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4章13—14节

虹姐的故事

凌晨，江一虹突然从梦中醒来，借着清冷的微光，她第一眼就看见美妮在鱼缸里漂着，露出娇嫩的肚皮，她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

她到底还是没能留住它。

算起来，从这只鱼缸里已经捞出过不下10条金鱼了，最早的一条是6年前养的，那时，她的公司刚起步。

如今，公司倒还算热气腾腾，金鱼却已经换了两三茬。

自打那条蓝紫色虎头金鱼死后，她再未向鱼缸里加入新鱼。最后只剩下一条鹤顶红“美妮”陪着她。

这一次，她没把鱼直接从水里捞出来，而是用条水管，将鱼缸里的水慢慢放尽，默默地看着那条白身带红顶的金鱼在透明的水波里一点一点地沉落下去。

可卡HOPE很懂事地坐在地毯上，陪她一起看金鱼沉落，嗓子里微微地呜咽两声，将爪子搭在她的脚背上。

江一虹拍拍HOPE的头，说：“没事儿，咱俩还在一起呢！”

一

江一虹46岁了，看着倒像30多岁的样子，但心态上仿佛已经70多了。

从小到大，她最拿手的事，就是读书。她读书，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当时只能凭着好成绩才能从老家那个小镇走出来，才有可能实现更高的目标。好在，她足够幸运，高中三年她的成绩一直排在年级的前三名，高考时竟然未失手，没像经常考前两名的同学那样，发挥失常。她如愿地考到京城的一所大学读商业管理。

江一虹认为，这要归功于她良好的心理素质。

母亲在她出生4个月时就去世了，然后，她被父亲送到奶奶家。6岁时，奶奶也去世了，父亲只好把她接回来一起生活。她回到所谓的自己的家，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和一个比父亲小4岁的女人王香。她遵照父亲的指点，称王香为“妈”。但直到10岁，她才在书本上知道，按照家庭成员关系的准确表达，王香是她的“继母”。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个词，而这时，父亲也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江一虹16岁时，继母王香再婚，将她也一起带到了新丈夫庄景家里。王香自己也是在继母家里长大的，有过一个刁钻古怪的继母，王香就发誓自己成了家，绝不虐待儿女，哪怕是别人的儿女。自己受过的苦，不能让别人再受。当时决定再嫁的时候，她就和庄景谈好了，自己的事自己管，两人就是搭伙过日子，她愿意做些让步，只要对方能帮着她把三个孩子拉扯到18岁，其他的事，庄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惟独一件事后来起了争执，就是江一虹读书的问题。王香答应江一虹，让她读到高中毕业，那时，她已经在全年级排到前三名了，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和学生会副主席。每次开家长会，王香都感觉自己特有面子。但庄景不这么看。庄景认为女崽读不读书都行，读了也是白读，莫不如早点儿出去工作赚钱养家。这样的争执，差不多在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都会出现。江一虹从来只是听着，一言不发。直到有一天，庄景说着说着，开始激动，伸手摔了一只碗在墙上，江一虹放下手里的碗筷，淡淡地回了一句：“爸要是觉得我上学上得不应该，就和妈再生个孩子吧，我退学回家帮你们带孩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庄景，直看到他扭过脸去，她才蹲到地上，把碎碗一片一片地捡起来。

江一虹说这话，是有内涵的，这内涵庄景自然是明白的，所以他胆怯，不敢再作声。王香也是明白的，却非常惊讶。她揣摩着，江一虹一定是知道点儿什么，不然不会这么准确地打到庄景的“穴位”上。

许多年之后，江一虹回想起当年这场无硝烟的战斗，都会忍不住笑起来。而那个秘密，她始终不曾告诉过任何人，后来王香多次试探过，想知道她是怎么知道庄景是同性恋的。但她听了继母的试探，却假装出一副懵懂的神情，将话题巧妙地移开。有些场景，她始终不愿去回忆，慢慢地，那些记忆都随着少年时光，被她一起抛弃在故乡的小镇上了。

