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一）
  1、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户外敬拜？

从消极的角度说，教会决定“户外敬拜”是在无可选择之中被迫作出的一个决定，可能不是最好的决定，但是在这个时刻不能不作出的决定。现在聚会的“老故事餐吧”已经多次请求教会离开，寻找其他的聚会场所；教会新近找到的、以教会名义签下的锡华商务酒店又以各种借口不履行租赁合同；教会花了二千七百万购置的位于大恒科技大厦二层的场所，因为政府部门的介入，历经一年三个月仍无法从开发商手中拿到钥匙。教会在这一年多时间中居无定所，今天再次面临无论怎么样都无法解决聚会场所问题的艰难处境。

从积极的角度说，我们相信，教会今天遇到的难处，也是出于耶和华神。“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神把他的教会带到这个在人看来没有任何出路的境地，是要再次挑战我们的信心，反思他这几年带领守望教会的异象。我们相信，这几年无论是登记、整合还是建堂，教会始终行在“山上的城”这个大的异象之中。在建堂没有一个清楚结论的情况下，仅是出于外在压力而分散聚会有违神对守望教会的带领，必然导致教会的分裂，而让撒但的计谋得逞。因此，“户外敬拜”是沿着神带领方向的一场属灵争战。

 2、教会进行户外敬拜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从我们主观的意图，进行“户外敬拜”单单是为了敬拜我们的神。圣经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停止主日聚会；并且我们认为，作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不当因为某个领导或某个部门一时地决定我们可以或不可以用某个场所，教会就改变自己的主日敬拜方式。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意是，即便有来自环境的压力与难处，我们仍要像但以理一样，照着我们素常当作的，一周一次在主日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与祷告。

当然在客观上，我们在户外的敬拜也可能会向政府有关部门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参加主日敬拜是基督徒信仰生命中最为基本的需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纳税公民，他们主日聚会的场所，无论是购置还是租用的，都当受到政府部门的保护，而不应遭到横加拦阻。如果守望教会能够平安地使用自己所购置或租用的场所，对于中国社会今后的政教关系来说会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开始。

 3、从法律角度如何看教会的户外敬拜？

户外敬拜的性质是宗教礼拜活动，而不是集会游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条明确说明，“文娱、体育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不适用本法”。而我们理解“正常的宗教活动”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6条中所规定的，“公民具有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中国政府所认可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款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解释：“每个人都拥有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他可以转变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或以个人或以群体，或公开或私下，通过教导、实践、敬拜或仪式来表达其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所谓正常的宗教活动就是信教公民按照自己信仰之教义的要求、以这种宗教的传统方式所进行的敬拜或仪式等活动，只要这些活动不违反中国法律。

我们认为宗教部门用来作为执法依据的《宗教事务条例》是一个无论从立法程序还是内容方面都严重违宪的部门法规。出于对中国法律的尊重以及基督徒的良心，我们无法从积极意义上去认可并顺服这样的法规，停止在政府所认可的“三自爱国会”之外的场所进行的主日敬拜聚会。但我们仍然遵从圣经的教导，出于对在上掌权者的尊重与顺服，愿意在消极意义上顺服这样的法规，即无条件地承担因为不认可依据这种违宪法规所做出的停止聚会的裁决所应承担的任何后果。

4、教会这个时候进行户外敬拜是否会被卷入政治风波？

首先，“这个时候”不是教会所选择的。有关部门在“这个时候”让教会失去所有可能的聚会场所，迫使教会不得不做出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我们作为教会会尽力地避免让自己的宗教活动被染上政治的色彩，但是否能够避免则不由我们决定。不过，教会在主日的告会众书中也明确地表达，但若有人硬要借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以政治的罪名陷害教会，愿主鉴察和审判。当年我们的主耶稣被人戴上了政治的罪名时，他仍然顺服父神，背着十字架走向各各他。“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同样，为了敬拜上帝，我们也愿意面对被人加上政治罪名的风险。

在现今动荡不安的社会处境中，作为上帝的教会，我们非常愿意分担同胞的疾苦和国家所承受的稳定压力。但在政府部门不顾公民权利的维稳与众多同胞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发生冲突之时，“户外敬拜”虽然在主观意图上只是为了教会自己敬拜上帝的目的，教会的选择客观上还是让自己站在了所有孤苦无助者的一边。

  5、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停止户外敬拜？

2009年11月教会两次户外敬拜后回到室内的决定，让不少的同工与弟兄姊妹感到不理解，这主要是教会带领层第一次经历此事没有太周全的考虑所致，是教会带领层的亏欠。所以这次我们明确地设定了停止户外敬拜的四种情况。

首先，我们在得到政府部门正式凭据让我们找室内聚会的场所，并且我们确实找到了这样的场所后，我们会回到室内进行主日敬拜。2009年11月，我们在得到政府部门的默许后，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我们选择回到了室内。但去年5月、8月以及当下政府部门三次拦阻我们租用新的聚会场所，已经失信于教会。所以我们这次需要政府部门更为正式的许可。

其次，允许我们进入自己所购置的大恒科技大厦二层的场所。那个场所本是属于教会的，有关部门没有任何权利、其实也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不让教会使用；并且我们认为，让教会进入新堂是解决教会场所问题的最好方式。

这场属灵的争战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当为此做好准备，就是如果周复一周教会没有按上述两种方式获得聚会场所，那么我们就会周复一周地在户外聚会，直到今年圣诞节。那时，教会在制订新一年的事工计划时，再看我们的聚会方式以及相应的建堂当作怎样的调整。相信那个时候神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当然，可能还有更坏的情况，那就是我们教会的治委会成员或某些主要同工被抓，无法继续带领教会，那么按照教会预案起来带领教会的同工，在坚持到一定时间后，可以根据当时情况做出后续的决定。

  6、户外敬拜与教会进入新堂是什么关系？

“户外敬拜”的首要目标是坚持教会的整体敬拜聚会，不给撒但分裂教会以任何的机会，至少这是我们坚定的心志与态度。

但如果神怜悯我们，为他的守望教会开路，让我们能够因此进入新堂，这是神给我们的莫大恩典。我们也认为，在租用主日敬拜场所不断遇到争战，也给业主带来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能够进入新堂是目前解决我们教会场所问题的最好方式。

7、我们当以怎样的心态参与户外敬拜？

我们既然定性教会的“户外敬拜”是对神的敬拜活动，我们就当怀着一颗要去敬拜神的心来参与“户外敬拜”。要有这样一个“与素常一样”的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对我们的信心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自己的客西马尼园之夜，从恳切的祷告中得力，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也需要求神鉴察自己的内心，看是否存在着不平与血气的东西，把户外的聚会当作是属血气的争战。

求神赐给我们每个参加的人一颗单纯、平和、与素常一样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单单是为了敬拜他。我们相信，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把这样的心献上的时候，必会蒙神的悦纳。

8、如果主日那天我不能够出门的话该怎么办？

很有可能在主日你打开家门的时候，会发现一群陌生人站在你们家的门外，其中会有人说你今天不可以出门参加敬拜。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与他们产生争执，也不要试图从他们的封堵中突围出来。如果你那个时候，因着圣灵与你同在的缘故，还有足够的勇气与信心，就平和地向他们表达，主日参加敬拜是基督徒最基本的需要与权利，他们这样做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并不利于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因此良心上应当受到责备。然后，你可以转身关门，那天你就留在家中，自己按着教会发的单张唱诗、读经、祷告，虽然那天可能只是你一个人，或者只是与你的家人一起敬拜我们的主，相信神的灵会与你或你们一家的人同在，垂听你们在他面前献上的颂赞与祷告。

 9、如果我们有些人到了聚会的地方等不到可以带领的人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中有些人可以到达聚会的地方，大家要尽量地聚在一起。弟兄当站在外围，把姊妹保护在中间。如果等到聚会开始的时间，能够带领的人没有来（多数情况下可能会是如此），那么，我们中间有人起头唱诗，大家就一起跟着唱诗；按照手里发的单张中所印好的诗歌唱诗，读上面的经文，为今天的敬拜献上祷告，或者以主祷文共同作一个结束的祷告，大家互致平安后就可以平安地散去。

10、如果主日那天我到了户外敬拜的地方发现场地已经被栏杆封起来了该怎么办？

如果大家到了约定的地方，看到场所已经被警戒线或栏杆封了起来，我们不用越过这些警戒线或栏杆。可以就近找方便集合的地方；如果没有够大的地方，可以分为几个小组，大家一起按着已经发到手中的单张唱诗读经；如果发现当时警察已经多到不允许任何人在那个场所停留，那么可以跟认识或遇到的弟兄姊妹一起找地方，在附近任何可以停留的地方，包括餐馆等，以小组方式相互交通祷告，互致平安后散去。

 11、在户外敬拜期间我最应当注意的是什么？

我们在户外敬拜期间最当注意的是不要有任何出自血气的举动。我们不能够预测在敬拜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知道那时一定是属灵争战最为激烈的时候，任何出自血气的举动都可能被撒但所利用。如主耶稣所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不是靠着血气争战，乃是靠着在我们里面引导和带领我们的圣灵争战。具体来说，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不发生肢体上的冲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相信耶和华公义的神作为他军队的元帅，必要亲自为他的百姓争战。

 12、如果我因为参加户外敬拜而被警察带走该怎么办？

不要有任何反抗的举动，让他们把我们带走，就如羊被牵往宰杀之地。从内心中相信，我们只是为着信仰的缘故来到这里，为着信仰的缘故付出代价；相信主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能为我们心中的信仰付出代价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这群原本不配的人成了算是配为他的名受辱的一群人。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彼前2:21—25）

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二）

1、明知在户外很难举行集体敬拜，我们为什么还要出去？

如果政府一堵或一拉上警戒线，造成我们实际无法集体敬拜，我们就放弃，那么我们早应该做出分散聚会的决定。虽然被堵在家，或无法在所选择的敬拜地点集体敬拜，但我们的决定和努力是在表明一个态度：即使在户外，我们也要集体敬拜；只有在被强力阻拦的情况下，我们不得已才分散到周围以小组的方式敬拜。

 2、我们是否仍去上周日那个地方？

是的，我们每主日还是会去上周日那个地方*。但大家到了后，如果看到警察已经封锁了那个地方，周围站的也都是警察，我们的建议是：在那里以小组或数人相约去其他地方，如公园、餐馆等地方，一同按照教会发的敬拜资料进行敬拜、交通与祷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注意保护好自己。

