事不愿附和人”的他，已到了“偏执”的地步，但神正用了他性格中这极其难能可贵的地方。
这种“偏执”使得他的讲道、文章都带着鲜明的风格，锋芒毕露。以至于有人说，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甚至有人说他“是己非人”。
对于这些评论，王明道似乎并不在意。无论到哪里，他都激烈地批评教会中的问题，并视之为自己的受命。
“说谎作伪、利己损人、恃强凌弱、谄富轻贫、尔虞我诈、斗角勾心。社会中种种的罪恶在教会中也是无一不有⋯⋯（我）屡屡感觉到教会实在需要一种改革，而且这改革教会的使命就在我的肩头上。这种感觉也使我渐渐转变，愿意终身为神作工。”

这些话，就今天中国乃至世界的教会而言，仍震聋发聩。他痛斥：“教会的领袖为虚荣服务，教会的工人为薪金传道”，教会“正因为怕得罪人，所以才得不着人”。
有些言论之大胆、严厉，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他说：“我敢确实地说全国的‘基督徒’中真实悔改信主得生命的人绝对没有一半。”又称：“今日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虽然很多，但教会中的领袖大多数不是圣灵所设立的，实在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
他坚决地反对“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做全群的监督。正因如此，王明道希望自己做模范的基督徒，自己带领的北京基督徒会堂成为模范之教会。
被人们认为“偏执”的做法，在他的教会中也随处可见。例如，不用牧师的称呼（避免使圣徒感觉有职分的人比一般圣徒高出一等）、不在聚会时用口袋收钱（设奉献箱，随意奉捐）、没有唱诗班（被认为会在敬拜神时转移信徒的注意力），甚至没有十字架（被认为那是天主教的标志），只在房角石上刻下四行字：

“他为我们的罪受害，
他从死人里复活了，
他已经被举到天上，
他还要再来接我们。”

更令人惊讶的是，王明道对受洗的异常严格的要求:“我们不注重考问什么道理，只注重悔改、信主、得救、重生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借着他们生活的改变证明出来的。我们接纳圣徒是根据‘宁缺勿滥’的原则。”
17年的时间（自1933年起），在北京基督徒会堂受洗的人总共才五百七十多人。这个数字甚至不及当时有的教会在一年中受洗的人数。
即便如此，从两三个人的家庭聚会发展到买地建堂，有七八百人聚会的大教会，北京基督徒会堂日益兴旺，甚至在1949年建国之后，聚会的人数仍不断加增，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王明道夫妇被捕。
字里行间，读者常常所感的，是王明道在书中所表露的真诚。“（1920年）11月21日晚间我同校中新来的一位同人谈话。他和我谈到罪的问题。我心中十分恼怒。”
那人对他说：“有些信徒很热心，也很殷勤作工，但他们并不是要借此荣耀神，乃是荣耀自己。”
王深深地被刺痛，并开始悔改。那天晚上，他写了一篇祷文，求神赦罪，并把自己看到的罪一一列出：

“我心我目污秽不洁。
我嫉人恨人。
我爱自己千百倍于爱人。
我在人前之祈祷多虚伪而不真实。
我虚伪。
我捐纳尽为弋人之称誉。
我祈祷为自己太多，为人太少。
我努力所成之工大半为求人之赞誉。
我聚会、祈祷、礼拜，多无诚心。
我骄傲自恃，且轻藐他人。
我不公正。
我言语虚伪、自夸、放荡。
我爱世俗过于爱真理。”

此时，王明道已受洗6年，且在旁人看来，他过着一丝不苟的信仰生活，并领导青年聚会，广受嘉誉。这些罪，若非被圣灵光照，实所难见。
1950年，王明道时年50岁。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夏七月, 予将满五十周岁。回忆自二十五岁工作之门大开, 此二十五载中, 神确曾对予加以重用。但一己之属灵生活则软弱失败, 不堪回首。爱心不足, 心思不洁, 言行不谨，事神不忠, 有负神恩甚多。值此将近五十周岁之际, 实当向父求大复兴。俾予五十岁以后之时光, 不但能继续为神作工, 且能活出合神心意之生活也 (晨八时三十分)。”
50岁之前的王明道，值得一提的，除拒绝参加日军组织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还有两件大事：一是创办《灵食》季刊；一是娶刘景文姊妹。
王明道自己创办的《灵食》季刊没有外国差会的供给，也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作后援，只有自己200元的资本。但正是这本小小的刊物，20多年中历经风雨却生存下来。王明道也通过这本杂志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不少书。
或许因是信仰类刊物，《灵食》季刊未在目前中国现代传媒历史上留下一笔。但在笔者看来，王明道刊发的部分文章及其影响力，与同时代邹韬奋在《生活》发表的文章相比，并不逊色。
邹韬奋主持的《生活》杂志，旨在“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王明道的《灵食》季刊，恐怕缺下的只是“力谋社会改造”这一角。
因此，也有人认为，王明道将基督信仰限于个人内在道德层面或家庭生活层面，没有延伸至社会层面等，正是当时他个人的局限，中国教会的局限。
王明道的婚姻值得一提。王明道因到各地讲道，几次拜访家在杭州的刘德森牧师，从而结识其女刘景文姊妹，两人年龄相差九岁。
王写道：“当我在刘先生家中住了几次以后，觉得这个家是一个充满和谐愉快的家。当我发现刘小姐不是孩子乃是大人的那一天，我想到神为我所预备的伴侣或者就是在这里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明道首先关注的不是刘景文本人，而是刘景文生活与成长的环境。对于处事一丝不苟的王明道来说，婚姻可谓大事中的大事。他不愿轻率地决定，生怕毕生大事“陷于失望及陷阱中”。
他在1925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父乎，如斯人可为予之终身伴侣，系出于父意者，则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于仆身。非然者，则祈父速除去予出于一己之爱情；以父之旨总无误，而于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毕生大事，父乎，祈尔使我不至陷于失望及陷阱中！”
王明道耐心并安静地了解刘景文，他写道：“性情、知识、体健、环境，四者均佳，所不深知者，信仰及心志如何耳！惟就近日所见，似亦十分饥渴羡慕圣道；如此一端并无差错，则斯人足为予侣矣。且也，幼年即能如此慕道，倘受良好之圣道训练，正可为忠心之神仆。苟如是，则足矣！足矣！父乎尔旨若何?祈明以示我。虽然慎之，勿奔走太急，而致行于父前也。父乎，为此事祈教我，导我，使我不蹈错误。”
同时，提醒自己：“青年信徒选择配偶之条件，信仰与德行为第一重要，学识，才能次之，体健又次之，其他不足论也。至若以相貌、财产相号召，视此为去取者，则流于纵欲及贪财之大罪，既背神旨，自有灾害，或祸起萧墙，或以生殉情。贻多少异日之祸变及苦痛失望者，无不由于选择婚姻惟视财色为从违，有以致之也。殷鉴不远，青年信徒当何以慎之哉！”
王明道在二十几天中为这事恳切祈祷，反复思想，惟恐走错一步，招来毕生的痛苦与失败。
在求婚一事上，刘景文的回复是：“天父看怎样好，就怎样罢。”王明道并未看错，他未来妻子良好的灵性生命，甚至常常让王明道羡慕。
他说：“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感觉我的爱心真不小，及至我和妻同处多年以后，我越来越发觉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爱那可爱的，却厌恶那不可爱的。妻对人却总是一视同仁。如果我帮助别人，自己不受太大的损失，我很乐意去做。但如果为帮助别人，使我自己感受痛苦和不便，我的心中便要经过剧烈的战争了。妻却能随时随地很不费力地牺牲自己的享受和利益去帮助别人。”他又说：“我是一个多忧多虑的人，每日让许多的忧愁、挂虑、烦恼、惧怕，占据自己的心，妻却极会信靠交托。无论如何严重的事，她并不需要跪下恳切祷告，只是心中轻轻地往神手中一放，一切便全不管了。”
王明道此后经历各种磨难，性情与自己相异的妻子，成为其最好的提醒者、最亲密的配搭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拒绝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后，正是妻子提醒他不必与日本人相见。
在拒绝加入“三自会”后，出于对无期徒刑的恐惧，他曾一度软弱，在狱中撒谎。为此，他的心中痛苦万分，世人中恐怕只有妻子才能理解。妻子的提醒和陪伴，成为他重新站起来不可或缺的帮助。这不能不说是神的安排。
晚年出狱后，王明道固执地不断写材料申冤，要求政府承认当初的错误。妻子对他说:“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 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 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 我冤枉不冤枉啊? 你去坐监, 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 要坐十五年监, 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 一共十九年? 没有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 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 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 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
王明道曾用“不新不旧、又新又旧、半新半旧”来描述这场相守长达63年的婚姻（其间包括近二十年的监狱生活）。
半新半旧的,不仅仅是王明道的婚姻。一些早期的基督徒赢得了罗马人甚至贵族的尊敬，不少是出于误解，因为他们被罗马人看作斯多葛派最好的实践者，他们在生活中展现出斯多葛派所倡导的德行。与此类似王明道未尝不会被看作传统儒家道德生活的实践者。在基督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的背景下，王明道身上无疑带着“亦新亦旧”的一代中国基督徒的印记。他自己的言行间，也可见儒家文化的影子。
1975年正值全国上下批林批孔，王明道尚在狱中，有监狱干部单独找他谈批孔的问题。王说：“孔子批不得，批孔子的人自取羞辱。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师，我不能批评他。”
及出狱前，他写下：“先知成仁，使徒取义，受命传道，首重刚毅。熟读圣经，洞晓真理，坚贞不屈，顶天立地。”
晚年出狱后的王明道，对国内外来访的人讲话时，常用孟子的话来自勉:“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并说他在50岁之前做到前面两点, 50岁之后才做到第三点, 即“威武不能屈”。
一生所做，王明道认真地记录在自己的账簿上，既是摆在人前，更是呈献于神，视为交账。如今，中国基督教会日渐兴盛，世所瞩目。重读王明道，更值得思考他账簿背后，留下的厚厚遗产与种种遗憾。

