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有过无数次人道主义灾难，这些灾难让千万人受损乃至惨死。然而灾难过后，人们对于灾难的反思常常只着眼于体制，而不及于个人。那些曾为体制效力的人会坦然地为自己辩护，说他们身不由己，他们只是螺丝钉而非机器的开动者，是被动而不是主动作恶。应该指出的是，体制本身并不能独自运行，正是因为有那些看似无辜的人的参与，罪恶才得以实现，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灾难才能如此深重。

1964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题为《专制下的个人责任》的著名演讲，她尖锐地指出，不仅要反思体制，不仅要追究政治责任（政府必须对其前任的行为负责），也要追究个人责任。

第一种辩护会说：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雇员，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甚至连齿轮都不是，只是齿轮上的一个齿牙。你看，我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即使我不去做那些事，肯定也会有别的人替我去做。对此阿伦特的回应是：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变成一个齿轮？又在何种情况下，你才会继续愿意做一个齿轮？如果从上到下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齿轮，难道就没有人需要对罪恶负责任了吗？她继续追问：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吗？难道我们没有主观意志和选择的自由吗？我觉得，她一定还有更严厉的质问没有说出口：难道你是猪吗？

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我不去做那些事，可能会有比我更坏的人去做。我们参与其中，事实上避免了更坏的事情发生。还有些人会说，我们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坏事，但也做了一些好事。我们没有加重灾难，相反，我们使之减轻，瞧，我们甚至挽救了一些人。阿伦特的回应是：这种辩护或许可以减轻法律上的责任，但并不构成道义上的合理性。当人们辩称自己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好事，那就要问：这些好事是否最终改变、终止或推翻了邪恶的体制？如果没有，那么与体制的妥协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还在继续作恶，并将迫害更多的人。事实上，一个小的罪恶通常会成为更大罪恶的前奏，人们会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从一件坏事到多件坏事，从小的罪恶到大的罪恶。如果你为保护一个村而交出一个人，也必然会为了保护一个乡而交出一个村，更会为了一个县而交出一个乡。在这种不间断的“道德滑坡”中，最明智的办法显然只有一个：停止作恶，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如果体制内的工作是邪恶的，就应该立即停止与体制合作。

第三种说法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法律是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职人员的天然责任。我虽然做了某些事，但我只是在履行职责。阿伦特的回应是：上级的命令和“法律”并不能为众多的犯罪行为开脱，对成年人来说，“服从”就意味着“认可”，“认可”就意味着“赞同和支持”，所以，不应该问那些作恶的人“你为什么服从”，而应该问：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把犹太人押进毒气室，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开动坦克，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囚禁一个盲人，你为什么支持？法学中有句话：恶法亦法。而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不应该把邪恶的法律再视为法律，更不应该支持。

第四种是所谓的“集体过错理论”，每次灾难过后，总会有人拿着完美的道德标准质问别人：你说他做的不好，难道你就没做过一点坏事？在这种完美道德之下，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最终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也都无罪。人们不再追究个体责任，转而去拷问制度、拷问历史、拷问文化，把全部罪恶归诸集体，如果要忏悔，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如果要受惩罚，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这种集体认罪、集体悔过的理论，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只能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并最终将演化为“道德虚无主义”。她说：“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当真正有罪的人拒不忏悔，并以“集体过错”为自己辩护，那其实是在逃避责任。

中国文化常常强调“宽容”而忽视“责任”，但我认为，只有在私人生活中“宽容”才有意义，而在公共生活中，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中，主张宽容其实是一种智力低下的表现，至少也是糊涂，或者用孔夫子的话说，乡愿，德之贼也。在《专制下的个人责任》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她认为，那些效力于体制的人，通常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为他们抗拒不了诱惑，专制制度总是会给它的效力者提供各种优待：铁饭碗、显赫的身份、满足感以及可观的物质利益。当德国人纷纷加入纳粹军队，实际上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功成名就。几十年前的年轻人纷纷加入红卫兵组织，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受了虚荣心的驱使。当数以百万的人踊跃报考公务员，我相信，他们不仅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再以“齿轮说”或“服从命令说”为自己辩护，其虚伪不言而喻。

邪恶制度是人间灾难，更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换成更形象的说法，它其实是两个问题：一、给你很多钱，你会不会去杀人？二、如果你不杀人，自己就会被杀，你将如何选择？许多体制内的人都会夸耀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道德高尚的人，邪恶的制度才得以运转。还是那句话：作帮凶还是不作帮凶，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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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hawking ，2011年11月9日）

暴力存在于个人、群体和社会的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形式，也有不同的严重程度。有语言的暴力，如侮辱、轻蔑；有情感的暴力，如冷漠，或攻击性的暴怒；有身体的暴力，如殴打，虐待；还有性暴力。暴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暴力对人性有怎样的伤害？

一

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
——撒上17:10—11,16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1973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两名持枪者闯入银行，扣押了三女一男四名人质，把炸药和人质捆绑在一起。经过131个小时后，罪犯被制服，人质被解救。

但是，尽管人质们在5天中被威胁、虐待、恐吓，但却都无一例外地表示同情和支持这两名劫匪。在警方解救的过程中，人质将劫匪围了起来，试图保护他们不受警方的伤害。一名女性爱上了其中一名劫匪，在他服刑期间与他订婚，而另一名女性则设立了一个辩护基金为劫匪辩护。

由于这件事的轰动效应，这种受害者对施暴者产生依附情感的心理效应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研究者发现，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需要一种“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条件。所谓大棒，是指受害者了解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受害者与他人隔绝，并相信自己无论如何不能逃脱。至于“胡萝卜”，是受害者从施暴者那里感受到的“小小的好处”。这种所谓的好处可能是一点点善意表示，可能是一点点人性软弱的流露，甚至可能仅仅是在惯常施暴的时候没有施暴。施暴者还可能会把自己过去的不幸经历透露给受害者，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让受害者产生恻隐之心。研究发现，当以上条件满足的时候，只需3—4天，这一效应就会产生作用。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严重的时候，人质甚至会和营救者对抗，站在劫匪一边，拒绝营救。更有甚者，会认同劫匪，成为其中一员。1974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被激进组织“共生解放军”劫为人质并受到侵害，之后宣布加入该组织，次年在参与抢劫银行行动中被捕。此事件被看作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又一典型案例。

