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父，我将你的同在带进这工作场所；
我在这办公室宣告你的平安、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和你完美的秩序；
我承认你会在这墙内形成的每一句话、每个念头、每项决定、每一件事上掌权；
主啊，我谢谢你赐予我才能！
我承诺要为你的荣耀，尽职地使用它们，求你赐我一股新力量投入职场工作；
恩膏我的专案、点子和体力，以至于连我最小的成就，也能荣耀你；
主啊，当我困惑时，求你引导，当我厌倦时，求你激励，当我失去热情时，求你用圣灵的光注入我；
愿我的工作和做事的方法，可以为我今天所接触的人带来信心、喜乐和笑容；
还有，当我离开办公室，主，求你保守我路途平安；在我离开家时，赐福于我的家庭，使一切都妥当；
主，为所有你已经成就的、正在做的和将要成就的，我感谢你；
谨以深深的爱和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Teach Me, my God and King,
In all things Thee to see,
And that I do in anything,
To do it as for Thee.

Not rudely as a beast,
To run into an action;
But still to make thee prepossest,
And give it his perfection.

A man that looks on glass,
On it may stay his eye,
Or, if he pleaseth, through it pass,
And then the heaven espy.

All may of Thee partake:
Nothing can be so mean,
Which with his tincture, “For Thy sake,”
Will not grow bright and clean.

A servant with this clause
Makes drugery divine:
Who sweeps a room, as for thy laws,
Makes that and this action fine.

This is the famous stone
That turneth all to gold;
For that which God doth touch and own
Cannot for less be told.
教导我，我主我王，
在所有的事上看见你，
不论我为了何事忙，
所作都是为了你。

不是像粗野的动物，
反应动作本然；
但仍使你预先宣言，
终究能使其完全。

人对着镜子观看，
他会定睛在其上，
若他愿看透另一面，
他就能看见天堂。

凡事可与你同作，
无事可算为不屑，
如果存心“为主作”，
无不化为光明清洁。

仆人持守这原则
可化杂务为圣工：
清扫房间，无殊宣讲圣经，
使房间和行动都纯净。

这是那有名的石头
能把一切变为金；
因神所作并所有的
不能减损所言半分。
据传说：古时的术士能炼成“升化石”（Elixir），也称为“The philosophers stone”， 能点石成金，又能使人长生不老。诗人以“有名的石头”喻圣徒事奉观念的转变。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 1593—1633），17世纪英国牧师诗人。

“我总想保持我的真正面目，喏，这是我的护照！”——培尔·金特

5月中，在国家大剧院观看孙海英与吕丽萍主演的话剧作品《培尔·金特》，我惊奇地发现，剧中的培尔·金特正是我，或我身边的某个人。是谁，悄悄潜入现代中国基督徒的内心，把隐情流水般地传述？孙吕剧本是否迎合时代与中国口味，大笔篡改了百年名著？
急切地捧读原著，我发现，孙吕剧本虽有删节却很少修改。此时，自己无法辨别时空：一百多年前远在北欧的作家易卜生，竟如此真切地写下今天的我们。
这也许不是一个错觉。在信仰千年万载的长河中，我们常常跨越时空，与那些未曾谋面的圣徒握手、相拥、相泣……
人之为人，信之为信。在世，数十载，抑或百年；在信，数千年，直至亘古。
人，你怎能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
这一培尔·金特式的追问，正是一个人渴求“认识自己”的追问，历经百载，至今仍萦绕回荡在我们的心中。我甚至相信，每一个真切的信仰者，都经历了或经历着培尔·金特式的追问和抉择。
或许，加尔文也是一个培尔·金特式的追问者。他在《基督教要义》中，同样真挚地以“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神”1作为这部巨著的开篇，意在指出“认识神”与“认识自己”的密切关联。
《培尔·金特》发表于1867年，原作为诗剧，起初并非以上演为目的。直到1876年才首次在挪威上演。除孙吕本次筹备多时的演出，《培尔·金特》一剧在中国内地有记载的公开演出，此前仅有一次，1983年由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79级学生表演，这让当时尚健在的中文翻译者萧乾先生甚是欣喜。
当时的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第5个年头，萧老的欣喜自有原因。一方面，《培尔·金特》剧本台词艰深、节奏缓慢、规模宏大，既不能满足现今消费主义观众的审美需求，也不符合快速获取投资回报的现代商业运作规则；另一方面，培尔·金特一直被视为宣扬“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典型，据称长期被视为“毒素”，不鼓励公演。事实上，“隔着宗教与文化这堵墙”的误解，这片土地拒绝接纳的艺术品何止《培尔·金特》一部剧！时隔近三十年，同样的剧作不仅在中国几个大城市间轮流巡演，而且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是艺术品自身的品质使然，是艺术家自身的影响使然，更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需要。

《培尔·金特》讲述了一个跨越60年的故事，差不多就是一个人从少年到老年的时间。故事发生在19世纪初叶，结束于1867年。地点一部分在古德布兰斯达尔及周围的山岭间，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滨、撒哈拉沙漠、开罗疯人院以及海上。
培尔·金特是一个放荡不羁、富于幻想的年轻人。他撒谎、吹牛、富有野心，是远近闻名的 “二流子”。寡母奥丝期盼他能照管好自己的田地，本本分分地生活，但他反倒游手好闲，在别人的婚礼上，满怀恶意地拐走新娘英格丽特，把她糟蹋后又无情地抛弃。
易卜生有意在剧中设计了一个幻想性的角色——山妖。培尔·金特“偶遇”山妖，山妖大王告诉培尔“人妖之别”在于：“那边，在蓝天之下，人有句俗话：‘人——要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这边，在山里，我们没工夫去考究这种伪善的道德原则，我们的说法是：‘山妖——为你自己就够了。’”就此，培尔推崇的“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与山妖看中的“为你自己就够了”变成全剧最重要的冲突焦点。
这里选录的山妖大王与培尔的对话，其内容对我们来说，也许是既深刻又熟悉的：