3、个人去还是大家相约同去？

如果小组或几人相约同去会更好。小组长或其中的一位能够负责起来的人联络及带领大家去合适地方。在相约的地方汇合后，如果看到我们教会确定的那个地方已经被封锁，无法进行户外的敬拜，就带领大家到事先想好的地方，以小组的方式敬拜、交通与祷告。相信神会让我们特别经历在主里面的生命相连。

  4、如果再被限制人身自由怎么办？

这次去户外敬拜，最好事先告知自己熟悉的一位教会同工及另一位教会弟兄姊妹。如果由于户外敬拜，我们还是被带走并被关在某个地方，那么，尽量通过手机向教会同工或弟兄姊妹报告你被关押的地方或派出所的名称，好让教会知道你的情况；同时心里要做好至少被关押24小时或48小时的准备。

5、如何回答有关部门的询问？

询问有关教会的情况（如有关牧师长老的情况、教会的组织等），不必拘束，如实回答就是了，因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公开的教会；涉及你个人的问题，我们的建议是按你个人良心的诚实回答就是了，当然如果你不想回答可以保持沉默，或者诚实告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当被告知我们的户外敬拜触犯法律时，除了让他们出示法律依据外，清楚表示这是我们的信仰行为，并且愿意为这个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教会建议不写保证书，以免我们落入到良心的不安或试探当中，并且不要轻信对方所说“某某已经写了保证书”这类的话。

6、争战还要多久？我当以怎样的心态面对？

我们不知道争战还会进行多长时间，但我们相信这都在我们主的手中。我们还是当以“与素常一样”的心，面对我们每主日在神面前的敬拜，不凭任何血气。我们知道，争战可能会让我们付出代价，无论是当时在现场被关押，还是随后在所租住的地方、工作的单位，甚至在家庭中受到压力；但我们相信，我们为主所付出的，必被主记念，并且比起我们因此从主那里所得到属天的祝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圣经 哥林多后书  4:6—11）

  *  有关户外敬拜场所的思考：

这几天我们陆续收到弟兄姊妹对户外敬拜场所的一些具体建议。首先为着弟兄姊妹的积极建言感恩，同时，在此我们也愿意把治委会同工们的思考与大家分享：

（一）当初选择中关村三层平台的考虑：

1．那地方虽处繁华地段，经几位弟兄的多次考察，发现那地方平常僻静几乎没人，特别是清晨较早的时候，而且非常适合聚会；

2．那地方有很多进出口、涉及的面较大，不容易封堵；

3．如果地点过于偏僻的话，只要封锁路段后有人蓄意制造事端产生肢体冲突再栽赃，那时谁也说不清楚。这次跟2009年不同，我们必须为弟兄姊妹的人身安全考虑，因此认为必须选定相对公开的地方，而不是特别偏僻和闭塞的地点。

4．此外，既然我们已经为信仰甘冒政治风险和预备好承担一切可能的法律后果，只要避开敏感的有政治标志性的地方即可。

（二）既然每个主日我们都无法集体敬拜，那么，为什么还是坚持到原定地方敬拜？

1．无论改到哪里，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封堵都是不可避免的；

2．上次到过那地方的弟兄姊妹，已经对那里的情况有所熟悉，也知道在那里如何应对；

3．如果换新的一个地方，有些弟兄姊妹就可能得不到更换地点的通知；

4．就如“4月10日户外敬拜通报”中所指出的，既然这次的户外敬拜所表达的就是我们毫无妥协的信仰立场，而且我们也认为持守这样的信仰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敬拜，那么，最重要的和敏感的已经不是地点，而是我们的户外敬拜的行动及坚持本身；又如3月27日的“告会众书”里所说的，我们既然愿意面对被人加上政治罪名的风险（而且已经行动），那么，现在重要的，不是人怎么看我们，而是神如何看我们！

愿神赐福与我们！

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三）        

        1、我们是不是还要去教会原指定的那地方？

一些弟兄姊妹提出建议是否考虑换地方，那样大家能够聚起来。但目前这个阶段，地方选在哪里都不太可能聚起来，结果都是一样的。政府有关部门关心的已经不是我们选定哪里，而是我们去还是不去。上次问题解答（二）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大家再看一下。

  2、如果没有警戒线，我们是否要上去三层的那个平台？

上周因为二层平台没有警戒线，所以有弟兄姊妹上去，结果还没开始敬拜就被便衣警察带走了。看来这可能也会是这周要遇到的情况。我们的建议是，如果没有警戒线，而我们有信心要上那个平台，并且已作好了上去就可能被带走的准备，并被扣押24或4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人身限制，那么就照着你的信心上去，面对询问诚实地回答，平静地被带走。如果你看到那里有便衣警察，在信心中还是认为在附近找个地方与肢体一起敬拜为好，那么就在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一起敬拜。

 3、如果我与小组长或多数成员的意见不一样怎么办？

如果你想上到平台上去，但你们小组其他的成员并不想上去，或者是相反的情况，那么我们建议，你可以顺服小组长（或根据多数成员的意见作出）的安排，但你内心里坚定要上去，你也可以自己上去或者加入到其他你可以找到的愿意上去的小组。如果是你一个人过去的，那么建议你在那附近尽快找到其他弟兄姊妹。或者与他们一同上到平台，或者找合适的地方敬拜。

 4、室内外的弟兄姊妹是否要按照教会所制定的主日程序来敬拜？

我们建议，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无论去到户外敬拜的，还是在户内敬拜的，统一按照教会拟定的敬拜程序进行敬拜是合宜的。在这特殊时期，虽然我们不能够都聚在同一场所敬拜，但我们仍然是一个整体的教会。

 5、 十一奉献该当如何来缴纳和收取呢？

建议教会的弟兄姊妹从五月份起，每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祷告会期间，可以把奉献带来投在教会专门设置的奉献箱中，财务部会安排专人收取奉献。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6:10）

北京守望教会     户外敬拜问题解答（四）[修订版]    

        1、教会目前的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我们不知道教会户外敬拜会持续多长时间，但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我们主自己的身上，相信他既带领他的教会进入到这处境中，也必会带领他的教会胜过这样的环境。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信心中继续坚持，在坚持中能够忍耐，“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5:3下—5）

   2、在这段时间如何尽可能保守教会敬拜的整体性？1

尽管我们教会还不能够在一处有整体的敬拜，但在持续下去的这场争战之中，我们仍当竭力保持教会敬拜的整体性，为此我们建议：1）每个主日，对于决定户外敬拜的弟兄姊妹，如果门口有拦阻就留在家中敬拜，如果能够出去就尽量找小组或熟悉的弟兄姊妹一同户外敬拜，或在附近适合场所敬拜。2）尽管我们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敬拜，但我们还是在同一时间（早上8：30），用教会提供的同一敬拜程序及主日讲章，以相同的诗歌及祷告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敬拜他。相信我们这种愿意有合一敬拜的心必会蒙神的悦纳。3）我们相信，出去而被带走的弟兄姊妹，虽然在那个特定时间没有来得及进行敬拜的程序，但他们在神面前全然摆上的心，也是蒙神悦纳的敬拜。

3、我们当在哪些方面作好持久争战的准备？

我们教会目前的状况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当借着祷告使我们有更充分的信心及心理准备。为此我们建议：1）弟兄姊妹多一些的彼此探望与相互联系，彼此勉励，在盼望喜乐中忍耐等候神的时候，注意恢复体力和灵性。2）尽量参加教会的周间祷告会，以及小组或团契的活动。3）各事工部门按照自己的年度事工计划，根据自己目前的情况，恢复或继续那些可以进行的事工。4）在这段特殊时期，小组长要承担比平时更重的牧养责任，求主坚固每个小组长，使他们不仅能关怀牧养小组组员的个人生命，而且能分享教会的状况、传递教会的信息，使组员生命能保持与教会的连接。

4、在这种困境中教会如何增强牧养？

虽然有可以自由活动的教会牧者能主持教会洗礼、婚礼及团契的活动，但由于教会的一些主要牧者仍然被囚在家中，还是给牧养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这一段时间，我们会主要地通过文字牧养的方式，定期发给大家讲章、牧函、敬拜资料以及其他与牧养有关的资料。同时，让我们继续祷告，求神在这种困境中特别地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找到其他更有效的牧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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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主要修改了第2点中的第1小点，原来的表达易于带来误解，这里主要是对决定出去的弟兄姊妹的建议。

教会在这个时期进行户外敬拜，很容易被政府或其他不了解的人解读为是要参与到当下敏感的政治活动中。2009年11月的户外敬拜，基本上没有这种误解的声音；但这一次，特别是在一些外媒的报道中，把守望教会户外敬拜与某种政治运动或某个人的维权活动联系起来的倾向十分明显。对户外敬拜时间的问题，我们只能说，无论是2009年还是现在的户外敬拜，时间都不是教会能够选择或决定的。两次都是在有关部门使教会失去室内的聚会场所后，教会被迫做出的一种反应。因为我们不想停止教会的主日聚会；因为我们不想主动地分散聚会。

我们再次表明，守望教会进行户外敬拜，只是出于主日想要在一起进行敬拜这个宗教性的原因，与当下的某种政治运动或某个人的维权活动没有丝毫的关系。而造成教会与政府有关部门冲突的缘由，我们相信政府有关部门也了解，确实不是这一段时间形成的，而是数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是正视所带来的结果。把这个问题放在数年来一个大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就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问题之所在。

自2005年守望教会开始租用写字楼进行主日聚会，到2006年教会整合、向政府申请登记，守望教会一直试图成为一个透明的、公开化的教会。这些是中国家庭教会在新时期发展的一种大趋势。随着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中的迅速发展，信教人数的增加，信众构成中受教育比例的增加，特别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信徒在大城市中的集中，家庭教会的人数、聚会及治理形式必然会发生变化。其实，向这种公开化教会的转型，从某个方面来说，意味着教会准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及社会服务，准备更多地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合作。

虽然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群体的存在并不需要政府部门的批准才可以合法存在，但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为了尊重政府与现行的社团登记制度，在不加入“三自爱国会”的前提下，守望教会于2006年7月21日，向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递交了“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筹备及成立申请材料”。但2006年8月11日，海淀区民宗侨办公室出具了《审查意见》，以守望教会“拟任牧师未经依法登记的市宗教团体认定，没有与本社团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为由，“不同意该申请”，并建议与海淀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联系、接洽。随后，教会进行了行政复议，并向国家宗教局上书，阐明教会的立场，但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自此，守望教会向政府的登记以政府不批准而告一个段落。