二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弗6:1—4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常见于一些长期受虐和受害者身上，如被虐待的妇女、儿童、战俘、人质、集中营受害者，乱伦受害者，邪教信徒等等。

在所有受害者当中，儿童是最可怜的。儿童的生活范围有限，他们所受的伤害，除了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很多是在家庭中发生的。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地方，是本该得到爱、保护和滋养的地方。但当暴力进入家庭时，不可思议的情况发生了。对此，从事创伤治疗的专业人士这样描述；“当创伤的来源是原本该提供保护的人物时，自然界开了一个最残忍的玩笑，也就是增加了对这个恐怖来源的依附需求。即使加害者不是平时的照顾者，相同的模式也同样会发生…”1

这里所说的依附，也称依恋，是指孩子和主要照顾者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结。依附的模式一旦形成，会对人一生的亲密关系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儿童受害者，他们不仅会对加害的成人产生更加强烈的情感依附，而且在成长过程中，还会发展出对加害者的认同，“借由转变自己为加害者，使他本身可以逃避最有压力及最痛苦的受虐记忆。在儿童受害者的经验中，‘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受害者与加害者，当他不愿意再忍受成为受害者时，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变成加害者。’”2

这一发现不仅在临床案例上看到，也在很多研究中有所反应。比如有研究发现，相比普通人群，家暴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的检出率。3儿时不良的教养方式、惩罚，以及自身的人格障碍是成人期家暴的重要因素。4其实在各种人格障碍的成因中，除遗传和生物学因素外，幼年的受虐、忽视、精神创伤是重要的因素。

我的一位同事，在原来的城市做妇联工作。当地曾经想给家庭暴力立法，为了配合宣传拟制作宣传片，她跟着去拍摄和采访。她说自己见过被殴打的妇女受伤的样子，甚至曾经进入太平间去看因家暴致死的受害者尸体。我问她施暴者是什么情况，她说，正如我们在媒体中所了解的一样——不仅包括低文化程度者，也包括外表看来文质彬彬的高文化程度者。后来这项地方立法不了了之，但那段工作经历却让她难以忘怀。

理论是苍白的，在各种概念和名词的背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人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下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受害者在伤害一次次加剧的时候，依然忍受，甚至丧掉性命？

三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 ——罗13:1—3

在中国的一个村庄，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有宽厚的母亲和严厉的父亲，一个男孩在这个家庭成长，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在叛逆的年龄，他和父亲对抗，而结果是父亲态度的相对缓和。5在另一个乡村也有一个女孩，是母亲唯一的女儿，一方面得到母亲的疼爱，另一面，是被乡亲称为“狼”的父亲对她们母女的粗暴对待，母亲曾被打断小手指，她也曾被打掉一颗牙。她后来回忆说，“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6

如果在另一个年代，这个男孩也许会成为一个大学教授，或是一个落魄的文人；而那个女孩，也许能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艺人，也许生活充满波折，甚至成为人格障碍的病例。但都没有。他们生逢其时，这个男孩名叫毛泽东，这个女孩长大之后的名字，叫江青。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心灵深处一道深深的创伤。当年，曾经以反抗权威的革命者姿态进入青年期的那个男孩和女孩，在心理层面，他们不仅认同了曾经粗暴对待自己的父亲，并且变本加厉，在文革中将这种伤害扩大化、极端化。在今日，对文革受害者心理创伤的研究正在进行，尤其是文革创伤的代际传递问题。而可以参照的就是对二战中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研究和治疗，而后者的结论是，大屠杀所产生的心理创伤会在代际传承，以至三代。

大屠杀的残酷让很多学者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德国曾是基督徒的避难所以及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它也是国际上神学、哲学及美学的重地。为什么会有希特勒以及残忍屠杀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地方？”7

有人研究希特勒的个人史，如爱丽丝·米勒发现希特勒童年曾经受过暴君式的父亲的虐待，父亲的部分犹太血统成了他仇视犹太人的肇始。8有人从德国的家庭结构入手，如埃里克·埃里克森发现德国家庭特别要求服从，父亲常以管教之名对孩子施暴，希特勒“好像一个青少年帮派的头头，以老大的姿态协助大家将心中的愤怒合理化”9 。还有的研究者，如西奥多·阿多诺等人提出“权威人格”这一概念，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描述在德国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权威人格的特点：对上，是将权威理想化并依赖和屈从，对下，则是排斥、丑化、施暴10。也有人指出，在二战期间德国教会的作用相当不光彩，绝大多数教会服从并支持了纳粹政府对权力的滥用11，甚至协助纳粹迫害犹太人12。

暴力，就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从个体、家庭层面，进入群体、社会，乃至政治和历史的层面。

四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

记得有一次双燕牧师感慨说，有时候真不知道到底是罪，还是病。就暴力这一议题，从心理层面的病（illness），到伦理层面的恶（evil），到法律和社会层面的罪行（crime），并不能等同，但也很难完全区分清楚。无论如何，在最深和最根本的层面，依然是基督教所说的罪（sin）的问题。

如果说各种学科是在各自的范畴中盲人摸象，试图在局部探讨关于人性和社会的规律，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种个体对极端暴力的反应，可以说是罪在世间运行的一个例证。正如魔鬼的最大诡计是让人认为没有魔鬼，罪的最大诡计是让人认为没有罪。被绑架的人质，反而认同劫匪，安于现状，觉得一切理所应当。

因此，暴力对人的影响远不止身体上的伤害以至肉体的消灭，它的影响远比我们所能想像到的更深刻、更长久、更复杂、也更邪恶。面对暴力，人会产生种种反应，从过度敏感的受害者心态，到以麻木、旁观作为自我防御；从逆来顺受谨小慎微，到极度的愤怒、反击；从对施暴者的恨，到认同暴力甚至自己成为一个施暴者。种种的反应，最深的原因，还是内心深处的恐惧。在一个有暴力因素存在的家庭、群体、社会结构中，暴力以及对暴力的恐惧已经成为个体人格结构的一部分。

在更普遍的范围内，不健康的人格结构和不合理的家庭、社会结构，成了罪传递的载体。罪歪曲了神在地上设立权柄和秩序的本意，使之成为对人的伤害。罪的一个谎言是，从家庭到社会各种层面各种程度的暴力都是“正常”的，毋需大惊小怪。而人自身为了逃避暴力所带来的痛苦，也会去忽略、压抑和遗忘。

