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舅许牧世，写过一篇题为《忆念我的父亲许春草先生》的文章，刊登在《生命季刊》（总第13期）上。此外，还有许序钟牧师、张圣才先生、蔡景星医生、陈淑虔女士等，均曾先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自己的角度，或书写，或言谈，讨论过许春草爱主爱人的事迹。他们说的都对，也都好。我作为许春草的外孙，想补充一点他们所遗漏的，并从祷告的角度，提及他异于常人亲近神的一生。把他长期用双膝亲近主的经历记录下来，供主内弟兄姐妹在生活中作借鉴。
外祖父出身赤贫，连一天学也没上过。有一天，他的父亲忽然不见了。慌乱之余，母亲从箱底里发现了大串铜钱。数一数，正好是当年传说华人被卖“猪仔”的价目。那年，他六岁，他唯一的妹妹才三岁。自此，他恨死了洋人，巴不得有朝一日，能把洋人斩尽杀绝，以解心头之恨。父亲找不到了，人还得吃饭。母亲长得很美，前来说媒的人，络绎不绝。母亲胜不过生活上的压力和媒婆的“甜嘴”，就想再嫁。小春草知道后，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表示自己要出去打工，养活母亲和小妹，只求母亲不嫁。母亲无奈，含泪答允。于是，小春草做起了童工。九岁时，又开始挑沙拌泥，当起泥水小匠来。
我小时侯，他曾指着建筑脚手架告诉我，他干活常常困得吃不消，躺在脚手架上就睡着了。不少人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了。而他却蒙神大恩，活得很好。长大后，奇妙的神用奇妙的方法，引领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详见张圣才著《许春草传》）。自此以后，直到离世，他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读经和祷告生活。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首任厦门市委书记罗扬才，立即相中了许春草：他出身贫苦，无地无业，为人公允正直，很受低层百姓拥戴。早年他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为推翻满清帝制而出生入死。他也是厦门建筑公会会长（后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其更名为厦门建筑总工会，与广州建筑总工会同级）。
罗扬才先生亲自找许春草长谈，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说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专为广大劳苦大众谋福利、求解放的组织。还让他阅读了党内有关文件和宣传材料。他的话，很是打动了许春草的心。他觉得这正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也很“接近”圣经真理。于是，他答应罗扬才先生，在一个月后的某一天，给予正式答复。
那时，许春草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已经懂得在一切事上，应先求问神，然后才作决定。于是，他每日天未亮，就提起蒲团，上笔架山去，迫切祷告。直到限期的最后一日，神才在梦中向他显明自己的心意。他虽仍不十分明白为何如此，却还是顺服下来。他为此诚恳地向罗扬才先生表示了歉意，谢绝了他盛情邀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
