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青年团契讲座——沙漠中的赞美
青年团契讲座音频——沙漠中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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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归档：2013 年4 月
2013年春季号——死亡阴影与生命福音
卷首语
真理讲台
福音使命
灵性操练
敬虔生活
读书沙龙
文化透视
艺术广角
窄路是一种宽阔——致守望 文／刘同苏
窄路是一种高度
强权的威逼
名利的诱惑
贫困的阻挡
流言的攻讦
在一切重压之下奋力攀登
穿过台阶上的铁蒺与路障
终于在平台上窥见了十字架的至上
窄路是一种品格
恐惧的攀缘
忧愁的缠绕
怯懦的纠结
仇恨的碰撞
于踌躇中反复碾转
最终在心上踏出了这条小道
于是
十字架成了那不得不行的生命荣耀
窄路是一种宽阔
在重负下的孤独里面
渐渐地渗透了弥漫至永恒的幅度
无助旷野中独行的足音
隐隐地酬和着从永远到永远的声韵
爱将生命拓展为包容消解仇恨嫉妒的空间
俯身让逼迫者谩骂者踏过
甘为罪人行向天国的路径
（于北京时间除夕午夜）
致姗姗 文／曾淼
（2013年2月25日凌晨，华裔女子吴姗在澳洲新南威尔士省纽卡索市的一所公寓被前日刚刚抵达澳洲的男友狂砍三十多刀杀害，血案震惊了当地，也在吴姗国内的亲友圈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本文系吴姗的一位高中好友所写的纪念文。）
你走了
你留下的都是美好
从你穿着校服梳着短发
到你穿着吊带扎着小辫
你洋溢的笑脸和爽朗的笑声
压倒性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你也有郁闷伤心的时候
有次你说考了班上倒数第一
你一脸的不甘心，却又有点无所谓
后来你奋起直追，考上了北大
我除了钦佩以外
此后都不再担心你
高考前我们在班里开告别会
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亲了一下豆豆的脸
眼角透着顽皮
相机记录下的那一帧画面
成为我心中“纯真”的代言
在坝上听你讲你的心事
风大，太阳大
你给我拍的骑马照
有人没马
在未名湖我说我的秘密
阴天，不下雨
你拉着我在湖边塔下溜达
我直抒胸臆，颠颠儿跟着
你从国外回来工作
我们去清华东门外天厨妙香
吃素食 谈信仰
你念佛缘，却也一一细说
你的同性恋基督徒好友对你的影响
不论哪一句我都用心听
我从国内出来读书
孤独 焦虑 躺在床上听雨
你半夜三更从澳洲打来越洋长途
清早我看到你的号码回拨过去
你说，没什么事
就是想你了
后来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你们的爱情
你一条一条地艾特他
句句充满着信赖 欣赏
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想起你在国内通宵达旦工作的那段日子
你疲惫收工后发来的三页三页短信
想起你尽心尽力孝顺、
一心想让他们过得好的父母
想起你曾经付出真心但却夭折的感情
想到这些
我不禁为你即将到手的幸福欢欣雀跃
在刚刚过去的新春佳节里
我祝你今年全面开花结果
所以当我被问到知道你的事了么
我说什么事啊？
男朋友？结婚？
你说的是哪一桩？
是的，是男朋友没错
是那个要与你携手共度余生的男人
是那个你盼了大半年、
终于在大洋彼岸与你相聚的男人
但不是结婚，而是
在你们准备要开始新生活的家里
在重逢还不到一天的深夜争吵中
亲手将你杀死
新闻报道看了一遍又一遍
姓名没错
职业没错
来自中国北京没错
照片上的公寓楼号
是我前不久给你寄生日卡的地址没错
我把自己藏在图书馆的一角
对着墙坐了一天
我翻了你们几个月的微博往来
深信你们彼此相爱
我无法想象 却又无法不想
你临死前面对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
挥着切肉刀砍向自己的惊恐与绝望
不论这个男人最后的结局怎样
我们都不能从你临终前的惨状画面 、
以及失去你的痛苦中得着解脱
然而我心里面没有对他的恨
你能原谅我么
报道上说
警察赶到现场时
他一个人呆坐在屋外
法院提堂时
他一言不发
他剩下的日子
若是死了也就死了
若是活着
他该怎样面对他的手
镜子中的自己
以及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
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
我愿上帝的公义审判在他身上彰显
我也愿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将他救赎
我这样想
你会原谅我么
love over hate
no judgment
我曾经对着你的微博签名久久地看
久久地思考不同信仰的人
应当怎样和平共处
你的头像用的还是耶稣背着十字架
如今你的微博定格在2013年2月23日
它将成为一间门永远敞开的客厅
供我们随时进去缅怀它的主人
父母在潭柘寺为你做三场法事
同学们在你的头七为你上香
我为你的父母和你所爱的人祷告
我们以各自心中的最高礼遇记念你
1998年5月我们第一次相见
我们同时被录取到文科实验班
你是我们的班长
2011年10月23日我们最后一次合影
你们在北京聚完餐
捧着乐儿iPad里的我跟你们一起照了张相
毕业后我们彼岸相隔 散多聚少
我庆幸在你30岁之际
给你寄了一张生日卡
里面写了我对你的所有
爱与敬意
为此，我没有遗憾
Love over hate
No judgment
Oṃ Tāre Tuttāre Ture Svāhā
最后那句梵文
我还没来得及问你怎么念
从此，你的生与死都烙印在
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的生命中
但愿你的死
会让我们更加善待彼此
你永远的白菜猫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日
在井边之三 文/书拉密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4章13—14节
凡克的故事
凡克怎么也想不到，恨会如此有力量，可以强大到让人念念不忘。而他，真的非常非常想忘记那个叫苏茉的人。
有多少次，他从一个不断重复的梦境中醒来，他梦见在一片将要收割的麦田边，停着一辆破旧的长途客车。苏茉，穿着淡绿色长裙的苏茉，披着过肩黑发的苏茉，戴着芬芳茉莉花环的苏茉，他的苏茉，就要登上那辆车。他知道，他在梦里知道，她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要去阻止她。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他跑过去，一路上拼命地向她招手，让她等等自己，她却漠然地回头看一眼，似乎不认识他。情急之中，他大声呼喊，认为只要叫出她的名字，她就会想起自己，他努力地想喊得大声些，却感觉喉咙哑掉了，无论如何喊不出，而车已经开了⋯⋯待他终于能喊出来时，窗外正是最黑的时刻，他躺在冰冷的地下室，只听见枕边的时钟嚓嚓作响，充满恶意的嘲弄，仿佛在说，滴答，他，滴答，不，滴答，被人爱，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
那一刻，他曾经有过一个念头，一个让他后来想起来就不寒而栗的念头，他甚愿她已经死掉，永远消失在那辆长途汽车上了。再后来的一刻，他因为这一刻产生的念头，看清，他从来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良善那样无懈可击。
一
原本，凡克以为那不会是苏茉最后一次来看他，他甚至以为，那将是那一年里他们常常会重复的场景——站在广阔的大地上，他目送她离开，并用一个有力的手势告诉她：“我爱你！”
他只是没想到，苏茉会不在乎他的宣告。
好长一段时间，凡克都在为自己太在乎学生的那场中考而后悔。好长一段时间，他都在想，如果那一次，他再敏感一些，发现苏茉的手机不通了，他尽快赶回市区，而不是非要留下来辅导学生，他就能及时地挽回她。都是因为他太自信了，他以为他那么喜欢那么爱苏茉，她一定不会离开。是的，除了苏茉，他不曾对哪个女孩子真正动心过。他喜欢看她从面前的书本上露出来的那双眼睛，即便遮住了嘴，他仍然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笑意。他还记得那次，她考英语六级差三分没过，她依偎着他，在公园的那棵丁香树下放声大哭，将鼻涕眼泪抹了他一身。她埋怨他，就是因为她背单词的时候心里总想着他，才会考试失手的；而他竟然一考就过了，竟然还多出好几分，显然他心里没有她⋯⋯太可气了！！她哭，撒娇，扯树叶，拉他的耳朵，闹，一会儿要吃香蕉冰淇淋一会儿要喝草莓酸奶一会儿要巧克力华夫，他都跑着到公园门口的小商亭去买给她，直到跟着折腾得筋疲力尽。但他却因此更爱她，因为她在他面前完全敞开自己，他喜欢这个真实的她。虽然，在公司做人力总监的表姐只见了苏茉一面，就告诉凡克——这个小女子你可罩不住，35岁之前，她不定得怎么闹腾呢，趁早放手。
