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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是一种福气 文/铁皮娃娃

这个题目其实早就有了,一直没有机会写,但当今天再次真实地体会到这种感受,就不能不写了。

陪伴,是双牧从一开始就给新树定的调调。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当被问起为什么要来,是不是来“声援”的,我说,是陪伴。今天大HY讲道,回顾了双牧最初所说的陪伴,让我想起这半年多来的陪伴历程。

起初的陪伴

记得雅歌有一次去的时候,我早上起来灵修,为她和去的人祷告,一跪下就特有感动,眼泪汪汪的。读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太5:10—12),觉得真应景,就给她发短信过去。后来她说当时正在将上未上之时,一看,就只好上去了。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要跳水的人后面踹了一脚一样。

又有一次主日早上起来,正在为去的人祷告,收到诺诺短信:“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呵呵,还有某某和某某。”一看就特别喜乐,后来她们出来后分享,真是如此。回想起来,那时的陪伴,是满怀期待的、欣喜的,有力量的。

那一次

暑假期间,有一周的时间特别合适,我就算计自己可以再去一次,然后就听见双牧念叨关于如何去的一些麻烦,我说那可以住到我家来,一起去。这次算是陪她,竟为她担心了。因为之前听说过他们为了找一个弟兄,把那一片的弟兄姊妹家都找遍了,就想她这条鱼也比较大,弄不好会把人招来,我们两个一锅端。具体细节就不说了,总之事后觉得挺可笑的,好像人在这种时候想象力特别丰富,设想了各种可能和路线。我给她指出我们这个楼的四个出口,如果被堵门还来得及跑的话可以从楼外的楼梯下一层再坐电梯之类的。她这人方向感奇差,说了也记不住。我们平时经常讲双牧的段子,说她这样子只能当牧师。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一觉睡到天亮,平平安安出门。那次,人家根本没想找她,片区的人早在平台那边布好了网,她一去就被带回去了。

那次去我也很快被放回家,我甚至可以去参加下午堂的敬拜,但是带来了一个后果。尽管之前GB曾经答应我不找我单位,但是这次不久,领导和书记就一起找我谈话了。其实领导们的态度倒还好,这个利害我也清楚,我的行业不同于别的行业,是要“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我的单位正处在艰难地走上坡路的阶段,我也知道领导一直在拼命努力推动,而我的部门又是他特别看重而且顶着一些压力在支持的。如果我出了问题,肯定不只是我自己的事,是要连累部门、领导和单位的。

这次之后,心里就有了顾忌。纠结一番,想我应该已经完成自己去的任务了,就陪别人吧。

陪伴的人都累了

之后的状况时起时落。工作一直特别忙,天天捉襟见肘,四脚朝天。教会的事情,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也看不见什么变化。就想真不知道守望的弟兄姊妹是什么状况,我们这些陪伴的人都累了。有一次在博客上看到雅歌又流露出想去的意思,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还是要关心一下,就给她短信“什么情况?”她回复说已经被带到派出所里,正在被所长凶。那时候,我甚至疲乏得不能起床,就趴在床上为她祷告了一下,君王的心如垄沟里的水,希望所长能够善待她,也求主让她能把她小脑瓜里学的所有的情商技术都发挥出来,能够平平安安。结果,我还没有挣扎到能爬起来的地步,就收到短信,人已经出来了,让我心情为之一振。后来听她说,所长很快怒气就没了,很奇妙。我就想,原来神也知道我那时连陪伴的力气都快没有了,恩待了她也恩待了我。

板凳队员们

天气渐渐凉了。派出所外面依然每周出现忠实守候的板凳队员们。一次去等,看见双牧居然坐在睡袋上,还以为是不让送进去的。再一问不是,她带去就是为了让等的人垫着的,因为椅子又硬又凉,尤其是腰椎不好的人坐久了受不了。几次去我都没有等过很长时间,基本都是露个头,属于去打酱油的那一类——因为雅歌说,去了坐在那里就是一种压力,所以能凑一会儿数就凑一会儿。过了一会儿板凳队员人数又多起来,我正准备走,又来了一姊妹,我正要让出睡袋上的地方,结果人家是自备垫子来的,一看就是专业的。

又是一周,诺诺又去了。我和ZX主日出来要去看看,找到大街派出所,说她们在ZGC派出所,打车过去,大厅里面是虽不都熟悉但个个亲切的面孔。我还要回自己的小区参加业委会的扫楼,先走了。ZX说她会等到10点,又给诺诺发了短信。ZX腰不好,是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即为了不疼就得站着,她说要等到10点让我挺感动的。第二天,我和雅歌再次去看,本来是为了给诺诺送食品和她的充电器,结果居然接到了人,皆大欢喜。

诺诺每次去都有段子。那次去,她义正词严地指责JC的执法形式是连坐的时候,说:“你们这不是连庄吗?”JC们愣了一下,然后说:“啊?你麻将打多了吧?”弄得她很汗。这些段子,是在接了她之后听她说的。边听,边给其他的弟兄姊妹发短信报平安:“诺诺出来了,正得瑟呢。”

技术问题和神迹

就在这样一周一周的陪伴中,我的心里开始不安起来。我越来越觉得,还是想再去一次。我开始觉得那种为了单位就不能去的想法对我是一种辖制,好像我真的答应了谁似的,其实谁也没有答应过,我只是说过,你的意思我知道了。看看日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数一数,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唯一的日期。

可怎么去呢?好像有一些技术问题不能解决。我想,哪怕是事先告诉GB也要再去一次,因为对户外的支持是一个立场,一个态度,这种态度我从来没有改变过。雅歌说,她对所长讲过,我们没有告诉他们的义务,但是如果被问到她会说实话。她特别纠结的是,她想去,可是不想是被陪着去。我就对她说,哪怕被问到,是被陪着去的,也要去。

就在上周,她再次去的时候,神迹出现了,所长例行询问她的短信被神“拦截”了,她直到主日早上才收到。回复的时候,所长因为加班到半夜当时正在睡觉没有看到,等到看到再打电话已经晚了,所长急得说:“我的亲姐姐啊!”那次,一直想去而没有去的大HY也去了,还特别喜乐。诺诺的新段子是,她抗议JC暴力执法,JC说我们哪里有啊?她把自己的一个手指头伸过去说:“看!都被你们弄红了!”引起JC们哈哈大笑。

预备

想去,就开始预备。之前答应了双牧一次祷告会分享,拖了很久,题目和经文早就有了,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讲但以理书第4章。时间定在这周三,也是完成任务,也是预备自己。周二晚上,做完单位的事,继续准备分享的内容,准备好已经10点半了,要出楼门,发现门已经锁了。好在办公室里一直放了一套洗漱的东西,躺在沙发上心里刚刚有一点小悲情冒出来,就想到,这毕竟不是派出所地下室的沙发啊。更感恩的是,之前托同事买的一个暖宝还没有带回家,正好用上了。原来连这样的细节,神都在看顾。

周五祷告会,双牧讲以利沙和亚兰王那一段。其实我们经常也像以利沙那个仆人,看见大军就惊惶,但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火车火马。当双牧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为建堂祷告的时候我赶紧祷,因为上次这个题目被别人先说了。我始终记得那次和LJ一起围绕大恒祷告时的感动,我相信这感动是从神而来的,我相信那个地方终有一天会传出赞美的歌声,祷告的声音,儿童主日学的孩子的声音。双牧说人的信心在不同的领域是不同的。规律是,越是自己的事情越难有信心,别人的事情,离得远一点的反而容易有。我们对建堂和户外的事情一直在陪伴,知道大的脉络,但毕竟不完全在其中,细节知道得少,所以可能更容易有信心吧。下来后小雪对我说:“托儿!”我笑笑,说:“铁托!”

祷告会后我对雅歌说这周要去,可能要先告诉GB,她说不要说。我心里咯噔一下,可又觉得她是对的,我也不愿意说。诺诺已经连续去了几次了,这次本来想休息一周,但听了双牧的讲道热血沸腾,又想去,我们俩就约了一起去。

周六下午又在办公室加班,周一有一个方案要提交审议,写好了打印出来放在电话下面,想着万一被24或者48了可以让同事复印了带到会上,又做了其他一些准备,就去了诺诺那里。

晚上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感觉特别好。诺诺是我们祷告会的组长,这半年多虽然参加SW的祷告会也挺好的,但我有时还是怀念新树的祷告会,大家在房子里横七竖八地跪着,也求他的国他的义,也求自己的鸡毛蒜皮。我们唱一首歌,祷告一会儿,再唱一首,再祷告,然后分享个人的事情,再彼此代祷。诺诺在意的是自己这两次去面对JC的时候态度上有血气,我们就祷告,说我们去是为了敬拜神,不是为了和谁对抗,求神拿走我们心里的血气。我们还为第二天祷告了很多。

睡觉之前,把闹钟上到了6点。

平台歌声

早上快7点时出门,很快打上了车,在车上,我们就开始轻声地唱赞美诗,心里是抑制不住的喜乐。到了地方,诺诺知道有一个一直上到三层的电梯,我们就上去,上到二层的时候就被两个棉大衣拦住,让我们下去。我们不下去,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开始敬拜。这个时候,大约是7点20。

虽然以前也来过,但我发现自己的心还是跳得有点快,唱赞美诗的声音开始也有一点颤抖。可是两个人的歌声唱出来,让我又觉得欢喜。我和诺诺在教会都带敬拜,在这个特殊的地方敬拜、唱诗,感觉又相同又不同。一会儿四个棉大衣围过来,看着黑黑的影子,我真有点不安。他们其实是好奇,把我们的程序单、诗歌本拿去看看,还问有“哈利路亚”的歌是怎么回事。

其实程序单上有的歌是不会唱的,就换了会唱的唱。在这个有些寒冷的冬日的早晨,那边站着看守的人。但我们的主是天地万有的主宰,是万王之王,他配得我们的敬拜赞美。

旁边有一个扫地的阿姨,扫到我们这里,我们就站起来给她让地方。第二次过来拖地的时候,她说:“你们唱吧,我喜欢听。我也是基督徒,可是不合格。”我说:“我们也都不合格。”没想到在这里能碰上姊妹,真是惊喜。

讲道内容是讲主耶稣十架七言的第六句:“成了”。是的,在主里面,一切已经成就。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面对的不只是几个仅是执行任务也没有什么恶意的棉大衣,而是冷酷的罗马军兵、恶意的犹太领袖、看热闹的嘲笑的民众。但是他说,成了。在世人看上去最悲惨、失败、羞辱的时候,他说,成了。

读完讲道内容,唱回应诗歌《鼓舞》,背诵主祷文,完成了全套敬拜程序。

后来

头脑中好像出现了一段空白。然后呢?这部分没有剧本。

听到诺诺问棉大衣:“我们可以走了吗?”

棉大衣说:“走吧!”

我们两个就下来了,边走还没有缓过神来,这就放我们走了?那干什么去呢?回教会?

