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谢伯伯是在天明牧师的按立仪式上，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了，只是依稀记得在弟兄姐妹的赞美诗中一位白发苍苍、身材瘦削但精神矍铄的老人按立了天明牧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谢伯伯。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老人的姓名，问及熟识的姊妹后才得知是谢模善牧师——一位为着信仰的缘故受了很多苦的老牧师。

之后，为着求教如何向家中的父母传福音的缘故第一次去到了谢伯伯家里，房间的摆设简单整齐，而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客厅里竟摆了两个大小不一的书桌，大书桌是给谢伯伯读经灵修准备的，而对角的小书桌则是师母用来读经灵修的，两位当时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都一直坚持每天读经灵修。两位老人得知我的来意后，不仅跟我谈了很久，而且送给我一些很实用的传福音书籍。就这样，渐渐地我成了老人家的常客，当他们得知我独自一人在北京时，常常带我去吃各样好吃的，我也因此第一次尝到了狮子头、三黄鸡等很多江浙菜。

2003年北京非典，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我必须每天坚持上班，尽管我自己对此并不以为然，但真正让我心里平安的是我在非典期间探望谢伯伯时，老人拿出圣经翻到《诗篇》91篇告诉我神看顾我的确据：“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诗篇91:7）在那个恐慌的时期，这种确信告诉我神在看顾我，神在我身上的旨意还没有完成，即便我被传染，神也一定会医治我。

2004年因工作原因离开了北京，2008年再次回到北京工作时，我第一时间通知了老人家我回来的消息。再次看到两位老人，看到年迈、浑身是病的师母尽心尽意地照顾谢伯伯，我的心里说不出来是啥滋味，只是在心中告诉自己要尽可能地多来。碰巧主日聚会地点——华杰大厦离谢伯伯家很近，每次聚会结束，我都会问问他们是否在家，是否方便过去？每一次我去谢伯伯都会让我告诉他聚会谁讲道、讲了啥内容等等问题。九十多岁的他已经不太有力气讲很多话，但却常常让我告诉他教会的点点滴滴。守望教会2008年建堂，2009年10月底被迫离开华杰，2009年11月的户外敬拜，他都一直在关注，每天都和师母为教会祷告。当我将2009年11月教会户外敬拜的光盘给他时，他让我马上放给他看，并且不顾身体状况，含着眼泪一口气看完了整个光盘。在从谢伯伯的追思礼拜回来的路上，我从一位常去他家的姊妹那里得知，那张光盘他自己不知看了多少遍，而且让他身边的弟兄姐妹也看。

今年4月，谢伯伯因病住院，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去看他时，他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饮食也只能靠一些半流质和流质食物维持。但他见到我首先问的却是教会如何、弟兄姊妹如何、天明牧师如何、恩平师母如何……并说他和师母一直在为教会、为他们祷告，可否能在回扬州前见他们一面？当我从教会网站中得知谢伯伯为教会在呼吁书上签名时，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当时已经起不了床、话都没力气讲的他又是如何费尽全身余力在呼吁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6月30日12时20分，在弟兄姊妹的赞美诗中，谢伯伯回到了天家。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我真不愿也不想接受谢伯伯已经回家的事实。十年来我已习惯想他就去看他，已习惯每一次灵性低潮都会去他那里，已习惯碰到不知如何是好的事情都去找他。每一次只要看到他坐在那里，我对神的信心和仰望就会再一次地油然而生。与其说我常常去看他们，倒不如说谢伯伯和师母用他们的生命以及对神的坚信吸引了我的脚踪。认识谢伯伯十几年，他从未在我面前提过半句他曾经为着信仰的缘故所受的苦，听到的只是老人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的无比关爱。

正如在谢伯伯追思礼拜上周明牧师所说的，谢伯伯的英文名叫摩西，谢伯伯的回家代表了一个时代——摩西时代的结束，摩西时代的结束意味着约书亚时代的开始。就像神当年在约旦河边、在摩西离开后对约书亚说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1:1—9）今天，当神的老仆人谢伯伯离开了我们，神似乎依旧用同样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1:1—9）

去年10月份，赴穗出差17天，幸遇林牧师带查经与主日证道。

他将自己三层楼的一二层改成聚会坐排，二层放满了福音小册子和属灵书籍。聚会坚持每周四次主日信息，合约共4000人。每年，都有数百人奉耶稣的名，在此受浸。

林牧师近日刚步入八十七岁，每月和同工轮流带查经与主日证道，声音铿锵有力，面光红润，完全看不出病痛对他身体折磨的痕迹。每次聚会完，必亲站门口，同每一位弟兄姊妹握手送安。

林献羔牧师自家的大马站聚会点因拆迁自2001年移至广州市中心繁华路段德政北路荣桂里。

下文节选自林牧师赠阅的灵音小丛书之二十四《林献羔见证》，个别字句因粤语与普通话有异而略有修改。

一、抄家

广州大马站家庭教会被指进行非法宗教活动（那时每周3次，共900人左右），于1990年2月22日晚遭抄家，我被拘禁21小时后才获释放。

2月22日晚大马站福音聚会散会后，到11时半，60多名公安人员上楼，出示搜查令，将聚会用的麦克风、录音机、录音带、诗歌及所有书本等用品全部没收，并把我带走。临走前在门口贴出告示，谓该处是非法宗教活动，屡劝不听，实行取缔。

他们把我带去问话计21个小时，我睡了几分钟。到了夜半，某公安员问我是不是真的有一位神。我向他传福音，他称我为“林伯”。

2月22日，广州市郊聚会点亦遭搜查，属灵书籍被扣，与市郊聚会点相关的其它聚会点也停止了聚会。

1、逮捕因由

他们究竟以什么理由拘查我及取缔大马站聚会？是据1988年3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所颁布的《广东省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简称《三十三条》），取缔大马站传教点。《三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政府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凡未履行登记手续的，须向人民政府主管宗教部门补办登记手续……未经批准而擅自……组织宗教活动的，由人民政府主管宗教部门责令停止。不服从者由公安机关根据情节轻重强判处理。”

《三十三条》属地方文件，反观中央颁发的宗教文件——《十九号文件》则谓：“关于基督徒在家里聚会举行宗教活动，原则上不允许，但也不应硬性强制。”《十九号文件》自发出后，至今仍是中国宗教政策的主导文件。至于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亦明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依此看来，广东地方与中央的宗教政策有明显的出入。如今取缔大马站家庭聚会就是根据地方的宗教文件，令人质疑的是地方为何有这样大的权力？地方政府的《规定》究竟有否经中央的程序立法？当中央与地方看法不同的时候，究竟什么是最终的依据？现正草拟的《宗教法》究竟将会带来更大自由抑或是限制？

2、非法的定义

我被指为非法传教，大马站被定为非法传教点。这里涉及一个问题，究竟何谓“非法”。依《十九号文件》的意思：家庭教会只要不做违法的事，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就是合法的活动。（注：如此看来，取缔家庭教会便是不当的。）

若依《三十三条》非法的意思似乎是指未向人民政府主管宗教事务部门登记，故对未办理登记手续的聚会点要强制处理。事实上，若宗教活动必须向有关当局登记的话，那就不能算作宗教自由。从这角度看来，中央的《十九号文件》要比地方的《三十三条》开明得多。

自20世纪90年初我遭到公安局拘查问话后，多年以来，我不时要接受传讯问话。从1990年3月至1991年1月，竟先后被问话达10次之多。在这期间，国内外关心我处境的人士纷纷到访探望，了解我的生活近况。

拘查后，大马站只举行祷告聚会，弟兄姊妹仍可再次祷告、敬拜神。归荣耀与神。

二、问话纪实节录

1、1990年（共接受10次问话），背景：89事件刚过。

10月31日，黄华路看守所第八次问话。问我有什么人来访，特别是有知名度的来访者，他们有什么反应？我答复以后，反问：“为什么连前总统列根（里根）所送的纪念品也取去？”当局说：“你是否想取回这些东西?”我说：“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你们问我他们说什么，我就把他们的话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叫我登记，交由两会管理。但三自是被利用来消灭基督教的。如果这样，我们不受外国基督徒管理，反要受本国非基督徒管理，这怎能是自治呢？我们守法，也不参加游行。如果与圣经冲突时，我们是顺从神的。”

他们叫我到大礼拜堂讲道。我说：“我们不能与和尚等混在一起。”他们说我听从外国人的话而不听从本国人的话。我说：“我没有听从外国人的指挥。在对外开放的今天，他们来与我有交通，不是控制我。10月5日，海外有人来电话，问我是否这两天要被处决？”

2、1991年， 背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夕。

1991年5月10日，越秀区召集许多信徒开会，叫他们不要来这里聚会，并介绍他们到其他地方聚会。会中，他们请人发言。一位医生说：“我到其他地方聚会我会睡觉，但这里讲圣经真理，我听得明白。最近我还帮助残疾者，因为我信耶稣，所以我才乐意这样做。”有一位姐妹说：“几年前我的儿子发生车祸死了，有人叫我信耶稣。我到了大马站听福音，信了主，现在很喜乐，我不到其他地方去。”还有几位举手要发言。据说时间到了，散会。

9月13日，有两位女人来，叫我学习六号文件。

9月25日，上午11—12时，广州市人大代表13人来和我谈关于“登记”的事。我说：“我若登记，就把我们交给三自会管理。”某说：“不是‘管理’，而是‘指导’。”他们的态度也不错。

10月4日，传闻全市都赞成整我们。

11月1日，宗教事务处和越秀区5人来和我谈登记的事。我说：“不要因为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事，而认为我们也是这样。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有混政治的基督教和纯基督教。我们在‘六四’没有参加游行，证明我们不是混政治的一类。”某答：“我听你讲了三次。”我说：“我还要讲，因为不参加游行是个铁的事实。”我又说：“你们各居委会四处叫信徒不要来聚会，还有些单位威胁信徒，若到大马站聚会就没有奖金等。”他们说：“我们没有这样做。”我说：“这是各单位利用这个机会来威吓的。”他们说：“我们没有叫他们不给奖金等，但我们实在叫他们不要来聚会，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叫他们。”晚上派出所5人配合前来，但他们的态度就不如宗教事务处的了。

12月15日，在一些礼拜堂公读文件，说明年要整我们。

    3、1992年，背景：苏东剧变。

从3月17日到4月10日，不到一个月，我被叫去问话，计五次。这是最频繁的一个月，从来没有像这样频繁的。

第一次问话。1992年3月17日下午，宗教事务处叫往谈话：内容是有关“登记”和“三自”等问题。我说：“我们顺服政府，纳税、救灾、交保安费等。但我们的信仰是不应与不信派混合的。”他们提到广东省44号文件，叫我们登记。我说：“1991年11月4日，中国人民白皮书与宪法都没有提家庭聚会要登记。白皮书反说‘信教公民有权组织宗教活动’。这就说明家庭聚会是合法的。我们以圣经为标准。如果……我们宁可殉道。丁光训曾说过：‘1990年取消三自会’。”他们说：“你有没有看丁光训近日的发言？”意思是他已经改变了。我说：“耶稣叫我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说：“耶稣也没有拒绝法利赛人；保罗是在迦玛列门下的。”（这是其中一位牧师说的）。我说：“法利赛人是个教派，不是所有法利赛人都是假冒为善的。耶稣是责备他们的‘假’。保罗本身也是法利赛人。”他又说：“亚伯拉罕也没有拒绝罗得，而是救罗得。”我说：“罗得不是不信的，他只是属肉体。”

