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孝中

1973年6月29日，唐建英姊妹出生于新疆阿克苏市。

在家里，她从小安静听话。在学校，她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异。 

1991年，她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爸爸希望她学法律，但她报考的是图书馆系。

那时，她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将来做一个图书管理员，可以坐在图书馆里，安安静静地看书。

 在成都，建英度过了四年快乐的大学时光。大学生活，成了她青春记忆里最美好的回忆。

1994年9月，她第一次来北京，陪同学来京联系考研。北京风景画般亮丽的秋天彻底征服了她，于是她放弃川大，改报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

1995年，建英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期间，她的指导教师几经更换。 

2000年，建英进入中央电视台央视国际工作，先后负责收视指南和电视剧频道。

因为单位领导频繁更换，工作屡遭不公待遇，建英想换个环境，决定考博。2005年，她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跟随尹鸿老师攻读博士。 

2007年，在清华读博期间，建英认识了主。她心地单纯，听了就信。那年夏天，就受了洗。

 2009年，建英博士毕业，她四处求职，都未能如愿。期间，她联系到一所高校新闻系，系主任很想要她，但需要到校领导那里协调指标。有人说，可以拿5万块钱疏通关系，但被建英坚决拒绝了。

因为求职不顺利，她又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做博士后。博后期间，她给本科生开了两个学期的写作课。

2011年，建英博士后出站，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工作。

那时，我还对她开玩笑说，北京四大高校，你读了三个，还有一个北大，你要继续努力啊！

建英有一颗很单纯的心，她正直善良，就是按照基督徒的标准做人，她从不参与单位人事的勾心斗角，从不阿谀奉承，从不拉帮结派，从不走歪门邪道。

因为不适应高校的工作环境，不习惯早已渗透高校的江湖习气，身为基督徒，她经常受到各种莫名的攻击和伤害。不让上课、没有课题，屡次被打小报告，多方遭受压制，不时被威胁开除。

虽然环境恶劣，但她依然热心参加教师团契，还向同事传福音。在学院无课可上时，她在学校申请开设了公选课，讲“好莱坞电影和美国主流文化”，借机播撒福音的种子。

长期的精神压抑，使建英非常痛苦，难以忍受，她常常情绪失控，半夜惊醒，撕心裂肺地大哭，身体也开始出现各种不良征兆。先是淋巴结肿大、经常腹泻，牙疼，后来是经常咳嗽，终在2014年5月被确诊肺癌晚期，全身转移。

这时候，距离她到单位工作只有两年十个月。

当时，医生曾宣判她只能活三个月到一年半，最多能活两年半。

从2014年4月到2021年1月，建英先后经历过四次手术，包括两次大手术（开颅手术、盆腔囊肿及双侧卵巢切除手术），二十多次化疗，服用过五种靶向药物，在重症监护室住过一个月，几次生死一线间。

但建英生命异常顽强，她坚持抗癌六年九个月，连医生都认为她是一个奇迹。

建英是一个信仰单纯的人，她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

刚信主时，建英还在清华读书，她所在的清华团契距离我家有20公里。但建英不以为苦，为了到小组查经，她每次都要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晚上九点多再坐公交回来。

 那时我还没有信主。她不愿自己一个人得救，让我陷在黑暗中。为了让我信主，她又带我去了学院路农业大学附近的小组查经。

生病后，建英经常问我，我那么爱主，一直严格按照教会的教导做，为什么让我得那么重的病？要夺走我的生命？

我只好拿传道书上的话去安慰她：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

但建英还是选择了饶恕。

她写文章说：“圣灵真的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祷告，安慰了我。饶恕过程中的伤痛，有时如同踩在尖锐的碎玻璃上，淌着鲜血，等着伤口结痂，平静下来，回望上帝的恩典，回望来时的路”。

生病后，亲眼目睹了很多癌症病人的悲惨遭遇。建英说，我们癌症病人太可怜了，你一定要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让人知道。

她让我申请了一个公众号“蒋唐说”，积极为癌症病人发声，为公义疾呼。 

建英常说，“得了癌症，一时半会又死不了，我不能在家等死，神还没有说要接我走，我要为他们做点什么”。于是她希望我作为病人家属，能为癌症病人的权益，为癌症病人的医疗困境呼吁。