转到广场正面,再到侧面,看见著名的大巴车,看到游荡的人,怎么个个都像便衣?

我们决定去路边的小吃摊吃早餐。正在吃,HN走过来叫我们:“咦,你们吃早餐呢?你们上去吗?”诺诺说:“我们已经敬拜完了啊!他们把我们放了。”HN说:“那我过去。”看着HN的背影,对她特别钦佩。她也好几次了,家里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

又过一会儿,诺诺接到HJ的电话,找她要程序单。亏了我们还没走,等来HJ,给他程序单,在边上一边祷告一边看着他被带走。

虽然还有点意犹未尽,可好像神为我们今天预备的就是这样了,我们决定回教会。正走着,看见小弟兄YT。YT是被半道放下来的,他不甘心,又要上去。我们塞给了他一些食品。

走到苏州街,去上午堂还有点早,决定去大街派出所看看,坐了一会儿。我们又出来,又碰见了YT!原来他又被拦下来了,不让上去。我们就一起去上午堂敬拜。

我和诺诺回顾了一下前一晚的祷告。我们求了希望能够当天出来,最好还能参加新树的敬拜;结果祷告大发了,当时就被放了。我对神说我就把单位的事情交给他了,相信他比我更在乎,我只管我的这部分,剩下的就求他兜着了;结果不要说影响单位,连边都沾不上。我们还求第二天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遇到的人都在他的手中;结果很巧地遇到了一些人和事,包括那个扫地的姊妹。我问诺诺,亚伯拉罕下山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心情?

诺诺这次的段子是,她之前买了一双熊掌模样的手套,就等着摇一摇对JC们说:“Hi!”这次果然有一个JC夸她,你这手套真不错。

回到上午堂敬拜,觉得能在室内敬拜真是恩典。没有琴清唱练歌的时候想起HN,平时有的时候不觉得,没有才觉得司琴的服事多么重要。

大HY讲道,讲了她这半年来的挣扎和上次去的过程中的喜乐和被关爱的感觉,让我们都很感动。最后她说,“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要得到神加给的力量,就要站在神让我们站的地方,不能逃避。”雅歌、诺诺、我在下面都说:“阿们!”我们这三个托儿,就差摇荧光棒了。
陪伴,就是神让我们站的地方。

神是爱 文/HY

自4月10日守望户外开始,我们教会的带领人双燕牧师就在同工会上清晰地传递了她从神领受的异象:新树教会一同参战,是陪伴。我也从一开始就相信,神对教会领袖的带领就是对整间教会的带领。在4月底的一次同工会上,我主动请缨,愿意跟双牧一起参加守望组织的户外敬拜。会议最终决定,双牧参加5月第一周户外,我参加第二周的。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散会回家的地铁上,我怀着既兴奋又豪迈的心情对双牧说的话:“是我们的家庭造就了我们姐妹的勇敢。”(呵呵,很快,神就让我看到了自己所谓的“勇敢”。)

5月的第一周主日很快就来到了,双燕牧师也如所料想的一样,从平台被带走关进了派出所。晚饭后,我匆匆收拾了一些日用品和棉衣赶去探望她。派出所的大铁门紧锁着,黑漆漆的,泛着冰冷而幽暗的光。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口对外开放。我有些慌乱,心里怯怯的,只能透过那个窗口向里面传话,请求送东西进去。很快出来一个专门负责她的警察,一见面就问我是否也是基督徒,我肯定地告诉了他,接下来就引来了他一大串劈头盖脸的训斥和谴责。他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和他那充满了“正义感”的语调,令我不知所措。我从小到大从没有被人如此大声地呵斥过,我里面充满了惊慌。我一再请求他允许我送东西进去,都遭到了他的拒绝。我只好带着东西逃也似的跑回了家。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被一种深深的恐惧抓住了,各种最坏的想象和猜测纷至沓来。我一方面分分秒秒地焦急等待双燕的消息,一方面时时刻刻恐惧等候那个我要被献为祭物的日子。那个时候,恐惧像一张大网把我网住了,并一点一点地收紧、再收紧,我感觉自己全身都不能动弹,稍稍大一点的响动都令我胆战心惊。我很真切地感受到,这是来自灵里的恐惧,是撒旦做成的。我一次又一次地祷告,希望能够挣脱这恐惧所带来的捆绑。但每次的祷告只能使我有片时的平安,接下来就又一次掉入那恐惧的深坑里。我就在这度日如年的等候中熬过了三天。

周三晚上,双牧打来电话,说她虽被释放,但却被看管了,周日可能无法出席新树教会的主日崇拜。为了保证主日讲台不空缺,她问我是否愿意承担主日讲道,先暂不去平台。我几乎以最快的速度答应了她,我感觉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般。但同时又深深不齿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做了逃兵。当我跟家人宣布我周日不去平台时,我先生淡淡地说:“你幸好选了去讲道,你以为周日我能让你出了家门吗?”原来,他之前不表明态度,就是为了在最后的时刻拦阻我的。我终于为我的逃兵行径找到了借口:我不做逃兵,我也出不去啊,还不如去讲道呢,还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预备讲章的过程真是轻松和幸福啊,以前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以前总是感觉有压力,觉得自己的业余时间都被占用了。如今我才知道,原来预备讲章是可以如此轻松和幸福的。

接下来我就以我先生不同意我去户外为由,绝口不再提去户外的事。当然了,他是家里的头,我应当顺服嘛(呵呵,平时要讲顺服可不容易呢)。但是,我内心控告的声音越来越大,我觉得我必须做些什么,以使我的心可以得到安宁。我就去找了双燕牧师,主动表示愿意承担多一些的主日讲道,好腾出她来更加专注在守望的事情上(这样就算我没有直接参战,也算是间接支持啊)。这样,我在新树的讲台上连续四周上下午讲道,我的内心暂时获得了安宁。接下来的事就更令我开心了,我接到邀请,要在守望的晚间祷告会上连续讲道四天,这下可算是直接支持了啊!我不顾那段时间正是自己已连续四周讲道、再加上一个刚刚结束的在安徽的一个为期三天的讲课之后最疲累的时候,一口就答应了。结果可想而知,到了四天的讲道完成,我灵里的下沉和身体的疲惫一同来袭。过去的一个半月里,我用忙碌使自己忘记了自己的逃兵身份。如今,我再也无处可逃了。我先生不让去的理由可以用来搪塞别人,却再也无法说服我自己的心。我的颈椎和腰椎同时犯病,颈肩的肌肉仿佛植入了钢筋一样地坚硬和疼痛,甚至到了快要到无法下床的地步。我就在神面前大哭,我怨他竟然使我落到如此的境地,他向我要的是我给不起的,我已经尽力了,我都快要累死了,为什么还不放过我?这样的神简直就是暴君!他硬是要把我最宝贵的、最珍惜的东西从我手里拿走,我不想再理他了!

跟神赌气的日子过得更艰难。一方面不愿意求他帮忙,另一方面却又明知自己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出低谷;一方面对于上平台敬拜死都不敢去,另一方面又生怕错过了神定意要给予我的祝福。唉!自私又贪婪的人啊!在纠结和挣扎中,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意去想这些事,却又不得不想这些事。我不愿意与任何人连接和交往,除了去接过双燕以外,我不愿意去陪伴和守候任何人,因为我无法面对他们。

10月18日晚,我在守望祷告会的讲道又给了我重重的一击。那周的主题是“神是爱”。尽管我在讲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讲的时候却感觉十分紧张,语言生涩和枯干。有好几次,我都想从讲台跳下来逃跑。讲道是圣经知识的传递,更是属灵生命的传递,我自己感受不到神的爱,如何能够去传讲神是爱呢?从那天开始,我对自己失望极了。

虽然我一直逃避主的面,但他的手却一刻也不曾放开过我。他借着我阅读的灵修书籍来开启我,借着身边弟兄姊妹的勇敢和忠心激励我。每当听到HN又一次去平台,联想到她扔在家中的一岁多的孩子,她所展现出的对信仰的持守和忠诚,都令我重新检视自己。

在一次跟双燕简单分享之后,她敏锐地指出我一直寻求未果的原因,是没有认真迫切地寻求。回家之后,我认真思考她的话,决定要恒切地祷告寻求神给我的带领。在一天买菜回来的路上,我再次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神叫着我的名字问我:“你信我吗?”我当时感到一阵慌乱,在这个我本该斩钉截铁地回答的问题上,我却突然不知该如何回答。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竟然在长期的逃避中,对自己的信心开始疑惑了。我只能说:“主啊,你知道我多么想说‘我信你’,但是我现在却不敢如此说…”接着,我就在那条满是路人的街道上涕泪奔流。这一次,我才真实地将自己这半年以来的挣扎和痛苦一股脑儿地倾倒给了神,求神帮助我可以勇敢面对,不再逃避。

神真的开始做工了。11月13日,主日的一早,我接到了nono的短信,我在短暂祷告之后做出了决定:聚会之后,我要去陪伴她,我要从陪伴开始,迈出勇敢面对的第一步。当天讲道的是雅歌,她在讲道中诚恳地分享了她在第一次户外时“失败”的耻辱和后来“扳回”之后灵里的自由和喜乐。这内容引起了我里面深深的共鸣,也使我清楚地看见了神的工作和神的心意。那就是:神要让他的儿女从受捆绑和辖制当中得拯救,活出他定意要给我们的自由、丰盛的生命。是的,这半年来,我的心灵被恐惧和控告捆绑不得自由,我受够了折磨!我要开始反击了!我要在下一个主日去平台敬拜我的主!我相信这是神所要定意成就的我个人生命的突破,也相信这样做是对于我家人真正的爱和责任。

一周的等候是在平静中度过的,竟然没有丝毫的恐惧。周五祷告会,双燕的讲道又加给我柔和的力量,nono的攻略和分享竟使我巴不得那时刻早点到来。周六,我尝试着跟我先生沟通,我的诚恳和坚持,竟然获得了他的默许。我开心极了,知道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

11月20日清晨,我16岁的女儿陪伴了我从家到平台的全部路途。一路上,我都在稀奇神是怎样将我的恐惧全部拿去的。只是在最后的几站时,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紧张的是我没有事先踩点,到时候找不到地方该怎么办。呵呵,更多的是那种跃跃欲试的兴奋。到了海淀黄庄站,我与女儿分手,独自按照双燕的指点出了A2口,一上到地面,远远就看见了那个曾经让我恐惧,如今却期待能够登上的中钢国际大厦的平台。我径直向着平台走去,那天的景色是那种令人心醉和沉静的美,那个祭坛在周围景物的衬托下是那般的神圣和庄严,我登上台阶的每一个步伐都是那样地轻灵和喜悦,我的心在向着神一遍一遍地高喊:“我的神,我来了!”

