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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究竟有什么好?——纪念王明道被捕60周年 文/ 黑门

守护十字架,是坚守信仰的表达,也是对不公义的抗议,很可能成为教会合一的契机,但也可能在新一轮的威逼利诱之后导致新三自的成形。

在守望教会久了,就爱上了守望这个词,有被差遣的味道,它提醒我,我是为谁活为谁死。这篇文章写起来极其艰难,因为有些话不得不说,却又不知道该对谁说,说了又有什么用。一位三自的弟兄曾经说过,不用你们来拯救我。这话言犹在耳,令我感到不知是难过还是无奈。我祈求上帝帮助我,不要失了爱心,也不要落在论断之中。修改了好多次,预定的日子到了,文章还是个半成品。

自从浙江永嘉三江教堂去年4月28日被拆以来,机器的轰鸣声没有停下的意思。十字架像被割麦子一样倒下。事情的发展又一次证明了,这个建政六十多年的党非常善于制造敌人。“与人斗”似乎是顽固的基因,拒绝接受进化论的修正。60年前的8月7号,王明道讲完最后一篇道——《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在雨夜被捕。这标志着家庭教会开始了艰难却满了恩典的60年风风雨雨。将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会激发出我们很多的思考。见证的意思,就是叫人看见见证人就好像看见被见证的基督。背起十字架,是唯一有效的见证。

究竟有什么好?这真是一句万用的话,既可以用于表达赞扬,也可以用于表达批评,甚至可以用于表达对情敌的嫉妒。比如“民主究竟有什么好”,可以用这个题目论说民主的好处;“他究竟有什么好?”可以很生动地表现出一个男人的复杂感情,再加上一些修饰语(比如嗫嚅着、走来走去、跳起来等),就更妙了。

埃及究竟有什么好?我想神也会这么跟以色列人讲,并且他的感情是带着愤怒和嫉妒的。神是忌邪的神,圣经用jealous一词来形容神的忌邪。可是神的嫉妒和愤怒仍然是祂圣洁的表彰。世人既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其情感也是对神的模仿,只不过失去了公义和圣洁,在嫉妒和愤怒中迷失了自己。埃及究竟有什么好呢?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吗哪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吗哪彷彿芫荽子,又好像珍珠。——民数记11:4-7

这就是埃及的好处。以色列人完全忘记了他们在法老手下承受的奴役,也忘记了他们在苦境当中的叹息哀求。以色列人如果不哀求,神绝不勉强他们出埃及,然而这就是神命定的救恩,奇妙可畏,到了预定的日子,以色列人就叹息哀求。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就给他们好吃的嘛,何必数十年如一日吃单调的吗哪呢?他们似乎忘记了,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书14:17)。这就是福音的好处,换句话说,神对旧约以色列人的要求和我们一样高,就是对自己的无限弃绝。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的中国教会走上三自革新的道路,其理由与以色列人在旷野吵闹回埃及何其相似。加入三自,就有肉吃(安全);继续走旷野,只有吗哪可以吃(靠主恩活着)。我们能够看到,当教会不再依靠上帝作他们安全的保障而投靠世俗权柄时,教会的信仰空间就不断被压缩。先是切断了与普世教会的联系,再是交出教会学校的管理权,随后控诉宣教士甚至自己曾经最亲密的同工。当爱国会借着这些手段控制了大部分的教会之后,不服从的教会(比如耶稣家庭、基督徒聚会处等)被拆毁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教会被合并,教堂被占用,神学院被合并,出版物被取缔,讲道被审查,从此,三自教会一切的行动都被统战部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如果说当年回埃及是出于惧怕新政权,如今很多人留在埃及不走实在是出于糊涂。何必要继续挂靠在一个对信仰毫无用处甚至有害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名下?三自爱国会的无用而有害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主的教会不需要一个世俗的领导机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需要由一个“爱国运动委员会”来领导吗?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更何况是教会呢?基督说“我的国不在这世上”,你们要基督去爱哪个国呢?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而是极大的亵渎。赵天恩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中总结当年教会普遍跌倒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基督徒对于政治的敏感度太低,对新政权认识太少。而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基督徒的属灵敏感度低得令人惊讶,完全察觉不到自己对十诫前两诫的触犯。王明道对政治并不敏感,他甚至看到墙上的标语就相信共产党是保护信仰自由的。然而他极具属灵敏感力。他意识到自己带领的教会本来就是“自治、自传、自养”的“三自教会”,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再加入一个三自运动。这样一个真正的“三自教会”被取缔,显明了三自运动的口是心非。