凡克听了，就像没听见。只是再不肯主动和表姐联络，偶尔表姐来电话问起，多半三言两语就打发过去了。他的苏茉，容不得任何人随意作评。
但他的苏茉，自从登上那辆破败的长途汽车后，就消失了，毫无预兆地消失了，再不肯给他一点儿回应。
等他发现她的默然消失不是玩笑时，他才开始真正地惊慌。他遍询了所有他认为与苏茉相识的人，竟然得到同样的消息——已经很久没有她的音讯了，原来的号码已经作废，没人知道她在哪儿。
凡克很后悔，始终没有苏茉老家的联系方式。他已经做了去派出所报案的准备，然后接到了马野的电话。马野说，别找了，她跟别人了。马野没敢告诉凡克，他陪娟子去做产检时遇到了去做流产的苏茉。
马野只是说，别找了，她跟别人了。
凡克听着，手机当时地一声，一股看不见的电流伴着这句话，瞬间钻进了他的脑袋里。从那天起，他经常在下午的某些时段发作偏头痛。那种痛，就像闪电一样，似乎能撕裂大脑，燃烧着焦灼的气味，将所有幸福不幸福的画面通通塞进来，同时间播放。在那些瞬间，凡克会忍不住用头撞墙，指尖间充满了白灰。
偶然一次，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那张脸，苍白、扭曲，眼神里透着神经质的疯狂。他冲着天花板大叫：“苏茉，我恨你！我恨你！去死吧！！”
他找到马野，逼他说出看见苏茉的始末和她的去处。如果没亲耳听见她说出分手的话来，他就是不甘心。“死也得死个明白吧？这要求过分吗？”
马野一把把他推到墙上，抓着他的衣领，毫不在意听见他的后脑勺撞到墙上的声音。马野说，你有点儿出息行不行？！她看上别人了，不想跟你了，这点事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是，你是对她好，特别好，恨不得娶到家里供起来，可她不喜欢你了，看上别人了，你还找她干嘛？你有病啊？！
凡克不肯罢休，他直盯着马野的眼睛，仿佛那是苏茉的眼睛，他说：“我就是想亲耳听到她说一句！一句就行！一句就行！”
马野松开手，冲他大吼：“她不想见你了，她看上别人了，那就是个贱人！”
凡克平生第一次动手打人，就是自己的哥儿们马野。他一拳砸了出去，马野朝地上吐一口含血的唾沫，大叫：“你这个傻瓜！她怀上别人的孩子了，你死了心吧！”
二
凡克再也没回那所村镇中学。他只是分别给校长和几个年级的班长写了信，告诉他们，他病了，他不回去了，他要去别的地方待段时间休息休息。
他病了倒是真的，没几天功夫，头发就掉了一大半。连着几周失眠，人已经瘦得像个幽灵了。
但他哪儿也没去。他在城里留了下来，租了一处便宜的地下室，在里面枯坐了两个月。没有一分钟，他能忘记苏茉，他越是忘不了越是恨她，越是恨她越是忘不了。每天每天，他起来，坐下，躺着，起来，坐下，躺着。有时一天一口东西不吃，有时一天时时刻刻都在吃。马野带着挺着大肚子的娟子来看他，放上几大包方便面、一箱饮料、两袋水果。下次来，看见他坐在一堆塑料袋、易拉罐、水果核和水果皮中间。满屋散着腐败的气息。
有一天，娟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冲他说：“不就是失个恋吗，又不是得了绝症，至于这副德性！要不你一头撞死算了，也算是殉情，听着还高尚点儿。”
马野抓起床头那把已经落灰的吉他，胡乱地弹了两下，仿佛不经意地说：“这东西，再不用，就废了！”
不知道这对夫妻的哪句话触动了他，等凡克再出现时，那个一度阳光灿烂的青春少年变成了一个“凛冽”的男人。
他蓄起两腮黑须，剃一只光头。身穿一套扎满铁钉的皮衣皮裤，脚蹬高腰皮靴，拎着一把吉他，呼朋唤友，和马野等人组建了“狙击手”乐队。他成了乐队的吉他手和主唱。
站在舞台上，他最常用的开场手势是竖起右手的中指，面色凝重，指天指地指人指自己，然后大喊一声：“滚！通通地滚！”于是，台上鼓声大噪，他敞开喉咙高叫：
道可道，非常道。可道者，皆可笑！
别问我从哪里来，来处不可知，去处不可道。噫呀噫呀噫⋯⋯
我是天地一飞篷，无心无意混沌中。
不知喜不知痛，不知生命何所终。呀噫呀噫呀⋯⋯
道可道，非常道。可道者，皆可笑！
哈-哈-哈-哈-哈-哈！皆可笑！
“狙击手”乐队存活了大概25个月不到，就烟消云散了。
没有人想到，暮春的那天傍晚，是他们的最后一场演出。那天，也是马野的生日。他们找了一间夜店，一群男男女女聚在一起狂欢滥饮，大呼小叫。快夜半的时候，有人从某个隐秘角落掏出一包大麻来，除了凡克，所有人围着那包大麻都意思了两下，所有人都陆续地攀登到情绪的最高处。有人扭曲，有人摇摆，有人高歌，有人狂叫，有人沉醉，有人痴笑⋯⋯
惟有凡克没参与，这倒不是因为他洁身自好，而纯粹是偶然。那天，为了摆脱可怕的头痛，他一上来就迅速地喝多了，还没来得及等到那时髦的玩艺出场，他就一头栽到沙发上大睡起来。
等他在一片嘈杂声中好容易睁开眼睛，看见了满屋的警察。他当时以为自己在做梦，嘴里咕哝着，老马，老马，我昨天就梦见一屋子的警察，今天又梦见了，我要是明天还能梦见他们，我就⋯⋯他说着，猛然看见其中一个人黑压压地向他直走过来，伸出一双铁钳般正义的大手，紧紧地捏住他的肩膀，他不由得大叫一声：“老马，真是警察！”
他不知道，马野那时正仓皇出逃，骑上那辆二手改装摩托车，在北京的夜色中一路狂奔，身后跟着一辆警灯乱闪的黑色警车。
摩托车从著名的后海出发，嘶叫着，绕过三百多年前吊死明思宗朱由检的阴险景山，经过二十多年前死过学生的伟大广场，穿过将在2012年夏日暴雨黄昏淹死一名儿童杂志编辑的广渠门桥下，在一座名叫光明桥的桥底，突遇一块黝黑尖锐的大石头，摩托车在石头上打了个旋儿，随即翻飞出去。
那辆一路上都在幸灾乐祸地鸣叫的警车，闪着威慑的灯光，在不远处戛然而停，几个黑影从车上下来，寂静地，像暗昧的路灯一样，看着远处无声无息的车与人。
凡克后来跪在太平间里，面对躺在冰冷的白罩子下面的马野，喉咙里压着吼，捶地骂他：“你这个傻瓜，你跑什么跑什么？！为什么不戴头盔？！”
乐队没宣布，就解散了。兄弟们从里面陆续出来，个个神色萎靡，比没建乐队之前更低沉。彼此连招呼都没打，一一离开了北京，去南方的，去北方的，去西部的，去东部的，出国的⋯⋯只有凡克一个人留了下来。那倒不是他无处可去，他本来已经打好行李，准备拿最后一点儿积蓄去西藏。
那天下午，他匆忙跳下床，打开咣咣大响的房门，看见门外站着马野三岁的女儿小木耳，还有一个身材娇小的短发女生，自称是木耳的幼儿园老师，她是遵照孩子母亲的托付，来送木耳，还有一只大背包。
凡克站在冬日下午蒙昧的光线里，恍惚察觉到，好像发生了什么事，而他再次是那个被蒙蔽的人。拉开背包，里面躺着一封写给他的信。内容很简单，娟子说对不起，我走了，你帮着照顾木耳吧。马野的东西我都送人了，剩下一对鼓槌留给你。
凡克把信团成一团，向身后一扔，骂道：“这个贱人！”
娇小的幼儿园老师看看凡克，对小木耳说：“告诉叔叔，他骂人了！”
木耳嫩声嫩气地对凡克叫了一声“克叔叔⋯⋯”，还没等说下一句，凡克赶紧拍拍木耳说对不起，叔叔说错话了，然后对幼儿园老师说：“她妈这是什么意思？没怎么着，自己先跑了？”
幼儿园老师表情严肃地看看他，拿出一张报纸，上面赫然印着一条消息——昨天中午一女子跳下地铁当场死亡。老师冲木耳抖抖那张报纸，说：“是她妈。”
三
让凡克感觉最为难的，是如何帮木耳洗澡。不管怎样，木耳是女孩子，虽然只有三岁。他只好给那位个子不高、长相不太漂亮但声音很好听的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说：“萧老师，木耳要洗澡，我怎么办？”
萧菲想了想，说：“等会儿我过去吧。”
不久，萧菲开始在固定时间来帮木耳洗澡，并顺势把凡克住的那间平房小屋收拾收拾，扫扫地，擦擦灰。有时候弄得凡克有点儿不好意思，经常会赶在萧菲来之前自己先东一把西一把地简单整理一下。木耳说：“克叔叔，你收拾屋子比萧老师差多了。”
早些时候，凡克在一家琴行找了份活儿，每月有点儿固定小收入。地下室太冷了，他能受得了，木耳受不了。他咬咬牙，不忍心动娟子留给木耳的那笔并不算丰厚的钱，硬着一张脸，找几个朋友借钱交上押一付三的房租，搬进了二环一处破败的民居平房。房前有棵大槐树，初春时节，树上长出一层淡绿的茸茸嫩芽。木耳说：“克叔叔，我还得多长时间才能回家呀？”
凡克偶尔会加班，照例只能请萧菲帮忙顺路把木耳送回平房。那个大多数时候都笑咪咪的小萧老师在照顾木耳的事上差不多有求必应，这让凡克想起来很安心。当然，就凡克个人的品德来说，在能不麻烦萧老师的时候，他尽量不麻烦她。请人帮忙这事，次数不能太多，要求也不能太高，否则时间一长，会让人有负担，感觉厌烦是必然的。凡克很小心地把握着分寸和尺度，甚至还主动免费为幼儿园的演出活动做了一次伴奏。这事，让木耳分外自豪。他偶然知道，在幼儿园，木耳告诉小朋友——他是她爸爸。
