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日是我们2013年户外敬拜的第3个主日。北京有小雪。据我们统计，包括周五晚上从家中被带至宾馆看管的那位姊妹，至少有27位弟兄姊妹在平台附近或家中被带走。有些弟兄姊妹被带离平台不久即被释放，其余都被带到中关村大街等四个派出所中。多数被带进去的弟兄姊妹在当天中午12点左右被陆续释放出来。最后一位弟兄在下午5点左右从大街派出所被释放出来。
我们理当继续持守神所赐而我们所有的（启3:11），并且不动摇。愿主继续保守和带领他的守望教会！阿们。
北京守望教会
2013年1月22日
当黑夜降临的时候，你感觉到无助吗？独伫高处，仿佛显眼，却微小如一片剪影；
当繁星升起的时候，你感觉到孤单吗？守卫着苍茫大地，似乎没有一个伙伴。
你不是指挥千军的元帅，只是一名执行口令的士兵。
守望，是选择，是职责，是使命！
在这样的暗夜里，
有人漠然沉睡，有人辗转切齿，有人暗设网罗；
在这样的暗夜里，
有人低首轻泣，有人举手祈祷，有人束腰起行；
在这样的暗夜里，
你迎风而立，四面观望，不敢稍息；
你的手中，只有一枚号角，那是你惟一的武器。
沉默的守望者，是清醒的，
知道暗夜无边里，仍有微弱的星光值得瞩目；
执着的守望者，是冷静的，
知道繁星升起时，会有暗袭的寒风令人惕；
但守望者依然愿意，
伫立高处，守候黎明。
因为守望，是选择，是职责，是使命！
有谁能像你呢？
似乎错失了安逸的酣眠，
似乎承载着守夜的劳苦，
却是幸运的士兵——
听过暗夜里虫的低鸣和草的细语；
看过群星间奔流不息的银河；
触摸过大气在一片叶子上的晶莹呼吸⋯⋯
当黑暗渐隐，晨光微，幸运的你，
最先看见夜昼的更易与分离，
就仿佛参与到创世的第一日。
仿佛孤独的守望者啊，
你是最幸运的战士，
因为你点数过群星的灿烂，
群星必会珍惜你的心愿；
因为你企盼过黎明的曙光，
黎明必会照亮你守望的那片热土。
还有什么，
比这样的守望，
更让一个战士幸福？
2012年11月27日上午
为北京守望教会祈祷所得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4章13—14节
虹姐的故事
凌晨，江一虹突然从梦中醒来，借着清冷的微光，她第一眼就看见美妮在鱼缸里漂着，露出娇嫩的肚皮，她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
她到底还是没能留住它。
算起来，从这只鱼缸里已经捞出过不下10条金鱼了，最早的一条是6年前养的，那时，她的公司刚起步。
如今，公司倒还算热气腾腾，金鱼却已经换了两三茬。
自打那条蓝紫色虎头金鱼死后，她再未向鱼缸里加入新鱼。最后只剩下一条鹤顶红“美妮”陪着她。
这一次，她没把鱼直接从水里捞出来，而是用条水管，将鱼缸里的水慢慢放尽，默默地看着那条白身带红顶的金鱼在透明的水波里一点一点地沉落下去。
可卡HOPE很懂事地坐在地毯上，陪她一起看金鱼沉落，嗓子里微微地呜咽两声，将爪子搭在她的脚背上。
江一虹拍拍HOPE的头，说：“没事儿，咱俩还在一起呢！”
一
江一虹46岁了，看着倒像30多岁的样子，但心态上仿佛已经70多了。
从小到大，她最拿手的事，就是读书。她读书，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当时只能凭着好成绩才能从老家那个小镇走出来，才有可能实现更高的目标。好在，她足够幸运，高中三年她的成绩一直排在年级的前三名，高考时竟然未失手，没像经常考前两名的同学那样，发挥失常。她如愿地考到京城的一所大学读商业管理。
江一虹认为，这要归功于她良好的心理素质。
母亲在她出生4个月时就去世了，然后，她被父亲送到奶奶家。6岁时，奶奶也去世了，父亲只好把她接回来一起生活。她回到所谓的自己的家，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和一个比父亲小4岁的女人王香。她遵照父亲的指点，称王香为“妈”。但直到10岁，她才在书本上知道，按照家庭成员关系的准确表达，王香是她的“继母”。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个词，而这时，父亲也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江一虹16岁时，继母王香再婚，将她也一起带到了新丈夫庄景家里。王香自己也是在继母家里长大的，有过一个刁钻古怪的继母，王香就发誓自己成了家，绝不虐待儿女，哪怕是别人的儿女。自己受过的苦，不能让别人再受。当时决定再嫁的时候，她就和庄景谈好了，自己的事自己管，两人就是搭伙过日子，她愿意做些让步，只要对方能帮着她把三个孩子拉扯到18岁，其他的事，庄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惟独一件事后来起了争执，就是江一虹读书的问题。王香答应江一虹，让她读到高中毕业，那时，她已经在全年级排到前三名了，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和学生会副主席。每次开家长会，王香都感觉自己特有面子。但庄景不这么看。庄景认为女崽读不读书都行，读了也是白读，莫不如早点儿出去工作赚钱养家。这样的争执，差不多在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都会出现。江一虹从来只是听着，一言不发。直到有一天，庄景说着说着，开始激动，伸手摔了一只碗在墙上，江一虹放下手里的碗筷，淡淡地回了一句：“爸要是觉得我上学上得不应该，就和妈再生个孩子吧，我退学回家帮你们带孩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庄景，直看到他扭过脸去，她才蹲到地上，把碎碗一片一片地捡起来。
江一虹说这话，是有内涵的，这内涵庄景自然是明白的，所以他胆怯，不敢再作声。王香也是明白的，却非常惊讶。她揣摩着，江一虹一定是知道点儿什么，不然不会这么准确地打到庄景的“穴位”上。
许多年之后，江一虹回想起当年这场无硝烟的战斗，都会忍不住笑起来。而那个秘密，她始终不曾告诉过任何人，后来王香多次试探过，想知道她是怎么知道庄景是同性恋的。但她听了继母的试探，却假装出一副懵懂的神情，将话题巧妙地移开。有些场景，她始终不愿去回忆，慢慢地，那些记忆都随着少年时光，被她一起抛弃在故乡的小镇上了。
离家去京城上大学的前一天晚上，她对王香说，我知道你当年是为了把我们养大才又嫁的人，等我毕业了，赚了钱，我就把你们接走。
她第一次看见王香在她面前流泪。
可惜这个心愿她没能实现。
二
江一虹的大学读得很幸运，成为中国最后一批不收学费的大学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最热衷的不是学生会的各类选举——她始终觉得那种气冲斗牛的激昂姿态过于幼稚和造作，而是做小买卖。她虽然喜欢读书，却不是书呆子。她很早就培养出一种敏锐的能力，在街上走一圈，逛几个小店，她就能迅速地捕捉到市场的需要。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更没有淘宝，江一虹完全靠着细密的计算和对金钱的热情赚来她的第一桶金——500元人民币和20美元。当时，500元钱相当于一位大学讲师三个月的工资。而这却是江一虹在一个学期赚到的，那年，她22岁，上大学三年级。她从老家批发来各种风味干果和小点心，按类分包，插上统一的牌子，取名为“甘の味小吃”，听着仿佛出自遥远的日本，却在各宿舍的门口卖得异常火爆。临毕业前，她已经在各个大专院校做起批发生意来了。不过，她毕业后，做的几个职业，都与食品无关，倒是经常和电脑什么的有关。可算是直接地一脚就踏上了时代的最前沿。
毕业后，她先进入一家高校的电化中心做助教，其实就是做中心主任和副主任不愿做的各种杂活。
如果当初，江一虹愿意靠着一张脸蛋吃饭，她完全可能在那个二流都算不上的大学弄个处长做做，但她的自尊心太强，也太看重自己的智商。对照21世纪中国知识女青年的标准——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笑，她似乎有点儿迂腐，或者换个更通俗的词儿，就是——有点儿想不开。
刚毕业没多久，继母王香带着江一虹同父异母的弟弟外出参加婚礼，出车祸去世，一车人走了五个，有两个和她有关。在整个后事处理的过程中，江一虹感觉自己似乎一直很恍惚。自始至终，她没号啕大哭，也没涕泗连连，一副平静到冷漠的面孔，让七姑八姨的看着非常不满意，私下里认为她出去读了几年书，人变得特别没感情。
按规矩，晚辈都要戴孝，大热天的，粗布做的孝帽捂得人一头汗，江一虹被七姑八姨劝了不下五回，才算勉强戴上孝帽。她倒不是怕出汗太闷，实在是觉得那个样子太诡异，让她难以接受。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
按规矩，由长子或长女先跪在棺材前面大放悲声，然后烧黄纸，然后摔碎一只瓦盆，是谓“上路”，并连喊三声——“走好哎⋯⋯”。才算是完成整个葬礼程序的第一回合。
这一次，任凭大家说破嘴，江一虹就是不肯跪地上烧纸、摔盆和大喊，她觉得这些规矩真是太愚昧了，她无论如何做不来。正在彼此争执不下的时候，妹妹一彩主动申请，替她承担了本应由长女承担的烧纸、摔盆、大喊的工作，总算把家人的面子圆了下来。
事后，左邻右舍七姑八姨都认为，江一虹的大学算白读了，连人情世故都不懂，估计日后找男人嫁出去的可能性怕是很小。
说起来，也算难为江一虹了，一场葬礼，往来的亲友关系极为复杂，有父系的有母系的有继母系的有继父系的，反正葬礼一结束，呼啦啦跑来吃饭喝酒划拳的就把当地一家酒楼的两层大厅都占满了。继父庄景事后一个劲儿地抱怨说，葬礼的花销太大了，收上来的那点儿人情费根本不够干啥的，房子又年年漏雨，而且刚上高一的妹妹一彩也马上要交学费了⋯⋯一条一条摆明了是说给她听的。江一虹当时手边有几个钱，但她知道庄景不会没有钱，就轻描淡写地提了两句交通肇事方的赔款问题和遗产分配方案，庄景马上就不说话了。
临上火车前，她给一彩偷偷塞了200块钱，那差不多是她一个月的工资。
从老家回学校后，江一虹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堆在瓦盆里熊熊燃烧的黑色冥币，当时那阵浓密的灰烟呛得她嗓子疼，前后疼了快一个月也没好，一说话就咳得不得了。夜里也咳，声音之大之猛烈，经常把隔壁宿舍的人惊醒，以至于有人怀疑她得了肺结核。