第二,三自爱国会作为统战工具的性质从未改变过。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统战部究竟是什么,觉得离自己太遥远了。要知道,统战部并不对政府负责,而是对中共负责,这是一个党组织。统战部的前身是负责与国民党联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战胜利之后这一机构的使命已经完成,也就是说统战部主要职能已经演变成联合其他团体和力量结成政治联盟,以实现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而在共产主义的末世论中,是无阶级无宗教的。爱国会作为统战部手中的工具,其历史使命从一开始就是帮助促进宗教的消亡。如今的中国已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共产体系已经崩溃,整个社会也较以往松动许多。然而对于党来说,中央仍然是话语权的中心,不论哪只老虎被打,中央是永远英明的。统战部也不例外,它的职能再一次适应时代的变化,不讲消灭宗教,而是利用爱国会来稳定信教群众。这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变化,但是并没有改变爱国会作为统战工具的性质。

我不太关心谁是执政党。我关心的是,教会如何能在这样一个政治联盟中自毁城墙而良心平安?自从读了王怡牧师的《我们为什么是家庭教会》之后,一直在想谁能够写出一篇振聋发聩的《我们为什么是三自教会》,真想见识见识。三自教会一边无视主耶稣说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积极参与政治联盟,一边责怪超然于政治的家庭教会在搞政治。这种奇怪的思维基本存在于99%以上的中国人中,入少先队是理所当然,不入少先队就是搞政治。

第三,爱国会是一种“政府控制宗教”类型的政教合一。不论是政府控制宗教,还是宗教控制政府,都是我不能认同的。原因在于,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教会负责人的灵魂,彼此不能僭越,是我相信的合乎圣经的政治蓝图。不论天平向哪一方倾斜,带来的都是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没有赢家。在这一平衡中,虽然政府手中有刀剑,教会手中只有话语,然而教会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因为是否交出教会的支配权,只在于教会的选择,不在那能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然而在爱国会的几十年历史当中,毫无疑问的,教会交出了信心,不再害怕那位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中的,也交出了良心,把基督摆在世人和天使面前,明明地羞辱祂。

读到文革时期的教会史,感慨那竟然是信仰最为纯净的年代,堪比巴比伦之囚时期的以色列人。统战部和三自会都被红卫兵打倒,牧师传道纷纷打倒上帝放弃信仰,万里河山再也找不到一间能用于崇拜上帝的教堂。无数曾经因为害怕而加入三自的基督徒,失去了牧人,却得到了基督,三五成群在家庭在午夜在深山悄悄聚会,基督徒的人数也在那个年代经历了惊人的增长。他们终于明白信仰的真义,就是唯独对基督的跟随。那真是中国教会的黄金年代。

这一切这么快就忘记了吗?就好像以色列人刚过了红海就造了个金牛犊说那是领他们出埃及的。人是这么容易忘记上帝的恩典,没有下限的堕落,难怪只有基督的死才能够救赎。亚哈随鲁王曾经差点被恶人哈曼的奸计陷在罪中,然而他深夜叫人读历史给他听,就想起纪念恩人末底改。不敢想象,一代中国的基督徒竟然对刚过去的教会史视若无睹。我们常说,真基督徒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悔改。不敢想象,假装没有那段历史,拒不为自己的历史悔改的基督徒,如何在主面前交账。莫非别人指着我们的鼻子骂十字军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手一挥,潇洒地说那与我们无关?

前段时间读到一篇文章《拆十危机?教会真正的挑战可能还在后头》。文章认为这一轮的拆十表明三自这些年的统战任务失败了,家庭教会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逐渐被吸收,反而越来越壮大。政府在重建三自。如今我们要如何纪念王明道呢?那就是持守他所持守的,相信在洪水泛滥时坐着为王的耶和华。当年不少加入三自的人在读了王明道的《我们是为了信仰》之后退出三自。如今我不希求有人在读了我的文章后退出三自,只是希望有人能够问问自己,究竟有什么理由留在那个爱国会,继续被人利用。

2015年,对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来说,注定都是一个重要节点。把十字架从教堂顶上挪到墙上,本身并非一件大不了的事,然而对于现实处境中的教会来说,这意味着究竟谁才是教会的主。守护十字架,是坚守信仰的表达,也是对不公义的抗议,很可能成为教会合一的契机,但也可能在新一轮的威逼利诱之后导致新三自的成形。成为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让我不敢再相信人的脊梁。所以当我听到有教堂这么快忘记当初不妥协的公开承诺,自行整改十字架,一点也不惊讶。盼望这一年成为悔改的一年,出埃及的一年。不用信心领受的,吗哪不过是单调的食物,是吃喝自己的罪;用信心领受的,吗哪就是天上的珍珠,是生命的粮,是基督。

2015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