在大街派出所做了很长时间的笔录(因我拒不交出我的任何信息,包括名字)之后,我和另外四位弟兄姊妹被转到了ZGC 派出所。因我已做好被4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准备,自始至终,我的心态都非常平和。甚至当他们因我不交出姓名,惩罚我和另一位姊妹不给午饭吃,我以绝食来抗议他们剥夺我吃饭的权利时,我的心态和语气都是柔和的。大约是我的低血糖使他们有所顾忌(绝食之前聊天时提到的),后来他们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态度近乎殷勤,竟然允许送进来两只新奥尔良烤鸡,和后来的每餐四菜一汤,以及三明治、奶茶、包子、豆浆、米粥等好吃的食物。感谢神,一直保守我的身体,晚上八点多,我恢复了饮食,也很快恢复了体力。

我通常一换地方就会失眠,心里有事也会影响我的睡眠。11月初刚刚结束的为期两周的密集学习中,两人一间宿舍,我每天的睡眠都不过两三个小时而已。我以为被关的日子,我会彻底无眠了。哪知道,神使我在里面的时候,全身放松,一点儿也不担心外面的家人,我知道他们都在神的看顾和保守之中。即使在强烈日光灯的照射下,在看守故意大声说话的间隙里,我也能够安然入睡。晚上睡,白天也能睡,只要坐累了,想躺下看会书,几分钟之内就睡着了。呵呵,能睡着的时候,时间自然过得飞快,48小时,竟然不觉得难熬。

我不是最怕被大声地呵斥和辱骂吗?感恩的是,在被关的48小时里,同屋的弟兄姊妹被轮番单独提审,我却没有被提审过一次。尤其是22日凌晨,劳累了一天准备睡觉的值班JC又接到督察电话,被要求对我们严加看管,JC必须与看守共同看管我们,接完电话,值班JC的火儿大大发作了。他竟然因为他们的人在登记身份证时漏了两个数字而向ZL弟兄大声地咆哮,他暴怒的声音从隔壁传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收紧了。我坐起身来祷告,求神安静他的内心,也求神使我不再害怕。很快,他的音量渐渐低了下去。我又重新躺卧,耳朵却一直留意着隔壁的动静。ZL回来时,MR又被叫走了,我就在那里安静地等着,仿佛待宰的羔羊。但MR回来后好久都没有叫到我。又过了会儿,我听到那个JC问看守:“这个也是啊?我怎么没看见她的名字?什么都不说啊?这不较劲嘛!”嘿!竟然放过了我,没有理我。我内心深深地感恩,我知道我的神在我最怕的事情上,超然地保护了我。那个晚上,我们三个人(其他两个姊妹在午夜前被释放了)就在两个JC和两个看守的看管下,在连上厕所都要开着门的监视下,安然躺卧,竟然从凌晨三点一直睡到早晨七点半,足足睡了四个多小时没被打扰。

最让我感动的是来自弟兄姊妹深切的爱和关怀。21日清晨,我看到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阿姨在一位年轻女子的搀扶下走进了关押我们的候问大厅。起先,还以为是来领那个偷手机的男孩子回家的。但看见她竟然向着我们的一个弟兄径直走去,才知道是给我们送早餐来的。当我无意间摸到阿姨的手是那样的冰凉时,我才惊觉到现在已是天寒地冻的时节。我们在温暖的室内,而这位年老的阿姨和弟兄姊妹们却在严寒中守候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我不由得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阿姨。我们原本不相识,但是基督的爱使我们成为了亲爱的家人,彼此牵挂、彼此扶助、彼此相爱,神的爱就在我们的相爱中得到了彰显和成全。直到被释放后,我才从弟兄姊妹的口中得知,那个阿姨姓F。还有几个我看见的不知道名字的弟兄姊妹,和许多我没有看见的不知道名字的弟兄姊妹,谢谢你们!你们的爱将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高山和低谷,将激励我活出更加有爱和有意义的人生。

更加感谢神的是,经过了大半年的户外训练,守望教会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专业化的支持体系。我被转所时就看到了MD弟兄守在大街派出所大厅里,而我们被转移的信息很快就能被相关的弟兄姊妹知晓;每天每顿饮食及衣物被褥的及时准确送入等,都让我感受到自己正置身于弟兄姊妹的炎炎的爱中。22日上午十点多,我和MR被释放时,再一次看见F阿姨和一位弟兄正在冰冷的门厅迎接等候,接着看到那个弟兄冲外挥挥手,很快就跑过来三个手拿鲜艳气球的人,我连忙迎上前去。看着那一张张热情的笑脸,接过他们手中“耶稣爱你”的气球,得胜的喜悦充满心头。以至于坐在CF姐妹送我回家的专车里,我群发出的短信,被MY姊妹回复:“怎么这么喜乐呀,跟nono 一样,也是那么得瑟。”是呀,就是要这么得瑟,我盼望全世界的人分享我的喜悦,我得胜的喜悦,我终于重担得脱的喜悦,我不再受捆绑和辖制的喜悦,我用行动成全了我信心的喜悦…

路途上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如轰炸般来临的电话和短信中度过的,被这么多的人关怀着、爱着,我都有些飘飘然了。我的好友CX在电话里说:“回家之后赶紧去买菜,给你老公做顿好饭,将功补过。”我不同意:“我回去需要休息,没准我老公中午就跑回家给我做午饭了呢。”11点左右,我终于到家了。当我用钥匙开门时,门竟然从里面开了。原来我先生早晨到单位安排好工作,就跑回家等我了,并且正在给我做午饭(感谢神,使我所夸口的没有落空)。他一句抱怨和数落的话都没有,只轻轻说:“快去洗澡换衣服,饭马上就好,吃完赶紧去睡觉。”我当时幸福得都要晕过去了。

晚上,放学回家的女儿向我倾诉她这期间对我的思念和牵挂。她还告诉我,她周一的时候,告诉了她最好的两个朋友,她是基督徒,并且她的妈妈如今正在为信仰受捆锁。我一听就急了:“你没有必要告诉她们妈妈的事啊,如果她们以为妈妈是坏人,以后疏远你怎么办?”但转念一想,我就明白了。过去几年,我一直在为女儿的信仰生命祷告,盼望她能将她所信的活在她的生活中。而她却从不向自己的同学承认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更谈不上传福音了,这是我一直深深忧虑的。但是这次,神却借着我的一次顺服,便超然地行做,使她不再以福音为耻,反以福音为荣,也以妈妈如今所忠诚持守的为荣。我被神的大爱深深地震撼了。

在派出所里的时候,我们与那些作奸犯科的嫌疑人是关在一处的。另外四个弟兄姐妹被安排在南半部离看守比较远的地方,我的领地却是离看守咫尺之隔的北半部。因为我这边比较空闲,所以被抓来的嫌疑犯都安排在我这边,我也就有了近距离接触他们的机会。我一直可算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于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虽然头脑中知道他们的罪并不比我的更大,但要在行为上接纳他们、爱他们,从心理方面还是有很大一段距离的。但是这次在派出所,神却开启了我里面的怜悯之心。看着他们被打、被羞辱、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我的心就深深地怜悯他们。我把自己的水、粥和包子递到那个被告偷手机的男孩手里的时候,他的眼里满是泪水。我告诉他耶稣爱他,若有烦恼向耶稣倾诉吧。当JC斥责我的举动时,我竟然可以柔声为他争取权利:“他是犯了错,但他也有吃饭的权利。”我把自己的圣经给那男孩儿看,他看了很久,后来竟然枕着圣经睡着了,醒来后接着看,被提审之后仍然接着看。我不知道他能看懂多少,但我知道,这次的相遇,在神的永恒计划中一定不是偶然。我也感谢神,让我从这次的事件中,看清楚法律对于犯罪的无能,以及惩罚、羞辱所能带来的人心深处本能的抗拒和变本加厉的报复。唯有来自基督的爱,才能真正领迷途的人找到回家的路。

ZGC 派出所里的看守大都是五十岁上下的、高大健壮的北京人,他们每次值班24小时,早晨8点交接班。接了班的看守通常都对我们表示出很烦的样子,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捣乱”,他们在没人的时候就可以看电视和睡觉。但经过24小时的接触后,他们对我们的态度通常都会改变。22日早晨八点,在交班前的最后时刻,跟我们交谈和接触最多的那个老大哥,看看四下无人,庄严地向着我们敬了一个礼。这是神定意所要结出的果子,是柔和的力量所带来的人心的改变。

周三上午,我开始预备主日的讲章,原计划是要讲但以理书的信息(我最近读书的内容),但神的爱在我里面充溢,在我外面包围,我无法分出精力去预备别的讲章。想到10月18日在守望祷告会那次“神是爱”的糟糕讲述,我决定再讲“神是爱”。因为若我闭口不为神的爱做见证,我怕石头真的会跳起来说话了。

我在整理整个见证的时候有个发现:我不是为着支持守望教会走出去的吗?不是为了敬拜神去户外的吗?怎么到了最后却是为了自己去的呢?这个发现让我有些不安,但很快我就明白了:这就是神的心意!难道神真的就缺我这么一个人去平台?难道神真的需要守望教会非如此行不能打开大恒的大门?断乎不是!神用话语创造了宇宙万物,岂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需要的是他的儿女参与在他的事工中,有分于他定意要我们享受的永恒生命的丰盛。主耶稣的十字架不只要把我们从地狱的刑罚中拯救出来,还要将我们从自我当中、从锁链般捆锁我们的习惯中、从试探中、从恐惧中、从无知和错误中拯救出来。他要操练的是我们不看环境、单单仰望他的信心。如果用图像语言来表述,那就是神不只要把我们从地狱拉到地面上,还要用双手把我们托起来,使我们得以乘驾地的高处(赛58:14)。是啊,原本以为这是一个为神“舍”的过程,却发现实在是一个丰丰满满“得”的结果。原本以为神命令我说:“起来,去,当炮灰!”却原来神在向我发出召唤:“来,到我的葡萄园里来,与我一起享受甘甜美味的果子。” 我才突然懂得了神爱的深厚和广博,有一首诗歌的旋律开始在我心中久久回荡:“我是谁你如此眷顾,宁处贫穷使我富足;我算什么你竟如此爱我,除你以外我还求什么…”

我过去半年的状态就是“逃避”。不只是我,“逃避”几乎已经成为了目前的一种社会性疾病。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在残酷的竞争中,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张力中,在各种压制我们、捆绑我们的事情上,逃避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而逃避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深的捆绑和不自由,是对神的怨恨和远离,是无助、是自怜,是对信仰的怀疑。而当我不再逃避,选择勇敢面对的时候,神使我的生命冲破了重重的捆绑和束缚,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满足。

前些日子,一位韩国牧师的讲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以一句经文“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3)展开的讲道。他说:“我们常常感觉做事疲累,却没有果效,是因为没有得到力量就去做;而我们没有得到力量,是因为没有站在当站的位置上,神要在那个位置加给我们力量…”

盼望我的这篇见证,可以给弟兄姊妹一点儿借鉴,在面对自己所谓“大而难”的事情时,可以不再逃避,靠着神勇敢面对。也深愿中国的众家庭教会能够不再逃避,勇敢地站在当站的位置上,到那时,神的力量和祝福定会裂天而降!

