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自由之子
像一条河
流向下一个目的地
像成千上万的雨
每一滴都不是奴隶

你们是自由之子
自由地
将痛苦变成了智慧
自由地
在信心中获得知识

你们是自由之子
像一个被造的单词
活在爱你们的人口中
像一个奢侈的祷告
献给星期天的早晨

你们是自由之子
自由地睁开眼睛
自由地走到海里

你们是自由之子
自由地说我在这里
自由地在一个
伟大的意志中死去

2011年10月15日
守望教会第25个户外崇拜日

相思狱——二十二致乐义

还要多久
这呜咽的小溪
才能流尽
那两汪深深的怨忧
汇一条思念的河流
荡我心
奔向你彼岸的渡口

还要多久
这叹息的微风
才能吹开
那一道紧锁的哀愁
衔两弯期盼的叶柳
载你灵
飘落我回家的路口
2011年10月8日夜　初稿于友人家
2011年10月9日夜　定稿于劲松派出所

自从你离开之后——二十六致乐义

自从你离开之后
每一处曾经有你的街角都会看到你的身影
每一个孩童的笑声里都能听到你的笑声
每一颗眨眼的星星都是你在调皮地眨眼睛
每一朵拂过脸庞的雪花都是你从天而来的亲吻

自从你离开之后
每一处曾经有你的街角都会看到我的身影
每一个孩童的笑声里都能听到我的哭声
每一颗闪烁的星星都是我饱含思念的眼睛
每一朵拂面的雪花都是我被忧伤冰冻过的泪晶
2011年12月5日夜

近日松懈下来，心情不振，眼皮却不肯休息，不时兀自欢快地跳跃，已逾半月。C.S.路易斯说身体是个驴，我想这是驴脾气犯了。这只“驴”如何可能优雅起来呢？想起朋友谈到要策划一套艺术赏析的通俗读物，名为“优雅课堂”系列。不禁感叹，现今中国稀缺的不是优雅的生活，而是优雅的情操，但在市场经济下，它没有市场。有幸的是，我读到了、更看到了优雅的情操，和灵魂。

论文要开始正文写作，却茫然不知下文，于是拿来《傅山的世界》，看这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书法家、传说中的傅青主是如何被演绎的。读到傅山在三立书院时的老师袁继咸抗清被俘，袁委托已仕清、任吏部郎中的另一个学生卫锡带给傅山诗一首、信一封。

诗曰：“独子同忧患，于今乃离别，乾坤留古道，生死见心知。贯械还余草，传灯不以诗，悠悠千载业，努力慰相思。”

信中写道：“江州求死不得，至今只得为其从容者。闻黄冠入山养母，甚善，甚善！此时不可一步出山也。有诗一册付曲沃锡，属致门下藏之山中矣。可到未？”

行刑前又托书一封：“晋士惟门下知我甚深，不远盖棺，断不敢负门下之知，使异日羞称袁继咸为友生也。”据说傅山看信后痛哭曰：“呜呼！吾亦安敢负公哉！”

读到这里，不由得泪奔。中国的一介文弱书生，在社会跌宕起伏的飘摇中，却气吞江河，乱世中以真生命书写真历史，毫不犹豫；对国对友，兼磐石之坚与蒲苇之韧，至情至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与忧？自己盖棺定论的时刻就要来到，仍心怀天下，叮嘱门下学生志士们隐居于山中，纵有满腹经世济国之思才，也决不可役于清廷异族。这一番倾心吐腑寄友人、留遗志的话，天地可鉴。“相思”与“离别”为何？社会动荡，报国无门，从崇祯朝被启用，到遭诬陷判死刑，只有你与我同经忧患，舍身为我博得平反，这一次因抵抗异族获刑，是真的诀别了。“乾坤留古道，生死见心知”，对那一息相通者，断不敢负君…这封书信是托在清廷做官的门下卫锡转交给傅山的，信过三人之手，想每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抱负，行藏由我，或抗清、或仕清、或隐居，对与错不可论，盖各人的功用和人生领受不一，但情弥真…

