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在今天的校园中，除了一些学者，还有更多的学生们，他们在迫切寻求着自己生命的意义，渴望着那永恒之爱的庇护与飞往天堂的翅膀。看到下面的信，我似乎听到奥古斯丁在那棵无花果树下的哭喊：“ 还有多久？还有多久？主啊，我才能从这捆绑之中得着赦免与释放？” 他得救后向他的主所说的那句发自内心的话语是没有错的：“ 你创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若不是安稳在你的怀中就不会得到安息。” 让我们在祷告中多纪念本文作者以及像她这样处境中的寻求者。

尊敬的老师：

您好！我在给您写信，因为我太想写这封信了.但我也怕自己受嘲笑,希望我不要因为如此这般的信件而显得更愚蠢。我总是语无伦次、呆板木讷、不善表达。请您相信我愚笨的心。

很多话我不能用条理清晰的语言表达，尤其处在现在的状态中。也许人的生存状态只有文学才能表达，而任何理论都会陷入空疏。我的“ 文学” 只是我的日记。幸而我还可以写日记，否则很难保证我不会陷入精神崩溃。太多的时候我盼望着自己死去，我在日记上写道：“ 多少次，我想象死时的场景。为何想那么多次？因为，我深知那才是真正的幸福，我始终追寻的幸福，那恬美的天堂。只有死亡带来鸟儿轻盈的翅膀，将心灵放飞，到那无限喜乐的安息地。那时，我是那样纯净地望着一切；那时，我成了幸福本身。那时，真的可以放《梦中的婚礼》了，这门德尔松式的完满，哦，不，比门德尔松还完满。死亡啊，我最甜美、温馨的爱人，当你成了至福的安息地，我就没有别的可期求了.那时，我就可以大声说：我是最幸福的人，整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没有被毁伤，相反，我找到了一切。还有谁能比我更幸福呢？啊，我等着那一天…… 我自绝于人群，而独愿奔向神圣完满之境, 这是我的幼稚、愚蠢、疯狂与疾病。但我还是相信从前的话：当神殿的大门敞开时，我知道我属于那儿，就像我最终属于死亡一样.然而，有一点我现在才知道，那就是：神殿就是死亡。所以，这句话其实只表明了一个意思：我属于死亡.在这里没有任何哲学论证，有的只是命运与启示、痛苦与渴望。当我离开时，我会说：我是如此地爱这个世界，但也正因为此，我才选择离开。

这是我的自白。我所有的思考（如果能称得上思考的话）都是为了最终做这个抉择。”

我还试图用诗歌的方式表达悲痛之情：

死亡
有一种吸引不能用哲学说清
有一种渴望只能谓之神圣
在此，
死亡奏响了婚礼的交响
迎接他的新娘
到那无限喜乐的安息地
他们纯净地相望
没有长着翅膀的天使
也没有人们日日夜夜歌唱的光芒
没有什么 什么也没有
只有静
无边的
静
……

然而,这种方式也确实没能给我带来更大的安慰，因为我的诗歌之路也几近结束了，诗歌写得愈来愈糟.诗歌与哲学曾是我生命的支柱，而如今,一切都要结束了.我不由得考虑自杀的事情。我在日记上写道：“ 多少次毁伤能将人击倒，多少次伤害能让人彻底悲伤，我这样问.如果连亲人都由衷地责怪我，我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吗？我还能对世界有何留恋？愿上帝惩罚我吧，我这有罪的生命，该受罚，惩罚我的一生！惩罚我，为我的痛苦，惩罚我，为我曾经的快乐，惩罚我的一切！我站在这里呼求，没有柔美的文字，没有纤弱的诗歌，只有呼求，来自绝望中的呼求，呼求惩罚。一个人沉默，意味着什么？自杀。我曾有的诗歌啊，永远地结束了。连它也抛弃了我，如今叫我如何为错了。我请求原谅。一个人沉默，意味着什么？断绝。‘一个人沉默，意味着什么？’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也许还能有幸称为‘哲学问题’（哈哈！）Time to say goodbye .用德语说（我上个暑假都没回家，学了一个假期的德语，从刚考完试，一直到开学，辛苦啊！但这是我自愿学的，虽然现在想来已没用）大概就是：Es ist Zeit Auf Wiedersehen zu sagen .我喜欢德语，还曾想着到德国去学哲学或者宗教学，现在看来是没希望了。啊，就这样吧！我以我的沉默与脸上的笑容面对一切，毕竟这世界没人愿意关心你的心：哈，人有心吗？！人之虚伪，就如我的罪恶一样深重。愿存在本身惩罚一切吧，愿它惩罚它自身！”

我在夜晚默默哭泣，午睡时偷偷掉泪。我已记不得多少次想怎样了结才好；多少次我想着自己平静地躺在我的小床上，将两只手臂在胸前交叉着放好，闭上眼，安详地死去；多少次我设想着自己的遗物——几本日记，他们会把它们烧掉吗？我还忽然想在给您的信中这样写：“ 尊敬的老师，您好，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世…… ” 日记上我这样述说：“ 我是个病人，只能这么说。我是那么向往安静，我希望可以像一棵树那样静静地立在那儿，不言语，这是我全部的梦想.这也是‘天堂树’命名的原因之一.终有一天，我要离开，现在想来，就等那个契机了：当一切都断绝后，我选择离开.我是自私的‘孩子’，然而，我是否曾经也爱得那么深？或者现在仍爱得那么深？啊，不知道。也许我爱得很深；也许我有的只是虚假的爱。是谁将诗神从我身边永远地带走？是谁一点点侵吞我不多的希望？是谁毁伤我，而后还觊觎着毁伤我第二次？哦，快了，抉择的时候要到了，三年来的痛苦要有着落了。”

我呼求上帝救我，求他一定要保守我，不要毁灭我，然而我依旧无望：“ 当我终于又遭一次毁伤，终于心如死灰，那将是什么样啊！你（上帝）可曾料到我的道路？我唱着悲伤的歌，迎着晨风，离你而去，而你却终不语…… ”

我曾在日记上向您告别：“ 如果哪一天我真的离开了，请您一定要记着：我尊敬您，就像阿辽莎崇敬佐西玛长老，就像伊凡哥哥热爱阿辽莎。感谢苍天，让我认识您，愿我的眼睛能穿过层层阻隔看到您羽翼下的天堂树，愿我安静地长成一棵树。”“ 我靠着哲学与诗歌走到今天（虽然都是我所理解的最蹩脚的哲学与诗歌），如今，她们都渐渐离我远去了。我所有的生命都仿佛被她们带走了。现在才意识到她们对我的重要性，现在才想起几年前日记上的话‘诗与哲是我宁静的家园，是我的存在的唯一合适的归宿’， 不知该如何感慨。时间啊，请你把我带走，随着你到那‘无名’的最深处。我是跳跃的音符，在你回忆的乐曲里闪动。一切都是你的回忆。一切都是回忆。我尊敬的老师，如果我言语，您会不会觉得我愚蠢？爱我的父母，如果我离开，我是不是令你们太心伤？然而，别忘了，我们都在神的回忆中，都属于那永恒的飘逝与那虔诚的眷恋。我们深爱着，我们离开，我们回来。我们曾像婴儿一样睁开好奇的眼睛，望着那辽远的天空；我们曾在一个个哲学问题中徜徉，用朴拙的言语凝结所有感想。而回忆，所有亲爱的人啊，它是安静的，没有声响。”

