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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昂山素季 文/许宏

第一次听说昂山素季,是在上初中的时候。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短波收音机有些像10年后开始流行的互联网,大约是生活在小地方的人了解外部世界最便捷的窗口。

那两年,虽然通过短波听说的不止昂山素季这一个在中国还很陌生的人名,但这个名字却似乎是最特别的。听起来有些像日本人的名字。而每当这个名字从收音机中传出,所发生的事情却让人想起中国和东欧。在这方面,昂山素季和她所在的缅甸引起世界的关注要更早一些,是1988年。

尽管有高考的压力,自己的学习成绩也不算好,高中的三年却仍然会继续收听短波。昂山素季的名字也就没有淡忘。非常意外的是,在这样的中学生活结束时,竟然也能升入大学,而且是去距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大城市攻读跟收听短波有关的专业——英语和国际新闻。

一转眼就要上大二了。学校的老师通知我们,有一个会议将在新学期开学前后召开,我们需要去做志愿者。这个会议叫做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是联合国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之一,有来自全球将近两百个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四万多人参加。

我被分到了非政府组织的会场,给与会者做一些基本的翻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非政府论坛的开幕式上,做主旨发言的是昂山素季。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像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

昂山素季本人并没有来到会场。人们通过会议的大屏幕观看她的演讲录像。她在演讲中解释了不能到场的原因。原来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995年的7月,她刚刚被缅甸政府释放,结束了将近六年的被软禁在家的生活。她可以选择参加这个会议,然而一旦离开缅甸,她就可能因为缅甸政府的拒绝再也不能回到她的祖国。她说,她需要留下来继续为那些还没有自由的同胞工作。

之后的大学生活,偶尔会从短波收音机继续听到关于昂山素季的新闻。她被释放后的行动仍然受到限制。那几年,我开始寻找一些书,想知道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一些人所追求的自由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阅读的范围大多集中在西方和中国,对于缅甸一直没有机会专门关注过。

大学就这样过去了。曾经尝试过进入非政府组织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发现难度比想像的大。看起来是非政府组织,实际上还是政府的。虽然不得已,因为对英语和国际新闻的喜爱,还是在国家电视台的英语新闻开始了记者的工作。在那里,了解世界的方式要比短波收音机丰富得多。尽管有诸多的限制,但对于刚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在这样的环境也许仍然可以学到很多。

2002年5月初的一天晚上,我从一位同事那里接到一条新闻。昂山素季再次获得释放,结束了为期19个月的第二次软禁。这位同事负责当晚新闻节目的编排。我问她这条新闻是否可以播出,她说似乎可以。我有些不太确信。在当时我的印象中,可能除了1989年以前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官方媒体还从来没有专门报道过昂山素季。

后来已经不记得这条新闻的电视素材是路透社还是美联社传来的。在国际新闻方面,这两家通讯社是世界各大媒体最常采用的来源。记得的是,我在撰写新闻稿、编辑新闻画面以及朗读这条新闻的时候都有着意外的感受。没想到,自己正在记录的这个人是从小时候开始听说而且从此关注的一位被中国媒体几乎避而不谈的新闻人物。

那天晚上,这条新闻播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新闻管制方面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虽然在之后的几年,昂山素季的名字逐渐出现在中国的一些媒体上。昂山素季的再次被释放也没有表明缅甸的政治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2003年,昂山素季第三次遭到软禁,直到2010年10月13日才重新获得自由。从1989年7月20日首次被软禁起,昂山素季在长达21年的时光中大部分生活在被限制行动的环境中。

在昂山素季最近一次被释放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国家电视台五年了。在这五年当中,看到过她的一本书,《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是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朋友从泰国买来的。这位朋友去过缅甸出差和工作过,但没有见过昂山素季。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看到昂山素季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儿子的照片。她的丈夫名叫米迦勒·阿里斯(Michael Aris),一位研究不丹和西藏的英国学者。《免于恐惧的自由》是阿里斯在昂山素季第一次被软禁的时候帮助整理出版的。阿里斯在1991年9月完成这本书的序言。一个月后,他得知妻子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那时,我还没有真正专心去读昂山素季的这本书。直到她这次被释放一年多之后,一个有些偶然的机会才让我感到需要抽出一些时间,尝试梳理一下跟昂山素季和缅甸相关的一些历史。那是2012年6月底的一个晚上,《杏花》杂志的一位同工在选题会上提及昂山素季。那晚的聚会之后,有些遥远的记忆一点点苏醒过来。

接下来的十多天,我通过互联网和国家图书馆找到一些有关的资源,包括《免于恐惧的自由》在2010年的新版本,以及昂山素季的书信集《缅甸来鸿》(Letters from Burma),她的访谈和传记,还有缅甸的历史。2012年4月,昂山素季当选缅甸联邦议会议员。从2012年5月到7月初,昂山素季访问泰国和欧洲,这是她在1988年回到缅甸后第一次出国。在回国之后,她开始出席联邦议会的活动。同时,很多与昂山素季一样被关押的人开始获得自由。在这一段时间,一些关于昂山素季和缅甸的细节通过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更多地显现出来。

1945年6月19日,昂山素季出生在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一个多月前,仰光还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是缅甸独立运动的领袖。然而在1948年缅甸独立的几个月之前,32岁的昂山和他的几位临时内阁成员遇刺身亡,其中包括昂山的长兄。行刺的幕后主使被认为是吴素。吴素曾经在1940—1942年间担任缅甸总理。他被查出是这次刺杀行动的主谋,后被判处死刑。

两岁的昂山素季跟着母亲和两个哥哥生活在一起。几年之后,昂山素季的二哥溺水身亡,不到10岁。昂山素季后来回忆,她二哥的离去对她的影响比父亲的去世更大。

与大多数缅甸人一样,昂山素季的一家主要信奉佛教。佛教在公元前就传入缅甸,后来逐渐成为这个地区主要的宗教。然而,昂山素季在童年和少年时上的学校却都有基督教会的背景。从5岁到13岁,她在一所天主教方济各会建立的学校上学。之后读书的中学是循道会在1882年创办的英语学校,被一些人认为是当时缅甸最好的中学。

选择有基督教会背景的学校似乎跟昂山素季的外祖父有关。昂山素季的外祖父原先家庭信奉的是佛教,妻子也是佛教徒。但在克伦族朋友的影响下,他在基督教浸信会受洗。在缅甸,基督徒的比例估计不到5%,大部分集中在少数民族。克伦族就是其中之一,基督徒的比例大约是15%,其余多是佛教徒。昂山素季一家主要是缅族,这是缅甸人口最多的民族,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在昂山素季外祖父的10个子女中,有两个儿子是基督徒,有四个女儿在浸信会创办的女子学校就读。昂山素季的外祖父很看重社会关怀。包括昂山素季母亲在内的三个女儿都曾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她们选择了当时缅族人很少涉足的护士专业。在缅甸独立后,昂山素季的母亲做过社会福利部的首任部长。

在此之后的教育中,昂山素季继续在有基督教会背景的学校读书。1960年,15岁的昂山素季跟随母亲移居印度。那时的缅甸还没有发生军事政变。她的母亲被缅甸政府任命为驻印度大使。昂山素季转入新德里的一所教会女子学校,这是来自法国的天主教会在1919年创建的。之后她在德里大学新成立的女子学院读政治学。在这个时期,昂山素季开始形成喜爱读书的习惯。也是在这时候,她开始听说印度政治领袖甘地和他的非暴力思想。

但是,根据昂山素季一位同学的回忆,德里大学女子学院的课堂上几乎不讲授印度人的政治学,更多的是霍布斯、洛克、休谟关于自由的学说。学院的生活比较丰富。昂山素季担任过辩论协会的主席。她还将莎士比亚的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改编成喜剧,她演的是男主角安东尼。这位同学说,别人认为普通的东西,昂山素季却从中看到幽默。多年之后,昂山素季在访谈中承认,幽默感的确是她得以生存下来的重要帮助之一。

在印度的四年,昂山素季还学习了弹钢琴。在后来被软禁在家的岁月,弹钢琴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她家附近,人们可以从听到钢琴声来判断她还活着。她喜欢莫扎特、贝多芬、巴赫,以及被称为现代钢琴之父的克莱门蒂。她喜爱音乐,感到音乐比文字似乎更能够超越国界的限制,在被监禁的时候常常想学习作曲。在印度上学时,昂山素季也学习过骑马和日本插花艺术。在这期间,昂山素季认识了后来做过印度总理但是被刺身亡的拉吉夫·甘地。这个甘地家族与以主张非暴力著称的甘地关系密切,但不是一家。拉吉夫·甘地的母亲是同样担任过印度总理同样被刺身亡的英迪拉·甘地,他的外祖父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跟昂山素季的父亲有过交往。

1964年,昂山素季离开印度,前往英国。考虑到近代以来英国对印度的重大影响,有条件的年轻人从印度去英国留学是很自然的事。甘地曾经在伦敦大学读书,尼赫鲁和拉吉夫·甘地在剑桥大学,英迪拉·甘地在牛津大学,英迪拉·甘地的丈夫费罗兹·甘地在伦敦经济学院。昂山素季进入牛津大学的圣休学院继续本科的学习。圣休(St Hugh)是12世纪英国的一位圣徒,担任过林肯教区的主教。昂山素季读的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叫做“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简称PPE)。这个专业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与现代大学普遍注重专业教育不同,这个跨学科的专业继承了英国古典通识教育的传统。很多毕业生从事政治和传媒的工作,其中不乏首相、总统、部长、议员和评论家。

然而,昂山素季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她在1967年的毕业成绩只被评为中等偏下的三等。她想学英语文学甚至是林业,但都没有申请成功。多年之后的2012年6月20日,昂山素季在接受牛津大学民法学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讲到这一段历史。在她的记忆中,并没有关于专业的学习,而是听起来有些闲散的校园生活:与朋友坐船旅游;在学校的草地上读书;在图书馆,眼睛不是盯着书本,而是望着窗外。不过,在那个西方历史上以所谓鼓励人性解放著称的上世纪60年代,昂山素季的大学生活是保守的。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她的一位同学曾经记录过这样一段对话:“一位大胆的女孩问她(昂山素季):‘但是难道你就不想跟别人睡觉吗?’ 这迎来的是一个愤慨的回答——‘不!我决不会跟我丈夫之外的任何人上床。现在,我要抱着我的枕头上床睡觉了。’ 这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而其中大部分是嘲笑。”