第三次问话。1992年3月28日，宗教事务处叫往谈话，也是关乎登记的事。他们说：“今年或明年会出宗教大法，到时就实行行政处理。”我还是说：“宪法和白皮书没有提登记，相反说家庭聚会是合法的。”他们说：“家庭聚会是指一家说的。”我说：“全世界的家庭聚会都不是一家。圣经里的家庭聚会也不是一家。五旬节在马可楼有120人聚会，哪里会是一家的呢！如果一定要登记，我充其量殉道就是了。”他们说：“三自会不指导信仰，只强调自办教会。”我说：“我们已经是自办教会，我们没有受外国或外地人指挥。”

他们说：“我们翻过卷宗，没有说你是右派分子，是《南方日报》弄错了。”我说：“我被斗为右派分子后，不久升为反革命分子，就被捕了。”他们说：“可能在文革时弄错了。”

他们又说：“你对政策是不大相信的，你受帝国主义指挥。帝国主义初期是借宗教来侵华。”我说：“我们没有受帝国主义指挥。我们现在不要继续说帝国主义以前利用宗教的事，这是过去的。正如我们也不要把文革的错误算为今天的事。”

      4、1993年。

6月3日。在安静了14个月之后，这是在星期四早上，从8时45分至11时，4位公安员突然叫我到派出所去谈话。他们一开始就说：“你们的聚会仍是非法的。”我说：“丁光训说过：现在到处搞‘取缔’，这种‘取缔风’是不对的。”他们说：“你们不应设有儿童聚会。未够18岁的儿童不要向他们灌输有关信仰的问题。”我说：“未够18岁，你们也向他们灌输马列主义。”他们说：“没有。”

他们又问我们的经济来源。我说：“是信徒奉献的。虽然外籍人士来聚会也有奉献，但我们没有外国任何一个团体，作长期的支持和供应。”

他们说：“你们油印那么多的书，甚至有人在垃圾堆所拾到的，又是‘大马站’的书。”

我说：“我们油印100本书能有一人信耶稣，也是值得的。”

他们说：“你们聚会，噪音太大。”我说：“以前我们的主日聚会是在下午2时开始的。后来报纸登载，每日12时至下午2时不许有噪音。我们为了顺服政府就把聚会改在上午8时至10时。况且，我们唱诗只有半个小时。但在我们后边拆掉房子的空地改为卖衣服时，音乐声从早上直到晚上响彻全地，无人禁止，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他们又强调顺服政府。我说：“我们在‘六四’没有游行，怎么不顺服呢？明天又是‘六四’了。”他们说：“如果美国叫你们游行，你们会游行吗？”我说：“美国也有游行的。我们是听神，不是听美国或看美国。”

这次问话，总的来说，他们的态度是不错的。

       5、1994年。

1月12日，居委会有两人带越秀区两位统战代表来问候我健康并谈登记问题。

3月23日，公安来取了三箱书。

6月3日。上午9时25分，公安员叫我往北京街派出所谈话。

他们先从油印书刊谈起，说我们非法。我说：“全世界都没有以油印为非法的，况且我们印的是‘非卖品’。”

他们问有什么外国人来。可能因为6月1日晚上有一个外国人在这里问安几分钟，所以他们问及此事。我说：“经常有外国人来聚会，有时在我们讲道后有几分钟的问安。他们回去后说我们这里有信仰自由。”

他们叫我要遵守两个规定，特别是关于登记一事。我说：“这不合乎大多数基督徒的需要。（家庭聚会占90%）在登记后受地方法规限死，使福音事工不能发展。我宁可再坐监或殉道。”我说：“‘六四’我们没有参加游行。我们不是反政府，而是政府不理解我们。”他们说：“美国或香港也要登记。”我说：“美国或香港也有没有登记的。”他们说：“我们不是学美国或香港。”我说：“当然我们不是学美国或香港。原是你们先提起美国或香港要登记，那我才用美国或香港来回答你。”

这次问话，他们都很客气。直到上午11时我才返回。

   6、1998年，背景：香港回归之后第一年。

2月10日星期二早上聚会后，三位宗教事务局人员来，把《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给我，叫我学习。我说：“我们不登记。《宗教白皮书》（1997年10月16日）第三点说：‘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根据《宪法》第五条：‘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公民，我们是服从政府，1989年‘六四’我们没有游行，但我们的信仰是自由的，我们只能顺从神。”

他们说，不应有儿童聚会。我说：“儿童信教受法律保护，引用《国际法保护》，经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规定：‘所有儿童均应有按照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愿意接受有关宗教或信仰方面教育的权利……’”我说：“登记是要限制我们的信仰，我宁愿再坐监也不登记。”

他们问我的健康状况，我说：“我患了脑动脉硬化、腰椎滑脱和椎间盘突出。”他们要我小心保重。我说：“谢谢！”

8月20日上午9时至10时半，宗教事务处4人与我谈话。他们问我对《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有什么看法。我仍然说：“我宁可坐监也不登记。因为这些条例是限制我们的信仰。公民既有‘信仰自由’（不只是‘信教自由’，‘信仰’应是包括圣经全部教义的），我们就照圣经而行。”我还说：“圣经有家庭聚会，都不是指一家人，五旬节在马可楼有120人，当然不会是一家人（徒1:13—15）。圣经有4处提到‘家里的教会’（罗16:5，林前16:19，西4:15，门2）都没有登记。罗马迫害基督徒最甚，也没有登记条例。”

他们说：“18岁以下的人没有分辨接受能力，所以不要给他们施浸等。”我说：“为什么你们向18岁以下没有分辨接受能力的人宣传马列主义，他们又可以成为共青团员呢？”

他们说：“不要批评其他宗教，应当团结。”我说：“只有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人人都有罪，需要耶稣的拯救。”他们说：“你说人人都是罪人，难道我们也是罪人吗？”我说：“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神说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最好你们也信耶稣得着拯救。”

末了，他们叫我回去再详细研究《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下次再谈。他们的态度还是很好。

此后，直到2009年，有关部门仍不停地找已入耄耋之年的林牧师“谈话”，要求“登记”。林牧师每次耐心解释后，仍如前所说：宁可被捕也不登记。他的回答谦卑柔和，却字句有力，坚守正道，却又智慧灵巧，颇具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愿神用厚厚的恩膏恩待他的老仆人，继续地赐福于他的老仆人。阿们！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7—8）

2011年7月23日，我们所敬爱的心斐姨卸下了世上一切的劳苦，带着丰满的生命果效荣归天家，得享主耶稣所预备的永恒荣美的安息。我们都爱她、敬重她，因为她曾经为主的缘故，用爱、用真理、用生命服事了我们众人。她实实在在是我们大家的“心斐姨”。神在最适合的时间接她回家休息，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份难以割舍的伤痛。甚愿这几天来的追思礼拜，能激励我们与主更亲，爱主更深，事主更诚，见证更美！

心斐姨1928年出生于福建厦门港礼拜堂一位牧师的家庭，从小就接受很好的属灵的熏陶和严格的训练。15岁时在一次夏令营会决志悔改信主，重生得救；18岁蒙主的呼召，并考上福建音乐专业学校；22岁时院校合并，到上海音乐学院继续深造，25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音乐学院，是全系第一名。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文化局工作。在圣灵的引导下，她响应神清楚的呼召，毅然放弃文化局的工作，回到厦门家中，那时她26岁。她一边教几个学生学声乐和钢琴，照顾供养家庭的需要，一边在教会里参与服事。30岁那年，因着坚守纯正的信仰，不加入“三自会”的缘故而遭逮捕，监禁于劳改农场。12年后被流放到福建山区武平县永平公社插队劳动。那时她已经42岁了。1974年46岁时，终于获得释放，回到厦门到今日，一直是以自由传道者的身份在厦门和福建各地服事主，服事弟兄姐妹。她的足迹遍布中国的许多地方，也到过香港、新加坡、以色列、澳洲、美国、俄罗斯等许多城市和地区，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留下了佳美的脚踪。

1958年，就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岁时，为了持守纯正的信仰，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她被投进了暗无天日的监牢里。被人视为人生中最宝贵的一切，全然被埋没在荒凉混乱、阴暗潮湿的监狱里。很多次她被审问﹕“你还信上帝吗？”只要她说一句“我不再信了”，第二天就可以解除镣铐回去与家人团聚。但在这关键的问题上她一点也没有妥协，没有让步。情愿为着信仰而放弃自由。她牢记主所说的话：“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路12:8—9）审问人员恼羞成怒地吼叫：“那你就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吧！”她被判定是出不了监牢的人。当她从监牢获得释放时，曾有一位在大学历史系当教授的亲人很尖锐地问她说：“你是从大门走出来的，还是从狗洞爬出来的？”她坦荡地回答说：“那是因为‘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诗124:7—8）无论是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她都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在劳改农场劳动时，曾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她要翻山越岭，独自一人看守六百亩渐渐成熟的果园，防备猴子和野兽毁坏果树。每一个三更半夜她都要忍受露水、寒风、蚊虫、疲乏的煎熬，还有难以忍受的饥饿。面对着极大的诱惑，几个月下来，她一个果子也没有偷吃，连一个也没有。始祖亚当、夏娃因树上的果子而失败了，心斐姨却靠主胜过了。漆黑的夜晚、起伏的山岭，成了祷告和赞美主的地方。在那里只有她与神在一起，这是在劳改农场劳动时最享受的时刻，她将从小时候到长大所学的诗歌一首首地唱出来，用最美的歌声唱给神和天使听。

从1958年被捕到90年代，她的家曾多次被抄、被搜查，然而除了信仰问题之外，人们再也找不出她有任何错误过失。她圣洁的生命见证了自己的信仰，见证了主耶稣的名，连逼迫她的人也从心里佩服她。她无所畏惧，就怕得罪神。光明磊落，常存交账的心态，在神在人面前，存着一颗无亏的良心。她记牢主说的话：“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路12:4—5）

1974年，她回到厦门家里，就全身心地投入教会的建造。她先在自己的家中开始家庭的崇拜与儿童聚会。几年辛勤地服事与祷告，逐渐地建立了各种不同年龄段的小组聚会。不仅有儿童主日学、还有少年人、青年人、姐妹、大学生、中老年人及传道人的小组。基本上是以祷告、查经为主，加上专题的分享与交通。在那个时期，学习材料奇缺，她自己编制教材，按序有效地牧养带领各个小组。这些小组的聚会人数不多，活动比较方便，出入自由，很有活力；也让很多人有学习服事和操练的机会，可以发挥各人的恩赐，肢体之间关系密切，彼此关怀；同时也适合当时的环境。这些小组、团契就是形成今日教会的雏型。记得当时有一位海外教会杂志的主编来到厦门，参加了家庭式的聚会，惊叹说：“这真是原始教会的模式！”

80年代后期，沿海一带家庭教会兴旺起来，得救人数不断加添，这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他们采取了种种的逼迫、打击、限制的手段。面对着有关人员的劝说和恐吓，她坦然平静地回答：“从上到下各个部门常常开会，大会小会开个不停，各种宗派也都在开会，就连街道、居委会也在开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不允许开会？圣经明白告诫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来10:25）国家宪法赋予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有集会言论等等的自由，这是每个公民拥有的权利。你凭什么不允许我们聚会，是根据哪一条‘法’？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开会，直到今天也一样。”这些前来劝阻的人吓了一大跳。怎么这样一位老太婆竟然有如此高水平的言论，真不可思议。