有太多的事情我都无法说清，有太多的情感我都无法表达，有太多的不安让我犹犹豫豫。我只求所有我尊敬热爱的人能平安幸福。《天堂树》是我日记的名字，也是我那蹩脚诗歌集的名字。它是我唯一能留下的东西，也是唯一曾属于我的东西。有什么能弥补我的愚蠢？有什么能让我不再停于“ 文学式” 的抒情？我不知道。我盼望在您的引导下归向永恒的真理，否则，我怕自己真有一天会控制不住而发疯或自杀。我在日记上写到：“ 即使真的没有灵魂，我也要按着灵魂不朽生活。这不是知识的问题，这是意愿、意志的问题。”

……

这是一封永远写不完的信，因为，我总是想再补充点什么。

我还没有做最终的抉择，但我等着那一天，那个契机。

祝您安康！

慕道

2007.12.8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凶手开枪打死了32 个人，他本人也饮弹自尽。刚听到这一消息时有些震动，毕竟死了那么多人，但震动很快过去了，因为这种事听多了见多了；当风闻凶手是中国人时有些不安，毕竟自己是中国人，仿佛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但不安很快消失了，因不久便有更正，凶手不是中国人；再听说美国人在悼念活动中连凶手一起悼念我惊讶了，这惊讶久久不能平息。

一天在去波士顿大学的途中一位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对我讲了事发第二天晚上他们社区的守夜祈祷。她告诉我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了33 根蜡烛，为33 个生命祈祷，这让我惊讶。她向我转述了守夜仪式上人们的悲伤以及他们的言谈，其中一位牧师的话让我惊讶。这位牧师看着33 根蜡烛说：“ 这里的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它们现在都很平静，我相信他们都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当那位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 之后我又看了一些相关报道，这些报道继续让我惊讶.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4 月20 日中午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 个，敲响的丧钟是33 声。次日，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草坪上半圆的石灰岩悼念碑是33 块，其中一块碑上写着“2007 年4 月16 日赵承熙”。赵承熙的悼念碑旁边也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的纸条。其中有两张纸条这样写着：“ 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 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不止息的。艾琳”。

后来，我在网上和报上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做法感到惊讶和意外，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就在我听到那位波士顿大学中国留学生对守夜仪式的转述之后，我打电话问了国内的几位研究生和朋友。我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要为这次事件举行一个悼念仪式，我们会烧几柱香？” 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32 柱。当我告诉他们美国人的做法时，他们也惊讶了。于是，一个问题缠绕着我，让我久久不能平静：“33” 这个数字为什么让我们惊讶？为什么我们只想到“32” 而想不到“33” ？那让我们惊讶和意外的“33” 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33” 的地方缺少什么？为什么我们只有“32” 的悲伤经验，而没有“33” 的悲伤经验？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我们的悲伤经验中没有凶手的位置？为什么凶手理应是愤恨的对象，而非悲伤的对象？

悲伤的经验起于爱，我们因爱被害者而悲伤，当悲伤将凶手包含在其中时，爱同样给予了凶手。我们所惊讶并陌生的就是这种爱：对凶手何以不恨而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在枪击事件发生后，我们至少看到三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与反应：第一种是为受害者悲伤，憎恨凶手，这是最为通常的悲伤经验，它的前提是善恶区分，特点是爱憎分明；第二种反应因受害者是敌人而幸灾乐祸，这里没有悲伤只有快乐，没有爱只有恨，它的前提是敌我区分；第三种反应是既为受害者悲伤也为凶手悲伤，它的信念是一切生命都有同样的价值，或者说生命的价值高于一般的善恶、敌我区分的价值。我们熟悉第一、第二种，而惊讶陌生于第三种。那第三种感受与反应中就有我们不熟悉的爱。于是我想问： 我们熟悉的爱是什么？它与我们不熟悉的爱有什么不同？我们熟悉的爱乃有分别的世俗之爱，不熟悉的爱乃无分别的神圣之爱。

一般来说，世俗之爱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以亲疏敌我区分为基础的爱；第二种是以善恶是非区分为基础的爱。第一种爱是最原始本能的爱，是本能的自我之爱或自爱，它的基础是利害关系，即对我有利者爱，对我无利者不爱，对我有害者恨；对我有大利者大爱，对我有小利者小爱；对我有小害者小恨，对我有大害者大恨.由于血缘关系是最原始本能的利害关系,所以血缘上的亲疏远近决定了爱的等差或爱与不爱，而当亲疏关系恶化为敌我关系时，等差之爱便转换成了恨与爱的对立.通常的自私自利、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中深藏的就是这种爱，而所谓阶级斗争中也活跃着这种爱。在这种爱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对他国、他族、他乡、他人、别的阶级的疏离、冷漠，甚至仇恨.这种爱是我们最熟悉的爱，也是我们习以为常而在无意识中践行的爱。在那种因受害者是敌人而幸灾乐祸的感受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爱的极端样式。第二种爱是文明程度很高的爱，它的根据是社会正义和道德善恶，即对义者爱，对不义者不爱，对大不义者恨；对善者爱，对小恶者不爱，对大恶者恨。这种爱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为受害者悲伤而怨恨凶手的悲伤经验中，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爱，在狭隘的道德主义情感和律法主义情感中我们看到的也是这种爱。

显然，让我们惊讶的爱是另一种爱。这种爱超越了所有世俗之爱的偏爱与选择，它不以亲疏敌我、义与不义、善恶是非的区分为前提和条件，它爱人如己，爱义人也爱不义的人，爱善人也爱恶人，“33” 这个数字就是这种爱的见证。这种爱只有爱而没有恨，那是一种来自基督启示并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培育起来的神圣之爱。

一种“ 爱敌人”、“ 爱恶人” 的爱的确让我们惊讶，一种“ 与恨彻底割断了牵连” 的爱的确让我们意外。尽管在我们的传统中也有宽恕、大度、以德报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美德，但却是一些太过脆弱的美德，它不仅缺乏强大的文化观念支持和信仰实践的支撑，更是在以牙还牙、爱憎分明的腥风血雨中不堪一击。

“ 恨” 是一种原始的非理性情结，也是一种传统的道德理性情结，它们都寄生于世俗之爱。爱亲友与恨敌人二位一体，于是有“ 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同志的残忍” 之论；爱善人与恨恶人一体不可分，于是有“ 疾恶如仇、爱憎分明” 之说。有爱就有恨，仿佛天经地义，亘古不移.然而，十字架上的真理却见证了另一种爱，一种与恨分离的爱.耶稣说：“ 爱你们的敌人并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 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坏人；天父的雨既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耶稣一生的讲道与践行都在向人们启示这种无条件、无分别、化恨为爱的爱。这种爱经过两千多年的基督信仰传播，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并铸造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和实践态度，于是才有了“33” 那个令我们惊讶的数字。

一种化恨为爱的爱不是一种冲突的爱， 不是一种不要社会正义的爱， 而是一种在正义的要求与实施中将爱贯彻到底的爱。一个有圣爱情怀的人也会主张惩罚凶手， 因为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这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 但他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这种惩罚， 而是在惩罚中有一种巨大的悲伤和怜悯， 他会因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而痛惜， 他会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伤心。这种爱对己是一种悲剧性的告诫，因为自己也可能犯罪； 对罪犯是一种同情式的惋惜， 它会撼动罪犯内心那顽固的恨。与之相反， 如果我们把惩罚罪犯的正义要求变成对他的深仇大恨， 把对罪犯的惩罚变成一种泄恨的方式， 恨就不仅会中断我们对自己可能犯罪的警醒， 还会强化我们由正义要求而滋生的恨。至于对罪犯， 这种恨会让他更为凄凉地走上不归路， 并与自己的恨纠缠不清。

