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郭薇姊妹已经两周了，期间因为还有许多善后事宜需要处理，一直处于事务繁忙之中，无暇分心，直到送郭薇的姐姐上了火车回故乡之后才渐渐消停下来。我开始等待，等待被繁杂的事务遮蔽的哀伤到来。

许多年前，我的心理辅导老师就说过我有过分理性化倾向，这种倾向会使我压抑情绪。或许就是这个缘故，一些熟悉我的朋友总笑话我的反应慢很多拍。既然知道自己的毛病，我也就不去强迫自己该哭或该笑，我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哀伤到来的日子。

我知道哀伤早就藏在我心的一个角落里了，在我乘出租车去往北大医院的路上，先接到一个电话催促我快来，医生正在打针急救，等着我来见最后一面。五分钟之后，又是这个姐妹难过的声音告诉我，郭薇还是等不及，走了。那一刻，出租车里弥漫的就是那种气息，儿子伸出手抚摸我的肩膀，试图替我挡住那种气息；出租司机刻意压低的声音，同情的目光，似乎告诉我他也在分担了那种气息；甚至更早，在陪伴郭薇做化疗的时候，在目睹她忍受不住穿刺扎到神经引起的疼痛而浑身颤抖的时候，在看见她为了减少医疗费用，自愿报名参加新的化疗药物人体试验组，不得不被一次次抽取血液留作数据的时候，哀伤早已盘踞在我心深处了。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我能做的只是等待。

我让自己安静，让哀伤能够不受打扰，我想当哀伤感到安全的时候，它会偷偷地冒一冒头，然后悄无声息的漫过我的全身，涨满五脏六腑，然后从眼角溢出。我坐在电脑前给远在北美读神学的姊妹写信，告诉她我真的想念她，告诉她我很想去她那里旅行，就等我攒够了银子，告诉她我很奢侈，还希望能有个好的旅伴，告诉她很多年前有个好朋友答应我陪我去看世界，却食言了……突然，我好像被子弹击中了，心揪在一起，又好像被大水漫过，喘不过气来，没顶之灾突然降临，没有过程，来不及呼喊，来不及反应，哀伤来了。

哀伤过后，我知道我可以写了……

在我里面没有良善

我认识郭薇只有三年多。那时她所在的小组搬到我家来聚会，但她因为有病并不怎么来小组查经。后来她的小组组长去了另一间教会，我做了这个小组的牧区长，才从新组长那里知道了郭薇的情况，也跟着新组长去看望过郭薇。再后来，因为户外聚会，郭薇所在的小组很多成员离开了守望教会，小组一段时间之后也因人员变动散掉了，我和郭薇才越来越联系紧密了。可以说郭薇是历史遗留问题落在了我的身上。

记得初见郭薇，怎么也无法把她和我脑子里的晚期癌症患者联系在一起，她的脸是红扑扑的，化疗之后，头上戴的假发套，我这眼神也分不出真假，还觉得挺好看。挺好看的一个女孩儿，后来才知道已经三十好几了，不像。即使在去年春节前，送她回家过年的时候，她依然不像个人们心目中的晚期癌症病人，当我跟火车站前的武警说明情况，获准陪伴郭薇一起进站，送她上车时，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好像我在撒谎似的。

起初我只做一些牧区长分内的事情，联系牧师探访，替她向教会申请慈惠救济，联系申请受洗，联系申请会友之类。郭薇很要强，也很懂人情世故，她总说在自己还能做什么的时候就不麻烦弟兄姊妹，好钢要使在刀刃上，等到自己有一天真的不能动了，躺在床上了，那时不想麻烦也要麻烦大家了。她给我分配的角色是帮她拿主意，劳力的事情不用我。所以几年来，我并没有怎么照顾她，倒是没少支使弟兄姊妹们。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感到疲倦。

是的，疲倦，不，更准确的说，是厌倦，是的就是厌倦，是因为疲乏带来的不耐烦。2011年春节前就已经在讨论她是否应该回家乡度过最后的时光，在我看她那次回家就有交代后事的意味，但是她选择回北京。2012年春节我再次送她回家乡，然后她又回来了。直到2013年的春节临近，我都做好准备再送她回家过年，她终于没能熬过这个阴历年……这是一个怎样的经历，我很少体会郭薇作为一位癌症患者等待死亡来临的那种心境，却作为陪伴者，因着那虽知是必然来到却没有来到的死亡心生不耐烦，好像等待那迟迟没有落下的第二只靴子。我不是与我的姊妹一同欣喜，一同庆幸还有些许时刻让我们彼此相助相爱，而是暗暗盼望解脱……

记得在郭薇进入最后一个实验组之前，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去了实验组，当场就看见一位患者因承受不了药物的副作用抢救无效被送走了，她有些犹豫是不是要去？她又自己安慰自己：当然，那位患者本身年纪也大了，七十多岁，还有心脏病。她问我：小雪姐，你说我去不去呢？我原本并不主张她不断大剂量地化疗，但是她神奇地每次都在那30%有效患者群中，让我无语。这次如果不参加实验组，她就必须考虑筹集几万元用于自费化疗药物，一想到可能要没完没了地筹款就让我头大。或许，这次化疗实验组就是最后一搏，一了百了了吧。就是这个念头让我回答：你想去就去吧。

入夜，回想我心中闪过的念头，我被我的念头吓住了。我在干什么？那一刻我真实的看到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

我起身再次给郭薇发短信，提醒她再好好考虑一下，是否要进组？后来得知，在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已经办好了进组的手续了。也许她一霎那的犹豫正是为了照出我的冷漠、自私。