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腓3:13—14）”。难道忘记不是医治的良方吗？ 其实不然。有主内的辅导者指出，保罗要刻意忘记的，是自己曾经的辉煌，那些已成过去。而一个人曾经的痛苦、伤害，在未被光照和医治之前，并未成为“背后的”，不是过去时，反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在时，是需要去面对、去解决的13。

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创伤各种方法，本质上都是要在安全的条件下，让创伤的幸存者在心理上重新回到创伤事件发生的情境，唤醒被压抑的记忆，并进行修复。14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犹如医生要治疗，必须将被掩盖的瘀血的伤口打开，清理、手术、缝合。在群体和社会层面这样的医治同样需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后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21000名证人在这个道义的法庭上讲出真相。当真相被说出后，和解才能真的产生。

五

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盐海，使水变甜（原文作“得医治”）…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结47:8，12

一个朋友在2008年奥运会时做志愿者。在服务站附近，他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外国女孩举着一个牌子要购买某场比赛的票，有警察过来干涉，那个女孩的态度不是畏缩的，也不是对抗的，而是像一个真正知道自己拥有权利的人那样，用一种非常理所应当的态度回应并坚持自己举牌子的权利。

这个听来的片段曾让我有很多联想。想来，在这个女孩成长的环境中，并没有习得对权威的非理性的恐惧，从她的姿态、语气，流露出的是对自己价值的尊重和认可。而对于一个只能对成人和权威说“是”的孩子来说，长大之后需要学习的不仅是对不好的事情说不，而且是用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方式说出这个“不”。要通向这样一种坦然的态度，道路可能还很漫长。

在今日，作为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这个名称本身就有着沉重的历史涵义。在今天，在我们每一次与逼迫以及逼迫中隐含的暴力短兵相接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群体的、现在的、历史的，各个层面经验的交汇。我们面对的既有自己以往生命中或大或小的创伤经历，又有中国基督徒群体在过去60年所经历的逼迫和因此带来的伤痛，更有主耶稣在被审判时所面对的暴力。

心灵的医治，首先来自能够正视真实，这是一个不再逃避、重新面对的过程，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很多时候，未被说出或不能说出的部分，比已经说出或能够说出的部分有更强大和更真切的影响力。那些还未被完全处理的恐惧和由恐惧带来的种种反应，塑造了我们内心世界中的歌利亚，等待着一个有勇气、智慧和能力的大卫去战胜。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撒上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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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剧与创伤——伤痛的行动演出》，凯勒曼，赫金斯著, 李怡慧，洪启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同上
3    “家庭暴力施暴者的心理学特征及罹患精神障碍的研究”，曹玉萍等，《中华精神科杂志》，2008（1）
4    “家庭暴力施暴者的社会心理多因素Logestic回归分析”，赵幸福等，《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2）
5    《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6    《江青传》，叶永烈著，作家出版社，1993
7    《家庭会伤人——自我重生之路》，(美)约翰·布雷萧著，杨立宪译，蓝天出版社，1999
8    同上
9    同上
10    权威人格 ，http://baike.baidu.com/view/3488306.htm
11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余杰，http://blog.stnn.cc/sanersbook/Efp_Bl_1002375167.aspx
12    “二战期间的德国教会：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帮凶”，http://club.mil.news.sohu.com/newclub/show.php?forumid=zz0255&threadid=1967215
13    《鱼儿别上钩——揭开基督徒生活挣扎的12个迷思》， 克劳德，汤普森著，卓宜娟译，美国旅途出版社，2003
14    “真相治疗创伤——论PTSD心理治疗中的核心要素”，李凌江，彭红军，《上海精神医学》，2010（3），129—132

若不是要写这本书的书评，我没有勇气把这本书重读一遍。和大多数读者一样，小说是我们生活空闲时间的填充物，谁愿意把空闲点缀成沉甸甸的石头？但是有一种力量在我读过它之后已经产生，这力量催逼我，若我不将这书中的故事讲给他人，不能鼓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它，那我就是有罪的。它就是《莎拉的钥匙》，出自一位法国女作家笔下，描写二战期间法国犹太人的遭遇和当代法国人民的反思的小说。

莎拉是一个犹太裔小姑娘，和父母弟弟居住在巴黎。1942年她10岁。一个凌晨，搜捕犹太人的纳粹和法国警察敲开了她家的门。莎拉在紧急中将4岁的弟弟藏进壁橱，锁紧，她紧紧地握着口袋里的钥匙，幻想着弟弟能在那里躲过这场未知的劫难，不久她就能回来和弟弟团圆，但是，她不知道她和爸爸妈妈从此踏上了不归之路。

《莎拉的钥匙》的历史背景是真实地发生在法国二战期间的历史事件。法国被占领后，从法国移送出境到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有七万六千人，其中1942年7月，在法国国庆日后的两天，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名犹太人在巴黎和巴黎郊区被捕，后被送往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中的一部分曾经被拘留在巴黎的   一个冬季赛车场等待中转，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史称巴黎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

小说作者巧妙地用两条线索并行结构故事，一个是1942年的10岁小姑娘莎拉，她怎样在黑暗中被粗暴的敲门声惊醒，怎样攥紧壁橱的钥匙安慰自己很快就能回家给弟弟打开壁橱的门，怎样被赛车场的混乱、哭喊和臭气熏得几乎窒息，怎样被迫与父母分离，怎样绝望又怎样求生…另一条线索是2002年，某周刊女记者朱莉娅为了撰写纪念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60周年的稿件，不断地搜索历史资料，寻找见证人，当事人，或者是他们的后代，从她的眼光中看到法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躲闪，语焉不详，试图遗忘的挣扎，隐藏的羞愧，无动于衷的冷漠…

提起二战时期的法国，可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被占领，他的地下抵抗运动，他属于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成员，尽管他的武装力量已经是象征性的了，恐怕很少人想到他被占领之后组成的维希政府已经成为纳粹的帮凶，那些被搜捕的犹太人就是被他们的邻居、楼房管理员、警察等等检举、登记、抓捕，送往集中营的。那些法国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因为仇视犹太人，相信犹太人是他们国家一切不幸的来源；有些人是从犹太人被逮捕后剩下的财产中得些小利；有些人是职责所在，听命于上司；更多的人只是冷漠，在恐惧之下，对一切都只剩下冷漠。他们不会去问这些犹太人将遭遇到什么样的结局，更不会去想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这些犹太人。而60年后，这些人的后代们也并不那么情愿提起他们的祖辈父辈经历的这一切，他们只想轻松一点，更轻松一点，别让那些历史包袱给我们施加压力，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该遗忘的就让它被遗忘吧，别用死人打扰活人的生活，揪住历史不放的人是残忍的。小说中女记者的丈夫甚至连即将出生的婴儿对其生活的干扰都无法承受，他们的婚姻只好以散伙告结束。