比起这一切,牛津的国际化氛围对昂山素季的影响要大得多。她大约是当时唯一在牛津读书的缅甸学生,她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在这样的环境中,昂山素季认为自己在牛津学到最重要的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对人类文明中最好的那部分的尊敬。她认为最好的人类文明不是某些地区所特有的,而是来自世界各地。但是她强调,是牛津帮助她形成了这种尊敬。她说,对于牛津的记忆给她后来应对各种挑战提供了最重要的内在资源。在昂山素季看来,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将那些不那么好的部分变成好的。她认为自己在被软禁的年月面对关押她的政府就是抱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从小时候在西方传教士建立的学校上学到跟随担任大使的母亲去印度学习,昂山素季就已经开始生活在国际化的环境中。牛津之后,她没有选择回到缅甸,而是去了更远的地方。1969年,她去到纽约,住在一位名叫Ma Than E(没有查到正式的中文译名)的联合国官员的家里。Ma Than E是缅甸人,1908年出生在缅甸的一个浸信会基督徒家庭。她曾经是上世纪30年代最为缅甸人所知的歌唱家之一,也在英国学习过,后来嫁给了一位奥地利的纪录片导演,长期在海外生活。她是昂山素季父母的好朋友。1947年初,昂山访问伦敦,与英国政府就缅甸独立的问题进行谈判。Ma Than E当时在英国,给昂山一家买了礼物,其中给昂山素季的是一个大玩具娃娃。多年之后,昂山素季仍然保留着这件礼物。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中,收录了Ma Than E的一篇文章,就有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昂山素季打算在纽约大学跟随一位研究缅甸问题的教授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但是根据Ma Than E的记述,她的家距离纽约大学很远,除了要坐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还要步行经过一段治安状况不好的路段,这对于昂山素季很不方便。相比之下,Ma Than E的家离联合国总部大楼只需步行五六分钟。她鼓励昂山素季申请联合国的工作。经过面试和一段比较漫长的等待后,昂山素季被录取了,开始在一个做行政和预算评估的部门工作。接下来的三年,Ma Than E经常带着昂山素季参加各种聚会,包括去当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家。吴丹是缅甸人[吴不是姓,而是尊称,相当于“先生”;丹是名;缅甸人一般没有姓,只有名。比如昂山素季(英语拼作Aung San Suu Kyi)中的昂山并非姓氏而是名,来自她的父亲,素是祖母的名字,季是母亲的名字。海外还译作昂山素姬、翁山苏姬、昂山舒吉、翁山淑枝],他在年轻时就与缅甸独立后首任总理吴努关系密切,担任过吴努的顾问以及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

在纽约和联合国总部的生活,让昂山素季从工作的角度对国际政治有了初步的了解。到了1972年,她的国际视野获得了进一步拓展。这年的元旦,她在伦敦结婚。新郎是几年前在牛津认识的英国人米迦勒·阿里斯。之后,她跟随丈夫去了不丹,一个位于喜马拉雅山上夹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国家。当时,阿里斯担任不丹王室的家庭教师。因为有在联合国的工作经历,昂山素季在不丹外交部找到了工作。仅仅在一年前,不丹在印度的协调下刚刚加入联合国。
1973年,这对新婚夫妇回到英国,他们的大儿子降生。阿里斯在伦敦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来在牛津大学从事研究。1977年,他们的小儿子出生。这几年,昂山素季主要的经历花在家庭上。她原来在牛津的同学经常可以看到她骑着自行车往来于住处和市场之间,车子上挂满了装着廉价蔬菜水果的塑料袋。除了养育两个孩子,她的家里常有很多客人来访,这使得昂山素季每天的家务压力很大。

即使如此,昂山素季继续按照自己的兴趣学习。等到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一些后,她向圣休学院申请读第二个学士学位,专业仍然是她在上学时喜欢的英语文学。作为申请材料,昂山素季写过两篇关于《奥赛罗》的评论文章。她的同学安·帕斯特纳克·斯莱特(Ann Pasternak Slater)是《日瓦戈医生》作者的侄女,在牛津大学担任过文学教职。她说昂山素季的评论有英国作家简·奥斯丁的风格,既严肃又幽默。

但是,昂山素季的这次申请仍然没有成功。她开始自学日语,用于准备写一篇关于她父亲的传记。在领导缅甸独立运动的过程中,昂山跟日本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密。为了赶走英国殖民者,他曾经借助日本的力量。但是在日本宣布缅甸独立之后,昂山发现缅甸却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他继而又与英国联合与日本作战。1984年,昂山素季关于他父亲的传记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亚洲领导人”的系列之一。这本书只有42页,是昂山素季最早发表的作品,后来成为《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第一篇。

1985年,昂山素季带着小儿子去日本,在京都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继续研究她父亲在日本的生活。接下来,她与丈夫一起在印度的一家研究所工作。1987年,她被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录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在这期间,昂山素季写了几篇关于缅甸的文章,主要涉及缅甸历史、英国殖民时期缅甸和印度知识分子生活的比较以及缅甸的文学和民族主义。对于不了解缅甸的国外读者,这些用直白清晰的英语写成的文章是很好的入门读物。如果按照这样的道路走下去,昂山素季似乎要过平静的学者生活。

这一切,在1988年3月的最后一个晚上改变了。那天晚上,在牛津的家里,阿里斯夫妇的两个小孩都睡着了。昂山素季和丈夫还在读书。这时电话铃响了。昂山素季拿起电话听筒。等放下电话,她已经开始准备行李。一旁的丈夫,有一种预感,他们的生活将永远不再一样。两天之后,阿里斯的妻子已经在万里之外的仰光。电话是从缅甸打来的,说她的母亲得了严重的中风。昂山素季赶过去是为了照顾母亲。三个月后,因为得知母亲的状况不会好转,她把母亲从医院接回位于仰光大学附近的家里。等到两个儿子的夏季学期结束,阿里斯带着他们到仰光跟昂山素季团聚。

1988年12月27号,昂山素季的母亲去世。然而,昂山素季并没有因此回到牛津。她本来应该继续已经开始撰写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缅甸文学。她在缅甸开始了另外一份工作。她加入了一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运动。在她还没有赶到母亲的病床边之前,缅甸已经处在这场运动当中。自1987年9月,就已经陆续有大学生、佛教僧侣、工人参加的游行,抗议政府新颁布的经济政策。后来,抗议的范围扩大到反对政府武力镇压游行和政府的一党专制。1988年7月23号,缅甸军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奈温辞职。奈温年轻时曾经跟随昂山素季的父亲参与缅甸独立运动。缅甸独立后,他成为缅甸军队的领导人。从1962年领导军事政变开始,奈温一直掌握政府的最高权力。奈温虽然辞职,他的继任者没有改变原先的做法。

在把母亲接回家后,昂山素季的家开始成为这场自由民主运动的中心。昂山素季向前来访问的各界人士介绍与人权有关的基本观念。8月15日,昂山素季向政府发出公开信,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协商委员会,为举行多党选举做准备。根据当时国际媒体的报道,在此之前,尤其在8月8号前后,已经有为数众多的人在抗议活动中丧生。8月24号,昂山素季在仰光总医院门前发表了第一次公开演讲。两天之后,几十万人聚集在著名的仰光大金寺佛塔前。在丈夫和两个孩子的注目下,昂山素季在演讲中解释了她为什么加入这场运动。从1988年8月到1989年7月,昂山素季在仰光和全国各地进行了大约一千次的公开演讲。只有这一次是她将事先准备的讲稿拿在手上。

昂山素季说,这场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已经不仅仅跟政治有关,而是全体缅甸人关心的危机。她把这个全国危机称为争取缅甸独立的第二次努力。她说,作为争取缅甸摆脱外国控制的独立运动领导人的女儿,她不能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她回应了有人对她国籍身份的质疑。她承认自己多年在海外生活,自己的丈夫也是外国人。但是她认为自己没有因为这些而减少对祖国的热爱。在三年后首次出版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序言中,阿里斯说,昂山素季没有因为嫁给他而放弃缅甸的国籍和护照。

昂山素季反复在演讲中说,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实现多党治理的民主政府。这一点已经在此前的游行中表达出来。不仅如此,早在1948年缅甸独立之后到1962年军事政变之前,缅甸就举行过几次由多党参加的选举。而在1962年之后,类似1987—1988年的由学生率先发起的抗议活动也发生过多次。昂山素季的不同在于,她在演讲中特别强调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实现自由和民主。在以后的演讲和访谈中,昂山素季更多地从效果而非道德的角度解释她为何选择非暴力的途径。她认为,以暴力为手段造成的伤害远远比非暴力大得多。但是,她不认为非暴力是唯一的选择。她借用甘地的话说,如果只剩下暴力和懦弱,她会选择前者。

在这个意义上,昂山素季对军队本身并不反感。她告诉听众,她的父亲昂山不仅是缅甸军队的主要建立者,在生前还曾经表达过关于军队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和民众,因为这样的目的,军队应该得到民众的尊敬,而如果民众开始憎恨军队,那么军队存在的理由就是徒劳的了。

昂山素季说,她对军队并不感到恐惧,而是有一种亲近感。这不仅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也在于她小时候常常得到士兵的照看。她说,她不希望看到她父亲帮助建立的军队跟爱戴她父亲的民众之间有任何的裂痕和争斗。她在演讲中呼吁军队成为民众信任的军队。同时,她也劝说民众忘记仇恨。同时,昂山素季也从他父亲那里寻求资源,阐释民主和自由对于缅甸的重要性。她说,她父亲在生前曾经提醒缅甸不要走德国和日本的道路,民主是与自由匹配的意识形态,是缅甸应该争取的唯一的治理形式。

在演讲中,昂山素季重申最多的词是自律和团结。她告诉听众,缅甸民众应该向世界表明,他们是能够做到自律和团结的民众。在演讲中,她请求参加集会的人为那些失去生命的学生静默一分钟。她请求与会者在这一分钟争取做到完全的静默。对于第一次在如此众多的人面前演讲的昂山素季,她也许看到了冲动和纷争的危险。她的父亲和独立之后的缅甸就是类似危险的受害者。她提醒几十万与会者,他们所珍视的目标还未达到,因此有必要提前考虑到底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实现他们的想法。她说,民众的力量在一天天增长,而这种在增长的力量恰恰需要自律才能结出有益的果实,民众的力量如果达到了顶峰,民众应该极其小心不至于对那些相对弱小的力量构成压制。她强调,民众应该清楚地表明他们有能力做到宽恕。

这次演讲帮助缅甸人开始更多了解昂山素季的背景和想法。她也回答了有些学生对她的质疑。有些学生问她有哪些政客站在她的幕后。他们担心政府通过操纵没有政治经验的昂山素季来控制学生。昂山素季说,她的背后没有任何政客。当然,对于这样的质疑,光靠口头上的否认和解释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在这之后,昂山素季越来越成为这场运动的领袖。到了1988年9月,随着军政府废除宪法而且继续对抗议者实行武力镇压,昂山素季和她的支持者建立了新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这个政党在1990年5月缅甸政府允许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大多数的议席,但是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在1989年9月之后的几个月,昂山素季不顾政府的禁令,访问缅甸各地,她和全国民主联盟为更多的人所知。那时,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已回到牛津,她尽可能地给他们写信。但是阿里斯说,相比较而言,媒体的报道可以帮助她的家人更快地得知最新的情况。

1989年7月20日,阿里斯从新闻上听说他的妻子被缅甸政府软禁在家。当时,两个儿子正在昂山素季的身边,这是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之内第三次从英国回到缅甸。阿里斯因为自己父亲刚刚在苏格兰去世而未能与他们同去。他很担心妻子和孩子的状况,当他发现护照上缅甸的签证还没过期,就立即坐飞机去仰光。等飞机降落,阿里斯看到停机坪上有很多士兵。下飞机后,他很快被带走。本来跟他联系的英国使馆官员没有能够找到他。在接下来的22天,外界大都不知道这位牛津大学的学者倒底去哪里了。英国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英国政府和欧共体(欧盟的前身)通过外交途径询问阿里斯的下落,但都没有结果。