一曲《离骚》从大提琴的弦上缓缓流出，如同袁继咸书信中流出的心曲，直入我心。乐曲来得正是时候。曾经最喜欢屈子的知行合一和深挚情感，这楚地的离骚之情曲水流觞，流过了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心头，流到了今天，可有人听到？

我听到了，这苍凉悱恻的声音里裹着灵魂的孤绝与悲壮，还有在破碎得不能擎起的希望中，那一声声荡着空旷回响的天问…终于，在听到这样无力的吟咏和呐喊之余，在世界的嘈杂中，我竟然听到了那更远的，来自生命源头的温柔声音——耶稣爱你，为你舍命…

真情的一次次呼唤和回应被历史的尘埃覆盖了，但这爱的声音在父神的家中从没有停止过，在弟兄姊妹间流转传递着，未曾有一刻的止歇。回望今日守望教会中牧者、弟兄姊妹正迎着不可测的疾风劲雨，走上平台——那献祭的天台，把自己未来世上的日子交给了主，也是为着一个托付，主耶稣说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路22:19）圣子耶稣甘愿上十字架为的是圣父的托付，以圣洁无瑕疵之身为无资本赎身的罪人们代赎，作了挽回祭：“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23:46）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天父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凡被主的爱摸着的，无不感念泣涕。

吾国现今之三自教会、家庭教会，还有隐藏的基督徒，似乎如同明末清初那师生三人的境况，在教会历史中今天这个节点上做着自己人生的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主的爱。那些为真理的纯正和自由而战的弟兄姊妹们，正用生命诠释着主的道和主的爱，这福音的种子洒在中华大地上，必结出美好的果实，借着主的门徒们默默地耕耘，不断更新的属灵空气和土壤将被泽后世，整个中华民族都将得医治、蒙祝福。

喜极而泣，泪流如注…我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有坚持、有追求、有舍己情怀，又是那样的谦卑柔和，努力地爱逼迫捆锁自己的人，主的爱真的是夺得了你们的心，天父爱你们，我也爱你们。感谢神——此生有主带领，并可以和你们同路，同得那属天的祝福。更想到那将来在天国里的欢聚，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喜乐呢？

当我游荡了世界的某些角落，回到出发的地方，迎来了主内姊妹问询的目光和亲爱的拉手，更有一同年姊妹远远拉住我的手亲吻了一下，我心中跳动不平，并忐忑难安。就像熔岩喷发一样，这是在特别时期外界环境巨大的压力下迸发出的热力和聚合力。在教会的艰难时刻，面对这样美丽、忠诚的神的好仆人，心底喃喃着一句话：“断不敢负君…”我知道从姊妹那里涌流出来的真情是来自于主的爱，无论你走多远也走不出主的视线，走不出主的慈爱，主的爱已流淌在他教会肢体的血液中。这令我想起了在法兰克福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幅画，当时看着看着，就会心地笑了。老荷尔拜因真有创造力，每一个葡萄叶上都托着一张脸，枝枝蔓蔓把各张脸连缀在一起。哦，原来画的是那句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15:5）我深刻领会到，为什么从古到今，从个人、家庭到国家，有那么多的失败、眼泪和创伤。没有主联结的肢体必将衰残、死亡。

生活复杂多面，日子是如此琐碎，面对纷乱的世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环境中做何样的选择，是每个人都要面对并有所交代的，因为盖棺的那一刻不仅是在世人面前，更是“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罗14:12）。所以使徒保罗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罗14:4）我越来越懂得，这“必要站住”的信心是建立在主这磐石之上的，因主爱我们，不会舍弃我们，他必要得着那爱他的，他舍了自己就是为了成全我们，他已做成。

我唯有切切祷告：父啊，我盼望永远作你平凡而美丽的葡萄枝，你比我更知道我的软弱，求你常在我里面，日日更新我，使我活在你的旨意中。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求你赐给我的是我所能担当的，无论是祝福还是患难。我深愿把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因你是我的父。