其实，如果守望教会按照有关部门对《宗教事务条例》的解释，把自己挂在北京市“三自爱国会”下，向政府有关部门登记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遇到今天的聚会场所问题，守望教会可能早就进了所购置的场所之中了。但问题是，作为一个家庭教会，守望教会虽然愿意向政府登记，虽然表明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自治、自传与自养的本土教会，虽然清楚表示拥护宪法并爱这个国家，但守望教会不愿意在自己的信仰立场上有所妥协；不能够加入一个非教会性质的官方机构，即“三自爱国会”；也不认同有关部门对《宗教事务条例》中有关宗教团体就是指“三自爱国会”的解释；这种解释让我们看到，政府部门仍然在执行着上世纪50年代的宗教政策，没有带着面对新时期产生的新问题意识来面对家庭教会的这种新发展，不愿意给家庭教会以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是在为自己所持守的不妥协的家庭教会的立场付出代价，为政府过时的宗教政策不能给家庭教会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付出代价。在这种背景下，家庭教会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以聚会场所的形式爆发出来。

2008年守望教会在华杰大厦聚会期间，由于教会的公开聚会，信徒人数增加，引起海淀区宗教部门的关注。以整顿奥运会前的安全为由，北京海淀区宗教与公安多个部门于5月11日冲击了守望的主日聚会，试图取消教会在那里的聚会。虽然当时政府部门没有达到取缔的目的，但一年多以后，2009年10月，有关部门终于通过各种手段胁迫房东就范而成功地将守望教会从华杰大厦赶了出来。由此导致了2009年11月守望教会在户外的两次敬拜。

在2009年11月户外敬拜期间，教会曾向北京市民宗委上交了致政府意见书，明确提出通过场所备案的方式解决教会聚会场所问题，但北京市宗教部门除了让守望教会在“三自爱国会”名义上解决场所问题外，对教会的建议没有给予任何积极的回应。第二次户外敬拜后，在问题没有什么实质性解决的情况下，教会带领层相信了政府有关人员代表政府表达的允许守望教会回到室内进行敬拜的承诺，相信了给政府留出时间就能够解决场所问题的愿望，而于11月15日的主日重新回到室内敬拜。

虽然教会在此期间历经艰难，时常需要不断地更换聚会地点，但我们始终在独自承担着这种需要不断变换聚会场所的不便。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购置自己的聚会场所，更好地解决主日敬拜的场所问题。但2009年12月22日，当教会全额支付了大恒科技大厦二层的房款后，却由于政府部门的介入，开发商始终拒绝交付房屋的钥匙，却无法给出任何的理由。从政府有关部门的介入可以看出，有关部门还是不愿意守望教会能够在室内有一个稳定的聚会，不愿相信教会在室内的稳定聚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样，教会一方面支付了二千七百万的房款却无法使用本当属于教会的场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支付高额的租金租用临时聚会的场所。2009年底至2011年初期间，教会独自承担了所有由于场所问题所带来的聚会的不便，一等就是一年三个月的时间过去；其结果是，不仅进入教会所购置的场所让人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教会租用新的临时场所也开始遇到问题。

由于教会所使用的“老故事餐吧”不能够容纳参加教会主日敬拜的人数，同时也因为运营方所承担的可以理解的压力，教会曾分别于2010年5月、8月以及这次2011年3月三次试图更换聚会的场所，但这三次都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介入，而让教会即使在与酒店方签了正式的合同，也还是无法使用所租用的地方。我们认为，如果其中的某一次介入是偶然的话，连续三次的干涉使守望教会无法有室内的聚会场所，已经是有意地要失信于2009年11月向教会的口头承诺，定意要把教会与政府间在场所问题上的冲突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再次显明出来。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后，我们认为，再像2009年11月那种口头地许可租用某个临时聚会场所，这种方式已经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只能是把问题积压在这里，带来对政府更大的信任危机，造成日后解决上的更大难度。教会这次的户外敬拜，并不是有意地要与政府对抗。教会一方面是在实践我们信仰中不要停止聚会的要求，同时也在等待与政府一起解决问题。这次教会寻求一个更为正式的凭证，或者进入到所购置的场所，其实都是在期待有一个政府部门能够站出来，与教会一同面对这新的政教关系的局面，作出一个其可以承担责任的决定，比如教会聚会场所的备案。我们相信，如果政府部门愿意，一定会有神所赐的智慧与魄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要政府部门愿意，一定会与教会一起找到合适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虽然使教会在此时失去聚会场所并非我们的选择，但我们还是愿意把这次的冲突看作是从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契机，而不再像上次那样简单地滑过，把问题留待以后。

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一直在政府部门的手中。如果政府部门有诚意，带着服务信教公民、为信教公民解决困难的心，那么当下的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并且政府部门也会因此看到，只要教会有一个得到保证的聚会场所，特别是自己所购置的场所，教会就会像2009年11月一样马上回到室内进行主日敬拜；由此关于教会有任何政治动机的所有猜测都会不攻自破。

愿神帮助守望教会，也使用政府部门，使户外敬拜的问题尽早得到解决。
北京守望教会
2011年4月14日

弟兄姊妹们平安！

守望教会再次进入到艰难之中，就像2009年10月一样，教会要再次做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就是到户外敬拜聚会。3月20号主日我们在教会中报告了两周后教会将移往锡华商务酒店进行主日聚会，22号，酒店的负责人就找我们，分别以不同理由说明我们租用的会议厅不能交付使用，其中也提到了当地派出所的介入。这是自去年5月与8月两次类似的事件后，守望第三次以教会名义签下了租用合同却由于有关部门的介入而无法使用租用场所聚会。此次教会为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事先（签协议前后分别两次）就聚会场所要变换情况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并且在20号的主日报告中也向会众表达了，如果再出现上两次那样被干预而无法使用的情况，只好户外聚会；同时表示户外聚会不是我们的所愿，所以要弟兄姊妹祷告，求神保守我们能顺利使用新租的地方。

这次事件表明，政府部门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把我们限制在现在聚会的“老故事餐吧”，直到我们不再能使用这个地方后就自行分散。2010年一年多在老故事的聚会，已使我们的聚会场地常处于爆满的情况，每次聚会都有不少的人站在后面。教会数次要离开老故事的首要原因是教会的自然增长。另外，这一年教会在这里聚会，出于大家能够理解的原因，现有环境给老故事的经营方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自去年底就多次提出让我们离开，最后期限自1月底一直推到了4月的第一个主日。教会认为，在经营方已经多次提出这样要求的情况下，教会再在此进行主日聚会将影响到教会的见证，因此教会才如此决定：这次离开老故事就不再回来了。

当然，每次遇到这样的艰难时，我们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分散聚会？现在我们不能分散聚会，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还没有走完我们当走的路程。在过去的几年中，在“山上的城”异象的带领下，我们教会经过堂会转型已经成为了公开的和整体性的教会；从2009年开始正式推动建堂，努力解决聚会场所问题，并且在同年的12月底购置了位于中关村大恒科技大厦二层1500平米的写字楼。我们的领受是，分散聚会违背这几年神对我们的带领。因此，建堂结果未显明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分开聚会的。整体聚会并不是聚会规模的问题，我们当看清楚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并非今天教会分散聚会了，争战就结束了，聚会场所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自2009年12月22日教会全额支付二千七百万购房直到如今，一年三个月的时间过去，由于政府部门的介入，开发商一直表示无法交付钥匙却不给任何理由，致使我们至今仍无法使用那地方。老故事不能再使用，我们新租赁的锡华也受干预而无法使用，分散聚会又违背神这几年对我们的带领，所以除了户外聚会，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期，户外聚会难免会被人涂上政治色彩，也许这就是有些人期望甚至导演和设计的陷阱。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非常看重教会作为信仰团体的社会见证，我们不希望教会带上政治色彩，当她出现在中国社会时被人误解为政治团体。而且作为上帝的教会，我们非常愿意分担同胞的疾苦和国家所承受的压力，尤其是在现今动荡不安的处境中。为此，我们应当而且愿意尽自己的努力减轻这个社会的负担而不是加添麻烦。但若有人硬要借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以政治的罪名陷害教会，愿主鉴察和审判。当年我们的主耶稣被人加上了政治的罪名，他仍然顺服父神，背着十字架走向各各他。“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同样，为了敬拜上帝，我们也愿意面对被人加上政治罪名的风险。

教会再次决定户外聚会，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它已经挑战了我们信心的极限，考验着教会的合一。我们知道一旦选择了户外的敬拜聚会，我们每个人会遇到怎样的情况。政府部门很可能就像过去不惜代价地使用神所赐本应用来赏善罚恶的公权力、投入大量本应为公民谋利益的纳税人的金钱、调动地方甚至是不具执法资格的居委会等，对我们每个信教公民进行人身自由的限制，使我们无法进行聚会。我们的生活工作会受到影响，甚至要付出其他各种代价。因此，这不单是教会，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所面临的选择。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在神面前信心的程度，做出自己的选择。

但愿神的手托住我们每个人，让我们靠着他能够在这场争战中一同站立得住。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路德那样，有勇气站在君王的面前，同时也是站在神及我们自己良心的面前，坦然地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站立在此，愿神帮助我们，帮助他自己的守望教会。

恳请基督的众教会记念守望教会，并为我们扬声代祷！为我们举手守望！
北京守望教会
2011年3月27日

（2011年04月26日  环球时报 ）
4月24日是基督教的复活节，北京海淀区“守望教会”的一些成员不顾当局劝阻，试图强行上街搞宗教活动，后被制止。这已是“守望教会”近来第三次强行在户外公共场所非法举行活动，该组织负责人曾在网上向成员们写信呼吁，要求他们不要害怕被拘留，继续坚持户外聚会。西方舆论普遍支持该组织，并指责中国政府“压制宗教自由”。

这种个别宗教组织与社会管理系统发生对抗的局面，大概是当局很不愿意看到的。基督教近年在中国发展很快，各地出现大量“家庭教会”，他们普遍游离于社会原有的宗教管理系统之外。由于宗教自由受到中国宪法保护，“家庭教会”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对于该怎么对待这一现象，政府一直很谨慎。

应当指出的是，不愿意进入合法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这些“家庭教会”，虽是中国宗教事务的老问题，但近年来有变突出的趋势。彻底解决它并不容易，很难“一刀切”，这当中“家庭教会”自己的行为方式很重要，如果它专注于宗教信仰，高度重视不与社会发生冲突，行为低调，就容易得到理解。相反，它就有可能给宗教管理制造麻烦，而这种麻烦也会绊住自身。