可凡克一点儿都不想做这个爸爸，他时不时地会琢磨着，怎么能把木耳送出去。但这事并不容易。
马野的父母早就去世了，老家根本没别人。他辗转着找到娟子老家的电话。一打听，木耳的外婆也去世了，外公丧偶之后另娶了老伴。老爷子拿起电话听他说了几句木耳的事，就说，我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孩子放我这儿不方便，照顾不了，就放了电话。他才明白，娟子为什么最后时刻会想到把孩子给他——她无人可托付。
还有一次，凡克偶尔在电子邮箱里发现一条给孤儿院捐款的消息，有点儿动心，想不如把木耳送孤儿院吧，那样他能轻松些，至少不必总和人解释孩子哪儿来的。晚上去幼儿园接木耳，到得比平时晚，木耳站在幼儿园门口，眼巴巴地等着，看见他，一头扑上来，搂着他大哭。问出了什么事，木耳说：“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有人接⋯⋯”
他只好又咬咬牙，心里暗恨，这辈子恋爱没谈明白，却要先替人把孩子养大。真是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
他真地有点儿累了。尤其在某个时刻经历剧烈头痛的时候，他会越发地理解娟子的选择。但娟子可以殉情，他却无情可殉。在刺痛中，那个绿衣少女的身影日渐模糊，他甚至越来越想不起苏茉的容貌了，但他却怎样也无法摆脱那种已然生根的恨意。有许多次，他都试图在心里说，是的，我原谅她，我要原谅她，我愿意原谅她。他感觉自己在说原谅她的时候，心里在一瞬间就澄明多了，而且豁然升起一缕道德纯洁的优越感，让他可以自我安慰——毕竟，是人负我，而不是我负人。这样的时候，他觉得，他已经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关系了。
但是，当可怕的刺痛再次袭来，他心中的恨意会陡然冲破他在平常时刻精心营造的地表，那股黑色的泡沫不断地从地下涌出，转眼就浸漫了他所有自我完善的角落。那个时刻，他只有一个念头——他希望苏茉死于非命，即使不是他亲手所弑；希望她过得凄惨无比，希望她因为失去他而后悔；希望有一天，如果她回来找他，他可以带着宽容淡然的微笑，说对不起，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那个轻易就离弃自己的女人，不配获得任何幸福，也注定获得不了任何幸福。
一开始，他恨她的背叛；慢慢地，他只是恨她；到了后来，他只是恨。这种恨意，似乎变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他，希望将这种黑色的恨意掩藏到时而温和明朗时而玩世不恭的背后，因为这个，他越发地愿意待木耳好，仿佛这样，就可以消解因为恨带来的内心分裂。
毕竟，他挣扎着，毕竟，他一直是想做个好人的。
四
那天，他在路上接到萧菲的电话。萧菲说：“后天是复活节，我们缺一个司琴，原来的司琴有事回家了，你能不能来帮忙？”
凡克立刻说，好啊，弹琴我在行，没问题。
凡克知道，复活节是要送彩蛋的。有一年春天，他在地铁弹吉他卖唱时，曾经有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子给他的钱盒里放上五元钱和一只彩蛋，告诉他说，今天是复活节，耶稣复活的日子。
他谦和地微笑，点头致谢，继续唱他的歌儿“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彩蛋和耶稣，都与他没关系。他只需要钱，更多的钱，更多更多的钱，可以交当月的房租。
这次略有不同，毕竟是萧老师的事，平时总请人帮忙，到了被人请帮忙的时候，还有什么可说的，请假也要去！
复活节那天，他如约前往。那是一处位于市中心写字楼里的大房间，他以为自己已经提前到了，没想到提前到的人非常多。他穿过人群，在房间尽头找到正在指挥大家练声的萧菲。
萧菲看见他，眼睛一亮，手里挥着歌本，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凡克老师！我们今天请来的吉他伴奏。他还没信主呢，大家为他祷告啊！”
有许久没人当众称呼他老师了，也许久没人请他伴奏了，只是他还不明白什么叫祷告。但那群陌生的面孔竟然一起微笑，一起向他鼓掌，表示欢迎。这让他颇感惊讶和新奇。在停顿的瞬间，他暗里提醒自己，一定要警惕，千万要警惕，像萧老师这样表面单纯友善的人，恐怕也是某个传销组织的骨干，他上的当已经足够多了，不需要再上当了。于是，他慎重地点头，温和地微笑，掩饰着掠过心头的惊疑和警觉。
演唱开始之前，他跟着诗班练习了一遍当天要唱的几首曲子。那些歌词他不是句句都能理解，但曲调非常简单明快，不难掌握。一遍下来，他基本已经能轻松应对，这让他感觉很自信也很放心。
空座位慢慢被填满，他选择了一种最舒服得体的姿势，抱着吉他，坐在人群的前面，隐约有点儿激动。有好长时间，他没这么当众演奏和歌唱了。他清清喉咙，活动下手指，做开始的准备。抬眼四望的时候，看见对面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瀑布图画，从高处倾泄，直奔到宽阔的堤岸，四溅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烁着晶亮的光。瀑布旁边写着两行字：“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来不及思考这话的意思，演唱就正式开始了。
他按照曲调轻弹着，倾听着人群和诗班的演唱，突然发生了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当简洁、悠扬的歌声在房间里如水波荡漾的时候，他一边弹着吉他，一边不停地流泪。让他难堪的是，他不能动手去擦眼睛。他只好低着头，假装是在看乐谱，眼泪却模糊了眼睛，一支歌唱下来，他竟然只能凭之前的记忆完成伴奏任务。
他哭，不断地哭，就像一个好容易找到家的孩子。有许多委屈，有许多恐惧，有许多无奈，有许多期待，总算是，找回来了。
但他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像个女孩子一样，不停地流泪，他只是觉得，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这次，他不再是被蒙蔽的那个人。有一股温暖柔软的气流在他的里面轻轻吹过，就像春天的微风拂过冰冻的大地，这个心怀恨意的好人，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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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期待下一期中篇小说《在井边》之四“萧菲的故事”）
潘光旦之死 文/王友琴
潘光旦，1899年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13年入清华学校，因运动受伤截去一腿。1922年留学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对象，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
一、四个词概括的一生
1967年，潘光旦教授病危。那时正是文革仍然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第二年。他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直就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批判斗争”对象，被编入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不断受到侮辱甚至殴打。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在文革中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除了在精神上思想上遭到攻击之外，他本来腿有残疾，加上年事已高，遭受长期“斗争”，对他来说在体力上也分外难以承受。