心斐姨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她同样有人的种种需要。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她曾有一位男朋友，只因为彼此所选择的道路不同而分手，她为此曾经很伤心难过。她从劳改农场和山区获释回到厦门后，也曾有过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的念头，只是神在她身上并没有这样的安排和带领，她顺服神在自己生命中的引导和计划，一无挂虑地为基督和他的福音效力，专心讨主的喜悦。她没有成家，却是帮助引导许多的弟兄姐妹建立了基督化的家庭，并教导年轻人如何按圣经的真理过好婚姻与家庭生活。如今在教会里服事的姐妹们有许多都是她一手培训出来的。

和她在一起服事，你能够感受到稳妥、安全和喜乐。她在三个弟弟、弟媳和许多的侄儿侄女的大家庭里过家庭生活。可贵的是，就在这个大家庭中，她建立了厦门最早、最美的家庭教会。她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无数归向神的人，栽培、建立了各种年龄段的人。一批又一批的传道人从这个家庭教会成长出来，分布遍及了许多地区。三个弟弟、弟媳和他们的后代都在她的影响之下，投入教会的各种事工，其中有三个侄儿、侄女成了全时间事奉神的传道人。她将家庭与教会紧密地联结在基督耶稣里，更是将“家庭教会”的内涵，活泼生动地呈现在众人面前。她帮助造就了许多人，在她年迈患病期间，就有四面八方的亲友和主内肢体纷纷给予多方的关注和照顾。神为她预备了一位忠心的姐妹，前后几年，日夜守候陪伴在身边，一直到她走完人生的路。

90年代初，神忠心的仆人、主内的前辈戴绍曾牧师和心斐姨等人看到了中国家庭教会发展的趋势和需要，把握时机，及时举办密集的神学培训，使那些已经在工场上服事的传道人能接受比较系统的圣经神学培训。从1992年至2002年，整整十年间，栽培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注重生命品格、有正确的圣经基础和神学观念的时代工人，他们分布在各个城市、乡镇、山村、海岛，为基督作美好的见证。

在整整十年神学培训过程中，心斐姨每一期都和学员在一起，就像学生一样，专心地听课，认真记笔记。培训期间每天下午都有一个完整的时段，各地的学员相聚一起，每个学员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在教会里的服事、与同工之间的关系、家庭夫妻的关系、儿女的教导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她与大家一起讨论、思考、分析、辨别，最后再整理出正确的答案。这个时段也给学员带来极大的帮助，许多学员心中的困惑和难题获得化解，同工间的关系被理顺，道路也更加清晰。

心斐姨不仅和大家一起学习、做作业、讨论，并且提供处理难题的方案，也帮助扶持一些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学员，不断地给予支持和鼓励。心斐姨非常注重学员生命品格的塑造，严格要求大家必须遵守课堂纪律，按时上下课、完成作业、按着规矩休息、睡觉、灵修。衣着要干净整齐，房间铺盖、被子、洗手间等等都要整洁、有序。每一期的学习虽然只有几天的功夫，然而却是一次非常棒的训练过程，对以后的生活与服事有难以形容的影响。她的家，不仅是一间教会，也是一间学校，在这里训练出一批批神国的工人。她是最好的牧师、教师，也是最出色的辅导员。

从1997年开始，我们从已经受过比较系统神学培训的学员中挑选一些灵命成熟、有教导恩赐的同工，一起举办在各地区的神学培训班。心斐姨与我们一同策划、安排、设计各地的培训事工。她自己也亲自到各个地区的培训班去教导学员，她教的科目是“基督教伦理学”。这一项培训事工给各个地方的教会带来复兴与拓展，其影响非常深远，直至今日这项培训事工还在继续。

2003年12月，她应邀参加《生命季刊》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中国福音大会。在会上有非常宝贵的见证和分享。从美国回到厦门后，她显得比以前更加繁忙。海内外有许多主内肢体纷纷前来拜访探望她，带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渴望与她交通、谈论。她也乐于接待每一个到她面前的客人，用心聆听，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她实在太忙了，负担太多了，太重了。2004年，她突然脑溢血住进医院，经过抢救终于从监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那天下午，恰巧是每个周五下午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同工会(这是从1974年回厦一直到她离开世间，几乎没有停止过的聚会)。在病房里我们见面时，她舌头还有点僵硬，却清楚说出第一句话﹕“生为主生，死为主而死！”接下来她非常诚恳地说：“我要悔改！”那个时刻我深深地受震撼了！我觉得非常地稀奇，她这样将自己的一生全然奉献，为主的缘故，舍弃一切，此刻她所想要表达的话竟然是“我要悔改！”她实在是一位敬畏神而且有神同在的人。

2007年12月，她坐着轮椅和我们一起参加《生命季刊》在香港举办的中国福音大会。她在大会上讲道和带领祷告，恳切勉励众教会、众信徒要悔改归向神。她讲解了《启示录》第二章，并以丰富的生命经历和阅历，列举许多事例作为鉴戒，提醒众信徒当谨慎自守，不要贪恋恶事；她以犀利的洞察力剖析了混杂在教会里的错误邪僻的教训，提醒教会要警醒，要抵挡假先知的教导。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纯正全备的善道。

从2004年起，她曾多次患病住院。神也一次又一次将她从极重的危险中抢救出来。长期的牢狱折磨以及不辞辛劳的服事，使她的身体非常衰弱，内脏的一些器官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脑溢血致使她一手一脚麻木，行动很不方便。然而她依然把握每一个机会，参加各种的聚会。她实实在在成了轮椅上的传道人。只是每一次讲道、作见证时，她一定是从轮椅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传讲真理的道。

心斐姨安息主怀后，她的侄儿按着她生前的心愿，在她呕心沥血亲手建立起来的教会会堂里，举办了追思安息礼拜。六堂的追思礼拜，有六篇信息，传讲神在她身上奇异的恩典和作为。更是有众多的同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讲述了心斐姨伴随着他们一同学习、生活、事奉的经历与感受，追忆了她爱心的付出和美好的生命见证，感人至深。接连六堂的聚会之后，我们依然觉得言犹未尽，尚有许多话要说。神召回自己忠心的使女，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来。神的工作仍在继续，新的一代已经兴起，生命在延续，一刻也没有停歇！

回顾心斐姨生命历程的片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神的确是将她作为荣美的恩赐和见证，赏赐给中国家庭教会。她以生命为讲坛，以生活为讲章，传递生命的信息。无论走到哪里、摆在哪里，都是那么美，叫神得荣耀，叫人得益处。她的生命也像一首美歌，平凡的生活和服事以及漫漫的苦难历程，就如一串串的美丽音符，谱写成美妙的生命乐章。现在她已经回到为她舍命的主耶稣那里，在神的宝座前与众圣徒一同唱更美的新乐章。

（本文原载于《生命季刊》，获准转载。）

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唱着一首诗歌的副歌——“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内，因主慈爱常覆翼，我心必得安慰。”不知唱了多少遍，也不知到底给谁唱，只是想唱——不停地唱，时而眼泪就流下来……

8月16日晚上，有个弟兄告诉我们，袁牧师当天下午归天家了。太突然，太突然了。我们夫妻赶紧换上衣服，一边嘱咐孩子们几点注意事项，一边拿着雨伞出了家门。因孩子也认识袁牧师，一听到老人过世了，就没有拦阻我们，只问了几点钟能回来。外面继续下着小雨，这雨已经下了一整天了。啊！原来它也是在为他哭泣，为他惋惜呢！

到了马路边没等多久一辆出租车就驶过来，我们顾不上那是什么牌子的车，就招手坐了上去。车开得很慢，一路上堵车，直到南三环。在车上我们彼此没有说几句话，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面。我是多么希望袁牧师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我们家庭教会不仅被兴起，而且神的儿女公开自由敬拜神的那一日！像当年袁牧师在福音堂门口敲锣打鼓来吸引一些好奇的人们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一样，有那么一日，老人家看到一群年轻人也在以同样的方式来传讲天国的福音，那该多好！其实，这也是我的祷告题目之一。为这福音的原故，他奉献了他的一生，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为此，他不仅走上了艰难的信心生活之路，也经受了冷酷的监狱之苦。在监狱里一呆，就是二十一年漫长的岁月——把年迈的母亲和尚未成年的六个子女托付给瘦小的妻子，不，是交托在神的手中！在监狱里没有诗歌本，没有圣经，只有记忆中的一些诗歌和经文。后来，他告诉我们，当时只有一句话——“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29:10）从此，这一句话激励了我们夫妇许多次，每当面临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重复这一句经文来重新得坚固，重新得力继续为主做工。不知袁牧师美好生命的见证激励了多少年轻人兴起来为主做工。

我们认识袁牧师夫妇已经有十三年了。刚认识他们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他们会给我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忘不了，白塔寺的一间简陋的小房；忘不了，床边挂着的印满葡萄的帘子；忘不了，那里的饭桌；忘不了，挤满了的人群；忘不了，在外面站着听道的经历；更忘不了，那里的温情。每当去袁牧师家时，总是看到有弟兄姊妹在那里，有的人是北京的，有的人是从外地来的。有时我心里想：他们多累呀，有没有休息时间哪！但，他们始终热情地接待每一个人，细细过问每一个教会的情况和个人的一些琐事。后来我还发现，只要去过他们家一次，师母就能记住、不忘记，还准确无误地叫出名字来。刚开始我很纳闷，师母年纪那么大，接触的人又那么多，她怎能记得住那么多的人呢？因为好多像我这样的人又不经常去，过一段日子才去一趟。我想，那是神赐给她的恩赐。

车终于到了洋桥，外面还是下着雨。我们摸着记忆，敲了袁牧师家的门，已经将近半年多没有来这里了。门很快就开了，师母平静地坐在餐桌的正中间，几位家人坐在旁边。师母看见我们进来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怎么来了？怎么知道的？”我们走到身边时又忙问：“孩子呢？”师母还是非常清醒，平静。我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我没有说一些安慰话，因为她比我还安稳。家里人忙着翻电话薄，通知追思礼拜事宜，我想帮忙却帮不上。座机一直不停地响，几次师母也过去接电话，耐心地告诉对方袁牧师当天下午已经被主接走了，有时还用广东话来讲。她还安排一些事情。虽然从她的脸上能够看到一些虚弱，她却以惊人的毅力来支撑着。耶和华神是她心里的力量！

坐在那里看着饭桌，就不知不觉想起上一次我们一家人来看望他们的时候，在那里吃午饭的情景。那时，袁牧师还在家里，但身体虚弱，只能喝一些清汤和牛奶。吃饭时师母不停地往我们的碗里夹菜。好久没有人给我夹菜了，我也好久没有给别人夹过菜。每次上午来袁牧师家，他们总是留下我们吃完中午饭再走。过去是师母亲自下厨房做菜，后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就由别人来做。有一次，老姊妹悄悄地告诉我：你们来了师母多高兴，要亲自做鱼给你们吃。师母的做菜手艺真是非常好，不仅颜色好看，还特别好吃，做饭速度也快。没想到那一次是与袁牧师的最后一次共餐。每次去袁牧师家，都是他们请我们吃饭，所以我们一直想请他们夫妇吃一顿饭，以此来表达我们的心意。上上一次拜访时，我们就硬请他们夫妇到附近的餐厅吃过简单的一些饭菜，总算了了我们的心愿吧。