“守望教会”地处北京中关村，据称很多成员是知识分子，逐渐发展到1000多人。他们应当理解，这么大的宗教组织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构成了某种敏感，它与能在一个房子里容下的真正“家庭教会”已经有了某种不同，拒绝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成立任何大型组织，在中国一直是受到认真对待的事情。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这方面的审慎习惯，政府的相应管理一直比较严格。这方面是否需要有所松动，是全社会的政治大事。教会不应当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充当推动变化的激进力量。否则教会就不是在搞宗教，而成为搞政治，这是教会的大忌。

“守望教会”的成员们无论最初走到一起是怎么想的，他们应当有事情正在逐渐政治化的判断力。当前是政治上比较敏感的时刻，“守望教会”不对国家的管理做配合，而是用“宗教自由”打擦边球，试图通过对抗实现自己的要求，并且在事实上呼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施压，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一个教会所应当做的。

中国不是个完美的国家，对“家庭教会”的管理中国显然缺少经验，但中国奉行宗教自由，同时致力于避免宗教对社会其他生活产生冲击，这种大的政策不仅是对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这么多年没发生过教派冲突，各种宗教和睦相处，这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堪称难得。所有人都应珍惜中国社会稳定的局面。

4月26日的《环球时报》（以下简称《时报》）出了一则题为“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 （以下简称“文”）的社评，文中所评论的就是近期在北京发生的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事情，而且就像题目所说的那样，是给守望教会的一个善意的提醒。这是我们所看到国内媒体有关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唯一正式中文报道，因此作为当事者的我们，有必要对文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做出澄清和解释，好让读者对此事件有更全面和细致的了解。

文中多次提到的“家庭教会”之所以被称为家庭教会，并不是因为只有家庭成员（加上少数亲朋）聚集参加，也不是因教会仅限在信徒的家里聚会。家庭教会是上世纪50年代时，一大批不愿意在信仰立场上做出妥协而拒绝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以下简称“三自”）的广大信众，为了坚持信仰和敬拜上帝，不得不退回到家中敬拜起始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参不参加“三自”不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不参加“三自”就是反革命，为此很多人被关进了 监狱；那些在信仰上不肯作出妥协的，只能在家里秘密敬拜了。过去极“左”的宗教政策，随着70年代末改革开放有所改变。这样，原先在家里秘密敬拜的所谓“家庭教会”逐渐公开聚会，并且随着人数的增长和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教会的聚会逐渐从个人的“家庭”（房子）移到写字楼等公共的开阔空间里，甚至有些地区的家庭教会盖起了教堂。尽管家庭教会经过了漫长的50多年时间，加上各地区间的差异，“‘家庭教会’的情况”确实“千差万别”，而且就像文中所指出的，“基督教近几年在中国发展很快，各地出现大量‘家庭教会’”，但是家庭教会的本质却一直没有改变——不愿意在信仰立场上作出妥协，拒绝参加“三自”——这才是真正的“家庭教会”。因此文中所说，“它与能在一个房子里容下的真正‘家庭教会’已经有了某种不同”，是对家庭教会的误解；教会最看重的不是聚会场所本身，而且也从来不以它来界定和限制自己，因圣经上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指基督）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本次守望教会户外敬拜，虽然是一个“个别教会”事件，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是50多年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宗教事务的老问题”在现时期的突显。我们承认现在的宗教环境比起过去宽松了许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比于家庭教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正是由于“原有的宗教管理系统”的严重滞后，造成了现在政教关系的张力。守望教会在过去的2005至200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根据当时新出台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积极主动向政府部门提出登记申请，并向国家宗教局递交了《北京守望教会 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从法律的途径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意见。相反，相关部门对守望教会的回应是什么呢？相关部门不仅固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宗教政策，即不加入“三自”就不可能有合法的敬拜聚会，给予明确拒绝，而且只要信徒在家里聚会，片警不时地以“扰民”的名义干预，使教会被迫搬几十次地方；后来教会为了不扰民而租用写字楼聚会，相关部门又以得到举报“举行非法聚会的”名义冲入教会崇拜现场，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敬拜活动；而后在2009年几个部门（宗教、国保、工商、税务、刑警等部门）联合给房东施加巨大压力，强行使其解除租赁合同（那次也被迫到户外敬拜）；为了拥有不被干扰的稳定聚会场所，教会信众合力奉献大量金钱购得一处能够容纳全会众的适合且能稳定聚会的场所，然而，尽管教会早已支付全额现款，但因有关部门的介入，开发商迟迟不敢把钥匙交给我们（这种情况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教会不得不再支付高额的资金租用地方，因有关部门介入，租赁合同多次被迫解除。因此，不是守望教会要“用‘宗教自由’打擦边球”，更不是守望教会要借户外敬拜有意“与社会管理系统发生对抗”，而是北京市（或是海淀区）的相关部门一直以来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使户外敬拜成了守望教会“别无选择”的选择。

再者，文中也特别提到说，“搞政治是教会的大忌”，对此我们完全赞同。家庭教会不愿意参加“三自”，另一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三自”是政治运动的产物，是教会政治化的结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家庭教会都一直持守政教分离原则，坚决反对把教会政治化。为此，在这次关于户外敬拜的“告会众书”中，以及后来的“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中，我们都清楚地表明了户外敬拜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单纯的信仰行为，而不是假借宗教名义的政治化行动。无论是2009年11月的户外敬拜还是这次的户外敬拜，那些所谓敏感时期都不是教会所选择的，两次都是在有关部门使教会失去室内聚会场所之情况下，教会不得已做出的决定。2008年5月奥运前对守望教会的直接冲击、2009年六十年大庆前强行让房东解除与教会的租赁合同使教会失去聚会场所，以及在文中所说“当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这一时刻”，守望教会所签室内场所的租赁合同又被解除……每当敏感时期发生的这些事件，到底是偶然、还是巧合，或是一种定然？

我们再次表明，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纯宗教性的问题，是家庭教会的快速成长和滞后的“原有宗教管理系统”的张力导致的宗教问题。因此，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不要把守望的户外敬拜活动政治化。把它政治化也许可以减轻有些部门的相关责任，但这不是解决宗教问题的合宜方式。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把其确实当作一个宗教问题来解决，并且也只有将其当作一个宗教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合宜的解决。其实守望教会所希望的，无非就是可以在室内稳定聚会的保证，这要求一点都不高，作为教会再平常不过了。守望教会在“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中也曾明确表示，“政府部门也会因此看到，只要教会有一个有保证的聚会场所，特别是自己所购置的场所，教会就会像2009年11月一样马上回到室内进行主日的敬拜；由此关于教会有任何政治动机的所有猜测都会不攻自破。”我们理解当前有关部门“彻底解决它并不容易，很难‘一刀切’”的处境，因此，如果无法出具守望教会可以回到室内的书面凭证，那么让守望教会进入自己已购买的场所敬拜，是最自然、最合理，也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了。当然，此后可以建立彼此沟通的平台，一同寻求长远的解决之道，也为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积累经验，为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共同做出贡献。

最后，我们再次请求，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
北京守望教会
2011-4-27

一、家庭教会是守法的代表

1955年，王明道先生写下《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成为中国教会在君王和社会面前的辩护词。几十年来，家庭教会为福音的缘故，在中国始终持守和践行着宗教和良心的自由。尽管一直受到政府打压，教会一直努力传讲基督的福音，不停止礼拜和聚会。尽管缺乏合法的法律地位，但教会仍然在当代中国形成了几千万公民的团体生活。

有人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我要坦然回答，是的。60年来，家庭教会一直在违法，在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布道、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和慈惠事工上，家庭教会都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全面违背中国的宗教行政管理及相关行政执法，已长达60年。否定这一点，就等于否定了家庭教会的道路，也否定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教冲突的历史事实。

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违法了吗？我们当诚实并勇敢地回答，是的。60年来，这个国家一直在宗教自由方面践踏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教会的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慈惠等事工上，都以非法的、专制的和野蛮的方式，逼迫主基督在中国的儿女和教会。

因此，我们再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如果圣经是基督徒和教会的“宪法”，那么家庭教会60年来对上帝的敬拜和传讲，正是在中国社会中遵循上帝律法和良心自由的典范。我必须说，我们没有违背那更高的、至尊的法律（雅2:8）。并且，正因为我们必须遵守那刻在良心中的法律，我们才不敢不违背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宗教管理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剥夺和控制了基督徒敬拜上帝和传讲福音的使命。

因此，我们再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如果《宪法》被称为现代国家的“君王”，如果中国政府宣称它的权力来自宪法的赋予并应当遵守宪法。那么，我也要诚实地回答，60年来，家庭教会恰恰是在中国社会顺服君王和宪法的典范。教会顺服宪法到了一个地步，即使所有政府官员都选择了藐视宪法，甚至将那些不和他们一起违法的人送入监牢，但教会仍然一如既往地践行着依法敬拜上帝和传讲福音的宪法权利。并且，正因为我们必须遵守那在上掌权的《宪法》，我们才不敢不违背那些违反宪法的宗教行政管理体系及相关的执法行为。

家庭教会的一切诉求，在本质上都是福音的诉求。这一诉求与国家的直接冲突，聚焦在《宪法》第35条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换言之，社会转型、政治进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在基督徒看来也都是好的，但这些永远都不是教会的诉求。无论是奴隶制还是民主制，无论是君主还是法治，圣经教导教会都要顺服政府的权柄。总而言之，基督的教会对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都并不感兴趣；但教会在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下，都对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的自由感兴趣。

因此，在60年的宗教逼迫中，家庭教会一直以和平、忍耐的方式，成为中国社会守法的代表。主若许可，教会也甘愿在任何制度下吃亏，遵守一切不公不义的法律。事实上，60年来家庭教会就是这样行的。然而，教会唯一不能遵守的法律，就是那些试图剥夺和控制我们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的自由的法律。教会在公共层面，不能不视这些法律是“违宪”的；教会在信仰上，也必须视这些法律是邪恶的和敌基督的。

无论面对罗马皇帝还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真教会的这一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并且，也几乎正是基于基督教会对这一立场的近两千年的坚持和付出，才形成了现代国家和宪法制度中的“宗教自由”观念。

家庭教会的诉求，一直以来，就白纸黑字地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除了结束宗教逼迫，保障宗教自由，教会的福音使命与国家的权力无关，教会对国家一无所求。