阿里斯后来说,这三个星期发生的故事可能需要写一本书。那是他和家人经历的最大的一次危机。简单来说,阿里斯被一位缅甸军官带走,这位军官要求他只要不跟使馆以及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人联系,他就可以去见妻子和孩子。阿里斯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唯一目的就是见到家人。那位军官把阿里斯送到昂山素季的家。在门口,他难以想像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进门后,他发现妻子在绝食,已经是第三天了。她上一次吃饭是在7月20日的晚上,也就是被软禁的当天。她唯一的要求是,允许她跟那些从她家被带走的年轻人一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直到8月1号,军政府的人过来向她保证,那些年轻人不会遭受酷刑,案子会通过合法程序办理。在这12天中,昂山素季只喝水,瘦了5公斤多。阿里斯说,她和身边的两个孩子都很平静。她读书,跟阿里斯和孩子说话。在昂山素季结束绝食的11天之后,军政府允许阿里斯跟英国使馆官员见面。

昂山素季的身体逐渐恢复。紧张的气氛也有所缓和。两个孩子还跟看守的士兵学习武术。在这些天,阿里斯没有像妻儿那样平静。即使如此,在阿里斯后来的描述中,这是他们多年的婚姻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对于阿里斯来说,相比在局外的时候,跟妻子一同身处这样特别的环境当中让他踏实了许多。当9月份牛津新的学期即将到来,他带着两个儿子再次返回了英国。对于这一年多来发生的一切,他并不感到突然。其实,他不是在1988年3月31号的晚上才有了那个预感。

早在谈恋爱的时候,昂山素季就多次跟他说起未来的可能。在1972年元旦结婚之前的八个月当中,还在纽约工作的昂山素季给当时在不丹的阿里斯写了187封信。昂山素季反复向阿里斯提出一个请求,就是一旦缅甸需要她回去,她希望阿里斯能够帮助她履行这个义务。阿里斯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是他希望这个时间最好来得晚些。尤其是他们结婚生小孩之后,他希望这个时间的到来在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当这个时间真的到来的时候,阿里斯感到还是早了些。在《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序言中,阿里斯曾经这样解释:“但是命运和历史似乎从来都不是以井井有条的方式进行的。时间的安排难以预测,并不等待方便的时候。不仅如此,人类历史的法则太不确定,根本不能用来作为行动的基础。”

从昂山素季当年的信件看,她也害怕这个时间的到来。因为他们安静的家庭生活会受到破坏,任何的分离都是一种折磨。但是,她又相信如果他们相爱,这样的害怕是没有意义的。在其中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尽我们的可能彼此相爱和珍视对方,爱和怜悯最终会获胜。” 由于没有看到他们之间更多的信件往来,不知道昂山素季和阿里斯关于这个问题是否还有更多的讨论。

不过,单从昂山素季在1971年的八个月当中写了187封信这个数量,大约可以看出她在婚前跟阿里斯进行了频繁而深入的交流。到了他们结婚16年后的1988年,这个问题的解决看起来已经顺理成章。在这16年当中,他们虽然在海外生活,但回缅甸的次数却很多。作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学者,阿里斯对妻子的态度看起来是很认同的。1991年首次出版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本身可能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最公开直接的证据。

在1989年9月2号离开仰光之后,阿里斯被缅甸政府拒绝再次回到昂山素季的身边。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阿里斯将昂山素季的文章和演讲整理出来,对每一篇都做了背景的介绍。他在序言中表达了对妻子的感谢,不仅是因为昂山素季在多年当中承担了主要的家务,以让他安心做研究,还在于昂山素季的思考和陪伴对他理解喜马拉雅地区提供了新鲜的视角。按照2011年上映的电影《昂山素季》(The Lady)的编剧利百加·弗雷恩(Rebecca Frayn)的理解,阿里斯对昂山素季的支持是回报妻子多年来对他和整个家庭的付出。这样的支持一直到1999年3月27日,阿里斯在这一天度过了他53岁的生日。他在这一天因病去世,距离他最后一次去缅甸见到妻子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

在丈夫去世13年之后的2012年6月,昂山素季才得以回到牛津。她去看了丈夫安葬的地方,一处乡村教堂的墓地。这也许是遵照英国当地的风俗,而跟信仰没有直接的联系。阿里斯和昂山素季都是佛教徒,他们当年在伦敦的婚礼就是按照佛教的仪式举办的。1986年,他们的两个儿子回到仰光时,参加了剃度为僧的仪式。这是短暂的出家,几乎是缅甸每个信奉佛教的家庭当中即将成年的男性都需要经历的。

根据阿里斯的记述,昂山素季在被软禁时常常背诵佛经。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中,人们也会看到昂山素季在为缅甸呼吁实现自由民主的时候经常以佛经中的教导为基础表明自由和民主并非外来的价值观。不仅是昂山素季,在贯穿几十年的反对军政府专制的运动中,也可以看到缅甸僧侣的身影。在近来,最为国际社会所知的大概是2007年九十月间的那次。那年的9月22号,僧侣们游行到仍然被软禁的昂山素季的住处,呼吁政府释放昂山素季。

在人们的印象中,争取自由民主的观念似乎很少跟佛教联系在一起。在佛教的历史上,类似昂山素季和缅甸僧侣的举动很难说是常见的现象。即使在缅甸的佛教界,参加反对独裁政府的僧侣也不是多数。在一本1996年以法语出版的名叫《反抗之声》[La voix du défi,1997年的英文版名为《希望之声》(The voice of hope)]的访谈录中,昂山素季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解释。她说,人们会将精神的自由跟社会、政治的自由分离开,不仅在缅甸是这样,很多国家都是如此,不仅是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家。

昂山素季倾向于把精神自由和社会政治的自由看成不可分离的整体。她认为,真正的佛教徒不是仅仅做念经、冥想、祈祷这样的事就可以了,还需要真正做到慈悲和怜悯。昂山素季说,很多缅甸人的佛教信仰是继承式的,信仰没有进入人的心中。在这个意义上,缅甸在历史上不乏专制统治也就不奇怪了。包括古代的君王和现代的军事独裁者都可能自称是佛教徒,那些执行命令镇压民众的士兵很多也可能是。顺着这样的思路,昂山素季承认,她参与的这场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绝不仅仅是关乎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的,而是“精神的革命”。这也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当中那篇同名文章表达的观点。

到这里,人们可能从昂山素季的个人历史中看到自己所在生活环境的影子。从昂山到昂山素季,缅甸近一百年的历史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国家所经历的相似。当然,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有各自的特点。但是,每个地方都多多少少经历了昂山素季所谓的两种意义上的独立运动。第一个是摆脱外国控制上的,第二是摆脱国内专制上的。这两个运动大概不是以完全先后的顺序进行的。但大体上,摆脱外国控制是这些地方在20世纪中叶之前的一个焦点。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后,国内治理的问题也就自然地凸显出来。

在如何解决这两个独立的问题上,昂山和昂山素季虽然所处的年代不同,他们的做法却有一致的地方。他们一方面从海外学习他们认为有用或好的精神资源(昂山曾是缅甸共产党的建立者之一,但后来的思想不限于马克思主义;他在1940年到过厦门,想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联系,但没有结果,转而去了日本),一方面也立足于本土从他们所在的传统中开发他们认为有用和好的部分。这使得他们既有广泛的海外联系,也有本土的有力支持。然而同时,他们分别所遭遇的却是极大的挑战,不管是昂山在独立前夕的遇刺身亡还是他女儿被长期软禁。

他们的区别在于,到了昂山素季这一代,她可以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有更长时间的学习和预备。相比父亲,昂山素季有条件开始深入到牛津大学和联合国总部这样的地方了解西方和国际社会的运作。不仅如此,她在印度、阿尔及利亚、不丹、日本这些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环境下学习、工作或访问过。从15岁到42岁,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本土之外,她的丈夫是在古巴哈瓦那出生并且研究亚洲的英国学者(阿里斯的父亲是英国驻古巴使馆文化教育处的官员,外祖父是加拿大驻古巴大使)。这样的经历不仅在缅甸人中是少有的,在世界各国中恐怕都不多见。然而在这方面,甘地早有相似的经历。他不到19岁去英国留学,后在南非工作,直到45岁才返回印度。

从这个角度,人们可以看到昂山素季已经不是一个在相对原生环境下生长的缅甸人。在被软禁的岁月,她长年的一个习惯是,通过短波收音机,每天花几个小时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向世界播出的英语节目(BBC World Service)。她在佛教信仰方面的认识和做法其实跟大部分的缅甸人差别很大。她将她所认同的佛教称为“engaged Buddhism”。“engaged”是参与的意思,有些人将此译为“入世佛教”。信奉这种佛教的人认为,佛教信仰不能停留在口头和仪式上,应该按照具体的情况通过行动关怀他人。而且,昂山素季认为,不仅佛教有慈悲的观念,她所知道的其他宗教也都有。她举例,基督徒说:“神就是爱”,也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在她看来,这里的“完全的爱”跟佛教中的“慈悲”是一样的。

不过,“入世佛教”的说法不是从昂山素季开始的。一般认为,是法籍越南人释一行(Thich Nhat Hanh)在196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首先使用了这个说法。释一行出生在1926年的越南,后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比较宗教专业,在哥伦比亚和康奈尔大学讲授过佛学,后加入法国籍。他因为参与呼吁停止越南战争,在1973年被越南禁止入境,禁令直到2005年解除。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在1967年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在入世佛教的历史上,可以看到对基督教外在形式的模仿。早在昂山素季父亲之前的那一代缅甸人中,就有这方面的例证。1906年,一些仰光学院(仰光大学前身)的毕业生仿效基督教男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成立了佛教男青年会(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基督教男青年会创立于1844年的伦敦,最初致力于帮助在伦敦工作的青年人通过一起读圣经和祷告远离诸如酗酒、赌博、情欲的诱惑。相比之下,仰光的佛教男青年会是缅甸在1885年完全成为英国殖民地后第一个致力于恢复缅甸独立的组织。昂山素季在关于缅甸历史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个组织和所受的影响。不仅如此,她在访谈录《希望之声》中表达过对基督教会的看法。

她说,跟佛教相比,基督教的一个特点是每周都有至少一次的聚会,而且,人们常常在一间教会长期聚会下去,会众彼此比较熟悉,这样的凝聚力会很强。她进一步指出这个特点与她所关心的自由民主的联系。她强调,每周聚会的固有方式使得基督徒形成的政治活动更有效率,也很自然。她说,如果佛教徒这样聚会,缅甸政府的情报部门就会很警觉。昂山素季的这个观点与佛教男青年会的思路相似,都是看到了基督教的外在形式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功用。

问题是,这看起来与昂山素季想要实现的 “精神的革命”还相距很远。按照昂山素季的思路,“精神的革命”应该是深入到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内部的变革,是关系到整个世界秩序的改变。从昂山素季对于这个层面的分析看,她大概依然把希望寄托于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拯救上。这在她的那篇“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文章中表现得很充分。