这就是活在当下的人们。

小说中的莎拉虽然得到了好心人的帮助，熬过了二战，长大成人，甚至结婚生子，但是壁橱里身躯蜷曲、脸蛋发黑的弟弟成为她心中驱之不去的阴影，这痛苦的记忆折磨着她，最后她绝望地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说中的女记者朱莉娅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叫莎拉，因为莎拉活在她的记忆中，她无法忘记。或许小说作者以此告诉读者：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她要活在我们中间。

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常常会进入到小说的角色之中，（理性的人会嘲笑看戏落泪替古人担忧的庸人自扰，但是文学阅读恰恰就是借助这种移情效应。）我想：莎拉的痛苦搁在谁身上能承受得了呢？若人的现世就是全部，那么痛苦带给人的只有绝望，而死亡就成为最好的解脱方式。面对这样的痛苦，中国的古代圣贤教育我们为尊者隐，为长者讳，不要什么都说出来，这就像西方的家长面对血腥场面时会掩住孩子们的眼睛一样，因为没有人能扛住这历史真实的重创，于是我们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残酷面前失语。但是不面对并不等于不发生，于是残酷的历史就一次又一次上演…启蒙主义者教育我们要正视这瞒和骗的历史，但是正视之后呢？就如鲁迅先生所言，叫醒了那沉睡中的人却只是告诉他他要死了，这是不是一种残酷？告诉人们历史只是比我们知道的更血腥，更丑恶却不告诉人们出路，是否会让人们变得更恶毒更凶狠？

当我上网查找有关巴黎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的相关资料，看到直到1962年二战才进入法国课堂教学，1995年希拉克出任法国总理，才代表法国人民向当年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忏悔认罪。2005年一部以当年的赛车场事件为主题的电影《大围捕》在法国上演，但是获得反响并不热烈，媒体评价是：“审美情趣平庸无奇”。这就是今天的欧洲。

当我重读《莎拉的钥匙》时，我一边读一遍感慨：莎拉，你那时候至少还有那个拉小提琴的音乐老师大声喊出：你们不能这样做；还有医生护士自发组织争取去赛车场照顾被圈禁的犹太人，有善良的妇女从路边扔过来一块面包，有良心未泯的警察放了你一条生路…人性之光如此微弱，不足以温暖黑暗绝望中的你，却让正在阅读着的我能喘过一丝气来。但是，如果这事发生在今天，发生在我的身边，又会怎样？轻轻叩问，听到的只有漫无边际的死寂…

我们中国人习惯将自己打扮成历史的受害者，我们公开发表的书写都是受害者的书写，却少有人像《莎拉的钥匙》的女作者那样追问每一个个体在这个历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常常奇怪在中国人的笔下几乎是十亿人民在受害，可谁是那施加暴行的人呢？没有。法国人称他们自己对待不光彩的历史是“矢口否认、缄默无言与故弄玄虚”的复杂态度，我们中国人呢？看看我们那些描写抗日战争的电影和小说，看看我们文学作品中那些反右、文革…我们有什么可抱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心存偏见呢？

《莎拉的钥匙》的作者在小说中还借人物之口说：没能找到一个当年的警察，采访他执行那样的任务是什么心情，想到过什么，经历了些什么，是个遗憾。这遗憾是文学的，也是现实的。集体承认过失是容易的，个体承认自己的罪过是困难的；抽象地承认自己并不那么无辜是容易的，具体地承认自己犯了哪些罪责是困难的。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连黄世仁的狗腿子穆仁智都能以自己需要吃饭为由叫喊冤屈了，还有谁会认为自己有罪呢？

莎拉的钥匙象征着开启历史的真实和生命的存在，然而谁能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谁又能给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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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的钥匙》，［法］塔季雅娜·德·罗斯奈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

切斯特顿对《鲁宾逊漂流记》的评价，也可用作我对他这两层木屋的评价：这两本书“之所以历久常新，是由于它歌颂限制的优美，甚至歌颂节俭的原始浪漫”。

几个月前，国永弟兄就嘱我写篇读后感。

手中拿着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的《回到正统》和《异教徒》1，我却迟迟不知如何下手——就好像面对一个精巧美妙的蛋糕，无论从哪里下刀，都担心自己成为那粒投入静谧湖水的讨厌石子。

“举刀”的勇气，并不来自“闭眼一跃”，而来自一个不经意的发现：切斯特顿这两本薄薄的书中有着一般学术作品无法展现的动感：它们基本不属于任何一类钢筋混凝土筑就的恢宏结构，它们小巧而清新，可被切分，哪怕是一个单独的语句，也保持着特有的奇险和丰富。换句话说，它们甚至能承受一般学术作品难以容忍的碎片化，而碎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意义的完整和自足。

常年在媒体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切斯特顿的著作中，处处流露着新闻媒体追求的锐利、凝练、轻巧和亮彩。这种语言特色，竭力避免在长篇累牍中埋藏宝藏，随时带读者到波澜壮阔的险峻中直面新奇。

这或许可以解释：哪怕在早晨出门上班前的最后一分钟，甚至旅途中摇晃的车厢中，抓起切斯特顿的书，翻开任意页码，扫视其中几句，你都可能被切斯特顿奇险瑰丽的思辨、自由壮阔的热忱和饱满酣畅的喜乐，瞬时感染并为之一振。

当然，这种写作风格，既成功卸去了部分形而上学的沉重，也使得黄钟大吕般的学术巨制无法成册。两者的差别，犹如两层木屋与摩天大楼。曾被切斯特顿的作品重燃信仰之火的美国基督教作家杨腓力（Philip Yancey）一语点破：“这是新闻工作这个特定职业带给他（切斯特顿）的咒诅”，使他成为一个“没有大师级作品的大师”。