一、信主

我在一个佛教背景的家庭里长大，我们家祖辈都是信佛的，我继母就是虔诚的佛教徒，她从小就吃斋念佛，从出生到死去七十多年，没有吃过肉，没有吃过葱、韭、蒜等。从家里人那里，我就知道世上有（假）神，而且从小我就拜（假）神，一天五次烧香念佛。我结婚后，随丈夫从河南去到甘肃天水投奔师傅做照相的生意，我丈夫的师傅全家是信主的，一下子进入到基督教的家庭，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以前所敬拜的是假神，是虚妄的，才开始认识真神，就愿意向神祷告。
我是1948年4月信主，6月受洗，受洗的时候有牧师带我们聚了七天会，上午给我们讲悔改、洗礼的道，下午我们就认罪，就这样一个礼拜，我们知道了洗礼的意义：旧人死了，埋葬了，从水里上来就是新人了。那个时候我的信心就是那么简单。当时我的眼睛有神经炎，五步的距离就看不清楚人，别人都说我的眼睛要瞎了。我受洗的时候心里就对主说：“主啊，我的眼睛就是旧的，你叫它死掉，当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是活人，我的眼睛就能明亮了。”我受洗从水里出来以后，特别喜乐，竟然把我的祷告忘掉了。这一忘啊，就忘了20年。
受洗以后，我的眼睛渐渐能看见了，别人也说：“你原来身体不好，眼睛也看不见，现在身体好了，眼睛也看得见了。”但是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眼睛开始能看见的。1968年，因为眼睛经常流泪，我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右眼视力正常，左眼还是老样子。可是我的右眼一直流泪，我很担心，就说:主啊，右眼流泪，要是瞎了怎么办？我要看圣经，你总要给我留一只眼睛看圣经。在祷告时突然想到20年前受洗时的祷告，哦，主啊，我忘恩负义，我的眼睛本是瞎的，是你听了我的祷告把右眼治好，治好了一只眼睛就够了。我真是忘恩负义，这是我在神面前大大的亏欠。
我受洗后一个月，丈夫就出去流动照相，在离天水一百多公里的定西县，丈夫在当地的买卖很好，但是有一天中午他在歇晌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有人敲打他的脑袋。1948年正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局势很混乱，那个人叫他起来赶快走，丈夫睁开眼发现周围没有人，以为是谁在和他开玩笑，他就把门闩上，继续回屋睡觉，但是刚刚躺下，那个人又来打他，下手更重，说：“王某某，起来快走！”他突然明白，这是神叫他起来，他就赶快收拾行李回天水。那个时候通讯不方便，他原以为是家里发生什么意外所以神用这种方式叫他回去，结果回去一看家里面没有事情。他还惦记着定西县的生意，有些买卖还没做完，于是他就带了四弟一起回到了定西，下了车就直奔原来住宿的旅店，服务员是我们河南老乡，他非常惊讶：“老王，你怎么回来了？”我丈夫问发生什么事情，服务员说，他前些日子刚离开定西，当局警备处就派人来抓他，说他是共产党的特务。丈夫吓得不敢说话，赶紧溜回搭乘的货车上，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个货车的目的地是哪里，最后发现自己被车拉到了新疆，所以我们来新疆就是这么来的。
他是1948年来的新疆，我是1949年来的。我们一来新疆，就得到西北灵工团的栽培，我们一直在灵工团下面受教，听他们讲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如何彰显出来，他们一批一批地从山东来到新疆，最后一批是年老的和儿童一起来，还有小脚的妇女，他们步行从山东一直走到天水，神就是用他的大能把这些人领出来，特别是在1948年的时候，局势很混乱，到处都是战争，但是神就是这样顺顺利利把他们带到新疆，他们每一步都听神的，神叫他们走就走，叫他们站就站，我们听了他们的见证，都是特别受感动，也受激励，我们的灵命是从这里成长的。
1951年开始镇压反革命，把西北灵工团划为反革命组织，我丈夫知道这个消息，就不让我去灵工团聚会了，我当时觉得心里特别委屈，却不知道这是神特别的保守，保守我什么呢？就是不让我去聚会，这个奥秘一直等到80年代的时候才听一个老牧师跟我讲明，那个时候所谓的聚会几乎就是批斗会，批斗牧师，揭发教会，神就这样保守我，没有让我沾一句污秽的言语，没有掺和到他们里面，这全是神的恩典。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把我划在西北灵工团里面，也定罪为反革命，但是神保守我，在那样残酷的环境下，他们没有给我贴一张大字报，没有一个人提出要批斗我，甚至连意见也没有提。这全部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知道我的软弱，若是我被揪出来批斗，肯定是第一个投降背叛主，甚至比彼得更能否认主，我实在是恐惧战兢，但是神怜悯我，他平平安安地保守我一直到文革结束。

二、顺服的功课

从信主开始我就开始学习顺服丈夫，三十多年来，我却没有学会，为什么没有学会？到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顺服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外面顺服，里面却没有顺服；外面的顺服是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里面的不顺服，是因为里面全是怨言，满了不愿意去做的心，可是在外面还是照样去做了。所以这三十多年是在苦中度过的。直到最后他病得厉害，他还吩咐我按照他的要求做饭，甚至如何切菜、烧菜等也要悉数听从他的，不仅如此，他还管着我和儿子吃什么饭、炒什么菜。即便按照他的要求全部做了，最后他还是说我，你就是犟得很，不听话。我就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咋样才能算是顺服呢？” 其实我以前也没有这样求问过主，主真正怜悯了我，看我受了三十年的苦，他才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根本没有顺服，完全是外面的假象。”我明白了，虽然我表面顺服丈夫，但是里面却完全是悖逆，他叫我往东，我的心却完全是往西，没有把我的心放下跟随丈夫往东走，所以我的顺服在神看来完全是假的。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得了平安、有了喜乐。有一次丈夫竟然一顿饭让我重做了三次，我完全顺服，甘心乐意去做，没有一点怨言，这都是神给我的恩典。
在丈夫病重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你先接我走，不要先接他走，你要先接走他，我家的孩子多，我们这一家子怎么过呢？不是生活上过不下去，而是如何来处理这个大家庭的关系，我不能胜任。主啊，你先接我走吧，你叫他好了，治理这个家吧。”我为丈夫祷告的时候，坚决不要让他先走，非要神医治他不可。我相信若是我这样祷告，他就不会走。结果神给了我一个异梦，我是从来不做梦的人，那次梦到一个黑板，上面写了很多的字，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认识它们，但是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是神让我回答问题，我就写啊写啊，写了一个字，睁开眼看了看那个字，是个“不”字。我就明白了，原来神在提醒我，他给我安排的我不愿意去顺服。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神迹，我也不愿意传神迹，但这的确是神迹，后来我看到启导本的圣经，那上面有希伯来字，我才知道我梦中黑板上的字是希伯来字。神都给了我这样的启示，我还是悖逆：“我就是要先走，我就是要叫他活着。”神看我这样可怜的光景，就深深地感动我：“你不是愿意爱人吗？你不是愿意舍己吗？你看他可怜不可怜，他比你多活一天，要受多大的罪！”我这才放下己意：“主啊，我顺服你的旨意。”
在同工身上我照样学习顺服的功课。对同工的意见，有时候我心里很不同意，但是不同意的时候我从不发言，也从来没有表达过“我不同意”。面对我不发言的时候同工们就问我：“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就说：“我没有说不同意。”他们说：“你不说话就是不同意。”后来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说行，我心里祷告：“主啊，我交给你，他们说同意，我就同意，但是成全却完全在你的手里。”每当这样祷告的时候，主就拦阻他们不该行的，我就知道，主真是太爱我了，他所做的在我身上都是爱。
唐弟兄是我们地区教会的负责人，他们的礼拜堂和我们的礼拜堂相距12公里，由于我们教会是农村教会，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农村的信徒，而且家庭妇女很多，有文化的很少，没有教歌的人，所以没有办法组织唱诗班。有一年正值圣诞节前夕，唐弟兄来对我们说：“你们礼拜六过圣诞节，我们礼拜天过圣诞节，我们的唱诗班礼拜六去你们那里给你们献唱，礼拜天再回来给我们唱，这样两个礼拜堂都可以有唱诗班了。”我听了以后就特别地高兴，回到教会我们五个同工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兴奋地和他们分享唐弟兄的建议，大家都赞同，就有一个同工没发言，我也没在意，根据他们的提议，我就在那个主日向大家宣布了下个周六过圣诞节。没想到等到礼拜三的时候，接到唐弟兄的电话，他在电话那端指责我：“我说我安排你们礼拜六过圣诞节，为什么你不和同工商量自己就宣布呢？”我一听非常震惊，我说：“商量了，谁说没有商量？”唐弟兄说：“他们都在我这里坐着，他们说你没有商量，他们不同意礼拜六过。”我心里说，主啊，怎么办呢？几百个弟兄姊妹都已经通知了，手里拿着电话，我的心里面有种感动，要我深深地顺服，我就说：“那好吧，那就按他们的意思礼拜天过吧！”只听电话那边唐弟兄的声音特别高兴，可是我心想，你们心里高兴了，我心里可不高兴了，我如何向弟兄姊妹交代呢？这些人不都住在附近，有些人骑着车子从几十公里外赶来，圣诞节正是冬天，在这里天气非常寒冷，难道等弟兄姊妹来了，我再宣布让他们回去，第二天再来参加聚会？我特别难受，我怎么能够在弟兄姊妹面前说话不算话？我就一直祷告，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不要脸了，我这老脸皮算什么？我就跟他们说，今天不过了，因为我通知错了，明天再过吧。”于是我就睡下了。第二天，早起祷告的时候，我说：“不行啊，我太亏欠弟兄姊妹了，他们这么冷的天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却被通知还要等到明天才过，白白让他们耽误一天，我太亏欠他们了。”于是就继续祷告，神给我智慧让我想出一个办法——他们来了，我给他们做一顿饭吃，如果没有人讲道，就让信徒自己唱诗、做见证，欢欢喜喜过一天，第二天再让他们过来也行。于是我就和儿子商量，赶紧买一只羊去，把星期六的饭都准备好，让弟兄姊妹来好好吃一顿。没有想到我顺服下来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午的时候（周四）我们的四个同工来到我们这里，说：“我们考虑好了，咱们圣诞节过两天吧，周六周日都过。”我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主就这样让我在弟兄姊妹当中，同工当中学习顺服。感谢神，我才知道顺服才是“福”，所以在一切的事情上我都要学习顺服。