昂山素季看到了缅甸人在精神方面的问题。她说,无论统治的还是被统治的人大多都处在恐惧之中,前者害怕丢掉权力,后者惧怕被权力蹂躏。因此,昂山素季对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做了修改。她认为,不是权力,而是恐惧导致腐败。如果恐惧成了日常的秩序,比如人们害怕被监禁、被折磨,害怕失去亲人、朋友、财产、基本的生活来源,害怕失败、孤独、死亡,那么人就失去了作为人存在的尊严和价值。在这种充满恐惧的空气中,昂山素季呼吁人们不要小看或嘲笑哪怕一点点的勇气。她自己主动选择留在缅甸经历多年软禁生活的举动会很自然地让人感动。这的确不是想做就能够做到的。她自己的行动是她所推崇的观念的典型体现。在任何与缅甸类似的国家,都可能有人感叹昂山素季的勇敢和坚持是极为需要却又极为缺乏的。

然而,昂山素季对自我完善和自我拯救的信心可能过于坚定了。她认为,面对专制权力,勇敢和坚持的源泉是在总体上坚信那些基本道德准则的神圣,加上一种历史感,相信无论多少挫折,人类状况都在最终朝着进步的过程中,既是精神的进步也是物质上的。她说,正是人的自我改进和自我救赎的能力最使得人跟兽区分开来。在另外一篇题为“追求民主”的文章中,昂山素季相信,人的精神能够超越人本性的缺陷。在有着太多历史已经过去的世界,这样的信心听起来似乎一点儿都不陌生。人的自信也许的确帮助过人战胜恐惧和懦弱,但在似乎获胜的时候,人的自信本身却又不可挽回地成为了人不得不面对的强敌。

2012年6月16号,昂山素季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20年前,1991年10月的一个晚上,她在被软禁的家里通过短波收音机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颁奖典礼后,她在接受缅甸民主之声(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的采访时说到对于信心的看法。相对于盲目的信心,她说,真正的信心“是在对具体情况有一个实际和理性的分析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来的”。 她举例说:“如果你自己没有实际看到任何东西就相信这个东西的存在,这就只是臆测。信心意味着,你有能力明白真实的情况——而且你能够凭着信心继续做下去。”

昂山素季谈到的信心,可能会让人想起圣经中的信心。比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以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看起来,二者对信心的理解是有差别的。后者似乎就是前者所要避免的盲信。但是更大的区别在于,在昂山素季那里,信心的主体是人和人的理性。在圣经中,信心的主体是神——圣父、圣子、圣灵。在昂山素季那里,人有能力明白真相,而且也有能力身体力行。在圣经中,人的理性是神给人的恩赐之一,人需要完全信靠创造和拯救人的神,有了从神而来的信心,才能有爱的行为。在世界上,前者的信心是相对常见而比较容易被人理解的,后者的信心可能会被人觉得是无稽之谈。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二者呈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秩序。前者,人是独立自主的;后者,人的主权在于创造和拯救人的神。前者的世界秩序比较容易让人对自己的信心十足;后者却正相反。

昂山素季对人的信心在那些早先追求他们心目中的自由和民主的人群中已经存在。因为这样的信心,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似乎唤醒了更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因为这样的信心,他们勇敢和坚持,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失去了生命,却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外国势力的控制摆脱了,专制腐败的政权被推翻了或瓦解了。然而,新的偶像出现了。人们从被动的顺服变成情不自禁的崇拜。然后又是专制腐败。新一轮的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运动又开始了。

当然,新的领袖可能会吸取以往的教训。他们也许会警惕不让自己成为偶像。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可能跟过去的一代不同了。人们似乎不会那么容易变得狂热。新政府的模式可能不再是开国领袖们终身执政,自由公正的选举看起来正在开始成为人们的共同选择。在2012年前后的世界,这样的变化似乎开始在有些之前没有发生过的地方出现,缅甸也许是其中之一。如果是这样,人对自己的信心其实已经开始变得没有那么十足。

英国广播公司有一个以该机构首任总裁命名的年度节目,叫“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s)。2011年6月28日播出的讲座由昂山素季主讲,题目是自由。她提到她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仰光的总部。她说,有的人将这个地方称为全国民主联盟“牛棚”,因为太简陋了。她解释说,这样的称呼其实是一个赞誉。

她接下来补充,“毕竟,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运动之一不就是从一个牛棚开始的吗?” 说到牛棚,昂山素季大概指的是基督教会的起源。在中文圣经中,一般说的是马槽。但原文的意思并非仅仅指马的槽,也可能是牛的槽或驴的槽。总之,耶稣降生在畜养马或牛或驴的地方。在这里,昂山素季再次从一个相对外在的角度——特别是基督教会卑微的起点和形成的巨大影响之间的对比——来看基督教会。

在同一个讲座中,她在提到主动选择受苦的时候借用了圣经中耶稣所喝的杯。她说,主动选择受苦就是抓住那个我们原本要避开的杯。在这一点上,昂山素季自己的行为看起来是主动受苦的典范。但跟信心的问题一样,昂山素季心目中主动受苦的主体是人,而非主动担当人的罪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神。

在人们关注昂山素季参与领导的这场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时,昂山素季在讲座中提及的那场从牛棚诞生的运动早已来到缅甸。在17世纪,就有欧洲天主教的传教士到过缅甸。那场运动从一个更内在和根本的角度进行着昂山素季想往的“精神的革命”。

从时间上,那场运动也更漫长得多。几个世纪后,缅甸似乎在总体上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不仅仅是缅甸,几百年对于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来说都还是太短暂了。

直到1835年,第一本缅甸语圣经才问世。译者是美国人耶德逊(Adoniram Judson),一位基督教浸信会的传教士。有些关于昂山素季的传记称,昂山素季曾经在她外祖父的晚年给他读缅甸语的圣经。

1813年,25岁的耶德逊和新婚妻子从美国坐船途径印度到达缅甸。耶德逊是美国独立后第一个前往缅甸的基督徒传教士。21年后,他完成了整本缅甸语圣经的翻译。21年,这差不多是昂山素季回到缅甸前后遭受软禁的时间。

耶德逊也编纂了第一本缅甸语—英语词典。1850年4月12日,61岁的耶德逊在孟加拉湾的一艘船上去世,结束了37年传教士的生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院是昂山素季父亲的母校仰光大学的前身之一。在仰光大学的校园中,有一处以耶德逊命名的教堂。从昂山素季的家——仰光大学路54号——到那里不太远,大约三公里的路程。

走向成熟——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读《里外更新》札记 文/Snow

最初拿到《里外更新——生命的破碎与重建》这本书时我是充满了警惕的。实在是看到坊间包括基督教的专营书店充斥的貌似圣经教导的心灵抚慰、人际关系、婚姻辅导之类的作品,实则大多不过是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舶来品。我不否认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不乏受圣经影响的成分,但是把受到影响等同于就是,就好比我刚刚从西藏买了一大包用松茸菌熏过的青岗菌,其实,青岗菌也是不错的美食,但是硬是要冒充松茸,就让人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了——所以多少有些抵触情绪。出差路上,闲来无事,总要带几本书打发时光,思来想去,还是带上它预备边看边撇嘴,没想到这一看倒看进去了。

首先吸引我的就是作者反复强调当今基督教普遍的一个误区,让信徒们相信他们在今世就能享受到一个美满幸福的人生。

“有些人所宣讲的,是团契生活和顺服主的喜乐;另一些人宣讲如何肯定自我价值。宣讲时所用的术语,有些纯全出自圣经,有些采用现代心理学的词汇。但是无论内容如何,所用术语如何,他们所披露有关基督徒人生主要的目标,已不再是认识和侍奉基督直到他再临,而是如何减轻或安抚内心的痛苦。”

“人常常对我们说(有时是明说,大多数是用见证来暗示),我们可以过一个没有家庭压力或社会压力的人生。他们宣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可以替我们消除一切烦恼或困苦。(请注意,他们不是说,那说不出来的喜乐可以支撑我们度过人生的艰苦岁月。)”

“今日的基督教⋯⋯宣讲的是健康和财富的福音,它应许人可以不必忍受苦难,便能得到心灵的满足。”

“只要我们有更多的真理知识,更深的委身,更多的奉献,或更努力的祈祷——总之只要在各样基督徒的操练上更尽力,我们便可以解决内心一切的挣扎。但事实上,人无法挥去一颗伤痛叹息的心,人只能否认它的存在。因为惟有在永恒里与主同在的那日,我们才能真正得着全然的解脱。只要我们一天在世,若不是叹息劳苦,便是假装一切皆为美好。”

我不能再引作者的原话了,否则不知稿费应该发给谁了。读完该书我自己概括出我最喜欢作者的四层意思:

第一,不要期待一个完美无缺、应有尽有的人生。完美无缺原本就是幻象,是人的虚构。活在一个被罪玷污的世界,堕落的世界,却假设还天然存在完美,这就是谎言,甚至我们的期待本身可能都是非分之想,都是人的罪性的体现,一个体面的有社会地位的家庭,无条件疼爱自己的双亲,名牌大学的学历,一份轻松又有较高收入的工作,漂亮的恋人和浪漫的恋情,乖巧聪明的孩子⋯⋯等等。可悲的是人被这谎言欺骗,期望落空时反而抱怨上帝为什么如此刻薄,吝啬,虐待?归了包堆还是上帝欠自己一个幸福的人生。其实正因为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我们才渴望天上那完美家乡;正因为苦难的不可避免,我们才期盼与主团聚和主的再来。保罗称这一世的结束是“息了地上的劳苦”而不是息了地上的欢乐。

第二,不要以为痛苦全然负面,似乎是一种错误,好像一个程序运转中出现了乱码,于是急于修改错误让一切正常。心理辅导很大的弊端就在于将痛苦视为不正常,视同一种疾病,急于对症下药,解除病患。实际上,苦难和痛苦可能是个体成长中的必经之路,小孩子学走路总是踉踉跄跄的,有几个人学骑自行车的时候从来没有摔倒过呢?没有哪位父母因为心疼孩子害怕孩子摔疼了就不让孩子自己走路永远抱着他,而总是满怀喜悦和盼望鼓励宝宝走路。所有的经历,尤其是痛苦的经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它不仅曾加我们的阅历,更使我们的心灵变得丰富而成熟。害怕伤痛的人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让自己的心灵麻木,僵硬,穿上防弹衣,失去感受能力;或者退缩,逃避,不与外界接触,无论哪种选择带来的只是对生命的戕害。我们不能避免伤害,但是能够让伤害的影响尽可能小一点。就好比我们不可能让自然界没有细菌,没有病毒,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因病毒感染而有免疫力。

第三,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无论是灵恩浪潮中的神医现象还是心理辅导在教会中的泛滥,究其原因都在于一个“急”字,要快,要捷径,要立竿见影。但是心灵的事情怎么可能都是一阵大风吹走所有烦恼呢?因此,那些药方不是帮助信徒生命成长,而是宣称可以帮助信徒快速脱离处境。但圣经给我们的不是让我们逃避苦难的灵丹妙药而是胜过苦难的力量。力量是需要一点一点增长的,甚至是在劳苦中,磨练中增长的,实际上无论是对于信仰的探索和追求还是我们自身的痼疾顽症的去除,都有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反复的,困扰至深的过程。一个曾经被性暴力侵犯的姊妹可能一生都带着记忆中的阴影,一个失去爱子的父亲可能一生都有无法除掉的内疚,一个父母早逝的年轻人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说出他藏在心中的感恩,一位重病缠身的患者一直盼望却没有等到奇迹发生⋯⋯基督徒真实而有力的生命见证不是一帆风顺,心想事成,而是身处忧患仍有喜乐和信靠。我不排除扫罗被大光一照顿时悔改变成保罗的奇迹,但是可能更多的信徒还是需要牧者长期耐心的生命陪伴。好比高血压患者可以终生与高血压疾病为伴却也能有较高的生活质量,基督徒也可能一生都有心灵上的困惑,有难愈的疾病,有人生的缺憾⋯⋯却可以不被这些胜过,反而在忙碌中有安息,在痛苦中有喜乐,在困境中有盼望,在死亡中有永生。