去世之前，在最后的日子里，潘光旦的一位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留学外国，取得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这三个S是指三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surrender，submt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与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是succumb。succumb这个词的意思是灭亡。
潘光旦在1967年6月10去世。
在文革时代，这样的临终谈话不可能流传出来让人知道，因为这肯定会被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被追究，连他的老友也会被牵连进去，陷入牢狱甚至灭顶之灾。只是在文革以后，他的老友才把这段对话说了出来。后来笔者从潘的家人处得到证实，其时潘光旦已经去世近三十年了。
屈服，投降、活命、灭亡，这四个S的说法，相当震动人。这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才可能有的独特的表述方式。他曾经留学国外，精通英文，因此他才会用一组英文词语来描述他的生活。但这样的表述绝不是一个懂英文的中国人的文字游戏，而是来自一个他这样身份和经历的人的内心深处的思考。他这样的人，曾经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后得到“平反”，他们又被称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报纸上的这些称号，是权力当局出于不同的需要对他们作的不同说法，但是他们的内心想法，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没有表达渠道，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更不能公开发表。潘光旦的遗言在他死亡多年后、文革结束了才由他人来说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后，活着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说出有关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辞来表达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这种震动更来自这个说法和历史事实的高度吻合。潘光旦和他同代人的经历，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俏皮话，也不是刻薄的牢骚，而是对一大批学者的人生经历的非常现实主义的描述。这四个S，不但是潘光旦教授一个人，而且是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仅仅由于在权力的高压下，这样的说法在公众生活中长期不被准许，所以流行于人们口头的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真实的说法长久地被淹没和掩盖，一旦说出来也就显得特别。
关于潘光旦，在他去世23年之后，在文革结束14年之后，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说的：
潘光旦 ：1899—1967
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这一词条，至少遗漏了两项重要的事情。一项是他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份子”，被当作社会的“敌人”。一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虐待，他拖着残腿，长期在校园“劳改队”中被强迫劳动，到他病重身死的时候，他的身份也还是“牛鬼蛇神”。另外，也没有说出他在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被政府取消，他的离开是强制性质的，而不是学者们通常会有的更换学校和研究机构。
这样的简历能告诉读者的，好像是一个一生平安的正常典型的学者，没有什么异常，和其他年代其他国度的学者生涯没有太大不同。读了这样的小传，人们绝不会想象传主潘光旦本人，是想要用四个S来描述他的生活和死亡的。
本文回顾潘光旦和他的同代学者，是怎么从20世纪50年代的投降屈服活命，来到了在文革中的全面灭亡。文中所用的材料，如果是二手的，都一一写明出处。其他未注明的故事则来自笔者的调查。笔者的调查，包括阅读大量的文字记录材料以及和上千名文革的经历者谈话。
二、屈服与活命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潘光旦写了长篇检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曾经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有近万字长，把他的父母、师长、同学、早年所受的学校教育以及他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统统都陈列出来并且逐个加以否定。 “检讨”到了这样糟塌一切的程度。据说潘光旦一共“自我检讨”了十二次才获通过。一次一次检讨，不被通过，检讨了十二次以后，才予过关。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哲学教授金岳霖也是清华大学的重点对象之一。金岳霖的长篇检讨题为《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也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比潘光旦的更进一步，在批判父母师长和自己之外，把他教过的学生也在其中批判了。除了在学校里由教研室到系到全校范围层层作检讨，一批教授的长篇“自我检讨”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各省市的报纸上，内容都类似。这些“检讨”中形容词也达到了很高的级度，有“腐败”“反动”“丑陋”等等。通过这样的做法，把“知识分子”向全体人民示了众。
这样的“自我检讨”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他们是心甘情愿地写了这些吗？笔者已经不可能采访潘光旦本人，也不能获准查阅当时清华大学的档案纪录。200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志》（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记载极其简略，只有一个句子。相比而言，《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对这个“运动”的过程还作了一些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检讨是如何作出来的。
据说潘光旦在“反右派运动”中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响应号召”“提意见”。当时甚至有人说他是“揭了盖子都不跳”的人。显然，潘光旦经历了这以前的一系列“运动”，已经非常谨慎小心。但是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仍然被划为“右派份子”。他的同事吴文藻教授和费孝通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吴和费都是在西方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学者，由于“院系调整”而来到民族学院。他们先是专业被取消，然后又被一网打尽变成“右派份子”，“人民的敌人”。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提到潘光旦。在“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小标题下，文中说：“整风前夕，社会学界那班旧人马已在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四处串连之下，在北京碰了头，开了会。6月9日，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又开了一次关于恢复‘社会学’的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地方的大学恢复社会学系，先从北京上海做起。北京方面，在北京大学设系，由吴文藻担任系主任，另在人民大学设社会学研究室，由吴景超主持。此外，决定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社会学会，先进行社会学人员的登记。他们就这样划定了地盘，安排了位置，只等被篡改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公布’以后，便要袍笏登场。”