家书:2011感恩记 文/大水

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到感恩节,我都会拉个清单回顾这一年中为之感恩的人和事。今年要是再如法炮制的话,就不知道写得完写不完了。尽管没有提到你的名字,但是请你一定相信,某天走在上学路上的我,想起你,心里满了感恩。

来到温哥华两个多月了,没有想过家,虽然见不到面,但是觉得你们好像就在后花园里。上了微博,跟吕华聊几句,就跟在北京时各自被看在相隔不远的两栋楼里没什么两样。每个星期六的傍晚(你们的主日早上)在Buzz上追踪弟兄姐妹的消息,一周一周下来,反而更被圣灵带领着、知道该如何为每一个在里、在外的肢体祷告。不论是只身一人走在街上,还是坐在图书馆里慢吞吞地啃书;不论是因着更多融入新环境而欣喜,还是因着文化差异而感到沮丧,每当想到你们,就感到有个强大的后盾在那里,所以丝毫不觉孤单和惧怕。我想这就是“扎根”吧——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每天都享受着这里,同时也盼望着那里。

从去年的十月被拦在海关,到今年的八月顺利出关,这一年的历程对我的信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我每天在这里的学习和生活,都是享受这一年以及它代表的过去几年所结出的丰硕果实。单单想到我能在这里,就止不住地感谢神。四月,我问神:如果因为户外而出不去了怎么办啊?能不能因为要出去念神学,就先不出去了啊?反正也已经挂名了。后来在祷告中回想要去读神学的目的,决定当在这个过程中尽自己一切的本分,把结果交给神。于是我跟神说:“如果不能出去,我也愿意。”五月份被看在家里一个月,到了月底签证的材料还什么都没准备。那天早上,妈妈跟我看着签证材料清单,我说,其他的都可以在家里准备,“照片”和“体检”这两项必须得出门。妈妈有点着急,我说没事,神会开出路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方式。那天上午我想到,可以试着问问楼下值班的警察能不能“陪同”我去照张相。出了门,坐在夹层过道的辅警抬头看了一眼我,仿佛我是从对门出来的!我心跳加速,下楼一看,没有警车、没有警察!于是就在那一天,“照片”和“体检”两项全都办完了!赞美主!之后有一个主日“闯关”成功,我跟神祷告说:“六月了,我不知道还能出来几次,求你让我这次能上到平台。”神听了我的祷告。那天我一个人站在平台的中心,想像着许许多多被看在家的弟兄姊妹都是与我一同站在那里敬拜主的。没念几句,三个警察怒气冲冲地走过来,勒着我的脖子把我架下去了…后来又有一次被放在甘派的地下二层,坐定以后,第一句开口向神祷告的是:主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然后停下,心里感恩地想:虽然也不算太深吧,但是毕竟能这样祷告的机会不多啊。七月的第二个主日,我“出逃在外”,但是身心俱疲,想去别的教会聚会。可是出了门,仿佛被一块磁石吸引着一样,不由自主地就又去了平台。第二天上网查看签证状态,签证中心说:您可以来取签证了。理性上不知道过没过,信心里却知道已经拿到了。跟妈妈在家里为着神赐下来签证献上感恩以后去取签证,到那儿打开一文件夹,滑出来的护照正好是翻到签证那页的,四年半,我闭眼仿佛看到神的笑脸。感谢神!等到八月十九日下午一点半,我跟送我的弟兄姐妹道了别,忐忑地在海关排队等候、顺利通过、在登机口坐下,开始给关在家中的牧者和其他不相信我走得了的朋友们一一地打电话,说:“真是不可思议啊,这回我真的要走了!”哈利路亚,荣耀归主!

哈,这就是现在我怎么会坐在地球这边给大家写信。不过还漏了一点,那就是“钱”的问题。去年这时天明牧师鼓励我说:“不用考虑钱,钱对神来说不是问题”,我才闭着眼迈出第一步;十万跟两千七百万比起来算什么呢,但是落到自己头上时,我还是得说那“启动”的信心里,至少有一半是牧者的。比较尴尬的是,这事情处在过程中,谁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拿到签证、过不过得了关。只好一直跟神祷告:求你把奉献的感动放在弟兄姊妹的心里,也求你借此使我们成为彼此的祝福。到了临走时刚好就凑够这第一年除奖学金以外的学费和生活费!记得2010年底,有次去老故事参加祷告会的路上我想,要不是神把我们(教会和我自己)带到这条路上,我们都不需要经历这种信心的“伸展运动”了。因此我特别要为着每一位给我资金支持的弟兄姊妹感恩——不论是给予,还是接受,都不容易;但是感谢神借着建堂奉献和团契生活,帮助我们跨越这文化和心理上的障碍,使我的不再是我的,你的也不再是你的。感谢神把感动放在你心里,谢谢你在我这信心之旅中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一关上,成为了神供应和祝福的管道;我因此更加谨慎地使用每一分钱——在一个更加富有的地方过着更为简朴的生活,并且每天为着日用的饮食真诚地向神献上感恩。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你们可能无法想像,神使用这些点点滴滴的经历鼓励了多少人。我以为只有像我这样从国内来的基督徒才需要巴巴地仰望神的供应,不想很多北美以及其他英语国家的弟兄姊妹有着更严重的财务需要。于是我满心期待地对他们说:“我们一起祷告吧!”后来有一天就听到一个新西兰的姊妹说:“我收到一张支票!”又有一天听到一位陪读的美国姊妹说:“我找到工作了!”等等。

当然,这可能是他们在这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了,而对我来说,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学习压力、财务预算、时间管理、融入新群体、建立关系…哦,还有使用安卓手机!本来都有不同程度的难处。当这一切一股脑儿同时砸下来的时候,还是会让我两眼冒金星的。第一天上课,《基督教思想与文化》那课我几乎什么也没听懂。我蒙蒙地坐在那里,跟旁边的女生说,不知道这学期该怎么办了…她没说什么,问我愿不愿意互相留个联系方式。我说好啊,当然愿意,我提起了一点精神。走出学校,突然看到一个刚才坐在我前面的女生,我有点尴尬地问她,能不能让我看看她的笔记,她说好啊,当然可以。看完笔记,我基本上放下心来,讲的内容并不是很难——啊,神奇的苏格兰口音!在当时发蒙的情况下,我完全没想起“万事开头难”的老话,却透过同学们体会到神的安慰、怜悯,和鼓励。那个周末,坐我旁边的女生发来邮件说,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吧!啊,当时我真是心花怒放,这个时候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真好。在她们帮助我度过了第一个“严冬”之后,现在会有人分享自己的听课笔记,大家也会常在一起讨论。虽然我表达起来时常拙口笨舌,但是想到自己能够磕磕巴巴地跟其他同学讨论神学问题、享受交流的快乐,而不是躲在一个角落自己封闭起来,已经非常感恩;在我所住的房子里,竟然可以成为四个加拿大女孩的朋友和属灵伙伴,在一起快乐分享也处理矛盾,更是意外中的意外!

从第二个主日开始,我就一直稳定在Granville Chapel聚会了。这个教会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结束之后会有很多青少年留下来互相聊天、跟大人聊天的教会。很多服侍青少年都可以参与,比如看孩子、用乐器敬拜、诗班、诵读经文、代表祷告。我在这里观察着,学习着,休息着,享受着。最近主日开始的《但以理书》的释经讲道,常常给我亮光,让我想到神给了守望一个怎样的机会,让我们有幸向当权者和平时很难接触到的人群传讲福音和真理,尽我们所当尽的本分。谁能想到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有一天竟会俯伏在至高神的面前呢?但以理却没有放弃他,谦卑、柔和地向他说话。更让我感恩的是,我在这里重新成为了一个新人!一个重新需要被别人认识、也认识别人的新鲜小土豆一枚。敬拜之后紧接着的下一个环节,就是跟左邻右舍彼此问好、互相认识;再加上牧者家里两周有一次开放聚会,两个月下来我也认识不少人了。这样的经历会对以后服侍新人有帮助吧。我打算参与的第一项服侍,是两个月轮一次的主日敬拜中看孩子。我想我们的英文水平应该差不多,呵呵!

在这篇感恩记即将结束时,我不能免俗地、非常老套地,要感谢一下守望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们。就像我一再对这里的弟兄姊妹说的,分享是为了见证。这些事如果不发生在我身上,神可以让它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些恩典如果不是在这个教会中获得,也同样可以在另一个教会获得。但是,刚好,神就把我们放在一起。在那个经典的毛毛虫变蝴蝶的故事中,好心人看它破茧太痛苦,就帮它把茧子给剪开了。结果它是轻松地出了茧,却一生都无法展翅飞翔。守望教会却不是这样。如果不是过去的这一年、过去的这几年在这个信仰共同体中所经历的一切,我想我今天无论如何都无法展开信心的翅膀飞翔。我想坦诚且自信地说一句:我们的牧养够用,非常够用!不是因为哪个牧师,或哪个模式,而是因为神在这里,他将我们藏在他翅膀的羽翼下,所以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时,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展翅暴风上空…

我在这里很好——不是异乡,而是天父世界;一无所有,却又一无所缺。

生命中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礼物。在这些礼物中,你们尤其美好。
爱你们的大水
2011.11.06

突破(二) 文/GLP

刚刚把前来看我的姊妹送到公交车站,路上我对她说:“这是第一次出来没有人跟着。”回来的时候,刚走几步就觉得有个人拿着报纸,不远不近地在我后面。到十字路口终于确认,我竟然是被跟着的!我哑然失笑,坦然地回到家里。

记不得在哪里听过一个故事,大意是说,一个退役的将军(士兵?)经常给孩子们讲他过去打仗的故事。每次讲完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他都会说,这不是最难的一场仗。原来在将军的故事里,最难的战役永远在于跟着基督打仗,在于征服自己。

向外突破的成功,固然容易让人激动,但那不是最难的突破。突破自己的性情,那是更难的一场仗。

向外的突破让我有机会再次到平台敬拜神。随后胜利大逃亡带来的是他们事后惩罚和事前预防相结合的日夜看守。我以为,这一切已经在意料之中,因此不算什么。但是事实证明,我生命的弹性远未能够承受这样的环境。

一方面,我告诫自己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受难者。另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感到缺少关心。尽管知道没有人应该问候我,事实上也几乎每天都有弟兄姊妹的问候,每一次的问候都让我感动,但我却不能满足。只好一次次来到神面前,请求他除去我的自怜。也让自己清楚一个事实,没有人可以让我满足。当听到有的牧者得到一点点自由的时候,我居然不是体谅和感恩,而是不满:凭什么我要比他们受到更严格的看守?这种想法让我羞愧。人性的自私暴露无遗。不管我怎么称呼他们为亲爱的牧者,我竟然在心里跟他们做这样的比较。