其实无论是民众对凶手的恨， 还是凶手对被害者的恨， 都可能是一种出于正义要求的恨。赵承熙杀人的直接心理意向是恨。在遗书中他说：“ 你们要什么有什么.光有宾士轿车还不够， 你们这些被宠坏了的家伙，有了金项链还嫌不够， 有了伏特加酒和干邑白兰地酒还嫌不够，你们放浪形骸还嫌不够。” 在录像带上他充满怨恨地说：“ 你们原本有1000 亿个机会可以避免今天这种下场，却把我逼到墙角，让我只剩下一个选择，这是你们自己决定的。”显然赵承熙的恨出于他对社会公义和道德之善的坚持， 这种恨的积累使他失去了以恰当的态度来对待不公与不善的理性， 最后致使他疯狂地走向犯罪，并将这种犯罪看作是伸张正义的壮举， 为此他才说：“ 我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悲壮， 得以启发后世的弱者和弱势族群。” 赵承熙的凶杀让我想起了三年前杀死四位同学的马加爵。在执行死刑前记者问他：“ 你是想通过杀人发泄什么？” 马加爵回答：“ 恨， 反正那段时间真的是很恨他们。…… 他们不光说我打牌作弊， 而且说我平时为人怎么怎么样.他们说的与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自己很不同，我恨他们。”记者又问：“ 有没有想过去和他们谈谈，交换一下看法呢？”马加爵回答：“ 没想过， 不可能的， 当时只想到恨。…… 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恨。必须要做这些事，才能泄恨，至于后果是什么，没去想。”在遗书中他说：“ 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一个教训， 我决定给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一个教训。” 显然， 马加爵的恨也有道德正义的理由： 人格尊严不容侵犯， 他也把杀人看作伸张正义的方式。

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非理性激情， 不管它来自何处， 都可能导致罪， 尤其是来自正义要求的恨。历史上形形色色以“ 正义之剑” 杀人的罪实在是太多了， 马、赵只不过是其中的小巫而已。以伸张正义之名而产生的恨可能导致失分邪恶的罪。于是，爱的问题最终将我们引向恨的难题。恨是一种非常隐蔽而顽固的罪恶之因，尤其是在正义的名义之下，因此，重要的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是心理上的爱恨。也许，如何消除恨才是杜绝罪恶的首要问题。显然，只有爱可以否定恨并战胜恨，而恨不仅不能否定恨和战胜恨，还是滋生恨的土壤，所谓“ 因恨生恨”。世俗的爱恨情仇之所以轮回不已，其主要根源就是它们之间割不断的纠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就在这种爱恨情仇中轮回吗？

与33 根蜡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加爵被枪决后，骨灰至今还孤独清冷地在那里没人收留，包括他的父母。马加爵的父亲说：“ 骨灰我们不要了，就当我们没有这个儿子，让一切都过去吧！” 马父真的不想要儿子的骨灰吗？马加爵所在村子的村主任马建伦对三年后来采访马家的记者说：“ 马建夫一家老实本份，善良处世，但马加爵这个事天下皆知，让全家背上恶名，再把骨灰弄回来，他们怕再被人指脊梁骨啊！” 不单有普通人指脊梁骨，还有社会机构的歧视，甚至执行死刑也不通知家属。种种不光彩的压力都让这个父亲难以坦然地处理儿子的后事，以至于马加爵的姐姐在听到弟弟被枪决后绝望地恳求社会和人们：“ 我们会接受事实，但却有一个请求：请善待我们！”

与马加爵家人的不幸遭遇相比，赵承熙的受害者。当赵的姐姐代表家人公开道歉后，马上有人在网上回帖说：“ 这不是你或你家人的错误。”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波士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和一位美国教授谈起这次凶杀事件，脱口而出说这次凶杀让32 个家庭失去了亲人，这个教授马上纠正她说：“ 不，是33 个家庭失去了亲人。” 对凶手及其家人的宽容，在美国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1991 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打死了5 名教师和同学，最后自尽。事后第3 天，受害人之一的副校长安妮女士的三位兄弟就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上说：“ 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 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

一个经过了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此人们不仅世世代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混混噩噩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唉，19 世纪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句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 既不了知痛苦
亦不懂得爱
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东西，
还深深地藏匿。”

这，还是中国人的历史命运吗？什么时候那陌生的爱才会进入我们的灵魂？才会成为中断爱恨情仇轮回的力量？

(文章引自：http://blog.voc.com.cn/sp1/yuhong/234438375906.shtml)

我是基督徒，我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侍奉上帝，所以我不能在上帝带走我之前选择自杀。我也反对任何的自杀。余虹先生的死，我也不赞成，但我对他的死表示理解和敬意，因为，至少，对于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他知道自己不能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尽管他本来可以为了上帝而活着。

“ 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种市侩哲学，已经随着千年专制政治，进入我们文化的血液。于是，“ 苟活” 本身就成了活着的理由。他使人们可以忍受不道德的生活，甚至乐在其中。这种市侩哲学，在专制暴政之下，甚至也已经在一些基督徒中蔓延开来。上帝，只是这些人在苟活中谋求“ 成功” 的工具。但今天，一个没有相信上帝的人向所有信和不信的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活着究竟为什么？

余虹先生的死说明，“ 成功” 不能成为活着的理由。他以死抗议没有理由的生活，他也以自己的一生证明活着需要理由。在自己的一篇博客中，余虹写道：

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对于余虹而言，“ 活着” 至少需要“ 一点人气”，否则宁肯拒绝这种生活。对于基督徒而言，如果活着需要为了捞个一官半职而在人面前不认上帝，那么这种生活就应该被断然弃绝。余虹先生瞧不起那种“ 蝇营狗苟的生命”，让我们不禁要面对他的尸首而再一次扪心自问：“ 我是否就在这样活着？”

一个“ 成功” 的学者选择死，自然会让迷信“ 成功” 的人感到“ 困惑”。但是余虹之死告诉我们，没有什么“ 成功” 可以把一个“ 蝇营狗苟的生命” 提升到有点“ 人气” 的水平。也就是说，在很多人那里，“ 成功” 成了遮掩“ 苟活” 的装饰。

就像对任何名人之自杀那样，人们都会附会出许多的理由。我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余虹为什么在2007 年12 月5 日选择了死。面对他的死留下的沉重的遗体，我不愿意过多地猜测。但我愿意相信他的死是对现有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义无反顾的拒绝。我们可以从他的一段话里略知一二：

在今天，国人愈来愈感到过一种善意的、道德的生活十分困难，道德实践甚至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所谓“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这种传统信念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受到了致命的挑战.在传统中国，不管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多么虚伪和脆弱，那庇护多少还有，而在今天,这种庇护基本上被一扫而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应该是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者或道德秩序的现实维护者，一旦国家失去这种职能，甚至变成一种不道德的现实秩序的象征，它与国民的道德关联就会疏远并恶化。个体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与紧张历来就在，但如何在现代条件下解决好这一问题，现代国家如何为个体信仰的自由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仍然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难题。

余虹先生可以说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他拥有现行体制赋予一个“ 学者” 最具吸引力的头衔：“ 学术带头人”、“ 博导”。凭借这些头衔，又是在人大这样即使仅仅侧身其中就已经让人深感庆幸的著名学府，余虹完全可以成为玩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哲学的学霸，完全可以站在“ 文艺学” 的山头上吆五喝六。但他似乎从未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而一味思索着“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难题”。他惊异于“ 道德实践甚至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不能忍受国家“ 变成一种不道德的现实秩序的象征”。他为“ 个体信仰与国对于眼下的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他不会像一些市侩基督徒一样以“ 顺服” 的名义心安理得地同流合污，而是认真地思考如何在如此邪恶的时代像他的老师石璞女士那样“ 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