看来“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是潘光旦的主要罪状。实际上，社会学系是在文革结束后才在大学里恢复的。
三、文革中的灭亡
文革开始，毛泽东明确指定的文革的打击目标之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就包括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文革中常常呼喊的一个口号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据说，这个说法是苏联作家高尔基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恐怖时代发明的。（见《让历史来审判》599页，麦德维捷夫，1989年增订本英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89）但是文革的实际做法是，不管他们怎么“投降”，他们还是得“灭亡”。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必入“劳改队”的人物。
潘光旦是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早年因为受伤而截去，平时走路要撑双拐。而且，当时潘光旦已经是67岁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园“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常常被命令在校园里拔草。这是为了对他们作体力惩罚，因为拔草虽然不是重活，但是在夏天的毒日头下暴晒就很难忍受，更主要的是，这是为了把他们示众，让来来往往进行“革命串连”的人可以恣意侮辱他们。“劳改队”由学生红卫兵负责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不能蹲。他要求用一个小板凳，看管他们的红卫兵不准许。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干活。一个曾经目睹此情景的人告诉笔者这样一个残腿老人被折磨的画面。
1995年，笔者和潘光旦的女婿、北京大学生物系退休教师胡寿文谈话。他说了一段非亲身经历绝对说不出来的小故事。他说，文革开始时他30多岁，是讲师。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里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斗争”“黑帮”。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他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后来，他又遭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衬衫的布丝被打进肉里，脱不下来。被打耳光成了家常便饭。他也不断地被拉到“斗争会”上“斗争”。“斗争会”常常延续几个小时。在“斗争会”上，斗人的人，都坐着，对被斗的人，最客气的做法，也要长时间低头站立，听取“批判”，常常还有“坐喷气式”，即90度弯腰双臂后举形状如喷气式飞机，如果倒下，会遭殴打，被拳打脚踢。
潘光旦没有留下他所遭受的肉体折磨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想见，他作为一个腿有残疾的老人，在1966和1967年的“劳改队”和“斗争会”上，他受到的痛苦，仅仅身体上的，比赵一炳，比胡寿文，都更为深重。
文革后，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们，很少愿意讲出他们的遭遇。因为他们所遭遇的，实在是太痛苦太难堪太耻辱了。而且，不管个人怎么“认罪”怎么“检讨”，还是不能免于遭受种种肉体的折磨和侮辱。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他把中国的古话“士可杀不可辱”改为了“士可辱不可杀＂，每天向自己复述这句他杜撰的格言。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侮辱，他都忍耐和服从，叫跪就跪，叫爬就爬，叫骂自己就骂自己。他就这样忍受了下来。
“士可杀不可辱”的意思是鼓励人拒绝侮辱，以身成仁，所以采用了极端的说法，把拒辱和生命作为对比的选择。在文革时代，这样的情况变成了现实：一方面，文革当局就是在把人往死里整，另一方面，受害者无法反抗，只有通过死才可能逃避侮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已经无法再起激励人的作用。这位教师把它颠倒过来。他忍受了种种侮辱，活了下来。他的活着，只有用这样透着玩世不恭的口气的说法来支撑。他没有死，但是这样的道德格言死了。
尽管忍耐，尽管顺从，还是有很多人被害死了。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可以看到，1966年8月3日，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的时候被强迫喝了沟里的污水，吴兴华很快昏倒，当夜死亡。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他也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他比潘光旦年轻22岁。
这就是潘光旦说的最后一个S，灭亡。这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世界上没有比死亡更为无情更为不可逆转的了。
潘光旦的家被学生红卫兵抄了，房间都被封了，只准他睡在厨房外面的小间地上。他腿有残疾，仍然得每天去“劳改队”中“劳改”，得不到任何宽待。坐在地上劳动受寒，膀胱发炎。病重之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1967年6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劳改队”中“劳改”十个月后，潘光旦去世。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他的一个女婿程贤策，在北京大学工作，遭受三个月的“斗争”后，在1966年9月2日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他们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他们夫妇间的谈话。这种谈话在文革中也能变成治罪的“根据”。
潘光旦去世后，他的住房要被收走。他的女儿得到允许去收拾遗物，在启封的房间里，看到了文革前完工的达尔文著作《人类的由来》的翻译稿。稿子已经被水浸，部分纸张破烂。她悄悄带走了这部译稿，保存起来。文革结束后又过了六年，这部译稿印成了书。在中译名著中，论翻译质量，这部书是最好的之一。
在他去世前，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他的后半生，说出了四个Ｓ的说法。从1951年开始，他的三个S的对策，一再一再地使用。他不断地屈服与投降，最后，是彻底的毁灭。对他来说，是最后一个S结束了其他三个S。
回顾这一代学人的经历，他们的悲惨遭遇，使得对他们的命运的写作变得非常沉重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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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爱思想”网站，限于本刊篇幅对原文有较多删节）