切斯特顿很清楚自己“两层木屋”的价值。他在《回到正统》中写道：“要展示一个信仰或一种哲学在任何角度都是真确，绝对不是这样一本小书能够胜任的；即使以远较本书更长的篇幅，相信也不能完成任务。”2

切斯特顿通过这两部书的文字，与其说在理性上为基督教正统观念抵御新时代浓郁的异教气息修筑起一座密不透风的长城，不如说在感性上为现代的基督信仰者描绘出一幅活泼的生命图景。他在最要害的部位给予了现代异教思想富有勇气的一击。

作为英国多家媒体的评论撰稿人和《G.K.周刊》的创办者，切斯特顿直面所处时代的重要事件，饱览着自己所处时代的宗教与哲学著作，不回避时代精神景貌正在经历的巨变。

对于“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切斯特顿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在我。”至于堕落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无论是什么，我都不是自己。”

切斯特顿面对的是一个传统精神秩序被倒错的时代。他说，现代人正用自己的头来站立；头颅当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制作。一旦找回自己的双脚，他们就会恍然大悟。3

生活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切斯特顿，面对来势汹汹的各种现代观念，敏锐地思考着：改变就是进步吗？

在他看来，几个世纪之前，起码有一种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可让公义与和平接吻。现在，两者连点头致意也不行。4

面对这个信仰和传统日益破碎的世界，切斯特顿坚守着现代人正在逐渐迷失的古道与朝向：“如果世上有任何进步，那只可能是那种进步，即一种迈向一个完美的城市的进步，在这个美德与管治并驾齐驱的城市中，公义与和平互助互让、相辅相成。”5

若回溯这些文字所处的历史背景，再看看此后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数十年的冷战，你不难发现切斯特顿这些文字中对时代精神先知般的洞见。

他一生勤奋地探求着自己与世界的出路。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切斯特顿对天主教的皈依，成为其生命中一个神秘的悖论，或称回旋。

在《回到正统》中，切斯特顿为这个悖论做了些许注释：“我是基于理性的原因相信基督教；理性而不简单。”６

切斯特顿说：“有一些我们从不完全知道的东西不仅较我们优胜，甚至对我们来说较自己来得自然。我是在认识正统信仰后才懂得何为精神上的释放。”７

当越来越多的人沉浸在新世纪现代乐章的狂热中时，站在时代潮头的切斯特顿却突然抽身回归，开始对传统信仰着迷。他写道，旧时的神学远较新兴的神学思想更多蕴含着那种我们重视的民主和西方自我更新的活力。“那个被称为最古老的教义竟然为世上新兴的民主思想提供唯一的保卫。那个看似最不受欢迎的教义竟然是人民唯一的力量。”８

这种回归，亦是一种浪漫的回旋：切斯特顿从精神得到释放的个体经验出发，逐步演绎出包罗宗教神学、文化观念和政治哲学等在内的一整套“切氏解决方案”，贯穿于职业与创作中，并最终重回其精神释放的起点——落脚在基督信仰的喜乐之中。

在他看来，基督教的信条使喜乐变得巨大无比，使忧伤变得特殊而无足轻重，祖传的本能因而彻底得到满足。

切斯特顿自己和笔下所描绘的喜乐满溢的生命图景，恰恰是打开异教一座座新兴城堡的万能钥匙，以至于面对这幅图景，新城堡的主人们任何时候都会担心自己城门失守。

在这幅图景中，切斯特顿展现的是“一种对积极和富想象力的生命的渴求，亦即是一种如画般优美、如诗般充满好奇的生命；一种像西方社会的人时刻想求的生命”９。而这样一幅自由喜乐的生命景象，不单是现代异教徒希冀捕获占为己用的对象，而且是他们赖以指控古老的基督教的证据。

切斯特顿以亲身经历的信仰轨迹和积极自由的生命探求，试图向现代提出悖论：以捍卫生命与自由面貌出现的种种现代流行的哲学观点，或许最终难免走上摧毁生命与自由之路。

切斯特顿一一剖析着当时流行观念的万花筒——理性主义、唯物主义、人道主义、进化论、实用主义、怀疑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他往往一针见血地言明其内在的矛盾：貌似无限者的局限，名为阔达者的狭隘。换句话说，每一种现代观念都可能被切斯特顿钉于某个悖论的中央，成为垂死的标本。

在幽默而轻灵的文字中，切斯特顿做到这一切，甚至带着绅士般的优雅。他至多只是拉出对方的舌头勒在对方的脖子上——一个“悖论的回旋”。你不难在他的文字中随手拈来，例如，“理性本身就是关乎信心的问题。声称我们的思想与现实有任何关系，已是信心的行动。”“疯子并不是失去理性的人。疯子是除理性外失去一切的人。”10宗教和理性主义同样是不正常的；虽然宗教是不正常的正确，而理性主义是不正常的错误。

“实用主义关注的是人类的需要；而人类首要的需要之一，就是不要局限在实用主义的框框内。”

“他（人道主义）的怜悯其实只不过是无秩序的混乱。他是人类真正的敌人——因为他太富人性了。”11

“世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狭隘的普遍性；世上有一种东西叫细小而挤狭的永恒；这可见于许多现今的宗教。”

“任何人，无论多么聪明，只要他以崇尚成功开始，就必然以彻底的平庸告终。”12

不过，与其说切斯特顿是机敏、灵巧的，不如说他是敦实的、少变的，犹如他的身躯一般，甚至还多少有点笨重，因为他翻来覆去地沉迷在“悖论的回旋”之中，总是能将复杂怪异的对手置于“悖论”的单调反复之中。

在切斯特顿文字里，眼花缭乱的穷举和想象力四溢的排比，成为人们眼前的一道视觉盛宴。即便你猜出他的下一段文章会对新的问题采取怎样的论述，你也猜不透他会在哪里出其不意地抛出隽永的“回旋”。细细品尝，你至少能从这些文字背后，发现这个自由的灵魂试图找回现代人常常遗失的那种“全心全意地憎恨和热爱世界的方式”。