从袁牧师家回来时，他们总是不让我们空手回家，总是往袋子里装这装那，有时袁牧师还说要多装点回去给孩子吃。有一次，我们带孩子去看望他们，袁牧师就非常高兴地与孩子说话，临走时还把冰箱贴取下来送给了孩子。平时看起来比较严肃的老人家还有如此可敬可爱的一面，使我的内心再一次深深地被打动。他心中多么喜欢小孩子啊！偶尔在外面见面时，没见孩子和我们一起来，他们就问起孩子的情况，所以每次去看望他们时我们都带着孩子，也希望孩子记住中国家庭教会领袖的形象，以此激励孩子用一生忠心服侍主。

现在我们多么幸福，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和孩子在一起，但袁牧师却曾被无情地剥夺了作为父亲应有的权利，失去了疼爱儿女的黄金时间。他从狱中被释放时儿女都已经长大，虽然有幼年的孙子辈，却没有安静的时间与他们单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家里天天来弟兄姊妹，又有聚会，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1993年的元旦，我们几个人去了袁牧师家，刚进门看到屋里来了好几位，仔细一看刚好都是他们家里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家里人单独在一起的情景。难得看见一家人在一起。心想：糟了，打乱了他们的美好聚集。我们一行还在不知所措时，一溜烟，他们都静静地走出去了。他们的年龄都比我们大多了，有的和我们父母的年龄相仿，但他们总是那样谦和，使我不得不从内心深处敬重他们。也许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的尴尬，但看得出这对他们家人来讲是常有的事。

我总是忘不了过去我们刚出来服侍时，袁牧师夫妇对我们的接纳和鼓励。他们以无愧的良心来坚持他们的立场和圣经的真理，使我深深地感动。当时我就告诉自己我们夫妇的一生也应该像他们一样，全然奉献自己并以无愧的良心来持守真理。

我们结婚时没有买戒指，就以圣经经文来代替戒指，彼此交换了“信物”。一处经文是《撒迦利亚书》4：6：“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句经文也是袁牧师最常用的。另一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3：4—8：“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处经文也是在袁牧师的聚会中常唱的一首经文诗歌，每当唱这首诗歌时，师母清脆的声音格外地好听。袁牧师夫妇不仅常常讲这两段经文，唱这两段经文，也用他们的一生活出了这经文的真谛。他们夫妇实在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效法的榜样。

我时常感谢神，我们刚出来服侍主就认识了袁牧师夫妇。因为他们，我们不仅明确了我们侍奉的方向，也坚定了基督里面的无伪的信心，这也让我们少走了弯路。每当遇到极大的困境时，我就常常想起袁牧师夫妇，想起神用一路的吗哪来带领了他们，相信神同样会带领我们。从他们夫妇的真实生命中，我们看到和学到了好多好多极其宝贵的东西。他们走过的路我们不一定会再经历，他们受的苦难我们不一定会再品尝，但他们坚贞的生命使我们后人继续效法，并在各样艰难困苦和新的挑战中仍然持守纯正的信仰，并且为着信仰奉献自己。

我们刚结婚时，生活上非常艰难，每当我们去看望他们时，知道我们状况的师母总是往我的手里塞一些钱。虽然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宽裕，但他们总是以爱心来关心我们。有一次，我们去袁牧师家时，刚好家里有一些钱，我就高高兴兴地把其中的五十元钱装在信封里，心想终于如愿了。可是，当我们要起身离开，正要拿出我那精心准备的信封时，师母却把一张五十元的钱悄悄地塞在了我的手里，我忙说我们很丰富，她却笑着小声说：“拿着吧。”我只能收下，并赶紧用另一只手拿出信封交给了师母，她会心地笑了，我也不好意思地向她笑了一下。同样的五十元钱，却彼此接受了基督里面的关爱；似乎是在交换，却彼此表达了基督里面的记念……

快到晚上十点钟了，他们家人仍在打电话、又接电话，他们家里又来了一些弟兄姊妹。我们简短地说了一些话以后，就离开了袁牧师的家。小小的雨滴不停地滴在我们的头上。

这几天里，一想起袁牧师，里面就出来圣经《提摩太后书》4：7—8的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有时，在我一时的错觉里面好像觉得袁牧师没有离开我们，如果我去他们家还能见到他，他还在洋桥。但是，追思礼拜的日子越来越临近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他已不在这个世界，回到天家了。

今天，天空格外晴朗，连着几天下的雨水把京城的空气洗得清清爽爽。

中午，我们早早地从家里出发，一路上因走错了路耽误了一段时间，但还是及时赶到了。已经来了好多人，不少人我也认识，但没有来得及与他们一一打招呼。我一直站在殡仪馆竹厅门口等着开门进去。我要最后一次再多看一眼袁牧师的仪容，要好好与他告别，心中还有好多好多想说的话。因为人多拥挤，我就不断地往后退，又给老人让着位置，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很后面了。心想：后面就后面吧，仪式结束后还能看一眼。后来，我还是被安排到非常好的位子，我看到了他那安详的面容。当唱第一首诗歌《全路程我救主领我》时，因哽咽无法继续唱下去。我真的舍不得他离开我们，好怀念他；好遗憾他在世时没有看到黎明的到来，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十字架高高地立在北京城的上空，那些蒙救赎的灵魂涌入神的殿，神的百姓在圣殿里高声颂扬主的名……

师母一直到仪式结束都静静地坐在轮椅上，她的表情非常安详。她在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靠着神度过了艰难的时期；在各种搅扰面前仍然忠于了他们的婚姻；袁牧师出狱后她又细心地照料了丈夫；如今又亲自送走她最亲的人。她用她的一生陪伴了袁牧师。在袁牧师一生的服侍中都有她的影子——她那瘦小坚定的身影。她是所有传道人妻子们的榜样！

师母的旁边站着他们的子女。为福音的缘故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心灵里经历了当时他们无法完全理解的因信仰所带来的残酷的现实。有一次我们去袁牧师家，刚好他们的两个女儿也在。吃过午饭后袁牧师进房休息了，我们就与她们两位姐妹聊天。我问她们两位，袁牧师被捕以后她们在学校和单位里怎么度过的。她们轻松地告诉我们说：“没什么，大家对我们不错，只是学习再好，工作再卖力也评不上优秀。”我想，现在她们如此平静地回忆，但当时她们又有何等深的感触呢？！

我的耳边回荡着她们母女的一段对话——

“妈，明天的午饭您就给我带一次白馒头吧，好堵住那些同学们的口。”

“……不行啊，给你带一次，他们（其他孩子）也要带啊。”

此时，哪一位母亲的心不会痛！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痛苦，母亲有母亲的苦衷。她们所经历的生活和心灵的坎坷何止这些？

的确，在袁牧师得胜的信仰历程里深深地印着他们六位子女们留下的大大小小的脚印！

袁牧师不仅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了神的祭坛上，也把自己的配偶、子女——整个家庭全然奉献在神的祭坛上！他并不是一个人服侍了主，而是带着全家人忠心地服侍了主。谁不爱惜自己的妻子，谁不疼爱自己的儿女，谁不知道要珍爱自己的家庭，谁不知道青春时光一去不复返？然而，为福音的缘故他却摆上了这一切！信实的神也兑现了自己的应许，他们度过了足足67周年的婚姻生活，他们的儿女也都健康地生活到如今。

听啊！天使美妙声，传来颂歌嘹亮，
越过那荣耀福地，越过碧波海洋。
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内，
因主慈爱常覆翼，我心必得安慰。

尊敬的袁相忱牧师——我们众人的好牧者，我们的好前辈，我们的好弟兄！到那日，我们在天国相会，再相会！！
……

我想，我们年轻一代该站起来了。老一辈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持守了纯正的信仰，把福音的火把传递给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我们应该站起来，并且站稳了，继续把福音的火把传递下去，一代又一代，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

兴起，兴起为耶稣，尔等十架精兵！
尔王战旗当高举，不可使之倒倾；
主要领你战诸敌，必定连连得胜，
直到诸敌尽降服，惟主大奏凯功。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12:1）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耶33:3）

主啊！求你兴起，兴起我们，使用我们！

附：天明牧师在袁牧师追思礼拜上的祷文

慈悲怜悯的天父、永生的上帝，我们的救赎主：

你伟大、荣耀的名在我们中间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在过去九十三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带领了你的老仆人——袁相忱老牧师，大大地使用他，透过他赐福了许许多多的人和许多的教会，今天你终于把他接回你的天家，你使他脱离了世上的缠累和肉身的苦痛，进入你的永恒，在你的怀中永享安息。

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安息。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老仆人一生没有违背他那年轻时所蒙的恩召，一生服侍了你，并且用他那夸胜的生命见证着使徒保罗在经上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提后4:7—8上）

主，面对这样一个荣耀的安息，我们想起经上的一句话，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7—8）

主啊， 我们在你的老仆人几十年的事奉中，看到了你坚贞的生命、你福音的大能，以及你荣耀的作为。面对逼迫和无期徒刑，你的老仆人用无畏的生命见证了你的话：「你要把你的教会建造在‘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面对漫长的监狱生活，你的老仆人不仅没有绝望，反而用向环境自由的夸胜生命来见证了你的话：「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坐着为王，仍坐着为王。」面对出狱后的事奉环境的艰难，你的老仆人仍然对你充满信心，用他的信心的生命唱出了「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圣灵方能成事。」

你的老仆人，整个的人生，就见证了你自己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下）

为此，我们今天聚集，为着你在你老仆人一生中的作为来感恩，也为着透过他向众教会所施的恩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在这时刻，我们愿意在这里记念与你的老仆人一同生活67年、为着信仰、为着主你自己，与他同甘共苦，默默忍受各样痛苦和漫长艰难的你的老使女——我们尊敬的袁师母。愿主你自己的安慰在这个时刻临到他， 擦干她的眼泪，因为在那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分离和悲哀。

主啊，我们也愿意在这里记念你的老仆人——袁牧师的所有儿女们。他们为着他们父亲的缘故，夺去了童年的快乐，在他们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历程中失去了父爱的激励，他们年轻的生命经历的是无助、留下的是奋斗后的失望。为着你教会的成长，他们有意无意中与他们的父母一同在他们的家庭中、在他们幼小和年轻的生命历程来「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西1:24）为此，主啊，你的众教会在这里记念他们；并且切切地为他们祈求，愿主你记念他们为着父亲的信仰经历的一切，亲自擦去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留下的那些一道道泪痕，亲自把他们的心从无法忘记的痛苦记忆中带回到你的美好，求你亲自赐福他们每一个家庭，在你的爱里美满、幸福，用你的道养育敬虔的儿女。

主啊，我们知道今天不是一个悲伤的日子，而是一个荣耀的日子。因为你的老仆人走完他事奉的人生，荣归天家。他虽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却永远随着他。

主啊，你伟大荣耀的名永远配得我们的赞美！

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一、初到北京

1948年，大批的传道人早就已经进了关，我因为新婚，所以离开较晚。时值内战，东北与华北之间铁路交通断绝，为了我们能进关工作，我弟弟卖掉了口粮，给我们买了飞机票，实际上那是一架货机。

7月30日，我们终于踏上北京（当时称北平)的土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家当就只有30斤行李和10块美金。与我一同事奉的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他是通过别的途径，费更大的周折才来到北京的。