看这个人 文/许宏
一
今年春节前后，有几幅画常常浮现在脑海中。想起这些画，就像看到世界的不同维度，以及自己和周围的人跟这一切的关系。
其中一幅画的原作存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现代艺术馆。作者是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奇赛利（Antonio Ciseri，1821—1891）。画的名字叫——“Ecce Homo”，就是，《看这个人》。这句话出自《约翰福音》19：5。
《圣经》中文和合本是这样写的：“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 ” 原文中没有“你们”这个词。这幅画试图再现的就是罗马巡抚彼拉多说这句话的那一刻。
我不知道究竟是何时第一次看见这幅画。但近来再去维基百科网站上看到这幅画时，我有一种之前看见时没有的触动。
这次注意到的不仅仅是画中的明暗对比，不仅是那一刻的阳光在画面各个角落折射出的不同色彩，也不仅感受到伸出手说“你们看这个人”的彼拉多跟站立在他旁边的“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的那个人以及台下和屋顶上的众人之间的张力。也不仅看到台上右侧的一位妇女手搭在另外一人的肩上而流露出的忧郁。
还在于，可能是在突然之间，这幅画让我有些不由自主地想起另一幅画。在中国人当中，那幅画的知名度恐怕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十年。
也许是这两幅画同样都有的蓝天让我有了这样的联想。这可能跟身处雾霾而想往蓝天有关。然而，也许无关。还可能因为这两幅画呈现了类似的视角，都是从后台透视出前台和台下的众人以及作为背景的蓝天。但是，这两幅画传递的气息却全然不同。
二
在前一幅画中，虽然有蓝天，也有白云，但蓝天并不开阔，白云也不醒目。台下的建筑物在太阳的照射下，泛着一大片有些刺眼的黄色，似乎抢占了蓝天本来该有的位置。除了彼拉多浅色的长袍左下角显出的透明，还有阳光穿过彼拉多投射在格子地板上的影子，台上大体笼罩在幽暗之中。两根近乎黝黑的石柱，不仅将世界隔成台上和台下，连同台下黄颜色的楼房和石柱，更将蓝天分割成几段。
看不到正脸的彼拉多伸出手，示意台下众人将目光集中到他身旁的这个人。这个人看起来与罪犯没有什么两样。他赤裸着上身，后背上的深色可能是鞭伤。他头有些低垂，侧着身，浓黑的头发上戴着荆冠，接近黑红色的袍子垂落到地板上，仿佛一滩鲜血。在浅色的背景下，这有些像一个人物剪影。聚集在蓝天白云和阳光下的众人已经禁不住有了反应。台下的近处，有人把眼睛和嘴都张开，有人抬起手指着台上的那个人。站在楼上屋顶的，他们俯视着台上和台下的一切，有的举起手，呼喊的声音可能更加无拘无束。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他们是在喊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约19：6—7）
在后一幅中，蓝天要广阔得多，白云也不是几缕。整幅画的色调大约是中国人熟悉的。充满着喜庆和统一，完全不像前一幅那样既肃杀又喧闹。不仅有台上的大红灯笼和台下的红旗飘飘，连蓝天白云都似乎在庆祝。台上不止一个人。但有一个人的位置显然与众不同。这人既没戴冠冕，又不穿紫袍。这人身后的一群人虽然也在台上，却与这人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好几双眼睛都满怀着深情注目着这人。显然，这人不仅是台上的主角，也是台下数不清的众人仰视的焦点，不仅是整个现场的中心，也可能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看到这幅画的人眼里的中心。
与前一幅画中的彼拉多和彼拉多身旁的那个人不同，后一幅中的这人身处的场面要宏大得多。这人面前也没有让人可能感到压抑的大柱子，台上台下因此连为一片。台下的人更多，看这幅画的人根本看不出台下的人具体长什么样子。但无论如何，这里台下的众人不像前一幅那样拥挤和嘈杂，而是整齐划一、井然有序。位于台上中心的这人跟前一幅中彼拉多和彼拉多身边的那个人都不一样。这人昂首挺胸，双手拿着一张纸，看来在宣布着一件万众期待的大事。
后一幅画的名字叫《开国大典》，完成于1953年，作者是中国画家董希文（1914—1973）。这幅画的两个版本存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个版本是经历几次政治斗争的结果。其中一个版本，台上的一个人被一盆花替代，还有一个人被另一个人代替。在另一个版本，画面又恢复到原样。
我忘记了最早是何时看到这幅画的。可能是在上小学时的美术课本上。其实，已经好久没有再看过这幅画了。但是，这个从小留下的印象却不知不觉存放在记忆的角落，等到终于有了强烈的对比，就活过来。画还是那幅画，然而有了鲜明的参照物，再看这幅画时的感受似乎不像当初那样与我无关了。
而一边看《开国大典》，一边再看《看这个人》，感受更复杂一些。前者表现的图景似乎并没有因为画中那一代人的远去而成为过去。人可能不再看那幅画了，那幅画里面的精神却还在延续。在很多环境中，人似乎还是人的中心，人还是历史的主角，人还是万物的尺度。不同的也许只是，这个人换成了那个人，这群人换成了那群人。后者试图再现的时刻似乎开始进入到更多一些中国人的视线当中。对有些人来说，彼拉多让人们看的那个人不再是一个外国人，也不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成为人样式的神，是创造和拯救人的主。然而，即使这样，人还可能处在前者精神的阴影当中。
也许正因为如此，《看这个人》试图再现的那个时刻并没有随着那个时刻的远去而成为过去。画中呈现的复杂，包括通过颜色上的明暗对比以及由此烘托出来的肃杀与喧闹并存的气氛，好像也是历史上很多时刻的写照。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这个写照不仅勾勒出外在的景象，更关乎人的内心。显然，外在的景象常常是内心活动的表现。然而，这个写照却也不仅关乎人的内心，而是在一个更大维度中呈现了人更真实的状况。
当人在类似《开国大典》的场景中显现人——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的伟大时，人往往在藐视其他人，也常常在拒绝任何高于人的存在。《看这个人》体现了类似《开国大典》的图画没能呈现的维度。这幅画帮助人看到，人在多大程度上不认识创造人的神，人如何对待创造人的神，人在创造人的神面前究竟是什么样子。
回过头来再看看类似《开国大典》的图画，人眼中的伟大在《看这个人》的“这个人”那里是多么渺小，人眼中的胜利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失败，人眼中的喜庆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悲哀，人眼中的深情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无情，人眼中的正义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邪恶，人眼中的光明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黑暗，人眼中的和谐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混乱，人眼中的真相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虚假。
然而，人并不是看到了“这个人”，就接受他的治理。而可能反过来，人要“这个人”接受人的治理。不仅如此，人还可能拒绝他。即使是从迫害“这个人”的扫罗变为接受了“这个人”为主的保罗，仍然会倾诉出这样的痛苦：“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罗7：21—25）
这难道仅仅是保罗一个人的痛苦吗？我何尝不也是如此，而且如今的感受比以往强烈得多。我之前没有看到“这个人”，后来看到“这个人”，又认他为主，愿意接受他的治理，然而却又时常拒绝他，时常明知故犯。《看这个人》中的“这个人”站在那里的样子，就像他在我的心思意念中时常被我拒绝和羞辱的样子。保罗说的两个律的交战就像画中展现的那样让人羞愧、恐惧、痛苦、绝望。《希伯来书》中的这句话更让我害怕：“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 （来6：6）