三、不论断人

神还给我一个功课，让我学习不论断人。从前在学习不论断人的时候，我没有靠主，而是靠自己。在家里为自己论断人而认罪悔改，可是一到工作的地方，因为我不会泄露别人的秘密，所以同事就找我说话，别人一开口的时候，我就要回应搭话，我一开口就落在论断人的罪中，只好等晚上回家就认罪。那个时候我太无知了，不知道靠主，专知道靠自己，不知痛苦了多少年，就这样自己在家里刚认完罪，出去却再次犯罪，我真是苦啊，我祷告说：“主啊，我若再论断人，你就惩罚我，不要叫我再论断人了。”可是到了那种场合我还是论断，似乎就是不能摆脱这论断的罪，真是太苦太苦了。等我从单位退休的时候，我就感谢赞美主，终于从这个论断人的环境里解脱出来。
1989年，我们教会分裂，弟兄姊妹彼此互相论断，这个来找我说这样的话，那个来说那样的话，我就和他们说：“不要论断人。”只要有人来我家说某某人，我就说，不要论断人。有一个姊妹对别人说：“我们再也不跟韩姊妹说话了，我们一开口，她就说，‘不要论断人’，把我们堵得心里难受。”我一听这话，神就光照我，让我看到我自己高高在上，洋洋得意，我就是好，你们都论断人吧，我就不论断人，自以为义，看看周围谁都不如我。有一个时期，忽然想到神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约一1:8，10）主啊，我有罪了，主啊，你要叫我知道自己的罪，我要天天祷告，在主的面前，求主光照我，叫我知道什么是罪，我的罪在哪里。祷告后，神就叫我看到自己本来是一个很大的人，蒙神光照后，却缩得像针一样小。我才知道，主啊，我骄傲了，我犯了极大的罪。我没有论断人吗？从上到下，我的口里没有论断，我的心里却在论断，上下左右没有一个人我没有论断，神就这样叫我认识到自己是活在论断之中，从此，我才寻求该怎样做才能不论断人，神让我知道爱人如己才能不论断人。当别人问耶稣基督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他说了一句话：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神就这样光照我，要我知道爱才能不论断。我就在神面前切切地求，求神给我爱人的心，就是爱人如己的心。可我不知道该怎样爱，不知道该如何赦免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我细想这句话的时候就问神，为什么要赦免他们，他们本是最不该被赦免的人。法利赛人想要杀害耶稣，因为耶稣夺去了他们的荣誉；撒都该人想要杀害耶稣，因为主耶稣夺了他们进钱的门路；群众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是害怕这些宗教领袖。就算这些人都能找到被赦免的理由，唯有兵丁并无可赦免之处，彼拉多命令兵丁打耶稣四十皮鞭，这是彼拉多吩咐他们的，但是彼拉多并没有命令他们给耶稣戴上荆棘冠冕，也没有让他们给他穿紫袍子、戏弄他，也没有让他们拈阉分主的衣服，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唯有这些兵丁不得赦免！可是主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一句话提醒了我，照亮了我，任何人所做的，都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才这样做，若是他们晓得，若是他们认识我们的主，他们绝不会这样做。话又说回来，我若不认识主，我若处在他们那个地步，有可能比他们还要恶。所以我不给人定罪了，不论断别人，而是要爱人如己。
现在如果有人告别人的状，我就站在那个犯罪人的立场为他解释，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去爱世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不应该批评、论断和指责，有爱才有权柄指责。有一个年轻人做主工，我就告诉他：“你若想做主工，你就要爱人，每一个人都要去爱，你付出一百分的爱心，才有一分责备的权柄，没有爱心，你绝没有权柄指责人。”这真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不是我自己的作为，主所说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渐渐地在生活中，我努力遵行神的旨意去爱每一个人，愿意和我交通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有一次我出去一段时间回来，有一个姊妹给我提意见，说我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了，而不是带到神的面前，我在心里琢磨了这一句话好长时间，我觉得她说得对，我就求主让我明白怎样才能不把人带到我的面前，后来我想到盖恩夫人所说的那句话“原来我所行的善，现在看来都是恶”，我才明白我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荣耀都归给了自己，这不是恶是什么呢？从那以后，我带领信徒，教他们在神面前认罪、学祷告，教他们学爱神。
曾经有一个人，他反对我，老是给我出难题，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很厌烦，看到他就装作没有看见，他祷告的时候我就不说阿门。在神面前，我就说：“主啊，我是有罪的，我真是有罪的，我不知道怎样祷告，我实在是没有爱他的心，只求主给我爱他的心。”我这样祷告了很长的时间，神真的拿去了我厌烦他的心，无论他怎样反对我，无论他怎样给我出难题，我都一味地顺服，而且我看到他的长处，他虽然对我这样，但是他有一颗爱主、舍己的心，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学习，所以我爱他，无论他现在怎样反对我，我仍然觉得他是可爱的。这样，我才知道，爱是从神那里来的。从此以后，我想到哪个人，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我就赶快祷告，天天为那个人祷告，主啊，你给我爱他的心，无论是孩子、同事，还是同工、亲戚朋友，哪一个我若是不喜欢，我就要祷告，求主给我爱他们的心，神都一一拿去我厌恶的心。特别是同工，还有一些传道人，我都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孩子，都是可爱的，都是被主所用的，神就这样让我知道该如何去爱别人。

四、边读圣经边认字

我在娘家的时候上过三年学，不到六岁上学，到九岁的时候就不上了，随后又补上了几个月，但是所学的在后来的日子中都丢掉了，我不太认识字。从1948年信主到1968年，这20年里，我祷告没有间断，但是却没有好好读经，聚会的时候拿着圣经，很多地方找不着。什么时候读呢？患难来了，痛苦来了，就翻圣经，翻到哪里算哪里，看神给我说啥话，神也特别恩待我，不亏待我，几乎每次翻看得到的都是他安慰我的话，那个时候也没有《荒漠甘泉》，只有从圣经上来寻求神话语得安慰。1968年我家被抄，在抄家的时候我祷告：“主啊，你保守我的圣经！”果然，他们什么都抄走了，但是圣经没有拿走。后来，我出去办事，等我从外面回来，发现我的丈夫把圣经扔到炉子里烧掉了，我什么话都没说，因为他蹲过牛棚，受过苦，现在已特别软弱，我们不敢在他面前提起信仰问题，我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只是和主讲，为什么圣经保存下来你又给我烧掉了呢？我没有赖我的丈夫，只有赖主。有一天家里没有人，我就跪下来说：“主啊，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一本圣经，你不给我圣经我就活不成了，你是大能的主，你从天上给我掉下来一本圣经，因为你没有办不成的事，我今天就要叫你从天上给我掉一本圣经。”我就这样祷告，神大约看我太可怜了，给我了一句话——“明天给你”，我就不祷告了，也不说阿门，径直坐下，心里琢磨：明天神真的能给我一本圣经？从天上掉下来一本圣经？我就这样苦想，突然神让我明白，原来山东人天亮了不说天亮了，而是说“明了天”，我明白神要在“天亮”后给我，我虽然心里还在纳闷，但是还是跪下来祷告，感谢主，让主从天上给我们降下圣经，从河里给我们流出圣经，让新华书店卖圣经，我等着我们中国天亮的时候。
这之后不久，有一个姊妹从喀什到乌鲁木齐，路过我们这里，我就悄悄地给她做了这个见证，她说她刚好有一本新约圣经，下次路过的时候给我带来，后来她果然把这本新约圣经带给我。这本圣经很小，能装在口袋里，但是我不敢放到口袋里，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有这本圣经，就把它藏了起来。我那时非常渴望读圣经，因为我意识到我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好好读圣经，所以神把圣经给我收起来了，我觉得很亏欠。现在既然有了圣经，我就要好好读。怎么样读？什么时候读呢？利用吃饭的一点时间来读，每天我把饭做好，端上桌子，自己跑到厨房偷偷祷告谢饭，祷告完我就出来到饭桌上吃饭，我吃饭特别快，丈夫的牙不好，吃饭极慢，我几口吃下去，就跑到厨房，拿出圣经来读，不管读多少，只要听到外面他吃完饭放下碗筷的声音，我就赶快藏起圣经。就这样，我一天读圣经三次。还有就是休息的时间，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服务行业，不在礼拜天休息，而是在礼拜一休息。礼拜一孩子们上学了，我们两个人休息，丈夫每逢此时都要出去采购下一个礼拜要用的东西，我丈夫出门的时候吩咐我，干这个干那个，吩咐完了他就走了，他走了以后我赶紧把门闩上，先祷告后读圣经，等我读完圣经，就开始干活。
圣经上很多字我不认识，我就按照半边去读。好多年之后，有一天唐弟兄在讲台上讲旧约圣经里的经文，提到亚摩利王“噩”，我在读经的时候都把它念成jiang,因为它很像“疆”的右半边，直到那天我才知道原来它读e，原来圣经上的很多字我都念错了！后来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女儿，女儿又不常在身边，她就教我学会了查字典，我后来借助字典来识字，每次读圣经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然后在纸上写下它的同音字，提醒我这个字读什么，但是下次读经读到这里，我忘记了，还需要查字典，这样非常麻烦，于是我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同音字写在小纸条上，夹在当页的圣经里，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虽然忘记了，但是一查看小纸条就知道读什么，不需要再查字典，到现在我的圣经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小纸条。除了把不认识的字写下同音字，有时候我不懂这个字的意思，就把字典里的解释也抄上，就这样我学会了读圣经，也认识了字。
神真是恩待我，1968年丈夫烧了圣经，1970年神给我了一本新约圣经，我一直读到1980年，这十年里我光读新约，当时把读经当成一个任务，很多地方虽然都不明白，但是我必须读，很多字不认识，很多意思也不懂，我只能明白多少，就遵行多少，就拿“不论断人”来说，我是从圣经看了，然后才学习遵行神的话。1980年我做手术(子宫全切)住院，唐弟兄来看望我，问我需要什么，我什么都不求，只求他借给我一本旧约圣经，我这么多年没有读过旧约圣经，请他帮我借一本。他说刚好有一个老姊妹回老家探亲去了，把圣经放在他那里，他把这本圣经借给我，我就抓住这本圣经天天看，不管懂不懂，就一直看下去，一只手上打着吊瓶，另外一只手拿着圣经读，除了吃饭、睡觉以外都是看圣经。我住院加上休息总共约有两个半月，这段时间我囫囵吞枣把圣经旧约读了一遍。从此，神也就给了我新旧约圣经，我开始一年读一遍旧约，两遍新约，有时候是两年读三遍新约。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已有不少读经小组，每个礼拜按照计划读经，那时没有解经书，只能自己祷告、自己领会其中的意思，再去跟别人讲解。我讲解圣经的时候，那些话全都是神给我的，读经是我的责任，讲道是神的责任。我每次带领读经前就祷告：“主啊，你给我当说的话，你不给我当说的话，我什么都没有。”有一次我心里想，哦，这次讲得不错，下一次我肯定还能讲好。等到下一次我往那里一站，什么话都没有，我一下就害怕了：“主啊，你要与我同在，你不与我同在，我什么话都没有了。”这么一祷告，神仍然给我当说的话，神真是太爱我了。有一次我讲《启示录》，我心里想，我哪有水平讲《启示录》呢？全靠祷告，讲了这一句啊，就祷告下一句话，整个过程还挺顺的，我头脑里刚想到“顺”这个字，马上下一句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头上就开始冒汗，祷告主：“主啊，你若不给我话说，我马上就要晾场了，因为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这个时候神仍然怜悯我，继续给我当说的话，都是神给我的。就是认字，也是神给我的恩赐和能力，不是我自己有什么。