我们有幸能够来到北京，深感是上帝的恩典。到了北京之后，除了对这个古都的名胜大有兴趣之外，就是对这里的教会进行了全面的观摩和了解。北京教会当时有16个宗派，也就是说由不同的外国差会形成的，如英国的伦敦布道会、圣公会（原名安立甘会）、救世军；美国的长老会、卫理公会、公理会、安息日会、远东宣教会；分别由美国、挪威、瑞典三个系统组成的神召会等等。这些差会各行其是、各自为政。

此外，还有一些中国基督徒自办的教会，如基督徒会堂(王明道主持)、基督徒聚会处、真耶稣教会、圣城新教会等等。

当时北京共有66个礼拜堂，其中有些礼拜堂修得很漂亮，但聚会的人数并不多。超过100人的有几处，最多的是王明道在东城区史家胡同的基督徒会堂，有400人。最少的只有几个人，甚至于根本就没有聚会，北京这66座礼拜堂可以说是非常冷落。

北京有好几所神学院，宗派不同，程度不等，有高有低。其中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是北京最重要，也是学历最高的神学教育学府，正式成立于1919年，原名“燕京大学神科”，1925年改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该学院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学习3年神学课程，学成毕业者获神学士学位。其次还有卫理公会创办的北京神学院，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4年；公理会联合卫理公会、长老会创办的联合女子圣道学院；神召会的真理学院；远东宣教会圣书学院，也称为圣洁教会的北平圣经神学院；此外还有安息日会办的一所三育学校，培训教牧人员。

各公会大多都有自己办的普通中学，如公理会的育英(男校)、贝满(女校)，还有卫理公会的汇文(男校)和慕贞(女校)。其名声、质量都是当时北京中学里最好的，所以受到社会的好评和承认，品学兼优的学生都争取进入教会学校。

北京教会有不少医院，出名的有卫理公会的同仁医院，分男院、女院；有长老会的道济医院等等，各公会办的医院总共有7所。此外还有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圣经会等基督教团体。基督教刊物则有《灵食季刊》、《恩友团契月刊》、《田家》半月刊等等，可谓应有尽有。

这是不是说北京教会就完美无缺了呢?远远不是。因为我认为北京教会有几个致命的缺陷：第一，一些教会的高层领袖虽有知识，但没有灵性，我不敢说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出国留学，还有好几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他们的派头十足，却没有传道的热情，生活优越，脱离信徒。第二，北京教会有很多满族八旗子弟进入教会当了牧师。他们祖上多为清朝皇族，吃皇粮俸禄，游手好闲，架鹰提鸟，只知享受，不知劳作。虽然清朝已经覆灭了，但是这些没落贵族、遗老遗少恶习不改，劳动无力，讨饭怕羞，还要追求奢侈的物质生活，一些投机者便纷纷趁机进入外国人办的教会，靠吃教过活，有很多人还当上了牧师。这种情况当时在北京比比皆是，拿我们长老会来说，就有许多八旗子弟，有的作传道人，有的当了牧师，有的当了长老。他们能够作一个虔诚的信徒，刻苦而热情地传道吗？就我所知，在教会作圣工的八旗子弟中很少有尽心竭力去做传道工作、为主忠心献身的工人。这也是北京教会一个致命的缺点。

但这并不是说北京教会没有好牧师，这里也有热心传道、虔诚信主的好牧人，另外从外地来了一些牧师和传道人，在信仰、生活、工作方面都有很好的见证，他们多少改变了一些北京教会的不佳状态。

以上就是我初到北京时对北京教会的观察和评价。

东北苏格兰长老会把我和那位同学介绍到北京的北美长老会，但是那里的牧师们持有排外思想，他们勉强决定给我们三个月的实验期，可是由于当时内战，北京城被共产党军队围困，三个月实验期满，他们自顾不暇，就把我和另外的同学无情地解雇了。我们怎么生活？往哪里去呢？当时北京长老会的外国牧师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只要我们愿意，他们可以把我们送到世界任何的地方，但是我想我传道要在中国，中国人必须在中国传道，所以没有接受他们的好意。

后来我的同学结婚有了孩子，生活无依无靠，于是就把自己穿的用的拿到破烂市去卖，做起了小生意，勉强维持生活。后来共产党南下工作团招收工作人员，他就考上了南下工作团，里外周转，成为一个随军的记者，他的文学功底还是很不错的。后来他到了朝鲜，叫他批判基督教，被他拒绝了。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后来他得了心脏病，终于在五十岁出头就离开人世了。

我和妻子在西城新街口教会只是临时居住，并不是那里的工作人员。等到1949年初兵临城下，新街口教会一位来自外地的青年传道人不辞而别，教会的长老、执事们也不来教会了，那里的聚会当然就自动停止了。新街口教会有礼拜堂，还有很多的房子，院子也相当大，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时候，当时党、政、军都想占用这些教会的房子，既然没有人负责，我就自动出来应酬、交涉这些事，因为教会是主的，我有这种责任和义务。

由于对未来的担忧，当时有很多传道人改行，也有朋友介绍我去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我自己则考虑到中学教书比较合适，身为基督徒是不能担任讲授无神论的语文、历史等文科教师的，那么教数学总应该不涉及信仰问题，于是我便买回一些数学参考书进行准备。然而，圣灵紧紧抓住我的心，良知的争战使我战胜了对未来的担忧，决心终生献身事奉，最终放弃了当教师的计划。这个决定，使我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

二、事奉之途

等到共产党的政权逐渐稳定下来，也宣传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时候长老、执事才陆续回来，教会的聚会也开始恢复了。他们见我这个28岁的年轻人还是真正信主传道的，于是便请求区会批准我在新街口教会主持工作，就这样我在新街口教会一干就是十年。

新街口堂始于1915年，是长老会鼓楼西堂的外堂，1925 年正式成立堂会，1927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改名为中华基督教会新街口堂。

我在新街口教会开始工作之后，就进行了改革，因为过去那里有两个长老、一个执事，长老之一是满族旗人，主要负责教会事务，执事是拉洋车的，他们经常聚在教会里喝酒聊天。我认为这样的人组成的长老执事会不能代表信徒意愿，也不能为主做工，所以我就逐渐把长执会取消了，成立堂务委员会，或者叫堂议会，让全体信徒民主选举有德行者担任同工，民主管理，吸收那些真正热心信主之人来管理教会。教会宗旨绝对自立自养，不接受外国差会的资金也不出租教会房屋（当时有的牧师靠房租养尊处优)，经费全部仰赖上帝的恩典、信徒的奉献。经调查统计，当时北京真正自立、自养的只有12个堂，新街口堂就是其中之一。教会工作按照基督的精神改革，体制逐渐完善，工作也就顺利起来，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十年间这个教会一直都非常稳定。我在这十年间虽无大的建树，但在忠心上于神于人都问心无愧。特别是对教会的民主管理，取得了初步的经验，为后来中国教会的改革模式，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探索，但也是十分有益的探索。

当时很多大教会的青年团契都停办了，新街口教会却成立了青年聚会，参加者有医生、教员及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当然那时候大学生被控制得很严，来教会的还是比较有限的。我们每年到春节期间，就张灯结彩（因为礼拜堂是临街的），召开新春布道大会，在当时北京没人敢这么做。此外还坚持过圣诞节，来参加的人能超过20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基督徒过圣诞节压力很大，新街口堂能如此行，当时在北京是唯一的。我们有时候请其他教会有灵性、有名望的牧师来开灵修会和普通的布道会。每天早晨都有晨更会，九点打钟，信徒来灵修一个小时，然后开始各自的生活和工作。

我刚接手时教会规模很小，全部信徒仅30多人。后来逐渐发展到130人，我每月都轮流去信徒家中探访一次。除带领礼拜、家庭会、青年团契(妇女会由我妻子带领)之外，打扫教堂，乃至冬天生炉子都由我亲手去做。为了发展教会，生活上我拒绝接受区会的补助，而且也不接受信徒对我的任何捐献，让他们将奉献全部交给教会，只靠我的妻子参加医院的工作来支持我工作和养家。后来信徒逐渐增多，奉献也逐渐增加，所以教会才每月给我50块钱的生活费，而且又请了一位女传道人与我同工，教会就这样逐渐地发展起来。

三、成为“右派 ”

“十年一剑，砥砺以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树立的凌云壮志。我既然到了北京，并开始事奉，就一心一意要用十年功夫装备好的这口为主工作的宝剑，施展一番。可是我在新街口教会的表现，却引起当时政府管理部门和三自机构的不满，三自的那些“专业人员”把我看成异己分子，无论什么学习会，我都坐在被告席上。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一时间举国上下开始“鸣放”，沸沸扬扬。一些教会领袖也在不同场合发言，指出中共并没有真正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可人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信誓旦旦的“双百方针’，到了 1957年夏天突然一变而为“反右派斗争”。为了配合这突如其来的局面，北京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12月26 日开始举办“北京市基督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我也应邀参加，经过学习、引诱、让你说话、让别人揭发；当开始批斗的时候，我在我们那个小组会上第一个被打成右派，从此这个学习也就不允许我参加了，同时不准我参加教会工作，而我也只能面对这种无理的对待。既然热心传道不被政府所接受，也受到三自积极分子的敌视，终止了我为主做工，我该怎么办呢？当时只有默默地祷告，准备自己忍气吞声。记得在第一次教会大门对我关闭，不许我参加礼拜的时候，我带着妻子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痛哭一场，那是我有生以来两次痛哭之一，另一次就是我母亲去世的时候。这两次都是触及灵魂的痛哭，虽然平时也经常落泪，但与这两次相比都算不了什么。多少年来风雨无阻地做礼拜，突然作为一名基督徒连敬拜神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其伤心程度可想而知。

1958年7月15 日，学习会结束，学员中被划为右派的基督徒有45人。教会揪出来划成右派的人相继增加，所以又把这些被划成右派的人组织起来进行专门学习，其中神学院的三自主席王梓仲也在其中，这些人和我一样都落到囚犯的地步。

右派学习的时候，让我们向党交心，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我们心里的反动思想，以及犯罪的行为一一不落地向党交代，而且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至少要写500条，我是一个城实的人，要我写500条，我就写了 510条。就是把我有生以来遭遇的一切，包括信仰上的、政治上的、在当时那个环境当中的有些认识，比如说对当年苏联军队在东北杀烧淫掠和当时苏联专家在中国的霸道行径的反感，我也都交代了。这是我的爱国民族主义的表现，以后才知道毛泽东与苏联的决裂，也是早有此心，由来已久的。

他们说交心没有罪，说出来就没事了。结果这些交心的人，以我为首的都变成有大罪的人。这在当时叫“引蛇出洞”，实质上就是赤裸裸的欺骗。我先是被降职减薪，停止工作，后来处罚继续升级，撤职查办，直到会后宣布我被判劳动教养，同时开除出教会，我连作个信徒都不行了，还要去接受强制改造。从此我看清了他们言而无信的嘴脸。

这是受苦受难的开始，也可以说迫害之火已临到我的身上，当然受到相同处置的人还有许多，有的甚至被判刑，最严重的有三个人，他们被判了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最高者20年，还有些判15年的，如王明道。

既然在政治压力之下不能反抗，就必须接受这个迫害之火，先划右派，接着被捕入狱。当时有一个特殊的办法即按照《劳动教养条例》(这是世界少有的)，不经过审判，不经过核实，党政机关、工作单位都有权把人送到劳改营去劳动教养。当时苏联赫鲁晓夫来了，也反对这样一个严重侵犯人权的法规。现在这种办法还继续存在，可以不经审判，判你个劳动教养，且时间很长。对右派一般要给予5年的劳动教养，他们才感到解恨。有的人在我去之前就被判劳动教养，接着加了又加，仅劳动教养就闹了9年。头3年是白干，不计算在强迫劳动之内，3年之后才宣判劳动教养若干年，可是《劳动教养条例》上却明明规定劳动教养的最高期限是3年。