第四,丰盛的生命是有能力活出基督的爱的生命。这生命是真实的,活泼的,有爱涌流的。这爱能吸引人归向耶稣,就如当年耶稣吸引人来跟随他。这一点对于信主多年的基督徒特别是教会的领袖们可能格外重要。中国文化有着为尊者隐,为长者讳的传统,这传统进入教会后很容易披上权柄的外衣,标榜“不要绊倒弟兄姊妹”的爱心堂皇而行,把我们的教会领袖变成高高在上的僵尸,尤其不能分享自己的软弱,不能敞开内心让他人看到丰富的内心世界,因而不能真实的用生命与生命相交,用生命照亮生命,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值得教会领袖们珍藏,防微杜渐。

当然,不能不指出的是,在振聋发聩般的序言之后,作者进入正文后的文字,力量反而渐弱了,我个人以为是作者过于胶着“防卫机制”这个心理学的概念了。为什么作者不敢直接指正罪对人的败坏呢?是怕读者反感吗?一定要把罪统统归入各式各样的“防卫机制”反而影响了读者对于罪在人们生命中包括在心灵中或潜移默化,或顽冥不化,或乔装改扮等等诡计的认识。固然“防卫机制”很有道理,但显然不是基督徒生命中需要破碎和重建的全部。因此,这本书似乎对于那些尽忠职守的教会领袖反而更切实一些,却不太适合想从中找到生命成长奥秘的信仰入门者。这让我想到多年前读过的一本书《过犹不及——鱼儿别上钩》,在那本书中,作者为了让读者从一些冠冕堂皇的观念辖制中走出来,几乎把所有的利他、奉献、牺牲观念统统否定掉了,留下的只是一盆洗了一遍耶稣的洗澡水。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的书教出来的会是一群怎样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组成的教会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但愿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当然《里外更新》肯定不在我开始所说的那些鱼目混珠著作之列。

(《里外更新——生命的破碎与重建》,莱瑞·克莱布博士著,萧道生译,新世界出版社)

从义务变成乐事 文/斯蒂文·马克威

恩典改变了我看待一些基督徒生活的方法。知道我没有履行“基督徒义务”的责任后,我倒实际上得到释放,得以完成那些事情。当我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时,我从来没有感到自由,因为我感到有责任做那些事。我自己施加的律法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给我任何选择的余地,我以为圣经要用一整套基督徒法则命令我必须尽责任。

也许你已经习惯于将基督徒生活的某些方面看作是灵里的义务。当你进入到恩典的生活时,你会发现恩典是如何将这同样的义务提升到一种特权与乐事的地位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依据自己的背景对基督徒生活必要的义务产生专门的想法。我自己的传统要求我在几个我认为是组成成功的基督徒生活之重要部分的那些领域做得很好。

一、依照圣经生活

我年轻的时候,有人送给我一本圣经,它的第一页上写着:“这本书能使你远离罪;罪能使你远离这本书。”我觉得这说得很有道理。可是,后来我开始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罪当然会使我远离这本书,但这本书不一定会使我远离罪。

有两件事情是十几岁的男孩子总在思考的。一个是小汽车,另一个就是女孩子。男孩总不会为想小汽车的事而遇到麻烦,但为女孩子的事就不一样了。急速增长的荷尔蒙和活跃的想象成为少年人的困扰。当我还处在青春期时,我读到一本书,讲如何对付诱惑你的魔鬼。作者建议要认清你的弱点,然后将圣经中专门谈及你弱点的经文记在卡片上。当魔鬼引诱你的时候,你就拔出剑来砍掉它的头。我就是照着这个方法做的。我口袋里装满了卡片,每一张上都记录着经文,都是针对我青春期年少时易犯的错误的。有一张卡片终于变得破旧不堪,比其他的卡片都更加折皱得厉害,其上的经文就是《彼得前书》2:11:“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对于一个处在青春期的男孩来说,整个世界常常就是一个女孩子。当我发现我的思想滑向性爱快车的轨道时,我就抽出卡片,大声念经文,好像要抵挡那拉我向轨道下滑的邪灵。然而,这样做并没能让性爱快车刹住车。当列车跑完它的路,停歇在轨道的尽头时,我被罪疚感所压倒。我真是一个下贱的人,我自己想着。神永远也不会再用我了。我后来常常想为什么圣经好像没有在那些时候帮助我。

随着年岁的流逝,诱惑的模式变了,但我处理罪的方法还总是老样子。尽管我不再用那些索引卡片了,我还依然决心靠着圣经来生活。只是在我开始明白恩典后,我才认识神从来没有要我们靠着圣经生活。准确地说,我们应该靠着他的生命生活。我一直想围绕着圣经的教导来构筑我的生活方式,但它需要建立在一个更坚固的磐石上。圣经确实是抵挡黑暗势力的武器,但向魔鬼背诵经文,指望那样就能把它吓跑是不可能的。记住撒旦它自己在旷野试探耶稣时也引用着圣经。圣经只有在一个真诚爱耶稣的人心中变化以后才能成为抵挡罪的武器。记忆经文是给枪支装上了弹药,但只有爱才能抠动扳机。我现在意识到,我年轻时是把枪对准了魔鬼,却只是口里喊着“砰!砰!”难怪它没有被打退。那时我还必须让神教导我一些关于爱他的事情。当你时时刻刻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对他的爱将使你能够靠着他在你里面的生命来抵挡诱惑。依靠自己抵抗诱惑只是单方面的作战。

二、为何学习圣经

对恩典的认识还纠正了另一个关于圣经的观念。我们知道学习圣经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但为什么以行为为基础的基督徒常常为获取信息而学习圣经?这种学习圣经的方法一般是没有效果的,还可能是危险的。仅仅是为了更了解圣经而获取更多的知识实际对生命成长并无益处。保罗清楚地说到:“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现代教会中的基督徒从一个查经班跑到另一个查经班,只是为了获取知识。基督教电视节目和广播电台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圣经学习辅助材料大量涌现。关于圣经的信息绝不缺乏。然而我在想,以往是否曾有过比现在教会的人还更一心属世的基督徒。

律法主义对待圣经的方法是使人为了信息而翻阅圣经;恩典却将信徒带至圣经那里去寻找启示。有一次我听说一个教会抵触其他接受神学院教育的牧师,这个教会的牧师祷告说:“主啊,我要为我的无知感谢您。”教会有一个人插话说:“主啊,祝福他,他有太多可以感恩的。”我不是在说对圣经的无知是一个美德,但没有启示的圣经信息只是空洞的宗教!

对圣经的学术知识掌握很多却没有能经历基督的生命,这是有可能的。有人可能会解释希腊文动词,却忽略了耶稣的所在!我常常听到将圣经比作情书,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以恩典为中心的圣经学习方法能激发认识耶稣和听到他的声音的渴望。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为期三四天的男人静修会。第一天晚上,当我准备休息的时候,发现玛拉妮在我装牙刷和剃须刀的袋子里放了一张纸条,我读后,笑了笑。第二天早晨又发现她在我衬衫底下放的另一张条子,那天晚上又看到了一张。接下来的一天也是如此。一天一天过去了,纸条上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痴情。在最后一天,我发现她放在我西装口袋里的一张便条,这张可好——上面洒的是她的香水。你想这些纸条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假如我告诉你我把它们全贴在贴板上,然后当我回到家,也不理睬妻子,径直走到我的房间,将贴板挂到墙上,每天读那些纸条,你会怎样想?会想我是疯了,对不对?她的信是很棒,但它们的作用是使我的感情和衷心更专注于她。

这就是当我们从恩典的角度来学习圣经时圣灵为我们所做的。他用灵感动的话语来向我们启示一位慈爱的神,并在我们里面产生更加亲近地去认识神的愿望。恩典将圣经个人化。使它对于我们来说由原本的客观变为主观——神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话语。律法主义可以一整天地讲述圣经是神的话语,但律法主义塞住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只有恩典才能叫耳聋的得听见神的话语。我总是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但现在我知道它不止是这样,它还是活的,它表达神圣生命其本身。

三、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生活中还有一个方面在我开始恩典的生活之后有了巨大的改变,那就是我的祷告生活。在我让基督真正成为我的生命以前,我的基督徒生活的一大难点就是不能坚持花时间“与神独处”,我称之为我在神面前安静的时间,而且往往确实那段时间是安静的,因为有几次安静得我都睡着了!

律法主义将祷告变为令人厌烦的独处,而恩典将它转变为令人愉快的交谈。你的祷告生活是否是公式性的重复?当我发现这正描绘了我的祷告生活、并意识到法利赛人的祷告就是那样的时候,我感到何等地震惊。从那以后,我就不再说祷告词,我只是祷告。

我们的女儿艾米小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她睡觉前与她一起祷告。我们跪在她的床旁边,她开始祷告说:“神伟大,神真好,为桌上的饭食,我们感谢他。”她停下来,抬起头来看着我们说:“我说错了祷告词。”是的,我也多次见过成人出过这样的错。我记得小时候总是听大人为“参加越南战争的孩子”祷告,后来战争结束了,孩子们回来了,可是一个人还继续为“参加越南战争的孩子”祷告,那时我就猜想,是不是没有人告诉他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知道这些都是比较夸张的例子,但是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祷告是源于义务而非与基督亲密的关系时,我们很容易落入程式。恩典改变我们对祷告本质的看法,它激励我们有持续的祷告关系,反对把祷告变成程式化的祷告。

撒拉下班回来重复同样的程序:她与丈夫打招呼,在丈夫脸上匆忙地吻一下,然后用固定的方式赞扬丈夫几句,常常是同样的话语,接着请他做那些她认为当晚该完成的事情。然后她与他谈孩子的事,包括他们的问题或需要。每回她都是已经作出了决定才向他征询意见,讨论总是以此为结束。尽管她都想好了要怎样做,但她还是要丈夫对她的决定表示赞同。最后,她谢谢他为她所做的一切,并许诺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做一个好妻子。她每天都准确无误地遵行这程序,即使大部分时间都心不在焉。这一程序大概花三十分钟,在那之后,她或许一晚上都不理丈夫。

你认为撒拉与丈夫之间会是怎样的关系?我承认这个撒拉是我虚构的人物,但如果妻子真的这样与丈夫交流的话,她不会在他们的关系中得到多少亲密的感受。然而这一情景正是对许多基督徒祷告生活的准确描绘。他们坚持要每天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时间祷告。他们的祷告生活建立在一套固定的程序上,其中包括四五个(他们相信)人人都必须在祷告中遵守的步骤。他们依照这个程序要求自己,无论他们的心是否在那里,只要有三十分钟就好。我要求你严肃地问自己,这种交流真是基督要从他的新娘那里得到的吗?