二、不是政治化，而是政治逼迫

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4月25日）撰文，指北京守望教会的户外崇拜，及家庭教会寻求其敬拜、传道和地方教会群体的公开化、合法化的努力，是教会的“政治化”。

即使在信徒中，我们也常常疑惑于这个问题。我认为，要理解1950年以来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必须澄清以下几点事实：

1、    60年来的宗教逼迫，从来就不是法律逼迫，而是政治逼迫。就如主耶稣当初所受的审判，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审判（彼拉多说按罗马法律耶稣是无罪的），而是宗教和政治审判。耶稣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约15:20）。我要对弟兄姊妹们说，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是以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被钉上十字架的。我们在受逼迫中被称为“搞政治”的，这岂不是我们作为门徒本不配得的荣耀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顶着“犹太人的王”的牌子，因他本是荣耀的君王。同样，中国家庭教会顶着“政治化”的牌子，因我们本是有君尊的祭司。

2、    国家与家庭教会的冲突，从来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无论政府还是教会，都要面对这个事实。家庭教会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在技术层面和行政层面的执法或违法问题。“家庭教会问题”，是因着数千万基督徒公民长达60年来对宗教和良心自由的持守，从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最严重的公共政治问题之一。

3、    是政府对教会60年的政治逼迫，而不是教会60年来在行政管理层面的不合作，才导致了家庭教会问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4、    是教会的信仰成为了政治的一部分，而不是政治成为了教会信仰的一部分。对教会来说，无论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布道、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和慈惠事工，都永远是信仰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但对国家来说，只要政府一天不承认教会有敬拜上帝、传扬福音之主权，这些问题就永远都是政治问题，而不是信仰问题。

5、    家庭教会的立场和诉求，恰恰是请求掌权者，不要再把我们当作政治问题了。这正是家庭教会坚持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的原因。家庭教会因此承受的政治逼迫、隔离和歧视，已长达60年。我们已厌烦了偷偷摸摸地聚会，厌烦了和秘密警察打交道，厌烦了这个国家对福音的恐惧。谁的心里有恐惧，谁就继续在将信仰问题“政治化”。

6、    “家庭教会问题”的政治化和“教会的政治化”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教会除了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践行宗教自由以外，是否介入和借助狭义上的“政治的”权力和手段，而导致了教会本身的“政治化”？据我对当代家庭教会的了解，我必须断然作答：我不认为任何家庭教会及其传道人有“政治化”的倾向和危险；正如我不认为任何“三自”堂会及其传道人没有“政治化”的倾向和危险一样。因为将教会政治化的，恰恰是跟从三自运动的官方教会，而不是拒绝“三自”运动的家庭教会。

7、    只有结束宗教逼迫，保障宗教自由，才是家庭教会问题“非政治化”的唯一出路。今天的家庭教会，尤其是城市教会的牧者、传道人，有责任为此发出声音。上一代的传道人，因宗教逼迫本身而为主受苦。这一代的传道人，要因着结束宗教逼迫而预备为主受苦。

三、为结束宗教逼迫发出声音

从教父查士丁的《护教辞》和初代教父们大量的护教文字，到路德和加尔文等改教家为着护教而呈给君王和诸侯们的文章、书籍，到中国家庭教会的前辈王明道先生所写的《我们是为了信仰》，主基督为他的教会，在“被政治化”的历史中，引导和开辟了一条公开护教和传扬福音的道路。

今天，上帝为家庭教会的领袖和信徒们，预备了远比过去时代更广阔的新闻传播、公共舆论、互联网、市民社会及现代法治体系的保护、允许和技术条件，我们若不能更加公开、坦然地在中国的掌权者和人民面前为基督信仰辩护，为结束60年的宗教逼迫而发声，并提出我们对福音传扬之自由和教会对教义、教产、教职之主权的主张，我们这些传道人就有祸了。

我呼吁更多的传道人一起发出声音，并请求主在中国的全体教会成员，及政府和更多的公民，来诚实面对以下的事实：

1、    1950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基督教会的宗教逼迫，至今没有结束；

2、    基督教会的聚会、结社、布道和宣教的自由，仍不被中国政府承认；

3、    中国《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至今形同虚设；

4、    基督徒在任公职、受教育、学术、出版上，至今受到公开或严重的歧视。

我也请求中国的掌权者，和每一个或参与或没有参与过宗教逼迫的公务人员，凭着上帝刻在你们灵魂中之良心（罗2:15），来承认和面对以下事实：

1、    195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将教会视为“帝国主义的工具”，随后在历次政治运动和迫害中，将无数牧师、传道人以“反革命分子”等名义关押、枪决，迫害不参加官方“三自爱国会”的广大信徒，其中包括我们尊敬的王明道、倪柝声、袁相忱等传道人。这些政治迫害迄今为止，一直未曾得到改正、重审与和解。

2、    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随后全国19所基督教高校、200多所教会中学、1700多所教会小学及基督教的医院、孤儿院等机构，全部被政府接收。这一剥夺和侵犯宗教自由和教会财产的行为，60年来未曾得到积极和全面的改正。

3、    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的“19号文件”对当时的极左宗教政策有所纠正，但仍然保持了对基督徒聚会、结社和宣教的限制和打压，从此主导了各级政府30年来对基督徒和教会的错误执法，包括罚款、拘留、劳教、关押、取缔、酷刑及其他非法措施。这一错误政策的影响迄今未曾消除。

4、    2004年，国务院违背《立法法》关于“对公民政治权利的限制必须制定法律”的规定，非法制定《宗教事务条例》。其中对基督徒的聚会、结社和宣教的宪法权利，作出诸多限制和取消，并继续将处在中共统战部和官方“三自爱国会”控制以外的广大基督徒的聚会、结社和宣教的行为，视为非法。

作为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我为教会所受的这一切逼迫和限制，感谢和赞美全能的上帝。因为上帝许可并在他美善纯全的旨意中使用这一切，造就、炼净了上帝在中国的教会和儿女。并赐给我们不配得的，为义受苦的莫大福分（彼前3:14）。在更高的意义甚至个人的意义上，我宁愿这样的逼迫继续存在，也甘心顺服上帝的心意，预备承受更长久的政教冲突。因为这对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和那末后的指望而言，都是好得无比的。

但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是为着对那一切逼迫者的怜悯。他们不信基督的福音，也就不信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咒诅——难道我们也不信吗？

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是为着对那一切因宗教逼迫的阻隔而不能更自由、更有机会听到福音、来到教会的同胞的怜悯。他们不信基督的福音，也就不在乎他们失去了什么——难道我们也不在乎吗？

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更是为着我们在受逼迫中常常的软弱。“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26:39）。我们承认，在这常年累月的逼迫和限制中，基督徒也常有胆怯、惧怕，常带血气，苦毒，甚至在受苦中也难免自义、骄傲。因此，我们不是追求宗教自由的英雄，我们乃是求告主基督，早日使我们在这时代远离试探，脱离凶恶。免得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林后1:8），而羞辱了主的名。

60年前的中国政府，曾威胁每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交给凯撒。从1950年到1954年，有41万基督徒（约占当时基督徒的50%）自愿或被迫在“三自爱国宣言”上签名，公开背叛主基督和他的教会，也被迫退出了公共社会。

60年后的主的教会，也需要呼召每一个基督徒，再一次，是为福音的缘故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交出来。我们有责任以某种相似的方式（另一场呼吁、发声、请愿、护教和签名运动），在掌权者面前公开自己的认信，为福音和教会辩护，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刷中国教会背主的耻辱。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场宗教的“维权运动”，我们需要的只是一场真正的福音运动。我们的声援、请愿和发声，是与家庭教会在当前城市化和社会转型中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福音预工运动及城市植堂、堂会转型、宣教运动及福音的文化使命密切相关的。借着这一过程，让家庭教会更加确定地方教会的成员，建造每一间地方堂会，在世人面前形成一个看得见的基督徒共同体。并以宗教自由的议题挑战其他公民的良心，坚固教会成员的勇气，呼唤游离的信徒的委身。
教会并不是要激昂地向国家争取我们没有的权利。教会乃是谦卑地为着这个国家能蒙福音的益处，而请求国家承认和尊重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

教会也并不需要和依靠外在的“宗教自由”，才能维持并活出基督信仰。相反，60年来，教会已经因着基督信仰，而活出了真正的“自由”。因此，教会为结束宗教逼迫的请愿、呼吁、护教、签名和发声，不是为着有形教会的外在益处，而是为着主基督国度的扩展，和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祝福。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罗13:5）。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一切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在中国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因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林前1:2—3）。
写于主后2011/4/29

2011年4月10日，时隔仅仅一年半，北京“守望教会”被迫再次进行户外敬拜。此次的路将更长，我们只有把一切都交在上帝手中。

一、政府侵犯“守望教会”的主观要件

在坊间的各种传言里面，有两种涉及当事人动机的不实之词流传甚广，特别让人对“守望事件”产生政治联想。一种传言是关于“守望教会”自身的动机，指认“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是为了声援某个政治异议人物。另一个传言则涉及了政府侵权的动机，以为政府错把“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当作“MLH革命”的一部分，故而采取了激烈手段。

这两种传言为“守望事件”涂抹上了一层政治色彩，从而大大地开脱了政府对“守望教会”的侵权责任。按照第一种传言，政府对“守望教会”的侵权仅仅是“正当防卫”；有人要以革命的手段反对政府，政府当然要使用国家强制力予以镇压。第二种传言则将政府放在了“误伤”或“防卫过当”的位置；政府对“守望教会”的侵权只是因为误判了户外敬拜的性质，错把针对“MLH革命”的防卫实施在“守望教会”身上。

动机是犯罪的主观要件，从而，确定此次政府行为的动机，是认定政府侵权责任的前提。依照现有的事实，不难认定政府作为的动机。

首先，政府非常清楚“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是一个纯粹的信仰活动，从来没有把户外敬拜混同于“MLH革命”。当政府拘押了“守望教会”参加户外敬拜的169位弟兄姊妹之后，众多执法人员立即分头要求这些人按照预先拟定的统一格式撰写“今后不再参加非法宗教活动”的保证书，可见政府要针对的是所谓“非法宗教活动”，而非政治性质的“MLH革命”。