离家去京城上大学的前一天晚上，她对王香说，我知道你当年是为了把我们养大才又嫁的人，等我毕业了，赚了钱，我就把你们接走。

她第一次看见王香在她面前流泪。

可惜这个心愿她没能实现。

二

江一虹的大学读得很幸运，成为中国最后一批不收学费的大学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最热衷的不是学生会的各类选举——她始终觉得那种气冲斗牛的激昂姿态过于幼稚和造作，而是做小买卖。她虽然喜欢读书，却不是书呆子。她很早就培养出一种敏锐的能力，在街上走一圈，逛几个小店，她就能迅速地捕捉到市场的需要。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更没有淘宝，江一虹完全靠着细密的计算和对金钱的热情赚来她的第一桶金——500元人民币和20美元。当时，500元钱相当于一位大学讲师三个月的工资。而这却是江一虹在一个学期赚到的，那年，她22岁，上大学三年级。她从老家批发来各种风味干果和小点心，按类分包，插上统一的牌子，取名为“甘の味小吃”，听着仿佛出自遥远的日本，却在各宿舍的门口卖得异常火爆。临毕业前，她已经在各个大专院校做起批发生意来了。不过，她毕业后，做的几个职业，都与食品无关，倒是经常和电脑什么的有关。可算是直接地一脚就踏上了时代的最前沿。

毕业后，她先进入一家高校的电化中心做助教，其实就是做中心主任和副主任不愿做的各种杂活。

如果当初，江一虹愿意靠着一张脸蛋吃饭，她完全可能在那个二流都算不上的大学弄个处长做做，但她的自尊心太强，也太看重自己的智商。对照21世纪中国知识女青年的标准——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笑，她似乎有点儿迂腐，或者换个更通俗的词儿，就是——有点儿想不开。

刚毕业没多久，继母王香带着江一虹同父异母的弟弟外出参加婚礼，出车祸去世，一车人走了五个，有两个和她有关。在整个后事处理的过程中，江一虹感觉自己似乎一直很恍惚。自始至终，她没号啕大哭，也没涕泗连连，一副平静到冷漠的面孔，让七姑八姨的看着非常不满意，私下里认为她出去读了几年书，人变得特别没感情。

按规矩，晚辈都要戴孝，大热天的，粗布做的孝帽捂得人一头汗，江一虹被七姑八姨劝了不下五回，才算勉强戴上孝帽。她倒不是怕出汗太闷，实在是觉得那个样子太诡异，让她难以接受。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

按规矩，由长子或长女先跪在棺材前面大放悲声，然后烧黄纸，然后摔碎一只瓦盆，是谓“上路”，并连喊三声——“走好哎⋯⋯”。才算是完成整个葬礼程序的第一回合。

这一次，任凭大家说破嘴，江一虹就是不肯跪地上烧纸、摔盆和大喊，她觉得这些规矩真是太愚昧了，她无论如何做不来。正在彼此争执不下的时候，妹妹一彩主动申请，替她承担了本应由长女承担的烧纸、摔盆、大喊的工作，总算把家人的面子圆了下来。

事后，左邻右舍七姑八姨都认为，江一虹的大学算白读了，连人情世故都不懂，估计日后找男人嫁出去的可能性怕是很小。

说起来，也算难为江一虹了，一场葬礼，往来的亲友关系极为复杂，有父系的有母系的有继母系的有继父系的，反正葬礼一结束，呼啦啦跑来吃饭喝酒划拳的就把当地一家酒楼的两层大厅都占满了。继父庄景事后一个劲儿地抱怨说，葬礼的花销太大了，收上来的那点儿人情费根本不够干啥的，房子又年年漏雨，而且刚上高一的妹妹一彩也马上要交学费了⋯⋯一条一条摆明了是说给她听的。江一虹当时手边有几个钱，但她知道庄景不会没有钱，就轻描淡写地提了两句交通肇事方的赔款问题和遗产分配方案，庄景马上就不说话了。

临上火车前，她给一彩偷偷塞了200块钱，那差不多是她一个月的工资。

从老家回学校后，江一虹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堆在瓦盆里熊熊燃烧的黑色冥币，当时那阵浓密的灰烟呛得她嗓子疼，前后疼了快一个月也没好，一说话就咳得不得了。夜里也咳，声音之大之猛烈，经常把隔壁宿舍的人惊醒，以至于有人怀疑她得了肺结核。

