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锋
2003年中考之前一个月，打篮球碰坏了眼镜，重配的时候发现自己患了一种角膜形变的奇怪眼疾。从那以后，我常常意识到眼睛的脆弱和心灵的重要。那个夏天，这部经典虚构灾难片带给我视觉和心灵的双重冲击。
十多年过去，坐在2020年的电脑屏幕前，重温这部冷战时期的电影，不知现实是电影的继续，还是电影超越了时空。
优秀灾难片的迷人之处在于强烈的末世感。它们可以将你从现实当中拔出来，硬生生地扔到一个残酷的舞台。等你回来之后，才发现现实更残酷。如果一部灾难片让你只是消费了一桶爆米花，或是生出劫后余生之感，那就白看了。
末世是一个圣经词汇，指的是从基督复活升天到再来审判之间的一段时间，意思是最后的日子（the last days）。也就是说，世界进入倒计时。
1976年，冷战正酣。一道铁幕将整个地球分为野蛮的东方和文明的西方。夹在中间的是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基督化之后，欧洲人曾多次相信世界即将终结，末世感深刻地印在他们的文化基因中。但是在经过激烈的逆基督化以后，21世纪只有好莱坞才能拍出优秀的灾难片了。
影片一开始，三个来自瑞典的恐怖分子闯进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大楼。在战斗当中，一名被击毙，两名慌不择路闯进秘密实验室之后，培养变异鼠疫杆菌的容器被打破，一人被击伤，另一人染菌逃跑，上了一趟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列车。
为了防止秘密败露，阻止细菌扩散，代表美国军方的麦肯齐上校下令封车。然而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让这趟列车停在自己的领土。经过协商，东德愿意在纽伦堡让列车停下，将其封死，开往波兰隔离。一趟从一个中立国发往另一个中立国的死亡列车，被文明世界抛弃，驶向一个残酷的国度。
就这样，割裂的世界因一趟特殊列车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又凸显了世界的割裂。这个世界还会好吗？容不下一场瘟疫的文明已不再是文明。拒绝列车停靠的那一刻，宣告了整个文明世界的道德破产。文明人以不出场的方式将自己灵魂的腐败暴露出来。而车上唯一的医生张伯伦意味着这列车才是人类最后的文明。他要拯救这趟列车，但是他能怎么办呢？他只有阿司匹林。
人们不会对恶者的恶痛心疾首，而会对有德者的不担当感到瞠目。当列车停靠在纽伦堡时，如果再来一场纽伦堡审判，谁又对这上千个灵魂的恐慌负责呢？当全副武装的防化兵接管列车的时候，一个犹太商人听到目的地是波兰，他成为第一个明白自己命运的人。他才从那里逃出来啊，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在那里。
二战结束以后，战胜国在纽伦堡对轴心国的领袖进行了数十次军事审判。在这里，集中营的故事被大量揭露出来。那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其中最残酷的集中营就在波兰。希特勒要为600万犹太人的死负责吗？可是他已经自杀了。如今谁又来为这一车人的命运负责呢？要让整个世界为此自杀吗？
卡桑德拉大桥是波兰和美军安排的必经之地。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是一个预言不被听信的女先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生，在劫难逃。犹太商人喃喃地念着卡桑德拉大桥，木然的表情里仿佛已经看到那最后的画面，因为他很清楚，那是一座必塌的桥。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在他身上犯下谋杀的罪。
宿命论和预定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相信有一位至高者以恩典和权能护理世界，他审判，他也拯救。相信预定论的人，总是对“必然”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如果你提前知道某件必然发生的事，那就意味着你即将见证上帝的工作，还有什么比这更奇妙的呢？
预定论的意思就是，只要最后的审判还没降临，再坏的处境中也有上帝的恩典。因此，当疫情蔓延，死亡降临，医生也无药可救的时候，病人却出人意外地好转了。原来防化兵封车之后打开氧气瓶，车上高浓度的氧气杀死了鼠疫杆菌。
然而黑死病肆虐欧洲，连主教都批量死亡的时候，谁能抑制住不期盼比电影更大的神迹呢？你是否还能够相信，上帝仍然为这个世界预备了恩典？
薄伽丘用十天的时间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只有傻子才相信，上帝还爱着这个被他毁灭掉一半人口的世界。你如果是慈爱的，为什么不及时止住瘟疫的扩散？还是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我们只有今生，这实在是令人绝望的问题。毕竟上帝并未应许所有人都健康长寿，我们也无法把它一厢情愿地塞进和上帝签订的条约。所谓刚硬，就是人们只希望上帝能把他们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却不希望上帝把他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人们既是病人，也是医生，面对苦难开出的药方就是上帝的能力。上帝只是个抓药的小厮。
人们都乐见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却不知水火只是病症。真英雄出现的时候，一个个都成了讳疾忌医的蔡桓公。只有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才能显得大家都是健康的。上帝的恩典在哪里呢？所有人都要他死的时候，他的死正是拯救病人的药方。
所谓罪，就是得知病人都好了，仍要下令不许停车。所谓恩典，就是犹太商人知道自己的命运之后，有跟随命运的勇气。岂不知一人赴死，可以救一车的人吗？
犹太商人的死将列车分为两截，一等车厢在卡桑德拉大桥的轰然倒塌中在劫难逃，二等车厢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喜悦。这趟人类最后的文明终究没有彻底死去，末世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