其次，政府针对“守望教会”的打压也不是因为恐惧“MLH革命”而临时起意采取的极端措施，而是利用政治形势实施其预先策划的挤压家庭教会活动空间的“国进”行动。过去两个月里，北京已经有两间亲政府的半独立教会被政府勒令停止聚会。这两间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显然不同于“守望教会”，但照样被剥夺了聚会的权利（可见投降或妥协并不能保住权利）。这两家教会与“守望教会”的共同之处就是“使用写字楼作为聚会场所的大型教会”。政府预先选择了重点打击的对象，其选择标准是按照教会的活动场所与规模。打压“守望教会”只是有计划地全面挤压教会活动空间的一部分，并非只是针对一个特殊的教会。“杀鸡”只是对“猴”行动的预演。此次政府对“守望教会”的行为咄咄逼人，处处蓄意挑衅，似乎非把“守望教会”逼到户外去才罢休，一点也没有因为严峻政治形势而息事宁人的意思。“守望教会”交付二千七百万人民币的现款购买了敬拜场所，政府居然使用非常手段干预民事合同，禁止卖方按照购房合同交付用房的钥匙（其间，卖方试图用不合理提价等方式合法地终止与“守望教会”的购房合同，“守望教会”答应了所有不合理要求，但是，卖方还是不敢执行合同；因为政府的威胁，连一心牟利的房地产商都不敢要眼前合法取得的暴利，可见“苛政”猛于暴利）。与此同时，政府又胁迫“守望教会”的房东，令其终止与“守望教会”的租约。当“守望教会”寻求租用其他场地的过程中，你租到哪儿，政府就压迫那儿与你毁约。在整个过程中，政府的基本策略就是主动出击，赶尽杀绝，连一点户内敬拜的缝儿都不给你留下，就是逼着你非去户外不可。

最后，除了事先的种种寻衅以外，政府在事件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也显明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预先安排好的拘押地点，预先准备的押送车辆，预先排练过的堵截手段，预先规划的拘捕与押送的方式，预先训练的统一谈话程式，预先设计的“悔过书”格式，不仅显明了主观的故意，而且是蓄谋已久。

二、守望自由的心灵

1955年，当中国政府命令所有基督徒必须参加官方教会聚会的时候，王明道先生拒绝前往；面对关于“帝国主义势力”之类的种种生拉硬扯的指控，王明道先生郑重地申明了拒绝的理由：“我们是为了信仰”。2011年，北京“守望教会”在户外敬拜之前，也公开申明：“我们是为了信仰”；户外敬拜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不停止聚会”。“敬拜（即聚会）”是绝对的，因为那是圣经的要求，因为那是维系基督徒与上帝关系的必要礼仪，因为那是基督徒信仰的必须表示；“户外”是相对的，“心灵与真理”是敬拜的必要条件，而地点却不是绝对的要求；但是，当不“户外”就不能“敬拜”的时候，“户外”作为“敬拜”的唯一可能场所就成为一种“必须”。“户外”的关键不是“户外”，“户外”的关键是“敬拜”；只有当“户外”成为“敬拜”的唯一可能，“户外”才成为“敬拜”的关键。我们走到“户外”，仅仅是为了“敬拜”。“户外敬拜”只是为了信仰。

在打压户外敬拜的同时，政府不断地质疑家庭教会：“不是有官方教会吗？政府不是指定了官方教会作为宗教活动的场所吗？你们为什么不去那里聚会？”这种质疑恰恰显明了双方冲突的实质。户外敬拜就是为了保持信仰的自由。信仰是一种自由的生命形态，由心灵而发的自愿敬拜才是信仰。信仰必须是自由的，用枪强迫出来的敬拜，还是信仰吗？就像此次“守望事件”以及以往的“万邦事件”，政府运用国家强制力硬逼着基督徒前往官方教会聚会，这大概再鲜明不过地表明了官方教会的伪信仰性质。自由就是个人可以实行自主的选择。如果政府决定了个人可以信奉什么样的上帝，那信仰还是自由的吗？如果政府用枪给我任命了一个“上帝”，我对这个“上帝”的信仰可能是自由的吗？如果政府已经为所有的基督徒选定了对上帝的神学诠释或者敬拜形式，那信仰还有什么自由可言？由政治权力任命的“上帝”都是伪上帝，由政治权力指定的“信仰”都是伪信仰，“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就是不让信仰变质，就是不接受政府硬性指派的“上帝”，就是为了保守一个自由的敬拜。

信仰的境界就是心灵的境界，因为心灵的高度就是上帝的高度；非经由心灵，又如何能够达到上帝的宝座呢？心灵就是自我；自我就是可以实施自由决定的终极立点。毁灭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毁灭了心灵，而毁灭了心灵，就拆毁了通向上帝的桥梁。谁能在心灵之外走向上帝呢？谁又能非自由地跟随基督呢？没有心灵，就没有上帝在此世的居住之地；不能自由地选择，就没有信仰可言。若是必须由别人为我做出决定，我的心灵还是自我独立的终极存在吗？不，被政治权力决定的“心灵”仅仅是伪心灵，而伪心灵只能产生伪信仰。捍卫自由，就是守护心灵的领土，而保住了心灵，就保住了信仰的内在空间，就保住了走向上帝的通道。

“心灵与真理”是敬拜的必要条件。没有自由，就没有心灵，因为“心灵”无非就是自主选择的权利；没有自由，就没有真理，因为“真理”就是主体（即自由人格）对客观真实的认知。由此，敬拜都是自由的；没有自由，就没有敬拜。强制，能够扭曲出一个心灵吗？伪装，可以“曲线”到真理吗？没有“心灵与真理”的所谓“敬拜”可能达到上帝吗？自由是上达上帝的条件。户外敬拜是自由的实行；户外敬拜是为了守护心灵的净土与真理的诚实，是为了保留“心灵与真理”作为真正敬拜的基本条件；户外敬拜就是拒绝被纳入已经失去“心灵与真理”的“敬拜”躯壳。户外敬拜是为了维护自由，但不是为了维护为自由的自由（即作为自在之物的自由），而是为了维护作为信仰条件的自由，为了维护作为上帝通道的自由。

三、守望上帝对凯撒的疆界

在被北京警方拘押了两天之后，北京“守望教会”的小白牧师终于重获自由。归来的小白牧师给教会带来了“国保”（即秘密警察，德文译音为“盖世太保”）的口信。“盖”言概要为两点：（1）下一个主日（即4月17日），“守望教会”必须退回室内聚会；（2）“守望教会”目前的长执会必须解散，另行选举新的长执会。

第一点尽管不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常理（哪个国家的教会会让警察为他们指定聚会地点呢），也充满了无理的专横（我断绝了你室内聚会的所有可能地点，却要求你必须在室内聚会），但毕竟与警方的管辖沾点边。第二点简直就是海外奇谈了（虽然在海内不算奇谈）。

一个政治权力得狂妄到什么程度，才会跑到上帝的殿堂里面撒野呢？上帝可能服从警察的指挥吗？如果上帝还得听从警察的管辖，上帝也就不是上帝了。

警察跑到教会里面来决定教会长执会的废立，在中国以外的国家里面，恐怕最疯狂的头脑都想象不出这样荒唐的事情。一个政治国家只能管辖人的外在行为，而教会事务涉及的却是人的内心世界；让管辖外在行为的国家强制机关去主持属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教会事务，相当于用刀枪规定作曲。“政”与“教”的分离是现代政治国家成立的基本前提。本当管辖外在行为的政治国家却偏要管辖人的内心世界，这种“跑题”的“政治国家”已经背离了政治国家应有的本质。管辖教会事务的政治国家尚未达到政治国家的起码高度；管辖教会事务的政治国家只是伪政治国家。由警察来决定教会长执会的成立与解散，这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里面都只能被人当作一个笑话；可悲的是，这个荒谬至极的笑话在中国却是实际发生的现实。

也许中国的政治权力真地没有意识到“由政府管辖教会事务”有多么的违背常理。一时的荒谬是荒谬，习以为常的荒谬倒被人认作正常了。自1955年以来，中国政府不仅一直决定着“三自”教会（即官办教会）牧师的任免（其牧师职位的设置要由劳动人事部的干部名额决定，国家按照国家干部的待遇标准，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其会长等职位提供薪金与福利），而且规定“三自”教会的教义内容（比如，禁止在主日证道里面提及“童贞女受孕”，“复活”或“最后审判”等圣经真理）。可是，错误不会因为多犯而成为正确；违反本质的实在根本不是真正的存在。被政治国家主宰的教会已经不是教会，而是一个政治机关；主宰教会的政治国家也不再是政治国家，而是宗教裁判所。

按照习惯成自然的无理行事方式，此次中国政府也打算通过警察机关任命“守望教会”的长执会。政府以为，50年代使用国家强制机关一威胁，教会内部不就有人依照政府的意思改造教会了吗？今天，听说“守望教会”内部有意见分歧，若在外边运用国家强制机关施加压力，是不是也能压出一批新“三自”分子呢？是不是可以借助动摇分子组成新长执会而改造“守望教会”呢？但是，政府没有认识到：（1）“守望教会”是在家庭教会的“十字架”传统之上建立起来的，逼迫的威胁打不倒“守望教会”；（2）“守望教会”是由具有公民意识的新一代基督徒组成，他们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自己作为公民的尊严与权利；（3）“守望教会”是只承认耶稣基督作为教会元首的同一身体；教会的一切分歧都不会超出主内的范围，教会对外仍然是同一的基督身体，教会以外的任何势力都别想插足教会内部事务或者离间教会的弟兄姐妹。

“国保”的口信再一次证明了政府利用目前的政治形势剿灭或改造家庭教会的企图。如果“口信”只限于第一点（即“不准户外敬拜”），则政府的行为还可能（仅仅是可能）是出于对政治局势的恐惧。但是，“口信”的第二点（即“解散现存长执会并另行选举新的长执会”）已经证明了政府推翻教会领导并进而改造“守望教会”的计划。在对“守望教会”的整个行动里面，中国政府不是“国退”中的据守，而是通过“国进”而剥夺人民已经享有的权利。

四、守望天国疆域的前沿

炮声在天边稀落地轰响着，周围不时有炸弹掀起的烟尘，战云从低空黑压压地掠过，在战火撕裂的战壕与散兵坑里，“守望”的将士在沉静地等待着对面的下一次突击。这不是一个局部的战斗，也不是一次偶发的战役。早在主管全国宗教事务的那位执政掌权者发布了两项指示的时候，世界的大军就开始向天国的疆域压了过来。

