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城市？
今天城市的定义几乎完全基于人口规模。较大的人口中心叫“城市”，小的叫“乡镇”，最小的就叫“村庄”。然而，这是我们目前的习惯用法，不可以推及圣经上的术语。希伯来语中表示城市的主要用词的意思是被防御工事或城墙所包围的任何人类居住地。古代多数的城市人口只有1000—3000人，圣经中的“城市”与其说是指人口数量，不如说与人口密度有关。《诗篇》 122:3就提到这种密度：“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络整齐的一座城。”“连络整齐”原词的意思是彼此紧密地缠绕和连接在一起。在一个由防御工事围起来的城市里，人们彼此住得很近，房屋鳞次栉比，街道紧密相接。事实上，古代多数城市的占地估计在5—10英亩之间，平均每英亩约240个居民。相比之下，当代纽约市的曼哈顿区每英亩土地上平均下来却只有105个居民。
因此，在古代，城市就是今天可以称作具有“综合用途”、并可以依靠步行来生活的人类居住区。由于城市人口稠密，城市里面有居住区和工作区，有买卖区，有从事和享受艺术的地方，还有敬拜神和寻求公正的地方，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步行能够到达的距离内。古代的乡村和村庄是不可能具备以上所有功能的，而在我们现代社会，所谓“郊区”则有意避免建成这种居住模式。郊区是明确要建成单一用途的区域——所以，居住、工作、娱乐和学习的地方彼此分开，只能开车到达，而且通常需要穿过步行主义者所不喜欢的区域。
城市之所以是城市，就在于一个“近”字。城市把人聚集在一起，并因此也把居住区域、工作场所和文化机构都聚集在一起。城市也创造了街道生活和集市，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带来了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频繁的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和交流。这就是圣经作者谈到“城市”时所指的意思。
二、圣经中的城市宣教
1、耶路撒冷
旧约早期，城市对于救赎的重要性在于耶路撒冷本身就是城市社会的典范——“为全地所喜悦”（诗48:2）——向世人展示出以上帝为主的人类生活是什么模式。有不少圣经学者都提及那个时代宣教工作的“向心”流动：上帝吸引万民来城里看他彰显于以色列的荣耀，看他所造的圣洁的族类——他们的集体生活也向世人展示出上帝的品格（申4:5—8）——并借此呼召万民来相信他。然而，《约拿书》奇妙地预示着一个振聋发聩的大转变，那就是“离心式的”新约宣教：新约乃是把信徒从耶路撒冷差出去，差到世界中去。旧约的众先知当中，唯有约拿被差往异教城市去，呼召那城悔改。神最后所说的一句话可谓击中人心：上帝呼召约拿去爱尼尼微这座异教大城，是因为那里居住着为数众多的灵里瞎眼的人（拿4:10—11）。
2、巴比伦
上述由向心到离心的发展在以色列被掳之后进入到另一个阶段。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生活在这个邪恶而嗜血成性的异教城市。信徒跟这样一个地方有什么关联呢？信徒对这城当有怎样的立场呢？《耶利米书》 28—29章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要点：神吩咐他的子民“生养众多，⋯⋯不至减少”（耶29:6），以此来保持他们与世人迥然有别的共同体身份并在异邦之地继续增长。但是，神也让他们在那里安居，参与那座大城的生活。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田园，而最突出的是，神呼召他们要服事那座城，要“为那城求平安”，并“为那城祷告耶和华”（耶29:7）。他们不仅要在城里的犹太人区增添本族的人数，也要使用自己的资源使那城同得好处。
这真是很好的平衡！地上的城与上帝之城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然而上帝之城的公民必须在地上的城里作最好的公民。神呼召犹太被掳之民服事异教之城，使那城同得好处。其实神也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服事异教之城、为那城谋好处，这也是神子民兴旺繁荣的最佳可能的途径——“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29:7）。神所关心的，仍然是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并建立他的子民，而这正是后来所成就的事。由于犹太人进入并为这座异教大城求平安，他们才积累了最终返回故乡重建家园所必需的影响和力量优势。而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犹太人仍然作为一个世界性、国际性的民族分散在地上众城之中，这些城在耶稣到来之后成了传播基督信息的关键基地。
三、寄居者