对门外的JC,起初虽然也体恤他们整日守候的辛苦,晚上在车里睡觉的不舒服,做这样没意义的事的无奈,但是我做不到尊重他们。XF牧师教导,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是,我们是先蒙恩的罪人而已。可是想到我们身处的不同阵营,我无论如何都觉得自己比他们有义。正如圣殿里的法利赛人。

跟他们对立着,不相往来,倒不是很难。但心里蠢蠢欲动的对自由的向往、对权利的追求,或者是对现实的不满,让我终于在一周后走出门说出我的需求。但我还不清楚,我应该摆出姿态,让他们知道我有权利提出要求,而不是请求,还是平和地告诉他们我的需求。后者理应更好,但是我做不到。语气稍微缓和就让我觉得自尊受到侮辱。自然,我的强硬引起的是对方理直气壮的回绝(或者这二者没什么关系),所以第二天他们准时买了早餐给我,宁可如此也不同意我出去。而我一声说了不如不说的“谢谢”再次表明了我冷战的态度。下午家里停水了,我要求出去吃饭,许久得到JC答复:晚8点换班后JC带我去。他似乎在向我宣告,休想在他的班内得到任何自由。我心里的愤怒又被激起。

回到屋里,我向神发泄自己的愤怒。虽然以“求主饶恕,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主的义”开始,几句话以后就意识到自己的罪,但是愤怒却如波浪淹没我。如今已不记得,到底是什么改变了这个进程。大概是跟lh交流以后,听了她的心路历程并得到她的理解和安慰,愤怒渐渐缓解。

第二天,上午在悔改中读斯托得的《罗马书》注释,至下午渐入佳境。愤怒退去,仿佛一场大病刚过,重新感受到久违的健康。门外没有任何变化,我却满心喜乐,感到真正的自由。我奇怪地发现,这时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而是不由自主地想起牵挂的和亏欠的几个人,于是拿起了手机。又想起主耶稣的话:“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太9:12)第一次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个病人。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当初万万接受不了的人有罪的观念慢慢变成常识以后,可以轻易地称呼自己是罪人,却很少时候愿意承认自己是病人。难怪主耶稣难以下手医治呢。

下午,再次提出需要买菜,告诉xj后就先回屋默默祷告,愿成与不成都不要生气。也已经准备好告诉他们买什么,不能出门就请他们代劳。没想到JC居然同意了。面对严格的询问去哪儿买,是不是买了马上回来我没再动怒。那句“我们对你好吧”也不再觉得特别刺耳。

所以今天,我只说“要送一下朋友”,对方就什么都没问,而且在我不知道跟着的情况下允许我送到站牌而没有阻拦,实在是不小的突破。只不过,这次的突破和上次是完全不同的方式,而且这是外在的突破,更是内在的突破。我既亲眼看到自己里面的污秽,就不敢再视自己为正义的一方,也不再以对方为敌。这是一场争战,但我不仅是主的战士也是他要赢得的人,门外的人也不是我的敌人而是我尚未赢得的战友。战场,远远不止于平台,也不止于家门外。

Ps:就在文章写完之后,我以为相互之间已经有一些信任了,晚上提出一个貌似比送朋友更小的请求,他们居然拒绝了。我略感惊异,但坦然接受了。主的考验呀,每天都在进行。也许我还会有反复,有挣扎,但我既然相信自己的不能,就相信在主凡事都能。

2011年9月1日

那抹灿烂的阳光——小记我家的“户外”转变 文/ 小C

4月10日,北京初春。CHF小学的水泥操场,阳光洒满一地,我和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GB面对面,对方面相和善,我的腿却不由自主地打颤,我知道我冷了,但我更知道我紧张极了。

在这之前,我刚读完远藤周作的《沉默》,那阳光让我想起书里独眼男子殉道的情景,“空旷的中庭,艳阳恶毒地照射着。…和刚才一样,干燥的蝉叫声仍然继续响着。无风。和刚才一样,一只苍蝇在司祭脸部四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回绕着,外界并无丝毫改变,尽管死了一个人,一切都没有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殉教吗?”我在心里念叨,是不是我死了,这操场的阳光依旧?

时隔半年多,送走了酷暑,迎来了晚秋。11月5日,在LGY派出所,中午吃完饭从食堂出来,突然被阳光一照,眼睛几乎都睁不开了,很久没有这样灿烂了。温暖的阳光下,外面等候的弟兄姊妹的脸庞竟熠熠生辉。

我的心终于迎进了一抹阳光。

自4月10日我去了平台以来,我们家沉寂了半年多。这半年来,对于户外敬拜,我们犹豫、徘徊,尤其是教会内部不同的声音让我们迷惑,论坛上弟兄姊妹之间的摩擦不断,甚至有人离开教会,户外以来的负面新闻让我坐立不安。每个周五晚上,当堵门的人按时而来,敲门问家里是否有人时,我竟觉得自己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被看住了,我们不能出去敬拜了!”丈夫在一次分享中说,似乎我们盼望着他们来堵门,这表示我们不用面对户外的挣扎了。这是我们真实的内心状况。

在这样的游离状态下,我们过得很不自在,主日敬拜自然是敷衍了事,虽然每周都关心有多少弟兄姊妹出去,但是对于守候他们,虽然身在那里,心里却明明没有真切的关心。不能否认,在这段时间,教会对犹豫观望的弟兄姊妹关注不够,我们也为他们打抱不平,“谁说出去的弟兄姊妹才爱神?我们也打算为主殉道,爱神的方式有多种,难道仅仅因为户外就能断定一切?”

虽然狡辩过,但是当圣灵光照一个人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在神面前赤露敞开,对于户外,我们并不只是神学上的不赞同而已,生命深处还有更深的东西需要被对付,户外不过是以一个比较激烈的方式将这些东西显露出来。

丈夫信主后就在BTS教会聚会,那是改革开放后北京最早的家庭教会之一,传统家庭教会神学思想对他影响很深,他心思缜密,生命中以我和孩子为重。户外初期,派出所的所长来我们家好言相劝:“你要告诉小C,别去户外了,你们是违法的,万一有一天她进了看守所,我还能罩住她,但是如果进了劳改营,我可就说不上话了,那里的事情你也多少知道些。再说如果小C进去了,孩子还这么小,唉…”我感觉这些话说到丈夫的心坎里了,魔鬼撒旦借着所长的这番话压制住丈夫,从此后直到我再上平台,他对户外基本上是消极观望了,他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我的态度。

至于我,我好像没有丈夫那么柔肠,4月11日凌晨在SG派出所,新一轮谈话后,对方胁迫我写不参加户外保证书,我说:“我现在不能保证,我要回家和丈夫商量一下。”对方立刻说,“你回去回不去还难说哪!”虽然只是恐吓,但是当时我信以为真,因为那是第一次,我根本不晓得如何面对他们。然后,我说:“给我点时间想想。”在这段时间里,我以为自己真的回不了家了,甚至作好了被监禁的准备,很多信仰前辈的见证像电影一样回放在我头脑中激励我。我默祷,把孩子交托在主的手里,然后说:“今天不能保证,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颇有大义凛然的豪迈,后来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预备好,从SG派出所出来后,第二天我依然还在淘宝上网晃悠,对着某件衣服发呆,“到底该不该买下呢?”殉道的豪迈就这样一点一点消失在鼠标的咔咔声中…

如果说丈夫的软肋不代表我的软肋,那户外到底触及了我生命的什么地方呢?直到10月底11月初,我两上平台、三进派出所,我才明白神要过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炼净我,除去我里面顽梗的罪。

因为要户外,就要对自己的生命重新审视一番;因为这里是属灵征战的战场,所以自我反省的意识分外强烈。于是,我不得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罪,这样的罪从老故事餐吧聚会开始就隐藏在我心中,对教会同工的论断和不接纳、对教会和弟兄姊妹的冷淡、身陷购物网络而不能自拔、沉迷韩剧而浪费光阴…神啊,求来怜悯我!虽然以往也呼求过神,也为此悔改,但是悔改的果效如此之短,自己都憎恶自己,就如《彼得后书》里说的狗和猪,“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

奇妙地很,过去我以为户外敬拜是个宏观的问题,经历后反而回到自身的问题了;更奇妙地是,过去对户外我和丈夫虽然表面上达成默契,内心却常常暗藏战机,如今我走出去时我们反而变得内外一致。当我进派出所时,丈夫去守候,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了守候的重要意义,也建立起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有一次他晚上10点多接我回家后,看到别的派出所还没有放人,他自言自语,“我要不要去XX派出所看看啊?”以往我们之间辩论户外对与错的时间变成了一起聊派出所趣事的时间,他聊外边等候的情景,我聊里面呆着的情景,家里其乐融融,就连我们的孩子,也参与其中,他对派出所比他爸爸还熟悉!

阳光照进来,愁云暂时散去。

想起王怡长老的分享,“在21世纪受逼迫是幸福的,在网络时代受逼迫是幸福的,在有空调的时代受逼迫是幸福的。”是啊,就在上周,我们三个弟兄姊妹在有空调的房间呆了12个小时,出来后还可以吃大餐。比起一二世纪斗兽场上的基督徒,比起法国的胡格诺派新教徒,比起中国反右文革时的基督徒,我们经历的算什么?如果真的经历那样的逼迫,我想我会连《沉默》里那个屡次叛教又屡次悔改的吉次郎还不如…

主啊,求你让我的心一直被你的阳光温暖着,求你不要让我遭遇到我不能承受的;主啊,求你炼净我,但不要击垮我;主啊,求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求你坚固你所隐藏的未向巴力屈膝的七千人,也许这些人我并不认识。主啊,对于户外敬拜,我们一家人经历得实在有限,也仅仅开了一个头,在此战兢着把所经历的写下来,求主使用,也求主保守我们继续稳行在你里面!
2011年11月8日

从破题到解题:守望教会事件与中国政教关系刍议 文/杨凤岗

北京守望教会事件已经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一个事件。简要地说,这个事件是守望教会在失去了租用的聚会场所之后,从2011年4月10日开始,连续在几个星期日试图在中关村一个广场举行户外礼拜,而警方对此进行了封堵。守望教会成员以户外礼拜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即允许他们进入自己购置的或租借的场所进行集体礼拜。警方采取的措施至今(5月5日)为止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对于牧师长老和成员由居委会和片警予以劝说和拦阻,对于在星期日进入或接近预定广场进行礼拜的人进行羁押和审讯,羁押最长未超过48小时。这个事件已经引起国内外媒体的持续报道,包括国内的《环球时报》,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加拿大的《环球邮报》,BBC、CNN等电台和电视台,美联社、法新社和路透社等通讯社,等等。

显然,中国政府对于这样一个高度公开的“家庭教会”的处理方式,已经成为国内外很多人士关注的焦点,这个事件已经成为考验执政者智慧的一道政教关系难题,假如处理失当,有可能引发更多、更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本文试图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回答这样的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具体一点说:这个难题的症结何在?这个难题的正解是什么?