坐在北京冬日的夜里，坐在北京冬日的清晨，这一天，从黑暗到光明，是一年的第一天。

2011年，这个国家发生太多的事，因为各种人祸离开世界的孩子和成年人远比因为自然灾难的多，哀伤时时弥漫着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正如颂歌也时时唱响在这个国家每个晚上的黄金时段…

最近流行关键词的表达，回头数算我的2011年，有几个词让我常有所感：

第一个是——感恩

在41岁的时候，开始我看似艰难却自由的事业，是我不曾想到的。我向来不是勇敢的人，对于未知的前路，从来都是抱着惊惧的心态，我惊恐于明天发生的事，正如一只鸟儿惊恐于已见的网罗。幸好有上帝，我知道他在掌管着我的明天，所以今天我敢于做选择，说，我要学习放弃那曾经的束缚，而按照内心的选择去做决定。感谢上帝，他一直拉着我的手，让我竟然能带着好奇与新鲜感，带着信心与期待，开始行走在他预备的路上。在完全不知道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不知道我的热爱会有多少机会与可能的情况下，单单因为这是他预备给我的路途，我就会踏上去，我相信，这样的勇气，不是出于我自己——一个缺少勇气活着的人是不会有勇气面对未知的，而是出于我的上帝。

2011年，我感恩于上帝的赐福、带领与激励。

第二个是——感谢

这一年，有那么多的亲人、朋友、从前的同事、同学、学生不时地从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传递着真挚的关心、惦记与忧虑，为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我的未来。

我所能说的，就是——上帝的慈爱不曾离开过我，他加给我的也不曾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事实上，我并不曾失去什么，与我周围那些同为SW教会信众的基督徒相比，我所付出的是我不曾拥有过的，而我所拥有的，除了增加得更多，却不曾失去过。真是美好啊，感谢上帝把这么多美好的人带入我的生命和生活中。我常常愿意畅想，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我希望如何回想这一生——我希望，在那个时刻，回首一生，我能够为不曾错过爱情、亲情、友情，也不曾吝啬地封闭同样的真情而深感安慰；并相信，因为我拥有这样富足的内心生活，上帝也同样感觉安慰——他创造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为了让他/她能够学会感受到爱并能够给予爱吗？

第三个是——盼望

这一年，失望的事情并不少。这个国家每时每处都蔓延着让人不安、让人绝望的气息。身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甘心将自己的生命与光阴、才能与智慧只是用来写几篇论文或总结，用来获取一点儿必朽的名与利，用来满足一下脆弱的虚荣心。这不是出于清高，也不是出于胆怯，这样的生活本质上的虚妄与空洞让我在终极之地一瞥即感彻骨之寒，我不情愿一生过这样的日子，尽管看似不乏辉煌，却又脆弱得不堪一击，稍稍被死亡一推，稍稍被真理之光一照，瞬间便化为一地可笑的碎片，我宁愿放弃这样的人生。在面对选择——安逸而辉煌的生活还是信仰/教会生活（它们大多数时候就是彼此矛盾的，尽管我和许多信徒都非常希望二者能统一，呵呵）——时，我本能地要选择后者。因为基督信仰意味着生命，我寻找了半生，只为了找到真正有价值的生命，既然找到了，无法再放弃。

在回想这一年种种令人失望的现状时，我倒是再次明白了一点——“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他也同样是历史的主宰，既然君王的兴起与没落、掌权者的生与死都在他的手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相信，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度，并非仅仅因为它是某种体制的建造结果；全民——尤其是掌权阶层的谎言成为权威话语的历史时段，并非只在当今。从罗马时代到天主教的某个黑暗时期，从秦始皇到当代，翻查人类历史，其实并不曾有过没有谎言的时代。谎言的存在，与体制并无直接关系，但与人性有直接的关系。撒旦当初诱惑夏娃吃那颗禁果时，就是从谎言得手的——“上帝真的说过你吃的日子必定吃吗？其实你们不会死。”…当然结果是——当时亚当和夏娃的确没像吃砒霜那样立刻死掉，但最终，他们还是死了——远离上帝的面（灵性上与神隔绝的死亡）；埋入尘土之中（肉体上的死亡）。谎言，是撒旦的作为，所以一个基督徒一生真正的敌人并非是哪个体制或某个政党，而是说谎者的父——魔鬼自己；当然，我们也不必因此给自己说谎找借口，人是可以选择不说谎的，尤其在说谎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而不说谎就会遭受更多磨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只是，通常的决定都让我们再次看见自己的软弱与可鄙。