显然，“ 学术带头人”、“ 博导” 的册封没有让他停止对正当的道德秩序与政治秩序的渴慕与追求。也许，当他在自己置身于“ 世纪城” 五年的时间里而未能看到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的新世纪来临的曙光，他就以自己的执着选择放弃生命，不愿意苟活于没有道德的国度。对于这个剥夺了他生命的不道德的秩序，他留给它一具尸体，让它在收尸时发现自己是凶手。

余虹在生前最后一篇博客里借他评论他人自杀的机会预告了自己自杀不会为人所理解。他问道，“ 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 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他自己也是死于“ 大不幸”。这个不幸，可以用他在另一篇博客里的评论来概括：“ 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此人们不仅世世代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混混噩噩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

在生前最后的日子里，他曾经在描述自己的老师石璞女士时表露了自己对于身在邪恶时代对于人间大不幸的体会和反抗：“ 一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

也就是说,在余虹先生弃世之前,他已经感到自己的心已先死了.当他把自己的身体从十楼抛下去的时候,仿佛他也向这个邪恶悖谬的世代抛出了一块掷地有声的石头，这块石头代表了一颗死也不肯泯灭的良心的执着，表示自己“ 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

余虹死了，他自己选择了死。那个曾经给了他辉煌的头衔却窒息了他的良心的政治与道德秩序也可以宣告自己无罪，不用替余虹的死负责了.“ 警方经过现场勘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属于高空坠亡。” 余虹通过捐赠图书的方式为现行体制豁免自己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他没有责怪谁。毕竟，不是某一个人结束了他的生命。

但是，品味余虹的著述，他又的确死于“ 谋杀”，只不过凶手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现存的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带给他的绝望，这种绝望反映在他对郁闷一词的索解之中：

文化中国在几经劫难后，已满目虚无，人们在失去价值归依与意义指向后不知何往。当代中国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 郁闷”，该词最为准确地表达了“ 我与中国” 的关系。郁闷是一种压抑而又难以发泄与倾诉的情绪，一种理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这显然是国人当代生存晦暗昏茫的症候。

应该说，“ 失去价值归依与意义指向后不知何往” 的无力与无奈，让这位勇于探索的勇士失去了继续探索的勇气。他勇敢选择了死。面对“ 晦暗昏茫” 的现实，他英勇无畏地引颈就戮。他以自杀的方式替对手完成了谋杀的仪式。

余虹走了。带走了一颗不肯向恶低头的良心，留下了一具可供人们凭吊的遗体，更在他的一篇博客里留下一个永恒的疑问：“ 什么时候那陌生的爱才会进入我们的灵魂？” “ 那是一种来自基督启示并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培育起来的神圣之爱。” 可惜，他自己在没有为自己找到答案之前就走了。带走了对恶的抗争，留下了对神圣之爱的依恋。

当年，耶稣把上帝之爱和真理之光带到这个世界中的时候,人们只关心医治自己身体的疾病，而不愿聆听和遵行他的教导.有一次，又有人把被鬼附的人带到他面前寻求医治,耶稣不由感慨，“ 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此后又过了两千年，耶稣还是在以忍耐待人，尽管这个世代还是那样“ 又不信又悖谬”。而且已经悖谬到了哪怕稍有一点良心都无法生存的地步。余虹以他的死证明了这个世代的邪恶。但他的死也让我们重新面对耶稣的问题：“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余虹先生的死让我更加坚信人不能仅靠自己的良心生活。良心只能印证世道的邪恶，却不能提供足以胜过邪恶的神圣之爱。惟有上帝才能以爱胜恶。当然，我以一个人的良心向余虹先生表示敬意，因为，至少，他拒绝因为自己是“ 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 而泯灭良心。他勇敢表达自己对于邪恶的体察和抗议，甚至不惜放弃生命。他也以自己对恶的抗议表明自己心中的爱：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这邪恶悖谬的世代看不到恶的人，不会有真正的爱，更不可能是真的基督徒，因为，爱，意味着对恶的警醒和拒绝。一个看不见恶，更不敢与恶抗争的人，不可能有爱。比起那些和恶眉来眼去的挂名基督徒，余虹先生是一个更令人肃然起敬的不信者。

2007 年12 月5 日13 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先生在“ 五十知天命” 时突然从自己家所在的世纪城小区10 层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认定：排除他杀，高空坠亡。12 月8 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人文楼121 室设立余虹教授纪念室，纪念余虹教授。

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力、中山大学教授欧阳洁之后，又有余虹教授跳楼自杀。这个事件在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不少人将此事看作是一个文化事件而试图对其有所反思。

余虹，1957 年生于四川。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2002 年4 月作为优秀人才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引进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成为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人大《文艺理论》主编，学术期刊《问题》与《立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是文艺理论、美学与哲学。主要著作有《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在经历过两次婚姻后过着单身的生活，儿子远在美国读大学，上有一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余虹的死在他朋友的描述中被赋予一种唯美主义的色彩。首都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陶东风说：“ 今年3 月间，余虹在参加我的学生博士论文开题时谈到了‘ 唯美主义’ 是一种‘ 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 而生、而死。”

但也有人从余虹身体与心理方面的问题来看这个事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赵勇教授说：“ 如果把余虹看作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余虹之死很可能就成了一个医学问题.而医学问题虽然不如哲学问题和美学问题深奥玄远、富有诗意，却更容易接近事实真相。” 为此他感叹，当事者及周围的人都没有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种抑郁症的折磨。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件看作是一个文化事件,那么,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去思考这个文化事件，对于今天的幸存者或许会有更多的意义.在余虹先生博客里所留下的作品中，他让很多人看到这样一个更为深入的方面。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 一个人的百年” 中，他感叹到：“ 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谈到了在当今这个时代人生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

在这种对历史的感叹之中，余虹先生提出了他生前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 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 的时代，生活在无庇护状态下的人们，靠什么去维持他们在世的生活？他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将一个中国老太太，他的导师石璞，和一个他曾在美国认识的老太太作了对比：“ 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风烛残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皱纹和弯曲的身体上布满夜的阴影，其孤寂、清冷与悲戚的气息多少都会招人同情与怜悯。这位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呢？她非常阳光，见到她每每让我自己觉得有些暮气沉沉和些许的自怜.这是怎么回事？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而一个中国老太太呢？尤其是经过这一百年革命洗礼的老太太，她靠什么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余虹先生在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试图去思想这样的问题，去找 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找到了吗？在这篇文章的结束，他说道：“ 也许现在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了：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 他找到的是人生中那“ 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他以为这就是答案，一种能够在他导师的人生中发挥作用的庇护，也可以是一种让他那颗正在死去的心生发出生之希望的依靠。但他的死向人们表明，这个答案是那样地无力与苍白。他的死使他最后提出的问题悬而未决，划着大大的问号显示在每一个愿意认真去思考这个文化事件的人的面前。