误解与误判

首先,北京守望教会被称为“家庭教会”,这个名称引起了误解。其实,它已不再是在一家一户中的小组聚会,而是已经发展成为堂会型的正规教会。1993年,清华大学毕业的金天明先生在自己的公寓中开始了一个学习《圣经》小组,最初不足10人。与众多《圣经》学习和团契小组一样,当小组的人数增加到30人左右时,由于公寓单元空间有限,小组就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在人数继续增加之后,会继续分出新的小组。犹如有机体的细胞分裂,这样的裂变使得城市基督徒人数迅速增加,因此形成城市小组型“家庭教会”现象。

这样的小组型“家庭教会”在1990年代的中国城市中涌现,有其历史原因。为了远离政治,在市场经济起步阶段,很多人跳进“商海”,从此不问其他世事,但是也有很多大学师生、知识分子从此走上了精神探索之路。这其中有人出家当了和尚1,有人躲进深山成了隐士2,也有人到儒家经典中去寻求出路,但有更多的人开始追求基督教信仰,出现了“基督教热”。在追求基督教的过程中,有些人走进了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领导下的政府批准的教堂(简称“三自”或“三自教会”),但是其中不少人去过之后又离开了,因为他们听到和看到:讲道内容时常让他们觉得有太多的政治色彩;缺少成员间的密切关系;在行政上不断受到政府部门的干扰。与此不同的“家庭教会”则是疏离政治而成员间关系密切的独立群体,颇具吸引力。守望教会的牧师当中就有人曾经是“三自”缸瓦市教堂青年聚会的活跃分子。但是, 1994年12月缸瓦市教堂主任牧师杨毓东在宗教局和警察的压力下被迫走下讲台,离开“三自教会”。3当时那一批缸瓦市教堂的年轻基督徒也随之离开,随即组成了几十个“家庭教会”分别活动,掀起了北京“家庭教会”发展的一次高潮。总之,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在1990年代兴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批想远离政治的年轻人,在小组型“家庭教会”这种形式的基督教生活中找到了精神家园。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家庭中的小组聚会方式越来越不能满足宗教生活的各项需求,包括信众参加集体礼拜庄严仪式的需求、子女的主日学宗教教育的需求、牧师长老讲道和牧养信众的需求等等,因此出现了小组型“家庭教会”走向联合、组成堂会型教会的现象。堂会型教会一般有几十人到几百人,其集体礼拜的庄严气氛和各项服务是小组型“家庭教会”所不能具有的。这样规模的教会自然需要比较固定的场所进行聚会礼拜,也必然需要走向对外公开。教会从家庭走向公共空间,这种建立和成长方式,是基督教两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教会发展模式,在美国和港台以及世界各地都是常见现象。
守望教会仅仅是北京众多的堂会型“家庭教会”之一,自从2005年由十几个团契整合而成以来,开始租借写字楼中的场地进行礼拜聚会,制定了教会规章制度,其财政和行政非常民主和公开。2006年,守望教会以独立教会的名义向政府部门申请登记。在几经周折之后,宗教局拒绝了这个申请。宗教局提出的前提条件是,要求守望教会及其牧师得到北京市“三自”的认证。这样的要求在已有的政策框架中看似合理合法,但是实际上就像强令人们穿戴清一色的解放帽解放服(国外称“毛服”),可是,今日中国的现实生活早已是丰富多彩了。这个前提条件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宗教政策的落伍,宗教政策已经与现实生活发生了严重脱节。

从宗教社会学的客观角度说,守望教会拒绝参加“三自”,这是由他们的福音派神学立场所决定的。基督教福音派神学的特点是重视传播福音和拯救灵魂,对于政治问题则一向比较淡薄、疏离、被动,因为他们认为社会问题不能依靠政治行动获得根本解决,只有心灵深处的悔改和拯救才是终极性的解决之道,比如,诚信的缺乏无法依靠政治措施解决,而是需要在人心深处建立信仰的根基。在美国,福音派基督徒除了作为公民参加选举投票以外,很少参加其他政治活动。这种政治态度与自由开放主义神学和基要主义(又译为原教旨主义)神学都有所不同。自由开放主义神学试图借助政治力量改造社会,基要主义神学在逃避政治和控制政治之间摇摆不定。前者是政治的(political),后者是反政治的(anti-political),而福音派基督徒的政治立场则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对于基督教中不同的神学取向及其相应的政治态度,人们需要有更客观和更全面的宗教社会学了解。对此缺乏了解,也就很难避免犯“一刀切”的错误,胡子眉毛一把抓,把所有的“家庭教会”都当成基要主义,这样的误判将会造成付出不必要的政治代价。

往远一点说,“家庭教会”之所以出现,恰恰是1950年代后期宗教政策向左急转的后果。“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1950年代的产物,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政治运动充斥社会每个角落的年代,泛政治化的思维把单纯的信仰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在1954年建立了全国性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之后,因着神学立场的单纯信仰的原因而拒绝参加“三自”的基督徒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打击,有些人为此坐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监牢。1958年进一步解散了所有的基督教宗派,强力推行在“三自”统一领导下的联合礼拜。不允许基督教内部宗派存在,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个不可思议的政策。强制性的联合礼拜导致很多基督徒停止去教堂礼拜,却由此开始了在自己家里的礼拜。根据各地的口述史资料来看,中国的“家庭教会”现象正是肇始于1958年前后。

“家庭教会”形成以后,表现出了极大的生命力,因为其形式灵活而又隐秘。随后几十年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暴风骤雨,“家庭教会”历久不衰。在“文革”期间,当所有宗教场所都遭到关闭之后,基督徒人数却成倍增长。4回头看来,正是由1950年代极左的宗教政策所导致的“家庭教会”在中国延续并扩展了基督教信仰。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从 1979年开始逐渐恢复开放了一些“三自”教堂,但是,为了尽可能地远离政治,很多“文革”前的基督徒和“文革”期间皈信的基督徒拒绝参加“三自”。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一方面“三自”属下的教会逐渐恢复和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教会”在广大农村也如火如荼地增长。5在城市中,家庭教会也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稳定存在,比如,广州的林献羔和北京的袁相忱曾经因为拒不参加“三自教会”而坐了多年监狱,但在出狱后在自己家中举行基督教礼拜,常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参加那里的礼拜聚会。在1990年代涌现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城市新兴“家庭教会”,无论是由老的“家庭教会”发展而来,还是由“三自教会”中游离出来的基督徒组成,大多自觉认同1950年代以来的这个“家庭教会”传统,秉承其疏离政治的信仰立场,认定“三自教会”中有太多的政治,缺少信仰的纯洁性,因此拒绝参加“三自”,甚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6

政策与现实的脱节

守望教会与政府有关部门从2011年4月10日以来的僵持对峙,意味着这个政教关系难题已经破题,就是说,这次事件已令这个难题到了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而且,已有的处理方式均告失效,必须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此前,政府方面已经多次尝试在现有政策框架下解决问题。例如,在北京奥运之前的 2008年5月11日,守望教会在华杰大厦内正在举行星期天礼拜聚会,北京市警方和宗教局官员突然袭击,以“非法聚会”为由勒令立即停止聚会,并且对参与聚会的每个人进行录像,拍照,登记身份证、工作单位、住址和电话号码,事后通知参与聚会人员所属单位和学校,责令对这些基督徒进行教育和施压,让他们停止参加守望教会的礼拜聚会。但是,在之后的数个星期日,守望教会在华杰大厦的礼拜聚会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稳步增加。对信徒个体的压力失效之后,政府方面改为对出租场地的房东施压,迫使房东在2009年10月底与守望教会提前解除租借合约。在四处寻找却无法租到新的聚会场所的情况下,守望教会于2009年11月1日在海淀公园东门外的空地上举行了有四百多人参加的“主日崇拜”聚会,此后又于11月8日在此举行了规模更大的聚会。迫于国内外的关注和压力,政府有关部门最后默许守望教会重新租借场地,回到室内聚会。但是,此后每次租借场地都不能长期使用,房东在政府部门的种种压力之下,总是要求终止租借合约。鉴于这种动荡不安对于教会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守望教会克服重重困难,在短期内筹集了2700万元人民币捐款,于2009年底付清现款购买了写字楼中的楼层。但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力之下,开发商一直拒不交付楼层的钥匙。显然,政府的策略是希望在守望教会无法得到聚会场所之后,教会自行解散。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守望教会拒绝分散聚会,坚持集体礼拜。在失去室内聚会场所之后,意志坚定地尝试进行户外礼拜聚会,不惜遭受软禁、羁押和坐牢。对于守望教会的这种选择和坚持,无论是在政府官员和学者当中,还是在国内外的基督徒当中,都有人表示难以理解。其实,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了。这就像已经发育成熟的青年不可能再拾起儿时的衣裳穿在身上一样,童装无论多么可爱,已经无法遮盖发育成熟的身躯。同样,小组型“家庭教会”无论多么可爱,都已经无法满足已经发育成熟的堂会型“家庭教会”的各样宗教需求。守望教会事件表明,堂会型“家庭教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现实要求宗教政策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不然就是迫使成年人穿童装,或者迫使大家一律穿戴过时的解放服解放帽。

这次守望教会事件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政府在现行宗教政策框架下,过去几年来持续举措的组成部分。2009年11月,在北京守望教会被迫搬离华杰大厦的同时,具有两千多会众的堂会型“家庭教会”“上海万邦宣教教会”遭到正式公文取缔,警方和宗教局官员强力驱赶教会牧师和信徒去 “三自”教堂进行礼拜聚会。广州的“良人教会”,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也都先后遭到类似的驱赶和压力。国家宗教事务局在2011年1月24日公布“国家宗教事务局2011年工作要点”7,其中的“着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一项就包括这一条:“加强对基督教活动的规范管理,把参加私设聚会点活动的信教群众引导到经登记开放的堂点里来活动,促进基督教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似乎是为了避免有人觉得这是含糊其辞,新华社在同一天用英文发布了专题消息:“China to lead Protestants worshipping at unregistered churches to official ones”8。这是用官方惯用语言宣示政府的决心,就是要把不被政府承认的“家庭教会”引入、赶入“三自教会”之中去,不然就将其压散、打散。因此,在2011年4月份发生守望教会事件,不足为奇。

应当说,这项政策举措保持了宗教政策的连贯性,但是,却与社会现实发生了严重脱节。这个政策举措的基础是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颁发的重要文件在当时发挥了“拨乱反正”的积极作用,扭转了“文革”期间对于宗教的极左认识和消灭政策,团结了广大信教群众共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各个领域的基础性文件几乎都已更新多次,惟有对于宗教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三十年不变。在经济方面,由当时的“计划经济”,经过“在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进一步转变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的调整相适应,上层建筑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包括吸收企业家和商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与计划经济配套的宗教政策却完全停滞不前。