从此以后，他接受了极深的教训，对待“重大和测不透的事”（诗篇131:1），不敢擅自去行。祷告加倍恳切，往往在笔架山上，彻夜祷告，直到天明。有时下雨，他甚至会在家里，每小时祷告一次，一日24小时，祷告24次，直到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他的祷告，一般是这样的：每当时钟敲响，立时起身，洗脸、整衣、脱帽、取下蒲团、下跪、祷告。不分寒暑，都是一样。所以，他很少“禁食”。他自己说：祷告是灵界极其严重的争战，常常汗流浃背；再禁食，怕身体支持不住。这当然是他个人的灵性经验，不完全符合圣经真理，仅供参考，不是榜样。
过了多年后的某一夜，他的内弟张圣才，也得了一个非常近似的梦，也曾开玩笑地请许春草解梦。许春草先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后，极其严肃慎重地告诉张圣才：这梦是个严重警告，预示着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可掉以轻心。可惜张圣才总以许春草观念陈旧，跟不上社会潮流的发展，一笑置之。导致日后系狱六次，失去自由达数十年，这是后话。
许春草的“海沧逐鬼记”，名闻遐迩，尽人皆知，我就不再复述了。我要说的是，为了逐出这一恶鬼，他是怎样明白神的心意。海沧那鬼，借用了二十多年前已逝传道人林斯泰的名字，行了数不清，且令人无法否认的“神迹”、“奇事”。为了这一“鬼案”，许春草先后祷告了好几个月（远在他奉派处理此事之前）。首先，他求主指明所谓“林斯泰”，究竟是鬼还是天使？其次，若是鬼，能不能赶逐出去？最后，他问主，是主差他去赶逐 “林斯泰” 的吗？
神用无误的语言回答了他。第一，神让他梦见了一个人的脸孔；这人名叫黄世金，厦门人称他“鬼仔榜”。哦！“林斯泰”是鬼无疑。第二，神让他梦见了很大的一团面酵（面酵在圣经中通常代表罪恶），他伸手轻轻地按了一下，面酵立时瘪了下去，只剩下一丁点儿；就是说，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林斯泰”并不可怕。第三，神有没有派许春草去赶逐“林斯泰”？当日教会奉派处理海沧“鬼声”案的人，有三位：杨怀德牧师，力戈登牧师，许春草长老。杨怀德牧师当场站了起来说：“我年纪大，身体差，也不会到海沧，请准我辞。”虽然大会不准，他也没去。力戈登牧师（美国人，新神学派），暗中抢先去海沧听“声”；“声”见力戈登来到，就在空中发声说：“力戈登，你是有智慧的人。”力戈登听后，颇觉愉快，就对许春草说：“我已到海沧听声了，不用再去，请你全权处理就是了。”（详见许序钟著《海沧逐鬼记》附录）这样，许春草成了唯一的处理者了。
海沧逐鬼的事，过去近八十年了，当事人也均逝去。约在这事前后，厦门一带出现一种瘟疫，叫做“肺鼠疫”。这种通过空气传染的疾病，蔓延之快，死人之多，是前所未见的。许多人今天还活得好好的，明天就不在人世间了；那时代缺医少药，遇到这种病症，只有等死。大发作时，连医生也不敢出门；不少医生，不知就里，被人请去看病，碰见患者，才知道自己也染病了，避之已不及了。那时死人很多，甚至有传闻说厦门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因没有现代的统计方法，我们得不到准确数据。
许春草看到不少人家，一人得病，全家死亡，恐怖之极。一边请求教会众人迫切祷告，一边组织起愿为主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一个“七人小组”，昼夜进行抢救。先把病人隔离开来，然后将死人抬出埋葬（那时买棺材都很困难）。
许春草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中，常是深夜，还要为瘟疫的止息，不断祈求，累得筋疲力竭。感谢神，“七人小组”虽然天天与病人、死人接触，且基本上没有防护措施，却没有一人死亡，没有一人染病。这是神的大能。现在漳州还有一位家庭教会负责人，他的父亲郑石头先生，就是那时“七人小组”的成员，也平安地渡过了死亡的阴影。正如《诗篇》91章5—6节所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他们既愿为主把生死置之度外，神就赐给他们“意外的平安”。