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模式也应当成为教会在世界的模式呢？是的。被掳后的以色列不再以一个拥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共同体和反主流的文化形式居住在其他民族之中。这也正是教会现在的形式。彼得和雅各都承认这一点，他们在书信中称呼信徒为“散住”（雅1:1）和“寄居”（彼前1:1）的。彼得两次使用parapidemois——意思是“外侨”——来表示寄居的意思：他们住在某一国，但他们既不是本国人，也不是过路客。
彼得呼召基督徒也这样住在异教社会中，叫别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但他也警戒他们要做好受逼迫的打算（彼前2:11—12）。《耶利米书》 29章显然与彼得的话遥相呼应。跟犹太被掳之民一样，基督徒寄居者也要参与所在城市的生活，为城里的居民谋福利，而不是去征服他们或者对他们视而不见。信徒应当做好准备，他们周围的社会一方面会敌视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和服事，另一方面也会被他们所吸引。彼得的意思是，信徒的好行为至少会使得某些异教徒归荣耀给神。
米罗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 Volf）在他就《彼得前书》 所写的一篇文章“软区别”中表明，彼得所预见到的这种张力（受迫害与吸引人，传福音与服事人之间的张力），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上基督与文化关系的任何模式。彼得认为福音总是非常令人讨厌，永远都不会被世界完全包容或接纳。这不像那种倡导文化转型的关系模式，也不像那些类似于基督教国家的政教合一的模式。一些福音派信徒和传统的基督徒希望看到一个本质上属基督教的文化，彼得的话对他们提出了警告。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模式则只强调传福音，对于基督信息是否能影响文化态度则非常悲观。对此，《彼得前书》 2:12以及耶稣在《马太福音》 5:16的话都预先指出，基督徒的信心与行为的某些方面在任何异教文化中都会具有高度的吸引力，将会影响人来赞美和荣耀神。
四、撒玛利亚城和地极
教会也是作为一个世界性且分散的会众团契存活于世，就像寄居的以色列人那样。在《使徒行传》 8章，我们看到神强制性地把基督徒从耶路撒冷赶散出去，结果却极大地推进了基督徒的宣教事工。他们立刻到了撒玛利亚城。这是一个犹太人会教导他们的孩子要鄙视的城，就像约拿鄙视尼尼微或犹太人鄙视巴比伦那样。然而，已经被福音改变了的基督徒，不像那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先知，也不像寄居的以色列人，他们立刻在撒玛利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宣教运动 （徒8:1以下）。
最后我们来看初期教会阶段。我们看到，神为救赎世人的宣教工作，不再以哪个特别的城市（如耶路撒冷或巴比伦）为中心，世上所有城市都至关重要。在《使徒行传》 17章，保罗往雅典去，那里是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的知识中心。在《使徒行传》 18章，他旅行到哥林多，那里是整个罗马帝国的商业中心之一。在《使徒行传》 19章，他来到以弗所，那里也许算是罗马世界的宗教中心，因为那里是很多异教崇拜，尤其是皇帝崇拜的轴心，仅这一座城里就有三座皇帝庙。到《使徒行传》 的结尾，保罗终于来到罗马，那里是帝国的权力首府，当时世界的军事和政治中心。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总结说：“看起来保罗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有意从一个战略中心城市转移到另一个战略重心城市，那就是他的策略。”保罗得着城市，也就得着了整个社会。他在写给歌罗西教会的书信中证实了这一点。在信中，保罗跟进吕吉斯谷诸城——老底嘉、希拉波立、歌罗西——的门徒 （西4:13—16） 。其实保罗本人从来没有去过那些地方，那些门徒很可能是通过以弗所教会的传道而归信的。把福音信息在中心城市铺展开来，你就得着了整个地区和整个社会。
城市事工之所以如此有效，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城市对赢得某一种文化至关重要。在乡村，你也许会赢得一两个律师归向基督，但要赢得整个法律界职业人士，你就必须进到那些拥有法律学校、法律刊物出版社等机构的城市里去。
（2）城市对赢得全球至关重要。在乡村，你只能赢得居住在那里的单个族群归向主，但要想一次把福音传到十个、二十个新的族群/语言中，你就必须到城市去。在那里，你可以借着一种地方通用语得着所有这些族群/语言的人。
（3）城市对赢得个人至关重要。我想说的是，城市是叫人躁动不安的地方。乡村和村庄的特点就是稳定，那里居民的生活方式更加一成不变。而城市因其多样性和高强度的生活，对新事物也更为开放 ——例如对福音！城里人到处被人——像自己的人以及不像自己的人——包围，而且流动性要大得多，因此，城里人对改变或归信的态度比其他任何一种居民都更为开放。无论他们是因何故搬到城市，一旦他们来到这里，生活的压力和多样性都会让哪怕最传统、最不友善的人也对福音敞开心门。