如果我们带着余虹先生的这个问题去思考他的自杀所带来的文化事件的话，会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看法：如果人生需要一种社会与精神的庇护,那么这种庇护并非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所取得的头衔有多少，所达到的地位有多高，所挣的钱有多么丰厚，所住的房子有多么宽敞，如此等等能够解决的问题.换言之，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事业的成功并不能够成为他人生的庇护与安慰.即使取得这一切，生活在当代的人们，他们的人生依然处在一种无庇护的状态。这是一个无庇护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很多人，像余虹先生一样，处在一种生命没有着落的状态。有些人可能会更糟糕，要时时去忍受生活中那种致命的不安。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把这种生命没有着落的状态看作是一种病态：或者是过于追求生命中的完美；或者是人为地让自己陷入到抑郁之中，而不愿意自拔。确实，人们可以想出很多的方法，让自己从现实的处境中、从人生的成就中得到庇护与安慰。很多人就是以此让自己处在一种“ 正常的” 生活状态中。不过，只有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良知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在这个世上得到了安慰与庇护。如果人们真的能够如此轻易地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余虹先生的死就真不值得我们将其看作是一个文化事件而认真地进行反思了。他的死至少向还生着的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生是否真的需要庇护？而这种庇护从哪里来？

按照余虹先生的观察，现代的中国社会，至少这一百年来，是一个没有社会与精神庇护的社会。如果我们同情地看待这样一个观察，那么我们就会不由地感叹，这一百年来，多少中国的仁人志士，寻找着救国救民的道理，以各种主义的名义热情地从事着社会革命，以为可以救中国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在牺牲了很多人的性命之后，以为目标总会在某一天实现。但一百年过去了，或者人们的生活水准有了改变，住的楼房可能更高了，但人们却落入到一个更为致命的状态之中：生命的无庇护状态。

这里的问题是，有多少忧国忧民、试图要救中国于水深火热的仁人志士们曾经注意到：寻求生命的庇护是人生命最基本的需要？以各种主义的名义从事的各种社会运动有着这样一个悖论：它可以毁坏一个社会已有的社会与精神庇护，但却不能给人们带来所需要的庇护。人所需要的这种庇护从哪里来？当“ 五四” 时期中国的学子们喊出“ 打倒孔家店” 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儒家的伦理已经不再能够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现世支撑。那个时代的学子们之所以有勇气打破以往中国人的现世支撑，是以为在科学与社会革命中可以找到新的社会与精神的支撑点.但当人们感到失望的时候，想要回去已经晚了.习惯于以现世的支撑去回避彼世之盼望的多数中国人，一旦失去现世的支撑，就等于失去了所有的庇护.重新回复到儒家的思想伦理就可以找到人们所需要的庇护吗？这是很多想要以中国国粹去抵抗西方文化的人想要寻求的途径。但一种真正有生命力的精神庇护既不会因为一场社会运动而被毁坏，也不会因为一场社会运动而被树立起来；就像我在上面说到的，如果它不因为个人在这个世上的成功而得到，那么它也不会因为一场社会运动的成功而得到。

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这种庇护从哪里来？余虹先生的自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象征着一个传统中国士者,在这救国救民实践的一百年后，面对这个问题，宣告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回答。

朗费罗（H.W.Longfellow,1807—1882） 是美国著名的基督徒诗人，曾被聘为哈佛大学教授。他是浪漫主义诗人，又有极强的现实主义倾向。《人生颂》(A Psalm of Life) 是其名篇。

面对人生，许多人发出感慨.一般有两种倾向，或是悲观主义的，感叹人生的荒诞渺茫，不晓得人生的意义；比如三国时一代枭雄曹操的诗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或是乐观主义的，晓得上帝掌管一切，人当在现实中积极尽自己的本分。朗费罗则是以乐观主义的笔调，高歌人生的伟岸，赞美生命的意义，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展现了基督徒勇于开拓的精神风貌.此处译本参照杨德豫先生之译作（辜正坤主编《世界名诗欣赏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617—618 页）,根据原文重新翻译。

在第一节中，朗费罗首先列明了那种悲观主义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源于：本体论上不晓得上帝的存在，不晓得人有上帝的形象，也不晓得人生的归宿；认识论上的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倾向，认为世界和人生都无法琢磨，无法把捉。伦理学上就是没有任何价值标准，所剩下的只是感情上的哀伤。

在第二节中，诗人指出了基督徒的人生立场。他首先肯定：“ 人生真实”，并不是一场幻梦。接下来又指出：“ 人生严肃”。原译者翻译为“ 人生是实在的” ，earnest 并没有“ 实在的” 之意，在古英语中，意思是“ 一本正经地，十分严肃地”。因此，从这一诗歌的上文下理来看，诗人是针对前面所讲的“ 人生如梦” 的态度，提出“ 人生是严肃的” 这种基督徒的人生观。因此，我改译为“ 人生严肃”。之所以人生是真实的，是严肃的，就在于人生的归宿。若是人生最终的归宿都是坟墓，那么所得出的人生观必定是虚无主义的。正如所罗门所描述的那样：“ 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传3:19—20）。此处，朗费罗引证圣经中上帝对亚当所说的话：“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3:19）。然后，马上做出了正确的解释：此处“ 所指的是躯壳，绝不是灵魂”。

在第三节中，诗人开始谈及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既不是个人的享乐——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当然也不是注定受苦——苦行主义的人生观.当然，朗费罗似乎并没有清楚地表明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 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第一问）.诗人写诗毕竟不是写神学论文！但他清楚地表达了人生的目的就是积极进取，他所强调的是行动的人生。上帝从创世之初所赐给我们的文化使命——“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创1:27—28），这个使命就是行动的使命，要求我们在每一天中都当“ 跨出新步”。

在第四节中，诗人提醒我们“ 智艺无穷，时光飞逝”.圣经中有一首著名的“ 时间颂” ， 就是神人摩西的诗歌，其中写到：“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90:8—10）。摩西最后的祈祷就是：“ 愿你坚立我们手所作的工；我们手所作的工，愿你坚立”（诗90:17 ）。因此，面对时光飞逝，我们更要“ 爱惜光阴”（弗5:16）。

第五节所讲的就是现实的生活。人生就是一场艰苦的奋斗，绝不要向困难低头。要勇敢地面对人生的问题，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挑战。否则，我们就像那不会说话，任人驱策的牲畜，生活得没有任何自由和尊严。自从人类始祖堕落以来，这场艰苦卓绝的争战就开始了：“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3:15）。因此，基督徒虽然是乐观主义者，但绝不是那种不晓得人生苦难，不晓得人心诡诈，不晓得世界复杂的浅薄的乐观主义者。当然，对于基督徒而言，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场属灵的争战体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创3:16—19）。作为基督的精兵，基督徒的呼召就是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不断得胜。

在第六节中，诗人向人们显明了人生的落脚点——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而是现在。我们活在“ 现在”，也要在“ 现在” 中不断选择，不断采取行动。作为天路客，今生固然只是走向来生的道路，但是现实生活也非常重要。而且，上帝要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敬畏 、遵行 的律法来审判我们。朗费罗在第二句中所借用的是圣经中耶稣所说的一句话：“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太8:22，Follow m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许多人都说，基督徒不现实。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基督徒，因为不明白上帝的旨意，过着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缥缈的生活。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非常现实的，既不要沉湎于过去，也不要仅仅指望将来，而是要现在就付诸行动，尽自己当尽的本分。

在第七节中，朗费罗谈及“ 伟人的生平”。在《希伯来书》11 章中也谈及许多信心的伟人。在今日基督教世界中，由于受各种错误神学的影响，那种健康的合乎圣经的名誉观和英雄主义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犬儒主义。从圣经的全备启示来看，我们基督徒追求高尚的生活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基督徒应当高标逸韵，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以真正的信心为根基，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以荣耀上帝为目的，努力行善。首先要“ 心意更新”（罗12:2）， 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其次是要净化自己的感情，用爱上帝爱邻舍的心来去除个人的邪情私欲；最后，要通过各样敬虔的操练来“ 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林前9:27 ）。这样，当我们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留下美好的榜样，佳美的脚踪，成为后来朝圣者的帮助。