许春草妻子的外甥女陈玉珍，结婚多年，连续流产多次，终于生下一个女婴。正欢喜间，孩子忽然发烧、咳嗽不止，脸色变黑而死亡。全家人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生怕被孩子的母亲知晓，刺激太大，支持不住。正讨论如何托人往内地，买下一个相似女婴，来顶替她。许春草知情后，抱起小尸体，向笔架山顶奔去，跪伏在观彩石下，恳切祷告，求神看在外甥女爱主、爱人的份上，和多年流产的可怜，恩待这孩子。祷告后，虽未见效，许春草仍抱着女婴下山。半路上，遇见孩子的爸爸去工部局（鼓浪屿的各国共管政府）注销户口，并买好一口婴儿棺材归来。这时小女婴眼睛渐开，脸色渐红，活了过来。从此，小女婴就起名黄观彩。听说她如今还活在菲律宾。
办“婢女救拔团”是项吃力不讨好的事，欢迎的人，大都是穷苦人家；有钱的人，多数是反对的。当年牧师传道的家，也常有蓄婢现象。鼓浪屿福音堂的陈秋卿牧师，就曾多次公开在讲道中，提到这样的话，他说：有的人讲爱心，却把人家拆得七零八落，搞得吃不成饭；房屋没人打扫；衣被无人洗晒；这算什么爱心？这样冷嘲热讽不停。许春草做完礼拜，回家常吃不下饭。
社会上有压力，经济上也有困惑，百号人要吃饭，是个大问题。有一天，许春草回家，二女儿碧霞笑着讽刺说：“阿爸，咱家开银行，刚才收容院（婢女救拔团的另一名称）来领钱了。”许春草一听，已端起的饭碗，又放了下去，拿起蒲团走了。
他到哪里去呢？他到笔架山去祷告。半小时后，他满面春风地回来了，手中拿着两封银圆（每封一百枚银圆）。原来，祷告完下山时，一位工部局的收税官，正气喘吁吁地抱着一“加志”银圆，迎面走来（注：“加志”是一种草袋），喊着说：“草兄，要钱吗？快拿些去。”就这样，他轻松地借回二百圆，解决了收容院很长一段时间的伙食困难。
许春草从事的是建筑业。由于他极讲信用，不似常人，先定半价，建到上了梁，才说不够，追加又追加，结果反比原价贵很多。他说一不二，算错了，自己贴上，他曾告诉过我，一座大房子，到验收，一般只剩两斤铁钉，几片木板。
他工地的工人，礼拜天一定放假，让他们去敬拜主。有不信的，想多干，可到别处去干，因这一天的工资他已付了。到后期，许多礼拜堂，都请他设计施工，请他承包，这就大大苦了他。建房造屋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建礼拜堂，怎敢赚神的钱？不赚钱，一家十一口人吃什么？九个孩子读书靠什么？后来孩子去外地读书，拿不到钱，就不肯出门，免得在外挨饿。他们都知道，爸爸不会欠别人的钱，却会欠儿女的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寻思无计，苦苦哀求神的怜悯。有一天，他心灰意冷，恳求主免了他这份苦差。想着想着，忽然听得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笔架山上一块有产权纠纷，已打好尚未敲开的大石料，猛然炸成无数碎片，向山前、山后、内厝沃等方向飞去，伤了很多行人与住户。几分钟前，他的九个孩子，正在这片山上嬉戏游玩，若不是神的特别怜悯，他还会剩下什么呢？他若赚得很多钱，谁能来享用呢？想到这里，他赶紧跪下，重新认罪悔改，求主赦免他的悖逆与不忠的大罪。
这时期，也是我国大布道家宋尚节在全国各地游行布道的时期。许春草专职负责搭盖竹棚，摆设座椅、讲台等工作，常常忙得不可开交。他以能为神的事工，作最微小的工为乐，所以每逢宋尚节到厦门前的两个月，他就收到宋的电报，要求他作好各项后勤工作。宋尚节讲道很特别，常蹦来跳去，用劲跺脚。如有时背着一袋大小石块，象征罪的重压，当罪得赦免时，石块一起落下，轰然一大声⋯⋯这种讲台，虽属临时，常需比正式讲台还要牢固。
有一次，是三一堂初建，宋尚节定在这里讲道。许春草负责铺设地砖，但地面夯实十分困难，尤其是遇上雨季。许春草为此切切祷告，求神赐下整整一百天无雨。他动员中小学生和婢女救拔团院生，每天数次在大堂和空地上跑步，终于将地夯得比用机器夯得更加完美。一百日后，大雨滂沱，全然无碍。