山妖大王：你饮下蜜酒，这酒杯就属于你了，而那是金子做的。谁拥有这只酒杯，也就拥有我的女儿了。
培尔：（深思）哦，人们说，对我们不喜欢的事物，要加以克服。我相信自己总能在一定时间里对这个味道习惯下来。好，把它喝下去再说！
山妖大王：你刚才这段话讲得很有道理。你吐痰吗？
培尔：那完全是习惯成自然啦。
山妖大王：其次你得脱掉你那套基督徒的服装。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在多沃瑞这里，样样都是山里自己制造的，除了我们尾巴上的丝穗子，我们什么也不从山谷里运进来。
培尔：（生气地）我没有尾巴。
山妖大王：我可以给你一根。内侍大臣，把我节日的尾巴给他安上。
培尔：你敢！这是拿我开玩笑。
山妖大王：可你总不能背后光秃秃地没条尾巴就来向我女儿求婚呀！
培尔：你把人变成野兽啦。
山妖大王：孩子，你错啦！我是在把你打扮成一个阔少哩！我们会给你个尖儿上带金黄色的尾巴。这可是至上光荣哩！
培尔：（深思）嗯，人们说，我们是风中的羽毛，难免得由习俗和风尚吹着走。好，就这么办吧。
山妖大王：你是个聪明的年轻人。
培尔：（不悦）还有什么旁的事要我做吗？要不要我放弃基督教的信仰？
山妖大王：要是保留那信仰使你心安一些，就保留着吧。信仰是自由的，不抽税。山妖显示身份靠的是装束打扮。只要在风尚和服装上咱们取得一致的意见，你尽管去保留那使我们毛骨悚然的信仰。
……
山妖大王：人类天性是很奇怪的，它就像一层皮肤一般紧紧贴在一个人身上。要是在一场斗殴中间伤了皮肤，喏，上面就留下个口子，可是很快就结上了疤。瞧，我这位驸马很随和。他已经把基督徒的马裤脱掉，他欣然喝起咱们的蜜酒。他还那么心甘情愿地接受咱们提出的要求，我简直感到他已经永永远远地摒弃了人性。然而不然！一眨眼的工夫还会本性复萌。所以，孩子，我得尽力想法来清除你这特有的人性。
培尔：你怎么清除呢？
山妖大王：我要轻挠一下你的左眼，这样你就会歪曲地看一切事物了，而且你会看什么都觉得好到了家。然后，我还要把你右边的那扇窗户给挖掉。
……
山妖大王：想想看，在未来的岁月里，那会为你省却多少忧虑烦恼。想法记住，辛酸愤怒的泪水都是双眼惹出来的。
培尔：这话不假，而且圣经里说过，“假若你的右眼使你失足，你要把它挖出来，扔掉。”告诉我，我的视力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呢？
山妖大王：朋友，永远也不能！
培尔：要是那样，我只好谢绝了。
……
山妖大王：人类都是一个样。你们的嘴不停地在讲灵魂，其实你们对肉体的兴趣大多了。
……

易卜生似乎要透过培尔的追寻去丈量一个人内心中试图躲避真理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培尔不断地膨胀自我并随从私欲，实践着山妖大王的那句名言“为你自己就够了”，并以为这样做，就是保持了自己真正的面目。
对此，培尔甚至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表达：“先生们，我是单身汉，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我们的天职是什么？嗯，简单地说，一个人应当永远是他自己。要毫无保留地献身于自己以及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上。如果他像只骆驼那样负担着旁人的快乐和悲哀，他还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他一方面贩卖黑奴发财，一方面又冒充他们的慈父；一方面给中国运送偶像，一方面又派出传教士，对此，他说：“每逢出售一尊偶像，他们就替一个苦力施洗礼，这样就互相抵消了。”
培尔时刻携带着一把利己的算盘：不择手段地争取世俗成功的同时，又向上帝大献殷勤，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赎罪，以便在审判之日得以逃脱。
在开罗疯人院，透过贝葛科芬费尔特等人之口，易卜生指出了这种利己主义的荒谬：
“快点儿！世界已经颠倒了，所以我们也得颠倒过来。”
贝葛科芬费尔特与培尔的对话中充满了讽刺：

“正是在这里，人们最能保持真正的面目。我们的船满张着‘自我’的帆，每个人都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木桶里，木桶用‘自我’的塞子堵住，又在‘自我’的井里泡制。没有人为别人的痛苦掉一滴眼泪，没有人在乎旁人怎么想。无论思想还是声音，我们都只有自己，并且把自己扩展到极限。因此，既然我们需要一位皇帝，你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开罗疯人院，培尔成了皇帝。这里到处响起“皇帝万岁！自我皇帝万岁！（Long live the Emperor, the Emperor of Self!）”之声。此时，易卜生告诉我们，自我膨胀至极就是疯狂。
培尔疯狂地喊叫道：
“我该做什么？我是什么？老天！紧紧抓住！我代表你一切的心愿：我是个土耳其人，一个罪人，一个山妖——可是，请帮助我，我内心有什么在爆炸。（喊叫）你的名字……我忘掉啦…… 记不起啦……啊，救救我吧！啊，疯人的保护者，救救我！”
剧中的培尔，性格复杂而真实。他敏锐地解剖着自己和这个世界：
“我要远离现代生活的龌龊道路。现时连一根鞋带也不值。现代人没有信念，没有脊骨。他的灵魂放不出光芒，他的行为没有分量。”
无疑，培尔是一个罪人，正如我们一样，他心中明白真理所在——“额上有上帝的印记”，但他软弱得像“风中的鹅毛”，测试着这个世界给一个走向真理的人带来多大的风浪险阻。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绝不是个死不悔改的罪人。”
偶尔听到牧师在一个不知名的农民的葬礼上的发言后，培尔开始重新寻找对“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的理解。
在这位曾宁可砍掉一根手指也不服兵役的普通农民的墓前，牧师说：
“他不是个爱国志士，也不是国家和教会的栋梁。然而在那荒凉的原野上，在作为他的生命中心的家里，他却是伟大的，因为在这里，他保持了自己真正的面目。他内在的素质是率真的。他的一生就像在无声的琴弦上奏出的一首乐曲。因此沉默的战士，安息吧！你作为农民，打了一场小小的仗之后，阵亡了。我们不去探索他的心灵和他受到的约束，那不该由我们来做，那是上帝的职责。但是我坦率地、诚恳地希望：当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得到应有的位置的时候，他不再是个残疾。”
在上帝的面前，这位平凡普通的农民获得的，也许远远多过那个赚取了万贯家财并希望当上皇帝、一心谋求自我实现的培尔·金特。培尔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回家的路。在整部剧中，正是上帝永不止息的爱，一直在等待并召唤着这个浪子。
这个传递上帝之爱的管道就是虔诚而纯真的少女索尔薇格。在索尔薇格身上，似乎看不到“自我”两字。她不顾家人和世人的反对，跑进深山寻找并陪伴培尔，毫无怨言地用一生来等待培尔的归来。她对培尔说：“你是我的一切，我的生命。”
在培尔的一生中，也唯有索尔薇格是他真正爱的女子。因为索尔薇格身上具有一种圣洁的灵性光芒，她是如此独特、与众不同，无论是英格丽特、牧牛女、绿衣女还是安妮特拉都无法替代她。索尔薇格吸引培尔之处，不是短暂的肉欲之情，而是永恒的圣洁之气，历久弥馨。
培尔会轻佻地对其他女性说：“你的祈祷书是用手绢纸包着的吗？你有金黄色的辫子吗？你眼睛朝下望着自己的围裙吗？你扯住你妈妈的裙褶吗？”
培尔却能对索尔薇格满怀诚恳地说：“只要你敢在这里和我同住，我这茅屋就是圣洁的了。”在剧中，索尔薇格仿佛成为基督耶稣的化身。她接近培尔，舍己地爱着培尔这个世人不耻的罪人，尽管魔鬼时常成为培尔与索尔薇格之间的阻隔。
山妖大王的女儿曾用谎言阻断了培尔与索尔薇格的结合。此时，从培尔的独白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在谎言面前怀疑自己得救的确然，感叹错失宝贵的福分：
“我盖起的王宫坍塌了。她跟我已经那么亲近了，如今，在我们之间又竖起了一道墙。顷刻之间，俊美和欢乐永远离开了我，一切都变得那么丑恶。绕道而行？从我这儿没有直通到她那里的路。直通？嗯……也许……也许还有一条路。我想圣经里写着一些关于悔改的话。可是它说些什么？我没有圣经。我忘光了。森林这儿没有一个人指引我。悔改？得要好多好多年才能走通这条路。人生会变得空虚，纯洁的和美丽的将被毁灭。我能把那些碎片再拼起来吗？一只小提琴坏了可以修补，钟表就不能修补。倘若你要保持田野里的青翠，你就不可在上面践踏。”
就这样，培尔的人生绕了极大的弯路，迟迟不能得到属天的福分。
培尔的人生一直在追问如何“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铸钮扣人最终向培尔给出了答案：“‘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就是把你自己身上最坏的东西去掉，把最好的东西发挥出来，就是充分贯彻上天的意旨。”
萧乾在1949年8月的《香港大公报》上写道：“在所有的戏里，易卜生都要我们忠于自我，殉道者般地坚持自我。在这部诗剧里，他却告诉我们说：‘我是军队，里面排列着愿望、食欲和贪婪。我是海，里面浮着幻想、索取和期待。’他告诉我们：‘要保持自我，就先得把自我毁灭了。’没有比这更不像易卜生的了！然而《培尔·金特》这个语言讽刺剧所抨击的，自始至终是自我。”
萧乾发现了易卜生在《培尔·金特》中与其说在宣扬“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不如说将一个悖论呈现在人们面前——“要保持自我，就先得把自我毁灭了”。
然而，拘于种种原因，萧乾或许没有理解或有意地回避了易卜生戏剧中的信仰背景，亦无法从圣经的角度解读剧中台词所暗含的信息。上述悖论，在易卜生那里，也许正是耶稣的教导：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加尔文在阐述“认识神与认识自己”的关系时写道：“若有人省察自己，就不得不立刻思想到神，因他的‘生活、动作’都在乎他（徒17:28）。……因深感自己的无知、虚空、贫乏、软弱，也更因感觉到自己的堕落和败坏，我们便意识到智慧的真光、真美德、丰富的良善，以及无瑕疵的公义，这一切唯独存留在主里面。”2
剧末，培尔终于在一个五旬节的早晨（一个多么富有意味的日子啊），回到了索尔薇格的身边。我想在这里摘录该剧结尾这段隽永感人的对话，为本文划上句号：
培尔：朝前向后同样远，里外道路一般窄。（停下脚步）不，我听得出，这是一种狂烈的、无止无休的喊声，我要进去，我要回去，我要回家。
……
培尔：（匍匐在门口）向我这个罪人宣判吧！
索尔薇格：是他！是他呀！感谢上帝呀！
培尔：大声说说我造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吧！
索尔薇格：我所唯一爱的，你什么罪孽也没造。
……
培尔：大声把我的罪孽嚷出来吧！
索尔薇格：（在他身旁坐下来）你使我的一生成为一首优美的歌曲。你终于回来了，愿上天祝福你，也祝福这个五旬节的早晨。
培尔：这下我可完啦！
索尔薇格：天上那位是会了解的。
培尔：（朗笑）我完了——除非你能破一个谜！
索尔薇格：说吧！
培尔：说？对，可是你得破出来。你能说说自从你上回见到培尔以来，他到哪儿去了吗？
索尔薇格：他到哪儿去了呢？
培尔：从他额上写着的命运来看，自从上帝心血来潮，创造了他，他到哪儿去了呢？你能告诉我吗？要是你说不出，那我得回到阴暗幽谷里去。
索尔薇格：（微笑）你这个谜好破。
培尔：那么你就说说吧。我自己，那个真正的我，完整的我，真实的我到哪儿去啦？我额上带着上帝打的烙印，到哪儿去了呢？
索尔薇格：你一直在我的信念里，在我的希望里，在我的爱情里。
培尔：（惊慌得往后退缩）你说什么？这是你在说谜语哪。你好像是做母亲的同她的孩子讲话一般。
索尔薇格：正是这样。可谁是这孩子的父亲呢？听了母亲的祈祷就赦免了他的那位，就是他的父亲。
（一道光辉似乎照在培尔的身上。他哭出声来。）