在我认识恩典之前,我的祷告生活可以被描述为一件我做的事情,一种在我向神说话时发生的行为。现在祷告变得不同,它依然还是一种行为,但不止是这些。它是一种态度。它是我住在基督里的每一时刻与天父的公开交流。只有这个意思才能是圣经中“不住地祷告”这个命令所指的。我们真得在一天的每一秒钟都用言语与神交流吗?不住地祷告就是在每一时刻里都与神交流。只是有时用语言,有时不需要语言。

我们的孩子说,玛拉妮与我有时交谈却不说话,他们说得对。他们说我们常常能读懂对方的心里,这也不错,我们结婚二十二年,我们确实非常清楚彼此的心里,有时,言语就没有必要——瞥一眼就够了。许多的话可以用沉默来表达。我不会因为玛拉妮不与我说话而感到不舒服,除非我发觉有什么原因使她不讲话。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找出原因解决问题,否则沉默令我感到舒服。

当我们年少恋爱时,我感到有必要不停地说活;但当我们变得亲密了以后,那样做就没有必要了。我们交谈吗?是的,我们常常亲密地交谈。我们每天腾出三十分钟来作为我们的“安静的时间”以便彼此交谈吗?我想象不出来在那段专门为此目的腾出来的三十分钟里坐下来,然后说:“好了,我们开始谈话。我先说。”那样会有被强迫感的。一点儿也不自然。我宁愿大声朝着厨房喊着说:“嘿,你听这个。”然后念一篇有意思的文章给她听,或随时告诉她有什么新闻。我倒宁愿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她为交谈而计划什么题目。

我不是说在指定时间里祷告有什么不好,只要那是你想要的事。我所说的是没有生命在里面的、被规定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没有意义。当你在恩典的生活中不断进深时,你会开始发现祷告更像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属灵的规矩。你会发现自己一天中十多次向父神说话,不止是在指定的祷告时间里。你会与他谈重大的事情,也会谈偶然遇到的小事。有人说他们不用小事情来麻烦神,因为他那么忙。记住——所有的事情对于神来说都是小事一桩!你不会用尽他的能量。如果他都知道你头上长着多少根头发,他一定会照看你生活中一切的细微事情,不管那对于你来说可能是多么小的事情。

四、听神的声音

以恩典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其祷告的另一方面是神会与我们说话。在圣经中,神以多种方式与人说话,我们无法知道他会以什么方式与你说话,但他会对你说话,你只要学习如何通过恩典向他说话,而不是通过你的基督徒行为。神从来没有用听得见的声音与我说话,但有时他的声音比听得见的还要大。你希望在你祷告和读经时神对你说话吗?但在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从来都不指望亲耳听到神的声音。关于他们对沉默的期望,杰克·泰勒写到,盘旋萦绕我们的异端邪说认为神在过去清楚地对人讲话,是活动的,现在他是哑了也不动的。这种想法认为既然神给了我们一本书,他就没有必要再与我们交谈了。这听上去是否很牵强附会?你是否知道今日的许多教会持有与此心态类同的属灵世界观呢?

你说:“我没见过说那样话的人。”尽管你说的可能对,但今日有许多信徒的生活就接近那种异端邪说的边缘了。它好像出现于圣经正典被完成后不久。“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有的人说,“神已经说完了他要说的,就是那些。他所说的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已拥有所有必要的启示。”这种沉默的假设(说神已经说完要说的话)在今日的教会中漂荡,基本上未受到非难。

我的电脑上圣经索引显示“主耶和华说”达七百二十次,表明圣经上说神直接说话。你听见了神的声音吗?耶稣说他的羊晓得他的声音,但一些基督徒得救以后从来不期盼再听见它。神的愿望是与他的孩子们在不断进行的对话中相交往。恩典开通人的耳,使我们能够用律法主义永远都不会允许的方法来听神的声音,以前作为律法主义者的我,只知道要晓得神要我做的事情。在恩典的生活中,我产生了对认识神的日益增长的渴慕。挣扎一度是以行为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特色,当我更加亲近地认识了他以后,我发现他不要我挣扎。神的意愿不只是一个道路,而是一个人叫耶稣基督。当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错过神的旨意,因为他的生命本身每时每刻地通过我们流露出来。
当基督徒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他就可以认定他的思想和决定是由他里面的圣灵所引导的。或许没有哪一个人比保罗更加被神大大地使用,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花时间在他应该去哪儿,应该做什么。他不为知道神的意愿而挣扎努力,他在每天中执行着神的旨意。他的态度在《哥林多前书》2:16清楚地表明出来:“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保罗的行为就是围绕着做那些自然而来的事情。

我们现在应该很清楚了,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荣耀神,对于圣徒来说就是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那么他就在每一时刻里通过我们来彰显他的生命,撒旦想要我们相信脱离神的旨意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脱离他的旨意就是不可能的。如果基督时时刻刻地通过我们彰显出他的生命,我们怎么会脱离神的旨意呢?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住在基督里,我们的行为不大可能有任何圣洁的价值,因为我们的行为出于血气而非信心。

有一天,我将这些解释给吉姆听,那时他正苦苦思忖是否应当接受提供给他的一个工作机会。“我不想做错事。”他说。我用经文来向他解释说他有基督的心,如果他在基督里安息,他就可以相信他的思想是来自于基督的。“如果这是真的,那可就会除去我的一大思想负担。”吉姆回答说。看到吉姆终于意识到确实那是真的,真令人激动!当信徒住在基督里时,他们能够在所行的事上相信圣灵将引导他们的每一个思想和行为。基督徒需要像他们相信撒旦有诱惑他们的能力一样,相信神有引领他们的能力!

恩典将了解神旨意的责任从我们身上卸下,放在他自己身上,这是使人得释放的。在律法下,每个人必须知道神的旨意;在恩典中,神的旨意由圣灵向信徒启示,信徒唯一的责任就是在他里面安息。神在今日照样对我们说话,显明他的旨意。偶尔地,他用那看上去惊人的方式向人说话,但不要低估许多时候神可能通过我们思想过程来对我们说的话。当我们祷告的目标只是从神那里获取信息以便作出正确的选择时,我们的祷告生活将会是令人沮丧的。但当我们祷告的中心就是要经历与神相交的现实性时,我们所必须做的决定将会变得很明显。恩典使住在基督里的信徒能够有信心相信至高无上的神正在掌管着我们的环境,我们里面超自然的灵正在指导我们的思想,无所不知的基督正通过我们彰显他的生命。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后盾力量支持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担忧做出错误的选择是多么愚蠢!

当我是一名律法主义者时,圣经学习与祷告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纪律。我的词典告诉我说纪律的同义词是:“惩罚、自控、有序或节制。”难怪我就是在这些方面不能坚持。但恩典已将纪律变为乐事。同一词典解释乐事为:“享受、愉悦、幸福和喜乐。”你选择哪一种方法,律法主义的,还是恩典的?

花在圣经与祷告上的时间和我与神相交通的方式有关。恩典巨大地影响了神与我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不止这些,不会在恩典中生活也影响着我与周围人相处的方式。学会通过恩典与神相交将使基督徒开始在恩典的基础上与他人交往,开通道路,以一种绝对是超自然的方式给予并接受爱。

(本文选自斯蒂文·马克威著,《在恩典中行进》第十章)

神学家牧会的“悲剧”——读《复兴神学家爱德华兹》随想一则 文/新恩

爱德华兹是教会史上的一座高峰。他去世两个半世纪过后,对他的研究仍然有增无减。因为若非努力攀登,我们就很难发现他自身的风景,即使如此,也可能只有极少数的人能享受“会当凌绝顶”的视野。就如同摄影一样,不同的学者在不同时代、不同角度对他的观察,为我们展现了他生命中一幅幅别开生面的画卷,使我们可以领略他独特的风景;这些研究也如同缆车一样,可以帮助我们轻松地身临其境“登上”峰顶。尽管图片和“捷径”会丢掉很多细节,但也可以使我们不至于仅停留在“仰视”阶段。就中文资料而论,最新的这本名著《复兴神学家爱德华兹》,几乎是我们了解爱德华兹最有深度的作品。1

爱德华兹是教会史上的一个现象。他是美国教会史上第一次大复兴的(即“大觉醒”,great awaking)的核心领袖,也是美国教会史上无可比拟的思想家;同时,他长期是一间教会的牧师和宣教士,也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巴刻引用米勒(Miller)的话说,他就是清教主义的化身。2而作为一名天才而言,他涉猎之广之深,我只能用复杂深奥来形容。他在自然科学、哲学、神学、圣经、灵修方面都有着惊人的成就。除了广为人知的《宗教情感》, 《论自由意志》,《大卫·布雷纳德生平》等经典著作外,在他没有出版的手稿里,还有不少极有分量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了《论三位一体和救赎之约》 3以及未完成的《新旧约之和谐》和《救赎史》这两部举足轻重的作品。依我对神学思想史粗浅的理解看来,他是一位足以和奥古斯丁、加尔文相提并论的人物。如果我们按照“牧者兼神学家”的角度去考察,就更容易看到这一点。而且,在平衡性方面,他甚至超过奥古斯丁,也比加尔文更丰满。我的意思是,他不只是在生活方面比他的两位思想前辈更积极多彩,在思想和灵性方面亦同样卓越深刻。4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教会史上为数不多完美地平衡了理性探究、心灵经验及坚定意志之间张力的神学家。他对世界古代文化的看法——先祖启示的残余,5也显然比前辈们更透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都被人认同与接受。相反,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就如同主耶稣、保罗一样,从他们开始布道起,就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一直到现在。我想在世界末日之前,关于爱德华兹的争论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关于爱德华兹的核心争论之一是,在1750年,他被自己牧养了24年之久的会众投票以压倒性的比例解雇。6引起这个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接手的这间教会,其前任牧师所罗门——也就是他的外公——是一位魅力十足的领袖。他精明强干,有着广泛的社会交情和频繁的活动。其影响力随处可见。他那无需讲章的即兴讲道,尤其为会众所津津乐道。而他一手训练的教会同工,更是“忠诚守卫”着这间教会的传统。爱德华兹和他的外公,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他给人印象是过分严肃却缺乏足够强大的领导力,滔滔雄辩却不善与人言谈;不喜欢交际却热衷于研究与写作;尽管深刻,但讲道只是刻板的念稿纸。尽管他是公认的天才,但在会众心里却不一定是理想的牧师。虽然他比他的外公在神学上更有深度,对那时美国教会复兴的影响也更大,在国际上也声誉斐然,但在自己的教会里,他并没有拥有他外公那样的权力(例如判定教会会员资格)。因为那儿的人们,几乎把他的外公视为“一位神灵”。这是一个典型的“先知在本地不受欢迎”的例子。终于,他对参加领圣餐者的要求和婴儿洗礼的改革(详见下册16-22章),成为了导火线,全面引爆了会众多年来积压的不满。除了极少数人外,230名会众一致投票要求爱德华兹立即辞职。从此,神学家牧会的“悲剧”,有了一个经典的个案。不得不提的是,爱德华兹面对这个事件的态度,令人无比感动。他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连他的对手也赞叹他灵性的成熟。他不仅苦口婆心地劝勉他的会众,要省察自己的心面对审判之日,他自己也反省自己是否过于骄傲刚愎。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并没有接受别处的邀请,而是整整一年之久仍然和这些会众生活在一起,直到去印第安人中宣教的日子。