更远一点说,1982年19号文件是在“文革”之后重新接续1958年前后形成的观点和政策。在农村的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将全面实施计划经济之时,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了这套有关宗教的观点和政策。在随后的“反右运动”等一系列左倾路线主导下,李维汉及其观点受到批判。“拨乱反正”时回到李维汉的主张,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不过,即使这套观点和政策适应1950年代的经济基础,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的新时期,它已不可避免地与现实脱节了。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却仍要坚持1958年前后形成的向计划经济过渡的那套观点和政策,这犹如反向开去的火车,必然会脱节甚至脱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政策失效的深刻根源所在。认识不到这一点,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政府的举措没有效果。

为什么2008年政府有关部门对于守望教会信徒个体的压力没有起到作用?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作单位注重的是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至于职工的个人信仰是什么,工作单位少有兴趣去管,也无动力去管。2009年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对房东和开发商施压,不出租或出售场地给守望教会,这些又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则的举措,因此难以拿到台面上来执行。2011年4月以来双管齐下,一方面迫使房东和开发商不租不售,另一方面对参加户外礼拜的守望教会信徒施压,并且迫使房东和工作单位对信徒施压。这双重压力虽然不能说毫无效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极个别的人被迫搬家或丢掉工作。为什么?因为租房和工作更主要地是在遵行市场经济中的规则。再加上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大学师生和知识分子,认同宗教信仰自由这个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因此对于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和同事基本采取宽容相待的态度。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宗教信仰对于信徒个人、家庭和社会未必是坏事,反而是好事。

当然,如果政府下定决心,不惜代价,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打散堂会型“家庭教会”。但是,如果打击力度过大,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反弹。值得指出的是,“文革”期间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结果却是基督徒人数的成倍增长。现在的打击力度,还能超过“文革”时期吗?恐怕不能。因此可以说,除非放弃市场经济制度,并且完全不理国内外的压力和反弹,否则,试图把堂会型“家庭教会”拆散、压散、打散,把“家庭教会”信众驱赶进入“三自教会”的政策举措,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跟上时代,各从其类

难题已经摆在面前,如果要找到这道难题的正解,既需要更新认识,又需要调整政策。更新对于各类宗教现象的客观认识,可以说是必要和首要的。这里仅撮要提及关键几点。

第一,基督教自从产生开始就确定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个政教分离原则。虽然历史的发展非常曲折,皇权与教权在欧洲争执长达一千五百年,皇权对于教会的掌控带来战争灾难,教会对于皇权的利用制造了宗教裁判所的酷刑惨案,但是,现代国家用宪法的形式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从此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之内,政教之争趋于平缓,既不再有宗教战争,也不再有宗教迫害。因此,为了国泰民安,社会和谐,需要打破“政主教从”等陈腐观念,认真实行《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把政治的归政治,把宗教的归宗教。

第二,基督教从初期开始就有不同的神学思想和教会体系,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更形成了很多自成体系的基督教宗派,包括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长老会、浸信会,等等。因此,把全国的基督教都统一到一个组织之下,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英国曾经尝试用圣公会统一全国教会,结果是清教徒被迫出走,移民美洲,最终不惜与英国一战,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国家。因此,需要破除大一统思维,接受宗教多元现实,平等对待不同宗教,允许同一宗教中不同宗派的存在。这是宗教的内部之争,让宗教的归宗教。对于这种宗教内部事务的政治干扰,只能徒增政府管理成本,既劳民伤财,又不会取得成效,反而会增加社会政治风险。

第三,在美国,基督教的有些大宗派自发联合,组成了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后来发展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美国的另外一些宗派自发联合,组成了全国福音派联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后来发展出世界福音派联盟(World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基督教协进会成员一般是历史悠久的宗派,在神学上比较开放,政治参与较多,与社会主流文化张力较小。与此不同,福音派联盟的成员则在神学上和伦理上比较保守,与社会主流文化张力较大,强调基督徒要专心于福音传播使命,注重拯救一个一个的灵魂,除了公民选举等一般性参政方式之外,对于政治活动态度比较淡泊,大多采纳被动顺服但疏离政治的态度。在这两个主要的基督教团体之外,还有更为保守的基要派或称原教旨主义的教会及其组织,他们总是在逃避政治和接管政治的两极之间摇摆,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也很难持久,因此其规模很小,社会影响也有限。比照美国的情形来看,中国的基督教“两会”(“三自”和基督教协会)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成员,从其政治态度和张力程度等方面来说,颇为符合基督教协进会的原则和精神。中国目前没有对应福音派联盟的教会团体。客观地说,以守望教会为代表的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在神学上、伦理上、疏离淡泊的政治态度上,都是与福音派联盟非常契合的。未来发展,应该在基督教“两会”之外组成一个新的教会团体,加入世界福音派联盟。其实,在2010年第二届“洛桑会议”的筹备参会过程中,这种类型的福音派的“家庭教会”进行了联络沟通,一个新的福音派基督教联盟已经是呼之欲出。如果政府的政策调整,很可能会水到渠成。一旦公开化地组织和活动,不仅更有利于政府和社会外界的监督管理,而且他们的组织内部也会自觉遴选、排出、抵挡极端的基要派的教会。基督教协进会和福音派联盟都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教会团体,信徒总人数旗鼓相当,但是他们彼此独立、互不干扰、和平相处、各司其职。我相信,当中国的两类基督教会各从其类、各就各位之后,必定形成一个新的、更好的宗教秩序,也会更加有利于各类教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总之,在对于宗教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政策上,需要跟上时代,打破框框,各归其类,允许在“三自”之外登记而成为公开的教会。只有这样,才能开创新局面,建立新秩序,更好地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本文转载自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基督教中国文化研究社通讯》第13—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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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如河北柏林寺方丈明海于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9年开始留心佛学,1990年于北京广济寺结识净慧和尚,从此归心佛门。1992年于河北省赵县柏林禅寺剃度出家。
2    比如北京大学教师王青松、张梅夫妇,上世纪90年代初抛下一切,遁入深山,寻找他们心中的“桃花源”。参见: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4493419.html。
3    参见http://hi.baidu.com/shangdidepuren/blog/item/
79cd96d6334cbd2e07088b1f.html;http://jesus.bbs.net/bbs/15/80.html。
4    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承认当时已有三百万基督徒,而在文革前,基督徒仅有一百万。
5    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年出版。
6    在回应《环球时报》社评《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时,守望教会的文章《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明确表示 :“家庭教会不愿意参加‘三自’,另一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三自’是政治运动的产物,是教会政治化的结果。”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4/1652371.html;http://www.shwchurch3.com/files/guanyuwomen/gywmDetail.aspx?cDocID=20110426203203320301。
7    见国家宗教事务局官方网站:http://www.sara.gov.cn/xwzx/xwjj/7090.htm。
8    见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1-01/24/c_13705217.htm。

从守望教会户外崇拜事件看中国政教关系的纠结与出路 文/邢福增

2011年4月10日,北京守望教会原拟在中关村广场三层露天平台举行户外主日崇拜,最后因政府当局的全面“封堵”而无法举行。事件中,教会方面五位治理委员会成员(包括两位牧师、三位长老)及不少信徒自周六起被禁止外出,约有一百六十多位抵达现场聚集的信徒,先后被有关方面带走1(后陆续获释)。这次事件受到境外媒体的广泛关注,2被视为中国政府与家庭教会关系一次新的考验。

其实,4月10日的户外崇拜事件,并非守望教会与地方政府间的首起“矛盾”,早于2008年5月,北京市宗教部门以奥运将临为由,发起“基督教聚会点专项清理活动”,派员干预守望的主日崇拜聚会。此后,政府转向聚会场所的房东施压。2009年10月底,守望教会因无法继续使用租用的聚会场地,决定在海淀公园举行户外崇拜。守望信徒在公园外举行了两次户外主日崇拜,最后因有关方面默许而回到室内聚会。3不过,这并没有根本解决两者间的矛盾,导致相同的情况在一年多后重演,逼使守望不得已作出“别无选择的选择”。4守望教会户外崇拜事件,充分暴露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教关系的纠结,当中反映出政府旧有宗教管理体制的僵化,及其与当前宗教发展新形势间的鸿沟与张力。

犹记2009年11月守望举行户外崇拜期间,一位素不相识的内地公安系统人士来港与笔者见面,欲了解香港教会对守望事件的看法。席间,笔者表示香港教会普遍关心中国教会的发展空间,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对政府政策的期望。今天,笔者仍持相同的立场,并因问题持续甚至恶化,忧虑之情更甚于前。

“旧皮袋”与“新酒”

针对是次事件,许多人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的政策是否进一步收紧,甚至象征全面取缔(宗教逼害)的先兆?要回答此问题,我们需了解文革后中国政府的宗教管理模式。扼要而言,中共的宗教理论在文革后逐步扬弃“宗教是鸦片”的观点,并认识到消灭宗教政策的不可行。但这并不代表政府开放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相反,当局对宗教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管控,一直沿用旧有管理体制。这种近似“计划式”的宗教管理模式,即是由政府赋予爱国宗教团体的垄断性合法地位,并把爱国宗教团体置于党的政治领导下,确保民间不会出现其他的社会力量及组织。5

不过,一元或计划式的宗教管理体制,一直受到宗教内部不同程度的抵制。就以基督教为例,从50年代开始,始终存在着反对参加三自运动的声音,最后政府在肃反浪潮下,将问题定性为“反革命斗争”。文革期间,极“左”的消灭宗教政策抬头,企图在中国建立无宗教国度,吊诡地,由于爱国宗教团体也受到革命浪潮冲击,使宗教在非体制性形态下发展,形成各地家庭聚会。文革后,政府恢复三自爱国组织,但三自外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一直存在。改革开放期间,不论是三自组织(或两会)下的登记教会,或是因不同原因拒绝参加两会的家庭教会,均取得发展的空间,中国基督徒人数持续增长。

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的政策,向来以使其参加两会组织为“上策”。但现实是,两会组织一直无法完成政府交托的团结任务,这既跟爱国宗教团体“先天”不足(准官方性质及历史包袱)有关,也因这种一元式的管控手段,根本不符合客观及多元的社会及宗教发展。如此,家庭教会虽然一直处于“不合法”的状态,并持续受地方当局不同程度的施压,但政府却始终无法全面取缔(下策)。所谓“非法”的家庭教会成为客观及实质的社会事实,在“法外”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政府、爱国宗教团体及家庭教会间,呈现着复杂的关系,各地具体情况不一,甚至同一地方在不同时间,或在同地同时,针对不同对手而有不同关系,零和式的宗教逼害框架,根本不足以解释这种情况。

