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先生是能仗义执言又言之有理的学者，对历史问题、文化问题往往有独树一帜的精辟见解，是我所尊敬的为数不多的体制内学者之一，因此他的言论我会较多地关注。今天看到易先生关于信仰问题的坦率谈话，更加倍引起我的注意。
2012年８月５日“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活动”上海答问上（见易中天博文“教师不是蜡烛”），易先生对（中华民族的）信仰问题有这样的阐述：“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信仰。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无信仰的民族，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意识、彼岸观念和信仰的。因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是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这就决定了我们没有宗教意识，没有信仰。”对于这样的判断，我表示完全赞成，这比任继愈等人“中华儒教”的见解深刻得多也中肯得多。
我认为，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世界上的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讲求“对错”，一类讲求“输赢”。讲求对错的人一定要导向终极关怀，讲求输赢的人一定只导向现实关怀。整体来看，有信仰的人属于前一类，无信仰的人属于后一类。
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属于前一类，而最大的一个族群华夏民族属于后一类。“对错” 的原则是“追求真理”，为了“追求真理”，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输赢”的原则是“追求成功”， 为追求成功，会不择手段（虽然也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说辞，那不过是冬烘的自欺或猾贼的欺人）。不信你翻开二十四史，读来读去只有一句话：“成王败寇”。“成王败寇”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看待一时一世的文化标准，也是整体华夏民族的精神底色——除了“王”、“寇”，看不到“人”。
因为中国文化看不到“人”，所以和易中天不同，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以下两大特色。
一、“神道设教”的结果是没有道德底线
中国文化里虽然没有宗教，但有一个“神道设教”的传统。我们重点分析一下易先生推崇的周代“礼乐”制度的“神道设教”观念。
“礼”之本义,据许慎《说文解字·示部》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所谓“从示”，就是显示给人看，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把敬神的事做给人看”。
“把敬神的事做给人看”，已经不是如西方那样虔诚敬神，而是做作，这已经透露出了中国文化核心内容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神道设教”更是赤裸裸地告诉统治者说：“对老百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欺骗。”
“神道设教”的提法，出自《周易》的《观卦·彖辞》：“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卦由宗庙的祭祖典礼而讲到政治教化，所以彖辞用“神道设教”进行概括。
“观盥而不荐，有孚若”是观卦的卦辞。“盥”是敬酒灌地以降神的仪式，“荐”则只是向神位献笾豆等物的小礼仪。按照彖辞作者对观卦的理解，百姓看到君王在宗庙祭祖中举行盥的隆重典礼，从而对神道产生敬信。圣人于是根据神道制立教法，使天下百姓服膺，达到有序的治化。
《观卦》的卦象，上卦为巽风，下卦为坤地。从上下卦来说，是“风行地上”。风从天来，遍吹地上，无所不至，有“教化”之意。《毛诗序》中说：“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易俗。”
所以，《象传》说：“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贲卦 · 彖辞》接着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就是中国最本来意义的“文化”。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的根本意义，是与“神道设教”联系在一起的。
钱钟书先生说：“神道设教，乃秉政者以民间原有信忌之或足以佐其为治也，因而损益依傍，俗成约定，俾用之倘有效者，而言之差成理，所谓‘文之也’。”（《管锥编》第一册）意为统治者借用民间已有之宗教信仰，对其加以改造后，用作治民之具。关于“神道设教”之功用，钱先生以为有二：一是“为治人者言，法令之力所不逮，得宗教以裁约之”。二是“治于人者⋯⋯，遭荼毒而不获申于人世，乃祷诸鬼神以冀疾苦之或苏”。即是说，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用“神道设教”之法治天下很是得心应手；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则为解脱疾苦的途径之一。