五、家庭见证

2000年我的女儿患了一种奇怪的病，吃不下饭，她本来是一个很胖的人，但是得病以后瘦到39公斤。她躺着睡觉的时候，眼睛塌下去，鬓角也塌陷下去，活像一个骷髅人，我看着她那可怕的模样对主说：“主啊，看哪，她成了一个骷髅人了，一个骷髅人还能好吗？”神当时就给了我一句话：“枯干的骨头我要让它长肉。”有了这一句话，我一下子就有信心了，我就不断感谢主，相信主必能医治她，这是我的信心，因为神给了我这句话。后来她的病情恶化，几度到了生命危急的关头，但是我相信神肯定能医治她，就很平安。
2006年女儿去北京看病，因为她不能吃饭，北京的大夫给想了一个方法，把一根细管子穿过鼻子、食道、胃，最后通到小肠，输入营养液，输液一段时间后，她果真长肉了，体重增加了，但是病情并没有得到好转。女儿的情绪很低落，自己没有信心，成天垂头丧气，丧气到不想活下去，她万念俱灰，什么都不管，全是我自己前前后后照顾她。照顾她输液的时候，我就为她祷告，我祷告什么呢？我没有祷告求医治，我只是祷告让主给她平安，因为我知道神要医治就医治了，神说让她长肉，她的身体不见好居然就能长肉，你说奇妙不奇妙？你看神的恩典有多大，所以我只是求主给她平安。从此，她的情绪有所好转，开始起来拼命读圣经，阅读解经书，查考圣经，写了好多读经笔记，情绪越来越好，从痛苦忧伤中走了出来，满了平安和喜乐。她完全接受了终身带营养管维持生命并且每天要用9个小时滴营养液的这个现实，相信神的安排都有他美好的旨意。
从2006年到现在，整整三年，她没有吃一口饭，全部靠营养液维持，体重已经长到50公斤了。她的生命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变，由原来的灰心绝望到现在的活泼有力。有些人看到她这种情况，就直言不讳地说：“你活着不是别人的累赘吗？”的确有人这样说她。我问她：“你是怎样想的？”她说，自己有时候也很消极，觉得活着似乎就是给家人添麻烦。但我告诉她说：“不，很多人看见你得力量、得安慰，外邦人看见你都觉得稀奇，三年不吃饭，躺在床上病得不像样子，但出去把口罩一戴，谁看你像个病人呢？就是在这样的景况下，你还能这么喜乐，这么有力，信主的人看见你信心得到坚固，你活着就是荣耀神，就足足够我们享用了。”这是我在女儿身上所学的功课。
我的小儿子四岁时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大夫说这个孩子活不过八年。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并没有觉得惊慌，我就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这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他给我带来了多少的喜乐和平安！因为他父亲脾气不好，常常发脾气，我也不得安宁，但是这个孩子却给我带来了喜乐和平安，他从小就不怎么哭，别人家的小孩子睡醒了就哭，他呢，睡醒了就笑，让我那颗不安宁的心得到舒畅，主啊，你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借这个小孩子给我带来了多少的喜乐和平安，我感谢你，你什么时候接他走，我也感恩，因为这孩子是你给我的福分，我已经享用了，你给我的恩典已经足够多了！
从4岁到40岁，儿子从来没有犯过心脏病，40岁那年，因为工作上极大的压力，他就觉得心里闷得慌，不舒服。别人就劝他去乌鲁木齐做手术，因为他的一个同学和他患一样的病，人家一做手术就好了。我们就动身去了乌鲁木齐，没有想到大夫说这个手术不需要开胸，只要通过动脉血管用三根钢丝输送一个支架到心脏里就可以了，全部时间只需要三个小时，我们就欢欢喜喜答应了。
手术室在楼下，我在楼上，我等了三个小时，在这三个小时中，我一直在祷告，祷告一段时间，停顿一会儿，再继续祷告，如此反复，三个小时后，他却没有从手术室里出来，我下楼询问，被告知说很快就能出来了，我就上楼。过了好长时间，再下楼问问。一直等了8个小时，儿子才被推出手术室，却没有做手术。陪同的朋友和同学都发怨言，我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他们要“不发怨言”，我真是太感恩了，我的儿子自己在手术台上8个小时，没有如期进行手术，并且还大出血，身体已经极其虚弱，还能够不发怨言，我就感恩得不得了。后来大夫解释了为什么8个小时内没有进行手术，原来他所需的支架型号是7号，他们医院有6号和8号支架，就是没有7号支架，乌鲁木齐的其他医院都问了，都没有这个型号的支架。大夫临时决定从北京空运支架过来，需要3个小时，就让他在手术台上等着，结果一直等了4个小时，支架还是没有运来。后来才得知因为天气特殊飞机在北京机场不能起飞，所以延误了这次手术。大夫觉得对不住我们，就托人给我们说好话，让下个礼拜来做手术，答应用国外的进口支架，还要请专家来做。我就祷告：“主啊，究竟能不能再做手术？第一次你拦阻了，这次还能不能做呢？”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觉，担心儿子这条命能不能救回来。神给了我一句话，“他要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这本是当年雅各带领全家下埃及的时候，神安慰说约瑟必定给他送终，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句话，但是神把这句话给了我，我就放心了。第二天我去医院看他，他说：“妈妈，我不做手术了！”我说：“太好了，不做就太好了！”我们就退掉乌鲁木齐医院的手术，一个礼拜后又联系到上海的一家医院，到了上海的医院检查后，医生说儿子心血管缺损的地方很小，如果支架进去，就会立刻被血流冲走，顺着血流进入大脑，结果会很惨——要不变成植物人，要不就死了。我们就感恩，神为他儿女的原因让飞机都没有起飞，这不是神迹是什么！这家医院还是想给我们换另外一种手术方案，我依然拿不准究竟做还是不做，只有祷告，祷告之后神就给我感动，“亚伯拉罕愿意把唯一的儿子以撒献上，你有那么多的儿子，难道连这一个都不愿意放手？”我知道自己信心有亏欠，那一刻，我就放手真正把儿子交给了神。儿子后来还是不同意做手术，我们就回到老家。从2003年到现在，六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再觉得心闷、心慌，特别健康，你说这是神多大的恩典啊！
再说一个见证，我儿子在老家开了一个榨油厂，我们的隔壁是海绵厂。有一天，海绵厂突然失火，我就赶快祷告：“主啊，是你的旨意，就赶快让这火熄灭！”到外面一看，火苗被风刮到我们的院子里，我们的屋顶上搁置了好多干柴火，我们两家中间只隔着一堵墙，如果火苗刮过来，点着了柴火，下面可就是油库呀！我又回去祷告说：“主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要叫火着，也是你的旨意，我感谢你。”我又出来看的时候，发现火苗一下子窜到比房子高一倍的地方，“主啊，感谢你，你愿意叫它着，就着到这边吧！”院子里有儿子和别人合伙买来的一辆依维柯汽车，那天还是第一次开回家，我赶紧告诉儿子，你的车在里面，院子里都是棉籽，他就赶快进去挪车，那时他刚学会开车，还不熟练，面对如此险情，紧张得发动不起来，好不容易发动，车一开出院子，奇妙的事情就出现了，风完全倒向了那边，不往我们这边刮了。隔壁海绵厂烧得特别惨，他们搭房子的椽子搭到了我们这边，椽子燃烧，把墙都熏黑了，我们的椽子在他们那边，一点都没烤糊。因为这件事情，隔壁那家的父母就信主了，到现在都还很爱主。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些见证太多了，我不愿意多讲神迹，但这实实在在是神的成就，是神的恩典，我自己也常常不太相信神迹，但是神迹就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和你们说的这些仅是我经历的少数，我生命中无论大事、小事，处处都显出神的作为，愿荣耀都归给神！

1995年我在家乡信主，同年秋天来到北京读书，并开始参加天明牧师在清华西门带领的聚会。守望教会正式定名，是在2007年，经教会同工投票确定的，在我心目中，清华西门的聚会已是我所了解的守望教会的最早前身。也曾听牧师和师母说起过，他们从大学毕业后即奉献传道，不久就在他们自己租住的家中开始了聚会。如同圣经所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在过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眼见所结出的子粒已然超过数十倍。不过，包括牧师、师母在内那整整一代中国传道人的传奇故事，应有更合适的人来讲。我在此想回味的，则是我心目中的守望，从清华西门开始，直至汇集在华杰大厦前，留在我生命中若干温馨甜美的记忆。

一、清华西门：圣灵充满的地方

我第一次参加清华西门的聚会，是在1995年的9月，但那之前，聚会应该已经存在有些日子了，具体的时间我一直没有跟牧师核实过。那时，天明牧师还被称为“带领人”，弟兄姊妹跟他说话的时候，大都直呼其名，我也这么跟着叫了好多年，以致现在常常改不过口来。后来，一些政法大学的弟兄姊妹过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我发现他们的叫法又好听又具时尚感，于是有时也跟着他们一起叫“天明兄”（以下均称“牧师”，不论是否在按立后）。
对清华西门聚会的描述，可以用得上小时候老师教写叙事文的手法：骑自行车从人大东门一路往北骑，骑到现在的北大东门附近的路口后往东拐，再向北拐上那条通往清华西门的小斜马路，一直骑过清华西门，西门斜对面，大致在圆明园的东面，是一片平房。清华西门的聚会，就是在其中的一个小院子里。我说的这些地方，那时相当朴素清静，现在则已繁华得面目全非了。
记忆中那个院子不大，主要是一间大屋，用来聚会。屋子是北方人所熟知的“正房”，门窗都朝南，屋里墙上贴着些圣经经文，此外就好像没有什么装饰了；进门后，只见一排排的凳子，坐东朝西放着，对着最前面的一张小桌子，带领人讲道时，就站在桌子后面。
跟现在许多刚来守望聚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一样，那时的我也是刚到北京读书，刚刚信主，还不满二十三岁，属灵的状况可以说是“神知道我，我不知道神”。但在大学同学的妹妹的引介下，我终于鼓起勇气开始聚会了。
第一次去那里，就发现聚会的竟然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因为人多，聚会分上下午两堂，一堂是学生，一堂是已经参加工作的人，每一堂都应该有四五十人。我上下午都曾去过，记得当时就非常诧异，原来有这么多和我一样年纪的人信主，而且其中许多是刚从外地来京的我所无限景仰的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的学生和毕业生。
清华西门聚会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那里的敬拜气氛。
我一般参加下午的聚会，两点正式开始。记得当时我常常不到一点半就到达，却发现有很多人已经到了。两点之前的时间，就是唱诗。是不是有人教，记不得了；敬拜的时候有没有乐器伴奏，也记不得了。但我忘不了的，是伴随敬拜和赞美的那种纯粹而强大的力量，整个房间都被这种力量所充满和激荡。敬拜过程中，在开声祷告的那部分，我发现周围的人几乎都在旁若无人地大声祷告，感觉房顶都会被掀起来。刚刚信主的我，心灵被这种莫名的力量所温暖和紧紧地抓住了。那时，我还没有掌握多少信仰“术语”，后来回顾起来，才明白那种力量，不是音量的问题，而恰是所谓“圣灵的同在、充满和能力”所释放的力量。那时我去聚会，可以说就是为了去唱诗和体味那种感觉。像一块海绵一样，我要把那种奇妙、美好而又陌生的感觉，从我的每个毛孔，吸到我的生命里去。当时，我的信仰还很不稳定，甚至还不懂主日就是应该用来敬拜神的。但每次一旦去聚会，总是被深深地吸引，无一例外。
记得教会的一位老姊妹曾说过一句话：“我 岁信主，那之前的日子，都算是白活了！”当时，听到的人都笑了。这或许不是严谨的神学，但里面那朴素的道理、真挚的情感，又有哪一个跟随主的人，不能心领神会？可以说，上帝正是借着清华西门的敬拜，打开了我的心，牵引着我的手进入了他的家。
清华西门聚会的人数和规模，虽然与现在的守望无法相比，聚会的地方也偏僻简陋。但聚会中却一样有神的同在和恩膏，神也一样眷顾那里上百个如我一样饥渴的生命和灵魂。在90年代周遭贫瘠的信仰沙漠中，清华西门的聚会，如同一片盎然的绿洲。神的恩典充沛地降下并覆庇在那里，圣灵强烈的同在激励着神的儿女更深地渴慕和追求。那种感觉，我至今不能忘怀。