知道自己喜欢说谎、自己是软弱与可鄙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肯承认这一点，甚至因为别人指出这一点而变得恼怒，并进而攻击指出真相的人。这样的生命形态就是死亡——因为它拒绝真实的生命。

从前，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对人充满不信任，我私底下相信人都是坏的、自私的、不可救药的（尽管我从来不会直接说出来、不会告诉对面某个心怀恶念的人这个真相），所以一旦遇到某个人在某个时刻心怀真实的善意，我就感激不尽，我不敢指望总能遇到好人；如今，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仍然对人充满不信任，但会很坦然地相信并告知说人都是坏的、自私的、不可救药的，不但别人如此，我更如此；我仍然不敢指望总能遇到好人，因为我也并非好人。但是——好在，有一位良善的上帝，他的爱与真是不变的，他的善与美是永存不灭的，因为有他，这个世界就是可信任的；因为有他，即使这世界充满了苦痛与谎言，我也会在愤怒中坦然、在悲哀时仰望，知道苦难是人世人生的真相，我的感激在于，我竟能在明了真相后仍然愿意且有勇气活下去；我的盼望在于，上帝答应“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上帝答应“不要为自己伸冤…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上帝答应“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这一年，因为有爱而生出感激，因有盼望而心存感恩，我度过的，岂不是丰富的岁月吗？

愿新的一年里，我的祖国少一些无奈的普通人，多一些幸福的普通人！少一些让人难堪的谎言，多一些让人安慰的真话！

愿新的一年里，我能有更多的爱去爱身边的人、周围的人、陌生的人；能拥有更多的盼望如清澈的晨光一样照亮每一天的路程；愿我有够用的力量与勇气行走在上帝预备的道路上！

成为基督耶稣的子民与门徒，是我一生的祝福！

愿你——我的朋友，得蒙同样的祝福！！

PS：2011年圣诞节主日，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结束了长达38周的户外敬拜，预备进入室内聚会；但连续三次长租或短租室内场所的签约都遭到“有关部门”的阻拦，房东们在威胁之下被迫与教会解除租赁合同。

2012年元旦主日，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被迫进入新一期的户外敬拜。

未来如何，无人可知。

可知的是，那从第一代始即托付给基督徒的使命从不曾变过——“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6—8）

在网上找到这个人的照片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细长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薄嘴唇。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大街上到处可见。但他又不是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经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 犹太人。根据对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艾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的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假思索”的意思是，当上级命令传达下来，下级就去执行。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发生的事情：一个盲人，在一个村子里，被封锁在家，既不允许出来，也不允许别人进去。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称，该村已成了中国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是那些参与看守盲人和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这些人昼夜看守着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家庭，对前仆后继的“探险者”轻则驱赶，重则殴打。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是为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 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他们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更安心地挣到维持生活的费用？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一样。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爱看《还珠格格》，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也会热情指道。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是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驱赶到隔离区的警官；丙则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只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人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感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如果是站在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彻底的匿名，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是从角色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制度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本文转载自共识网）

中国近代史上，有过无数次人道主义灾难，这些灾难让千万人受损乃至惨死。然而灾难过后，人们对于灾难的反思常常只着眼于体制，而不及于个人。那些曾为体制效力的人会坦然地为自己辩护，说他们身不由己，他们只是螺丝钉而非机器的开动者，是被动而不是主动作恶。应该指出的是，体制本身并不能独自运行，正是因为有那些看似无辜的人的参与，罪恶才得以实现，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灾难才能如此深重。