她找了个时间，赶紧去校医院，一进诊室，就认识了前程似锦绣风光无限好的校医院第二副院长关北星。关北星的母亲是当时的教育局第一副局长，分管高校人事这一块。后来关北星借了好几次故到江一虹的单身宿舍去探望她的病情——就是最常见的慢性支气管炎。可惜关北星别有他图的探望最终也没结果，江一虹的表达总是淡淡的。关北星一直不知道，就是他的一句话打消了江一虹进一步推进彼此关系的念头，那句话就是——“我让我妈和校长谈谈，下学期调你进科研处弄个处长当当。”

江一虹心说，一个处长算什么，还要你妈帮？我要想做，凭自己的本事还怕做不成？！她就这么一清高，结果，一个被人看为好姻缘的机会就溜走了，一个有可能做处长并进而做副校长的机会也溜走了。在电化中心做了小一年，她才知道，无论她多么辛苦能干，想要在那间不足15平米的办公室里做上副主任，三年五年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她除了有个本科学历外，什么靠山都没有。这时，她才回过神来，明白关北星当初的那句话里藏着多少诱惑和机会。不过，这时，关北星已经和外语学院的女教师进入婚礼筹备阶段了。那位女老师嫁入关家没多久，就荣任外语学院某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而江一虹还在电化中心委委屈屈地做着小科员。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快两年，江一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她找了个机会辞职，跑到中关村去卖电脑。就像中国90年代那些最早下海的先行者们一样，她为钱吃了不少苦，当然，那些苦最终也被存折上的金额抵销，剩下的就是在出书、受访时用以渲染的说辞与谈资了。然后，她开办了自己的电脑公司。然后，她的公司被收购合并，她成为重要股东，其实就是每天拿着钱，早早地开始了退休生活。这一年，她正好40岁。

江一虹不怕做事，就怕不做事。如果没有事情做，一门心思地只是吃喝玩乐，五湖四海地逛悠，一旦停下来，她就异常惶恐，感觉自己和死了差不多。

结果，虽然手里有钱，她却总是时不时地感觉心口发慌。后来，偶然一个机会，她也学着微博上几位大V的架式，开始做天使基金和慈善基金。

江一虹从来不缺找事做的能力，一时身兼十五六职，好像每天都在忙忙忙。

她最有名的天使投资是给两个做游戏软件的年轻人20万元启动费，两年后赚回了400万。

她最有名的慈善活动是帮助西北某干旱地区建立“水过滤工程”，让一些长年喝污染水的儿童能每天喝上一壶净化水。

对于前者，她认为自己是送钱的天使；

对于后者，她认为自己是送水的救世主。

她经常和一些有钱的朋友提起那个地方——“你都无法想像那地方的孩子有多可怜，一年到头洗不上一回澡，一年到头喝不上几口干净水，那叫一个渴！”然后，她继续说，“怎么样，也跟着捐点儿？”

35岁那年，江一虹结了一次婚，一个月后便离婚。没人知道她为什么会离婚，她也从不曾告诉过别人。据说那个背景身份皆不明的男人后来到爪哇岛做诗人去了。

至于江一虹，身为成功人士，即使大龄、离异、单身，她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似乎都是有道理的，都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乎，她竟然就到了无人敢对她的婚否提出任何异议与建议的境界，这位大龄离异单身女性因为钱多多便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无需时时处处回答婚恋一事的自由。

站在某个能被人认出来的地方——通常，如果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娱乐圈人士，即使那人很有钱很有权，也很难做到在哪儿都能被人认出来，普通大众往往只能依靠那人拎的包、开的车、表现出的派头来猜个大概。可惜，普通大众往往都眼神不济，对名牌名款什么的了解也不算多，即使有所了解，也会本能地按照自己的狭隘理解，认为那可能是从动物园、雅秀之类的地方淘来的假货，或者是做了二奶、当了富二代官二代才拥有的资财，很少会认为那是大干苦干加巧干硬累出来的财富，以至于尊敬的心一时半会生不出来。