在第八节中，谈及我们一生的美好见证对于后来者的作用。“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来9:27）。朗费罗在其《人生颂》中，只有两处提及“ 死” 字，然而却处处浸透着一种“ 死” 的气息。人的一生就是为死亡作好准备。生是短暂的，死却是永恒的。生是不确定的，死亡却是确定的。当我们的生命消失的时候，我们应当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呢？即使不信上帝的人也晓得，功名利禄这些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我们到底应当留下什么呢？施洗约翰为我们所留下的是旷野的声音：“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3:2 ）这代表一种悲天悯人的先知精神。高尚的人生源自高尚的追求，伟大的精神来自伟大的目标。基督徒先求上帝的国，先求上帝的义（太6:33），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胜不骄，败不馁，“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3:13—14）。基督徒若是有这样的心志和精神，能不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吗？我们这样的心志和精神，不仅能够砥砺自身，追求卓越，也会给那些后来的人带来启迪，振奋人心，使他们从绝望中振作起来，继续奋勇前行。

在第九节中，朗费罗就像改革宗牧师解经讲道的最后一部分，给予读者的是应用性的劝勉——“ 振奋精神，付诸行动！” 诗人在充满激情地讴歌人生之后，向人们发出了在生活中勇敢进取的呼唤。不要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悲剧人物哈姆雷特所慨叹的那样：“ 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9 卷，63—64 页）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更当对未来充满信心，勇敢地撒种，哪怕是流泪撒种，因为我们晓得上帝是信实的：“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126:6）。当然，朗费罗最后一句话透露出了他哲人的智慧：“ 学会劳动，也学会等待。” 我们要勇敢地进取，殷勤地劳动。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学会等待的功课，没有学会等候上帝的时间，我们的热情就不会持续，就难免怨天尤人，落入魔鬼的网罗。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善而不丧志，不管他人怎样误解、逼迫、攻击，始终义无反顾地坚持为真理继续争战，就是因为“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罗6:28）。

事业成功、家庭幸福，被人们定义为完美人生的标志，成为人人向往并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然而，现实生活中，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常常失败，事业与家庭往往难以协调。需要怎样的智慧才能达到两者的和谐统一？人们对此问题的执着，从《平衡的智慧》一出版即成为畅销书，可以窥见一斑。

《平衡的智慧》一书的作者帕特•基辛格是全球计算和通信产业的领先企业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技术官，事业不可谓不成功；同时，他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恩爱的妻子和四个身心灵健康的儿女。有什么秘诀使他得到这样成功的人生？帕特在书中给出了他的答案。

信仰是根基

《平衡的智慧》既是一本畅销书，必有相当多的人阅读了它，我相信，对于那些想从中以学习知识为目的,去寻找平衡生活技巧的读者，一定会大失所望。因为作者在书中讲述他及家人生活的同时，大段大段地论及基督教信仰，特别是信仰带给他和家人的意义与指导。确切地说，《平衡的智慧》是作者的信仰见证。正如作者在导言中说的：“ 作为一名重生得救的耶稣基督的信徒，信仰是我所有一切的基石，包括我的人生，我的立场，我的梦想，以及我的努力方向，也是我个性和人生体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我是从一名基督徒的角度来写这本书的，对此，我毫不讳言。如果不是以信仰作为中心和坚实的基础，我根本无法完成本书。”

对于市面上充斥着的各种各样讲述成功学的书籍来说，《平衡的智慧》无疑是视角独特、真实可信、引人深思的一本书。作者通过这本书，见证上帝给他人生的使命，见证上帝与他每日生活的同在，见证上帝在他婚姻上的带领，见证上帝给他职业上的祝福，见证他怎样以上帝的原则教养孩子、对待金钱、处理人际关系、平衡家庭与工作。作为一名基督徒，帕特的信仰是活在他生命中的，并且指导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排名全球品牌价值100 强第5 位的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在家庭里又是四个孩子的爸爸，同时在教会中担任长老的职分，面对这样一种日理万机、头绪纷繁的生活，帕特的秘诀是“ 每天诵读经文，做好在天父面前的灵修”。照他自己的话说，一日比一日，信心更加充足，态度更加平和，耐心更为持久，言辞更加谨慎，洞察力更强。

我特别注意到原书的英文名字“Balancing Your Family, Faith & Work”（家庭、信仰和工作之间的平衡）。从字面看，似乎信仰是与家庭和工作并列在作者的生活中，但是当我读完全书，我更愿意这样来理解作者将信仰放在家庭和工作中间的用意，乃是因为要用信仰来平衡家庭和工作，惟有把信仰的位置摆正确，才能够摆正家庭和工作的关系，才能够安排好家庭和工作的顺序，才能够平衡家庭和工作的时间。所以，信仰不是与家庭和工作同等的，信仰乃是基础，决定着每个人的家庭观和工作观。盼望我们像帕特那样有如此的智慧，使人生更有成就和价值。

人生有使命

我们常说：基督徒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上帝为乐。但在现实里，不少人却处于迷茫和混乱中，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致使心态烦躁和不安。帕特也曾有过这样的景况，那是在他实现了自己一系列的目标之后。当成为英特尔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裁时，帕特才32 岁。那时，突然之间觉得人生的航船仿佛失去了航向，自问：“ 余生还要做些什么？还想实现哪些目标？” 之后，他经过深刻持久的自省和祷告，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书写了一份“ 个人使命”。帕特在书中摘录了他个人使命的部分内容，范围涉及生活的各个层面，大到人生的总目标，小到具体的每周至少禁食一天，既有长远的规划，又有近期的目标。帕特认为，制定一份个人使命非常重要，它会使你对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方向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帮助你走出困惑和迷茫，激励并保持你生活的动力。

我很认同作者的观点和做法。圣经教导我们“ 要殷勤筹划”（箴21:5 ，路14:28）。我们每个人“ 受造奇妙可畏”（诗139:14）， 身上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各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如此，我们需要像帕特那样，与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借着祷告、读经、灵修、聚会，明白上帝对我们个人的计划。我也欣赏作者在个人使命陈述中，从自己的现实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严格自律，确保计划的实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每个人现在的环境、位置、身份、恩赐，就是上帝带领的起点，从现状开始，着手筹划，脚踏实地，你定能像帕特那样体会达成目标的喜悦。

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16:9）.制定计划时，我们会担心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偏离上帝的带领。一方面，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寻求上帝，定期审查和调整计划；另一方面，上帝会按照我们个人生命的程度，让我们明白 的旨意。帕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他刚刚成为基督徒不久的时候，曾经强烈地感到应该放下工作去传教，他苦苦思索了好几个月.后来上帝让他明白，这不是他要做的选择，上帝是希望通过他在英特尔的工作，通过他所掌握的对于时间和重要事项运筹帷幄的能力，来影响和祝福其他人。诚然，上帝也许明天、明年或其他什么时候，要改变帕特、或你、或我的脚步，但可以确信的是，上帝有足够的智慧让我们清楚无误地知道祂新的呼召。