1964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题为《专制下的个人责任》的著名演讲，她尖锐地指出，不仅要反思体制，不仅要追究政治责任（政府必须对其前任的行为负责），也要追究个人责任。

第一种辩护会说：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雇员，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甚至连齿轮都不是，只是齿轮上的一个齿牙。你看，我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即使我不去做那些事，肯定也会有别的人替我去做。对此阿伦特的回应是：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变成一个齿轮？又在何种情况下，你才会继续愿意做一个齿轮？如果从上到下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齿轮，难道就没有人需要对罪恶负责任了吗？她继续追问：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吗？难道我们没有主观意志和选择的自由吗？我觉得，她一定还有更严厉的质问没有说出口：难道你是猪吗？

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我不去做那些事，可能会有比我更坏的人去做。我们参与其中，事实上避免了更坏的事情发生。还有些人会说，我们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坏事，但也做了一些好事。我们没有加重灾难，相反，我们使之减轻，瞧，我们甚至挽救了一些人。阿伦特的回应是：这种辩护或许可以减轻法律上的责任，但并不构成道义上的合理性。当人们辩称自己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好事，那就要问：这些好事是否最终改变、终止或推翻了邪恶的体制？如果没有，那么与体制的妥协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还在继续作恶，并将迫害更多的人。事实上，一个小的罪恶通常会成为更大罪恶的前奏，人们会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从一件坏事到多件坏事，从小的罪恶到大的罪恶。如果你为保护一个村而交出一个人，也必然会为了保护一个乡而交出一个村，更会为了一个县而交出一个乡。在这种不间断的“道德滑坡”中，最明智的办法显然只有一个：停止作恶，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如果体制内的工作是邪恶的，就应该立即停止与体制合作。

第三种说法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法律是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职人员的天然责任。我虽然做了某些事，但我只是在履行职责。阿伦特的回应是：上级的命令和“法律”并不能为众多的犯罪行为开脱，对成年人来说，“服从”就意味着“认可”，“认可”就意味着“赞同和支持”，所以，不应该问那些作恶的人“你为什么服从”，而应该问：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把犹太人押进毒气室，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开动坦克，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囚禁一个盲人，你为什么支持？法学中有句话：恶法亦法。而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不应该把邪恶的法律再视为法律，更不应该支持。

第四种是所谓的“集体过错理论”，每次灾难过后，总会有人拿着完美的道德标准质问别人：你说他做的不好，难道你就没做过一点坏事？在这种完美道德之下，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最终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也都无罪。人们不再追究个体责任，转而去拷问制度、拷问历史、拷问文化，把全部罪恶归诸集体，如果要忏悔，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如果要受惩罚，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这种集体认罪、集体悔过的理论，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只能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并最终将演化为“道德虚无主义”。她说：“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当真正有罪的人拒不忏悔，并以“集体过错”为自己辩护，那其实是在逃避责任。

中国文化常常强调“宽容”而忽视“责任”，但我认为，只有在私人生活中“宽容”才有意义，而在公共生活中，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中，主张宽容其实是一种智力低下的表现，至少也是糊涂，或者用孔夫子的话说，乡愿，德之贼也。在《专制下的个人责任》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她认为，那些效力于体制的人，通常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为他们抗拒不了诱惑，专制制度总是会给它的效力者提供各种优待：铁饭碗、显赫的身份、满足感以及可观的物质利益。当德国人纷纷加入纳粹军队，实际上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功成名就。几十年前的年轻人纷纷加入红卫兵组织，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受了虚荣心的驱使。当数以百万的人踊跃报考公务员，我相信，他们不仅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再以“齿轮说”或“服从命令说”为自己辩护，其虚伪不言而喻。

邪恶制度是人间灾难，更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换成更形象的说法，它其实是两个问题：一、给你很多钱，你会不会去杀人？二、如果你不杀人，自己就会被杀，你将如何选择？许多体制内的人都会夸耀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道德高尚的人，邪恶的制度才得以运转。还是那句话：作帮凶还是不作帮凶，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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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hawking ，2011年11月9日）