有点儿不幸，江一虹就属于这种。

站在某个能被人认出来的地方，她总会惹起如今那些没发迹半发迹发迹一点点的老同学的羡慕嫉妒恨。每到这时候，面对一桌子的人，她一边用金色小调羹吃着奶白色的银耳燕窝，一边轻描淡写地提及她当年在中关村卖电脑时一些可笑的趣事，或者被合伙人卷跑创业资金上百万的惨痛往事，以及西北老少边穷地区那些饥渴的孩子⋯⋯说者是有意，听者也有心，大家在哈哈一笑或唏嘘不已中，对财富及财富拥有者的隐在憎恨多少能消解一些，知道江一虹的钱不是大风吹来的，不是靠脸蛋赚来的，是吃苦吃来的。

何况，每次聚会结束，江一虹都会主动签单，还会特别为出席者预备些精致喜人的礼物带回家。对于那些一直财力不逮的老同学，她也会慷慨解囊，逢年过节寄点儿钱过去表示一下关注与关照。

一时间，人送外号“女宋江”。

三

在认识凡克之前，江一虹先认识的萧菲。

那天，接到妹妹江一彩的电话时，江一虹正在给HOPE面前的盘子里倒狗粮。

她听见江一彩的声音里透着惊慌，立时涌出一股子烦躁。她特别不喜欢他人的紧张感，那会让她陡生窒息，进而惹她发怒。

她忍着怒气，问怎么了，一句话刚落，那边就哭上了。是女儿茵茵的事，体检结果说，好像是急性白血病。

江一虹听着，手一抖，半袋狗粮洒到盘子外面，HOPE本来正想伸头吃呢，马上坐了下来，疑惑地看看她，不知道主人动的是什么心思。

江一虹冲着电话说，赶紧买票，来北京！

她带着一彩和茵茵，在北京医院再次做体检。

一番焦虑的等待后，总算拿到单子。江一虹和江一彩恭恭敬敬地坐到医生的对面，等着医生开口，仿佛生死都在他手里一般，似乎只消他说句话，单子末端明明白白写着的那行字就会立时消失似的。

那个医生戴着口罩，眉毛繁乱，让人都看不清眼睛的形状。乱眉毛的医生心不在焉地瞟了一眼化验单，拿起来左右，又看看她和一彩，例行公事地问，谁是家属？

她听着这话，心里当时一凛，回应说，我是。

医生随即低头，在病历上刷刷刷地写了几笔天书，然后和化验单一起推到她们面前说，去办住院手续吧，这是急性白血病，往好了说能活10年，往不好了说也就一两个月，家属想好怎么处理后事。

一彩听着，当时就晕了过去。

乱眉毛的医生说，这可真是，孩子跟她又没关系，她着这个急干吗呢？

医生把身材滚圆、穿着一身地摊质料衣服的江一彩当成江一虹家的保姆了。

江一虹后来问萧菲，你拿化验单给医生看，他也这么说话吗，怎么听着那么混蛋，一副欠扁的样儿！

萧菲那时的头发已经都掉了，她轻轻地搔了下头皮，回忆说，好像，没有，那天当班的医生先做了一番她和凡克的思想工作，才小心翼翼地把检查结果告诉他们。

江一虹说，你瞧，这种事让我们遇上了吧，这种人也让我们遇上了。

萧菲两只手勾在一起，对着窗外那轮金黄的夕阳比划着，慢条斯理地说，指望人，一准靠不住，医生也一样。

江一虹便想起凡克那双晶亮亮的眼睛来，逗她说，凡克也靠不住？

萧菲回头，背对着窗，嘿嘿一笑，冲着她摇着一支手指，向上指指说，我只信上帝能靠得住。

江一虹不是太喜欢听萧菲没几句话就提她的上帝，姑且不论是否真有一个神乎其神的神，就是真有——嗨，怎么还会让你得了这个病呢？——这句话，是她与萧菲熟悉了之后，才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出来的。

萧菲听着这样仿佛尖锐的问话，倒是一脸的坦然，说，不是每年都有个比例么，这次我占上这个分子了，就等于有个分母被解脱了。然后她回头对靠在床边的茵茵，嗨，不过，你可以争取重新做一个被解脱的分子！

