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看法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定论。乍一看，对于一个尊重圣经权威的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好像不应该存在什么争议。但我发现，认真地探究下去，它所涉及的法律、伦理、宗教等议题，还是相当复杂的。就好像，今天人们基本达成了黑人与白人平权的共识，然而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对奴隶制度态度的不同，导致了基督教长老会、卫理公会和浸信会内部南北之间的分裂，而且双方均以圣经为依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慢慢在主流人群当中所形成的观念。尽管主张废奴的北方在当时赢得了美国内战的胜利，美国黑人的权益，仍然要等到一百年之后、经过了无数人的流血牺牲和社会各界、尤其是宗教界领袖的努力才最终落实。如今半个世纪又过去了，几周前在查尔斯顿发生的事件表明，种族之间的矛盾仍然根深蒂固。这就显示出固有观念和既得利益在人们思想中的强大。谈同性恋问题之所以绕不开美国的种族矛盾，是因为同性恋运动(又称LGBT平权运动)正是受到黑人民权运动的启发，从而起来为自己争取平等和权益。1969年发生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石墙骚乱”被认为是“美国史上同性恋者首次反抗政府主导之迫害性别弱势群体的实例，亦被认为是美国及全球同性恋权利运动发迹的关键事件”（维基百科）。

同性恋在美国(当然不仅限于美国)长期被歧视、仇恨和迫害是有据可查的。虽然我不认同同性恋的行为，但是当我听到那样的故事时，我会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对他们追求平等、自由，和幸福的心情表示理解。这可能也是这个时代所赋予我的“固有观念”。作为一名女性，作为一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作为在白人主导社会里生活过的少数族群，这些相对而言弱势的身份，让我更容易去跟弱势群体认同。这种认同感让我愿意去走近，愿意去了解。在我看来，同性恋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也同样关乎公义与怜悯。历史再再地告诉我们，人类对于异己的漠视可以达到怎样的冷酷程度。仇恨往往来自于异化，而异化又常常源于恐惧。只有彼此走近了、面对了、能掂到彼此生命的份量了，我们才不会被对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的固有观念和偏见给绑架。从不认识到认识，就是对抗异化的过程——我所面对的这个人群就不再是一个可以概而括之的标签、脸谱，而是一个个跟我一样有血有肉、有挣扎、有渴望的生命。在我听过的故事中，许多人因着家人、朋友当中出现了同性恋，而改变了他们谈论这一话题的方式。

对我来说，那个转折点出现在三年前跟一个朋友的网上通信。我的一个大学学弟突然在微博上告诉我，他信主了。我惊讶、开心得不得了！过了几天，他又发来一条私信，说“I am gay.”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花了一天的时间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情，脑海里翻腾了所有支持“同性恋是罪”的经文。可是，他来跟我说，显然已经知道了这一点，我再跟他继续讲这个，对他有帮助吗？后来我仔细回想他给我讲述的信主的过程，其中完全是神向他彰显出大能，并且吸引他进到教会。一下子我突然想通了神对他的接纳。神吸引他的时候，难道不知道他是同性恋吗？难道神不接纳他、就像他接纳了我这个罪人吗？耶稣岂不是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召唤义人，而是要召罪人。”于是我回复我的朋友：不影响你认识神:) 收到我这条回复后，他就打开了话匣子——“神说这是罪。感觉被抛弃了”；又问“神对人罪的态度是什么？是要求悔改吗？”接着我们就这些问题就聊了很多。两年前我回国时，还特地去他的城市看望他，也跟他一起去了教会。这个事情给了我机会去更深地思想神在一个人身上的作为，并且以此为一杆秤，来掂量不同经文在这个事情当中所占的份量。

因为这个朋友，从那之后我对同性恋问题投入了更多的关注。随着它影响面的扩大，相关的研讨会也越来越多，我的同学当中也有专门做关于LGBT(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的统称)和同性“婚姻”研究的。我和其他服侍青少年的同学，都听到过他们身边有同性恋的朋友。有时候他们会问，那我们该怎样对待他们？这就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这个时候，我会常常想到耶稣与罪人税吏妓女一同坐席的经文。他没有与这些最不见容于社会的人士隔离，而是在他们中间。同性恋不是敌人或者洪水猛兽，就像税吏妓女罪人麻风病人不是；他们是和你我一样，需要恩典与怜悯的罪人。所以，我认为基督徒可能更应该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服侍到这个群体？当我们要开始服侍学生和青少年时，我们会想到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挣扎是什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同样地，我们要想服侍同性恋这个群体，难道不应该想办法走近他们，尽可能地去了解他们的挣扎、他们的需要吗？在维真给我上解经课的教授经常说，“当你遇到难解的经文，不要扭脸不看，而是靠得更近、更仔细地去看。”我觉得这样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服侍——对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聆听、了解、沟通、做朋友，永远是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