“（1）要各级政治权力引导未登记教会的基督徒到‘三自’教会聚会；（2）要把独立的大型教会拆散到家庭里面去。”国家宗教局局长的指示已经为这场针对教会的运动规定了明确的既定目标。逼迫的目标是既定的，所以，“守望事件”不是一个偶发的行动。我计划打你，然后就打了你；这里，动机与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在后的行为不能成为在前的动机的原因，这在逻辑上是不言而喻的；我在三个月以前就已经预谋对别人实施伤害了，然而在三个月后实施伤害时，却说是你当时“犯横”找打，这在任何法院都逃脱不了“主观故意”的罪责。这也解释了在事发之前当地政府寻衅式的种种刁难。狼定意要吃羊，则羊即使在下游喝水，也会违反常理地污染了处在上游之狼的饮水。在狼的心里，狼要吃羊，肯定是由于羊的错。“MLH革命”也不是“守望事件”的真正原因，而只是一个借力，或者一个借口。对于借酒撒疯的人，酒从来都不是疯的真正原因，疯的真正原因是他想疯。“守望教会”遭害不是因为该教会自身有什么过失，其唯一的“过失”就是被贼惦记了。一个人定意要打你了，你是怎样退让都免不了挨打的。“守望教会”不过是政治权力有意识和有计划地限制与消除独立教会运动的受害者。

由国家宗教局局长指示各级政治权力行动，可见运动是全国性的。“守望事件”不是个别事件，甚至也不是局部事件，而是一个全国运动的开端。“守望教会”之所以首当其冲，因为她是某类教会的典型。此次运动针对的不仅仅是“守望”，也不仅仅是北京地区，甚至不只是家庭教会。此次运动是全方位的。在北京，那些挂名在“三自”之下却实际不肯完全放弃自己独立地位的教会，此次不也开始被勒令停办了吗？除了死心塌地地投降“三自”，任何教会都在打击之列。“独立”就是打击的范围。作为教会独立性的基地，家庭教会成为此次打击的重点；而由于其对外影响力和对内引导力，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又成为打击重点的重点；作为大型城市家庭教会的典型，“守望教会”也就难免首当其冲了。

国家宗教局局长为此次运动订立的两个目标，一个是战略性的，一个是战役性的。全面消除教会的独立性，将所有基督徒都纳入政府控制的“三自”教会，以便达到政治权力主宰基督信仰的目的。这是中国政治权力针对教会的长期战略目标。局长的第一目标显然与这一长期战略是完全同一的。但是，基于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即使最迟钝的官员也意识到：通过一个运动而消灭整个独立教会，根本没有可能性。所以，局长提出的第一个目标仅仅是方向性的，是一个尽力而为的事情。第二个目标就具体多了，似乎是一个当下可能的目标。公开化的大型城市家庭教会是教会通向主流社会的最有效的福音窗口，是目前最深入主流社会的教会前沿。打掉大型城市家庭教会，最起码在外在形式上，就剥夺了家庭教会在主流社会中最有效的拓展通道，阻止了家庭教会进入主流社会的步伐。尽管在大多数城市，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刚刚在萌芽，但是，在北京、温州、厦门等城市，此类教会已经初具规模。特别是北京；在2007年夏季，北京仅仅有两家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即“守望教会”和“锡安教会”；到2011年初，北京已经出现了超过一百家在写字楼聚会的大型或准大型家庭教会。这些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公开地在社会公共生活空间里面聚会，从而，在深度与广度两方面都加速了信仰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其自身也由于与社会的接触面增大而得以迅速扩展。就社会影响力而言，自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崛起以来，家庭教会才逐渐成为重大的社会议题，其表现就是家庭教会开始成为媒介的焦点和官方或民间研究的选题。在自身增长方面，且不谈与公开化同步的内部结构的完善，单论规模，这些大型的城市家庭教会在数量上都有急剧的扩展；比如，“锡安教会”在2007年秋季仅有一百多成员，而目前却有八百人左右参加其主日聚会；又如，从2009年11月到今天，“守望教会”的聚会人数又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增长。打垮了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就摧毁了家庭教会在主流社会里面发展的前沿阵地，从而，抑制住家庭教会在主流社会里面迅速发展的势头。

就因为“守望教会”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城市家庭教会，由此，对“守望教会”的打击也就是对大型城市家庭教会最具有代表性的逼迫。这是教会与世界之间“诉辩抗争”的最新判例。在这个前沿阵地的扭杀里面，双方对垒的最新前线将被划定。“守望教会”是家庭教会的前沿阵地，可以说，“守望教会”是为捍卫家庭教会的最大生存空间而战。守住了这个阵地，就守住了家庭教会深入主流社会的前沿。就生存空间的前沿而言，“守望教会”是为了整个家庭教会而背负了被逼迫的重负。如果没有“守望教会”这个高个子顶着，不知有多少家庭教会已经被蹂躏了。就效益而言，“守望教会”所付出的“十字架”代价具有教会整体的意义。

无论此次具体战斗的外在结果怎样，挑起此次纷争的政治权力已经输了。前线阻击部队的任务不一定是守住前沿阵地，而是最大限度地消耗敌军的力量并为纵深阵地上的部队争取准备的时间。仅仅才两个礼拜，逼迫“守望教会”的政治权力已经在政权合法性与社会舆论方面付出了极大代价，而至少北京的不少家庭教会在观察、思索与效法方面已经做好了对付新一轮逼迫的准备。“守望教会”失去的仅仅是阵地，而不是教会；因为此次“十字架”的经历，“守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仅对信仰本身有了更深的理解，而且与这个特定的地方教会有了生死之交。最不可思议的政府出招就是那个解散教会治理委员会的口信；这个政府管理教会事务的荒谬招数，若不是出于愚蠢的话，那简直就是一个侮辱了，这不是太小瞧“守望”人对基督与教会的忠诚程度了吗？从长程看，即使此次“守望教会”出于无奈而分散为多个小型聚会，由于以往教会生活所形成的教会理念和此次“十字架”的生命经历，在三到五年里面，分散聚会的“守望教会”成员会变成十家八家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就近期而言，失去一个阵地的“守望教会”并没有丧失其所有的阵地；特别是只要教会还在，“守望”随时还可以进入任何一个阵地。教会不是“MLH革命”的临时聚集人群；教会的委身要求与日常性质，使得教会不会因为一场二场逼迫而溃乱。由于“守望教会”的榜样，其他一百多间大型城市家庭教会也可能会效法“守望教会”的样式。每剥夺一个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就创造出一个可能户外敬拜的教会，而且由于每一个退出户外空间却没有丧失教会与“十字架”生命的教会都可能重新出现在户外敬拜。不知道北京地方政府使用国家机器可能禁止多少间家庭教会的同时户外敬拜呢？三间？五间？十间？大概那也就是北京地方政府可能付出的最高执行成本了吧？以目前对付“守望教会”所动员的资源计算，北京地方政府绝无可能运用国家机器禁止更多间家庭教会同时的户外敬拜。最要紧的是，若是政治权力将全部的力量用在除了合理地要求敬拜场所而全然顺服执政当权者的家庭教会身上，这将不仅大大动摇了自身的统治基础，而且可能为不那么顺服政治权力的社会力量提供了真正的机会。

最后，借此机会对北京市宗教局局长提一点建议：北京不是上海；上海只有几间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北京却有上百间大型城市家庭教会；上海家庭教会的彼此连接程度，内部动员力以及社会影响力都不能与北京家庭教会相比；上海是一个私人生活空间高度自由而公共生活空间却不那么开放的城市，而北京却是一个公民在公共生活空间里面非常活跃的城市。上海的所谓“成功经验”不可能带到北京来。即使在上海，那种模式也只适用于一定的教会和社会发展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经验也将会越来越不“成功”的。有许多人（包括笔者）为你祷告，但愿上帝开你的眼，不要固守上海经验，多看看温州经验；尽管知道你不是决策者，若真能依据社会现实向上提出建设性意见，于国于己都是祝福。

五、守望“分别为圣“的场所

宗教学界常常质疑中国是否出现过真正的宗教，因为在中国以往的宗教里面并没有一位绝对他者。儒学是所谓“内在超越”的典型，儒学的超越从不越过主体（即人）与伦理的界限，从而，超越并没有超出“我”的范围。道家与佛教的超越仅仅是否定式的超越。“无”或“空”都具有终极本体的意义，但是，只是作为否定性的或负的本体而存在；“无”或“空”都不是终极实体，而是终极否定，即一种发挥终极本体作用的否定。“无”或“空”仅仅指出终极本体不是什么，而没有指出终极本体是什么；绝对他者是绝对的无或者绝对的空，从而，绝对他者变成了绝对的没有，也就是没有绝对他者。道家与佛教都达到了至上的超越之处，却在那里仅仅发现了没有绝对他者的绝对他者空位，由此，道家与佛教的超越是“负外在超越”；因为一“外在”，就仅仅剩下了“否定”，“没有”或者“负”，所以，“负外在超越”以外在的否定而将实在超越局限在主体之内，从而，在本质上依然是“内在超越”。

基督教却是“外在超越”的典型。绝对他者是基督教信仰存在的前提。“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与“太初有道”（“这道就是上帝。……万物都是藉着这道创造的，凡是受造物，没有一个不是藉着这道创造的”）都不仅指明了终极本体的他者性质，也指明了终极本体的实在性质。宇宙的本源是上帝，而上帝是无限之在。无限仅仅是没“限”，却不是没“有”。对于无限，没有“限制之在”不过是没有限制之“在”。无限否定的是“限”，而不是“在”；无“限”，恰恰要表明真正的“在”，即“在”的本质不是“限”（由此，“在”与“限”是可分的，一个人失去了存在的有限形式，却不一定会丧失存在本身），所以，无限的否定是真正的肯定（这与道家和佛教的绝对否定截然不同）。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就是指向作为终极实体的“绝对他者”，即上帝。在“有”之外还是“有”，“有”才是无限的；“有”是无限的，终极本体才可能是实在的；终极本体是实在的，超越才是实在的（即不是放弃，而是获得，更确切地说，对“限”放弃才能成为对“在”的获得）。信仰的实在性质必须建立在绝对他者的实体性质之上。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作为典型，也表现了其他启示宗教（即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特性。

