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这个词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想想我们的老祖宗使用词汇时，他们会说愉悦，会说怡然，会说乐，会说喜，会说幸甚，会说福也，就是不会说幸福。所以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满大街追问百姓你幸福吗，除了意外使人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之外，这个外来词汇让国人难以措辞正面应对也是笑话百出的原因之一吧，只好说我不姓傅，我姓陈。

幸福这个词不是纯主观的体验，纯主观体验可以说快乐，说开心，却不敢说幸福。所以有首流行歌曲唱“你快乐吗？”答得也很干脆“我很快乐”。如果这个词改成“你幸福吗？”我估计就很难立马回答“我很幸福”。毋庸讳言，让一个为老婆孩子的下一顿饭从哪里能找到而发愁的人说他过得很幸福，这近乎谎言。如果幸福是纯粹主观感受，那么弱智人群一定是幸福指数最高的群体，永远没有发愁的事情，每天乐呵呵的撒尿和泥就是幸福了。

但是幸福也不是完全与主观无关的事物，否则也就没有某某富翁老板哀叹穷的只剩下钱了，没有高官跑路，没有高管自杀，没有明星烧香拜佛……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人群似乎仍然需要某些保障，有人解释为缺乏安全感，于是保镖，防弹车，红外线警戒住宅之余还要政策，还要法律，还要人脉，还要狡兔三窟……有人解释为良心需要安慰，于是做慈善捐款，建基金会，领养孤儿，这已经开始偏离物质而渐渐趋向另一极了。

所以幸福真不是那么好说的。偏偏有人要知难而上，我不能说侯士庭的《幸福真谛——寻找人生真满足》已经给了我们关于幸福的圆满答案，其实他狡猾地避开了什么是幸福这个命题，转而去发掘怎么样才能找到幸福，甚至他更狡猾地把怎么样才能找到改成了到哪里才能找到幸福，我估计学哲学的人仅仅因此就要诟病他了。即便如此，这本书也绝不是那些心灵鸡汤类的图书那么励志和易读，但是我还是敬佩一位基督教灵修大师没有拿基督教信仰作为简单答案，而是试图与现代青年对话的尝试。（当然他给出的结论还是离不开他的信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你因为他是基督徒，知道他的预设立场就选择不读他的书，那我也只能说遗憾。）

既然幸福还是与主观有关，那么就离不开每个人的个性，而个性又离不开生理与成长环境两方面的因素，我喜欢侯士庭坦坦然然给了我们九种人格类型，给了心理机制，给了内啡肽，给了条件反射实验例据，对众多社会学，心理学等饱受争议的游移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的知识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并不拒绝从中引用实验数据和例证，但是他也毫不惧怕指出以这些知识为灵丹妙药者必然的失望，指出在理性主义和技术至上的时代没有幸福的保证，在新纪元的多神与唯灵的寻索中也只是另一种自我的彰显和尊大。

在中国，唯物主义者曾经把幸福建立在废除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基础上，革命了几十年之后发现私有制是废除了，可人民没有得到幸福，于是又建立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之上，三十年过去了，生产力是大大发展了，人民似乎离幸福越来越远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强调打压内心的欲望奢求，愿望少，失望就少，就比较容易满足，所谓穿破鞋的看见了光脚的，光脚的看见了没腿的，没腿的看见了出殡的。但是打压了几千年了，似乎还是没有幸福。

十几年前我还在一家电台主持一档晚间情感节目，收到了一个小女生的来信，她的主要问题是：我为什么不快乐？她说，我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我知道事情都会过去，而那过去的都会成为美好；我知道我的烦恼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我就是不快乐！我为什么不快乐？因为她的这封信，我还组织了一次我为什么不快乐的讨论。印象特别深的也是一个小女生，她的父亲移情别恋，抛弃了她妈妈和她们姊妹三个。她说她偷偷地跑到爸爸的新家去看爸爸，看见爸爸在新家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干许多活，而这一切他在原来的家里是从来不做的，妈妈也舍不得让他做。小姑娘问：这是为什么？

我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掰着手指头数数认识的嘉宾似乎也难有人回答得了这样的问题，最后我找了一位作家，我们一起从歌德的名著《浮士德》开始聊起。浮士德厌倦了自己书斋里求索知识的一生，他以灵魂为价与魔鬼靡菲斯特达成协议，换取重新活过，什么时候他可以满足让时间停止，什么时候他就死去，灵魂归魔鬼所有。靡菲斯特以超自然的能力帮助浮士德品尝酗酒，享乐，爱情，政治抱负，美与艺术，但每每目标达到的同时悲剧随之而来，最后浮士德在双目失明之后，听到窗外工人为他挖掘坟墓的声音误以为是围海造田改造自然的伟大工程终于开始了而喊出靡菲斯特期待已久的那句“时间，停止吧！”我们从浮士德的故事谈什么是“不是”“不能”，只是我们不能讲什么是“是”和“能”。但是，侯士庭的《幸福真谛》给了我当年不能说出来的答案，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中的“八福”。所有的幸福不是世人以为的获得什么，而是失去了什么，但所有的失去实际上都是为了更可宝贵的获得，正如一首歌中唱到的“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因为我所失的东西，你用自己来代替。”

你愿意幸福吗？你愿意失去这世界上的来获得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