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黑门
自从2010年10月来到守望教会，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这几年宝贵的时光，对我的人格和价值观的塑造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经历大学以来剧烈的思想变化之后，我在观念当中对世界的定位也基本上在这几年完成了。这一过程虽不能说完全是在守望教会的经历带来的，然而这一经历也的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相信，这一蜕变历程并非我一人独有，而是在一个圣徒相通的古老传统当中和众圣徒共同经历的。不论是牧师长老，还是一般信徒，每一个亲身经历了这一政教冲突的守望儿女都一同行过流泪谷，见证了上帝特别的保守和恩典，也见证了在这一冷漠而污秽不堪的世界当中弟兄姊妹坚强的爱。这种带着赦免之恩的爱，胜过威胁和恐惧，是在世界当中见不到的奇迹，因此在“无意之间”让我们看到上帝当初托付给守望教会“山上之城”的异象竟具有如此丰富的等候我们不断去发掘的宝贵内涵。这一异象不是给哪个个人的，而是社群性的，基督徒作光作盐，只有基督的身体才能作城。在回顾这一蜕变的时候发现，我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思想变化，这四个阶段像是生命中的里程碑，回想起来感慨不已，并且也让我惊讶地意识到“你的话”真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第一个阶段是血气的。这又要从2008年以前说起。08年以前，我基本算是个“五毛加愤青”，既会下意识地为这个共产政权辩护，又会愤恨于官员的腐败，根本没有制度反思的能力。可以说，我基本成为中国式愚民教育的成功产品。然而那一年惊动海内外的汶川地震震醒了我，一劳永逸地去除了我身上“五毛”的标签，我在接下来两年的阅读和体验也更多地指向了共产制度而非传统帝制下的“反贪官不反皇帝”。因此当我被介绍到守望教会之后，就很兴奋地给这间教会贴上了“反叛”标签，不可避免地做了许多浪漫的幻想。幻想之所以被称为幻想，是因为它解释现实的无力，也因为它面对冲突时会如海市蜃楼般立刻土崩瓦解。正是这个幻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我第一次4·10义无反顾地走向平台，并且在面对便衣警察时还能够“勇敢地安慰”坐在车上忐忑不安的几位姊妹。这一距离，也决定了我迅速地跌倒，直到几乎三年之后才重新站起来。
我曾经幼稚地相信警察会信守诺言。然而毕竟是新奇的经历，我悄悄地把与警察所有的谈话内容做了录音，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史料”吧，可惜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慢慢找不到了。警察的失信是这一复杂的政教关系当中推倒我思想多米诺的轻轻一击。此时我的思想仍然混沌不堪，面对所里的领导和老师，我试图努力讲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愿意参与”这个敏感的事件。然而我发现自己的辩护是那样苍白，除了努力地说明守望教会做过的好事以证明基督徒是守法的好公民之外，再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他说的话与警察基本没有什么区别，然而我能做的也就是重复那些老生常谈，用以说明迫害好公民只能证明是这个社会病了，我做得对，应该赞赏而不是批评。可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出来上学以后，我很少给家人打电话，不懂得表达，为此也难过了一段时间。那一天，我在电话里哭了。
接下来，我仍然去小组。虽然天冷环境也冷，我却很享受独自一人从玉泉路走过八宝山，安静，适宜放松或者想想问题。第二周，一个姊妹说，以为我不会再去小组，想来大概是因为我似乎听信了警察的离间。然而我愿意去，不是故作坚强，而是想要弄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都会约定主日在老山附近找个地方敬拜。疑神疑鬼成了常态，看到警车就有些忐忑。那段时间换了不少地方，也是很有趣的经历。甚至还在八宝山公墓里敬拜过一次，虽没有罗马早期基督徒躲避逼迫进入地下墓穴那么惊心动魄，也着实吓着了一位姊妹。都说共患难能让人更亲近，我们那时的确有了战友般的感情，一起分享困惑，彼此鼓励和劝勉，直到渐渐有人离开。
第二个阶段是理性的。我基本处于游离在教会边缘的状态，找不到存在感，不太关心教会当前怎么样了，只想把问题弄清楚。可是这种思考仍然是自以为义的，我不愿委身于一个团契关系当中去求问，总想着能跳出来以一个“客观的”旁观者眼光看待。牧师长老被软禁在家，弟兄姊妹被跟踪堵锁眼，工作上也多受到压力，甚至还有身份证被警察骗走遭到遣返。这些实实在在的压力以及网络上出现的不少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和探讨，让我把注意力投向守望事件的法律意义。守望教会合法吗？户外敬拜合法吗？从现实来看，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成为被执法的对象，然而这件事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在于，如果守望的成员在做一件违法的事情，守望教会为什么能够独善其身，不被“宣告非法”呢？官员们多年以来究竟在迟疑什么呢？
在这一阶段的思考当中，要感谢教会里一些法律工作者提供的帮助，给我一些线索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法律背景。我也因此接触到不少关于《宗教事务条例》的很有水平的讨论。涉及到对于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的解释，更普世的看法应该是支持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的权利的。如此看来，这一冲突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政治事件。然而我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对此仍有困惑。