我不得不面对自己跟“这个人”的关系。我时常拒绝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越发感到他跟我完全不同。他的标准，我根本做不到。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2：5）可是，我如何以他的心为心呢？我有心吗，我的心算作什么心呢？他的心是，“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6—8）我的心呢？我的心可能不再像还没有认识他时的那样问，“真理是什么呢？”（约18：38）我的心可能不再是像台下的众人那样肆无忌惮地喊叫，“钉他十字架！”（约19：6）我的心也可能不再像彼拉多说的，“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太27：24）我的心却可能有些像，“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太27：19）
这最后一句话是彼拉多夫人在彼拉多坐在审判席上的时候打发人告诉她丈夫的。有些分析者认为，画面右方那个将一支手搭在别人肩上、脸色忧郁的女人可能就是彼拉多夫人。近来再看到这幅画之前，我没有在意过彼拉多夫人的这句话。看到这幅画和分析者的解释，我才意识到彼拉多夫人的话可能表达了一个经历过神启示的人所处的痛苦。
这“许多的苦”也许就包括神告诉她耶稣是个无罪的义人之后，她无法承受正是自己的丈夫要在众人面前审判这个无罪的义人，也可能包括从神那里得知这个无罪的义人要在自己丈夫的审判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她不明白这样的梦为什么要在那一天发生在她的身上，也可能包括她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感到多么地无力。
在生活中，彼拉多夫人和彼拉多不一定是两个人，而可能是两者存在于一个人的里面，也可能不同程度上再加上台下的众人。没有经历神的怜悯和启示，人不会认识神，也就不会认识自己和世界的真相，人却自以为认识或者在困惑中不知所措。经历了神的怜悯和启示，人在真正的义人面前无法站立得住，人需要神的拯救、宽恕和扶持。然而即使如此，人还可能时常拒绝神。“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 （加4：29）这逼迫可能不仅在不同的人之间如此，在同一个人之内也免不了。
三
在经历类似的痛苦时，有一段话很安慰和帮助我。它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一千多年前的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解释：罗马主教列奥一世（Leo I，391或400—461）在449年6月13日写给君士坦丁堡主教傅莱文（Flavian？—449）的信。
这段话说：“既然两种鲜明的性质完整地存在于一个位格中，伟大就担负着卑微，能力担负着软弱，永恒担负着必死，不能被伤害的性质与受伤的性质连为一体，为着我们在身处境遇中所负的债得以偿还。这样，如我们的拯救所需要的，神与人之间那同一位中保，作为人的耶稣基督，能够同时借着一个性质死去而借着另一个性质不至死亡。这也就是为什么真正的神在一个不可缺少的完整的性质上降生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原因，在属于神的方面完全，在属于我们的方面也完全。”
在重新看到《看这个人》之后，再次想起以前读到的列奥一世的这段话，感到距离“这个人”似乎比以往近了一些。这位神人之间的中保最深知人因远离神而身处无法自拔的痛苦，因为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只有他将无限而圣洁的神与有限而有罪的人拉在了一起，只有他将伟大与卑微、能力与软弱、永恒与必死、不能伤害的与受伤的连为一体。他深知人的痛苦，正是他在这样的连结中真正经历和忍受了这一切的痛苦。他不是仅仅将神的能力与人的软弱之间的天壤之别显示出来，因此让人绝望，而是还住在人软弱的里面，给人盼望（林后12：9；约一4：15）。有他住在人的里面，就是“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宝贝放在瓦器里” （林后4：6—7）。
而更大的安慰和希望在于，在我一天天走向死亡的时候，“这个人”不仅早已为包括我在内的罪人经历了“被交在罪人手里”的死（路24：7），更在死后复活了。这意味着，我不是孤独地去死，而是有“这个人”相伴，是“受洗归入他的死”（罗6：3），是“出死入生”（约5：24），“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罗6：5）。而无论是死还是生，他都深知人的软弱，并在软弱中与人相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 （林后13：4）
这一切都只可能跟信心相关。仅仅在这个世界中，我仍然看不到他。除了《圣经》，我看到的各种形式的记载都没有关于他既是一手的又是完整的描述。在人的世界和人记录的历史及每天的新闻中，他显然不是主角。人们对关于他的记录甚至他是否存在从来都不缺乏质疑，虽然《圣经》上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21：25）
我想起《希伯来书》中说到的那些古人的信心。没有这样的信心，人只能继续被封闭和囚禁在“这世界的王”（约12：31）和自我的假相中，“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罗6：8）也就是无稽之谈。若有这样的信心，虽然很可能依然会时常哀叹“我真是苦啊”（罗7：24），但是人的眼界就不会限于这个世界。不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林前15：19）。信心，是神给人得以看到真相的眼睛，是神爱人的点睛之笔。
如果换一个角度，“这个人”让人看到了神创造人完整的过程。在这世上的人，其实“不过是子粒” （林前 15：37），也就是种子。虽然人是照着神的形像所造（创1：26—27），除非透过“这个人”并在他的里面，否则人认识不到神的真像（约1：18；西1：15；来1：3）。而只有经历死——跟“这个人”的死和复活——这道工序，人才能从子粒变成形体，也就是成为完整的人。
作为子粒的人，是“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林前15：50）。但是，人可以透过对“这个人”的回应——也就是信——参与到神透过“这个人”的死而复活对人进行重新创造的过程当中。当然，人能够信和这个信心本身，都出于他的舍己和怜悯。如果人没有参与到这个接受神献出自己的过程，人也就因为没有参与到神创造人的过程中而顶多是个半成品。人可能会不得不承认，这是作为必死的被造物不该有、不配有的待遇和归宿。然而，创造主却因为爱——舍己的爱（加1：4；2：20），因为他就是他（出3：14；约8：58）、他就是爱（约一4：8，16），不愿已经刻有他自己印记的被造物离开他，“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歌8：6）。
从必死的子粒到复活的形体，是神透过“这个人”——“初熟的果子”（林前15：23）——给信他之人的应许。初读这个应许曾经觉得很飘渺，近来开始感到亲近和具体多了，因为开始不得不更多地感到每一天都可能是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天，也不得不承认，这里所说的“无知的人”就包括我，因为我的确不知道：
“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林前15：36—49）
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这个世界就不是人的全部，死亡也就不是一切的结束。死后有审判，有人在神的国永生，有人永在地狱（来9：27；可9：46—47）。死是神在“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林前15：26）。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人可以看到“眼睛未曾看见”、听到“耳朵未曾听见”、想到“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然而，这一切并非人所想像的，而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林前2：9）。