根据改革宗的上帝观,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爱德华兹的挫折,在很多方面都成为后世教会的祝福。有两件最明显。第一就是,若非这段“被动”的沉静时光,我们就不能读到他许多伟大的著作;第二是,他在印地安人中间的宣教,激励了日后地方教会的宣教行动。不过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这个事件的意义。
这个个案常常成为教会实施“民主”体制的反面教材,甚至有人举出旧约神权政治的理论作为支持。这当然是很难成立的。首先,就个案而言,民主固然也难免有冤案,独裁显然更普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旧约是否支持“独裁”,是一个需要重新考察的问题。在旧约的王国时期,其中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就是政教分离:君王和祭司各司其职。君王若敢越权,企图去代理宗教事务——献祭,就会被上帝惩戒。而这个监督的声音或审判的执行,则来自先知。先知没有正式的头衔,它既不是政府官职,也不是宗教职务(那几乎是祭司群体的专利),完全是“民间”的(虽然有些先知出身皇族或利未支派)。虽然这不能和现代民主同日而语,但也是明显的三权分离。在我看来,把“神权政治”理解为“独裁”的人,主要的问题在于偏重上帝的唯一性,却较忽略了上帝的内在三重关系。当然,上帝的本体奥秘,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哲学来理解,这儿只是说明上帝的统治也有“群体”特性。而 《箴言》 8章所描绘的上帝创世的“合作”,颇为令人遐想。尤其是新教神学认为,上帝的不同位格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这和东正教主张圣父在权力上大于圣子和圣灵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两个教派在政治神学上有着很不同的看法。显然,主张民主,也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就一个牧师而言,如果大部分会众已经不承认你的权威,不接受你的教导,不配合你的事工,那么即使你维持一个“绝对权威”,又有多少意义?若“当权者”正好遇到灵性低潮,恐怕引起的是更多的政治斗争。从某个角度而言,摩西之所以40年之后才成为领袖,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会众根本不接受他的领导(“谁立你作我们的审判官?”)。我不认为牧师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教会就会有多大的造就。对我而言,旧约祭司是一个重要的模式:专心于律法的教导及照看上帝子民的灵魂。

很多人也以爱德华兹说明,成功牧养教会,需要的不是神学思想或高深的灵性追求,而是需要足够多的务实管用的办法。“有学养却不会牧养”的讽刺,在很多人心中几乎成了一种定律。以致于今天的牧者大多不学无术,却精于策略甚至权术。如果今天一个教牧学博士,要撰写例如“三位一体”之类的题目,一定会被认为不切实际;或研究某个圣经神学问题,也会被认为不够实用。好像研究上帝的属性,和教会建造毫无关系一样;也仿佛牧师的工作不是教导圣经似的。我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现代流行但错误的牧职界定导致的。使得神学研究与牧养教会之间裂缝越来越大。

依据简单的常识我们也可以知道,上帝呼召一些人特别分别出来,不会是为了从事人人都会做的事(好像只是因为会众太忙,所以需要顾人来做),而是有特殊的托付。根据圣经,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特别的托付就是上帝的道。旧约祭司的主要任务是教导律法,新约的牧者也主要是教导真道。这看法遍布在保罗的“三提”书信(俗称“教牧书信”)中。对于“长老”(即监督,牧师)的第一个恩赐性要求就是“善于教导”。《以弗所书》4:11节所列的恩赐,最后的“教师”和前面的“牧师”共用一个冠词,意思就是一种职分而不是两种。也就是说“牧养”的主要工作是“教导”。斯托得(John Stott)在《讲道艺术》中指出,传道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具备扎实的神学基础。而围绕全书的“桥梁理论”——传道人是圣经世界和当代世界的沟通者——也要求牧者奋力研究方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今天许多人对牧师的要求却不同,他们的关注不是牧者的神学素养,而是:是否相处得来,是否能举办吸引人的聚会,讲道是否轻松有趣,是否是“随时的帮助”;而且,最好不要有严格的要求,也不会责备人,永远不要讲那些很难理解的道理⋯⋯。人们有这样或那样的期望,是很自然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今天的牧师训练或牧者的自身意识,却屈服于这样的看法。很多人趋之若鹜的牧会“秘笈”——教会增长学,大多痴迷于研究若干“增长”的技巧,却往往忽略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就信仰本质而言,只有在“福音真理”里,才有真正的增长;第二,所有健康增长的教会,都有一个擅长讲道的牧师。这是没有策略可言的。诚然,专心研究圣言的传道人,肯定会疏远不少人(时间、精力都不允许),但我们需要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一个金银宝石的工程。爱德华兹应该成为我们的鼓励,而不是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苦心研究至终成为全球教会的祝福。

如果说,牧者的严重问题之一是不愿研究神学,那么神学家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愿意牧会。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骄傲(不愿和没有学识的人打交道)。正如牧者们抱怨的,这种脱离了教会的神学,也不再是“有用”(造就教会)的神学,沦为一种个人的研究兴趣,甚至只是一个吃饭的行业。基督教的神学传统是根植于教会,也为了教会(包括反思与批判),古代教父如此,改教家如此,清教徒神学家如此,他们都是在教会生活的处境中,展开他们的神学思辨,但现在这份工作却变成一个“职业(神学家)”。我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严肃的神学思考者,尽管有心在教会中参与,但却困难重重。鄙人作为一个受争议的传道人,我深刻体会此间“沟通”的痛苦,无论是在农村或是在城市。中国的农村会众,虽然热心寻道,但由于受教育所限,总是很难掌握一些教义要点;而城市人仗着自己认得几个字,崇尚所谓的“独立判断”(自以为可以,但真正能做到的凤毛麟角),而缺乏“受教的心”。但真正的神学研究是一种敬拜,是一种委身,也是一份服侍。就像爱德华兹一样,作为早年的神童及后来的耶鲁高材生,日复一日始终和小镇的老百姓打交道,后来甚至服侍印第安人。我的确见过有很好神学素养的牧者,遭遇凄惨的牧会经验。我多次观察和思考发现,其“悲剧”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比较不认真对待听众。漫无边际的讲章和随意的批评,自然不能造就教会。不过别人的反应,也不要让我们自己迷失了。我们需要相信:不管人暂时能不能理解,播种上帝的道绝不徒然。终有开花结果的时候!

最后,牧师如何对待解雇?我的建议不是买保险,也不是努力建立类似圣公会模式——教会无权解聘牧者,更不是打官司,而是信靠,单单地信靠上帝。专心致志地忠于自己的呼召,无论发生什么。本书的作者把爱德华兹和巴赫比较,他的确使我想到了巴赫:宏伟无比的思想结构,热情的敬虔生活,死心塌地地呆在教会里,按着自己的领受写作,生养众多,偶而抱怨一下待遇,毕生努力传扬上帝的话语,竭尽全力追求上帝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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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兴神学家爱德华兹》(Marsden, Jonathan Edwards: a Life),中译本分上下两册,董江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传记方面,其他有属灵伟人小传及华夏版《爱德华兹传》,著作方面,基督教历代经典选辑之《爱德华兹卷》(香港文艺)仍然最有代表性。台湾则有《复兴真伪辩》和《宗教情操真伪辨》(节本),大陆则有《信仰的深情》(宗教文化)。
2 A God Entranced Vision of All Things: The Legacy of Jonathan Edwards,p81, edited by John Piper & Justin Taylor, 2004, Crossway, IL.
3 An Unpublished Essay on the Trinity,kindle version;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Scripture Trinity of the Trinity: And Covenant of Redemption, Forgotten Books, August 22, 2012.因此,他的三位一体思想,成为学者研究的热门课题。参考:1)The Supreme Harmony of All: The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Jonathan Edwards,by Amy Plantinga Pauw, Eerdmans ,June 13, 2002;2)The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Jonathan Edwards,by Steven M. Studebaker, Ashgate ,January 1, 2012。
4 奥古斯丁对婚姻的看法略嫌灰暗,而加尔文的生活气息也比较阴郁(但思想不是)。爱德华兹对圣灵论的教导,也被视为是对加尔文教导的重要扩展。另一个是约翰·欧文(John Owen)。这塑造了清教徒注重内在敬虔操练的属灵传统。
5 《复兴神学家爱德华兹》下册,594页。
6 《复兴神学家爱德华兹》下册,第22章,“严峻考验”。

这是一个属神的教会——HYK弟兄访谈

采访时间:2012年3月9日
采访地点:冠辉长老家中
问:我们户外一周年了,在这一年中你自己的经历有没有什么阶段性,一开始你就很坚定吗?对教会牧者和周围弟兄姊妹,你想说的话是什么?

答:我是从一开始就支持户外的,但是对于自己愿不愿意为这件事情来摆上,其实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自己其实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有时候害怕付出一些代价,但是也感谢神,在这过程当中也逐步胜过了。这一年多的户外是神的带领,我对这件事是深信不疑的。而且对于我来说,现在有一种我们都在历史当中的感觉,这个历史就是神自己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在被神使用,但是神要带领我们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教会会往哪里走,我确实不知道。但是无论是从我自己的经历还是从这一年多以来弟兄姊妹之间的分享,我真实地看到,教会真是圣约的共同体,若不是神的圣灵亲自的带领、运行和工作,真的难以想像,就是我们这样一群原本有各样软弱,包括像我这样很胆怯的、有很多问题的人,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而且对于我自己来说,没有过去那种焦灼或者是焦急、疲乏的感觉,若没有神是难以想像的,我坚信这件事情是神的带领。

我也想对弟兄姊妹,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分享的是,不要错失这样一个跟随主的机会。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特别是那些坚定去户外和陪伴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真是让我感觉到,人的生命真的是可以被神使用并发出亮光的,而且我觉得未来世俗化对教会的挑战,对我们信仰的挑战越来越大,我们很容易把信仰变成只是主日去教会这样的一种仪式,平时它对我们的生活可能没有任何的触及,没有任何的影响,这肯定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但是神透过户外敬拜带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让我们能够真实地意识到信仰到底是什么,这是我特别感恩的。这一年多你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问题,它始终在问你:信仰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神到底对我们的带领在哪里?我觉得这是特别荣耀的一件事情,也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特别希望年轻的弟兄姊妹真的抓住这个机会,一起来兴起、发光。

问:有一件事印象比较深,就是听到你在户外中的一次传福音,那次你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感动去做的,你能讲一下那次整个的过程以及周围人的反应吗?