我的外祖母，最爱听宋尚节讲道，每遇听道，总是早早就去占位，中午也不肯回家吃饭，就在会场上吃自带冷饭，直到最后一天。宋尚节讲道的最后一天，都是医病。他说：每看见病人瘸腿断手、七倒八歪，就会心寒，就会失去信心。所以每次治病，都是垂下布幕，仅把双手从幕中伸出，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布医治。我的外祖父就专作扶病人或抬病人的工作。而我的外祖母就在一次宋尚节奉耶稣基督的名治病时，治好了她极严重的遗传哮喘痼疾。直到79岁临终，才有点小气喘。
抗日战争期间，外祖父从厦门避难到了漳州。因他妻子的表妹嫁给漳州郊区的一位农民，名叫钟克明的，所以，他常抽空去探望钟。某日闲谈中，钟对他说：蒲南这地方，年年涨大水，每发一次大水，地加一层厚泥浆，岁岁丰收。如甘蔗，三年一次轮种，蒲南土地肥沃，往往可四、五年才轮种一次，仍能生长得既肥又长，可惜缺少资金。你不是有许多华侨朋友吗？若得他们的投资，必能大有作为。
许春草听了这话，又听说他家是信主的，就没有如往常一样，先寻求主的引领，就写信给海外友人。不多时，汇款到了，钟克明办起了农场，成了地主。许春草为他记账，做了他的会计。他看见许春草记账，一是一，二是二，就说：收入谷子100担，随便记个30就行了，何必那么认真？许不肯，说：这是别人的钱，怎可糊涂？
于是，钟克明生气了，三天两头叫人恫吓许春草，要许离开蒲南。后来，钟克明富得很快，就开始玩女人，娶小老婆。遭许春草谴责，更加愤怒。最后，竟叫人拿出枪来，令许春草立即离开蒲南；再不走，就要开枪了。许春草只好仓皇逃离蒲南。我长大后，母亲才告诉我，当年她抱着我，坐在滑竿上，一边走，一边向旷野喊：“阿爸，阿爸，你在哪里？”那时，我才两岁，曾一再问她：“四面无人，你在跟谁说话？”
抗战胜利回厦门，建筑工会的人知道后，大伙哄了起来，一定要许春草说出钟的名字、地址，他们决意把钟抓起来沉入海底。许春草坚决拒绝，再一次拿出“有公愤，无私仇”的会训来，并告诫大家，神是公义的，必不放过任何恶人，但也只有神，才有权处理人的性命。
共产党执政掌权后，钟克明被作为恶霸地主抓了起来，很快就枪毙了。消息传来，许春草并不觉得快乐，因为当年他若能像往常那样，经过迫切祷告，何致发生这种事情。钟克明虽罪有应得，但他无辜的妻子，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受尽人间侮辱，苦不堪言；而他被枪毙时留下的众多孩子，最年长的才12岁，是何等的可怜啊！这件事，对许春草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1949年，全国基本统一了。那年鼓浪屿的三一堂庆祝圣诞。大会主持人请许春草作结束祷告，谁也未曾料到，许春草竟高声为毛主席祷告。大意是：求天父感动毛主席的心，让毛主席认识天地的大主宰，接受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中国才会有希望，才会有太平。这成了一件大新闻，会后，人们议论纷纷，马上有人向有关部门汇报。有人说，这是反革命的信号弹，有的说，这是国民党反共倒算的开始。也有人说，许春草一生正直，是他的一番好意，不能往他头上乱扣帽子。基督徒爱谁，才会为谁祷告。最后不了了之。
嗣后，各类“运动”接踵而来。各界都订出自己的批斗对象，建筑工会也集中千人进行学习讨论，矛头对准许春草。想不到斗争会场，出奇地平静，很少有人发言；即使有发言者，谈的也都轻描淡写，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会议主持人很生气，拍着桌子，喊着说：“许春草骑在你们头上几十年，你们竟不愤怒？这是什么工人阶级？”一位老工人慢悠悠地回答道：“被他骑在头上‘爽爽’（闽南语：指正舒服），我们请他办事，递上一杯牛奶，他必在杯下放二角钱，被这样的人统治，我们很快活。” 批斗会没有开成，就此散场。本来是“新仇”、“旧恨”要一起算的，结果连学习班也停止了。“文革”过后，政府竟在报上称他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将领”加以褒扬。