初期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城市运动，在大多数乡村人还是异教徒的时候就赢得了罗马的城市人口归向基督。然而，正是因为基督信仰抓住了城市，它也最终抓住了整个社会，这向来都是一种必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在《基督教的兴起》 中阐述了该观点：“城市里充满了无家可归者和穷困潦倒者，就此而言，基督信仰提供了仁爱与盼望；城市里充满了初来乍到者及异乡人，就此而言，基督信仰提供了人与人相连的直接基础；城市里充满了无依无靠的寡妇与孤儿，就此而言，基督教提供了全新的、更宽广的家庭之感；城市因种族暴力冲突而四分五裂，就此而言，基督信仰为建立社会和睦提供了新的基础。……但在多个世纪中，人类都在缺乏基督教神学或基督教社会体系的支撑中忍受着一次次灾难。所以我绝不是说古代世界的苦难导致了基督教的出现，我想要证明的是，基督信仰一旦出现，它在对付这些社会痼疾方面的优势很快就不证自明，并在最终的胜利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因为基督徒]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城市运动，而是一种新文化。”
基督徒宣教赢得了古希腊—罗马世界，因为它先赢得了城市。社会精英固然重要，但基督教会没有仅仅关注在他们身上。那时候跟现在一样，城市里充满了贫穷人，而城市基督徒对贫穷人的委身是有目共睹、引人注目的。基督徒一方面赢得社会精英，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与贫穷的人认同，从而借着城市改写了历史，也改变了文化。理查德·弗莱彻（Richard Fletcher）在《野蛮人的归信》 中表明，在公元100—1500年之间，也就是基督徒向欧洲宣教期间，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五、当今的城市宣教
1、城市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1950年，世界上只有纽约和伦敦这两个世界性城市的人口超过1000万。然而到今天，这样的城市已经有二十多个——其中十二个城市在最近二十年里才出现在排行榜上——并且还会出现更多。世界城市在经济与文化上变得越来越强大有力；城市是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经济、社会、技术交流的基地。技术/通讯的革命，意味着世界大城市的文化和价值观正被传递到全球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当中。比如：爱荷华州甚至墨西哥的孩子变得更像洛杉矶或纽约的年轻人，而不像本地的成人。未来世界的秩序将是一种全球性、多文化、以城市为中心的秩序。文化和生活是一个整体，世界城市在决定这一整体的航向上正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甚至在世界上像欧洲和北美这样城市的规模并没有增长的地区也是如此。
世界城市之所以对宣教如此重要，还有第二方面的原因。迅速发展的城市中有成千上万的新移民，这些人对待福音的态度比他们进入城市之前要更为敞开。首先，他们从传统环境中被连根拔起以后，对新观念和改变一般都更开放。其次，他们极其需要帮助和支持来面对城市生活中道德、经济、情感和属灵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从前在农村的亲戚关系和人际网络变得微弱或缺失，而通常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所提供的服务里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另一方面，教会则提供了可以帮助他们的共同体，一个新的属灵家庭，还有使人得自由的福音信息。“任何群体和个人，只要能满足新的城市人口的这些需要，只要能立刻喂养他们的身体，滋养他们的灵魂，就有大量的果子在前面等着他们去摘。”
2、教会需要处境化
然而，城市宣教面临一个巨大障碍，这障碍不是在城市自身之内，也不是在城市居民中间，而是存在于教会内部。绝大多数福音派教会和教会领袖的观点通常与城市无关，甚至是反城市的。很多事工方法都是在城市外面打造出来，然后简单地输入到城市，而很少考虑到这种方法其实在城市居民与福音信息之间竖起了不必要的障碍。这样的传道人如果进入城市发展事工，会发现传福音很困难，很难赢得城市人归向主。此外，他们也会发现很难预备基督徒在一个多元化、世俗化、文化蕴含丰富的环境中生活。正如圣经需要翻译成读者的本地语言，同样，福音也需要以城市居民能够明白的方式体现和传播出来。对于城市来说一个处境化和本土化的教会有哪些特征呢？
从事城市事工者都知道，不同种族或民族、不同社会和经济阶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然而所生活的地方更具同质性（或者在文化上比大城市更具同质性）的人群，往往看不到他们的许多看法、习惯只不过是他们那个种族或阶层所特有的。总之，城市教会的领袖要想有效地开展事工，就必须接受更多的教育，了解不同族群、阶层、种族及持不同信仰的人们的看法和情感。城市人都知道，两个不同族群的人往往使用同样的词，表达的意思却大相径庭。所以，他们若要谈论不同族群在看法上会迥异的问题时，就会非常谨慎和小心。
