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整个人类的电影史上，一个世界之最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自从2009年12月上映以来，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阿凡达》已经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这部影片为何吸引了世上如此多的观众？它表达了怎样的观念？这期“文化透视”刊登两篇评论，作者分别来自中国和美国，他们的分析也许能够帮助理解这个全球范围的现象。

        《阿凡达》：“新纪元运动”的大银幕洗礼  文/侯军

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是好莱坞著名电影导演，《泰坦尼克号》、新版《金刚》都是其代表作。2007年，他还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失落的耶稣墓穴》（The Lost Tomb of Jesus），宣称找到耶稣坟墓、圣经有误云云，但证据薄弱站不住脚，遭历史学者、神学家驳斥。
他的新作《阿凡达》，烙有鲜明的“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烙印：电影片名“Avatar”一语双关或多关，本来自梵语，有神的化身/下凡之意，在片中可指虚拟境界中人的替身实现，亦表明影片所鼓吹的“新纪元”信仰宗旨。
“新纪元运动”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从北美兴起、如今已风靡全球的宗教文化潮流，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大杂烩，包罗许多信仰元素，宣扬泛神论、神即万物\万物即神；将“神”看作是宇宙中一种无所不在的“能量”（energy）；表面上鼓吹绿色环保，实则宣传万物有灵论；认为人可以通过开发自身的潜能变成“神”；借助打坐、冥想等方式“通灵”“感应”……等等。
《阿凡达》中的潘多拉星球以及生活于其中的纳威人（Na’Vi），造型形象、生活方式均与印第安人相似，其信仰也是泛神论式的自然崇拜与祖灵崇拜的混合，几乎可看作“新纪元”的理想家园。卡梅隆有丰富的电影制作经验，熟悉观众的观影心理。他借助快速的、强劲节奏的叙事，与一个又一个绚烂、奇异的视觉奇观，紧紧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并使观众于无意间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对电影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与信仰观念予以“认同”。
“认同”是解释电影观众观看电影时的心理活动的关键词。这个词本来是指儿童在无意识中仿效他人（如父母），甚至部分地成为模仿对象的倾向。在电影欣赏的心理活动中，也发生着类似的“认同”过程，观众与影片角色共享喜怒哀乐，甚至把自己想象为角色本身。电影对观众的操控与观赏电影的快感，就部分地源于心理认同。好莱坞多年以来不断积累，早已拥有一整套的电影叙事经验和建构观众心理认同的复杂技巧。
悬念大师希区柯克的代表作《精神病患者》（又译“惊魂记”，Psycho），在故事的讲述中，先带领观众“认同”一位窃款出逃的女子，故事随着她的视角前进着，当这名女子在旅馆遇到一个精神变态者被杀死后，影片又成功地令观众“认同”杀人犯，替杀人犯担起忧来……而在这一对不同角色“认同”的转换过程中，观众已然下意识地放弃了自己确定的道德立场，进入到一种善恶不分的暧昧状态，乖乖地被编导牵着鼻子走。
《阿凡达》将美不胜收的外星球景象，与一个“跨界”（crossover）爱情加原始信仰的故事相结合，引导观众一步一步“认同”男主角杰克的价值观、信仰观的转换，由同情到肯定，由肯定再到全面融入纳威人的信仰与文化当中。最终，昔日的海军陆战队员抛弃了“旧我”，“脱胎换骨”成为纳威人的领袖——“魅影武士”，永远留在他们之中。（这让我想到《现代启示录》中的库尔兹上校，在越战中成为当地土著人的首领，从美军军官变为丛林中杀人如麻的“疯子”。）片中的女科学家格蕾斯在死亡之前，参加纳威人的宗教仪式，说自己看到了“圣母”，“皈依”了纳威人的信仰。这些设计耐人寻味，似乎科学与武力均被纳威文化的魅力所折服。