既然批斗不成许春草，就选他为政协特邀代表，以继续收集他的材料。一次次的会议，他连一句话都没有，既无赞扬，也不批评，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终了，都是打瞌睡。许多人来劝他，哪怕批评也好嘛！那时，“政治清明”，形势很好，一片颂扬，他却不发一言。相知的人问他，他才比手势说：主禁止他说话。更后来，每逢接到开会通知，他就叫女儿写请假条，无论什么会，一律不出席。可以说，他是唯一一位从被“选”为代表的第一天起，到离开这一职务时止，未曾发过一次言的奇特代表。
1955年的某一天，我到外祖父家去。看见他正急急忙忙地烧毁大批文字资料。内有“婢女救拔团”的结婚证书留底，有建筑工会的记录，有他亲手绘制的设计图纸，有累积数十年的各种资料，有朋友们的函件，有儿女的来信；还有他亲笔记录的祷告内容，及父神给他的默示、答复和印证，共三本。我告诉他，这些东西烧毁太可惜。他说：这些东西不烧不行，再慢就来不及了。那时，全国风平浪静，“国泰民安”，有什么来不及的？怎知几个月后，他家就被抄个底朝天了，全国范围的“肃反” 运动开始了。他的个人笔记中，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内容是：他梦见一只乌鸦，百思不得其解。他问主：这是什么意思？主让他明白：乌鸦有“反哺之义”。后来，这事果然应验了。
有一日，张圣才劝许春草，国家这么兴旺发达，社会这么美好；你赶快叫在海外的孩子们立即回来建设祖国。许答：不行，必须留几尾鱼放生。张圣才说：你不去叫我去叫，他们都是我的外甥，他们会听我的话。过后，许春草立即研墨，写信给在香港的女儿碧霞，通知她并转告在美国的儿子牧世、女儿碧端和菲律宾的其田等人，意思是说：非我的亲笔字，任何人叫你们回国，都是无效的，你们都不可听从。
几年后，国内的儿子扬三、女儿碧珍、女婿澄馥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儿子五权被逮捕入狱，到了“文革”，连参加革命多年的四复也进了“牛棚”。至此，他在国内的儿女，无一人幸免于难（扬三还被加判七年徒刑）。而主张叫国外子女快快回来“建设祖国”的内弟张圣才则最先入了监牢，且是最后一位出狱。若不是神的特别预备，许春草老两口，早已成为饿殍。若不是许春草事事尊主为大，这一劫也极难逃过。
厦门有位传道人，名叫王灯明。他很爱主，但受某弟兄“排他”影响很深，总认为自己的聚会处，才是教会；礼拜堂就是“公会”，是不爱主的人组成的世俗团体。许春草建盖集美礼拜堂时，首先看中的传道人就是王灯明，就请王灯明担任集美礼拜堂的首任传道。尽管很多人反对，认为王灯明和他们不是一条心，但许春草坚持邀他。许春草说：王灯明与我们是不是一条心，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与主一条心，只要我们也能与主一条心，就与王弟兄是一条心了。
王弟兄作了集美传道人后，也常劝许春草离开礼拜堂，到聚会处掰饼、喝杯；许春草也常告诉王弟兄，礼拜堂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坏，那么黑暗。爱主、忠心事主的人，也并不比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少。他们两人的看法，虽然不同，友谊却不曾改变过。解放后，王灯明坚持真道，在自家大门上，贴着“信耶稣者上天堂，不信耶稣者下地狱”的对联。触犯了当权者，派出所叫些二流子，把对联撕了下来。王弟兄就用油漆把这些字重写上去，让派出所的人下不了台。
后来王弟兄因信仰被逮捕，有人去劳改队探视，听见田头地脚有许多人唱着闽南圣诗五十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及烦恼⋯⋯”一问才知是王灯明弟兄向他们传的福音，教的歌曲，这使许春草受的安慰不小。
再后，传道人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基督徒之间的宗派隔阂却越来越少了，许春草每月能收到三百元侨汇和外汇券，对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如韩进修弟兄等，时有接济。许春草被主接去后，他的女儿则继续接济其他人。