暴力存在于个人、群体和社会的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形式，也有不同的严重程度。有语言的暴力，如侮辱、轻蔑；有情感的暴力，如冷漠，或攻击性的暴怒；有身体的暴力，如殴打，虐待；还有性暴力。暴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暴力对人性有怎样的伤害？

一

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
——撒上17:10—11,16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1973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两名持枪者闯入银行，扣押了三女一男四名人质，把炸药和人质捆绑在一起。经过131个小时后，罪犯被制服，人质被解救。

但是，尽管人质们在5天中被威胁、虐待、恐吓，但却都无一例外地表示同情和支持这两名劫匪。在警方解救的过程中，人质将劫匪围了起来，试图保护他们不受警方的伤害。一名女性爱上了其中一名劫匪，在他服刑期间与他订婚，而另一名女性则设立了一个辩护基金为劫匪辩护。

由于这件事的轰动效应，这种受害者对施暴者产生依附情感的心理效应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研究者发现，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需要一种“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条件。所谓大棒，是指受害者了解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受害者与他人隔绝，并相信自己无论如何不能逃脱。至于“胡萝卜”，是受害者从施暴者那里感受到的“小小的好处”。这种所谓的好处可能是一点点善意表示，可能是一点点人性软弱的流露，甚至可能仅仅是在惯常施暴的时候没有施暴。施暴者还可能会把自己过去的不幸经历透露给受害者，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让受害者产生恻隐之心。研究发现，当以上条件满足的时候，只需3—4天，这一效应就会产生作用。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严重的时候，人质甚至会和营救者对抗，站在劫匪一边，拒绝营救。更有甚者，会认同劫匪，成为其中一员。1974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被激进组织“共生解放军”劫为人质并受到侵害，之后宣布加入该组织，次年在参与抢劫银行行动中被捕。此事件被看作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又一典型案例。

二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弗6:1—4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常见于一些长期受虐和受害者身上，如被虐待的妇女、儿童、战俘、人质、集中营受害者，乱伦受害者，邪教信徒等等。

在所有受害者当中，儿童是最可怜的。儿童的生活范围有限，他们所受的伤害，除了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很多是在家庭中发生的。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地方，是本该得到爱、保护和滋养的地方。但当暴力进入家庭时，不可思议的情况发生了。对此，从事创伤治疗的专业人士这样描述；“当创伤的来源是原本该提供保护的人物时，自然界开了一个最残忍的玩笑，也就是增加了对这个恐怖来源的依附需求。即使加害者不是平时的照顾者，相同的模式也同样会发生…”1

这里所说的依附，也称依恋，是指孩子和主要照顾者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结。依附的模式一旦形成，会对人一生的亲密关系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儿童受害者，他们不仅会对加害的成人产生更加强烈的情感依附，而且在成长过程中，还会发展出对加害者的认同，“借由转变自己为加害者，使他本身可以逃避最有压力及最痛苦的受虐记忆。在儿童受害者的经验中，‘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受害者与加害者，当他不愿意再忍受成为受害者时，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变成加害者。’”2

这一发现不仅在临床案例上看到，也在很多研究中有所反应。比如有研究发现，相比普通人群，家暴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的检出率。3儿时不良的教养方式、惩罚，以及自身的人格障碍是成人期家暴的重要因素。4其实在各种人格障碍的成因中，除遗传和生物学因素外，幼年的受虐、忽视、精神创伤是重要的因素。

我的一位同事，在原来的城市做妇联工作。当地曾经想给家庭暴力立法，为了配合宣传拟制作宣传片，她跟着去拍摄和采访。她说自己见过被殴打的妇女受伤的样子，甚至曾经进入太平间去看因家暴致死的受害者尸体。我问她施暴者是什么情况，她说，正如我们在媒体中所了解的一样——不仅包括低文化程度者，也包括外表看来文质彬彬的高文化程度者。后来这项地方立法不了了之，但那段工作经历却让她难以忘怀。