————————
1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3页。
2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4页。

仰望他，并寄希望于他。
——北京房山元代景教十字寺古叙
利亚文碑刻

大地农人

这次从上海来北京，是为了组织又一次“马槽考察”，主题设定为“从北京看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历史抉择”。原想把十字寺作为此次系列活动的一站，可是进得山来一看情况，不得不取消了这站活动，原因很简单——这里没有卫生厕所。三十个香港、上海的大学生青年教师正兴冲冲赶来北京参加这次活动。这些都市青年人，在十多天活动里吃点其他什么苦都行，就是绝对受不了传统的农家厕所，尤其是北方茅厕。（所以我在白领教会讲课时开玩笑说，城市教会知识分子去中国农村服侍，想要吓退他的撒旦就躲在茅坑。其实这是实话。）
但决定在十字寺多留一天，是因为不甘如此状况：在这里——中国教会史上现存最早圣殿的遗址，竟然中断了教会脉络、没有了守殿基督徒…..因为感到了：从十字寺射出的凝视目光…..
小马和我一见如故，知道我还有事要赶回北京，接下来的一天，他放下了手头的一部分活，抓紧时间和我交谈。我知道，这回，我又结识了一位优秀的农民朋友…..
忘了哪位思想家说的了——“上帝创造乡村，而人类创造城市。”读《创世记》，的确如此：上帝创造了江河湖海、大山原野，创造了生活于这大地上的农人牧人，人类后来才建立了城市，衍生出“市民”。上帝的原创本来和谐完美。现代化及其福祉发展到今天，地球的种种危机也逼近了疯狂和崩溃的边界。人类终于承认了，人的创造即使到达“最佳状态”，结果也不过是“双刃剑”状态——利弊参半，光影同存，和上帝的原创永远有天壤之别。城市是这样（尽管人类自己陷入了全球城市化的宿命），“市民”也是这样。相比之下，大地上的农人则有一份先天的优势——他们更有机会保存上帝在绿色大地造人的深奥创意。我在马槽的一项项事工中接触了成千上万青年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渐渐地，我发现，优秀的年青人，大多有“绿色生长”的经历。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一直在大地上生长的农人，例如，在我的农民朋友中——
田大哥——他当过兵见过世面后，胸有成竹地回到了自己沂蒙山的小村子，重新打量着家乡的这个“石头世界”，经过六年耐心细致的开创性工作，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由土生土长农民自己撰写的“乡村民俗志”问世了。这是一部任何学界专家的任何田野调查也永远不可能产生的民俗著作，它让人身临其境般进入这个村子的全部鲜活生活中，为急剧变化的世界留下了中国北方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块活化石。
陆老弟——在江南农村迅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他一家搬进了县城，可是怎么也不能适应这种没有根的日子，不久又搬回了水乡村落。这时，他已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方向。他一边种植六十多亩几十个品种的树木，一边参加我策划的“中国农民自纂民俗志”的撰写。他的树种得精彩，他的水乡专著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还有在野长城上背砖放羊的孙大姐；我在《远行记忆》（三）记录的瑰丽草原边的小韩一家…..等等。
学术界习惯于把中国底层大众尤其是农民大众，比喻为“草根”阶层。现在我突然觉得，这个比喻不尽准确了，至少对眼前的小马，对天南海北那些优秀的农民朋友们，这个比喻已经意犹未尽了——这样的大地农人，他们，似乎已经不只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了。他们，更像一棵棵的树木，“叶新林换绿，花落地生香”。既传承了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悠久醇厚的气质，又有了某种新的生命质地，在大山里，在水乡边，在草原上，艰难直面新的时代，他们正在重新竭力扎根在这片大地上。
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知识分子中以“老爷关心下人”姿态对待农民的现象做过犀利的揭示批判。在基督信仰阙如的中国知识界，“关心下人的老爷”已是珍品，更多的是形形色色“收拾下人的绍兴师爷”。这类论说“草根”的中国知识界人士，今天在真正意义上，其实更像“草”——而且是“无根之草”，随风而飞，逐利而生。不用提及商用、御用知识人，近二十年在公共领域展开“马槽”事工的大见识之一，就是眼看着最后一批尚有“人文关怀”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快速崩盘。最后，连一向高举公正平等、以农工代言人自居的一两位新左派人士也不能幸免于难。何也——鲁迅先生在早年的经典文章《破恶声论》中早就对之解剖殆尽：“盖浇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密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自惟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造作言，必尽颠其隐依乃快。”所以我明白了，鲁迅为什么一生珍视有信仰的“乡曲小民”、“白心之民”；而他最不耻的几个词汇中，就有“教授”、“文化”等等。一百年后的今天，在这个疾风狂潮的时代，哪种人群更易成为随风之草、无根之茎，是个清楚的事实，只不过扎根大地的农人往往沉默无语，而飞扬的草茎却“话筒”在握，“功放”万倍而已——这是怎样一幅被人忽略已久的荒诞的世象写生画啊！正是抱着这样深深的痛切，我在《雁荡平安夜》里，特意通过一个外来人“孔丙辰老师”发出了这种大比照后的惊呼…..，此不赘言。因为间不容发的是，一种具有拔根卷树般威力的洪水已经向着扎根的大地农人们袭来…..