二、分散与动荡

好像是199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照老时间去聚会，到了那里，却发现屋里只有带领人和一两个人坐在一张小桌旁。我被告知，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得知是安全原因），那里暂时不聚会了。清华西门的聚会，自此告一段落，以后，“清华西门团契”的名字，也再没有被重新启用过。
此后不久，在清华西门认识的一位姊妹带我去一个弟兄家里聚会。如果说清华西门的聚会从聚会地点而言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庭聚会的话，此后开始的两年时间，守望就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家庭聚会”时期了。原来团契中的信徒，分散到几个家庭中，我去的这家即是其中之一，大约有十几个人一起崇拜。
第一次去聚会，就听到当时已经开始进入到北京家庭教会中的灵恩派的教导。讲道结束后，一位姊妹过来问我，刚才的讲道听懂没有，有没有问题。我老实回答“没听懂”，这位姊妹就告诉我，要坚信，疾病不是从神来的，无论得了什么病，一定要凭着信心，命令这个疾病退去，宣告神已经医治了我的病，还引用了不少经文，比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我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半信半疑，并且有种害怕的感觉，不敢再去，就改为去海淀堂聚会，同时仍然参加在清华西门时去的查经小组。直到上帝借一位姊妹带我去了她所在的家庭聚会。

        三、灵恩派的冲击

这个聚会点，位于一所大学家属院里一个小小的一居室中。此后一两年间，这里成为我属灵的家。从信主后一直漂泊动荡的我，在这里，很快被接纳，找到归属感，并开始一天天长大成熟。
那时的家庭教会，从各方面都很难与十几年后今天的基督教会同日而语。但神的保守、同在和祝福也一路伴随着我们。
在那里，我终于清楚了与神的关系，并决定受洗。在那里，我每周最盼望和绝对不会错过的，除了主日的聚会，还有聚会后在主人家的爱宴，以及每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在那里，我结识了几个最要好的属灵同伴，大家一起聚会，一起查经，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一起祷告，一起玩儿，一起挣扎，一起流泪，也一起成长。在那里，我也认识了几位上一辈的老牧师、传道人，知晓了他们为主坐牢、受苦而坚守信仰的经历。从他们身上，我开始了解三自和家庭教会的差别，开始接触活生生的中国基督教会的近现代历史。在那里，我见到现已归回天家的赵天恩牧师，但当时完全不知道他是华语基督教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那里，我参加一个海外学生事工的活动，也被他们“挑战”做全时间的服侍，好在我当时一方面还很爱世界和放不下自己，一方面也有基本的自知之明，没有同意。
神非常眷顾我们，虽然一直有问题，但也没有耽误我们的灵命成长，正是应了圣经上的那句话：神能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各种问题中，最为严峻的挑战，也许要数灵恩教导给教会所带来的冲击，我所在的教会也未能例外。

有一天，我们那里来了一对外国牧师。他们用英文讲道，安排我作翻译。开始前，其中一位牧师为我按手祷告。那次的翻译，惊人地流畅，不打磕巴儿，节奏跟那位牧师配合得恰到好处，而且常常能开口就想到圣经中一些合适的词。后来连着几次翻译，都是如此。当时我没有多想什么，后来过了好几年，我才突然想，会不会是这位牧师按手，就“激发”了我里面这方面的恩赐呢？有一件事我是确定的，就是如果不是信主，我的英文会比现在的差不少。自己在这方面的长进，无疑有神的祝福和恩典，但是否也与这位牧师的按手有关呢？这一点我现在仍然无法确定。
这两位牧师所讲的主题，就是方言和医治。其中一位牧师告诉我们，他原来高度近视，后来听了医治的教导，他有信心神会治好他的近视眼，于是立刻把眼镜摘了，后来眼睛就不近视了，再也没有戴过眼镜。听了他的见证，我和另一位高度近视的姊妹，也决定把我们的眼镜摘了，宣告神会医治我们的近视眼。那段时间，别的弟兄姊妹看见我们俩，都觉得有点怪怪的，然后才发现，是我们的眼镜没了！大家问我们怎么不戴眼镜了，我俩也神秘地笑笑，什么都不说。结果，过了两三个星期，我们的近视还没有被治好。于是，我俩又灰溜溜地悄悄把眼镜戴上了，直到今日！
他们也为聚会中一位生病的姊妹祷告。后来又有一位国外的姊妹来我们那里讲道和祷告。她分享说她曾经得过多种癌症，上帝都一一医治了她，并说她也有医治的恩赐。聚会中，她为这位姊妹的身体祷告，许多弟兄姊妹也都站在屋子里一起祷告，我照例作翻译。开始祷告后不久，她突然停下来说：“我感觉我们当中有不信的人，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会医治，就请你离开这间屋子，否则会影响圣灵的工作。”一阵沉默后，开始有弟兄姊妹陆续离开。挣扎了一会儿，我也开口对那位姊妹说：“我想你得找一个别的人来为你翻译，我也需要离开，因为我信不了。”说完，就忍不住哭了起来。那位姊妹很吃惊，连忙安慰我，说：“不，你不用离开，我相信你，你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开始为姊妹祷告。
但过了几个月，这位姊妹还是被主接走了。这位外国姊妹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买了机票，飞到北京，直接去了医院，把姊妹从太平间的冰柜中拉出来，为她按手祷告，求主叫她从死里复活。但主已经把这位在世上受病痛折磨的姊妹接到那好得无比的地方了，而没有让她在这人世上复活。
那时，我还不会从解经和神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现象，但与此类似的经历至少让我懂得了一点，就是信心不是“嘴硬”，人也不能够操纵或是要挟神，“神的主权”高过一切。
从清华西门聚会分散后，天明牧师一直在几个分散在各处的地方聚会和讲道，同时也带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查经，但还没有建立他直接牧养的教会。那时灵恩派教导已经在我们聚会中引起相当不同的反应和争议。为此，带领人一连三个主日，请天明牧师来分享有关属灵的恩赐的问题！但这样做也没能挽回局面，最终，接受灵恩派教导的弟兄姊妹，还是决定另找地方聚会，把原来的地方留给不认同灵恩的人。但教会的原带领人也即将回国，于是力邀天明牧师承担起余剩人员的牧养责任。
写到这里，守望的发展脉络重新清晰起来。此前的一段时间内，“守望”虽然没有一个明晰和有形的存在，但神却在各处牧养和预备着他的儿女，也预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重新召聚我们。
信主的时间长了，不仅看到周围跟随主的弟兄姊妹学业、家庭都在神的祝福下蒸蒸日上，也看到一些让我不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情况。例如，前面我提到跟我一起摘掉眼镜的姊妹，我们一直非常要好，但她最后却陷入到一个邪教中。后来，我也看到奉献给主全职服侍的肢体，因为精神疾患而无法继续服侍的情形。再往后，要第二个孩子的问题，试管婴儿与基督教伦理的问题，父母在家教育子女的问题，都陆续成为一些弟兄姊妹思考甚至挣扎于其中的问题。这些事，似乎都没有现成和简单的答案。
奇妙的是，虽然难题不少，但却也不令人感到灰心和绝望，反而越来越觉得踏实和平安。因为我看到，虽然经历这么多的难处，神的教会却在不断地成长、兴起、壮大。记得有一次一个牧师问我们：只有一种人不会得病，你们说是什么人？我们答不上来，结果牧师说：是死人！教会是神的教会，问题和难处都不能压垮它，因为神的手亲自扶持，我们就必站立得住。有了神的保守，神的教会还怕什么呢？不论是外面来的搅扰，还是自身的软弱和问题，都不能把属神的从神的手上夺去。现在，再听到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似乎也越来越“老练”了，不再轻易大惊小怪，相信神照样会保守和带领我们平安度过的，如同一首赞美诗中所唱的：“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内。”