她找了个时间，赶紧去校医院，一进诊室，就认识了前程似锦绣风光无限好的校医院第二副院长关北星。关北星的母亲是当时的教育局第一副局长，分管高校人事这一块。后来关北星借了好几次故到江一虹的单身宿舍去探望她的病情——就是最常见的慢性支气管炎。可惜关北星别有他图的探望最终也没结果，江一虹的表达总是淡淡的。关北星一直不知道，就是他的一句话打消了江一虹进一步推进彼此关系的念头，那句话就是——“我让我妈和校长谈谈，下学期调你进科研处弄个处长当当。”
江一虹心说，一个处长算什么，还要你妈帮？我要想做，凭自己的本事还怕做不成？！她就这么一清高，结果，一个被人看为好姻缘的机会就溜走了，一个有可能做处长并进而做副校长的机会也溜走了。在电化中心做了小一年，她才知道，无论她多么辛苦能干，想要在那间不足15平米的办公室里做上副主任，三年五年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她除了有个本科学历外，什么靠山都没有。这时，她才回过神来，明白关北星当初的那句话里藏着多少诱惑和机会。不过，这时，关北星已经和外语学院的女教师进入婚礼筹备阶段了。那位女老师嫁入关家没多久，就荣任外语学院某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而江一虹还在电化中心委委屈屈地做着小科员。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快两年，江一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她找了个机会辞职，跑到中关村去卖电脑。就像中国90年代那些最早下海的先行者们一样，她为钱吃了不少苦，当然，那些苦最终也被存折上的金额抵销，剩下的就是在出书、受访时用以渲染的说辞与谈资了。然后，她开办了自己的电脑公司。然后，她的公司被收购合并，她成为重要股东，其实就是每天拿着钱，早早地开始了退休生活。这一年，她正好40岁。
江一虹不怕做事，就怕不做事。如果没有事情做，一门心思地只是吃喝玩乐，五湖四海地逛悠，一旦停下来，她就异常惶恐，感觉自己和死了差不多。
结果，虽然手里有钱，她却总是时不时地感觉心口发慌。后来，偶然一个机会，她也学着微博上几位大V的架式，开始做天使基金和慈善基金。
江一虹从来不缺找事做的能力，一时身兼十五六职，好像每天都在忙忙忙。
她最有名的天使投资是给两个做游戏软件的年轻人20万元启动费，两年后赚回了400万。
她最有名的慈善活动是帮助西北某干旱地区建立“水过滤工程”，让一些长年喝污染水的儿童能每天喝上一壶净化水。
对于前者，她认为自己是送钱的天使；
对于后者，她认为自己是送水的救世主。
她经常和一些有钱的朋友提起那个地方——“你都无法想像那地方的孩子有多可怜，一年到头洗不上一回澡，一年到头喝不上几口干净水，那叫一个渴！”然后，她继续说，“怎么样，也跟着捐点儿？”
35岁那年，江一虹结了一次婚，一个月后便离婚。没人知道她为什么会离婚，她也从不曾告诉过别人。据说那个背景身份皆不明的男人后来到爪哇岛做诗人去了。
至于江一虹，身为成功人士，即使大龄、离异、单身，她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似乎都是有道理的，都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乎，她竟然就到了无人敢对她的婚否提出任何异议与建议的境界，这位大龄离异单身女性因为钱多多便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无需时时处处回答婚恋一事的自由。
站在某个能被人认出来的地方——通常，如果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娱乐圈人士，即使那人很有钱很有权，也很难做到在哪儿都能被人认出来，普通大众往往只能依靠那人拎的包、开的车、表现出的派头来猜个大概。可惜，普通大众往往都眼神不济，对名牌名款什么的了解也不算多，即使有所了解，也会本能地按照自己的狭隘理解，认为那可能是从动物园、雅秀之类的地方淘来的假货，或者是做了二奶、当了富二代官二代才拥有的资财，很少会认为那是大干苦干加巧干硬累出来的财富，以至于尊敬的心一时半会生不出来。
有点儿不幸，江一虹就属于这种。
站在某个能被人认出来的地方，她总会惹起如今那些没发迹半发迹发迹一点点的老同学的羡慕嫉妒恨。每到这时候，面对一桌子的人，她一边用金色小调羹吃着奶白色的银耳燕窝，一边轻描淡写地提及她当年在中关村卖电脑时一些可笑的趣事，或者被合伙人卷跑创业资金上百万的惨痛往事，以及西北老少边穷地区那些饥渴的孩子⋯⋯说者是有意，听者也有心，大家在哈哈一笑或唏嘘不已中，对财富及财富拥有者的隐在憎恨多少能消解一些，知道江一虹的钱不是大风吹来的，不是靠脸蛋赚来的，是吃苦吃来的。
何况，每次聚会结束，江一虹都会主动签单，还会特别为出席者预备些精致喜人的礼物带回家。对于那些一直财力不逮的老同学，她也会慷慨解囊，逢年过节寄点儿钱过去表示一下关注与关照。
一时间，人送外号“女宋江”。
三
在认识凡克之前，江一虹先认识的萧菲。
那天，接到妹妹江一彩的电话时，江一虹正在给HOPE面前的盘子里倒狗粮。
她听见江一彩的声音里透着惊慌，立时涌出一股子烦躁。她特别不喜欢他人的紧张感，那会让她陡生窒息，进而惹她发怒。
她忍着怒气，问怎么了，一句话刚落，那边就哭上了。是女儿茵茵的事，体检结果说，好像是急性白血病。
江一虹听着，手一抖，半袋狗粮洒到盘子外面，HOPE本来正想伸头吃呢，马上坐了下来，疑惑地看看她，不知道主人动的是什么心思。
江一虹冲着电话说，赶紧买票，来北京！
她带着一彩和茵茵，在北京医院再次做体检。
一番焦虑的等待后，总算拿到单子。江一虹和江一彩恭恭敬敬地坐到医生的对面，等着医生开口，仿佛生死都在他手里一般，似乎只消他说句话，单子末端明明白白写着的那行字就会立时消失似的。
那个医生戴着口罩，眉毛繁乱，让人都看不清眼睛的形状。乱眉毛的医生心不在焉地瞟了一眼化验单，拿起来左右，又看看她和一彩，例行公事地问，谁是家属？
她听着这话，心里当时一凛，回应说，我是。
医生随即低头，在病历上刷刷刷地写了几笔天书，然后和化验单一起推到她们面前说，去办住院手续吧，这是急性白血病，往好了说能活10年，往不好了说也就一两个月，家属想好怎么处理后事。
一彩听着，当时就晕了过去。
乱眉毛的医生说，这可真是，孩子跟她又没关系，她着这个急干吗呢？
医生把身材滚圆、穿着一身地摊质料衣服的江一彩当成江一虹家的保姆了。
江一虹后来问萧菲，你拿化验单给医生看，他也这么说话吗，怎么听着那么混蛋，一副欠扁的样儿！
萧菲那时的头发已经都掉了，她轻轻地搔了下头皮，回忆说，好像，没有，那天当班的医生先做了一番她和凡克的思想工作，才小心翼翼地把检查结果告诉他们。
江一虹说，你瞧，这种事让我们遇上了吧，这种人也让我们遇上了。
萧菲两只手勾在一起，对着窗外那轮金黄的夕阳比划着，慢条斯理地说，指望人，一准靠不住，医生也一样。
江一虹便想起凡克那双晶亮亮的眼睛来，逗她说，凡克也靠不住？
萧菲回头，背对着窗，嘿嘿一笑，冲着她摇着一支手指，向上指指说，我只信上帝能靠得住。
江一虹不是太喜欢听萧菲没几句话就提她的上帝，姑且不论是否真有一个神乎其神的神，就是真有——嗨，怎么还会让你得了这个病呢？——这句话，是她与萧菲熟悉了之后，才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出来的。
萧菲听着这样仿佛尖锐的问话，倒是一脸的坦然，说，不是每年都有个比例么，这次我占上这个分子了，就等于有个分母被解脱了。然后她回头对靠在床边的茵茵，嗨，不过，你可以争取重新做一个被解脱的分子！
所谓被解脱的分子，就是寻找成功配型的骨髓移植，如果成功，至少有一半的患者可以实现血液再造功能，继续活下去。
当然会有费用。
对某些人来说是天价。
对江一虹来说，钱不是最难解决的，最难的是，谁有这样的骨髓？而且，还愿意主动提供？
这么想的时候，她才深刻地理解了那个最简单的道理——钱的确不是万能的，有钱也买不来生命。
萧菲说，生命不是钱买来的，生命是上帝给的。
江一虹说，那让上帝再给茵茵一次生命吧！
萧菲说，那就向他要吧，他一准会给！
说完这话20多天后，医院方面通知江一虹，找到茵茵的配型骨髓了。捐献者竟然是凡克——萧菲的丈夫。萧菲刚入院时，凡克就到骨髓库中心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本以为也许萧菲能用上。但萧菲等了三个月，仍然没有合适的髓源。
江一虹有点儿想不明白，自己的亲人救不了，却能救一个陌生人，这种生命逻辑隐约透着一点儿怪诞。
四
茵茵做完移植手术后，还在隔离室。
那天，江一虹夜半在家睡觉，突然接到一彩的电话，说萧老师走了。江一虹拿着电话一时没反应过来，喃喃地说，萧老师，哪个萧老师？一彩说就是那个萧老师，信耶稣的那个。
江一虹坐在一堆被子里，懵懵懂懂地问，她走了，去哪儿了？她问的这话一说出口，立时就明白过来，没等一彩再说话，她急忙说，等着，我这就去！那时是后半夜3点，她从车库把车开出来，一路直奔医院。
后半夜的北京城，依然灯火通明，车与人俱少，仿佛一个美丽的梦中之城。江一虹想起有一天和萧菲说起她这半辈子做的许许多多的事，说起那些喝不上水的孩子，她看见萧菲的眼睛湿了，听见萧菲说，虹姐，渴的不只是孩子，还有你。
那天，本来她要反问这是什么意思，却被某件事打断了，后来，就没来得及再问，没想到，就差那么一句，就成了永远搁浅的问题。
有些事，有些人，要提问要关心，都要快，不然就来不及了⋯⋯她恨恨地想着，在平坦的平安大道上猛轰油门。
江一虹赶到的时候，人已经送进了太平间。
她站在凡克旁边，心思空洞地帮着他收拾床上床下的物品。看见一本《圣经》，她想也没想，就说，这书送我吧。
凡克哑着嗓子说，好。
自始至终，她没敢看凡克的眼睛。
靠在医院花坛边的长椅上，有清凉的风拂过。她想，萧菲再也没机会呼吸早晨的空气、倾听鸟鸣、触摸露水了。她记得，萧菲说最喜欢的时光就是凌晨，万物刚刚苏醒，她可以和她的神面对面。
她一直把这种表达当作一个美好的童话故事，真希望自己也能那么单纯——就像王菲的歌里所唱。
此时，她坐在一片鸟鸣之中，想着一个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有一种透彻骨子的苍茫。她突然看清了一件事，似乎，萧菲身上特别缺少那种拼命要活下去的愿望，在她的记忆中，萧菲从未表达过强烈的求生之情，就像她也从未表达过任何抱怨和哀苦一样。
我在等待一个节日——有一天，她小心翼翼地问萧菲，如何看待最后的时刻，萧菲面色安详地回答她。那样的安详中透着一点羞涩的期待，仿佛她面临的不是死亡，而是与恋人的相会。那一刻，萧菲特别美，苍白无血的皮肤似乎都在发着光。