洪水滔滔时

不管是风骤雪重，还是风和日丽，大地上最多的，依然是艰辛的劳作，无言的重荷…..
“可好的一个川妹子啊！”又一个深夜，刘大姐和小马给奶牛挤完夜奶回来，一坐下又和我继续聊开了，打断了我的遐想。刘大姐讲起不久前去世的一个四川姑娘的故事。
“我们刚承包这片山林，她就来这儿打工了。特别聪明，什么事一学就会。一个南方人，没几年，就把北方山里的活儿学得像个当地人。这姑娘人也可靠，实实在在的。我们相处得好，像一家人一样，这里什么事交给她我都放心。本来想这样长处下去，她也喜欢这山里，想在这儿长住下去了。可是，就几个月前，我们突然听说她难产、死在城里的医院了。去的时候还好好的，等她男人赶到那儿，人已经没了…..”刘大姐说不下去了，我感到她正低头抹着泪。
“是太不正常了，她身体特别好，能干。”小马说，“我们赶到城里，也没能看上一眼，已经火化了。”
“没找医院查查原因吗？”我问道。
“他男人是老实人，话都不会说，我们到那儿已经全了结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久久沉默着。今天人人知道，在医疗行业普遍混乱贪婪的地方，尤其是对底层就医者，没有严格监管与评判追究制度的恶性医疗事故此起彼伏；劳动者被轻易抹去生命的事情不时发生…..
我想起了广锁，我最要好的民工朋友。我去一家居民装修房看他，他像狗一样蜷缩在水泥地上睡熟了，睁开眼睛他就咧嘴笑着，他到处如此，拼命干活，累了就地一睡，只要有口饭吃就满足了。后来，他离开上海去天津一个废品收购场打工，长期分捡垃圾废品，染上恶疾回到家里，才三十多岁。他从家里给我打长途电话，还对活下去充满了眷恋…..去年，我从上海去皖北某神学校讲课路上，专程绕到无为县一个小村子，他的坟头已是青草依依，我只能坐在坟边盛开的油菜花地上，久久地给他读着圣经…..
想起了秀珍，这位一起去黑龙江插队落户的大姐一般的女同学，因为没钱治病，不到三十岁就病死在了远离家乡的农村，我至今没打听到她回了北京的知青丈夫和女儿的下落，只能永远珍藏着她送给我的礼物——知道我喜欢看书，她买了一本八毛钱的《汉语成语小词典》，这是我们从天不亮干到天漆黑血汗劳动两整天的收入啊！写这篇文章时我特意用这本小书作工具书核对了几个句子，我想以此告慰她的灵魂——你的血汗劳动和对老同学的心意没有枉然…..
还有那个不愿意拖累农民父母而从医院住院部九楼纵身一跳死去的生病女孩子；那个缺钱买药在天亮被人发现死于药店门口的老人；那个只能任凭碗口大的伤口溃烂还在搅拌锅边苦干的小伙子…..仅仅我个人，一路走来，就亲历了多少这种惨绝的场景。
“哀莫大于心死”，整个大地上遍地发生的更大危机，是心的毁灭。
依着上帝的创造，生命来自大地，生命因此原有扎根生长的本能。小马，还有那些顽强地在大地上继续扎根的农民朋友，有着树的质地，经历了许多风雪雷电，突破了许多“生态灾难”，才成长如斯。可今天，他们的故事只是开始。大地上，经济繁荣的同时，正发生着“心灵生态”的全面恶化；人心中，欲望释放膨胀的同时，生命质地的构成正全然巨变。正如鲁迅同样在《破恶声论》开篇呐喊的：“本根剥尽，神气旁皇…..狂蛊中于人心，妄行者昌炽，…..时势既迁，活身之术随变，人虑冻馁，则竞趋于异途。”这是又一个洪水的时代——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洪水，而是心灵—精神—生活方式意义上的洪水时代——每个生命全都摇曳在滚滚袭来破土拔根的洪峰中，每个阶层都浸泡在滔滔洪水中无一例外，而尤以在底层的民工、大地农人被浸泡冲刷更甚。在这大水中，出现了如此情况——生在城里长在街上已经习惯了在名利场中飞来飞去、在职场上跳来跳去的城里人，从一个时间段看更能应对“水中生活”；而生于乡野扎根山川的大地农人，一旦被如此洪峰卷起洪水淹没，其生命困境更凸显，心灵危机更甚，更具瞬间被毁灭的可能性。例如，几年前，忧郁症似乎还是中产阶级的产物。我在这几年事工中看到，在民工中这类病例极速增加。为此，我走访了精神病院，专为民工创作了话剧《洪水滔滔时》（发表于《麦种》2009年文艺节目专辑）。作品以真实病例为原型，通过病人癫狂中的直白，揭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危机与崩溃（当然也写了在他身边开启的救赎之门）。
当然，较之深入到精神病人中才能接触到的内心崩溃，我们每个人今天不可逃遁的是随处可见的内心溃烂的外在社会现象，例如——
就在到这十字寺来的路上，一对东北口音的农民把我骗上车拿到钱后，开了不远路就把我抛在了北京猿人出没的周口店荒路上，然后扬长而去。这样的事对我们经常出门在外的人已是家常便饭了。
1983年夏，我去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微山湖，因做一个科研项目到微山岛上住了段时间。在这个不通电的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如果有需要，任何一个老乡都会热情帮助你。2002年夏，我带着香港、上海的一批朋友重访已经成了旅游区的微山湖。依然是荷红叶绿，从船家骗钱到农妇耍赖，一路遭遇骗诈…..从此，尽可能不进旅游区成了策划“马槽考察”的一个定则。
一些乡村“珍妮姑娘”（我在上篇《远行记忆》中记述的那种）身经百战终于跻身都市盛宴生活的奋斗史，也是珍妮式的同步毁灭史；当年无数中国乡村的头号常用词是“过日子”，今天无数进城农民的口头禅是“搞钱”。从充满了生活气息的“过日子”到心急如焚的“搞钱”，滔滔洪水中大地农人心灵被迫而又危险的巨变可见一斑…..
我自己也一样。“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16岁便离开了藏着书和音乐的贫困的家，走向万里之外的荒原。我们一群少年心里的热情和创痛、草原上的花海和狼群，汇成了柴可夫斯基式惊心动魄的悲怆交响曲…..要不是上帝的一路救拔管教，我在一路无数的绝境中已经不知毁灭了多少次…..
“这不是偶然！‘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历来如此，今天尤其如此。人不大好，人性生来已有病残、有罪，只不过今天，挑战特别巨大，病残必然大发作。”既然成了好朋友，我这样和小马直言相告，“你们在深山里也无法逃避：以前没人愿意承包这片山林，所以这几年你们母子俩在这儿还算安静。可事情正从四面八方慢慢向你们包围过来：往下走到那个山口，头顶上，晚上开始能看见迁过来的石化厂冒火的烟囱了；往上走到那个山谷，脚底下，有裂缝在冒水，那天我问了你才知道，老远的煤矿地下巷道已经采到你们脚下了；山路再修起来，游客会多起来，开发商也会伸进手来…..都是这样的，先是新事情把人慢慢包围了，然后人心开始变了…..”我没再接着说下去，还是不忍过于惊动了母子俩像这深山一样安静的心。
“那怎么办？”沉默了好一会儿，小马自言自语道，“您意思是…..”他转身凝视着前面他最熟悉不过的十字寺遗址，沉沉想着什么…..