答:我以前其实是一个多嘴多舌的人,曾经也为这个自责过,后来我感受到,如果这是神给我的言语上的恩赐,那我要好好使用它。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一直有这种想要尝试一下在街上大声传福音的感动,但那种感动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后来我在小组服事当中,看到无论是弟兄姊妹还是慕道友或是不信主的人,在婚姻、感情这件事上经历了很大的挣扎,被罪所捆绑。我们夫妻各自的表弟、表妹、堂弟、堂妹当中有好几对是离婚的,包括为了离婚而堕胎的。这些事情给我内心带来特别大的伤痛,我看到了人因为不认识神,被金钱、权力、性这三样东西捆绑以后,是完全活在黑暗当中,完全没有指望的状态。那些事情给我很大的触动,我曾经有一次从派出所出来以后,看到街上很多情侣、男男女女的,看上去感觉很甜蜜,当时一瞬间就有个疑惑,就是我们的户外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信仰到底有什么意义?看别人的生活都很正常,但是真的触及到那些不认识主的人的婚姻带来的那种伤痛以后,才知道耶稣基督的光是那么的宝贵。

过去传福音,包括很多弟兄姊妹传福音,是以一种讨好别人,告诉别人这个福音有什么益处的方式,而很少去讲审判、去讲罪、去讲地狱。很奇妙的是,在那次圣诞节前我就有这种感动想要去街上讲,那段时间看爱德华兹著名的一篇讲道《落在忿怒的上帝之手的罪人》,当时他那篇道是在教堂里讲的,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听后也是痛哭悔改,重新归向主。那篇道给我很大的震撼,我就特别想知道那一代奋兴的传道人,究竟上帝给他们怎么样的托付?怎么样的力量?所以就预备好在圣诞节传福音时要去讲这个信息。当时讲的时候,街上实在是太吵了,第一,我的声音喊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声嘶力竭了,原来想着要讲很多东西,但在那样的环境下面,完全是圣灵的引导,就一口气喊出来了。我记得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商场的门口,当时警察不知道,他们的注意力还是关注在我去不去户外上,没有在意我圣诞节在街上讲道。一开始我们小组先唱赞美诗,给大家发福音单张的时候,有些人拿了看一下,也不是特别在意。后来我讲的时候,腿微微发抖,我也没有那个精力顾及别人到底怎么看我,就是在被催促的状态下把福音讲出来。讲完以后,当时有弟兄姊妹说有人被吓住了,然后驻足停下来,看那些单张。我岳母一直处于慕道阶段,后来她从网上听到了别人转的我喊的那些东西,她说她被这些信息吓住了。我想这是特别感恩的事情,如果人真没有对永生上帝的恐惧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回到救主那里去的。所以我特别感恩神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那一次对我个人重新认识神、敬畏神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

问:户外这段时间来,你自己家庭有什么变化,或者你有被24小时看着吗?他们是怎么看着你的?还有你和警察发生过冲突吗?在派出所有过特别值得提的经历没有?

答:其实我挺惭愧的,我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总是对付代价这件事情考虑很多,从人的角度来有些计算。我也很软弱,很难像一些弟兄姊妹一样一直去户外。警察或是周六或是周日来我们家看,一般到主日上午10点半或者11点就放我出来。跟他们也有过交流,因为我们那个辖区以前也有过家庭聚会,所以他们基本不像其他一些派出所苦待弟兄姊妹,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过,这点儿我还是挺感恩的。我所以选择圣诞节的时候在我家附近街上传福音,自己也有这种感动,因为我们社区有六千多户人家,我特别希望神加给我们这代基督徒力量,让福音在每一个大社区让福音扎下根来,这是我户外当中考虑更多的。其实我户外的次数没有我陪伴的次数多,记得刚刚户外的时候,去一些比较偏僻的派出所,确实感觉到很阴森,灵里的压力很大,而那时候48小时是很普遍的现象,我觉得那个不但对里面的弟兄姊妹,对我也是一个考验。遇到过一些蛮横的警察,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跟他们接触、交流。

问:举个例子,你说的很远的派出所,去守候的是哪一位弟兄姊妹?

答:比方说YY姊妹,她当时是在BLZ派出所还是在哪儿,记得她当时被48小时,那个派出所条件本身也很差,那天天很黑,她也确实受了警察很多的苦待。我去看她的时候,那个警察看到我,就来盘查我,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以势压人那样的一种状态。后来国保也来了,国保又跟我们讲了很多治委会的事情,就是想分化我们。那些经历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特别是那些警察,一方面他们是面对了社会上很多的阴暗面,另一方面他们因为接触阴暗面,也把这些阴暗的力量释放给别人,你能看到他们苦待或者是以势压人,在协警对保安的态度上,你都能看出来。户外刚开始,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就是一场属灵的争战。

在陪伴当中,我自己觉得最感恩的就是有一次陪伴一位姊妹,当时那个大厅里面只有我们几个人,觉得没事情干,一个弟兄提议说一起唱赞美诗,那个大厅的回声特别好,我们唱得特别美好,真的到忘我的境地了。感恩的是那个姊妹在里面正是软弱的时候,突然听到我们的歌声,她就立刻刚强起来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次的经历。真是借着赞美除去撒旦一切的权势,虽然有铁门拦着,但是借着赞美,弟兄姊妹生命彼此坚立。我们当时只有四个人,我们的声音越唱越大,越唱越大,警察都出来说,你们的声音实在是太响了,我们都受不了了。然后我们就离开,在派出所门口马路边的草坪上再一起唱。我觉得将来我们回到天上一直在神面前就是这样的赞美,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黑暗、互相伤害,这真的给我的信仰带来特别大的盼望。

问:对我们的教会,教会的未来,有什么盼望?

答:这段经历给我特别大的感受就是,过去教会可能真的是很软弱,这是神加给我们这代基督徒的一个功课,我自己的一个心志是,这是神亲自设立的教会,是神用宝血买赎的教会,教会是这个世间任何的权势、任何的力量都不能胜过的,无论这个教会叫“守望”还是叫“秋雨之福”或者其他任何的名字,我觉得我们首先是教会,然后才是守望教会。对我来说可能已经过了在意教会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的阶段,包括户外还去多少人,我已经不在意这个事情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教会是属神的,我相信神是特别喜悦我们每一次在他面前的敬拜,而且真的愿意在他面前摆上所有。我信主只有三年的时间,刚信主的时候确实灵里有一种骄傲说,我在一个各方面有这么好条件的教会。我现在的骄傲是说,我在一个愿意为神摆上的教会,愿意付代价的教会,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教会。我自己也相信50年前中国家庭教会的那种软弱,今天因着神对我们这代基督徒的更新是再也不会发生了。我们作为有限的人,可能要纠结说什么时候进入新堂,我们的处境何时会有什么改变,但我特别感恩的是当治委会宣布户外和今年继续户外的时候,我们已经得胜了,中国的教会再也不会像50年前一样再软弱、再倒退了,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我特别感恩。走过了这个阶段以后,我并不觉得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相反,对教会来说挑战更大了,因为世俗化的影响确实特别大。今天若讨论政教关系的话,很多不信的人可能都会支持我们,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当我们面对堕胎的问题,面对同性恋的问题,面对很多其他的问题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挑战,那种殉道才是更难的。所以求神使用我们,他开了这个路,他动了善工,就绝对不会停止。

在小组中一同成长 文/甘露1组

看小组里每个人生命的成长,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些越是爱主爱弟兄姊妹的人,他们的生命就越蒙祝福。在教会开始户外敬拜前这种爱表现为愿意服侍,关心弟兄姊妹,勤于思考读经;而在教会户外敬拜后就表现为敢于摆上,并且坚韧到底。尽管在人看来他们被看管,被骚扰,正常的生活受到了一些影响,但他们的生命是成长的,他们也活得更加喜乐平安。反观那些平常比较关注自我,又不愿意付出什么代价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的生命时常软弱。尽管神在他们身上也有怜悯和恩典,但他们却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神更丰盛的应许和祝福,表现出来就是生命长进很慢。这时我就深刻体会到圣经说的这些话是多么的真实: “凡有的,就必加给他,叫他有余。”(太13:12)也深刻体会到行道的重要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太7:24-5)

其次,就是发现在教会户外敬拜期间,神的工作不受拦阻,CJJ姊妹服侍的启发课程有几位学员都进入了我们小组,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小小的神迹。如果你内心平安,顺服神借教会对我们的带领,把教会现在所处的处境看作是神加给我们的,那么在这种顺服中依然去做我们当作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做的乃是在神的祝福之中。

再次,是发现渴慕神对成长快慢的影响。教会户外敬拜后有人说牧养不够,但我觉得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生命停滞的理由。虽然主日讲道牧养的效果确实有所下降,但你要是真的渴慕,你可以去探访各位牧师长老,他们有大把的时间来单独牧养你,这是教会正常聚会时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现在北京教会的资源真是太多了,各种属灵的书籍,讲座培训,网络视频数不胜数。只要你想学,就有学不完的东西。不怕你要求高,就怕你没有这个心。

小组牧养的成效如何组长副组长的角色很重要。组员每周都会与我们见一次面,他们能近距离地观察我们信仰是如何体现在工作家庭和生活里,因此组长副组长的灵性如何、信仰见证如何,会很大地影响组员对神的认识。我们小组的副组长是一位很委身也有带领恩赐的姊妹,我很感恩能够与她一起配搭。我想这是小组成员比较稳定没有因为户外流失的重要原因。当然小组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彼此的关系还不是特别的亲密,有些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比较慢。这里面也有客观原因:比如我们小组的聚会是以查经为主,分享为辅,分享的时间一般都在40分钟之内,大多数时间还不到30分钟,10多位组员除去祷告平均每个人分享的时间不到3分钟。但每个弟兄姊妹所面对的挑战和问题都各不相同,这点时间都不够分享问题本身,更别提为此交通祷告了。而且有些组员的问题是没办法或不愿意在小组分享的,小组本来是可以发挥一个很好的团体支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还发挥不够。因此需要小组外个人的关心来弥补。我现在的做法是小组聚会前会邀请组员一起吃饭,就他们面对的问题或我看到的问题做更深入的交通。不过,直到现在在这方面我做得还不够。另外,也需要创造机会让大家彼此关心。

谈到小组里面的美好见证,我觉得我们小组里有几位组员在工作上的忍耐是比较让人赞许的。我是特别反对人频繁地换工作的,尤其是不到一年之内就频繁地更换。很多人不停换工作,其中多数的原因是逃避困难,或者是挑三捡四,不能顺服。但我看到有的组员确实在比较苛刻的老板下面工作,还能够顺服至少一年,而且还能够持守信仰,也能为老板祷告;有的组员上班路上要4个小时,但还是愿意等待神来开出路。我是由衷地为神在他们心目中的工作感恩。

小组最大的挑战是培养小组长,以及单身姊妹的婚姻问题。

感谢神,户外以来小组成员数量还略有增长。教会一旦正常小组成员增长的速度会很快,但合适的小组长人选出来的速度却赶不上小组增长的速度。在我看来,小组长的委身及恩赐这两点最重要,但我发现这两点对小组成员就挺难的,那就更别提要求什么爱心榜样了。我们的想法是培养小组聚会比较稳定也相对成熟的弟兄姊妹,让她一月有一次带查经的机会,让她锻炼,但目前只有一位姊妹愿意把它放在祷告里考虑。当然,我也知道,除非是神呼召一个人,把爱心及责任放在这个人的里面,否则单靠人的努力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将这个难处放在祷告中,求神感动弟兄姊妹的心,使他们愿意在小组里服侍,也愿意被教会所装备。

单身姊妹的婚姻问题是个老大难,有几位姊妹基本上都过30了,她们心里都有点着急,很想结婚。在教会外的人看来她们条件都不错,但在教会里放眼望去,适龄的弟兄好像都结婚了,没结婚的弟兄也都很不给力。看环境实在让人绝望,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她们对神的信心和在教会的服侍。我们的祷告是,盼望着我们的眼目能常常专注在基督的身上,愿他赐给姊妹们更大的信心来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一同经历神的恩典 文/清枫小组

在这一年多,由于户外的特殊原因,教会的牧师、传道和长老不能像以前那样正常地直接带领和教导会众,小组长肩上的担子重起来,这在某一个角度可以说是神赐给我们小组长的恩典,给我们小组长一个宝贵的成长机会,让我们小组长学习更好地尽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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