其次，信徒需要明白如何在参与艺术、戏剧、商业、金融、学术知识以及政府和公共政策领域的活动的同时，在教会的大墙之外持守他们的信仰。但传统的福音事工在这一点上往往帮不上信徒什么忙。倘若远离大城市，倒是比较可能生活在隔绝的小天地里，参加一些大都在晚上或周末举行的门徒训练活动。但在城市里就行不通，城市人毕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职场上奔忙或处于长时间的工作中。
第三，绝大多数福音派教会在其所处的整体文化中属于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的人重视隐私、安全、同类相处，看重情感生活、空间、秩序和控制。相比之下，城市里却充满了那种讽刺挖苦、急躁不安和喜欢多样性的人，这些人更能容忍模糊不清和混乱无序。如果教会牧者非但不能在城市文化中起作用，反而在城市中又弄出一种与城市格格不入的“宣教士混合体”，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无法向外影响人，无法领人归主，也无法把周围的人纳入他们的邻舍之中。
第四，非城市教会通常处在功能运行良好的社区环境中，也就是社会结构稳定或至少完整的地方。然而，城市环境远比其他环境复杂。因此，从事城市事工者若想工作有果效，就要学习如何分析这些环境。此外，城市教会诠释他们所处的环境时，不只是为了确定传福音的目标群体，尽管这的确是他们的目的之一。他们还要设法使环境变得更健康、更安全，成为更人性化而且适合居住的地方。这正是本着《耶利米书》 29章的精神，为城市谋福利。
传统的自由派教会往往单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待宣教，他们的目标是使城市成为更公义、更人性化的社会，其方式是努力追求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公义以及共同利益。这只对了一部分。传统的保守派教会则往往单从教会增长的角度来看待宣教，他们的目标是使城市里上帝的教会成长并增加，其方式是使归信者的数量增长，从而使教会的能力也增长。这也只对了一部分。上述两方面必须结合起来，因为任取其一的结果必然都是萎缩。一方面，如果没有新信徒的持续流入，以及他们因经历到新生的恩典而改变且得到能力，教会就无法真正服事所在的城市；另一方面，如果教会里充满了那类忽视或敌视邻舍共同利益的人，教会的增长也会戛然而止。一个教会如果只对信主家庭的人“行善”，而不是对“众人”“行善”（加6:10），就会（理所当然！）被看作种族或宗派分子。不信的人如果没有“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就不会归“荣耀给神”，至少不会将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讽刺的是，如果城市教会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传福音当中，却无人透过服事去满足城市的需要，那么，传福音的效果就会差很多。经历恩典必然导致倾倒生命，用行动去服事贫乏人（赛1:10—18, 58:1—10；雅2:14—17）。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应当透过服事去满足那些贫穷的“寄居者”——可能是非信徒的外邦人——的需要，因为他们也曾在埃及寄居，而神拯救了他们（申10:19）。每一次经历恩典，都应当使我们特别地爱我们那些贫穷却还未归信的邻舍。
从圣经上来看，人若借着别人传福音而经历了得救的恩典，就会受感动而把自己的财富全部拿出来与人分享，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如果这世界看到这样的分享，看到“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徒4:34），教会见证福音时就会更加有力（徒4:33）。因此，行公义和传恩典是相辅相成的，在基督徒个人经历中是如此，在城市教会的服事与果效上也是如此。
3、赢得城市需要运动
要想赢得整个城市，只有几个有影响力的教会，甚或突然冒出一股复兴的能量或大量新的归信者，都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用福音改变城市，需要一场自我持续、能自然增长、以教会倍增为核心的事工和网络结构的运动。
那是什么样的呢？基督徒以服事的姿态生活在城市中。新的企业、非盈利性机构或多或少更新了他们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信徒把信仰与工作融合为一体，使每一份职业都成了国度的活动。校园事工和其他福音机构有机地产生新的基督徒领袖，他们留在城市，进入各教会和网络结构中。人们运用他们的能力、财富和影响力，为处在社会边缘的其他人谋益处、推动事工及建立新教会。教会和个体基督徒支持并且投身于艺术。让我们来逐一探讨。