由于我没有其他任何历史、政治问题，强制劳动3年之后，宣判我劳动教养1年，这算是比较轻的。劳动教养还有一个特殊的待遇，就是日期满了之后，还是不释放，那叫留厂就业，就是被迫在公安五处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就业。这些人永远享受不到一般公民正当的权力，他们在政治节日期间要被看管起来，他们不能随便回家，家远的一年只给12天探亲假，到家后还得向当地派出所报到。

当时我还比较幸运，因为被宣布劳动教养那年我才38岁，比较年轻。北京附近的劳改工厂要40岁以内的，比较年轻的可以在北京参加劳动改造，因此把我分配到当时德胜门外的铁工厂，被关押在德胜门外德国为中国建造的第二监狱。在道理上讲劳动教养还应有公民权，但实际上后面还要加上一句话，就是停止使用，既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没任何的人权。由于反右运动的扩大化，这个劳改工厂急剧地发展壮大，开始重新建厂，盖了很多的楼房和车间，规模不断扩大，从只有几十人最后发展到几千人。这里是高墙电网，武装岗楼，与世隔绝，强迫劳动。

当然这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在名义上我们有工资，一个月十几块钱，但我们得自己负担伙食费、服装费，我们和那些政治犯、各种刑事犯、被判10至20年甚至无期徒刑的都在一起劳动，一起睡觉，一起接受公安人员的管理，我们实际上就是囚犯。

当时与我一起的劳改犯大部分一进来，妻子就被迫提出离婚，可我的妻子却始终含辛茹苦地操持着这个不幸的家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当时我的三个儿女分别只有9岁、8岁和5岁。这令看守们都大为感动，说：“谁离婚，杨毓东也离不了。”

我入狱的第二年，全国就开始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百姓生活陷入巨大困境之中，但每月一次的探视，她都给我带来一些吃的东西。有一次看守队长感慨万分地对我说：“你知道这些吃的是怎么来的吗？这都是从你老婆孩子嘴里省出来的呀！”感动之余，队长经常从长长的探视队伍中，将我的孩子们领到前面来，以便让我多看他们一会儿。

1962年，劳动教养终于期满了。释放吗？不能。政府把我先送往北京附近的团河农场。5、6月间，我们坐了25个小时的火车，被送到吉林白城子以北的一片荒地上去建造劳改农场。那里是纯粹的北大荒，我们在那里受尽了折磨，饮食异常艰苦，甚至连盐都需要家里寄，住的也很简陋，我们每个人领到一个蚊帐，睡在帐篷里的草地之上，夜里睡觉的时候，蛤蟆、各种昆虫爬进被窝与我们同眠。

我在那极端恶劣的环境里进行着超强的体力劳动，又严重营养不良，身体承受不了这样的折磨，终于病倒了。我年轻念神学时曾得过肺结核，现在结核病转移到腰上，疼得没法参加劳动也就没了生活费，又得不到治疗，反而受到更多的管制。我妻子向政府请求批准我回家养病，但他们不允许。后来我妻子做了一次手术，让我紧急返回北京，他们通过电话联系，证实确有此事之后，这才允许我回家看顾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于是我在1962年圣诞节的早晨回到了北京。

他们不再给生活费，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有粮票和其他副食、生活必需票证，我们怎么生活呢？那是必须靠粮票买粮的年代，我们只能忍饥挨饿。他们把我交在当地派出所，负责监管我的警察叫尚常明，是派出所的副所长，他经常到家里来监视我。看到我可怜的孩子们，看到我所受到的痛苦，腰上有结核病，身上带着一个钢架来固定，他动了恻隐之心。他是一个善良的警察，主动写报告把我的户口迁回北京。那时彭真正在北京搞“水晶石运动”，认为北京应该是清一色的好人，坏人不许进北京，阶级敌人、吃闲饭的人要迁出40万。就在这场荒唐绝伦的运动当中，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我作为一名劳改期满的右派，且又无背景后门，户口居然还能回北京，这不能不说是神迹。我在感念神恩的同时，至今对尚常明仍是念念不忘，他是一名能够体恤百姓痛苦的好民警。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腐败盛行的环境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四、遣返回乡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属于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五个被专政的阶级敌人中的一员，自然在劫难逃。尤其是我还信耶稣，传过道、读过神学，更是罪上加罪。那时候凡是和教会有过关系的人都被打成帝国主义的特务，所以他们在我身上又下了不少工夫，他们开大会搞宣传，用喇叭对我进行批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当时镇压取缔“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将一切宗教都视为“反动道会门”，也把我归入他们的行列之中。尽管我挨斗挨整，我的妻子还是忠诚于我，所以他们称我的妻子是什么“保皇派”，连她也一块批斗，“红卫兵”前后三次来抄家，甚至连孩子们也受尽附近居民、居委会主任们、无知儿童的攻击，在学校里也受到打击和歧视，情况特别紧张，终日生活在恐怖当中。

我既然是五类分子，理当遣返还乡，但是他们不明说，却用逼的办法让你自己自动离开，所以今天斗、明天斗。后来我看形势不好，便跟妻子、孩子们商量说：“我现在不走，你们将来在北京也留不下了，我现在走也许能保住你们。”当时一起挨斗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明明不是地主，硬被说成是地主，尽管他们的成分好，且做过很多的好事，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硬要逼他们走，不走就打，我一看要打到我身上了，我就同意走了，同意走了就不打了，也不斗了。我就这样被迫遣返回乡，在文革中这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所谓还乡就是回到自己的老家，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劳动。

回到故乡，我的父母还都健在；那里有我弟弟一家人，人口很多，有7个孩子。我弟弟是个乡村医生，与当地农民相比，生活条件还算不错。我又跟我的父母在一起团聚了几年。这也是上帝的恩典。

母亲对我还像以前一样关怀备至，时常给我一点吃的，看我的腰上无力，就给我做一个棉护腰。弟弟虽沉默寡言，对我也是毕恭毕敬，因为他比我小不到两岁，从小一起生活，兄弟感情一直很好。前几年他故去了，直到现在我还非常想念他。

我是在8、9月回去的，正赶上秋收。母亲领我到我们那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家，让他多关照关照我，大家都是老街坊、好邻居，而且当时大队的书记还是弟弟的同学，也信过耶稣，人特别厚道，在文革中保护了不少受屈受冤的无辜百姓。
我很快就参加了劳动，但我既不会干农活，又无体力，队里的亲朋好友就都热情地帮助我，小队长给我安排比较轻省的工作。当我完不成任务的时候，很多人就来帮我干。比方说收割时需要抢时间，尤其是割高粱、割豆子，我根本无法胜任，结果他们割完了，上来一群人几分钟就帮我完成了任务。虽然当时我才46岁，但大家都尊敬地叫我“老杨头”。有亲戚关系的，论大论小，叫我叔叔或大爷，没有亲戚关系的，就叫我“老杨头’。虽然当时不可能传福音，我以身作则，把一个基督徒的品行展现给人们，我这个46岁的老杨头竟然很受这些乡亲的爱戴。

那个时候我还算幸运，北京街道办事处按照当时的政策开的遣返回乡的理由不是右派，而是“思想反动”。思想反动和右派有点区别，右派是敌我矛盾内部处理，思想反动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可以保留公民权。结果我便没有进一步成为专政对象。回乡对我的身心都有好处，实际上我的身体健康在这种劳动中受益不浅，在农村，清晨起来空气新鲜，终日生活在绿色植物当中，又有一些青年经常到我那里去玩，下下棋，打打扑克，我那地方还真像是一个俱乐部。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专政对象，那些苦活累活以及义务劳动，都由地、富、反、坏、右去干，我则可以免受这种待遇，且和乡亲们关系又都那么好，所以我每年冬闲的时候还被允许回北京探亲；秋收以后，打完茬、卖完粮，会计就提前给我支取工分。我一年的劳动所挣的工分，至多够我回家的路费。这样我每年冬天还能回到北京的家中度过三个月，到第二年春耕的时候，我又要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当中，我能得到相对宽松的待遇，这一切都是出乎意料的。

当时国内政策不断地改变，有时每户农民都有点自留地，但有时由于很多人在自留地中种植经济作物，又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自留地后农民没有收入，零花钱、粮食就无从补助了。当有自留地的时候，队里也给我分了一块，方方正正有400平方米。我种得很好，收获颇丰。后来在外甥的帮助下，利用废弃的木料盖了一间半小土房，我便在那里正式安家了。

在极度清贫当中，我度过了十几年的农村生活，也度过了那个置无数人于死地的“史无前例”的浩劫。感谢主，是他保守了我，也磨练了我，使我能为今后的事奉准备了健康的身体和清净的心灵。

王明道先生是神在近代中国所兴起、所重用的仆人。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而我对他的印象也很深。凡读过他的《五十年来》和其他著作的人，无不敬佩他。从他在家里开始聚会直到建堂，再到解放初期，他一直被神大用。他对神忠心，处事谨慎，对人和蔼，讲道有力；许多布道家各有不同的特点，而王先生的讲道特别清楚。

1991年7月28日，王先生被主接去，息了他在世上的劳苦。当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给上海的王师母刘景文女士打了长途电话，她证实了王先生于7月28日上午九时（夏令时间）去世的事实；当时，他们正在聚会，那个聚会立即变成“告别聚会”。感谢神！王师母是充满喜乐的。

我在广西梧州建道圣经学院读神学的时候（1942—1944），就开始读王明道的著作。我一直喜欢读他的书，凡他所写的书我都卷不离手。我上小学的时候，        父亲林保罗常说我所写的文章是“猫屎文章”，很臭。但我以为我的文章很“红”，因为老师用红笔修改的比我所写的还多！但自从读了王先生的文章后，我虽然学他的写作很不够，但却有改善。不过，这一点的影响是算不得什么的。

1949年后，王先生一直屹立不动。他的《五十年来》是分期在《灵食》季刊刊出的。当时，我很喜欢阅读他的作品。当读到他在日军占领北京时所写的“在火窑与狮穴中” 一文时，我十分敬佩他在日本侵略时期的坚贞，他突破了许多外在压力，坚决不参加“基督教团”。于是在面对是否加入三自的压力时，我写信问王先生：“你现在有没有参加三自。”他回信说：“我现在仍坚持‘在火窑与狮穴中’的态度。”这就给了我一个坚定的方向。

我在给王明道的信中略做了自我介绍，说我的父亲是林保罗。他在回信中说：“林保罗是你父亲！我和他很熟识。他是广州、香港培灵会的讲员，我在1936年到广州主领培灵会时，到过大马站；我有病，他还服事过我。”

以后，我就一直和王先生通信，我把我的书寄给他，他也把他的书寄给我；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认为我没有走错方向，其一，是因我有个好父亲。我父亲是美国宣道会宣信博士的学生；他在宣道会神学院毕业（Nyack，New York），曾在澳门白马巷浸信会、九龙城浸信会任牧师。其次，是我入了建道圣经学院和读慕迪圣经函授课程（Moody Bible Correspondence）。第三，是因我出来服事时，认识了王明道先生。他不只信仰纯正、生活严谨，更重要的是持守真道、尽忠为主，在末世教会中是个难得的好榜样。出于以上的原因，特别是王先生的缘故，我没有走错路！