为了弥补自己初信状态下属灵知识的匮乏，我购买了大量的信仰类书籍，早晚的时候常常如饥似渴地阅读。很多时候阅读体验并不那么好，因为我当时正处于感情方面极其痛苦的时期，心思很难平静下来。误打误撞地，在这一阶段我接触到了王怡的两本影评，也在网上追踪读了他留下的大大小小的博文。那时他还是长老，没有按牧。后来我跟别人开玩笑说自己读过王怡 90% 以上的文字，虽有夸张，却也说明自己的确很受益。这些不那么学术化而具有处境友好性的文字，把我引向了这一事件背后的历史演变以及信仰冲突，法律问题不再是我的关注重点。
第三个阶段是信仰的。在王怡牧师极具属灵洞察力的引导下，我开始意识到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圣经上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我开始学习用属灵的眼光去看问题。户外敬拜还在继续，似乎这关系时而紧张时而松弛，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弟兄姊妹们周复一周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这件事情重新开始跟我有关系了。两年没有再唱的《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也回到了我的脑海中。原来这可见的世界背后一直在发生着灵界的争战，就像约伯被打击，却想不到天上的神和撒旦的较量一样。
虽然如此，却仍不能解释守望教会为什么“不是非法的”。“家庭教会”这个概念自从信主以来一直像影子一样伴随着我，我却说不清楚它是什么。在11年一个极其痛苦的晚上，我背上被褥去了海淀堂，想他们是否能收留我一晚，使自己能够在“三自教会”的会堂里“冷静地”想想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问题，不只是涉及教会的。收留一晚是不可能了，我倒是一个人安静地呆了挺长一段时间。当然，结果是什么也没想明白。
事情发生转机，是小白牧师要做一个教会史的系列讲座。那个解不开的问题突然之间被解开了。守望教会身处的复杂冲突必须要放到历史当中去理解，历史自有它的逻辑。自此以后，合法非法不再困扰我了。中国的社会治理还处于前现代的人治水准，既然法治成为现实尚早，宗教自由的观念远未被这个国家的政权和民间社会普遍接受，谈教会合法非法又有何意义呢？合法不过是被收编的“教会”装点门面用的罢了。守望事件的意义在于教会要守住历世历代的根基——独尊耶稣基督为教会的主。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另外的力量有权柄对教会的认信和治理方式发号施令，更不用说要迫使教会委身于一个无神论的政治团体及其附庸。
到此为止，我在心志上毫无保留地支持户外敬拜的立场。教会史讲座之后的那一周，我终于重新有勇气去平台敬拜。重新面对警察，我的心里充满平安。晚上从上庄派出所出来，看到暗夜中等候的弟兄姊妹，和他们一起享受自由的喜悦，在电话中听到小白牧师的关切，那一刻我永生难忘。我知道，这勇气是圣洁的，平安是圣洁的，弟兄姊妹的爱是圣洁的，这一切都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光，照进黑暗。我开始学习去委身于一个爱的团契。
然而现在我的思想又重新处于一个新的阶段的变化之中。诱因是户外敬拜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从14年开始，有了更重的轭，去平台敬拜的弟兄姊妹会从派出所被转移到拘留所，重压之下去年平台上开始出现常常无人的现象。正如动荡或者和平乃至意识形态的宣传都可能影响基督徒对末世的理解一样，户外敬拜的僵持让我重新从末世论的角度来看待山上之城的异象。此时我心中很重大的一个疑问是：过去几年我们在户外敬拜这一守望教会最为突出的行动上的投入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教会的异象呢？我不是说户外敬拜是不必要的，也不是说户外敬拜是不重要的，相反，我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也是未来必须继续持守的，直到预定的日子来到。今天我对户外敬拜的一个基本认识不再单纯是坚持唯有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户外敬拜是山上之城这一异象与世界发生冲突带来的逻辑必然，那么它理应成为促进这一异象达成现实的重要手段，或者说户外敬拜在显明了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之后，要接着显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问题就在于，曾经领受这一异象时，教会处于“正常”状态，而今在牧师长老被长期软禁、教会不能整体聚会的现实处境下，山上之城是否有被建立的可能性？或者说这座城的建立是否必然依赖于教会的聚会条件？
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意识到作为整体的教会的见证是那么的重要——虽然绝对人数仍然相当的稀少。如果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教会比作被掳巴比伦的以色列人，靠着先知和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七千人传承他们祖宗的信仰，如今的中国教会（我这里提及的整体性教会均为普世大公教会中的家庭教会，因为三自教会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已经失去了整体见证的可能性）更类似于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有一定的自由度，然而始终不能被帝国从怀疑名单当中除名，间歇地有运动式逼迫。