平衡是智慧

帕特与世人一样，身兼数职，家庭里他是丈夫又是父亲，工作中他是员工又是老板，教会里他是信徒又是长老。如何运用上帝赐予你的智慧、能力和时间，竭尽全力地去“ 扮演” 好上帝赋予的不同角色，就是你人生的使命。这是《平衡的智慧》一书给我的启发。是否能做到呢？帕特说完全可以，他的方法就是平衡。平衡地生活，也是圣经的真理。例如：我们凡事当仰望上帝，又应尽人的本分（传9:10）；我们生活要勤俭知足，又要享受所得（传8:15）；看待自己不过高也不过低，要合乎中道（罗13:3）；为人行事“ 不要行义过分” 也“ 不要行恶过分”（传7:16— 17）。上帝既在创造人类之初，就交给人家庭的责任（“ 生养众多”）和工作的责任（“ 治理这地”），他不会不把肩负这些责任的能力赐给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上帝的原则来“ 扮演” 好这些角色。

帕特掌握生活中的平衡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确定优先顺序原则，二是有效管理时间。确定优先顺序原则，就是按照你所看重的，将要做的事有次序地排在时间表中。不同人生观、价值观、目标的人，自然有不同的优先顺序原则。帕特的原则有哪些呢？1、上帝高于一切：每天必须完成读经、祷告、灵修之后，才开始工作；除非公事出差，坚持每周主日敬拜，主领祷告，周三晚上查经。2、家庭重于工作：周末、节假日应该与家人团聚，尽量避免安排工作；夫妻定期的约会，每周轮流请四个孩子外出吃饭，每年全家的外出度假，都是雷打不动的，即使再重要的工作，也不能影响这些活动的实施。3、工作全力以赴：很多人的生活出现混乱，部分是因为时间表上的混乱，不清楚哪些时间该做哪些事。该工作的时候，不努力工作，却在传福音；该聚会的时候，不去教会，却在公司工作；原定与家人一起吃饭，却去教会参加活动。怎么能不一团糟！而帕特相信，一个好的基督徒，同时也一定是一个好的员工，因为他必须全力以赴，“ 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西3:23—24）。

帕特用表格形式来管理时间，记录每个时间段要做的事情和每个时间段的执行情况。有趣的是，他要给自己的表现评分，填进表格，他觉得量化的数据能更好地说明问题，这也许与他学技术出身有关吧。例如， 下午5点前到家，得2 分；晚上加班，得0 分；周末不在家， 得－1 分。帕特是个精力充沛、严格自律的人，他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生活的方法，“ 扮演” 好了信徒、公民、丈夫、父亲、员工、老板、长老等各种角色。帕特的方法也许不完全适用于每个人，但帕特的见证告诉我，“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太13:12）。上帝是公平和不偏待人的。

敬畏上帝、认识自己、确定目标、全力以赴。《平衡的智慧》一书向我们展示了作者卓有成效、却也平凡普通的生活体验，穿过令人瞩目的名望、地位、金钱、家庭的表象，我更看到发自作者内心的、真正的在上帝里面的满足、平安、坚定和信心，因为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来自上帝，离开了上帝，即使拥有更多，也是徒然和虚空的。这是人生最大的智慧！

（《平衡的智慧：家庭、信仰和工作的优先次序原则》，（美）帕特• 基辛格著，高路译，民族出版社，2005 年）

《前车可鉴》是当代基督教卓越的思想家、有知识分子宣教士之称的法兰西斯• 薛华博士的巨著。他深入神学、哲学、历史、社会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历史画卷：基督教的兴起、古罗马的败亡、中世纪教会的变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现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及特质，并从圣经真理的角度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勾勒出一个人本之人文主义兴起并不断向神本挑战对决，然后出现各种各样妥协思潮的过程。薛华特别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描述分析了从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启蒙运动时代人的意气风发到现代人的悲观绝望，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乃在于身为造物的人竟企图僭越造物主的位置——这恶中最大的恶，并呼吁唯有接受上帝的启示，依照圣经真理而活，人类才有希望。

此书的英文原名为“How Should We Then Live ？ ”，取自旧约《以西结书》33 章10— 11 节：“ 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我们）怎能存活呢（how should we then live）？ ’ 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ʼ” 此书名有中译为“ 我们该如何生活”，似乎远不能反映出作者所关切问题的紧迫和严重。薛华探讨的议题是关乎生命的，绝不止于生活的层面。

在书中，薛华不仅针对当时代的特征和西方思想文化甚或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意见，向现代主义同时也向后现代主义发出基督信仰的警语，亦对当时福音派教会和基督徒的生命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三十多年后这些提醒对教会和基督徒而言仍不无助益。

薛华认为，教会和基督徒个人应该作暮鼓晨钟，就社会不公及罪恶发出自己的声音。而“ 今天我们觉得遗憾的，是基督徒应该说话的时候，往往保持缄默.在种族歧视和没有爱心运用财富的问题上，基督徒三缄其口，这就与他们的身份不符了.” 他提到历史上一些伟大的人物，如沙夫兹伯利（Shaftesbury）、威伯福斯（Wilberforce）、约翰• 卫斯理（John Wesley），他们曾毫不忌讳地指斥邪恶和不义.沙夫兹伯利曾努力不懈地防止矿厂和工厂的女工及童工被剥削；约翰• 卫斯理斩钉截铁地反对奴隶制度；威伯福斯与其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更是一生致力于废除英国的奴隶制度.他们在抨击反对这些社会不公和罪恶时，无不遭遇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甚至敌对，但他们却矢志不移，只因他们认定，警戒、反对有悖上帝真理的罪恶是上帝对他们的召命.在今天，“ 没有爱心运用财富” 的种种行为似乎已然不关涉任何的不义，甚至成为时尚、高品质生活的标志为人羡慕和追求；种族歧视和奴隶制度好像已经成为历史，却频有“ 人贩子、现代包身工、黑砖窑” 之类事情赫然被曝光；性革命、同性恋合法化的浪潮滚滚而来，知名女学者李银河已着手向人大提交《中国同性婚姻提案》，中国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名人、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崔子恩被称亦是虔诚的基督徒……面对此等种种，我们中国的教会、基督徒似乎也是沉默的。而这种沉默不啻是在印证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那些关乎基督教伦理道德的教训、言论只适于用来在教会和基督徒的圈子中传布，不能用基督教的价值观衡量非基督徒。现今的中国亦是人本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人本主义者不下是非的判断，“ 他们认为万有中的ʻ 终极实在就是非人格的宇宙是中性的，无所谓是非、对错、善恶，是完全缄默的。” 相对主义者则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普遍真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内在特征，只有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普遍有效的道德原理也是不存在的，所有道德原理的有效性都取决于不同的文化或个人的选择。他们均不承认有“ 绝对”。薛华说：“ 我们这一代有一个古怪的标记——唯一的绝对就是绝对地强调没有绝对。” 因此，“ 个人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往往武断而又反复无常”。“ 如果在人的思想背后没有绝对，那么，我们便无从判断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在道德问题上的争论了，公有公理，婆有婆理，结果便会无止境地争论和分歧下去。” 但是，根据圣经，“ 绝对” 是存在的，我们可以评断某些事情是对的，某些事情是错的。薛华认为，“ 教会应该勇敢、清楚地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因为这是圣经的吩咐”。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要吹角，警戒众民。“ 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以西结书33:6）。