1953年2月19日在北京时，有机会与王先生同往参加基督徒学生会的聚会。那天早上，王先生讲《但以理书》第3章。当时我很留心地听课，并大受感动，发出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的敬佩：“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王上10：7）我想：“王明道就是王明道！”王先生那几天正忙于写稿，出版《灵食》季刊，于是我把他的书中那些没有读过的拿来细读、做笔记。我把他所有的著作（指我在广州找不到的）都读完，无一遗漏。王先生说：“我亲自校对稿件，每页校对七次，希望每本书没有一个错字；但可惜，每次出版后，还有两三个错字呢！”

全部稿件送出付印后，他才有机会和我交通，使我不但在灵性上有长进，更重要的是信心被坚固，希望我能至死忠心。而在付校后，他才抽时间带我去游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名胜。我到北京时，王先生说：“你才29岁，我们看你的书以为你已有50岁了！”王师母弹得一手好琴。有一个晚上他们叫我弹琴给他们听，一同赞美神。

我住了两个星期，要回广州了。王先生叫我久住一些日子，但我不能久留。在我辞别的早上，王师母替我们拍了一张合照，然后王先生送我到车站。王先生对我说：“近年来我很少送人到车站，因为很多人都变了节。”这次他送我前行，还买了月台票。火车开得远了，我虽看不见他，但还看见他的手在扬个不停。我想，我实在算不得什么，但他竟这样待我！

在我回广州后，就经常与他通信，而他在信中勉励我要忠心事主，坚持到底。直到1955年8月8日，正是王先生结婚纪念日那天，他被捕了！那时，我亦知道我们被捕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1955年9月14日晚上，王国显、张耀生和我首批被捕。王先生和我的合照都被搜去了！同年10月间，预审员把一本《天风》给我看，内中有王先生的“检讨书”；我真不明白王先生竟会这样地写检讨。这检讨书没有帮助我，相反还给了我坏影响，这是王先生的一次失败；后来，他比我们先出狱。

他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往三自会去，准备把教会带到三自的路上去。自他去三自会后(按：参照赵中辉实地访问王明道的记录。他的访问记录可信度很高)，有许多信徒就不到基督徒会堂了！从此，王先生就感觉到信徒比他刚强。他一直呆在家里，没有领聚会，甚至准备结束他的一生。王师母在家看守他，她不愿看见他发生什么不幸的事。经过一段时间，他醒悟过来。他起来了！他宁可再受苦，也不愿意做个逃兵。

1958年4月，王先生夫妇再次被捕。他们在山西大同被“改造”。这回王先生在狱中表现坚强，并没有丝毫妥协。他撤回“检讨书”，曾多次上诉而未蒙答允。这次他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80年，被改判为一年有期徒刑，提前一年释放。王先生拒绝获释。他说，我在人面前无罪，有一年徒刑也有一年的罪，我不出监。后来监内负责人把他送到山上一处房子里，这房子原是为安置那些被释放的犯人，使他们住在那里等待家人来接；因为那里没有坐塌，这对于王先生这样一位八十岁的老人来说，真的很难忍受，他于是写信给他在上海的儿子，让他前来接他到上海。最先他没有户口，慢慢就落籍于上海了。他就在上海开设他的家庭聚会，凡来的人他都接待。

我在监房的时候经常要填写表格。当我填到社会关系的时候，除了我的亲属外，我总得填上两位，一位是北京的王明道先生，另一位是九龙的胡恩德先生。王明道先生是全国“基督教反革命头子”，我的罪状之一是“王明道的爪牙”。当青岛一位弟兄访问我之后，他把这事告诉王明道。王先生说：“万万想不到献羔还站在我旁边！”

1982年9月，王先生来广州医治眼病，我叫一位梅承恩姊妹往医院见王先生。他本打算在动手术后与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交通，可后来我们听说广州不敢替他动手术，因他年高82岁，若有什么不测，会在国际上产生不良影响。于是，医院打发他回上海去；那天早上，他派人来叫我去见他。我立即通知王大伟等，几人前往梅姊妹家里一同交通；当天下午，王先生下出租车时，我上前扶他。他问：“你是献羔吗？”我说：“是。”他说：“我现在看不清楚了。”下车后，我们前往梅姊妹的家里。在上屋外石梯时，王先生问：“这里是大马站吗？”我说：“这是中署前路一号三楼梅承恩家里。”

王先生一生经历过五个时期：清初、国民党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的光复时期和解放时期。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被捕算是最大的失败；当他第二次被捕时，他已站起来了。当他第二次出狱后，他常对人说：“我是鸡叫前的彼得。”而现在我可以说：“他是倒钉十字架的彼得！”他也可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后4:7—8）

他息了劳苦，这真是好得无比了；但对中国教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在同路的人中，又少了一个，而且所少的是一个末世不可多得的勇士！我们会感到孤单！但有主的同在就不觉得孤单了！除了他一点的软弱，他的一生可说是我们的好榜样，正如保罗所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11:1）

2011年5月，一条消息通过网络，牵动了海内外许多基督徒的心：在山西忻州，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当年建造的教堂即将被毁，据说地皮已被五台山的和尚花650万买去，要建寺庙和疗养院。

然而这座教堂并非无主之地，它的所有权属于英国浸信会。在一份寄给山西省有关部门的公开信里，美、英、中三国13位主内学者联合签名呼吁“救救百年教堂”。

12年前，仿佛被8位英国传教士回头瞥了一眼，目光直射入心，撞出了一簇照彻灵魂的火花似的，美国学者张海燕从此记住了忻州。

彼时，在美国底特律克莱斯勒技术中心任高级专家的他，去密歇根大学借书，偶然从一本由英国伦敦宗教读物协会1904年出版的《光绪庚子年在华殉难者》中，读到百年前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时，8位被杀的传教士在逃亡途中的日记片断。

同为基督徒的他开始收集和翻译与这段史料相关的各种文献、报道和资料，整理出《忻州日记》，试图立体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真相。

众人的目光就此被引回一百多年前的忻州，那些以自己的生命浇奠在这块土地上的传教士们，通过他们在逃亡中留下的日记，重新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仓促逃亡

庚子年六月初一(1900年6月27日)，在新任山西巡抚毓贤的怂恿下，义和团在太原烧医院、毁教堂、抓捕传教士。

1900年6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三。

这天早晨六点，信使带来一个惊人消息：两天前，太原府爱德华医生(Dr. D.H.Edward)的医院被义和团烧了。女传教士爱蒂丝(Miss Edith A.Coombs)本已逃生，但发现一个住院的中国小女孩还没出来，就返身冲进燃烧着的房子，帮她逃出来。爱蒂丝再次出现时，额上遭铁器一击，仰面倒进火里。为了防止她爬起来，有人把木椅和一扇拆下来的门压在她身上。第二天，人们找到她烧焦的骸骨，把她埋在院子中央。义和团和清军到处寻索传教士，并把守了太原城门以防止他们逃走。

传教士们是中国社会现代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参与者。

太原传教站1877年于山西旱灾时建立。灾情自1876年爆发，一下旱了5年，河干地裂，几百万饿殍遍地，野狼因饱食人肉，竟肥得跑不动路。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进入山西赈灾，灾后寻找预防措施，建议开发矿藏，兴修铁路，兴办教育，启发民智。因为当时山西人吸食鸦片成瘾，传教士又建立戒烟局。1902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赔款办学，创办了山西大学。

1887年，邸松牧师（赫伯特·狄克松）来忻州传道，同时开办诊所、男女学校。在忻州传教士中，邸牧师最年长，他早年失怙，在伦敦孤儿收容学校长大，经过三年大学训练，又经两年医药和外科训练之后，他被浸礼会派往刚果，在非洲忘我工作，炎热的气候摧毁了他的健康。两年后，他因四肢麻痹被送回英国治疗。康复后，医生不准他回刚果，他和身为护士的未婚妻威廉斯小姐结婚后就申请来华。

马牧师（威廉·麦可拉奇）是苏格兰人。一次，他听传教士回国述职演讲，中国抓住了这个少年的心。而马牧师的太太克拉娜，从小就梦想成为传教士，她与马牧师在上海结婚之前，已在中国传教几年。

在太原的传教士恩牧师（托马斯·安德伍）夫妇最近来忻州帮    忙。任教士（贝茜·任诺）来华时间最短，才9个月。燕牧师（西尼·恩纳尔）只比任教士早来两个月。

形势骤变，邸牧师决定带大家到忻州西南偏远山区的刘家山去避难。自此，8位传教士开始了长达27天的逃亡。

这是逃亡第一天。狄克松夫妇心里特别思念在英国的孩子们。狄克松想，要是在中国为主殉道了，孩子们应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又是怎样死的，就开始不间断地写日记，其他传教士也给亲人们写下了日记。

传道站有两匹马、两辆车，还有一头小驴驹。一行人悄悄从西门出了忻州城，这一带狄克松很熟，走了三十多里地，进入一个又深又窄的峡谷，不能再驾马车了。大家把一部分行李藏在一个山洞里，等在那儿，由几个中国基督徒领他们去藏身处。

半夜时，他们牵了毛驴来，大家顺着干涸的河床前行，狄克松太太病得很重，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拂晓时分，便依稀看见了一个山村，叫刘家山，他们要藏身之处。

重走当年逃亡路

109年之后，2009年5月，已在美国普度大学任教的张海燕联系到忻州老记者、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任复兴先生，相约重走忻州传教士当年的逃亡路线，沿途采访村民，对照传教士日记和忻州教案的文献逐一考察。他想写一本关于这段历史的书。回国之前，张海燕仔细比照互联网上的电子地图和传教士日记，逐一确定了他们的逃亡路线。

2009年6月5日，他们到了庄磨镇南张村。南张村坐落在牧马河北岸，牧马河是滹沱河的一个支流，百年前春汛时节牧马河悠悠流过河谷，可现在已经断流。

张海燕停下车，想搜集村民们对当年传教士或信徒的回忆。刘振中是教会负责人，村里大约50人信教，主日时常坐拖拉机去城里聚会。刘振中并不知道在义和团运动时殉道的张治国，但他从一位80岁老汉处打听到，张治国是南张村教会创立人，被义和团杀害后，其尸骨被埋在村外“洋人坟”。

而今，张海燕坐车走的是柏油小路，与当年传教士们在牧马河干涸的河床上的路线大致平行。

传教士逃亡第二天，天既放亮，他们不能进刘家山，那天正值农历六月初四人们祭关帝生日，村民们抬着纸马纸衣去赶付家庄庙会。为了不给刘家山村民们带来麻烦，传教士们退到山里，在峡谷里藏了一整天。

庚子年春夏旱情严重，直至五月滴雨未降，到处传言：“老天不下雨，都是洋人搞的鬼。”

付家庄祈雨唱戏当日下午，却下了一场雨。戏一唱，各村义和团就起来了，村民们开始随伙仇教。而邻近的刘家山因为信教，不赶庙会，不看社戏，也不分担庙会、唱戏的费用，为首的付家庄自然憎恨起不肯附从的小小的刘家山。付家庄后来派人去忻州城迎神拳，请他们来惩罚、杀戮刘家山的信徒、村民们，以泄私愤。

传教士们逃亡第二天夜晚，刘家山的几位弟兄来接他们，带了火把，肩扛手提地带着他们的什物，颠簸了六里多山路，进了刘家山。

一百多年过去，张海燕向村民打听刘家山。他们说，刘家山改了名，现在叫“幸福村”，年老的村民告诉他们，刘家山有“洋人窟”，这就是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