古银杏树神秘的叹息

那天晚上，夜很深了。月亮星星终于一一浮出了夜空，夜的山渐渐明亮起来。山蛙的鸣叫、夜虫的清唱，四处升起。山里仿佛慢慢奏响了一阕夜的交响曲——迷人的广板乐章。
于是，我们继续谈着这个既美丽又残酷的世界，谈着十字寺，说着耶稣基督…..直到夜半。
我正要起身离去，一直静静听着的刘大姐突然说：“姜老师，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这事儿，我们还从没跟外面来的人说过。今晚，咱们聊得真舒心，我们还从没和山外头人说这么多话的，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事儿。”刘大姐用分外郑重的语气说。
我又坐下来，倾身等待。
“你得相信，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十字寺里的那棵老银杏树，它…..它有动静！它会叹气！”
看我很认真地听着，刘大姐才继续说道：“每年秋天，它开始掉树叶的时候，要像现在这样的半夜，风停了，月亮好的时候，它会一声一声地叹气，就像一个老汉似的，声音很沉，远远地就能听到。”
“就我们现在坐的地方，都能听得到。”小马补充说，“有一次我半夜从山下回来，到前面山口那儿，离这儿还有几十米，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我站起身来，远远地向着十字寺望去。月光下，银杏树也好像一直侧身远远地听着我们的夜话…..
刘大姐回屋休息了，小马又去挤牛奶，我回到小马为我准备的小房间里睡了两个多小时，猛地醒了过来，仿佛听到那棵大树在无言呼唤着。我起身，走进十字寺，走到它身边，抚摸着它粗糙的树干。后半夜了，白澈月光下，大树与整个十字寺遗址敞开了坦荡清晰的全部容貌。这棵银杏树有三十多米高，树围有五米多，虽然迄今七百多年了，依然枝叶繁茂、苍翠葱郁。我屏息静听许久，一定因为眼下还是夏天吧，没听出它的丝毫的动静。于是，轻轻和它打了个招呼，我倚树而坐，读经、默祷、冥想，身心慢慢融入了天地山林的月色中…..
残夜了，远处晃动起手电筒的亮光，是小马又在忙碌了，还是他爱人上山给这母子俩送东西来了？…..是的，目光苛刻的鲁迅都肯定，中国乡村的“白心之民”有大爱；甚至不少外国传教士都赞叹，中国乡人可能是世界上亲情乡情最浓厚的人群了。因着描写中国农民传统生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这个出生在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女作家，她甚至认为因着这种大爱，中国农民并不那么需要耶稣基督和他的圣爱救恩。很欣赏赛珍珠的《大地》，但正是在大地漫长深入的经历告诉了我——这回显然是可敬的赛珍珠错了，更何况今天，古老的人伦之爱已难以为继…..
天色稍稍有些发亮了，远远传来了喳喳的剪枝声，该是那几个四川打工农民开始新一天的劳作了——为了避开盛夏中午的毒日头，山里人凌晨前就开始干活。不知那位特别想家的妇女还要干多久才能回家…..
浓浓的白色山岚弥漫开来，渐行渐近的剪枝声中，我似乎看见了那个难产去世的川妹子…..是不是因为我的剧本中多次出现亡魂（贝多芬的亡魂、莎士比亚的亡魂、林昭的亡魂…..），所以马槽剧社的同学们早就开玩笑说过，“亡魂一定特别喜欢向姜老师显现”…..不过刘大姐说过的，剪枝是果树培育中技术性最强的活儿，而那个川妹子总是剪得又快又好，一路当先。
于是，白色山岚中，早逝的同学和民工朋友一一走来…..然后，整个生活世界犹如无尽的原野豁然展开，天风猎猎，吹去了原野上斑斓的雾，露出了黝黑的大地——无辜牺牲者的大地，大地上，无数为一碗饭、一张车票、一份药方一起破碎的心！
天风潇潇中，传来了喃喃倾诉：“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8:22）银杏老人，这里，也有你的叹息吧…..
于是，就在这“基本事实”的现场（而不是在可以没完没了搅拌下去的人文浑汤中），根本的转机真正自天而降（唯有此刻，天上会掉“馅饼”。可惜多少人自以为是地错失了这唯一的天粮）。“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1:78—79）
天完全亮了，晨曦落在了十字寺遗址，向四周林间扩散开去，十字石碑上古老的汉字好像也一起落在草地上，变成活生生的历史画卷——上帝对中华远古先民的奥秘光照…..景教士沿着丝绸之路进入唐代长安…..“也里可温”在狼烟烽火的间隙进入元大都北京，景教修士列班·扫马从元大都来到这里，建十字寺、种银杏树、辟草药园…..利玛窦、徐光启从南方走来…..马礼逊从中原走过…..一个磁石般的声音渐渐在这片大地上传开：“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28）在这声音中，越来越多的传道人向四面八方走去…..渐渐地，本土基督徒团契像一棵棵树木扎根、生长…..这一棵树，那一片林…..
大地上的圣殿一座又一座地出现了，守望着圣殿的有许多来自大地的农人…..古银杏树，我们的老弟兄，你也会为此深深感叹吧。