其次，在薛华看来，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一种整全的世界观。《前车可鉴》一书就是对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世界观的表述。很多人以为，基督教是和物质世界与公共生活无关的一个领域当中的一种“ 个人信仰”，它负责在人脆弱的时候安慰人，其他的事情还是其他的事情。很多信徒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正如诺格尔在《世界观的历史》一书中所言，他们只从教会、圣经、教义、事工、灵性、宗教，或上帝的角度来理解信仰，却没有把它理解为一种全面的、包罗万象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基督教信仰本为一片汪洋，却在许多信徒心目中被缩小为一只鱼缸。因此许多信徒的生命也呈现一种“ 分裂” 的状态，如在教会内和教会外完全是两种面貌。薛华认为，人人对事物都有一套先存的观念，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一种世界观，虽然人自己未必能察觉得到。人的世界观是他的价值的根据，于是，也就成为他作决定的根据，“ 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23:7）。薛华使人们认识到，从世界观的角度理解基督教及其对立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基督教不仅告诉人们如何才能获得宽恕，它还是一种整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基督徒必须认识到，他们的信仰包含关于人生世事的重要哲理。许多信徒生命表现出“ 分裂” 性，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世界观没有完全地转变。古今中外，人无不处于各种压力之下，基督徒亦不例外。薛华说，面对压力，不同的世界观能发出不同的承受力。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之能抵抗不同的宗教混合和不受罗马文化种种坏方面的影响，就说明了基督教世界观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来自于其根基——一位无限的、有位格的神，以及他的道。在此基础上，基督徒可建立一个普遍而绝对的价值体系，也就是基督教世界观，作为其生活以及判断自身所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根据；他们可以懂得无神之人无法找到的宇宙和人类的知识，也找到个人独特的尊严和价值的真正根据。基督徒当如何应对当代世俗主义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种种压力和难题呢？薛华呼吁，基督教世界观是唯一可以信赖的能够使人们摆脱世俗生活困境的选择。

福音派与当代文化表达之间似乎一直有一层看不见的帷幕,《前车可鉴》起到一种拆毁的作用,薛华在其中提供了基督徒对雕塑、音乐、绘画和文学等现代人心灵的哲学陈述的解读.薛华极其强调基督信仰是一个整合真实的信仰,与人生各个层面，无论是哲学、伦理还是艺术、社会、文化，都息息相关。把这些人生之点用基督信仰的线串联起来，便构成一面整合的真实。他是一个“ 见树又见林” 的人。他非常强调基督徒要熟悉当时代的文化语言，否则便无法与福音对象特别是非信徒知识分子展开对谈，有效地在当代传扬福音。受薛华的影响，众多福音派信徒已经开始用基督教的观念来思考世事人生，亚斯伯里神学院的哲学家华尔斯说：“ 薛华的书使我对基督教的认识改观。他帮助我比以往更广泛地思考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演变成较完整的世界观，包含许多以前我从未清楚想过的和属灵有关联的事物。” 我想这也正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看过《前车可鉴》一书后的感受。

薛华的这本书还提醒我们注意现代人文主义的种种陷阱。首先是圣经无误论的动摇。如果基督徒单单承认圣经中的价值体系、意义体系和宗教事物，却贬低圣经所肯定的宇宙观、历史观和具体的道德规范，或者把圣经的宇宙观、历史观和道德绝对规范放进以文化为出发点的领域，就会掉入存在方法论的窠臼。他提醒，如果把圣经打上存在方法论的烙印（不坚守圣经无误论），基督徒在所处的时代和文化中便起不了“ 盐” 的作用，就没有真正的绝对来改善或审订文化、国家和社会。其次是人文主义的价值观——“ 只求个人的安定和富足”，可说这是当今世俗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危险之一在于人会渐渐失去对自由和真理价值的兴趣，政治会再没有理想可言。而大多数的教会对此无能为力。因为长久以来，许多教会都只是在教导一种包裹着宗教术语外衣的相对的人文主义。

薛华还提醒，“ 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单要知道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世界观会给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而且要着意实践它，尽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力量，在人生的每一个环节，尽量影响社会。” 薛华一贯强调基督徒的信仰要能付诸实践。他认为教会不单教义要纯正，而且要能实践真理，活出神学，要有实际的社会关怀和行动。在经历一段长期的属灵危机后，薛华看见：基要信仰必须经由实际的爱来传播。“ 地方教会或基督教团体必须信仰纯正，但也应该是美丽的，地方团体是超自然神的标本，是在世人中间彰显实质医治的群体……多少正统地方教会，在这点上是死的，没有丝毫爱和交通的迹象。如果在地上活不出实际，等于否定了我们所表白的信仰。” 薛华自己和妻子于1955 年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小镇创办了一个名为“ 庇荫所”（L’Abri ）的独立福音机构，开放自己的家，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来访者，从教授到辍学学生，艺术家到工程师，嬉皮士到家庭妇女，都在“ 庇荫所” 留下身影。他们中多半都是寻求基本哲学问题答案，希望找到值得他们为之奋斗的人生意义和目标的年青学生和知识分子。薛华夫妇盛情地款待、聆听并与这些年青知识分子对谈，提供基于纯正信仰的各种讲座、讨论会、沙龙、音乐会等等，用真诚的答复回答他们真诚的问题，向他们见证绝对的福音真理。许多迷茫的青年都在“ 庇荫所” 被薛华夫妇的生命所影响，在那里找到了思想的出路，知晓了人生的真谛和意义。他们的生命发生改变，跟随基督，更热爱生命和思考。薛华不但传讲真理，更活出真理。作为定位为服侍知识分子群体的教会，我们为数众多的福音对象也是造访“ 庇荫所” 那样的迷茫青年：他们受到各样现代或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接受人类纯为物质世界、时间和几率的产物。多数人无法分辨是非对错，不知道人类生存的真正意义，他们的道德观紊乱，深具社会疏离感，但却充满追寻美好事物的真诚…… 我们无疑可以从薛华的思想和事工中觅得有益的启发。

最后，从《前车可鉴》整本书的写作特点甚至其英文书名中，我们可以一窥薛华独具特色的传道、护教方式。薛华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大前提；人存在的真实包括两方面：人本身的人性以及外在的客观世界；基督徒的大前提（1、有一位永恒而有位格的神。2、宇宙是从位格开始的。3、自然是个因果的开放系统。）与存在的真实相合；非基督徒的大前提（1、没有一位永恒而有位格的神。2、宇宙是从非位格开始的。3、大自然是个因果的封闭系统。）与存在的真实不相合；所以非基督徒是活在一种张力的状态中；这种张力有利于传福音。薛华非常重视，也非常善于找出福音对象内心的张力点。以《前车可鉴》一书为例，世人无不关心“ 如何存活” 的问题，也无不从根本上被这一问题困扰。薛华要读者带着这一严肃而重要的问题与他一起踏上回顾西方文化历史的旅程，寻找问题的答案。借着对西方文化发展过程的犀利剖析，他给现代读者提供了一面镜子，让他们从前辈寻索的身影中看到并反省自己的本相。薛华让现代人看到，其自身思想与现实生活间总是存在激烈程度不一的内在矛盾与冲突，现代人所抱持的种种人生世界观，不 能在现实生活中带来意义与满足，只能是加深人心灵的矛盾和困惑。薛华就是这样用他的智慧和爱心让对方深深体会自己的理念是行不通的，不能再找其他借口来防卫，不能不承认在实际的境遇中，自己的思想根本没有出路，自己实在需要改变。薛华的这种福音预工、这种护教性对话的松土工作对我们中国教会的知识分子福音事工的开展应该是极有借鉴意义的。

（《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 薛华著，华夏出版社，2008 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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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世界观的历史》，诺格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神学的视野》，箫保罗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7年

“薛华的挫折和异象”。Michael S.Hamilton,孙以理译，《校园》，1999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