理论是苍白的，在各种概念和名词的背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人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下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受害者在伤害一次次加剧的时候，依然忍受，甚至丧掉性命？

三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 ——罗13:1—3

在中国的一个村庄，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有宽厚的母亲和严厉的父亲，一个男孩在这个家庭成长，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在叛逆的年龄，他和父亲对抗，而结果是父亲态度的相对缓和。5在另一个乡村也有一个女孩，是母亲唯一的女儿，一方面得到母亲的疼爱，另一面，是被乡亲称为“狼”的父亲对她们母女的粗暴对待，母亲曾被打断小手指，她也曾被打掉一颗牙。她后来回忆说，“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6

如果在另一个年代，这个男孩也许会成为一个大学教授，或是一个落魄的文人；而那个女孩，也许能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艺人，也许生活充满波折，甚至成为人格障碍的病例。但都没有。他们生逢其时，这个男孩名叫毛泽东，这个女孩长大之后的名字，叫江青。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心灵深处一道深深的创伤。当年，曾经以反抗权威的革命者姿态进入青年期的那个男孩和女孩，在心理层面，他们不仅认同了曾经粗暴对待自己的父亲，并且变本加厉，在文革中将这种伤害扩大化、极端化。在今日，对文革受害者心理创伤的研究正在进行，尤其是文革创伤的代际传递问题。而可以参照的就是对二战中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研究和治疗，而后者的结论是，大屠杀所产生的心理创伤会在代际传承，以至三代。

大屠杀的残酷让很多学者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德国曾是基督徒的避难所以及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它也是国际上神学、哲学及美学的重地。为什么会有希特勒以及残忍屠杀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地方？”7

有人研究希特勒的个人史，如爱丽丝·米勒发现希特勒童年曾经受过暴君式的父亲的虐待，父亲的部分犹太血统成了他仇视犹太人的肇始。8有人从德国的家庭结构入手，如埃里克·埃里克森发现德国家庭特别要求服从，父亲常以管教之名对孩子施暴，希特勒“好像一个青少年帮派的头头，以老大的姿态协助大家将心中的愤怒合理化”9 。还有的研究者，如西奥多·阿多诺等人提出“权威人格”这一概念，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描述在德国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权威人格的特点：对上，是将权威理想化并依赖和屈从，对下，则是排斥、丑化、施暴10。也有人指出，在二战期间德国教会的作用相当不光彩，绝大多数教会服从并支持了纳粹政府对权力的滥用11，甚至协助纳粹迫害犹太人12。

暴力，就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从个体、家庭层面，进入群体、社会，乃至政治和历史的层面。

四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

记得有一次双燕牧师感慨说，有时候真不知道到底是罪，还是病。就暴力这一议题，从心理层面的病（illness），到伦理层面的恶（evil），到法律和社会层面的罪行（crime），并不能等同，但也很难完全区分清楚。无论如何，在最深和最根本的层面，依然是基督教所说的罪（sin）的问题。

如果说各种学科是在各自的范畴中盲人摸象，试图在局部探讨关于人性和社会的规律，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种个体对极端暴力的反应，可以说是罪在世间运行的一个例证。正如魔鬼的最大诡计是让人认为没有魔鬼，罪的最大诡计是让人认为没有罪。被绑架的人质，反而认同劫匪，安于现状，觉得一切理所应当。

因此，暴力对人的影响远不止身体上的伤害以至肉体的消灭，它的影响远比我们所能想像到的更深刻、更长久、更复杂、也更邪恶。面对暴力，人会产生种种反应，从过度敏感的受害者心态，到以麻木、旁观作为自我防御；从逆来顺受谨小慎微，到极度的愤怒、反击；从对施暴者的恨，到认同暴力甚至自己成为一个施暴者。种种的反应，最深的原因，还是内心深处的恐惧。在一个有暴力因素存在的家庭、群体、社会结构中，暴力以及对暴力的恐惧已经成为个体人格结构的一部分。