江一虹羡慕这样的表达，她深切地知道，她之所以会让自己那么忙碌，一个人没完没了地做那么多事，只有一个原因，她希望自己忙到可以什么都不想的地步，然后，才能不吃安眠药就睡个好觉，一直到天亮。否则，后半夜醒来，孤单单地直望天花板，想着如果此刻死在这里，根本就没人知道，难道不是世上最恐怖的事吗？
她再次想起那句她无法理解的表达——“渴的不只是孩子，还有你”，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渴吗？
她叹口气，顺手翻开手中的书，有两个字闪电一样跃进她的眼睛：“我渴！”她吓了一跳，砰地一声合上了书。
这太不可思议了，巧合得有点儿⋯⋯像童话。
她咬咬嘴唇，又翻开一页，看见上面赫然写道：“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她四面看看，没有萧菲说的那位可以与她面对面的神，她微微放下心来，抖着声音，把这句话大声地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
读的时候，她好像闻到了晨露清冷爽朗的气息，鸟鸣也更悠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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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期待下一期中篇小说《在井边》之三“凡克的故事”）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米兰·昆德拉
中国电影院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演出季。李安以一部神奇的《少年派》讲述了关于人类流浪的心灵史；《2012》以3D版重新将人们带到一个末日狂奔。接下来，冯小刚以《一九四二》将人们带回中国，带回过去，带回现实。如果说《少年派》是用一个人的梦想来诠释信仰，《2012》是用人类共同的恐惧来警告人们的狂妄，那么《一九四二》则是用一个民族的群像来展示生存。这三部电影中，从先知、神父到喇嘛，信仰无处不在；在自然面前，人们面对“死亡与活着”时，似乎是如此无能为力。
一、
刘震云写作《温故一九四二》时，中国还在一个权力傲慢的电视—印刷时代；冯小刚拍摄《一九四二》时，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权利复苏的互联网—手机时代。20年前，刘震云用文字颠覆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记忆；20年后，冯小刚用影像刺破了权力对于历史的禁锢。“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这是《一九四二》的宣传主题词。20年时间，互联网时代带给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自由，历史在这里越来越逼近真相，中国人因此也越来越接近普世意义上的人类。在同一个地球上，从来不存在中国人与人类的区别。在同一个人性拷问中，《一九四二》将中国电影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里，人们以一种荒诞而惊奇的眼光看到世界面前的中国。
如果可以给《一九四二》找到一个更确切的名字，那么叫它《逃荒》无疑更加准确。按说2012年11月29日，《一九四二》才正式上映。在河南一个县城的影院里，电影比29号早到了一个半小时。电影在蒋介石当年那温婉而刚毅的“新年讲话”中开始⋯⋯午夜过后，140分钟的电影散场，人们走出一个遥远的年代，昏黄清冷的月光洒满这座灯红酒绿暴富起来的小城。70年前，这里曾是“一九四二”的真实历史现场。酒足饭饱之后，在温暖的影院和柔软的沙发上“欣赏”自己先人“逃荒”的苦难，这是怎样一种荒诞和残忍⋯⋯
如果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九四二》的观影体验，“无语”或许是最恰当的。一群不幸的人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凄风残雪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苦难历程怎能让人说得清⋯⋯《一九四二》的英文名字是《Back1942》，其实，又有几人愿意“回到1942”呢？《一九四二》与《2012》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而便认为不可能发生。事实上，70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多少河南人记得和关心这场饥荒。70年是整整两代人的时间线，其实即使更短的50年前的饥荒也少有人知晓。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今天的河南人只为两件事烦恼——吃肉和减肥，就如同70或50年前的河南人为两件事烦恼——活着或死去。
二、
1942年，世界正陷入一场末日般的战争中。在斯大林格勒，数百万苏联人正在德军的重重围困中饥寒交迫；在奥斯维辛，纳粹德国正在有条不紊地对近百万犹太人进行文明的屠杀；在英国，丘吉尔首相患了一场感冒；在印度，圣雄甘地正在以绝食的方式掀起印度独立浪潮；在半壁沦陷的中国，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的进攻止步于河南。在陪都重庆，蒋介石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在黄土高原的窑洞中，一场叫做“整风运动”的思想政治运动正在发起。
这一年，隐居北平的画家蒋兆和先生正在创作一幅人物长卷。这幅高2米，长26米的巨幅国画以轰炸、战火、饥饿、逃亡为主题，记录乱世中那些逃荒的农民、失业的工人、饥饿的孩子、横陈的尸骨⋯⋯这幅《流民图》与《清明上河图》构成了地狱中国与天堂中国的阴阳两界。在画室之外，位于中国之中的河南正演绎着一场更为悲惨的现实版“流民图”。
在当时的中国纪年中，1942年为民国三十一年。头年河南刚刚遭遇了水灾的洗劫，新年开春，各地就接连不断地迎来了冰雹、黑霜与大风等自然灾害。然后是大面积的大旱和蝗虫。夏秋两季大部绝收。“水旱蝗汤”，“四害”齐聚，河南全省110个县、1000万民众遭遇灭顶之灾，饥荒使300万人饿死。“小麦由10元（纸币）一斗（十四市斤）涨至百元一斗。到了1943年，暴涨到800元一斗。”在买卖人口的“人集”上，妇女售价跌至平时的1/10，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1/3。“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方城一对夫妇实在无法生活，妻子就在人市上被卖了，夫妻临分手，女人对男人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完整）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男人听罢，二人抱头痛哭。男人说：“不卖你了，咱死也死在一起。”这是时任河南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亲眼所见。
坦荡的中原自古就是逐鹿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中日军队在此陷入胶着状态。上一年河南遭受水灾侵袭，仍然征购小麦413万担，超过全国征购小麦的1/3。即使河南已沦为半壁江山，仍是国民政府手里的粮食支柱，从河南征购的粮食支撑着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城市。天灾来时，农民手中仅有的余粮也被搜刮殆尽；土地卖完后，庭院中的树和房子也用来换取食物，最后陷入彻底的困境。郑县（今郑州）一户姓李的农民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
三、
符合中国官场“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河南地方当局对重庆刻意隐瞒了这场饥荒，在发给重庆中央政府粮食部的电文中称：“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征实征购均已超过定额。”进入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饥荒已经蔓延得非常严重。不要说正常的食物，河南许多地方连树叶树皮都难以找到，甚至干柴也被捣碎用以果腹。记者张高峰深入采访的通讯《饥饿的河南》送到重庆的《大公报》后，总编辑王芸生改为《豫灾实录》发表，并撰写了一篇评论《看重庆念中原》。当天晚上，《大公报》即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勒令停刊3天，以示惩戒；张高峰被逮捕。
在华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那儿得知，河南320万农民正濒临饿死。这位外交官私下里让白修德看了一些河南传教士描写这场大灾难情形的信件。中国记者都不敢前去采访，因为指责政府即使不让他们丢掉脑袋，也会让他们丢掉饭碗”。白修德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挺身而出，从重庆飞抵宝鸡，沿陇海线乘火车赶到西安，向东过潼关，进入河南实地采访。当时陇海铁路沿线，到处都是饿死、病死和扒火车摔死的饥民。白修德亲眼目睹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他骑马从洛阳到郑州，一路之上所遇见的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作为高人一等的洋人，白修德在郑州受到河南官方热情的款待，宴席上有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鱼、炸春卷和撒满白糖的馅饼。这让白修德无法想象，一路上所见“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与眼前是同一个世界。他或许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白修德在最近的洛阳电报局向《时代》周刊发去了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一是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二是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白修德忘了还有一个原因——国民政府。这篇报道神奇地躲过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没有任何一种残暴会超过河南大灾”，数日之后，这篇来自中国的灾难就出现在最新一期《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大哗。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白修德的报道使这位风头正健的“中国第一夫人”极为难堪。她竟然要求《时代》周刊开除白修德。《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卢斯回敬道：“我只会因此更加器重他！”