神圣的仰望和嚎叫的转机

“扎根在这里”，中国教会史现存第一圣殿遗址的古银杏树，会感叹——自从基督生命树被华夏知晓，中国教会恰恰一直在大地乡野深深扎根，在大地农人中不息生长。于是，漫长的华夏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出现了，正如基督在加利利的拣选一样，在中国这块从来士人喧嚣而“墨面”沉默的大地，基督同样“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林前1:27）今天大地上仍到处有这样的奇迹，我就有不少这样的“奇迹朋友”——
一位青年牧者，出身在南方大海边的小村子，只读过小学。少年时代，他潜心读经、四处学道，15岁就开始讲道。同时他又发奋自学东西方思想史，博览经典。经过十几年积累，前些年，他以优异成绩被北大直接录取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继续传道牧会——这个当年的乡村小学娃恰恰最适于在都市“知识精英”中讲道——他信念深邃思路严谨。那天在他又一席精彩的讲课课间，大家自由走动着，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剧本（他还在导演我写的一部话剧），然后他走到钢琴前，弹起了《少女的祈祷》——在杰作如林的欧洲古典音乐中，这篇作品就像偶尔撒落林间的一粒钻石。我收集了它的好几个出色版本，在音乐讲座中推荐大家比较欣赏。现在突然，我听到了它最动人的一次奏鸣…..，他实在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的青年牧者。
一位年轻神父，他的家就是湖泊渔船，他自幼受到几位杰出的乡野神父带领。水乡江南如今经济繁荣，无数年轻人在时尚潮汐中沉浮，他却选择了献身独身圣工，他长得特别英俊，他的堂区乡镇夹杂，穿行之处满地诱惑。可是，你单看他那双大眼睛吧，像雪山湖泊一样平静虔诚。他喜欢看书写字，他文字的古奥雅致是今天青年人中罕见的（所以他写给我的有趣书信，我一一保存），可他也是文盲甚多的渔民信徒们爱戴的青年神父。
温州厂房里的马槽民工艺术团、武夷山原始林区的天主教茶农、海岛妈祖村里的兴旺的渔民教会…..何其有幸，能够认识熟悉大地上这些传统文化从未孕育过的全新生命——“学界主流”一无所知的壮丽场景。我真想唤出“反抗绝望”而终的鲁迅亡灵，来看看这一切——多少祥林嫂、闰土、阿Q…..即使他们的生活依然艰辛，可是他们的生命已经全然改观——这生命从此尊严。这尊严来自——正如这古十字寺里的一段古叙利亚铭文所记（它刻于一块汉白玉古石雕的十字架旁，石刻移存在南京博物院）：——“仰望他，并寄希望于他”。
今天，在上海家里修定此文，又想起盛宴后嚎叫的诗人。因着种种原因包括许多人为原因，远离上述的现场甚至不知道不相信中国竟然有这种现场的城市“知识人”太多了。但愿他们终能看见并走进这样的现场——
首先必须走进基本事实的现场。大地上最基本的事实是什么，是无数无辜牺牲者！千年万年，世世代代，始终如此。
所有的大地所有的历史中都有无辜牺牲者，但是，在这块大地上，无辜牺牲者犹如乌黑的煤层，一直一层层掩埋在地表的深处。早在一百年前，鲁迅以及后来的萧红便揭露了中国历史的这个最大秘密。如果诗人远离这样的现场会怎么样呢？普希金在其叙事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如此描述沉沦于都市沙龙文化中的典型人物——那个如同几位嚎叫诗人一样不乏真诚的奥涅金：

        “他到底是什么？摹仿的诗文，
渺小的幽灵，还是个披着
哈罗尔德式斗篷的莫斯科人，
异邦古怪念头的化身，
充斥时髦名词的字典？…..
他会不会是个拙劣的仿造品？”

摆脱绝对个人主义泥潭进入基本事实的现场，诗人才会有最好的机会（像我在《远行记忆之四》讲的那个海外研究生那样），从这儿再前跨一步，进入“真理的现场”——
与其他宗教、思想、文化截然不同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就在人类罪恶与苦难的核心现场道成肉身，牺牲，救赎。 而此时，真善美一体的诗境也才可能出现，就如普希金这首长诗中，盛宴后的达吉雅娜所回答的：

“对于我，奥涅金，这种阔气，
这令人厌恶的荣华富贵，
我在社交旋风中的成功，
我这时髦的邸宅和晚会，
又算得了什么？我乐于放弃
这假面舞会的破衣烂衫，
这豪华、喧闹、乌烟瘴气的场所，
去换取一柜书或荒芜的花园，
去换取我那寒伧的田庄，
去换取偏僻的乡间，奥涅金，
我第一次看见您的地方，
还有换取那幽静的坟场，
如今十字架和树枝的阴影
正庇护着我那可怜的奶娘…..”

这才是时代—中国—世界今天真正期盼的诗人，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总结的，“普希金以他这部不朽的不可企及的长诗，成为前所未有的伟大人民作家。他以最准确最敏锐的方式一下子指出了我们，高踞在人民之上的我们当前上流社会最深刻的本质…..于是，与此同时，他又描写了一个（来自大地乡间的）俄罗斯妇女，把她塑造成一个积极的无可争辩的美的典型。”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基督走遍了俄罗斯大地。
今天，基督也行走在华夏大地深处，“寻找者必寻见”。如此，从绝望的嚎叫能够抵达希望的圣咏。