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教关系正处于一个旧有宗教管理模式(“旧皮袋”)不能发挥作用,又与宗教发展的新形势(“新酒”)不相适应的樽颈位置。2004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实际上也无法突破这困局。6这种局面,既保留及延续了旧体制及政策的不合理性,又呈现出新形势新发展具突破性的空间与势头。笔者相信,中国政府内部,亦充分意识到政策/法律滞后的问题,特别是其与社会及宗教发展不适切的困局,但却未有采取改革思路以求突破 。

正因为举棋不定,导致原有政策及模式凭惯性延续。为维持旧体制的尊严,加上部分旧体制持份者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以及在个别敏感时期宁“左”毋右的政策倾斜,便导致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教矛盾及张力。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强调团结稳定的社会形势,故在矛盾以至冲突过后,又转辗回到既有的模糊空间,待不稳定因素累积,再衍生下一起冲突。在这个“冲突—平衡—冲突”的循环中,政教间的关系,往往因不同因素而处于不正常状态。

公开化与堂会化对政教关系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城乡)家庭教会,虽然仍面对不同程度的压力,但整体的生存空间依然逐步扩大,曾接触内地教会者相信均不会否认。值得留意的是,近十年间,个别城市的家庭教会,更进一步走向“公开化”发展(如:从没有名字到为教会命名;从分而合,由团契模式转型至堂会模式,并租用写字楼聚会;从地下到透明公开:有自己的网站、出版刊物;积极参加社会慈善工作,如救灾,甚至组织对外传教活动),标志着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崛兴。北京的守望教会,可说是其中的典型。

守望教会在公开化的同时,也一直争取合法化的地位。在2006年,守望向所属海淀区政府申请登记,但政府方面以守望未获已登记的宗教团体认定,及没有经该团体认可的专职教职人员为理由,拒绝其申请,并请守望与所属地的海淀区三自爱国组织接洽。7独立登记未果,除进一步反映政府在政策调整方面缺乏自信及太多顾虑外,又逼使守望把焦点转至为何不参加三自的问题之上8,为政府与三自和家庭教会的关系,平添了张力与不和谐因素。

虽然守望寻求登记的申请被拒,但这并没有阻止其堂会化的发展势头,守望以集资购堂作为教会发展的目标。就在2009年底守望回到室内不久,即努力筹资2700多万人民币购买了位于中关村的堂址。由于守望一直公开其购堂计划,并多次因政府介入而不能成交,故是次成功购堂,未尝不反映出有关方面的默许。可惜,政府最后无法在政策层面取得突破,具体对策又回到原始起点,决定对家庭教会购堂进行干预,因而出现守望迄今仍无法取得新址钥匙的僵局。

近年间,家庭教会以自身存在形态为重点的“公开化”发展,又有“走出去”的倾向。2010年,中国各地家庭教会推选代表参加南非第三届世界洛桑宣教大会,争取“在世界教会面前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9会议前,有关部门全面堵截家庭教会代表赴会,外交部更指摘会方未向中国基督教的合法代表(即基督教全国两会)发出邀请,是公然挑战中国独立自主办教原则。10中国政府的高调介入及响应,反映其对家庭教会意图走出国门,出席国际性基督教会议的强烈不满。

也许在政府眼中,守望教会在公开化、堂会化、合法化方面的定位与实践,均具先锋作用,处处测试政策底线,挑战旧有宗教管理体制。然而,由于无法突破上述政教关系的陈旧观念,政府往往处于被动,只能在不作为、施压及捍卫旧体制之间徘徊,失却了对话与谋求共识,共创和谐局面的机会。

矛盾与出路

一直以来,家庭教会面对政府施压,均抱“为主受苦”心态,坚守信仰底线。而这次守望户外崇拜事件,反映出政教双方的根本矛盾:政府希望遏止守望堂会化趋势,让其回到较分散的团契聚会形态,担心堂会化及公开化成为潮流;但守望却拒绝分散聚会,以争取政府公开确认(而非默许)其堂会式聚会诉求。种种迹象显示,有关当局不愿重现2009年的妥协但平稳的结局,采取全面封堵政策,绝不让这次户外崇拜成功举行。据悉,当局甚至提出要现有治委会领导“下台”,重组新的领袖层带领守望。11抑有进者,当局的斗争手段不仅针对教会的领导层,甚至连一般信徒,也承受各种压力(逼迁、失去工作、借亲友上司施压)。政府对信徒私域的干预,是要借压力分化守望内部,逼使更多信徒放弃继续“抗争”。但斗争及分化手段,似乎忽略了宗教群体的本质,结果令守望上下更形团结,一致为信仰而斗争到底。这种为信仰(主日崇拜聚会的权利)而誓不妥协的立场,又反过来令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手段,陷入互不退让的僵局。

执笔之际,已是守望坚持第二次户外崇拜的日子。相信除非政府有重大的政策调整,否则对外动用警力封堵户外崇拜,对内施压分化的斗争策略,将是短期政策重点。但是就长期稳定、全面和谐的目标而言,这种政策不可能真正成功。反之,主动调整政策,给予守望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让家庭教会合法化,才有利政府管理,化解矛盾,并促进政教和谐。12反过来说,如果坚持全面施压,政府方面将负上沉重代价,承受国内外逼迫家庭教会、干预宗教自由的指摘及舆论压力,严重损害中国政府的公共形象。表面上,政府似乎把问题“解决”了,但实际上却会激发守望信众(乃至其他家庭教会)更大的对抗情绪,造成更多社会不稳定因素。

笔者相信,就今次危机而言,如果双方能达成共识,将为化解矛盾踏出重要一步:政府负责部门表达解决问题的诚意,商讨守望的诉求,换取守望暂时回到室内。守望方面,亦接受在诉求未获实时兑现下,回到谈判桌上,以时间换取空间。13

作为中国基督教问题长期的关注及研究者,笔者希望:一、政府方面不要把问题作“泛政治化”的处理,混淆了宗教(人民内部不同)与政治(敌我矛盾)的本质,企图以政治压力及行政手段解决问题。事实上,众多基督徒都是善良及守法的公民,相信最近与守望“接触”的有关人士都有同感。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既承认宗教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存在,也当以开放务实态度面对作为社会事实的家庭教会,在法治及法制基础上解决法律滞后的问题。二、教会方面不要把问题作“泛属灵斗争化”的处理,尽管在切身经历上,教会牧长及信徒遭遇不合理的对待,但要避免陷入“光明—黑暗”、“正义—邪恶”、“真理—罪恶”的二元对立情绪及思维中,避免强化不惜牺牲一切的“殉道”情结。

回想2009年底,笔者向那位国内公安系统的人士再三强调:一、政府应以最大善意与家庭教会建立互动关系,任何高压的政治手段只会把问题激化,把教会逼向极端,对政教双方均没有好处;二、家庭教会并不是一块铁板,有着不同的团队及系统,对独立登记及合法化、公开化问题,以至跟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立场。如果当局能够与守望在“第三条道路”(即向政府部门独立登记)上建立共识,虽然不能立即化解长久以来的政教纠结,也是踏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三、作为化解问题的具体办法,笔者主张效法政府对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登记办法,容许家庭教会以宗教活动场所(而非教会团体)名义向政府备案登记。14现在笔者仍然相信这种做法有助化解矛盾,有利于长治久安。

这位人士听了笔者阐释后,表示有关当局正考虑在全国选取几个地点作新政策的试点,容许个别家庭教会聚会场所向政府部门登记,细节可望在年内公布。笔者后来跟国内学术及教会界的朋友提及此事,并觉察到政策转向的可能。15遗憾的是,有关改革最后似乎胎死腹中,政教关系仍无法突破僵局。

总的来说,守望户外崇拜事件充分反映出现行宗教管理体制及其相应的法律远远滞后于宗教发展的事实及趋势,也是两者间处于不平衡状态下必然产生的矛盾及冲突。笔者一再强调,坚持以旧有的计划式及一元式的宗教管理体制来处理当前社会的宗教新形势与发展,无疑是以“旧皮袋”来盛“新酒”,结果新酒只会把旧皮袋胀裂。16这次守望教会与政府部门的冲突,标志着中国政教关系已进入新的阶段。历史将记住4·10事件,今后的政教关系,已不可能假设没有发生4·10事件。新的政教关系,究竟能否促成真正长期稳定和谐,端在政府当局能否具备新思维,化解户外崇拜事件背后的矛盾及衍生的冲突,避免激化对立,演变为更深层次的危机。

后记:3月下旬以来,笔者一直关注事态发展。4月10日后,即反复思想如何回应。本文初稿于4月18日凌晨完成,后发给数位朋友,并据其意见修订,最后于4月20日凌晨定稿。在此感谢多位曾仔细阅读,并提供意见的友好。

(本文转载自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基督教中国文化研究社通讯》第13—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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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后被有关方面带走的一百六十多位,有的是在现场附近空地聚集而被带走的,有的是在附近的肯德基被带走的,有的是在距离现场有些遥远的公园被带走的。
2    海外报导事件的媒体包括:New York Times、BBC、 美联社、法新社、法国通讯社等。
3    刘澎:“如何面对家庭教会?──北京守望教会事件述评”,《领导者》,总32期 (2010年2月)。
4    “北京守望教会2011年3月告会众书”,2011年3月27日。
5    参邢福增:“政教关系”, 罗金义、郑宇硕主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变与常》(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9),313—328页。另邢福增:“民间组织政策与中国基督教”,《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18期(2009年8月),26—37页。
6    邢福增:“新酒与旧皮袋──中国宗教立法与《宗教事务条例》解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6)。英文版参“New Wine in Old Wineskins: an Appraisal of Religious Legislation in China and the Regulations on Religious Affairs of 2005.” in Religion, State & Society 34:4 (Dec.2006): 347-373.
7    海淀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审查意见”,2006年8月11日。
8    孙毅:“我们为何不加入‘三自’爱国会?”,《杏花》,2010年秋季号。
9    “卷首语”,《杏花》,2010年冬季号。
10    “外交部指摘洛桑大会干涉宗教事务”,《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10年10月16日。
11    金天明:“争战的本质”,2011年4月17日。
12    刘澎:“再谈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战略思考”,《领导者》,34期(2010年6月)。
13    “我们已经无法相信某个人的承诺。这次教会提出需要书面凭证,乃是希望借此使某个能够代表政府的部门真正站出来,停止自己的不作为,作出负责任的决定,与守望教会一同来面对当下的政教关系的新局面。”教会治理委员会:“北京守望教会4月10日户外敬拜通报”,2011年4月12日。
14    邢福增:“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合法化”,《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讯》,19期(2009年5月),4页。
15    例如国内《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在2009年11月以家庭教会为报导主题,参Peng Yining, “Houses of Worship Seek Legitimacy,” Global Times, 4 Nov. 2009.http://special.globaltimes.cn/2009-11/482326_4.html. 另 “Reports of House Churches May Hint at Policy Change,” Global Times, 7 May 2010. http://opinion.globaltimes.cn/commentary/2010-05/529328.html.
16    耶稣曾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