尽管来自河南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但蒋介石并不相信——或者假装不相信河南的灾情，白修德当面给蒋介石出示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蒋介石沉默了。接下来的结果自然是人头落地，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泄露机密”被枪毙了。白修德的介入使河南饥荒大白于天下。直到10月，国民政府才派出两名官员前去调查灾情。10月底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之后，蒋介石下拨2亿元救济款，实际到帐只有8000万元，而且大多并没有落到饥民手中。所有的官办粥场都形同虚设。新年之际，又从河南征收了170万大包(每大包200斤)小麦用作军需，这对河南灾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四、
《一九四二》中有一个桥段：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日军军官陈诉日军兵力不足，战争不利。冈村指出中国最大的弱点是政府对民众极其冷酷，如果能帮助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则必然扭转战局，击败貌似强大的中国军队。冈村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宁次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毫无疑问，这句“他们首先是人”是这部电影最为刺耳的台词。
在中国官方历史中，冈村宁次在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时期，曾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造成数百万华北平民的死亡。但冈村宁次指出，他真正实行的是“三不”政策，即不杀、不抢、不淫。从真实历史来看，冈村宁次似乎并没有撒谎。事实上，“三不”也比“三光”更高明更厉害更符合日军当时的战略思想。冈村此举意在对日本军队的战争行为进行约束，提倡“良心至上”，以此收买中国民众的人心，实现儒家传统理想的“王道乐土”，从而彻底征服中国。如果说战争中尚有一拼的话，在这种国家层面的文明对抗中，当时兵匪不分的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在日军和中国民众共同形成的强大压力下，40余万国军不战而降。
因为冈村宁次颇具政治家头脑的卓越战争指挥能力，他被晋升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惜不足一年，强大的日本战车就被美国的原子弹击溃，中国因此得救。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冈村宁次作为日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1949年2月，中国国民政府军事法庭经过审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返回日本，1966年去世。
五、
与其说《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口述性质的报告文学，它以民间传统的口口相因述说了一个关于饥饿和饥荒的往事。在《温故一九四二》序言里，刘震云这样写道：“一九四二年，在我的家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这句话也成为电影的开场白。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刘震云出生在河南延津，在一九四二年大饥荒中，他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爷、三妗子都饿死在逃荒路上。《温故一九四二》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饥民用刀子割一个“死人”身上的肉吃，刀子下去，“死人”呻吟道：我还活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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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共识网。经过本刊的编辑）
一、
如果从国家与日常生活关系的角度来看，1949年9月27日可能是对形成当代中国人的纪年观念影响最深远的一天。在这一天，中国大陆的执政者们正式采用公元作为中国最主要的纪年方式。虽然中国最早正式使用公元纪年是在1912年的1月1日，但当时以及后来迁往台湾岛的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同时使用民国纪年。
初看起来，这一切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时间的角度，纪年方式的改变无非是度量时间方式的更改。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纪年方式的变化只是中国从所谓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这个标志不过是中国面对欧美的兴起作出诸多改变的结果之一。
然而，纪年方式的改变却不仅仅是关于形式上的时间，更与度量时间的基准有关。这个改变后的纪年方式与传统中国的天地观念（天干地支）、农业作息（农历）以及特别是国号和执政者的年号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这意味着，中国人在计算时间的年轮上不再主要以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地日月、经济生活的规律以及国家和执政者为基准，尽管干支和农历还是中国人生活中常常使用的计时方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基准换成了什么？《现代汉语词典》大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后的第一部汉语普通话词典。在2005年的第5版中，“公元”词条的解释是：“国际通用的公历的纪元，是大多数国家纪年的标准，从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算起。我国从1949年正式规定采用公元纪年，同时继续保留使用农历。”
如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这个基准换成了“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与中华民国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同时以自己成立的那一年为基准计算年份，而是以 “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为国家纪年的参照。
如果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也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的党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纪年方式没有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时或共产党最初在欧洲成立的时间而是以 “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为基准就显得很有意思。
当然，这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在选取时间的基准方面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视国家习俗和国家政治的因素，而是更多地顾及国际通用带来的方便。毕竟，比如公元1949年或公元2013年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在字面上表现出是 “从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算起。而“公元”这个词所依据的英语“Common Era”或拉丁语“Vulgaris Aerae”，意为“共同的时代”，也没有直接说出这个共同的时代以什么为起点。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并存的世界，“公元”的确有利于人们在国际间的交往。