因为人必须对生命感兴趣，才能对生命抱持足够公义的态度。

在切斯特顿“悖论的回旋”中，他将东方的虚无主义视为“食尾蛇”，即一条吃着自己尾巴的蛇。13他以轻柔的幽默和生动的锐利，把握着东西方两种主要宗教的差异。

他写道：“佛教是向心的；基督教是离心往外扩散的。圆形本身虽然无限完整，但尺寸却固定不变，永不能变大或缩小。十字形却不然，虽然中心是冲突和矛盾的，却能往四方伸展而不改形状；由于中心是矛盾，所以能向外扩展而保持不变。圆圈只能转回自己身上，因而相当有限。十字形向四个方位张开手臂，正是自由旅客东南西北的路标。”14

当全世界都可能在切氏的“悖论的回旋”上窒息，切斯特顿在哪里安放自己信仰的基督教呢？

毫无例外。他说，基督教是一个超凡的悖论，在这个悖论中，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竟可以各自又同时迸发燃烧的光芒。15

他认为：“基督教不但走对了路，而且在该错的地方（你或许可这样说）走错了路。”16

对于人，他说，若只坚持神存在于人里面，人往往躲在自己里面。若能坚持神是超越人的，人其实已超越自己。17

这些话堪比早期教父的名言：“上帝之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并不因此乃耻辱而感羞愧；上帝之子死了，虽荒谬却因此而可信。埋葬后又复活，虽不可能却因此而是确定的。”

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荒谬之中（抑或说悖论之中），但是切斯特顿试图证明的是，当形形色色表面丰富而健康的现代流行哲学被钉于悖论中心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趋向一个结果：苍白地僵死，不能动弹。换句话说，切斯特顿发现，自己早前抛弃的那个古旧十字架（悖论）的中心有一个例外：基督在悖论的中央是复活的生命，在“荒谬中”健康地永活着。

某种程度上，“回旋”之中的切斯特顿也将自己置于这个悖论的中央，正如基督将自己置于十字架的中央。

摩天大楼终会倒掉，切斯特顿曾经面对的敌人亦将故去。但“悖论的回旋”式浪漫，如同两层木屋的隽永，在读者心中历久弥新。

浪漫的回旋，正是切斯特顿本人对现代的一次幽默的反弹。或者说，在与现代的狭路相逢中，切斯特顿尽情地展示了传统信仰的弹性。

切斯特顿对《鲁宾逊漂流记》的评价，也可用作我对他这两层木屋的评价：这两本书“之所以历久常新，是由于它歌颂限制的优美，甚至歌颂节俭的原始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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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异教徒》（Heretics）与《回到正统》（Orthodoxy）是姐妹篇，前者成书稍早，收录切斯特顿对他所处时代各种流行哲学的评论，后者更像是切本人的一部信仰自传。鉴于本人对《回到正统》的偏爱，这份读后感中的评述，将以《回到正统》为主，《异教徒》为辅；此外，本文引用的《异教徒》（下称《异》）与《回到正统》（下称《回》）均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5月出版的中文版本。
2    《回》P3
3    《回》P175
4    《回》P27
5    《回》P126
6    《回》P164
7    《回》P174
8    《回》P140
9    《回》P3
10    《回》P14
11    《回》P27
12    《异》P73
13    《回》P22
14    《回》P23
15    《回》P162
16    《回》P87
17    《回》P149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过了一个紧张备考的12月上半月、一个丰盛而短暂的圣诞／新年假期，明天我就要开始一个新的学期了！不可思议吧？刚考完试那会儿，我简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新学期；但是我发现，越临近开学，兴奋越少，焦虑越多。这学期我选了四门课，几乎所有人都说我疯了，劝我别这么干。当然，我是考虑了很多因素才做此决定，并不是脑袋一热、或是为了逞能；但我也丝毫没有把握这一定可行，因为上学期三门课都上得呼哧带喘，最后期末考试得了三个B（有＋、－之分）。曾经有人问我：你害怕“亚洲式不及格”（Asian Failure，就是没得“A”）吗？我说不啊。但是当最后一水儿的“B”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还是抑制不住地焦虑。有些东西是那么地潜移默化、深入骨髓，就好像我到了这边置的第一个物件儿就是电饭锅——以前觉得吃西餐没问题，来了以后才发现离了米饭活不了哇…等我吃上第一顿“米”饭以后，心里立刻踏实了。

为着这“四门课”的斗胆尝试，新年伊始我就开始仔细地为这学期规划时间表，同时也为这一年做一些计划（期间，眼前浮现过刘官长老一张一张展示年度计划的画面），其中有一些自认为比较重要的决定。第一，坚持每天早上至少灵修半个小时；第二，每天晚上跟一个新搬来、同在维真读书的同屋一起祷告；第三，每个月至少拿出一天退修。第一条听起来很夸张吧？神学生难道每天连半个小时都坚持不了？！非常惭愧地讲，在时常手忙脚乱的上个学期，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首先被我挤掉、或挪走的就是灵修时间。所以一个学期下来，我深深认同了临走前小白牧师给我的警戒——“神学院不负责你的灵性”（哥顿神学院院长语）。以前，好歹我还有同屋、小组、祷告会、晨祷、牧师长老等诸多的属灵拐棍，现在在属灵支持大幅削减的情况下，必须操练独立地寻求神、亲近主，养成良好的灵修习惯，并且找属灵伙伴互相督促。

刚过去的这个周六，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一个人又换车又搭船地去了一座岛上的退修中心。岛上本来就人烟稀少，大清早更是山泉叮咚，鸟雀啼鸣。一座座的木屋，穿插在高大笔挺的松柏林间。走到半山腰，就可见不远处经松柏勾勒、显出参差轮廓的几座山，以及山脚下的一湾湖水，被薄雾衬托得如同水墨画一般。一天半的时间里，除了按照惯常的程序读经、祷告，大部分时间做的就是忘了时间，静默，躺在床上听雨。傍晚五点，圣公会背景的老两口按着他们的传统带领礼拜，退修者自愿参加；下午三点，跟老两口中的妻子——经验丰富的属灵导引者约了谈话；吃饭时间热好自带的便当、坐下谢饭，很自然地就说出“感谢主和我一同用餐”；第二天早上起来，晨祷、背了一章圣经、按要求清理好自己的房间、自由奉献，下山。