（1）新兴教会是这些福音生态系统的核心。新兴教会为基督徒团体和网络提供属灵的氧气，这些基督徒几十年来从事着沉重的更新和救赎城市的“举重”工作。新兴教会是门徒训练和信徒倍增的主要集结地，也是带动所有事工的财务动力。因此，这个生态系统是大量新兴教会的集合。这些教会必须以福音为中心；以城市为本；注重宣教/传福音；平衡发展，不断成长；以多样化的形式自我复制；跨传统、跨种族/阶层。这就是福音生态系统最基本的核心。
（2）该生态系统也培养能得着特殊人群的传福音网络和系统。校园事工作为培养新领袖的引擎，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除此之外，非常有效的针对特殊人群的其他福音机构常常也是必要的，可以分别得着精英阶层、穷人、穆斯林、印度教徒以及其他特殊文化/宗教群体。
（3）专业领域（例如商业、政府、学术、艺术和媒体等领域）内部的文化领袖所组成的网络和组织也是这个福音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至关重要的是，这些人必须活跃于教会，教会则精心训练他们，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应对公共生活。这些领袖还须在各自的领域内部彼此连接和彼此支持，催生新的文化机构和思想学派。
（4）由基督徒成立和发起、为城市的平安尤其是穷人的平安效力的机构和创启事工，也是该生态系统的标志。必须培育成百上千个新的非盈利和盈利性的公司，来服事每一个社区、每一组需要的人群。此外还有联合协作的教会联盟与教会机构，它们要服事基督徒家庭和个人，从长远角度支持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例如学校、神学院以及其他能够帮助跨代基督徒、使他们能够维持城市生活的机构）。
（5）除此之外，这种生态系统还有交叠式的城市领袖关系网。具有影响力且拥有资源的教会运动领袖、神学家/教师、机构带领人以及文化领袖和活动资助人彼此认识，并为整个城市提供异象和方向。
六、临界点
孤立的事件或个体机构如果达到一个“临界点”，就会形成一场不断成长、自我持续的运动。
福音运动的临界点。当福音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各就其位，并且多数教会都拥有自己的活力、带领者和思维定式，可以使教会在建立五到六年之内就另植一个新堂时，教会植堂活动就成了一场运动。一旦达到这个临界点，一场自我持续的运动就爆发了。运动会自然而然产生足够的新信徒、领袖、会众和牧者，使运动继续成长，而不需要什么单独的运动指挥——控制中心。城市中的基督身体能够在财政方面自足，培养自己的领袖，进行自己的培训；总有足够数量有冲击力的领袖兴起；每隔七到十年，基督徒和教会的数量就会翻番。那么，一个城市必须拥有多少间教会，才能让人看到这种情景的出现呢？要对每个城市和每一种文化背景给出具体的数字是不可能的，但总之，这个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必须各就其位并且足够壮大。
城市临界点。使福音运动达到临界点是我们的重要目标，但另外一个临界点也不容忽视。当一个福音运动达到临界点时，这个生态系统就可能培育基督的身体达到一个点，以至于整个城市也达到其临界点。当这时，城市里被福音塑造的基督徒数量将会激增，以至于基督徒对城市市民和社会生活——以及对文化本身——的影响力变得有目共睹，不容否认。举个例子，如果一种新的居民类型（富人、穷人或文化上与其他人有差异的人）所占人口不到总人口的5%，社区环境基本上会保持不变。而有些监狱事工的牧师报告说，如果有超过10%的犯人成为基督徒，就会改变监狱的集体文化。囚犯之间的关系，囚犯与看守之间的关系都会改变——一切都改变了。同样，当新的居民类型所占数量达到5%—20%之间时，社区的风气就会随这部分群体的文化发生转变。在纽约，有些群体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很明显，因为他们的人数至少占总人口的5%到15%，而这些人在公众生活中很活跃。
城市福音运动有多大可能成长得如此壮大，从而达到“改变城市的临界点”，使得福音开始对城市生活及其所生发的文化产生看得见的影响呢？我们知道，借着神的恩典，这可以发生，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先例。然而，只有很少的基督徒领袖，就像约翰·卫斯理，会活着看见他们所发起的运动成长到如此大有成效的水平。所以，城市牧者应当把这作为奋斗目标，并为此献上自己的一生，但不要指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目标实现。这就是盼望与忍耐之间的正确平衡，我们若想看到我们的城市成为蒙爱的城，并且被得着而归给基督，就需要努力活在这种盼望与忍耐的平衡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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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蒂莫西·凯勒是美国救赎主教会的牧师。本文是他为2010年第三届洛桑会议撰写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