不过，无论是拉丁语还是英语的“共同的时代”或“公元”，其实都是相对晚近的表达方式，大约出现在17—18世纪的欧洲。在这样的词语之前，早就有一个词语在欧洲流行，这就是拉丁语“Anno Domini”，最早出现在6世纪的欧洲，直译是“主的年份”，而这是“Anno Domini Nostri Iesu (Jesu) Christi ”的缩写，意思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年份”。直至今日，这个词的缩写“A.D.”以及与此相对的“Before Christ”（基督之前，拉丁语是Ante Christum）的缩写“B.C.”仍然是世界上广泛使用的表达方式。
相比“共同的时代”或“公元”，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年份”或“主的年份”直接说出了这个度量时间方式所依据的基准或者时间的归属。如果仅仅是为了方便而不顾背后的根据，人可能处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中。不仅如此，在这里，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可能产生的结果会很不相同。无论是说公元1949年或公元2012年还是更简便地说1949年或2012年，使用这个便利的人其实都是在以耶稣的诞生为基准度量自己和所在世界的时间，并且以此记录与这个时间相关的一切。如果这里的基准——耶稣的诞生——是一个仅仅专门方便人使用的传说或符号，以此基准计算的时间也就是个没有多少含义的公共标准而已。
问题是，对世界上的很多人，无论耶稣还是耶稣的诞生都不是仅仅专门方便人使用的传说或符号。对他们来说，耶稣是如 “Anno Domini Nostri Iesu (Jesu) Christi ”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年份）所说的，是“主”（Dominus，所有格是Domini，意为“主的”），意思是主人、统治者。如果根据记载耶稣的《圣经》，耶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人或统治者，而是创造人和宇宙万物的神，是降卑为人、拯救人的神，也是让万物运行、治理一切的神。正是那些认耶稣为主的人将道成肉身（ “道”在圣经新约原文中音译是“逻各斯”，意思简单说就是“神的话”）的时间作为纪年的基准，将耶稣降生为人的那一年作为历史的分水岭，在之后的每一年都是“主的年份”（A.D.），之前的每一年就是“基督之前”（B.C.）。也是那些认耶稣为主的人，听从耶稣的呼召，将耶稣告诉他们的关于耶稣创造、拯救、治理的前前后后分享给世界各地的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以耶稣降生为人作为度量每一年时间的基准才逐渐被世界各地很多人所接受。
在这个意义上，以耶稣降生为人的时间作为基准的纪年方式虽然成为世界上最通行的纪年方式，这个做法在创立的时候却不仅仅为了使用上的方便，更是为了提醒世界上的人，年复一年的世界历史到底以什么为坐标系。当然，按照《圣经》的记述，耶稣在差派他的门徒“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时，并没有明确告诉他们以他的降生为人作为纪年的基准。耶稣只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太28：20；徒1：8）因此，在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之后最初的几个世纪，即使是被称为基督徒的人群当中，也没有普遍使用类似 “主的年份”这样的纪年方式。那时，人们可能使用所在罗马帝国的年历，每一年以当年执政者的名字命名，更加正式的是以罗马建立的时间为起点。在基督徒和以色列人当中，有些根据《圣经》的记载将纪年的基准定在他们推算的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到了4世纪，有些基督徒以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约244—311年）开始执政的284年为纪年的起点，以记念在这位罗马统治者当政期间殉道的基督徒。
一般认为，是一位被称为小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Exiguus，约470—544年）的基督徒在525年首先正式使用了以道成肉身的时间为基准的纪年方式。当时，小狄奥尼修斯接受罗马主教约翰一世（John I，约470—526年）的邀请，为以后将近一百年当中每一年的复活节——记念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经历埋葬然后复活的日子——计算确切的时间。他认为那时流行的戴克里先年历是在记念这位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就改用道成肉身的时间作为纪年的起点。但是，这个纪年方式并没有在此后的欧洲立即流行起来。直到被称为“英国历史之父”的比德（Bede，约672／673—735年）在撰写《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时才首次以耶稣的诞生作为记录历史的纪年基准。到了15世纪，受罗马公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也译为罗马天主教会）影响的西欧都采纳了这个纪年方式。受东正教会（East Orthodox Church）影响的东欧在18世纪才开始将“主的年份”与之前一直采纳的以他们根据《圣经》推算的神创造世界的时间为起点的纪年方式并用。
二、
这样看来，“主的年份”不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采取的纪年方式，而是基督徒为了记念他们所信的主而作的见证。从耶稣说的“作我的见证”的角度，这算得上听从耶稣讲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也许小狄奥尼修斯当初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关于耶稣的见证竟然在辗转了一千多年后成为全世界最通行的纪年方式。这包括了在很多没有认耶稣为主的人们当中。如果以国家而论，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在1949年，中国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大约有三百万人，只占当时全国人口四亿五千万的0.6%。在1912年，这个比例更低。即使在基督徒之中，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及1912年或1949年的时候，可能并非所有人都会意识到这个纪年方式跟作耶稣的见证有关。但无论意识到与否，以耶稣降生为人作为基准的纪年方式已经在近百年间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百年当中，中国人计时方式的改变还不仅体现在纪年上。一周七天和星期日（后来还有星期六）休息的方式是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才有的生活节奏。这个节奏也与“主的年份”中的“主”有关。在《圣经》的旧约里，神用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创2：1—3）在《圣经》新约中，耶稣复活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太28：1；可16：2，9；路24：1；约20：1，19）。前者成了以色列人安息日的来源（安息日是星期六，对以色列人来说，星期天是每周的第一天，星期六是每周的第七天），后者则是基督徒在星期天聚会敬拜上帝、记念耶稣复活的依据，被称为“主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礼拜天”。另外，英语中的“假日”（holiday）源于英语的“圣日”（holy day）。“圣日”出自“定为圣日”，原义是“将这一日分别出来”。
基督教会的传教士和移民各地的基督徒将这个一周七天和星期天聚会敬拜上帝及休息的生活方式带到世界的很多地方。中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采纳这个方式是在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1857—1944年）曾建议当时的清政府在中国实行星期天休假制度。赫士担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校长。这所高等教育机构是1882年升格为大学的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后来与其他几所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合并发展为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在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齐鲁大学被肢解，并入山东大学及其他几所院校。赫士的前任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1836—1908年）既是登州文会馆及前身——1864年在山东登州（蓬莱）开学的蒙养学堂——的创立者，也是后来流行的《圣经》汉语白话文和合本的翻译委员会主席。