表面上这是一部科幻电影，但影片实质上所宣扬的，并不是科学，而是一种超自然的信仰生活。潘多拉星球的山川、森林、野兽……是一个神秘的整体，生物的生生死死循环之间贯穿着“能量”的转换，纳威人的公主杀死野兽时要祈祷，野兽的生命归入纳威人的生命，她还教导杰克在狩猎杀死动物时也这么做。根据女科学家格蕾斯的分析，整个星球以及所有动植物都是一个生命网络，而纳威人所信奉的“圣母”是维持一切自然生态的神灵，必要时可以“显灵”，操纵所有野兽攻击敌人。影片的自然生态保护观是神秘主义的。
纳威人极为相信“心灵感应”，通过神奇的“辫子”与圣树、坐骑等等的连接，过着一种人与祖先，人与精灵，人与植物，人与动物的“通灵”生活。在这种万物有灵的神秘主义泛神论的引导下，纳威人的生活是与万物相感应。
纳威人首领好像印第安人的酋长，精神领袖则是一位典型的女巫师。影片中不止一次地展现纳威人在“圣树”前举行宗教仪式的场面，女巫师的跳舞与纳威人的联手吟唱，俨然一场巫术祈祷仪式的狂欢，一场“新纪元运动”的大银幕精神洗礼。
《阿凡达》这部影片，从基督教信仰角度来看，真的不算是一部“好”电影，它的“异教”色彩实在太浓厚。在“新纪元运动”风行全球的今天，本片成为这一潮流的最新代表，它诱使人背离基督教信仰传统，寻求荒渺无凭的精神寄托，宣扬自然万物为神秘有灵，鼓动人去“通灵”、“感应”、“交鬼”……在自然生态保护的幌子下，在科学幻想的掩盖下，推行原始、迷信、野蛮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就它所鼓吹的价值观念、信仰观念、思维方式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倒退，而且一直倒退到前现代的蒙昧文明阶段。
旧约圣经（如《申命记》、《列王纪》、《历代志》等）记载，上帝吩咐他的百姓将外邦人“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因为这些事情——“在邱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都是上帝所憎恶的。文化人类学者的实地考察告诉我们，许多原始土著部落的祭祀及生活方式是极为野蛮、残忍的，他们的信仰方式有极不人道的表现，如杀人献祭、焚烧婴儿、陪葬战俘等等……《阿凡达》描述了纳威人生活的神奇，却回避了原始文化的真实状况。
与此同时，影片对原始部落生活的理想化讴歌，与对现代科技文明的敌视批判，都同样太过简单，太过武断。这在剧本的编写上就体现出来：如果没有高超的“阿凡达”替身操控技术，杰克根本就不可能深入纳威人的生活，与他们打成一片，深入了解他们。他也不可能最终成为纳威人的一员——科学技术是两面性的，现代科技文明与大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的。即便现代文明有种种弊端危机应予反思，也不能一股脑地倒向原始蒙昧的文明标准。另外，故事一方面影射印第安人和伊拉克战争，一方面对美国军方作脸谱化、单一化的描写，有极强的漫画意味，稍一深思便觉站不住脚。只能说是编导政治立场的情绪化表达而已——按影片的逻辑，“以暴易暴”的“恐怖主义”完全是合法的。
本片的电脑技术登峰造极，视听感染力极强，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给观众带来一波一波“形象的狂欢”。在视听形象大消费的时代，大量的资本、技术、人力、物力都被投入到“超级幻梦”、“超级想象”的制造中，人的认识能力却开始萎缩，并日益向原始蒙昧倒退。

《阿凡达》中的信仰之辨     文/罗斯·多赛特        译/赵杰

圣诞佳节，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的《阿凡达》（Avatar）登录影场正逢其时。就像这个节日季节本身一样，这部科幻巨制是资本主义过剩的鲁莽化身，而这种过剩被一种大家深切感受到的宗教信息所缠裹。它迅即轰动一时，似乎要终结过往一切的轰动，它简直成了《詹姆斯福音》 （Gospel According to James）。
但它不是基督福音。进一步说，《阿凡达》称得上是卡梅隆泛神论的一个长篇辩解书——一种将上帝与自然等同的信仰，这种信仰呼唤人性与自然世界共融的宗教体验。
在卡梅隆的科幻小说宇宙中，体现这种共融的是在潘多拉行星上过着田园诗般生活的一个外星种族——蓝皮肤、令人羡慕的苗条纳威人（Na’Vi），他们的生活被贪婪的人类入侵者所威胁。纳威人被电影的男主角——一个叛变的海军陆战队战士所拯救，但是他也被他们对于“万物之母”爱娃（Eywa）的信仰所拯救，爱娃被多样化地描述为能量网络和所有生物之总。
如果这种叙事路线听起来耳熟，那是因为在近来的一代人中，泛神论已经成为好莱坞在宗教问题上的选择。它是当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与狼共舞时所发现的真理。它是通过像《狮子王》（The Lion King）和《风中奇缘》（Pocahontas）这类迪斯尼卡通片编织出的玄学。它也是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绝地武士 (Jedi) 的信条，他们相信那种“包围我们，深入我们，并且把银河系捆绑为一体”的神秘力量。