近三年来，国内自由空间不断被压缩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基督徒也开始思考自己作为基督徒公民当做些什么，这让我们想到自己正处于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这变局远未结束。我们能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维权律师”出现，这吸引了不少基督徒的目光，这些律师正以一种实实在在的方式作光作盐。可是不论从公共空间扩展的角度还是从基督徒践行大使命的角度来说，单单凭着基督徒维权律师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世人在仰望基督徒维权律师的时候，救赎的盼望往往在于维权，而不在于基督徒。在这种对道德勇气的仰望当中，人们不断地经历失望，可是却因为个人性见证固有的局限性，世人不能从这种失望自然地转向基督，而更容易因为“基督徒”律师也不好使而更义无反顾地投入犬儒乃至虚无的怀抱。倘若我们仍然过分看重个人见证却忽视教会整体的见证，当大规模的逼迫重新到来的时候，难免重蹈几十年前的覆辙。教会的大门关上了，王明道们也在监狱里，叫可怜的世人再往哪里去寻找避难所呢？更为要紧的是，尽管我们将来还可能会拥有“王明道”，基督却实实在在地被羞辱了。
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体，教会有时清晰可见，有时又湮没无闻。比如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城的教会，这教会就是清晰可见的，有会堂，有长老，有执事，有教师，有信徒，有使徒的权柄。当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教会就分散，腓利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教会。守望现在可以说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教会的组织结构还在，却没有了可供外人感到一目了然的聚会场所。会堂在紧锁的“大恒科技二楼”，敬拜场所在中关村平台，牧师长老被软禁在家，除了蒙恩前往平台敬拜的坚强的弟兄姊妹，广大信徒分散在各处或聚会或软弱独处。这样的一个教会，如何能继续完成上帝在十年前托付的使命呢？按照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在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时，我们可以说，整体性教会具有比个人更大的见证力量，并且在缺失外在硬件的条件下，教会完全有能力做整体性的见证，也就是说，山上之城对于没有会堂没有整体聚会的守望教会来说，仍然是可以实现的，有圣经和教会历史给我们做凭据。
在圣经中山上之城更多的是指向国度的概念。一个国度首先要具有以下四个要素：君王、国土、律法和人民。在上帝的国度中，基督就是君王，他无比的喜爱自己的百姓——他最荣美的创造；所有得救的人就是生活在国度里的百姓，他们也热爱和敬畏自己的王；基督设立了管理国度的律法，他的百姓也喜爱照着这律法行。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这座上帝之城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从古时开始显现给世界看的，教会无疑是今天承载上帝之城的媒介。在这几个要素当中，百姓的数量还没有够，这是教会之所以继续存在以及末日审判还未到来的根本原因；而国土则只能在盼望当中等候。
令我感到兴奋的是，教会按照上帝国度的律法等候基督的再来，这样一个末世图景可能是守望教会去实践使命的绝佳蓝图。只有完成从个人到国度的蜕变，山上之城才能够被建立起来。近年来，不断有改革宗背景的教会在尝试建立基督徒社区，不是说建立一个个只有基督徒居住的“小区”，而是让教会在与国家和社会的博弈中，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叫新社会像生长中的芥菜种一样去改造旧社会。在中国当下的处境中，国家是最有力的一方；社会体量虽然庞大，在国家力量面前却往往处于被利用时高亢被瓦解时低迷的状态，仿佛薛定谔的猫一般，自主性几乎丧失殆尽。教会虽然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却因为拥有胜过世界的武器——圣言和圣灵——而具有无比巨大的潜力。这不仅是单单出于对上帝的信心，也是基于对历史中上帝作为的敬畏。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上帝都可以使用忠心的圣徒去建立起基督教社会，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一个大杂烩般的特色社会会比其他的社会形态更有力量去对抗创造主呢？这不是说我们试图去建立一个神权专制唯我独尊的政权，而是说上帝可见的恩典能够不受限制不被阻挠地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显明出来，并且能够吸引他“许多的百姓”从旧社会中被分别为圣。我们不知道户外敬拜要持续多少年，也许明日就结束，也许要再过两代人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这世界今日就要被审判，还是可以继续苟延残喘一万年。那么我们有必要从心理上调整对逼迫结束的预期，做好最坏的打算，把逼迫当成常态，把户外敬拜当做是一个毕生的事业——虽然我们迫切盼望逼迫立时就能结束。在这样一种心理基础上，去履行教会各样的职能，仿佛教会是“正常的”，而不是等户外结束之后腾出精力再去做。户外敬拜带来的沉重包袱不应该是我们开展各项事工的心理负担。相反，凡事教会应该做的，我们都要去做，这样，一个完整而健康的教会反过来才能孕育出持久的争战动力。教会本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上帝的应许，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意味着每一个肢体都可以听从基督的调遣去展现出活泼的信仰，在一个爱的团契中彼此服侍，有义务去使用恩赐以建立神的家，而不是说都要听从教会的分配，在一种消极等待当中浪费恩赐。令人欣喜的是，近半年来听闻不少弟兄姊妹重新回到异象的层面思考前面的方向以及一些自发的事工的开展，都让我觉得这座城必将被建立起来。
在回顾过去这几年的过程中，我想起那么多让我感动致流泪的事情，让我看到弟兄姊妹坚强的爱不只是书中的一个理论，更是塑造我们的伟大力量。有时候说到将来的去向，我会很舍不得离开北京，原因只在于这里有守望教会。我相信，纵使我们卑微不配，基督总不离开我们，他必定使用我们去成就父的旨意，按照父所定的时间。
（主后2016年2月10日初稿，修订后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