许春草年纪老迈，我外祖母问他：你老了，还有用处吗？他说：我还能祷告。能为教会祷告，求主保守教会不变质；能为国家祷告，求主使国家终能尊主为大；能为儿女祷告，使他们最后都归于耶稣基督名下。我母亲也问他：你怎样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他答，我有一条电线，直通天上，是你们看不见的。
“反右派斗争” 之后，政治形势一日紧似一日，人们又记起了许春草的“劣迹”，但找不到真凭实据，只好不断抄家，抄了一次又一次，既无物证，亦无人证。那时，国家还算比较尊重事实证据，所以一拖再拖，总找不到处理许春草的借口。终于有一天，由市长、副市长、统战部长、侨联主任四人来家，找许春草谈话：许先生，你常生病，已不适合继续担任政协代表。你同意解除职务吗？许春草听到这句话，马上答：“好！”就这样，终于卸掉挂了多年的空“代表”职务。许春草顿觉一身轻松，政府官员们也笑逐颜开。因为许春草垂垂老矣，一旦作古，是褒是贬，如何开追悼会，要说何种赞语，是件十分头痛、烦心的事情，他既卸职，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许春草确实老了，鼓浪屿三一堂的老牧师芦铸英，听说他病重，为了能见他一面，叫自己的儿子用椅子把他抬到笔架山上（鼓浪屿缺少交通工具）。见面时，芦牧师颤声对他说：“草兄，我们应当一齐去朝见主，请等我一会儿好吗？”
许春草被主接去后，芦牧师坐在三一堂门口，等着送他，直到天黑，方知礼拜堂接获严令通知，禁止基督徒去给许春草送葬，送葬队伍只好绕礼拜堂而过。由于政府严禁基督徒送别许春草，大殓时，竟无人敢来主持，我母亲因而大哭。周清泽牧师的叔父在旁安慰她说：主耶稣死的时候，谁来主持过大殓礼拜呢？是啊！我们还能大过主吗？过后，安息聚会也是我母亲自己主持的。
送葬时，来了几十位“婢女救拔团”的院生，她们不仅要送，还要穿着麻衣麻裤送。她们说：我们为自己的阿爸送葬，谁敢说不行？渡过厦门海峡，来的人更多了，成了一百多人的大队伍。白茶花、白玫瑰，都是那时期所少有的，非常显眼，政府终于也不再阻止了。
2001 年，我有事去杨元璋弟兄家，经介绍后，先到的那位弟兄说：你是许春草的外孙吗？我说：“是。”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郑主恩，是许春草起的。于是，他告诉我：“你外公创办‘婢女救拔团’时，邀我父亲郑吹球帮助他，我父亲不肯。你外公说：我为你祷告。祷告、祷告，很快，我大哥死了；又祷告、祷告，我二哥也死了。我父亲这时对你外公说：我两个儿子都死了，现在我愿意帮助你了。许春草说：我再替你祷告，求主明年这时，赐你一个儿子。次年，我父亲果然得了一个孩子，就是我。许春草为我起名，叫郑主恩。又次年，我母亲生了我妹妹。至今我们都活得很好。”
综观许春草与张圣才这对姐夫和内弟，一个是没有读过书的凡夫俗子，一个是学富五车，连大学校长也侧目的学者；一位是傻乎乎遇事唯主命是从的人，一位是绝顶聪明，玩蒋介石、日本特务、美国军方于股掌之中的人，但他们的结局，岂不发人深省。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太11:25—26）
许春草看到1949年后，许多人都变了。数不清的传道人、“爱主的人” 都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他们互相残害、相吞相咬，成了仇敌。真正爱主的人，也逐渐显露出来。有一天，他忽然告诉我，他要为我祝福。我赶快跪在他面前，他按手在我头上祝福了，并对我说：要亲近好的、爱主的传道人。我问他: 什么传道人算好，什么传道人算不好？他答: 有的人，裤子从膝盖先破；有的人，裤子从屁股先破。你要亲近裤子从膝盖先破的人。这是他对我的最后教训。可惜，这时我早已远离了主，成了耶稣基督的死敌（我的悔改，将另文详述）。
许春草的墓碑上，刻着很简单的几个字:“他是耶稣基督最忠心的见证人”。这是他儿女的心声，也是他朋友们的心声，我深信，这也是主耶稣对他一生事奉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