我认为，如果说“礼乐”制度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的自我管束的话，“神道设教”就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针对被统治者的统治术。这套统治术的特征有如下两个方面。
1．只有形式没有内容。
上文说到“百姓看到君王在宗庙祭祖中举行盥的隆重典礼，从而对神道产生敬信”。 “把敬神的事做给人看”，并没有信仰的成分，这也就造成了中国宗教讲究“过场”的形式主义特征。
2．这是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统治者自己是不相信的，专门用来吓唬老百姓。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荀子》最为清晰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圣人明知之（指祭祀），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文子·上礼》更一针见血：“故圣人之制礼乐者，不制于礼乐；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因此，我同意易先生前半句“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意识、彼岸观念和信仰的”这一判断，但不同意他后半句的论述：“汉民族从周代开始，就是‘以伦理代宗教’。虽然没有信仰，但是有核心价值观，有道德底线。所以三千年来文明不中断，而且社会基本稳定。”因为“神道设教”愚民政策的直接后果是，愚民者没有道德底线：己所不欲，仍施予人。“圣人明知之（指祭祀），士君子安行之”、“故圣人之制礼乐者，不制于礼乐”。
被愚民者没有道德追求——最能反映这种特征的如“送灶”。旧岁逝去前夕，灶神老爷按例要上天禀报所在人家一年的善恶，以供天帝决定赐福或降灾时抉择。人们对这位“现管”的灶神老爷不敢等闲视之，唯恐他打小报告，故在送他上天前，总要供些酒菜和麦芽糖封住他的嘴，免得他在天帝面前说三道四，直至除夕再把他接回来。连神都敢忽悠，“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其道德素质溃烂得根本没有底线。西方百姓用“祷告”来建立与神的沟通，而中国百姓想的却是封住灶神的嘴。
因此，中国的文化是人本主义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骗子与傻子的游戏。
二、人本主义的结果是骄傲狂妄到极点的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的文化必然产生人崇拜人。梁启超说：我们若是把中国人所供祀的神，一一根究他的来历，大抵没有不是由人变来的⋯⋯所以可以说中国人实在没有宗教，只有崇德报功的观念。
葛剑雄说得更直白：“政治家并非不知道信仰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希望用政治信仰取代其他信仰。政治信仰的对象不能是神，只能是主义或领袖。”
专制的文化基础“道统”，骨子里来说便是“无天无法”。“无天”便是没有信仰，人中的帝王自大到“欲与天公试比高”便会实行“专制”。人中的黎民百姓因对统治者的崇拜和恐惧而放弃人的尊严，这是“专制”的社会基础。中国历史几千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因为“无神”，所以“无人”，只有帝王将相的争权夺利。孙中山说得最直白：“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无法”，便是只有“王法”没有“宪法”，人民只能在“王法”的机制中成为专政对象与专政工具。“无天无法”是统治者的文化。关键是专制条件下只有统治者的文化而没有被统治者的文化，换句话说，讲输赢的文化是“一元”（皇权）的，它的逻辑是赢家通吃，天——天子——天下，一人（天子）拥有全部，除此之外的从个体到集体在这个逻辑中都没有地位。
我们熟悉这样一句话：“乾纲独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文化的弊病就在于只有“国家文化”而没有“社会文化”，也就是只有统治者的文化而没有被统治者的文化，只有“庙堂”文化而没有“江湖”文化。（“江湖”文化的代表作《水浒传》都是以“归顺朝廷”为标的，何谈其他。）
正因为“无天无法”是统治者的文化和被统治者的“被文化”，“专制——革命——再专制”模式翻译成民间语言，叫做“打倒皇帝做皇帝”，这是“江湖”语言吗？不，它正是“庙堂”文化。
“打倒皇帝做皇帝”是血淋淋的丛林法则。因此，中国历史上“打倒皇帝做皇帝”的绝大多数是流氓莽汉。
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他们虽然是“道统”的掌握者，但由于“政统”的皇权既是政权又是神权，知识分子在中国从来就只有处于依附的地位。“道统”不但没有起到对“政统”的监督权与修正权，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专制的理论工具，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在帮中国人选择了命运的“文化”环境中，你会无奈地发现：“专制——革命——再专制”成为了“天经地义”，“奴”（专制）是常态，“怒”（革命）也是常态，没有“宪政民主”这样的良性社会变更程序，“革命”与“反革命”都使用同一套理论体系和思维模式，必然也就导致社会向同一方向发展。黑格尔道：“中国的历史本质上来说就是没有历史，只有历代君主的更迭，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
在这种低人权、低福利、不发展的社会中，我们离“人的幸福”与“社会和谐”这两个人类基本目标越来越远，如此易中天所说“三千年来文明不中断，而且社会基本稳定”有什么意义？