四、黄庄地下室：温暖的团契时代

我参加清华西门的聚会时，一位个子不高的姊妹主动来跟我说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小组，我答应了。从此，她成为我的组长。1996年清华西门的聚会解散后，我仍然定期参加小组聚会。后来得知，聚会虽然分散了，但这种小组查经和牧养却一直没有断。1997年的一天，组长告诉我，天明牧师要开一个查经班，她推荐了我。本来要求的条件是信仰比较成熟、可以服侍的人，但经过小组长的力荐，我才被勉强收录。所以后来我开玩笑说，自己是被牧师从路边捡来的。
我现在仍然记得，那是1997年3月28日的晚上。组长通知我在黄庄的麦当劳门口集合。当时，跟天明牧师几乎不认识，也没怎么说过话，只听别人问他：“恩平怎么样了？”牧师回答说：“昨天刚生了雅歌，现在还在海淀医院住院呢。”如果不是神的工作，哪会有一位丈夫，会在自己的孩子出生的第二天，就带一帮年轻人，去到一个昏暗的地下室查考圣经呢？
等十几个人都聚齐了，我们就来到黄庄附近的一群塔楼中的一间半地下室。说是半地下，其实在白天也几乎是采不到光的，不开灯什么都看不见。但就是在那里，我切实地开始了自己追求真理和认识神的旅程。
又过了几个月，如前所述，我所在的教会因为在灵恩派教导上的分歧而一分为二，原来的带领人也要离开，因此提请天明牧师来带领我们这批不认同灵恩倾向的信徒。我记得当时牧师也很犹豫，他说，他的原则一向是“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但我们这批信徒中，有很多人，这些年来其实一直受到他的关怀和实际上的牧养，所以硬是不管也不行。几经考虑，他终于同意把我们收编了！黄庄地下室用来小组查经的那间狭长昏暗、十来平米的小屋，也成为我们主日聚会的场所。
对团契时代记忆最深刻的，是肢体间那种亲密美好的关系。那时，我们常常去牧师家，牧师似乎也不用提前跟师母打招呼，就会在主日聚会结束后招呼大家说：去我们家吃饭吧！我们也总是乐于响应号召，去给师母作不速之客。正是在牧师的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对基督徒夫妇的关系是怎样的，亲眼目睹了牧师夫妇如何对待和养育两个孩子，学到了建立家庭方面的宝贵功课。那时，团契里最多也就是三十来人，不仅跟牧师的关系近，大家彼此间的关系也很熟稔。加上我们这些“活跃分子”大都是单身，所以有很多的时间泡在一起，建立了亲如手足的生命连接。
也是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在1997年那个酷热的暑假，我们十几个学生信徒，吹着风扇，参加了从早到晚为期大约三周的圣经学习。在那里，每个主日都挤着二三十人敬拜神。后来，实在坐不下，就租了同一层一个大一点的房间，正对着阴暗潮湿的厕所，味道可想而知，但神还是把人不断带到那里来。在那里，我的大学同学决志信主，并且很快与我最好的属灵伙伴组建了家庭。在那里，我的同屋也认识了神，并在这里长大成熟，如今也在教会服侍。也是在那里，我认识了自己人生的伴侣，也组建了在主里的家庭。后来分成几个团契后，在某个家庭里搞聚会也是很经常的事，到如今，当年的很多弟兄姊妹对此都无限怀念。那几年中，我们的心灵被小团契中的爱与接纳所温暖和包围，也预备我们的心，承受更大的祝福与挑战。
除了牧师以外，现今守望教会的几个长老、团契带领人等，在黄庄地下室时也已经开始了聚会和服侍。在黄庄地下室，“守望教会”已初现雏形。
2000年前后，来聚会的人越来越多，黄庄地下室已经盛不下了。同时，神也很明显地兴起和预备了能够服侍教会的得力的工人。从那时起，黄庄地下室的聚会开始分为几个团契，分开在不同的居民楼里聚会，我所去过的就有紫金庄园的几处地方、保福寺、西三环、民族大学附近、万柳等几处。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最多的时候，团契的数量达到十二个。

五、结语

从团契时代到教会转型的原委，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很熟悉了，简言之，就是在神的带领和推动下，我们逐步离开居民楼，往写字楼里集中，直到几堂聚会都汇合在华杰为止。教会的转型，对于我们这些多年来已习惯于团契模式的信徒来说，无疑有过一段困难的适应时期。但当我们越来越看到神对守望教会的带领时，我们相信神是要我们的生命与教会一同成长。我也希望团契时期形成的守望教会好的属灵传统在转型后的教会中继续地光大，让新加入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能够与我们一同蒙神的祝福，在教会中一同成长。
转眼到了2009年，守望最重要的事工之一，当然就是建堂。从清华西门到分散到不同的聚会点，从家庭聚会到黄庄地下室，从居民楼到即将有自己的会堂，上帝的手一直在搀拉着我们，带领我们行走在他永恒的旨意和宏伟的计划中。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间，神一直以他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牧养着我们，建立着基督的身体，推动和扩展着神在地上的国度。《诗篇》33篇早已宣告：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历史，就是神儿子的故事，也掌管在神的手中。也只有加入到神的手所推动的洪流中，人才不会虚度自己的一生。守望教会，只是神在地上众多有形的教会中的一份子，普天之下，神的儿女都在各处建立着教会——基督的身体，靠着他的名，行走在他的面光之中。

1949年8月1日，哈密全家（即教会，灵工团的弟兄姊妹自称家人）为我们去南疆祷告，张谷泉牧师、李石瑛牧师为我们行按手礼，把我们一行五人——李道生、张惠荣、李田存、冯顺义、田佩瑾，交托给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行五人准备去喀什疏勒传福音。这条路向来没走过，疏勒这地方也从未去过。

 一、经过吐鲁番的热浪熏烤

从哈密去喀什，必须经过吐鲁番，8月的气温40多度，中午地表温度更高（吐鲁番1953年7月最高温度47.6度）。从七角井西行越走越热，真是骄阳似火，特别是经过圣金口（吐鲁番境内）火焰山时，太阳如同火烤炉，戈壁滩热浪滚滚似蒸汽上腾。坐在货车顶上，汽车东倒西歪地颠簸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飞扬的尘土热乎乎地向脸上、鼻孔中袭击，汗水、尘土掺和在一块堆在脖子上。傍晚到了吐鲁番城，见到了7月份到那里传福音的田佩基、王惠民弟兄，他们租了两间房子，一边干活，一边传福音。
吐鲁番是北疆、内地通往南疆的必经之地，是维吾尔族聚居区，当年汉族人很少，盛产无核葡萄、哈密瓜。8月份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葡萄品种不同，成熟时间各异，我们没有钱买来品尝，却闻到瓜果浓郁的香味，不禁感叹创造万物的神奇妙的大能，在这火炉似的盆地竟出产甜美的瓜果供人享用。神带领我们来到新疆传福音，如同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应许之地。新疆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流奶与蜜之地。吐鲁番的炎热成了葡萄、甜瓜的催熟剂，是特产的必需条件。我们没有多住，次日找好了便车便离开了吐鲁番进入南疆。

二、两山夹持的干沟

那年代，有一种“黄鱼车”，是长途旅行最快的运输工具。“黄鱼”指坐在装满货物的车顶部的搭车旅客。汽车将近检查站时，司机叫“黄鱼”下车走过检查站，汽车过了两头检查站停下等“黄鱼”上车再走。汽车过了托克逊县城便进入了两山夹持的干沟，托克逊是干沟的咽喉。从托克逊南行40公里上坡弯路，然后又一个大下坡直到沟底。沟底是洪水冲刷的砂石滩，没有公路，汽车寻找较平坦的砂滩，穿越无数块挡路的大石头。慢行在无水的沟底，汽车越慢尘土飞扬越凶，颠簸得厉害，晃得人头晕想吐。沟两边的山呈灰色，都是风化岩石，沟不宽，最窄处约有一百米，太阳光像火烤一样，没有一丝风，只有汽车扬起的尘土。40公里的沟底砂石滩路走了四个小时，汽车开始爬坡，司机说爬坡也是40公里，山路依然狭窄弯曲，高低不平。天黑时才到了库米什山顶小镇，住了一夜。次日路过和硕县向焉耆进发，快到焉耆，要经过一段翻浆路，这种路在当时没法改变。冬季泥浆结冰，春夏秋三季地下水上翻，填上多少砂石也无济于事，汽车行驶在上边，如行驶在弹簧床海绵上，砂石被轮胎压下去，挤上来的是泥浆。汽车走得还不如牛车快，路两边是芦苇丛生的沼泽，碱洼湿地，汽车顶上的人晃来晃去地几乎滚下去。这时，蛰伏在芦苇丛中的大蚊虫一团一团地向人袭来，落在人的脸上、脖子上，无情地吸着人的血，由于双手必须抓牢绳子，不然会掉下去，所以无法驱赶贪婪的蚊虫。有时腾出一只手拍打脖子麻痒之处，手掌沾上的是自己的血，这样不停地拍打也赶不走吸血的蚊虫。终于爬出翻浆地，汽车跑得快了些，蚊虫仍穷追不舍，一团团飞舞而来。过一会儿飞扬的尘土淹没了蚊虫的追击，我们车上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主啊，求你使我们有信心和力量能胜过前进路上的各种艰难困苦，操练我们为主吃苦的心志。”我心中不住地默默向神祷告。一路上饥饿干渴、烈日烤晒、尘土风沙、蚊虫叮咬⋯⋯与我们相伴而行，但当我们到了焉耆的家中看到早期到达的肢体，便得了安慰。路上的一点难处算不得什么，主耶稣为我们受的苦比我们受的大多了，一种为主吃苦却滋味甘甜的感觉使得一路的劳累无影无踪了。

三、主不给预备车就不走了

比我们早到焉耆已经建立了教会的肢体有孙岐峰牧师、戴开诚、宋力孚弟兄等人。半年多信主的已有二十多人，自己盖起五间礼拜堂，并在店铺集中的大街上租了一间房用于传福音，晚上有灯下传福音布道会，慕道友近三十人。
岐峰、开诚、力孚三位兄长亲切款待我们，用他们平日不舍得吃的麦面擀面条给我们吃，把仅有的床铺让给我们休息，使我们享受到家的温暖和肢体的爱。
在焉耆住了一个礼拜，便搭车南行。当时拉货载“黄鱼”的车不好找，又没有别的客车，有一位主内弟兄为我们找了一辆货车，只能搭乘两人。经过商量我和惠荣二人先走，我们坐在车顶上出了焉耆南门。过了开都河大桥，汽车停下，司机指着我们夫妻二人叫下车，没商量的余地，说什么也不顶用。车上坐的二十多人都看着我们，让我颇觉耻辱。没办法只好返回焉耆教会，窝了一肚子气，发怨言，“主不给预备车就不走了。”硬是等了一个礼拜，车找好了，五个人一块走，还带了一位刚为主奉献的魏信弟兄，一行六人在货车顶上过了开都河向南行。我们坐的这辆车路经轮台县城南大戈壁滩，见一辆汽车抛锚停在路边，司机的助手看守车，客人一个也不见了，这正是我和惠荣坐上又被赶下来的那辆车。这时我才猛醒，“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前面会遇到什么事情，如何发生，神都知道，我们若不被赶下车，遇到汽车坏在大戈壁滩上没吃没喝没钱⋯⋯想到这里，不禁大声赞美神的大爱，自己发怨言太不应当，求神宽恕吧。
晚上到达南疆重镇阿克苏，西北灵工团的工人晚些日子才能来到，我们找了一家小店住了一宿，在那里遇到一位信主的弟兄，姓何，他在单位任职，由他介绍认识了几位俄罗斯族信徒，他们在阿克苏打工，给人粉刷房子，收入微薄，生活很清苦，他们到南疆谋生头一次见到五六个信主的人，对我们很亲热。汽车急于赶路，我们匆匆离别。后来他们去喀什我们又见过一面，也是来去匆匆，他们谋生也不容易。
汽车缓慢地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六个人在车顶上晃来晃去，颠簸了两天，终于到达喀什疏勒县城，两千多公里路走了近两个月。