后来我对不少人讲：我现在理解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原因了，这病床是镜子，照出我们人的本相。

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我的命令

陪伴郭薇的过程也是让我更深刻理解耶稣教导的过程，更真切体会神的爱的过程，看是付出，实是蒙福。

记得最初听到郭薇的组长的抱怨：小组组织帮助照顾郭薇不容易，有些人说自己没有这个负担，有人说自己没有这个恩赐……等等，当时我脱口而出——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主没有说你们有负担才相爱，没有负担就可以不爱了，主也没说我给了一些人爱的恩赐让他们去爱，我给了另一些人别的恩赐，他们可以不用相爱，只发挥他们的恩赐就好了。保罗却说：“纵然有全备的恩赐，若没有爱，就是鸣的锣，响的钹，没有益处。”

话说说是容易的，做起来确实不容易，时间、精力、金钱这些都还是小事情，可能对弟兄姊妹来说，最困难的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死亡是中国文化中的禁忌话题，社会习俗是逃避的，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不能免俗，不敢触碰，不懂得怎样涉及，于是干脆逃避，不用面对这个话题，所谓无恩赐，无非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来安慰患者或者家属；所谓无负担，不过是害怕面对而躲闪。在这方面，小组里的一位信主不长时间的王阿姨给了我很多帮助。

王阿姨的妹妹是因患乳腺癌去世的。在帮助郭薇期间，她的母亲又因病去世。王阿姨直面死亡的勇气与对姊妹的爱护体恤很好地交融在一起。郭薇患病期间，王阿姨以自己妹妹的经历直言：不赞成郭薇过度化疗，所以不会为郭薇的化疗承担费用支持（实际上王阿姨还是帮助郭薇支付了两个月的医保费用）。但是，王阿姨愿意帮助郭薇提高生存质量，在她最后的生命时刻力所能及地满足她的愿望。王阿姨不但送给郭薇很多营养品，帮助郭薇去海南岛旅游，而且还亲自陪伴郭薇和她妈妈一起去云南旅游，让郭薇完成了带母亲旅游尽尽孝心的心愿。也是王阿姨，多次鼓励郭薇和家人谈自己的后事安排，不要回避这个话题。所以当郭薇弥留之际，听到郭薇的姐姐告诉我，郭薇多次清楚地向家人表示：她是基督徒，她的后事要按照教会的传统办。而她的姐姐也愿意尊重妹妹的心愿，一切都交给教会。我对王阿姨所做的工作深感敬佩。

有位弟兄曾经讲过，他原本不认识郭薇，只是受原郭薇小组一位姊妹的委托前去探望过郭薇几次。探望之前还觉得是受人之托，是个需要完成的任务。几次探望之后，就有了挂念，就会时不常打听一下她的近况，一段时间没去了心里还会惦记。负担就产生了。可知主要我们不是有了感觉才去行动，而是在爱的行动中自然会产生感觉。

实在话讲，服侍他人的过程中当然愿意听到对方说出感恩的话，希望对方通情达理，不要要求过分，如果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也不要求全责备，或者希望这个人很有见证，很像个基督徒的样子……否则我们就觉得这个人不值得我们付出，一点也不懂得感恩，还是不是基督徒？又没有重生？但主要我们活出的是像他那样的爱来。主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哪一个人是值得主耶稣爱的？是配的主耶稣爱的？他是在我们还在罪中打滚满身污秽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因此，不再问他人值不值得我们去爱，只问此事当不当行？

真实的我们里面没有爱的能力，某些感动并不足够支撑我们行出爱。我们需要的是愿意顺服主的命令的心志，而感动和能力都会在过程中产生，由此知道不是凭着我们的感动，我们的能力去服侍，而是信靠主，他带领我们，允许我们与他同工。这样的服侍，是将人带到主面前而不是带到自己面前。在帮助他人中耗尽自己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我们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自己背负了一切的重担，结果常常或半途而废，或心生抱怨，觉得别人为什么不来帮助，觉得教会没有爱心，投入太少等等。服侍郭薇的过程帮助我学习这个功课，我想这可能是个长期的功课，以后还会继续学习。

陪伴病患确实是很熬人的事情，尤其是需要长期陪伴的病人，有时候靠一两个小组都无法胜任。郭薇患病期间，得到的不止一两个小组，甚至还有其他教会甚至是北京以外教会弟兄姊妹的关心和帮助，有一位杭州的弟兄主动送医送药，郭薇去世之前还在服用这位弟兄提供的药物。教会内很多姊妹长期轮流上门送饭，打扫卫生，弟兄姊妹每周送她去医院化疗。如此繁重的服侍多亏教会弟兄姊妹人人搭把手，承担下来了。甚至有位在我们教会慕道的朋友在考研前夕，如此复习紧张的时刻还抽出时间送郭薇去医院。郭薇多次对人讲：我得了这个病很不幸，但是我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帮助，我真的很幸福。

在化疗期间，通常别人家都是家属陪伴，基本都是固定的人，几周下来就认识了，而郭薇身边却不断地出现新面孔。郭薇在化疗实验组的病友、医生、护士、医药代表常常很好奇地问郭薇：你家里怎么那么多人来陪你？当他们知道这些基本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时，都很受感动，说没想到非亲非故的人胜似亲人。

感谢主给了我们最后这几年服侍我们姊妹的机会，感谢主让我们能活出主的爱，能因郭薇的需要而见证和荣耀主的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