在登州文会馆之后，赫士曾经接受袁世凯的邀请短暂作过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山东大学堂（后来的山东大学）——的首任总教习，这所大学从1901年建校开始就实行周日休假。但由于不能接受那里敬拜孔子的做法，赫士很快辞职。到了1919年，赫士又因信仰和管理上的分歧从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的位置上离开，创建了有 “中国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之称的华北神学院。在1952年，华北神学院同样遭到肢解，并入南京的金陵协和神学院。不过，赫士关于周日休假的提议得到了清政府的采纳。从1902年到1911年，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章程，从学校到政府各部门陆续实行星期天休息的制度。在此之前，中国人有比如旬假——每十天休息一天——的习俗，但并没有像中国在此之后推行的周日休假那样固定和普遍。
显然，中国接受一周七天和周日休息的制度跟采用公元的纪年方式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看起来是欧美主导的国际惯例接轨的结果。即使在1949年以后，基督教会遭到迫害，欧美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中国的新政府也没有取消这个跟《圣经》和基督信仰相关的作息方式。恰恰是1949年成立的政府将公元设立为中国最主要的纪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而且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个政府在70年代末出现了变化，开始实行与自我封闭大体相反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考虑到中国在19世纪中后期之后直到如今的历史，与看来是欧美主导的国际通行的方式接轨大约已经成为中国最近一百多年以来的走向，当然这期间的情况非常复杂，封闭与开放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三、
在这中间，有一个事实及其所处的背景也许值得重视。了解这个事实及其背景可能会有助于理解中国接受公元和周日的做法在更广大的时间维度和历史背景中的意义，也因此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公元和周日的实质。这个事实就是，不论实行的是封闭还是开放或者是两者都有的做法，在1949年的中国开始执政的这个政党本身已经不是来自传统中国，虽然这个政党在各种具体的想法和做法上可能还在继续传统中国的某些方式。另外，这个事实所处的背景同样重要。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在欧洲和现代世界的历史，人们可能会发现，这两者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些欧洲人以及后来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对他们看到的在欧洲社会和世界上的不公现象进行批判的结果。虽然在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内部各个派别的想法和做法又有不同，但大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相信在他们看来最优秀最先进的人可以通过他们看来最优秀最先进的想法和做法在世界上实现公义，相信人能够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这与并非来自欧洲但在欧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圣经》中的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
不过，如果追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在欧洲的起源，人们会发现这两者与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的某些外在形式有些相似之处，虽然后两者与前两者在实质上有天壤之别。考虑到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当中对塑造欧洲人的世界观念和生活方式起到过重要作用，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的两位作者——德国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都出生在至少形式上有基督信仰的家庭。他们都在小时候接受过洗礼。等到长大成人，他们走的路跟他们的父母和祖辈们已经很不一样。
当26岁的恩格斯在1847年6月和10月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初稿时，当时两份草稿的名字分别叫做《共产主义者信仰告白草案》（Draft of a Communist Confession of Faith）和《共产主义原理》（Principles of Communism），写作遵循的都是当时及之前的欧洲教会常常使用的要理问答（catechism）形式。马克思与恩格斯最终合著的宣言读起来则有《圣经》开篇的影子。在《圣经》的开端，“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创1：1—2）而《共产党宣言》的开始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的纲领。这个同盟成立于1847年6月的伦敦，是由两个组织——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或League of Justice）与共产主义者通信委员会（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合并而成。参加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主要是旅居国外的德国手工业者。在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前，作为共产主义者通信委员会成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邀加入正义者同盟。在合并之前，正义者同盟这个组织的口号为“人人皆兄弟”，目标是“基于爱邻舍、平等和正义的理念，在地上实现上帝之国”。在合并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口号改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另外，在共产党的信仰学习和组织管理上起到重要作用的共产主义小组与基督教会的小组聚会有形式上类似的地方。
当然，不同的地方更加明显。共产主义者在小组聚会时不像基督徒那样敬拜神和学习《圣经》。共产主义者的小组是政党组织，而基督教会的小组是信仰群体。这也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与《圣经》内容和实质的不同上。根据《圣经》，上帝之国或完全公义的社会或完美的社会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正如耶稣所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属神的人“不属世界”（约17：14）；属神的人之所以不属世界，是因为神将人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就如神将第七日分别出来，“定为圣日”（约17：19；创2：3）；属神的人是被耶稣差派到世上作关于耶稣的见证（约17：18；徒1：8），属神的人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利25：23；诗39：12；来11：13；彼前2：11）。而《共产党宣言》认为，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虽然基督教战胜了古代的各种宗教，但基督教思想却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了；相比之下，“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有意思的是，就像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无论使用暴力与否，《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及其后继者们并没有“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也没有获得整个世界。在共产主义者普遍采纳的“现存的社会制度”中，就有以耶稣降生为人的时间作为基准的纪年方式和一周七天及周日休息的惯例。甚至在《共产党宣言》及其序言中，纪年方式依然以耶稣降生为人的时间作为基准。虽然小狄奥尼修斯当初通过计算得出的耶稣降生为人的时间后来被认为是有几年的误差，《共产党宣言》及其序言却也照旧使用。而在《共产党宣言》之后，人们可以看到这个宣言的后继者们不仅没有 “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反而在各种形式的改革中恢复了《共产党宣言》明确要消灭的制度，比如跟共产制或公有制或国有制相对的私有制。