四、疏勒——麦加哥接待我们

9月的南疆，气温仍然居高不下，中午烈日秋老虎的威力依旧。我们下了汽车，找到遍传福音团的工人赵麦加弟兄，他比我们早到一年，住在疏勒城外北巴扎（巴扎即维语集市）一个马车店的小土房里。一下子去了六个人，住不下，于是当即找到后街上回族老乡开的马车店，租下四间房子，租金是赵麦加弟兄付的，当时我们六个人分文没有。房子粉刷整理清扫后安排一个大间聚会传福音，一间是弟兄宿舍，一间用作修表部，对外修理钟表；一间做伙房，我和惠荣住。那里离赵麦加弟兄住的客店很近，虽是两个院子我们却很亲切，因为与麦加哥在真理领受、宣教托付上基本一致，虽属两个宣教团体，但没有分彼此。麦加弟兄比我们大几岁，大家都热情地叫他麦加哥，很融洽很和谐。1948年夏天，遍传福音团的工人赵麦加、韦西、路德、何恩证等自内地来新疆，经过哈密时，曾受到刘淑媛、李道生、张美英、张惠荣的热情接待，灵里面交通得很好。这次与麦加哥在疏勒又重逢且得到他大力帮助，体现了福音使者在主里面的合一与相爱之心。这种属灵关系和联络实在宝贵，回顾当时的情景依然十分感动。麦加哥有老大哥的风度，我们生活上互相照顾，工作中不分彼此，如同一家。1950年1月14日，麦加哥受感动去和田看望张崇树一家和陈震声一家，到莎车看望初信的弟兄姊妹，同年4月16日返回疏勒，往返96天，为福音宣教不辞劳苦，回来不久又要返回莎车。麦加哥曾建议我们夫妇二人一同前去，后因我拿不到通行证，麦加哥只好一人前往。
麦加哥没把我们当外人，看我们如弟兄，把西北灵工团当成自己的家。他去莎车之前给哈密西北灵工团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和田、莎车之行的情况，此信刊登在《西北灵工》刊物第二卷第一期18—19页，信中有一段写道“⋯⋯虽然回来了，心仍挂念着和田、莎车的弟兄姊妹。道生、惠荣可能最近前去接续工作，家中（指灵工团）既有人委托去和田，那么不久当可于莎、和两地正式设会矣，哈利路亚。⋯⋯麦加，4月14日。”从麦加哥信中流露出福音使者宽广的胸怀，以福音为念的心志，每每想到麦加哥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便觉甜蜜。麦加哥后来定居喀什市，晚年患病卧床，行动不方便，但仍然心系主工，坚持与弟兄姊妹交通、祷告，直到2007年3月1日上午9时安息主怀。1949年圣诞节，初信主的和慕道友已到三十多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土房里，炉火温暖，过圣诞节的气氛热烈，在一起赞美、祷告之后我们到附近不信主的人家中报佳音，歌声充满冷清的街巷，耶稣基督的名在这南疆小城传扬，吸引了不少人听福音真道，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当年的情景仍然深刻印在心中。

五、限制自由与驱逐出境

在疏勒我们一边劳动一边传福音。田佩瑾弟兄会修理钟表，在住地门口挂一块布招牌——“修理钟表”。我和天存、顺义接待慕道朋友，惠荣做饭。圣灵与我们同在，虽然修钟表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五人（魏信弟兄返回哈密）同心合意，信心很大。每主日聚会人数渐增，先后有刁德昌夫妇、希牟宾夫妇、陈延年夫妇、张学仁弟兄信主加入教会。张学仁弟兄在城里大街上开了一个白铁铺，加工水桶、铁炉、烟囱等。张学仁弟兄收我为学徒教白铁技术，效法使徒保罗自食其力，靠双手劳动不累着教会。当时的疏勒叫汉城，疏附叫回城，两处汉人很少。有一位叫任秀峰的接受了福音，他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生意很好，任秀峰信主之后带领全家信主。
我们到疏勒时还没有解放，由于福音传扬很快惊动了当时的执政当局，9月中旬，新疆尚未和平解放，国民党当局已失去控制局势之能力。我们从不打听关心社会局势及政治形势，对当时的混乱与紧张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传福音祈祷读经，缺少社会知识与应对能力。有一天，一个头戴礼帽，驾着一副墨镜，穿黑色西服的人来到我们住处，自称是电信局的，问这问那。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来意，就本着诚意向他传福音，并且说我们不仅在新疆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谈完道这人就走了，当时有一位姓李的河南人在另一间房子里，他告诉我们：“这个人不是电信局的，是国民党42师特务营长黄文杰。”我们没当一回事，没有察觉事情的严重性。第二天，我们收到一张驱逐令，限一周内离开喀什境内，否则逮捕，落款是第42师特务营长兼军警联合纠察处长黄文杰，盖有两块大印章（关防）。收到驱逐令，细想处境十分危险，住下不走有文件——逮捕，离开也会有危险——半路截杀。但我们内心很平安，主与我们同在。从一开始奉献，走上锡安大道的头一天起就清楚这条路是穷、苦、死的路。穷和苦的滋味尝到一点点，唯有死还没有经历，我们进入禾场几天就面临死的威胁，不禁想到《诗篇》23章4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想到这里便平静下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决意即便被捕也绝不离开疏勒。过了几天才知道黄文杰下令赶走我们的原因：他怀疑我们是从山东来的地下共产党。据以后知情人告诉我们：你们没有走是对的，如果你们离开，在半路上要被秘密抓捕，因为上级说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密探八路。我们心中满有平安，为主受大苦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五人同心合意地祷告，专心仰望神，既不害怕也不退却，准备被抓。
驱逐令的限期已过，没有人来抓我们。接下来的几天街市乱哄哄的，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新疆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我们去找黄文杰，他说：“你们不准活动，也不要离开，虽然已经解放，如火上了屋顶，不准你们活动，否则即刻逮捕。”这时他们的态度不像前几天凶恶，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人的打算当日就消灭了。

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军迅速来到喀什疏勒，我们想：“从此国民党军警再不能迫害驱赶我们了，和平环境下传福音该有多么好呀。”然而，我们的想法太幼稚太天真了。安静的日子没过几天，疏勒县公安局、喀什专区公安处对我们五人也很怀疑。公安局代表王林（后任喀什公安处处长）多次到我们住处调查。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不断到住处查询盘问，问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据实相告，我们是来新疆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当时不知害怕，也不知大难将临。以后的事实证明公安局的杨国忠、王林认定我们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反革命分子，以此罪名对我们进行打击镇压。
我在张学仁弟兄开的白铁加工铺作学徒，我本有数学底子，学白铁加工技术不难，学会下料基本功，很快就学会烤、铆、焊等技术。白铁铺位于城内十字路口南边，来往的人很多。一天，一个甘肃临洮人叫吴尚仁的，到白铁铺闲聊天，他说家庭信主，自己也信过。在汉族人较少的南疆，我也愿打招呼，谈话中吴尚仁得知我是传道的，他说他在兰州参军，编入第二军进驻南疆到疏勒。后来在大生产积肥时，抽空到北巴扎我的住处，说起来他也认识天水耶稣家庭的寿恩姑，仁爱医院的巩守仁大夫。他还说他曾在兰州教书，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活动被马步芳抓捕、上刑，后来释放，逃回临洮老家，在老家参军等等。因为他认识巩大夫、寿恩姑等天水耶稣家庭的人，自己又信主，所以我们彼此倍感亲切，真有点“他乡遇故知”之感。过了些日子，在白铁铺加工又遇见他，他面黄肌瘦，说检查出了肺结核，胃口也不好，不愿吃饭，准备请假回兰州治病，他托我给他卖掉一块麝香，一个银元宝，十块银元，兑换成现钱做路费。以后事情发生了意外，单位说他开小差，叫我去对质，我说：“我听他说是去兰州治病，他开小差我不知道，他有单位通行证。”传说后来由单位批斗过完事，但过了两个月之后，吴尚仁走了，传说死在去往阿图什的途中。他单位嫁祸给我，说我拉拢他开小差，并以反动道会门的罪名判我七年刑，剥夺政治权利七年。1950年8月2日我被关进疏勒监狱（法院看守所），后又转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在押期间发高烧，9月12日放我回北巴扎住所治病，共关押40天。后来公安局杨国忠又打发人传我回监，这一进去就判了刑劳改，管制劳动达22年之久。
10月中旬，张谷泉带领陈廉秀、张美英、张淑英、董淑贞、王延明、连生元、李元奎七人到达疏勒，加上原来五人，共十三人，房子小住不下，由陈弟兄介绍租到新市区王宝山的一个院子。靠街三间作为礼拜堂，还有两间作弟兄宿舍，两间作姊妹宿舍，张美英是助产士，挂了个“毕士大诊所”的牌子，用两间房摆放药材、接诊，还有一间伙房。张谷泉牧师亲笔写了“疏勒基督教会”的牌子（维、汉两种文字）挂在大门上方，“毕士大诊所”、“修表部”两块牌子同时挂在大门左右两侧。
教会规模扩大，工人增加，聚会听道的人比在北巴扎多，原来受到当局关注的这些人如今引起当局更大关注。由于刚刚解放，法制没有走上正轨，诊所、修表部没有工商登记；教会也是国民党时期登记的，引发当局怀疑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被二次关进监狱。在审讯中硬说我支持吴尚仁逃跑，是反革命行为。在疏勒县法院看守所关押期间，军代表高念智亲自审讯，逼我承认张谷泉是特务头子，我是小特务。我不承认这种诬陷，高念智叫人把我捆绑并吊起来，以“坐飞机”刑讯逼供，又把我翻背手吊在屋顶的天窗上，离地约四十公分。高念智逼我交代，我没有可说的。他站在我旁边，一边吸烟一边狞笑着骂我是反动家伙。刚把我吊起来时尚能提住身子，时间长了两肩剧痛，骨头像断开了，胸闷、喘不过气来，汗如水往下淌，连脚底都出了汗，在这极度的痛苦中，想到了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这算什么呢，仅仅吊起，手脚还没有被钉。我唉哼、呻吟声越来越小，最后竟什么都不知道地昏了过去。一个维族法警名叫司地克，把我放下之后按摩我的双肩，用劲推拉，使脱臼的骨头复位，我感觉钻心的剧痛。法警架起我在监狱内的空地上来回走动，看我没有伤残，又把我关进不见天日、潮湿阴暗、无窗通风的“黑号”内。地上满是霉味，杂草透着水气，幸好有一块门板，爬在门板上睡觉，一直到被判刑送进喀什监狱。