中国所谓的宗教与准宗教都缺乏“分别为圣”的实在具体形式。儒学就不用多说了，既然超越都发生在人的伦理境界，从本质上就没有分离出来一个外在的超越世界；“圣”就是人，从而，“圣”只要向内（人的里面）寻求；“圣”与人都一体了，还需要什么分别出来的“圣”呢；“圣”都全然在人的内部了，外边哪儿还需要一个有形实体的形式呢？道家与佛教是“无而为圣”或“空而为圣”。“无”或“空”都不是可以独立（即自在）的实体；只有在对实体的否定中，“无”或“空”才可能显现出作为负终极本体的作用；实在了，也就不是“无”或“空”了。没有本体意义的实在，就无法独立地彰显自我。“无”或“空”都必须依附性地化在一般尘世生活里面，才有可能获得有形的表现形式。只要一分别，便是无或空了，那只是一个否定的或负的“圣”，就是以“没有”为“圣”。对“佛”“道”，所有的有组织形式的独立（即分别出来）的信仰实在生活都是一个出家或离世（即否定或没有）的去处；这种有形的信仰实在生活，要么是与世界隔离的（对于出家人），要么是临时的或非实质性的（即非日常或功能性的），所以，仍然不具有真正影响世界的实在性质。吃斋念佛和个人修炼必须依附在尘世的日常生活之上，与“分别”出来的宗教有形实在关连不大。儒学则完全俗世化了，其有形的实在活动都是官办的（或族办的），完全是另一种尘世生活。

“道成肉身”是“分别为圣”的典范。“道成肉身”意味着：终极本体（即“道”）在世界里面可以成为一个不同于有罪世界的独立有形实体（即“肉身”）。道是一个永恒实在，所以，在终极的意义上，道是自在的，肯定的。这种自在性或实在性使得道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即自在的）有形实体。以有形独立实体的形式直接与世界对立，这恰恰是基督教“在世”的有形表现。耶稣个人的肉身象征着一切有道的有形实体，以形象化的语言说，“基督身体”是一切具有永生（即“道”）的人的总和。这就是教会。

基督徒保持着自己在世界里面的一般日常生活，却必须以“分别为圣”的有形实在形式申明自己的信仰；这就是在世的超越。这种外在“分别为圣”的独立信仰生活，是内在“分别为圣”（即在一般日常生活里面与世人不同）的保障。用教会的用语说，“分别为圣”是“全然为圣”（即内在于一般日常生活里面的“圣”）的基础。“分别为圣”的有形生活具有礼仪的性质，而一切礼仪都是象征性的。“分别为圣”的象征是双向的：一面指向天国，另一面指向世界。正是在这种双向的指向性上，“分别为圣”发挥着媒介的作用。耶稣基督是世间第一个（在逻辑意义上）“分别为圣”的有形存在。一方面，他以有限躯体象征性地活出了至上者（即上帝）的无限生命；另一方面，他又以一人之身象征性地代表了所有自我中心的有限者（即罪人）。没有这个象征性（即指向性）的有形存在，基督耶稣就不能显现全神—全人的生命，全神而全人的同一恰恰是“中保”（即媒介）的实现。一方面，这个有形存在必须开放地指向上帝，否则，基督耶稣就无法成为世人走向上帝的通道；另一方面，无限上帝必须坐落在这个有形存在里面，不然，基督耶稣就不能成为上帝在此世工作的器皿。若是上帝能够以无限本体直接作用有限世界，就不需要一个“分别为圣”的有形存在。作为唯一中保，基督耶稣显示了“分别为圣”（即象征性的有形存在）的必要。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耶稣之“分别为圣”的延续。教会就是被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人群。教会以有形的存在指向天国，从而，教会是在世的天国；教会对天国的展示必须凭借自身的有形存在，由此，教会是天国的在世。指向性确立了教会的天国性质；有形存在保证了教会的在世形式。作为象征性的有形存在，教会是天国在此世的钥匙；“教会之外别无拯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分别为圣”的有形教会生活里面，基督徒一面象征性地先行体验了天国生活，一面象征性地将日常生活的一切带入天国境界。

在第一义上，“分别为圣”是与“全然为圣”相对的概念。“分别为圣”就是在外在形式上与一般尘世日常生活不同的特殊信仰生活，也就是狭义的教会生活。“全然为圣”则是外在形式不分离于一般尘世日常生活但内在生活意义却具有信仰性质的生活，也就是广义的教会生活。在第二义上，“分别为圣”与“全然为圣”是同一的。从一般尘世日常生活里面分离出来的“分别为圣”就是为了在一般尘世日常生活里面“全然为圣”。“分别”与“全然”只是形式，“圣”才是内容，“圣”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不过，尽管“圣”内容的同一，形式的区别仍然必须，因为“分别为圣”与“全然为圣”在“活出基督生命”的过程里面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由于人的有限与有罪，没有人能够直接“全然为圣”。没有“分别为圣”的礼仪式或象征性的教会生活，有限的人就无法上达无限的上帝；有限之人在此世与无限者的同在都是礼仪式或象征性的；“与无限者的直接同一”意味着“我就是上帝”，谁敢说自己与无限的上帝直接同一了呢？有罪的人就是以有限的自我为中心，从而，会自然地淹没在自我的尘世日常生活里面；不借助常规的“分别为圣”，有罪之人难以保持强烈而持续“与上帝同在”的体验。不“分别为圣”，就无法“全然为圣”。中国式的“内在超越”无需“分别为圣”。“释”与“道”都是不执著于外在礼仪而向内“悟”的“内在超越”，而儒学则是无需外在礼仪而直接在伦理生活里面自“省”的“内在超越”。在中国教会里面的那些去礼仪化或非组织化的趋向里面，不难辨认出“儒”“佛”“道”的影响。“信仰不是宗教”是这些趋向的典型说法，其实质就是无需通过“分别为圣”，就可以“全然为圣”。这种没有“分别为圣”的外来恩典就自己活出基督生命的诉求，依然是中国式“内在超越”的自救道路。在自我的修身养性中就直接“悟”出来了，在一般的伦理生活里面就“自省”出来了，我们还需要一个自我之外的超越的基督吗？我们还需要一个尘世生活以外的具有独立肉身的耶稣吗？除了上帝本人，谁可能与上帝直接同一呢？没有认知这一点，是中国式“内在超越”的结症，自然也就是束缚于“内在超越”文化模式的教会趋向的结症。否定“分别为圣”的基督身体，就是否定实在的基督生命，就是空洞地接受抽象“基督”而实际上只凭借自我伦理生活的自救，得到的只是“顿悟”出来的“佛”，“修炼”出来的“道”，“自省”出来的“圣人”。

敬拜是最为常规的“分别为圣”。当然，也可以在“全然为圣”的意义上使用“敬拜”一词，比如，“我的整个生活就是敬拜”。“全然为圣”的敬拜具有两层意思：（1）敬拜是“全然”的，从而，我的一举一动（包括走路、吃饭、睡觉、便溺）都是敬拜；（2）敬拜是内在的；只有内在地怀着敬畏的心，与世人相同的日常生活才具有敬拜的意义。“全然为圣”的敬拜恰恰隐含着“分别为圣”之敬拜的必然。敬拜只有内在化，才可能化在一举一动（即全然）里面；这意味着：必须有外在形式明确的敬拜作为“敬拜”范畴的第一义；必须存在着一个内外完全一致的敬拜原型，以便可以从中提取内在意义，由此而化到日常尘世生活的一举一动里面去。在“分别为圣”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进行的教会敬拜就是敬拜的原型，是一切可能引申内在敬拜意义的依据。敬拜是“分别为圣”的，其时空表现形式就是“分别为圣”的。主日从七日中分别出来，成为“圣”的时间；帐幕—圣殿—堂会从日常生活空间分别出来，成为“圣”的空间。主日与殿堂都是礼仪化的表现形式。通过礼仪而“圣”化的时空形式会大大强化基督徒的敬拜体验。在堂会的敬拜体验肯定不同于在厕所的敬拜体验；主日敬拜的体验必然强过工间休息敬拜的体验。租用与购买写字楼空间作为主日敬拜的场所，正是为了让主日敬拜的场所分离于一般日常生活空间，从而，从空间形式上回复主日敬拜的“分别为圣”性质。家庭空间是饮食男女得以展开的最为日常的生活空间。通过礼仪，可以将家庭空间在时间上“分别为圣”，成为主日敬拜的场所；但是，在形式上，家庭空间内的敬拜效果一定弱于在殿堂里面的敬拜。在二千年的教会史上，家庭空间从来不是教会敬拜的首选场所；只有在不得已或者作为辅助形式，家庭空间才被历代教会作为敬拜场所使用。比之内容，形式会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但是，内容总会要求相应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与使徒首先选取圣殿与会所作为敬拜的场所；也是为什么早期基督徒坚持去地下墓道聚会。就“分别为圣”的聚会场所而言，堂会不是必须，却是最佳，至少是更佳；家庭空间不是不行，但在效果上较弱。对于敬拜，形式不是最重要的，但不等于形式是不重要的。即使在厕所里面，我们也可以敬拜无所不在的上帝；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争取比厕所更佳的场所敬拜上帝。在敬拜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当然要选取更佳效果的敬拜形式。

“敬拜的空间不重要，敬拜的时间也不重要，一切敬拜的外在形式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敬拜的心”，这种属灵的说法不难让人想起禅宗那个典故，“不是风动，也不是旗动，只是心动”。“一切皆由心生”不过是中国“内在超越”传统的一种表示；对于基督教，如果外在有形表示真的不重要，“那道”与“那灵”就不会成为肉身。最好的比照就是律法，耶稣只是将律法的内在精神还给律法，并没有要消灭外在的律法，从而，耶稣不是从外边废除律法，而是从里面成全律法，使律法成为里外一致的真正律法。然而，在中国教会的境遇里面，耶稣由内而外的成全被曲解为以内破外的心法。对于教会，敬拜的外在形式是重要的。如果我们真地觉得外在形式不重要，我们也就不会如此上心地商榷“守望”对某种敬拜场所的坚持了。

“家庭教会为什么非要到写字楼敬拜”？那么，家庭教会为什么非要到家庭空间里面敬拜呢？目前家庭教会到写字楼内敬拜，只是对“只准在家庭空间敬拜”的回应。家庭敬拜是在不自由之条件下的一种“不得已”，而不是基督教敬拜的正常形式。在写字楼敬拜，或者在家庭空间里面敬拜，这应当是基督徒自己的选择，而不应当是一个行政命令。“守望”等教会到写字楼敬拜仅仅是为了提供“家庭敬拜”之外的另一选择。这些教会既没有号召所有教会都到写字楼去敬拜，更没有下一道命令逼着各教会到写字楼去敬拜。“到写字楼敬拜”只是在“非要在家庭空间敬拜”之外的一种选择。其实，只要允许大家自由选择，哪一种形式更适合教会敬拜自然会在自由选择里面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