村民说，村里原有150多口人，但如今大多数人已搬到山下平坦之地。向几个村民打听传教士的往事，山村教师戎双文的妻子带他们去看了以前传教士们盖的教室。

教室建在一块稍为宽敞的山坡上，是山村唯一用窑砖砌的房子。经过一个多世纪风雨侵蚀，状况尚好，只是门窗有些破旧，两个房间，一大一小，大的可作上课或聚会之用；小的作祷告房。一个多世纪了，即使在传教士们离开中国后，这个教室还在用，直到近年，没小孩子上学了，才关了门。

当年传教士们到刘家山后第一天，出于对村民们的信任，12天之久，他们栖身在信徒兰万牛家中。第三天夜晚，他们就在信徒们协助下，在后山坡挖藏身土洞。

翻过几道陡峭山梁寻找“洋人窟”，张海燕两只手臂上划出了网状交叉的血痕，他想起逃亡者中最年轻的女子任教士在写给浸礼会信中的一句话：“神给我们奇妙的力量和安稳的脚步，作艰难的攀登。”

“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张海燕在追踪这段史实时，第一次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年大多数村民信了基督，在反洋灭教的狂潮中，信徒甚至普通的村民都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传教士们，而且官员们也不全在逼迫，其中也不乏同情者。

1900年7月5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九。

安叔根和张林旺出发到保定府、北京或天津，找人救太原和忻州的传教士们。安叔根的草帽缝里藏了一张便条，写着太原和忻州的情况。

他们上路没走多远，就被义和团截住了。没费多大劲，义和团就知道了他们是忻州传道站的厨子和帮手。安叔根对为首的拳民说：“我是五十岁的人，信耶稣的，今日就是我的死期。只是这后生，刚满十六岁，还没活人呢，求你们开恩让他回家去。”为首的把眼睛眯起来，打量着这两人，稀奇他们竟面无惧色。他冷笑几声，还没发话，就听见少年说：“安大伯，让我和你一起死吧，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在“洋人坟”传教士纪念碑附近东南方，有一块石碑，拭去尘土，碑文显露出来：“浸礼会道友静乐县人张公讳林旺之墓”。

张海燕断定这就是他在《忻州的日记》里写过的乡村少年张林旺的墓碑。张林旺才16岁，是任教士的助手，教任教士说忻州话、熟悉忻州府乡路，传教士在日记里称赞他是“一个聪明的少年”。据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记载，张林旺被杀后，尸身被扔进火里烧了。

逃亡第13天，刘家山一个村民到邻村看望女儿却被义和团打了，义和团放话说，后天要到刘家山来。此前两天，太原被囚的传教士及其妻儿们被毓贤杀尽。不仅传教士们再不能藏身刘家山，就是刘家山的信徒和亲洋教的村民们也不能呆在村里，被抓住就意味着死亡。幸而此时，后山的土洞已挖成。传教士们卷起简单行李，带上些干粮和两把防卫的手枪，在夜半时转移到新挖的洞里，村民们随后逃走。

1900年7月11日，星期三，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五。

狄克松盘算了一下，附近每个村都有四十到六十个义和团。加上忻州出来的义和团，会有上千人。刘家山村民就要遭难了。这一两个星期，传教士们犹如在一个避风港中，刘家山的信徒甚至普通村民对他们有非常的情份，自给不足仍然满有爱心地供给他们，冒着杀头危险保护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连累了村民。

中国传道人何全奎要到忻州东面去探路，看能不能为传教士们找一条到海边去的路线，他今年六十岁，以前曾是一家染房的股东，信主后放弃了经营得不错的生意，作了薪金非常微薄的传道人。

邸牧师怀着感恩的心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被杀，请不要忘记回报刘家山的村民们，他们把所有的无保留地给了我们。”

刚来中国9个月的任教士在给浸礼会的短笺中特别提到：“中国基督徒是了不起的——刘家山村民和我们的助手们，在试炼之中都是忠信的。”还有些基督徒，因为放心不下传教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几十里、上百里之外到刘家山看望他们。

1900年7月13日，星期五，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七。
何全奎老汉到了他妹妹家的村子，想不到村子里几个十八九岁青年，搞起了义和团。他们认得何老汉，把他抓了押到城里。

忻州县衙新上任的徐桂芬，急忙升堂。何老汉戴着手铐，拒绝说一个字。两个衙役把何老汉按在地上，一个衙役挥动竹杖，边打边嘲弄他：“疼不疼？”旁边看热闹的也附和嘲笑他：“你要进天堂了呢！”一直打了一千杖，还没应声。最后，他们把不省人事的何老汉上了脚镣，扔进监牢。四天后，何老汉死于狱中。

在最没指望的日子

张海燕很想知道，在避难刘家山，藏身“洋人窟”的二十多天，传教士们面对生死考验，后悔过吗？惊惶不安过吗？如果除了死亡别无选择，他们会怨恨他们所服事的主吗？

在逃亡后的第二个主日，在似乎最没指望的日子，传教士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竟没一个人后悔来中国。来华不到一年、还在学习语言阶段的燕教士，留下了充满平安和感恩的日记：“如果主要我们前行、去经历严酷的试炼，我们已经准备得充分一些了。深信那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爱的主，必有最好的安排……如果为了主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加被炼净，我们就更加赞美他，因他看我们值得为他的名受苦。妈妈，主是我的平安。”

在写给母亲的信里，燕教士说：“我不后悔到中国来，虽然我的生命也许是短暂的，但它有意义，因它顺着主的旨意。愿主的旨意成就！我恳切地求主的拯救，也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拯救，但我们经过更深的逼迫，也许更能荣耀他的名……当号筒吹响时，我将欢乐地跟随我主，不是以我自己的能力，乃是以他赋予软弱者的能力……主所赐的平安！我们要天天经历它，更多地经历它。如果主呼召，我们将快乐地回答：我在这里，请按你的心意而行！妈妈，明天是主日，愿主与你、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不能在地上相见，那就等到我们在天堂同声赞美主时吧！”

来华传教四年的马牧师，留下遗言给母亲：“我们处在丧生的危险之中……这是中国黑暗的时刻！但如果所有的传教士都被杀了，这又将会何等地感动教会！如果这是神的方式，以此将福音传遍中国，我们就决然准备好，为福音的缘故而死。我们中没有人愿意死，但我们都诚心地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1900年7月12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六。

晚上七点，四个村民来看传教士们，告诉他们太原的消息：那里的传教士们周一都被杀了。山西巡抚毓贤到场，没人在屠刀面前畏惧，他们平静地走向刽子手，甚至没一声争辩，洛维特太太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她怀里还抱着幼小的杰克。

她在被杀之前喊出一个谁也不敢回答的问题：“我们到中国来，带给你们耶稣救赎的福音，我们并没害你们，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可你们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们？”行刑的士兵一声不响，第一刀落在她的脖子上，但砍得不深，她没死，只好再补上一刀。婴孩杰克随后也被杀了。在太原府殉道的共46人。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从史料中，张海燕获知了传教士们的结局。

据《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和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记载，6月25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6月29日，传教士们被官兵捆绑着押回忻州，关在大牢两周之久。

巡抚毓贤派人去太原领10个兵勇来忻州，7月15日，假意传话要派兵护送传教士们逃往天津。传教士们从监狱出来，见州府备好4辆车，就信以为真，坐上车行至城东门瓮圈内，内门和外门一齐关了，忽然有灯笼从城上垂下，都司海英命兵丁放炮数声，又大声命令：“杀！杀！”早有一群义和团等着，伏兵冲出，传教士们一一被乱刀砍死，尸身被暴于牧马河河滩。

令人唏嘘的是，将邸牧师等诱入瓮城之内的忻州守兵的官长，曾被邸牧师救治过。为了让传教士不起疑心，他跪下求他们跟他走，说他会用手中的刀舍命保护他们，不料一入瓮城却杀心四起。

而忻州城一位非信徒学官朱鸿镐却于心不忍，冒死掩埋了8位传教士的尸体，随即逃走，以避义和团惩处。张海燕查找到这件善举记载在恩牧师故乡的刊物《巴思日志》（1901年1月12日）。

庚子之乱后，传教士们殉难的消息传至英国，已退休回乡十年的老传教士德治安不顾体弱多病，毅然和因回英国述职而幸免于难的老传教士苏道味牧师返回忻州，接续未竟的医疗教育事业。

而今，“洋人坟”周围只有几个新添的坟茔，墓地的北侧和西侧已改作耕地，一排排高粱苗开始拔节，残损程度不一的传教士纪念碑碑石散落在方方正正的基石四周（传教士纪念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毁坏）。
任复兴告诉张海燕，几年前邸牧师后人看望过先祖墓地，庚子之乱之前两年，邸牧师的4个孩子被送回英国上学，幸免于难。

这座纪念碑不仅以中英两种文字记载了庚子教难中忻州8位传教士殉难事件，更令人感动的是，特别载入了忻州府40位中国基督徒被义和团杀害的史实。

碑冠上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给你们留下榜样”，其上有一行小字注明出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外国传教士及妇幼241人殉道，而中国基督徒有23000人殉道。山西是全国仇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最多的省份（据解放前曾任山西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徐士瑚先生的《山西大学创办人李提摩太传略》考证，山西殉难的新教传教士及其妇幼占全部外国殉难者的79.3%；而据山西寿阳宣教会英国传教士叶守真医生(Dr. E.H.Edwards)和陈守谦记载，山西中国信徒和慕道友被杀害的人数，有七八千人之多）。

考察时，张海燕得知，有一家忠心看守洋人坟的中国信徒姓张，在此一住二十多年，从晚清到民国。

任复兴先生告诉他，张家的女儿张玉叶从教会中学毕业后，在李提摩太修建的太原桥头街博爱医院当护士，终生未嫁，专心服侍主，年过九旬安息主怀。

返回普度大学后，不忍纪念碑被毁，技术工程专业出身的张海燕根据他画的传教士纪念碑碑石残片散落图，并有关照片及其实测尺寸，图测计算了现有型石残片的复原尺寸，确定了碑身的型石组合关系和碑冠的型石组合关系，终于成功复原了传教士纪念碑。

此次寻访之旅，张海燕验证并绘制了传教士的逃亡路线图，他也欣喜地看到当年传教士建立的教堂遗址仍在。

1899年1月，浸礼会李提摩太牧师在忻州三家店购地四十余亩，作建堂之用。教堂接近竣工之时，义和团运动勃兴，遭到抢劫、毁坏。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教堂得以修复重建。教堂的屋檐微微上扬，如同振翮冲天的大雁。

1900年7月21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是夜，一位村民冒险看望他们，他们就把日记和信件交给了他。

村民把他们的日记、书信埋在地下，待义和团之乱平息后挖出来交给了新来的传教士，转交给殉道者的亲人。

2009年底，美国的张海燕与英国邸牧师的重孙女Prudence Dixon Bell联系上了，她和她的先生于2006年曾访问过忻州（Prudence的先生Rev. Canon Stuart Bell牧师是英国威尔士的教区长，到第四代，邸牧师的后人依然在服事上帝）。

2011年5月底，张海燕将赴英国与邸牧师的重孙女Prudence Dixon Bell见面，邸家后人将把邸牧师当年在逃亡中留给孩子的原始日记交给他阅读。

这些逃亡日记被艰难地保存了下来。

（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作者特为本刊作了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