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丹尼•特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亚洲国家获得了自治。虽然在许多事上也没有统一，但有一点却达成了共识：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带有旧的帝国主义气味的东西。

今天，存在着民族的抱负和盼望，遥远地区的村民或者觉醒了的部族成员，正走出孤立状态，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不只是在行动上与世上其他人直接来往，在民族意识里也有了合作的观念。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期间，西欧大部分的国家成功地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其余国家也在1870年至1918年间完成了这个任务。无论公民使用什么语言和来自什么文化传统，均按照各自的国籍，分为英国人、法国人或者西班牙人。

在不发达地区，今天许多国家正处在这个国家合一的分娩阵痛当中。

我们已经看到殖民体系的崩溃，它在过去的两百年里遮掩了宣教的光辉。在1945年，51个发起国家成立了联合国，从1960年开始，联合国大部分的新成员是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的国家。

自然地，这些国家行使他们新建立的主权，包括向基督教宣教士关闭他们的国家大门。其他的国家在自身利益的名义下采取行动，禁止或严格地限制宣教士的活动。

在这个世纪之交，所有的宣教都是家长专制统治和殖民统治。这种令人不愉快的状态一直持续着，直到在1910年，爱丁堡召开的世界宣教会议所作的研究和调查，突然间摧毁了这种自满和迟钝状态。使他们认识到，地方教会已经发展起来，并且不愿意受到家长专制统治的控制。这次会议之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要将权力从宣教机构“移交”到当地的教会，实际上，所有的宣教理事会和团体在此之前只是口讲而已，至多还是停留在观念上。

家长专制未必是坏事。起初它是自然的、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是在19世纪特定的环境下出现的。这一点在非洲特别明显。在那里，早期大部分的归信者是逃跑的奴隶和来自部落社区的无赖恶棍。宣教士们收留了他们，给他们居住的地方，照顾他们，给他们食物、衣服、住所和安全感，教导他们读书和写字，给他们土地、种子和工具，建立他们的家园，另外还教他们做生意。宣教士所要求的回报只是他们的顺从。

而且，归信者并不反对这样做，他们毫无异议地接受宣教士的权威和领导。

当家长专制主义长期持续这样做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就来了。第二代和第三代人怎么办？他们受过教育，有能力、有经验，要在自己的事务上有自主权。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宣教士们完全失去了这个良机，他们继续认为这些基督徒仍像小孩子，需要继续地抚养、教育和保护他们，而没有把他们看为会处理事物、懂得教导培训、以及能做好教会行政工作的成年人。

在19世纪早期，随着欧洲的扩张，在土著居民的眼里，宣教士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代表。

凯恩写道，在那些日子里，帝国主义是国际生活的一种方式。欧洲所有强大的国家都有殖民地，因为大家都是如此，没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到了这个世纪之交，美国人仍持天定命运论，认为全能的神拣选美国成为伟大的施恩者。

在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后，白韦治竞选美国参议员议员，他总结得相当好：“命运在我们的政策上打了烙印，世界的贸易必须是、也应该是我们的。在商业之风吹拂下，跟在我们旗帜后面的是我们的制度。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秩序、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旗帜，都将移植到迄今仍是血腥和愚昧的海岸线上，并且从此以后，通过神的那些代理人使这些地方变得美丽和光明。”

并不是所有的宣教士都卷入到殖民主义中。事实上，奥尔说，在印度，（教会）的迅速发展，不是当地基督教社区的推动，而是欧洲和美洲的新教国家觉醒的结果，教会利用英国势力的扩张，将福音传到（南亚）次大陆，到印度去的宣教士，既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也不是商业机构的代理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正好相反，他们在那里不是为了寻找自身利益，而是为了寻找坟墓。

虽然有时在宣教士和帝国主义者之间，有太多密切的联系，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两个集团是独来独往。商业公司常常拦阻宣教的道路，很少例外地，宣教士总是谴责商人和殖民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双方极少有合一和睦的时候。在宣教和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华尔斯写道：“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如果宣教是与帝国主义的兴起相联系，那么同样地，它也要随帝国主义的灭亡而灭亡。”
另外，在不发达的国家，宣教是与社会进步相联系的。温特写道：“在这段时期，通过新教宣教士的努力，为全球新兴的国家政府民主制度的建立，为学校、医院、大学和政治根基的建造开辟了一条道路。”