十字寺的守望者和音乐会

大风起，十字寺废墟上的古老银杏树巍然不动，树枝在山风里摇曳着，树叶响声如潮。
“必须走了。”我和再三挽留的小马说，“北京那儿的工作等着呢，没事儿，仔细看圣经，保持联系，我们才开始呢。”
于是，小马端来一大碗他刚挤出来的新鲜牛奶叫我喝，刘大姐则硬要我收下一大瓶蜂蜜（从这十字寺遗址里里外外满山野花里采来的蜂蜜！）
一回北京，我请随后到达的香港老师同学们一起品尝这蜂蜜，剩下大半瓶给了新恩弟兄：“叫守望的弟兄姐妹们尝尝，这可是从咱们‘流着奶和蜜’的十字寺来的！”
这是2005年夏天的事。两年里，常常和小马通电话，谈生活，谈信仰，感到小马和基督越来越亲近了。2007年夏天，新恩通知我去北京看我写的《雁荡平安夜》再度演出。急急打点着行装时，小马又来电话了——“姜老师，我决定信主了！…..”手里握着电话，我一下子跪了下来，好像那天在十字寺古银杏树下被天风吹动——感恩的泪水涌了出
来…..
我和小马介绍过教会现状。“加入哪个教会，您安排吧，我听您的。”他在电话里说。我一直主张应该由当地教会施洗，所以，一到北京就和新恩说这事，满心希望守望的牧者能去十字寺为小马施洗。讲了几次，新恩说，那么远的山里实在安排不了日常牧养。看他又讲道又主持会议还当导演，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我不好意思再说了，便联系了良乡当地教会。看过演出开完会，我赶到了十字寺，不久，北京的陈牧师和良乡教会的姐妹们也都专程赶到了…..不知参加过多少次施洗仪式了，但这是最激动的一次，牧师和姐妹们也都很激动——为我们的马弟兄，也为咱们的十字寺——中国教会史现存第一圣殿遗址有了守殿的弟兄！恰在马礼逊来华传教两百周年的日子里。
连续数日的大雨停了，十字寺山谷仿佛变成了圣桑《管风琴交响曲》中“稍慢的柔版”乐章——蓝白色的溪流湍急涌过一路的嶙峋巨石，在峡谷里日夜不停地沉沉轰鸣着，仿佛管风琴连绵不绝的背景和弦；透明阳光里青色山风吹过十字寺银杏树、橡树、栗树、野杏树的婆娑声浪犹如庞大弦乐声部奏出的第一主题——对造物主肃穆的仰望……
这回，我又燃起了在这一带举办马槽考察的心愿，便越三盆山、登猫耳峰、看金代皇陵、考察藏有景教文献的石经山云居寺，然后沿着太行山拒马河一路西行，访问百里峡农村教会……这样在十字寺进进出出，前后住了一个星期。这次和山林母子的全家都熟了——他的妻子、儿子，他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女……山深人静时，我们一起纳着凉从山里谈到山外、从村子里的佛教谈到十字寺的基督…..这次，四川来打工的农民只剩下上次那个想家掉眼泪的小童，我们也熟了，一起吃饭、聊天，小童听说我常要写文章，在我临走时送给我一支笔，重得我几乎不敢拿——这是一个川妹子用心血劳动买来的一支笔啊！我想起了托尔斯泰晚年拒绝再写作“世界文学经典”，却埋头为俄罗斯农民写那组信仰小故事——连文盲都能听懂却溶化着对真理深切领受的伟大故事（他的纯理论表达常有谬误，奇怪的是，他的故事中，信仰却如此纯洁深刻，这是何故？我不得而知）我发愿也为中国农民尤其是民工写这样简朴的系列信仰故事。去年，我在温州参与了创办为民工量身定做的《他乡》，并一直在此刊写作发表这组故事…..
到本文发表时的夏天，三年时间又过去了。这三年，主要忙于南方工作，虽曾赶到北京举办讲座，但没能安排出时间去十字寺。还是因为没建成卫生厕所，已经规划好的十字寺一带“马槽考察”也未能成行。但是每隔些日子，我和小马就会用手机联系。以前，那儿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现在情况好些了，但是山里还是没有通电。
小马在电话里告诉我，去年，山里来了几只疯狗咬伤了奶牛，驱赶疯狗时一度很危险，“感谢主，全家终于安全了”。这以后，他们不养牛改养羊了。他又多了一样活，每天要放羊；小童回四川去了；往年大雪封山前母子俩就下山回家过冬，现在小马妻子孩子一家子都搬到山里来住了，冬天春节都在这里过。“现在，你成了十字寺一年到头不折不扣的守殿弟兄了！”我兴奋地说。“感谢主他使用我。”小马一如既往朴实地说。他告诉我，山下村子里又有两个姐妹，原来在周口店聚会，知道小马也是基督徒，现在也不时到十字寺一起敬拜。因此，这里真正恢复了教会！还有，小马妈妈扔掉了偶像每天在认真听电子版圣经，他姐姐不时祷告上帝，他妻子、孩子…..“那我们要加紧祷告，但愿早日——为主守殿的，从一个弟兄到一个基督徒家庭啊！”上海的弟兄姐妹们听了都兴奋地说。小马还告诉我，北京教会出资建的进山水泥路完工了，“跟您来的时候比，现在来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所以我把一间屋子改成了祈祷室，里面还放了寄来的《杏花》啥的好多书刊，还有许多弟兄姐妹送的书刊，可是不少。大家去过十字寺，都会到这屋里坐一坐，祷告，交通…..可好了。”
作为元代景教遗址，不仅基督新教的各个教会，而且天主教、东正教都会把这里视为圣地。“所以小马你在这里，还得做教会合一的守望者。”小马在电话里告诉我，“的确这样，这些年，来了好多好多教会。”今年植树节，北京教会一大批弟兄姐妹到这儿种了几百棵树；去年神父们在这儿做纪念弥撒；…..上海的东正教朋友也告诉我：他们访问十字寺留下的美好印象…..就这样，小马完全义务地照看着这片遗址，始终谦恭地接待着各方面的信徒，“真是为主忠心守殿的好弟兄！”当地教会的同工打电话告诉我。
想念深山里的十字寺，想念守殿弟兄和他的家人。但愿早日重返那里——拉着沉沦“嚎叫”的诗人们，带着参加马槽考察的朋友们，跟着守望的弟兄姐妹们，陪着公教正教的老朋友们…..
特别喜欢切利比达克在二次大战结束后，指挥柏林交响乐团于一处教堂废墟举办的一次交响音乐会纪录片。贝多芬作品在那种悲剧现场狂飙突进般的演奏，是所有高雅音乐殿堂里的演出难以企及的。
但愿有这么一个秋日，能在十字寺遗址举办一次现场交响音乐会。曲目我都想好了：以圣桑《管风琴交响曲》中“神圣的宁静”乐段为序曲；然后是那位不知名的香港弟兄创作的那首《安魂曲》（这是我听过的东方最出色的安魂曲。我在小说《昔湖蚕豆香》中详细描写过这部无名杰作），以纪念所有沉默的无辜牺牲者；最后进入音乐会的主要曲目：贝多芬宏大的《庄严弥撒》。于是，苍山四合，林莽凝神，鸟兽屏息…..
一直到夜半，我们坐在十字寺遗址的野花野草地上，等待着——这古老的银杏树，发出感慨万千的——叹息。

初稿于2007年秋，修改于2010年6月。

觉醒站立与回应

2008年初中国雪灾，受灾省份高达20个，上百人死亡，受灾人口超过一亿，然而因着过去家庭教会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中国面临这样的自然大灾害时，却没有看见中国基督徒挺身而出，为这群广大的受灾人民献上爱心。这时候，有一群基督徒觉醒过来，站了起来，决定筹建一个组织，在末世灾难频繁之际，用行动对中国表达耶稣的爱。正在筹组之时，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发生了汶川大地震，雪灾“预备”了爱心行动的产生，强震“催生”了爱心行动。
神为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开了一扇门，这扇打开的门，正如主耶稣在《启示录》3：8中应许的：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一天，地被大大震动，多年浸泡在物欲、自私、贪婪……之中的人心被震惊苏醒，刹那间，一百多万名志愿者带着一颗颗炽热的爱心，一头栽进灾区百姓当中，开启了爱心大行动的时代——这一年被称为“志愿者元年”，也是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的元年。
这一次中国教会再没有缺席，神儿女做出强烈而坚定的响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些人从来没有过救灾的经验，从来没有过慈善机构的经验，从来没有过大规模社会关怀的经验，从来没有过……，却迈出了信心之旅中最可敬最宝贵的第一步，正如当年亚伯拉罕走出哈兰，走向迦南地一样。正因为有许多的“从来没有过”，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才真正开始了唯有倚靠神方能走下去的信心之旅，这也必将会是神应许和赐福的一条路。