同样有意思的是，《圣经》也提及获得整个世界，而且还谈到怎样获得的问题。在《圣经》中的一处，魔鬼（原义是“控告者”）向人们提供了一个获得整个世界的做法。这是在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魔鬼“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示”耶稣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的回答是，“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 （太4：8—10；路4：5—8）从耶稣跟撒但（原义是 “那位敌对者”或“那抵挡者”，魔鬼的另一名称）的这段对话中，人也许可以看得出，追求世界跟敬拜上帝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取向。无论是想获得整个世界或部分世界，都是在追求世界，或者归根到底，是在追求自我，而这很可能不仅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也是其后继者们的想法。人对世界或人对自我的追求常常是情不自禁或身不由己的，尽管意愿上是要寻求真理或实现公义。从耶稣与魔鬼的对话，可以看出，即使是降生为人的耶稣，也要面对这样的试探。事实上，按照《圣经》的记载，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太4：1）耶稣对魔鬼的回应显示，即使想赢得世界，“俯伏拜”魔鬼也是无济于事，因为上帝才是主宰，虽然魔鬼在《圣经》中被称为“这世界的王”或“这世界的神”。（约12：31；林后4：4）
另一方面，如果人在追求世界，人看上去也许会得到眼前的世界或世界的一部分，其实是在“这世界的王”或“这世界的神”的控制之下。而耶稣对他门徒说的话表明，人若在“这世界的王”或“这世界的神”的控制之下，就“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就是追求人所想的，也就是追求世界或追求自我；体贴神的意思就是追求神所想的，也就是追求神。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取向导致的结果也截然相反。追求前者的灭亡，因为即使世界也要灭亡；追求后者的得永生，因为神将从他而来的永远的生命赐给跟从他的人。（约一1：17）
四、
如果考虑到这个角度，恰恰在一个以追求世界或追求自我为主要潮流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中，以耶稣的降生为人作为基准的纪年方式和以上帝的创造与安息并且耶稣的复活作为每周作息依据的生活节奏就显得与众不同。这个与众不同跟神将第七日分别出来的“定为圣日” 以及神将人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如出一辙。从这个角度，公元和周日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可以提供的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目前的大部分中国人日常生活所体现的维度。形式上，公元和周日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人接受以看来是欧美为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的结果，无论是被动或主动的接受还是两者都有。实质上，公元和周日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不再局限于传统与现代、东方还是西方、民族国家、人类社会、自然界的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中，原点不再是国家、世界和人，而是作为创造主、救赎主和治理者的上帝，人也不再属于自己、国家和世界，而属于上帝，虽然人与自己、他人、国家、世界的关系依然存在。
如果公元和周日的实质——“主的年份”和“主日”——在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那就可能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心开始不再是自己、国家和世界，而是创造人和宇宙万物、为拯救人而降卑为人、护理天地万有运行至今的主宰。如果以《圣经》作者的眼光，这个形式与实质的差别，表面上可能是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归根到底却是死与生的问题。这个生活中心的改变，不意味着人对自己、家庭、社会、国家、自然、宇宙万物的视而不见，也不意味着上帝的国在这个世界上实现，而意味着，人开始认识到人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有罪的，人不仅得罪了人，更是得罪了创造人的神；人不仅在破坏自然，更是在破坏神创造的美好；人不仅不能解决这一切的问题，人自己就是这问题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人也就可能开始向神寻求，开始认识神，开始看到神的形像，开始明白“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1：27）意味着什么，开始思想神为何降生为人、为何“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3：3），开始体会“不属世界”却又不“离开世界”（约17：14—15） 是怎么回事，开始透过以神为中心的眼光，学习重新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一切。
如果以《圣经》作者的眼光，无论是欧美的兴起或衰落、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或分解，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欧美之外世界的变化或不变都是在一个更大的时间维度和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即使从地理方位的角度，无论是《圣经》还是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都不是从欧洲和美洲进入到世界历史的，而是从西亚扩散到欧洲和世界各地。虽然《圣经》、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过去一千多年的欧洲文化，《圣经》、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却不属于欧洲或西方，就像不属于西亚和世界的任何地方一样。即使是相当程度上受到《圣经》、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塑造的欧美社会，也产生了很多以追求世界或追求自我为本而非以神为本的观念和行动。正是由于欧美在近几百年的兴起和对世界各地的影响，这些观念和行动造成的伤害波及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
如果以《圣经》作者的眼光，这一切不是以西方或东方或人类或世界为中心的时间和历史，而是神所应许的时间和历史。在这个以神为主导的时间和历史当中，神让大多数还不真正认识他的国家接受了以他为原点的时间和历史的坐标系不仅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到如今也似乎更明显了。这就像《圣经》旧约记载神向埃及法老说的，“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出9：16；罗9：17），也像耶稣在《圣经》新约中所宣告的，“现在这世界要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12：31—32），也如曾经与耶稣为敌却被耶稣改变的使徒保罗所作的见证：“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西2：16—17），“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 （罗11：36）。
2006年，即鲁迅逝世70周年，我受命制作了纪念特刊《纪念的狂欢——一半是塑造，一半是还原》，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对鲁迅先生的虚拟采访。我就当今社会问题请教他，他以自己作品中原文作答。后来这个采访没有刊出，一直在网络间“漂”着，今年我将它收入了文化集子《贰时代》。5年过去，有些东西变了，但更多的是没变。到了鲁迅诞辰130周年，也是逝世75周年，编辑老师又想起了我那篇稿子，嘱我写出下篇。把新近发生的一些问题请教鲁迅先生，看看先生何以教我。于是在原来访谈的基础上，又写出几千字来。从70年到75年（编按：本文写于2011年），从《新京报》到《东方早报》，也是一段缘分，很值得纪念。
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当然已和当下中国大有不同，但先生的批点并不过时，反而愈加入骨，刺痛我们的神经。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有些东西变化了，有的变好，有的变坏，但有些东西并没有变，有一以贯之的根脉在里面，鲁迅将其提炼出来，并经受住了时间的磨洗；其次，鲁迅最为人称道的，是批判国民性，而国民性这个东西，是祖先赐给我们的礼物，想拒收或转送，没有那么容易。所以，鲁迅先生如果还生活在当下，当不会感到特别陌生吧，至于他会从事一份什么工作，是过得还行，还是有些惨淡，那就说不好了。
潘采夫：先生，今天是您诞辰130周年，离开这么久，您的感觉怎样？
鲁迅：我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远游。所谓激动，是没有的，不过看到街市依旧太平，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而内里还是我生活过的，欣慰还是有的。
潘采夫：听说先生门下吃鲁学饭的食客有两万以上。
鲁迅：哪里，愧不如曹雪芹，他吃的是草，却用奶汁抚养了全国一半的人口。