在宣教士眼中，非洲基督教的未来倚靠欧洲的影响和贸易，并且只有很少的宣教士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观念。此外，尖锐的批评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宣教士是殖民主义的一个必要构成部分，毫无廉耻地将欧洲文明与基督教的福音认同。但与其他任何外来的影响相比，宣教士是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带来的邪恶作斗争。他们进行着长期而又令人悲愤的战争（有时候是身体的），来反对人类历史上的凶暴行为。在奴隶贸易消失后，他们又提高声音，反对其他罪行，其中包括利奥波德王用来从刚果榨取橡胶的血腥谋略。绝大多数宣教士是支持非洲的，他们在种族平等的立场上常常遭到欧洲同胞的轻蔑。事实上，（如果）没有基督徒宣教士的良知，殖民主义的许多罪行就不会被完全遏止。

在中国的宣教士一早就公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长久以来，外国的外交官或商人在这些条约中得到实惠。在1926年1月，当18个宣教团体提出修订这些条约时，英国人拥有的《华北先驱》强烈地表达了商业的观点，它抨击了基督教会在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在北京，美国的部长麦穆雷同样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反对宣教士。当1943年这些条约最终得到修改时，没有哪一个团体比宣教士更感到幸福了。

宣教士所犯错误的程度不像一些20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所犯的那样严重。然而，在第三世界的眼中，福音与炮艇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给整个宣教运动抹上了污点。只有到了现在，在殖民体系崩溃之后，才从基督教身上挪去了帝国主义的污蔑。

生活在曾经成为殖民国家的人，对他们的文化和社会任何的批评都很敏感，尤其是来自西方的批评。他们不会介意批评西方，有时还是相当尖锐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憎恶对他们的批评。有时，这些人也对过分敏感地对待我们（西方人），但我们不得不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亚洲人仍然不敢肯定我们的批评是出于真诚，或者仅仅是要表达我们的优越感——从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情感。他们也不敢肯定我们是要真诚地帮助他们，还是要拿他们寻开心。

凯恩继续写道：“在这个看法上，也许到时非洲和亚洲的人民会变得更加成熟，但他们仍然处在他们独立性的幼稚阶段，并敏感地寻求保卫他们的自由和自我设想。总之，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向他们提到诸如‘土著的’、‘异教徒’、‘不文明的’或者‘不发达的’这些词语。”

民族主义也大胆地从外国的基督教中挣脱出来。人们形成一个印象，认为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要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接受一种外国的文化，基督教被看作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宗教信仰”，认为它剥夺了人们的民族特色。这是今天的宣教士必须要更加小心的原因，不要将西方基督教的形式移植到其他国家去，而是要让福音的种子在当地文化的土壤里生长。

伯尼德曾经说过，民族主义就像癌症，当一个人患了癌症，他们就不再考虑其他的东西。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是宣教士今天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如果基督教没有参与当地文化的复兴和革新，他们就会受到怀疑。
几乎在所有的地方，基督教被当作是从西方来的舶来品。在亚洲，它被称作是一个“外国的宗教”；在非洲，它被看作是“白人的宗教”。这使在信仰方面脆弱的基督教归信者感到生活很困难，他们既想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又想成为一个忠诚的公民，但风俗习惯常常与他们过不去，这一点在有国教的国家特别突出。

宣教士应该甘心情愿地在当地教会的领导下事奉。在19世纪，宣教士是以主人翁的姿态开始事奉的；后来，随着当地教会陆续出现，宣教士的角色就转变为当地教会的同工；现在，他蒙召是要更进一步地成为教会的仆人。有时，这样做既不容易，也是一些人所不愿意的……但是，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必须跟从他的脚踪。

本文摘自（《文化，在宣教中缺少的一个环节》，丹尼•特格著， 福音证主协会出版，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