中间那场谈话是很特别的。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只是想：好不容易逮到一位属灵导师，机会难得，总得聊两句。两人坐下默祷了一会儿，我说，大概就是觉得属灵上、文化上都有点找不到方向。一想到很快就要见到同学了，心里就开始打鼓——有时因为没有自我介绍就上去跟人搭讪而碰了一鼻子灰，有时跟人相谈甚欢之后转作被视而不见，还有时被人邀请参加聚会、却因自己赶不完作业只好一次次地拒绝；那些见了面不知道要说什么、坐在一起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的场面，总是让我不知所措… 简单说来，就好比蜗牛丢了触角，猫咪没了胡子，整个儿找不着北了！这些事发生得多了，某一天就会倍感孤独；如果刚好有人愿意、且有时间倾听，辞不达意地还没说到一半，我就越发沮丧了，只好每每在退缩的边缘向神求援说：求你使我不要封闭…

这样跌跌撞撞地挣扎了一个学期下来，我发现自己容易紧张，容易嫉妒，容易自我保护。同屋换了一批，房东的女儿写了十几条的“家务制度”，我看了就烦。跟她说了几句，不通，就冷漠疏远了。明明知道神的应许是平安，有时却生生够不着它。我把以上的这些感受跟那位长辈说了一些，她说：“冬天地底下的东西还没长出来，我们看不太清楚神在做什么。你的生命现在就处在这个季节。清晨，试着用静听的方式诵读圣言（Lectio Divina），用心灵的耳朵去聆听主在对你说什么；晚上，跟你的同屋一起分享、祷告时，可以省察（Examen）今天愉快的事有哪些、不愉快的事有哪些，感到有归属感的事情是什么、感到被排斥的事情是什么。把好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都说出来，然后献上感恩，让这一天在平安中结束。” 后来我继续在自己的房间里默想、祷告。到了“感恩”的部分，为着十件事感谢神以后，再往下想好像有点困难。但是安静了一会儿，越来越多的事情源源不断涌自心底，开口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神的恩典，实在是藏在万事之中！

回想山上这两天，雨绵绵，雾蒙蒙；安安静静，平平淡淡。倒是下山之后，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来之前的焦虑、惧怕、担忧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悠然，淡定，放松。此前为之着急、痛苦的那一切、一切，突然就都变得很容易接受了——在这个跨文化的环境中，我给自己、给别人更多的时间去彼此适应、互相了解，没有人要故意冷落我；四门课我暂且尝试两周，如果实在跟不上，就承认自己不行，到时还可以免费换课或全额退课；十几条家务实在都是些很基本的活儿，是我因为学习的压力就不愿意再承担其他责任，超负荷的部分可以好好跟同屋沟通…就这样，神出人意外地全额给足了我新学期所需用的恩典！

这时我才明白，退修把原先慌乱的脚步放慢了下来，再把它调得均匀、调得稳健。原来平静安稳，是唯独属于神的节奏。只有在神的节奏中，才能重新恢复爱的力量——正如《经历神》的作者王牧师说：独处，是为了更好地进入人群。同时，我们每个人也都处在不同的人生季节中。有人处在复苏、绽放的春天，也有人处在挥洒、结果的夏天；有人处在成熟、丰收的秋天，也有人处在蕴藏、等候的冬天——正如《传道书》三章11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我想教会也是这样。

说到季节，想起一首心爱的诗，里尔克的《秋日》（冯至译本）——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晷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他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尽管不是手书，但这也算得上是一封长信；
尽管秋日已过，但是这里的冬季，听雨独好。
每天都在为你们祷告的，
曾淼
2012.01.09

12月29日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约6:66）

有时，上帝通过他的话语借圣灵赐下异象，使你心里惊恐震撼。倘若你不行在那异象的亮光之中，就会陷入受自己想法捆绑的境地，而主从来就没有这种想法。不顺服属天的异象，会使你成为与耶稣基督毫不相干的观念的奴隶。你千万不要看着别人，说：“他有那样的想法却事事亨通，为什么我就不能有？”你要做的是行在赐给你的异象之光中，而不是与他人相比并论断他们，他们怎样想，是他们与上帝之间的事。你若发现自己历来喜好的观点与属天的异象相抵触，因而为自己的观点辩解，有些东西就会在你内心滋长，那就是：“这观点归我所有，我有权利这样想。”可它不是从耶稣基督而来。主耶稣一贯反对我们这样想，因为这是与他自己背道而驰的万恶之根。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拥有之多）”（路12:15）。我们若不明白这话，是因为忽视了主这教导潜在的涵义。

我们喜欢躺在那里，沉醉于往日经历的美好回忆。新约若借上帝的光照启示了一个标准，你达不到，又不觉得应当努力达到，这便是倒退的开端，因为这显示出你的良心对真理没有反应。某个真理一经向你揭示，你就再也不是原来的你了。这一时刻不是标志着你作为主耶稣真门徒，继续与他同行，就是标志着你作为离弃主的人，在离他“退去”。

1月2日

“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来11：8）

你是否有过像这样“走出去”的经历？如果有，当别人问及你这是在做什么的时候，你必是拿不出合乎逻辑的答案。在基督徒的侍奉中，难以回答的难题之一就是——“你准备做什么？”你无从得知自己要去做什么，唯一知道的是，上帝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要不断校正自己对待上帝的态度，看它是否将你和盘托出，完全交付上帝使用。正是这种态度使你能不断因他而惊喜，因为你永远不知上帝下一刻要做的事。每天清晨醒来，摆在你面前的都是一个建立在对上帝信心之上的“走出去”。“不要为生命忧虑…（也不要）为身体忧虑”——不要为那些在你“走出去”之前曾经忧虑的事而忧虑。你是否在问上帝，他要做什么？他不会告诉你的。上帝不会告诉你他要做什么；他要向你启示的是，他是谁。你是否信赖一位行神迹奇事的神呢？你是否愿意先顺服他，直到你对他所做之事丝毫也不再感到意外呢？

假如上帝是你在亲近他时所认识的那位神，忧虑则是多么荒唐的事啊！要让你的生活态度成为信靠上帝不断“走出去”的生活态度，让你的生命随处带着不可言喻的魅力，这是最让主耶稣称心的了。直到你在信心上与上帝不再有任何阻隔之前，你只能学习凭着所信的、所领受的、所经历的“走出去”。

您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弗2:8—9

亲爱的上帝：

今天我再一次提笔写一些关于户外的事情，这是我二十多天来不想提的一个话题；我在这中间经历了您坚定不止息的慈爱。谢谢您借着弟兄姊妹的短信与代祷来安慰我的心，来帮助我重新建立信心，您也透过各样的证据向我表达您的爱。