潘采夫：先生去世75年了，后来的人给了先生很高的评价，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鲁迅：让他们赞美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潘采夫：这些年，读经运动如火如荼，儿童读经成了时尚潮流，上海还曾开办了孟母堂。
鲁迅：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古书实在是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十四年的读经》
潘采夫：有的大学里建了孔子像，两岸还都在举行盛大的祭孔活动，看来孔子复活有望。
鲁迅：我还听说有个叫蒋庆的小子自称儒教教主呢。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都把孔子当作砖头用，但都明明白白地失败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潘采夫：韩医申遗成功了，中医也跃跃欲试。您有句话让中医的感情很受伤⋯⋯
鲁迅：我是曾经说过，“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如果因为这句话误了他们的申遗，我感到抱歉。如果中医可以，则气功、金钟罩、点穴也都可以申遗的。——《呐喊》序言
潘采夫：现在有人把批评家叫做表扬家，先生对韩寒、王朔怎么评价？有人说他们继承了先生的衣钵。
鲁迅：凡批评家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相互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文人相轻这个恶名所吓倒，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文人相轻》
潘采夫：先生活着的时候，就有观点说先生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国本土的作家总得不了奖呢？
鲁迅：这是因为我们不会说话，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且看动物园的猴子，它们自有他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是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是赞美上帝。唱赞美诗是得不了奖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潘采夫：有个国家一级女诗人，写一手漂亮的梨花体，她诗歌的流传让低迷的诗坛一片沸腾，又掀起一次让诗歌走进群众的高潮。
鲁迅：这个梨花体，我是知道的，而且也写过几首。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夜》
潘采夫：先生写得很有韵味，看来优秀的散文完全可以和诗歌互相转化。先生还是写古体诗多一些吧。
鲁迅：新诗也还是有的，我做过国真体的诗，就是那首《我的失恋》：“我的所爱在豪宅，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问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潘采夫：听说先生在看相方面很有造诣。
鲁迅：这是个谣传，我虽然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之类的，但从来不给国人看相，以免被某个行当利用，打出“弘扬国粹从看相开始”的幌子来。
潘采夫：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快乐女声反响都不错，但有令下来，快乐女生明年要停办了。
鲁迅：我早说过，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三闲集》
潘采夫：先生在上海栖居多年，最近一个叫杨海鹏的，正在为他的妻子打官司，还围脖直播这场“一个人的战争”，先生对官司的结果怎么看？
鲁迅：海鹏是个壮士，但我并不觉得乐观，“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鲁迅全集》四卷476页）
潘采夫：还有一些人，在为别人的事情忙活奔走，或者出头说了几句公道的话，然而命运和结果也不太好。一位著名的海归科学家饶毅，就因为批评科学体制，在院士评选中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
鲁迅：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且介亭杂文·运命》，《鲁迅全集》六卷102页）对于那种为别人奔走的英雄，我仿佛总能看到他们的结局。“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但是，如果你上了他们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伪自由书·不负责任的坦克车》，《鲁迅全集》五卷104页）
潘采夫：那个科学体制就这样坚固吗？
鲁迅：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十卷147页）
潘采夫：先生一向批判封建礼教，尤其痛恨“孝”，自己却是一个孝子。到了今天，先生还是持这样的观点吗？
鲁迅：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潘采夫：先生生前常下馆子，那时的饭馆和家里饮食虽不丰富，但也至少无害，现在看到毒奶粉、瘦肉精、毒大米、毒蔬菜之类，先生能吃得下吗？
鲁迅：底层的人们，也会互相伤害的。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三卷46页）
潘采夫：这让我想起了有的人抱怨社会不公，却挥刀奔向学校的小孩子。
鲁迅：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三卷38页）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三卷47页）
潘采夫：强者向弱者，弱者向更弱者，这是一种全面的变坏，敬畏与信仰怎么突然丢失了？
鲁迅：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三卷241页）
潘采夫：有的地方权力部门，就开辟了食品蔬菜的特供渠道。
鲁迅：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鲁迅全集》四卷396页）
潘采夫：恐怕对学校教育这一块也要反思。
鲁迅：正是，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鲁迅全集》六卷247页）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而已集·反“漫谈”》，《鲁迅全集》三卷350页)
潘采夫：前些日子发生了动车追尾事故，先生应该知道了吧？先生认为这个事情的根本在于何处？
鲁迅：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一卷328页）
潘采夫：可是当初宣布那是世界顶尖，专利技术，还说要援助别的国家的。
鲁迅：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六卷91页）
潘采夫：还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幸福。
鲁迅：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270页）
潘采夫：先生对爱国青年怎么看？
鲁迅：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书信·致姚克》，《鲁迅全集》十卷181页）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四卷234页）
潘采夫：先生一向对青年甚好，但也上过青年的当，现在韩寒、郭美美、李天一、卢美美等，都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先生的观感如何？
鲁迅：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七卷141页）
潘采夫：有人称先生为青年导师⋯⋯
鲁迅：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三卷20页）
潘采夫：先生知道右愤、左愤吗？
鲁迅：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号，——或谓之“绰号”。
（《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三卷79页）
潘采夫：先生对宽恕还是那么不“宽恕”吗？
鲁迅：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坟·杂忆》，《鲁迅全集》一卷300页）
潘采夫：有个不敬的话题，如果先生恰巧活在当下，先生将如何推广自己的主张，如何给报馆写文章呢？
鲁迅：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一卷5页）
潘采夫：如果那样，你能想象自己的样子吗？
鲁迅：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六卷293页）
潘采夫：先生写文章的时候，最瞧不起的对手是什么？
鲁迅：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已集·革命文学》，《鲁迅全集》三卷407页）
潘采夫：最后，先生还有什么可说的？
鲁迅：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三卷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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