好莱坞持续回归这些主题，因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对此反响良好。从狄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到艾克哈特·陶乐（Eckhart Tolle），你所在的当地书店“宗教和灵感”类书架上充满了那些推动泛神论信息的书。近来，皮尤宗教和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关于美国人如何将各种神学混合搭配的报道发现，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都相信树木和群山的“灵性力”，而这种认识恰恰和靛蓝色的纳威人的信念一致。
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已发现这一现象。他在19世纪30年代写到，美国人关于全人类都是一个整体的信念，导致我们混淆了不同层次的创造物之间的差别。“不满足于发现世界只存在创造物和造物主，” 他揭示，民主人士“通过把上帝和宇宙万物浓缩为一个伟大的整体，以图扩张和简化自己的概念”。
如今，还有其他力量推动着泛神论对美国人的吸引力。我们为丢弃于身后的东西感到失落，神化自然界就成了对我们这个超技术化社会不满的一种合理方式。同时，全球变暖的威胁也增添了对大自然的偶像崇拜，这些属性是每一个成功宗教需要的——争战的精神、一套“不可……”的严格诫命以及一个热门的世界末日启示。
同时，泛神论对一些人开启了一条通往神圣体验的道路，这些人对一神论宗教的刻板感觉不适——那些神奇做工的神和圣书，处女生子和死而复活。就像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的，视自然界为神有助于“把神带得离人类经验更近”，同时“除去了神当中可被认知的人格”。对任何为失去超验世界而痛苦却又不接受全能上帝插手人事的人，这是一个理想的组合。
实际上，它代表着一种甚至无神论者都能支持的宗教形式。理查德·道津斯（Richard Dawkins）把泛神论称为“一种性感的无神论”（他意在赞美）。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在结束《信仰的终结》（The End of Faith）一书的论辩时，对从沉浸于“世界纷杂的神秘性”之中而获得的神秘经验大加赞赏。道津斯引用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关于对宇宙之“美与崇高”的宗教敬畏的表述，他承认，“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有宗教信仰的。”
问题是，大自然是否确实应得到宗教性的回应。传统的有神论不得不与邪恶的问题摔跤：如果上帝是好的，为何他允许磨难和死亡？然而，大自然本身就是磨难和死亡，它的和谐需要暴力。它的“生命轮回”事实上是一个必死的循环。并且最亲密地遵守自然秩序的人类社会不是詹姆斯·卡梅隆所乐于想象的闪光的伊甸园。在这些地方，生存本身趋向污秽、野蛮和短暂。
宗教存在的部分原因，恰恰是由于人类身处这些残酷的规律而感到不安。我们一半站在自然界中，另一半在其之外。我们是敏感于自我的野兽，有道德规范的食肉动物，渴望得到永生的必死生物。
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状况，如果没有向上摆脱的道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像圣诞故事中讲的——就是一个深为悲惨的状况。
泛神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解决办法：一种向下的退场，一种对我们悲剧性的自我敏感的放弃，一种与几千年前我们祖先就已经实现半逃脱的自然界的再结合。
但是除了尘归尘，土归土，大自然不能带我们回去。
［原文是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在2009年12月20日《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 原文题目：Heaven and Nature （天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