1月8号的晚上，我和Wuddy一起商量第二天买火车票的事情。事实上，因为户外的事情我的内心里已经不再残余任何信心了，满脑子都是谁知道上帝听不听祷告呢…用BX师母的话说上帝成为不可知的了；我还提前给Wuddy打预防针说：“如果上帝没有垂听，我们没有买到票，可别埋怨上帝哦…” Wuddy说：“不会啊，上帝会听祷告的。”

第二天早上您真的垂听了Wuddy简单且带着信心的祷告。Wuddy说订票前五分钟还求神保守呢，用了约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买到了两张回家的卧铺（这是我们好几年以来回家的第一次卧铺），还如愿买到了两张返程的卧铺，以致于我的同事说你是不是认识谁谁谁，我们都登不上那个网站呢…我说我谁也不认识，我们就认识上帝。

也正是那天，好多天读经都没有感动的我第一次被您的话语感动了，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拉8:18）…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拉8:22）…上帝啊，我真的知道您用买火车票的事情来向我显明您的信实，至少我自己是这么感受的。

1月14号清晨，想到头一天晚上收到的通知和报告，心里真是很难过，禁不住泪水就下来了。我心想：上帝啊，您为什么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呢？您不是信实的吗？可现在看，怎么好像要么我们的祷告不在您的心意当中，要么您根本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付上一点点，您负责其余的事情，我们一合作这事不就成了吗？到了XB牧师家，XB牧师告诉我，这叫因行为称义…

YH姊妹用自己的经历说，我受苦是于我有益；我想我受挫也是于我有益。这件事情开始让我重新认识信仰。

一方面是帮助我重新认识祷告，祷告的目的不是所祈求的蒙上帝的应允，乃是我们在祷告当中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若是我们单单定睛在祷告蒙应允方面，就很难进入保罗所说的信仰——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此，我在主里面的委屈也不断地得到医治。我甚至想，上帝，我从来没有像过去的一年那么迫切、恒久地为着一件事情祷告过，可祈求的没有被应允的时候，我的信心几乎被摧毁了。而最近几天，我在想，我为什么没有从那种祷告当中获得一种关系建立的甜蜜呢，甚至没有畅通交谈的美好的感觉；我知道我的祷告出了问题，我需要重新建立祷告的生命。

另一方面，当知道我们还要继续户外时，我内心很不情愿，不是因为我不认同，乃是我害怕疲乏，害怕自己正常的生活被打乱。一个姊妹对这种心态描述得非常贴切，觉得自己信了主的话，工作生活各方面都应该“如虎添翼”、 “锦上添花”才是，而不应该是给自己的生活“添乱”。户外的事促使我反思我为什么要信耶稣。

虽然比起那些每次都去的弟兄姊妹我的参与算不得什么，但是与我正常的生活相比，户外无疑是特别大的障碍，我多么希望周末自己可以心情舒畅地云游四海，春天里看看百花盛开，夏夜里听听知了的叫声，秋天去踏踏落叶，冬天窝在被窝里睡睡懒觉，而不是面对警察的询问“这周怎么办呢” …我甚至想，如果我一开始就不赞成户外就好了，我现在就不会这么纠结了，但我很快就为自己这样的想法而羞愧…

回头看看2011年我和Wuddy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小组、我们身边亲密的弟兄姊妹，不都是蒙了上帝极大的帮助和眷顾吗？上帝的能力不是覆庇了我们的疲乏、赐福我们的工作吗？上帝也在我们疲乏的时候格外显出恩典来，在我们工作的难处上带领我们越过无数的障碍，细细想来，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还能埋怨什么呢？

最近和几位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工作中的各样争战，也看到我身边在三自体系下成长的基督徒，我们不得不说：守望教会最大的特质就是把信仰拉到生活中，而不是用信仰去点缀生活。我们在工作中各样的操练不都源于在各种场合中公开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高举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要以他的真理为生活的准则吗？成为生活点缀的“信仰”永远无法让我们踏上十字架的道路，也永远无法让我们体会耶稣是我之主的真理。但户外以“看似极限”的方式把我们拉到了这个真理的层面上。

另外，我也开始意识到，我还有一些没有学好的功课，那就是我还不能爱我们的片警和协警，甚至有些讨厌他们。二十几周的时候，我说，等户外结束我一定得与这些人建立起爱的关系，能够从上帝创造的角度上去接纳他们、爱他们，而不是从罪的层面上去恨恶他们；但事实上，12月25日那天，面对其中一人的过激言辞，我还是本能地生出愤怒，以看似温和的言语还击了他。我还对Wuddy说：“跟他没有什么好沟通的！根本沟不通…”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开始与其中一些人有了良性互动，其中一位说：“感谢你们唱的《云上太阳》，每当想起我们一起唱歌时的情景，我就羡慕你们的和睦、爱恋…”；另一位说：“圣经我读了五十多页了，读不懂，但我是想明白了，以后我可以带你们去平台敬拜，我给你们看着…”，而在这之前，他们一直恨恶地对我们说：“不让你们去那里你们非去那里…说什么都不听，我带你们去也不行非要自己去…太不像话了！”

我渐渐地开始有点喜欢他们了，曾经，他们要把我们从这个片区赶走，还说这是上级的命令，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而现在，我从与他们相处的冲突中看到他们也有着上帝所创造的人的形象，他们和我一样，有无数的罪性、欲望，也有恐惧、不安全感和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良心。我开始不再那么形式化地为他们的灵魂代祷，而是真的把他们看作一个个宝贵的生命来祈求神的怜悯与恩典临到他们…

更重要的发现是，我的生命里承受不了上帝那么大的祝福，要不然我真的以为自己的信心在高处呢；我真的会飘飘然地认为是弟兄姊妹的祷告、摆上换来了上帝的怜悯呢；甚至有姊妹说知道Mercy为什么那么蒙福吗？因为她很爱上帝。而现在，我真知道，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子，甚至我们能够存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如何如何，乃在乎那位发怜悯的神，我们所有的不是交换来的，也不是合作来的，乃单单源于上帝的爱。

反思的过程帮助我消化了心里的刚硬、内心的委屈和被离弃感，我的泪水被上帝的慈爱所擦去。这段时间，上帝用他慈爱的话语安慰我、鼓励我，因此，站在新的起点，我听见上帝说——“你们不要惧怕，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阿们！
2012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