两年前，建英总结自己的治疗经验，在微信群里开设讲座，讲癌症病人的医治攻略：如何面对生死，如何找医生，如何饮食，生了大病如何缓解经济压力，癌症病人的心理支持，并将讲座整理成文字、录音后发表。

建英的文章帮助了很多癌症病人，甚至有些医生也向病人推荐她的文章。

虽然自己是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可建英经常去探望其他癌症病人。她觉得病人太苦了，如果不认识主，人生太绝望，太黑暗了。

即便她信主了，建英觉得，漫长而痛苦的抗癌治疗，也像在黑暗的隧道里，一个人独自行走，非常的孤独，很多时候非常的绝望。

2020年11月，一个师姐病重，生命垂危，我和建英赶到了医院。那时师姐大口呼吸，已经没有意识。建英坐在病床前，拉着师姐的手，给她讲得救的信息。

关心癌症病人，不仅需要人去探望，也需要金钱支持。生病这么多年，建英深知癌症病人的痛苦和缺乏。她多次给我说，我们接受了那么多爱，我们要帮助别人，

她专门从她的工资里留出5万块钱，希望作为癌症关怀基金，帮助病人。她一再叮嘱我，希望我早日帮助她完成心愿。她离开后，要请教会的姊妹，做癌症基金的财务监督。

建英非常爱主，即使生病后，她也不忘利用各种机会传福音。

2017年我父亲来北京看病，建英催我让人带他决志信主，并受了洗。2020年5月底，我父亲无疾而终，回归天家，全家人甚得安慰。

2017年建英在天坛医院做开颅手术。手术后两天，建英头部肿胀，还躺在病床上，她就带着护工决志信主。

建英一直惦记着给我们的主治医生送圣经，希望他信主。2020年12月底，我们最后一次看医生，她体力精力已经差了很多，可还是一再提醒我要带上圣经，送给了主治大夫。  

2019年底，我们去看一个癌症病人，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她都在给别人传福音。事后我还有点责怪她，讲福音太多了。她却说，再不讲就没有机会了。因为她说过，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利用一切机会传福音。

建英做人，非常认真，容不得虚假，她最反感谎言和欺诈。离开前几天，她还一再对我说，要行在光中，千万要走正道。

她的信仰，同样真实。信仰给了她新的生命，她坚定地信靠主，是主扶持她走过了近七年的抗癌之路。因为她信了，就去行。

确诊肺癌晚期的第一天晚上，我们抱头痛哭了一场，她很快就睡着了。从确诊第一天，到最后安息，她从来没有失眠过。就像她自己所说，我知道自己将来会进天国，进天国有什么可怕的呢？

几年前，建英就说，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不做有创治疗，不上呼吸机，希望神能把她平安接走，不让她受苦。

在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她就开始安排自己的追思礼拜，叮嘱我要邀请谁参加，给亲友们打电话，道谢，道别，安排父母的养老。

她担心我的将来，要我一定要好好写作，靠自己的双手，吃自己劳碌得来的。

离开前两天，她对我说，效中，放我离开吧，太痛苦了，我不想拖累你……我想回家，回天上的家。

建英希望自己能像我父亲一样快快离开，没有痛苦。

就在1月14日早上，她吃了草莓、猕猴桃，喝了酸奶，和一大碗蛋清羹。她说，要去卫生间。然后，五分钟不到，主就接她去了天家，遂了她的心愿。

不可否认，建英有时也抱怨主，为什么不快点接她走，让她受这么多罪。但主都亲自安慰、医治了她。

就像建英自己所说的，“其实神就是最好的医生，在祂那里有真平安，这个平安不是我自己能够努力做到的，是神把祂的平安放到了我的心里”。“惟有认识神、信靠神才能真正胜过对死亡的恐惧，也才能有勇气、智慧和力量，来面对人生的至暗时刻。”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最想见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在她生病的这么多年，是弟兄姊妹的爱，支持她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建英还有很多未了的心愿。她希望将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开设一门“爱与成长”的电影课。

她一直说，春天的时候，要回老家看看我父母。半年前，我父亲突然离世，她愧疚不已，总是说，2021年一定要回去，看看我母亲，和她好好说说话。有机会的话，再回趟老家阿克苏，见见同学……

我相信，现在的建英，一定是在天上的荣美家乡，再没有疼痛、痛苦、忧伤。

因为她真的爱主，她有真信心。

她渴望有尊严地活过，也渴望有尊严地人生谢幕。

她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