四
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也就可能跟不认识“这个人”时有所改变。在重新看到《看这个人》和《开国大典》的那些天，另外一幅画也出现在眼前。
这幅画的作者是拉蒙·德·埃罗里亚嘉（Ramón de Elorriaga）。查到的资料显示他是一位西班牙画家，生卒年大约是1836—1897年。这幅画原作存放在纽约的格兰杰收藏馆（The Granger Collection）。画的是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1789年4月30号宣誓就职的场景。
跟《看这个人》和《开国大典》不同，《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典礼》（The Inaugura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这幅画可能并不为很多人所知。如果去纽约华尔街的联邦大厅纪念馆，人们会看到这幅画的复制品。在这个复制品的旁边，有一个玻璃盒子，里面放着一本厚厚的旧书，这是华盛顿宣誓就职时手按的那本《圣经》。联邦大厅纪念馆就是华盛顿当年就职的地方。那时是联邦大厅，后被拆除。《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典礼》试图再现的便是当时的场景。
跟前两幅画类似，这一幅也有蓝天白云，只是位于画的左上角，看上去有些远。联邦大厅的阳台占据了这幅画的大部分。手正按着《圣经》宣誓的华盛顿无疑是画中最醒目的人，这有些像《开国大典》。不过，他旁边的一小群人不是那样整齐划一，甚至有人站到了华盛顿的前面，也有人坐着，有人扶着椅子，有人似乎还在说话。由于阳台在画中的比例很大，台下的场面仅仅露出一个角落。这可能不太像一个大国领导人的就职典礼，更像，比如，一个市长的（而且还是中小城市的）就职典礼。
除了这些，画中远处的一座比较高大的建筑使得人的视线不仅限于联邦大厅和里面的人。那是三一教堂，位于华尔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汇处，距离联邦大厅不到200米。三一教堂最初建于17世纪末。当华盛顿在1789年宣誓就职的时候，一座新的三一教堂正在建设中。这幅画体现的就是那时的情景。在就职典礼之后，华盛顿参加了圣保罗教堂的感恩敬拜。圣保罗教堂在三一教堂附近，属于三一教堂牧区，建成于1766年，是纽约曼哈顿地区迄今还在使用的最老建筑。
如今的三一教堂是1846年竣工的，高约86米，曾经是纽约最高的建筑。去过那里的人，可能会感叹它跟华尔街是如此接近。在它斜对面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斜对面是联邦大厅纪念馆。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这里是世界金融中心，也有些人可能知道，在成为金融中心之前，这里是美国的政治中心。但是，好像很少人会提及，早在成为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之前，这里就有基督教会。
在这块看上去有些局促的三角地，商业和政治的知名度显然比信仰显赫得多。然而，假如没有帮助人认识自己和世界真相的信仰，《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典礼》中的历史跟类似《开国大典》中的不知究竟会有多少不同，华尔街除了是一条名叫“墙街”（Wall Street）而且既狭窄又不太长的小路之外还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过，即使有信仰，《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典礼》与《看这个人》所传递的信息依然会有不同。如果仅仅关注信仰给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的变化，信仰的焦点——“这个人”——仍然会被忽视甚至拒绝。华盛顿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以不同的名称提到上帝——包括全能的存在、看不见的手、伟大的作者（或伟大的负责者）、上天、人类的父母、（大写的）他——也多次提醒他的听众，上帝是宇宙、人类事务、各国政府、公私利益的主宰，并向上帝祷告，求他祝福这个新的国家和新的政府。然而，如果这些仅仅停留在口头的敬畏而没有对上帝真实和具体的认识，“这个人”、圣父、圣灵对人来说就可能依旧陌生。
《看这个人》所描绘的也许是这方面最触目惊心的景象。包括犹太祭司长在内的众人呼吁彼拉多钉死“这个人”的原因恰恰在于，“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约19：7）而在此前，“这个人”在犹太公会受审的时候，“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僭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僭妄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 ” （太26：65）
在这里，正是自认为最敬畏神的人，却不认识“这个人”。而且，他们还以敬畏神的名义，要求政府在逾越节——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日子——释放一个杀过人的强盗，以僭越的罪将“这个人”以最残酷的刑罚处死。更进一步的是，彼拉多不仅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 （约19：5）彼拉多后来还对他们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 彼拉多最后又问他们：“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吗？” 此时，祭司长以一句极其意味深长的话作为回应：“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约19：14－15）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类似的意味深长早就有了。在士师的年代，“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士17：6，21：25）在撒母耳的年代，以色列的长老求撒母耳“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神对撒母耳祷告的回答是，“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然而，百姓的要求却更坚定了，“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上8：4—22）
在很多时候，人的一厢情愿跟真相之间的差别不知有多大，人想像的上帝、公义、美好与真实的上帝、公义、美好之间的差距也就可能更大。即使神向人显现了他自己，人还是时常不接受神。人时常感叹不被理解不受重视。然而，当听到神哀叹的时候，人心会怎样呢？“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赛1：2—3）
几年前，我在无意中看到有些圣诞主题的画都有牛和驴站在“这个人”诞生的马槽旁。开始不明白为何马槽旁总是出现牛和驴反而马却不那么常见，后来，看到《以赛亚书》的这两句话，又看到《圣经》原文中所用的词并不专指马的槽，真是羞愧。
我有时在想，如果彼拉多让众人看的“这个人”本身出现在当今人们可以看到他的世界，比如就在北京，“这个人”会面临怎样的遭遇。
然而历史不是如果，有没有如果，他都已经“被列在罪犯之中，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是神自己“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 （赛53：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