七、美英姐被关押

张美英和我并刘淑媛一块从华北神学院返回潍县乐道院灵修院，1946年又一块奉献到新疆传福音，一生未嫁人。她原在济南学的是助产士，对头痛肚痛、胃酸腹胀等小病也能对症给药，所以在疏勒教会门口挂了个“毕士大诊所”的牌子。那时医疗条件差，张美英这位助产士成了大半个大夫，前来看病取药找她接生的不少。有一位在解放前当过工商会会长的何先生患病，医院久治无效，病情危重，他的家人恳请美英姐到他家给何先生看病。美英姐寡言少语，心地善良，推辞不过，背上出诊药箱跟他家人去了。见到何先生病情甚危，已入膏肓，美英姐说：“这病我治不了，赶快送医院吧。”何先生的太太说：“人已经病成这样，你就给他打一针吧。”美英姐架不住何老太太请求，就给注射了一支强心针，美英姐离开何家后第二天何先生便撒手人寰，在弥留之际，何先生嘱咐老伴切不可找张大夫的麻烦，老伴答应了。何先生死后不久疏勒县公安局便传讯张美英，以审讯的架势叫张美英交待为什么把人治死了。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声色俱厉地叫张美英坦白交代。张美英将事实经过说明，审讯者不认可，指使人到何先生家去动员家属写书面材料，检举张美英打错了针致人死命。何的家属坚持公道，实事求是，没有依从“动员者”的意图。张美英被关押将近三年后才释放，没作任何结论。

八、1950年圣诞节

张谷泉牧师和董淑贞教士从莎车回到疏勒，圣诞节将到，就到县公安局联系，把我保出回教会过圣诞节，又邀请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参加圣诞节庆祝礼拜。
参加圣诞节聚会的约五十人，为使聚会安静，把儿童安置在陈大叔（同一个院子）一间空房内，叫元奎照看，给儿童讲故事、唱歌。因没有炉火取暖，约四十分钟即结束。礼拜堂的庆祝圣诞礼拜仍在进行，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在讲台上训话长达一个多小时。我在家住了两天，重被关押到看守所，全家又一次为失去弟兄痛苦、难过，笼罩在沉重压力之下。
圣诞节过了几天，哈密来电说急需张谷泉牧师回哈密处理混乱的“家务”。1951年1月上旬，张谷泉牧师到公安局去要求会见我，局长杨国忠同意并在场监视。张谷泉牧师告诉我他要回哈密，我里面立刻涌起一种不平安的震动。想到了现在返回哈密给他们留下制造逼迫的机会，由于局长监视不便明说，只好将《使徒行传》20章的一段经文告诉他：“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徒20:23）
张谷泉牧师带上董淑贞回哈密西北灵工团不久，应仁爱医院院长巩守仁邀请到家中吃饭，公安局知道后即打发人去请张谷泉谈话，他去了公安局便被关进了看守所，紧接着李石瑛牧师、陈孝卿长老、董淑贞教士、巩守仁院长相继被逮捕。

九、炮制冤案，强加罪名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在疏勒家中的人却一无所知，家人天天读经祷告、唱诗聚会敬拜神，姊妹做针线活，弟兄们修表、干木工活，主日崇拜、传福音与慕道友谈道，晚上有祷告会，生活、侍奉有序进行。每天除了晨晚两次给在看守所的道生、美英二人送饭，一般不外出，有几次晚上祷告、读经聚会时听见院子里有声音，出去查看，见有人在黑暗中翻越围墙跑掉。家人以为是小偷，由于穷得没什么怕偷的也就不在意。这种翻墙进院窥探的事常发生，根本就没引起注意，也不知道注意。岂不知暴风骤雨即将临到神的家。
1951年2月19日早饭后，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亲带公安武装包围了疏勒基督教会，命令教会全体人员到院子里排队、搜身检查，挨个房间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除了圣经和福音单张之外没有捞到任何“罪证”。气急的杨国忠大吼一声：“把李元奎带走”，在枪口刺刀强逼下，把正在做木工活的李元奎押到了公安局。元奎是李石瑛的儿子，刚19岁，是一个无社会经历又不懂人间世故的学徒娃，1950年10月跟张谷泉牧师等人来到疏勒教会。他和连生源弟兄在哈密学过木匠活，这时正做一批打土块用的木模子。这批活做好之后还可以承包营房门窗，给家中添点收入；可以改善一天两顿菜糊糊的艰难生活，或许能吃上玉米面馍馍和面条。
李元奎被上有刺刀的枪押到县公安局，因为抄家的局长没回来，先叫李元奎到户籍室，碰上户籍警刘洪茂正在教唆一个半大的女孩如何控告一个人。李元奎进房间后，刘立刻停止教唆，这个半大的女孩家住教会对面，一条窄马路相隔。女孩约十二、三岁，名叫于美芳，圣诞节、主日参加过儿童主日学。主日学大约十余个男女小孩，李元奎教他们唱歌，读圣经金句、讲故事，有时发给孩子们一些内地寄来的圣经图画卡片。
李元奎被押进审讯室，那个女孩子美芳控告说“李元奎给了他一张反革命传单去换花生、瓜子吃”。于美芳控告完就离开了，喀什公安局处长王林、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还有社会联络部长等人开始审讯李元奎，“为什么散发反革命传单？谁指使你散发反革命传单？”什么叫反革命、什么叫革命元奎完全不明白，回答不上来。于是一顿拳打、脚踢、耳光，左右开弓的耳光打得他两眼直冒火星。逼问大半天一无所得，于是元奎被他们用土手铐子、十几公斤重的大脚镣捆锁，天黑时关进看守所黑号内。他双手铐在胸前，两脚拖拉着重镣，只能挪动一只脚，像鸭子被人赶着摇晃着锒铛入狱。
县公安局杨国忠放出话说：“在李元奎的桌子抽屉里翻出了反革命传单”，给李元奎加上了无中生有的罪名。
1951年2月19日，我仍被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内监号，这个看守所分内院监号和外院监号。内院只有一个监号关押政治犯，我和另外一个犯人关在一起，白天可在小院活动散步，院门上了锁，外院有四、五个监号，美英姐被关在女监号。这天下午听见铃声急响，我从小院门板缝隙中向外院看，所有在院子放风的犯人都被关进监号，阴森恐怖的气氛使人惊惧，我内心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圣灵在我心中说话，可能与教会——神的家有关。于是不眨眼地从门缝向外看，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先听见脚镣的响声，然后看到一个青年人进入监门，原来是主内弟兄元奎，他双手被土铐捧子（也叫铁手棒）紧铐着，脚上拖着沉重的大铁镣子，我一见此情景，焦急的心情无法用笔形容，就是我自己被抓、被拷打也没有如此难过。啊！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找到了可吞吃的人，向神的家张开了网罗，这是早已精心设计的阴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他们找准了突破口，因为元奎年幼无知，没有任何社会经历，胆小，容易恐吓、利诱、被制服，以达到栽赃陷害之目的，把在新疆传福音的西北灵工团铲除。
我心里一直不安，放心不下。后来有人说那个小伙子被关在公安局一个空粮库里，刑讯逼供，日夜不停，甚至用假枪毙⋯⋯等酷刑，逼迫他按杨国忠等人炮制并教唆假证人于美芳控告他的罪名认罪。刑讯逼供使他受不了就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刑讯停下时，他就翻供不承认散发什么传单，如此再上刑，不让他睡觉，不给他吃饱，受不了刑就又照着说，反反复复达半月之久，杨国忠的阴谋达到了之后又把元奎押回看守所监号。有一天出号放风，我从小院门缝问他，为什么抓你？他说：“我比彼得三次不认主还痛苦，受不了刑就照他们说的承认了。”我由此知道事情坏啦，撒旦达到吞吃目的，向神的家动手了。我从门缝给了元奎一本《荒漠甘泉》。特别把10月11日“旧的伤痕还未愈，新的伤痕又来了”用笔划出来，他看过后明白了我的意思。
疏勒教会被包围抄家、元奎被逮捕那天是1951年2月19日。上午，赵西门、姚荣天、文沐灵、姚连芝、李雪华、姚长命（姚长命是为便传福音团拉骆驼的，青海人，该团到新疆不再用骆驼代步，故将姚交给灵工团），一行六人到达疏勒。他们是从阿克苏直接过沙漠去和田，被和田公安局以“刺探军情”的罪名驱逐出和田境。他们无路可走，只好离开了教会，走了近一个月，正赶上抄家抓人。经过包围的公安进入到教会院内，房内外翻得乱七八糟，杨国忠对赵西门一行人严加盘问。不久，姚荣天被捕，4月8日赵西门被公安局叫去谈话，这个“谈话”使赵西门背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赵西门的妻子文沐灵1959年被捕，1960年死于喀什狱中。死后，李雪华接到通知，到医院太平间看见文沐灵的身体盖着白布，双脚穿着布鞋露在白布单外面。尸体被埋在何处，以后多方查找，迄今未知下落。
受到内外打击而遭拆毁的西北灵工团的集体生活被摧残，有一部分人回内地，一部分人另立炉灶生活。感谢神，经历了狂风，扬净了场，耶稣基督有恩典，有怜悯。疏勒、哈密两地之外的教会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主为自己留下了大部分工人，哈密虽然受冲击很大，仍然有人暗暗坚持信仰，到80年代初又恢复了聚会敬拜。疏勒虽然受到严重打击摧残，教会仍旧聚会，直到1959年文沐灵被捕，又一次大抄家，疏勒基督教会的牌子才被摘下来。当局命令我们分散居住生活，不准集体生活。历尽劫难的教会圣工没有被消灭，流泪撒下的种子经历暴风骤雨之后又发芽生长结实。连生源、马爱真夫妇二人到喀什建立聚会，80年代教会复兴，喀什教会达到近二百名信徒。张英美姊妹今年89岁高龄，她坐了三年冤狱，坚贞不渝，57个春秋在疏勒不动摇，任凭风摧残雨吹打，奉献爱主的心志不变。她祷告说：“主啊，我愿坐一辈子牢，求你不叫别的弟兄再进来了！”和我一块到疏勒的田佩瑾弟兄仍然坚守在神给他预备的祭坛上——疏勒教会，没有挪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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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李道生弟兄著，《走在锡安大道上——李道生回忆录》，第六章“蒙难流泪谷”。限于篇幅，有个别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