在更普遍的范围内，不健康的人格结构和不合理的家庭、社会结构，成了罪传递的载体。罪歪曲了神在地上设立权柄和秩序的本意，使之成为对人的伤害。罪的一个谎言是，从家庭到社会各种层面各种程度的暴力都是“正常”的，毋需大惊小怪。而人自身为了逃避暴力所带来的痛苦，也会去忽略、压抑和遗忘。

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腓3:13—14）”。难道忘记不是医治的良方吗？ 其实不然。有主内的辅导者指出，保罗要刻意忘记的，是自己曾经的辉煌，那些已成过去。而一个人曾经的痛苦、伤害，在未被光照和医治之前，并未成为“背后的”，不是过去时，反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在时，是需要去面对、去解决的13。

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创伤各种方法，本质上都是要在安全的条件下，让创伤的幸存者在心理上重新回到创伤事件发生的情境，唤醒被压抑的记忆，并进行修复。14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犹如医生要治疗，必须将被掩盖的瘀血的伤口打开，清理、手术、缝合。在群体和社会层面这样的医治同样需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后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21000名证人在这个道义的法庭上讲出真相。当真相被说出后，和解才能真的产生。

五

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盐海，使水变甜（原文作“得医治”）…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结47:8，12

一个朋友在2008年奥运会时做志愿者。在服务站附近，他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外国女孩举着一个牌子要购买某场比赛的票，有警察过来干涉，那个女孩的态度不是畏缩的，也不是对抗的，而是像一个真正知道自己拥有权利的人那样，用一种非常理所应当的态度回应并坚持自己举牌子的权利。

这个听来的片段曾让我有很多联想。想来，在这个女孩成长的环境中，并没有习得对权威的非理性的恐惧，从她的姿态、语气，流露出的是对自己价值的尊重和认可。而对于一个只能对成人和权威说“是”的孩子来说，长大之后需要学习的不仅是对不好的事情说不，而且是用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方式说出这个“不”。要通向这样一种坦然的态度，道路可能还很漫长。

在今日，作为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这个名称本身就有着沉重的历史涵义。在今天，在我们每一次与逼迫以及逼迫中隐含的暴力短兵相接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群体的、现在的、历史的，各个层面经验的交汇。我们面对的既有自己以往生命中或大或小的创伤经历，又有中国基督徒群体在过去60年所经历的逼迫和因此带来的伤痛，更有主耶稣在被审判时所面对的暴力。

心灵的医治，首先来自能够正视真实，这是一个不再逃避、重新面对的过程，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很多时候，未被说出或不能说出的部分，比已经说出或能够说出的部分有更强大和更真切的影响力。那些还未被完全处理的恐惧和由恐惧带来的种种反应，塑造了我们内心世界中的歌利亚，等待着一个有勇气、智慧和能力的大卫去战胜。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撒上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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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剧与创伤——伤痛的行动演出》，凯勒曼，赫金斯著, 李怡慧，洪启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同上
3    “家庭暴力施暴者的心理学特征及罹患精神障碍的研究”，曹玉萍等，《中华精神科杂志》，2008（1）
4    “家庭暴力施暴者的社会心理多因素Logestic回归分析”，赵幸福等，《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2）
5    《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6    《江青传》，叶永烈著，作家出版社，1993
7    《家庭会伤人——自我重生之路》，(美)约翰·布雷萧著，杨立宪译，蓝天出版社，1999
8    同上
9    同上
10    权威人格 ，http://baike.baidu.com/view/3488306.htm
11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余杰，http://blog.stnn.cc/sanersbook/Efp_Bl_1002375167.aspx
12    “二战期间的德国教会：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帮凶”，http://club.mil.news.sohu.com/newclub/show.php?forumid=zz0255&threadid=1967215
13    《鱼儿别上钩——揭开基督徒生活挣扎的12个迷思》， 克劳德，汤普森著，卓宜娟译，美国旅途出版社，2003
14    “真相治疗创伤——论PTSD心理治疗中的核心要素”，李凌江，彭红军，《上海精神医学》，2010（3），129—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