所谓被解脱的分子，就是寻找成功配型的骨髓移植，如果成功，至少有一半的患者可以实现血液再造功能，继续活下去。

当然会有费用。

对某些人来说是天价。

对江一虹来说，钱不是最难解决的，最难的是，谁有这样的骨髓？而且，还愿意主动提供？

这么想的时候，她才深刻地理解了那个最简单的道理——钱的确不是万能的，有钱也买不来生命。

萧菲说，生命不是钱买来的，生命是上帝给的。

江一虹说，那让上帝再给茵茵一次生命吧！

萧菲说，那就向他要吧，他一准会给！

说完这话20多天后，医院方面通知江一虹，找到茵茵的配型骨髓了。捐献者竟然是凡克——萧菲的丈夫。萧菲刚入院时，凡克就到骨髓库中心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本以为也许萧菲能用上。但萧菲等了三个月，仍然没有合适的髓源。

江一虹有点儿想不明白，自己的亲人救不了，却能救一个陌生人，这种生命逻辑隐约透着一点儿怪诞。

四

茵茵做完移植手术后，还在隔离室。

那天，江一虹夜半在家睡觉，突然接到一彩的电话，说萧老师走了。江一虹拿着电话一时没反应过来，喃喃地说，萧老师，哪个萧老师？一彩说就是那个萧老师，信耶稣的那个。

江一虹坐在一堆被子里，懵懵懂懂地问，她走了，去哪儿了？她问的这话一说出口，立时就明白过来，没等一彩再说话，她急忙说，等着，我这就去！那时是后半夜3点，她从车库把车开出来，一路直奔医院。

后半夜的北京城，依然灯火通明，车与人俱少，仿佛一个美丽的梦中之城。江一虹想起有一天和萧菲说起她这半辈子做的许许多多的事，说起那些喝不上水的孩子，她看见萧菲的眼睛湿了，听见萧菲说，虹姐，渴的不只是孩子，还有你。

那天，本来她要反问这是什么意思，却被某件事打断了，后来，就没来得及再问，没想到，就差那么一句，就成了永远搁浅的问题。

有些事，有些人，要提问要关心，都要快，不然就来不及了⋯⋯她恨恨地想着，在平坦的平安大道上猛轰油门。

江一虹赶到的时候，人已经送进了太平间。

她站在凡克旁边，心思空洞地帮着他收拾床上床下的物品。看见一本《圣经》，她想也没想，就说，这书送我吧。

凡克哑着嗓子说，好。

自始至终，她没敢看凡克的眼睛。

靠在医院花坛边的长椅上，有清凉的风拂过。她想，萧菲再也没机会呼吸早晨的空气、倾听鸟鸣、触摸露水了。她记得，萧菲说最喜欢的时光就是凌晨，万物刚刚苏醒，她可以和她的神面对面。

她一直把这种表达当作一个美好的童话故事，真希望自己也能那么单纯——就像王菲的歌里所唱。

此时，她坐在一片鸟鸣之中，想着一个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有一种透彻骨子的苍茫。她突然看清了一件事，似乎，萧菲身上特别缺少那种拼命要活下去的愿望，在她的记忆中，萧菲从未表达过强烈的求生之情，就像她也从未表达过任何抱怨和哀苦一样。

我在等待一个节日——有一天，她小心翼翼地问萧菲，如何看待最后的时刻，萧菲面色安详地回答她。那样的安详中透着一点羞涩的期待，仿佛她面临的不是死亡，而是与恋人的相会。那一刻，萧菲特别美，苍白无血的皮肤似乎都在发着光。

江一虹羡慕这样的表达，她深切地知道，她之所以会让自己那么忙碌，一个人没完没了地做那么多事，只有一个原因，她希望自己忙到可以什么都不想的地步，然后，才能不吃安眠药就睡个好觉，一直到天亮。否则，后半夜醒来，孤单单地直望天花板，想着如果此刻死在这里，根本就没人知道，难道不是世上最恐怖的事吗？

她再次想起那句她无法理解的表达——“渴的不只是孩子，还有你”，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渴吗？

她叹口气，顺手翻开手中的书，有两个字闪电一样跃进她的眼睛：“我渴！”她吓了一跳，砰地一声合上了书。

这太不可思议了，巧合得有点儿⋯⋯像童话。

她咬咬嘴唇，又翻开一页，看见上面赫然写道：“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她四面看看，没有萧菲说的那位可以与她面对面的神，她微微放下心来，抖着声音，把这句话大声地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

读的时候，她好像闻到了晨露清冷爽朗的气息，鸟鸣也更悠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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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期待下一期中篇小说《在井边》之三“凡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