我还认为，如果“三千年来文明不中断”，中国将永远没有前途。鲁迅形容中国文化是“神奇的毒针”：“从孔孟到董仲舒，到宋明理学，朱子学说，一脉相承下来的中国的精神礼教，把人麻痹为不死不活的状态而甘愿为奴。尊孔、学儒、读经、复古，由来已久，旨在从中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不肯做的事。”
正是这一套貌似华美灿烂而骨子里已病入膏肓的文化体系统治中国五千年，除使得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外，更重要的是，它毒害了中国人的心灵，使我们已经不会“用心思考”，使我们的血液里充满毒素。我们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找到的最高理想也只不过是“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那种超越的精神价值，形而上的追求，个人与神的关系等，就一直旁落在中国文人的视野之外。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会思想的芦苇”，也是最易被折断扔弃的枯草。
综上，没有信仰的中国文化，于个体形成心灵毒害，于社会形成皇权专制，哪来“道德底线”？
对照中国人本主义文化的自以为是，基督教文化是神本主义，因此是“自以为非”：人都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因此每一个人都因被造而尊贵；人都是“罪人”，是“罪人”就要用监督来约束他，尤其是掌握权力的政府；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只对一个人负责，这个人就是上帝，上帝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中，“道德底线”由此才会产生。
没有信仰就不会有道德底线，往奶粉里面放三聚氰氨就是没有信仰的必然结果。现在整个中华民族失魂落魄，没有“道德底线”是表象，没有信仰才是根本原因。美国的兰德公司有一个分析中国人性格成因的报告，其中说到：“在中国，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中国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
这份报告认为从精神层面上看，中国人甚至不能称为是“人”，不能称为是上帝按自己形象创造的那个有良知有自由意志的“人”。我痛苦地发现，这样难听的话竟然是真实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能归为三类动物：一类为“饕餮”——贪婪、残酷的统治者，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们叫“贪得无厌”；二类是“鹰犬”——唯利益驱动的统治者帮凶，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们叫“为虎作伥”；三类是“牛马”——受压迫受欺诈而不知痛苦的劳苦大众，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们叫“任劳任怨”。
我更痛苦地发现，浸润、学习、热爱了一辈子中国文化的我，在现代“人”的指标下，竟也不是“人”。
“自以为是”和“自以为非”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的后果是：西方民族崇拜神，中华民族崇拜人。与西方民族相比较，他们的文化基因是神的人化（道成肉身），因此有基督教；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人的神化（真命天子），因此有专制。
最后，我还想关心一下“不需要信仰”的易先生个人的生命问题。帕斯卡尔说：“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为可悲，却是伟大的。”
人的尽头，便是神的开头。易先生央视开坛、著作畅销、粉丝拥戴，没有“倒霉”到王阳明“唯生死一念未明”而不能自行了断的绝境；也没有觉悟到梁济、王国维非要“以死救末俗”的绝决。我倒建议易先生关注一下梁济和王国维的生命态度，梁济和王国维的死，从个体来说标志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士”阶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人格，但从中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中是没有活路的——哪怕你是如梁济和王国维这样的才情与心性。如果哪一天易先生把自己的才情、心性与自我的生命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了，断不会轻易说出“不需要信仰”的话。
我作为一个今年才受洗的新信徒，愿意与易先生交流神对生命的翻转。
本人出于对易中天先生的敬仰，同时出于易先生的观点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触动从来没有写过博客的我写下了第一篇博客，愿意与任何人进行文明交流——但不包括不会说人话的孔庆东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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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尼哥底母”http://blog.sina.com.cn/u/2960483600 。标题及正文中个别地方经过本刊编辑及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