在灾难中学习合一

中国教会所盼望的合一，在这次的救灾中也开始有了真正的尝试和实现，两百多间教会，三千多人同心协力做一件事，这绝非易事。爱心行动秘书长黄磊在美国访问时，一个基督徒大学校长说：“我们虽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这么多教会这么快地连结起来，我们都做不到，中国教会所做的非常了不起。”若不是神自己做工，真是很难想象这些教义宗派、传统习惯、国家地区、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教会能走在一起，我们也深信这样的连结是神所喜悦的。

深耕建造

地震至今已经过去两年，爱心行动的志愿者仍旧在这块土地深耕着，目前已于绵阳安县、北川县及都江堰等地区设立12个服务站点，每个服务站设立三名长期志愿者，与居民生活在一起。服务站提供图书阅览、简易医疗服务、心理咨询、文娱活动、居家探访等功能来服务当地的居民，亦透过“失亲儿”与“特困户”每月100元补助项目，更多了解并协助居民的需要。除此之外，儿童课外辅导与托管、各类群体的活动举办（如重阳老人关怀、妇女医疗讲座、儿童冬夏令营）、居家服务（如为独居老人洗澡并打扫家、协助农活）等，也是服务站持续进行的项目。

越过千山万水的爱

目前爱心行动长期志愿者人数大约有70位，如果把短期的个人与团队志愿者人数加起来，每年在这块土地上默默付出的基督徒志愿者超过百位，其中参与的教会有数十个。当地震过去两年，许多志愿者早已退出的今日，爱心行动的平台让许多爱这块土地的基督徒有机会继续服务这里的百姓。这些志愿者当中，除了少数几位来自四川本地，大部分的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华人教会。当许多人放下自己原本美好的工作、优越的生活，越过千山万水，来到这块土地，我们深深相信，这样爱的行动，已经改变这里的属灵空气，已经打了一场属灵的胜仗。
我们的志愿者长期与当地居民生活在一起。“生活”这件事是透明的，是隐藏不了的，也因此让当地居民更看见这群基督徒的不一样。有一个村民，过去长期打老婆，当看见我们的同工每天喜乐地生活在一起时，这位居民说：“当我看见他们常常那么喜乐，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脾气就变了，就不想打老婆了。”
因着地形的关系，“爬山式探访”成了设立在各个农村的服务站必须的工作，超过一小时的步行，也成了家常便饭。尤其是那些位于深山的家庭，若不经过同工主动的探访，那些村民不会知道设立的服务站，而同工也无法看见他们的需要。在探访的过程中，常常遇见的是老人和小孩，有时候同工只是花时间陪老人们说说话，而这样的举动已经让老人们感动不已。把“时间”给一个人，是另一种爱的表现，有位老人家说：“我知道你们听不懂我的四川方言，但是还是谢谢你们听我说话。”

爱才是目的

在这块土地上，因着爱的行动所带出的改变与见证，非三言两语可以述说，过去，中国基督徒习惯口传福音，口传神的爱，但是在这里，同工们学习用行动表达爱，如果爱还有其他目的，人是不会真正感受到爱的，因为爱不够纯正，带有目的，即使目的是好的，而唯有把爱当作目的时，爱才能真正被感受、被接受，从而带出生命的改变，因为神就是爱。
期待有更多的长期志愿者投入爱心行动的服事，不只是在四川、玉树，更是在全中国、全世界。我们期待，爱心行动成为一个训练中国宣教士的基地，派遣三百名基甸勇士踏出本地、本族、父家，进到神所赐的福音应许之地。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太5:15

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农村还是都市，主日聚会总是一派人头攒动的兴旺景象，如果遇到圣诞节、复活节，各个教堂更是人满为患。但教会内的“热闹”反映在社会上，究竟如何呢？对于那些对基督教还不十分了解、甚至是十分不了解的人来说，心里多多少少总不免有些疑惑：基督教到底是什么？信了教要做什么？教会、教徒与这个社会有什么关系？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对基督教有疑惑的人只是少数人，我们可以不考虑，可以把我们的关注继续放在教会的发展与个人的生命成长上；但对基督教不了解的人如果不是一小部分，而是一大部分的时候，教会和基督徒就不能不考虑：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如何让我们周围的同胞认识和理解基督教与基督徒？
对于每一个关心教会发展的基督徒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也许很少想过，基督教早在唐代就传入了中国，为什么只在首都长安流行了一阵子后就销声匿迹了？近代基督教再次进入中国。这一次，基督教以空前未有的规模派遣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各地传教。1840年后来华传教的差会有70多个，但到1949年基督教新教徒只有大约76万，比起当时5.4亿的中国总人口来，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基督教第二次在华传播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学者们也许可以给出很多解释，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当时的基督教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扎根中国，基督教还是个“洋教”。
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迎来了在中国发展的第三次高潮。这一次，在短短的三十年里，中国基督徒的人数突破了千万大关。现在即使是最保守的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也承认中国现在至少有几千万基督徒。其发展之快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但也正是这个快速的发展，真正引起了国内某些人对基督教的担忧。
“因为无知而恐惧，因为恐惧而拒绝”，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使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至今仍因为对基督教的无知而对基督教怀有偏见和恐惧。尽管近年来基督教的发展与“洋人”并无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基督教是洋教”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心里并没有完全消失。
另一方面，政府对宗教的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也使中国教会的发展充满了曲折艰辛，因政治原因成立的“三自教会”与民间自发出现的“家庭教会”使中国基督教内部的情况十分复杂。随着近年来城市教会的兴起，基督教内因为不属于三自教会而一直未能得到政府承认的“家庭教会”蓬勃发展，逐渐公开化，但社会上对 “家庭教会”的歧视、怀疑并未彻底转变。出于安全考虑的“家庭教会”本身也保持低调、尽量不引人注意。因此，家庭教会虽然人数不少，但基本上没有正面、公开的社会影响。直到不久之前，任何地方只要提起“家庭教会”这个词，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似乎总有某种莫名的紧张。官方媒体和出版物上也几乎不涉足这个话题，鲜有关注。三自教会虽有政府的支持，但也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在社会公益服务方面难有作为（除了作为窗口的爱德基金会之外）。尽管教会内的人士和海外媒体都在津津乐道地谈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如何迅速，但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百姓来说，“基督教在哪里” 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除了主日聚会之外，任何人要马上指出基督教在社会上的存在还真不容易。
在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基督徒要做“光”、做“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勇敢地站起来，进入社会，奉献爱心，让别人看见你。
有的基督徒对于教会要进入社会可能会觉得太不“正统”、太不虔诚。“不是说政教分离吗？为什么要混淆两个国度的界线？”
这种观点其实是对中国教会大使命的一种误解。
我们不能忘了，每个基督徒既是天国的子民，又是世俗社会的公民。“行公义，好怜悯”是神对每个基督徒的要求，当我们以行动而不仅仅是语言向周围的人表明我们的信仰时，长久以来的偏见之冰就有可能消融，以行动体现出来的爱心是最有说服力的。
2008年5月汶川地震之后，各地教会都派出了大批志愿者前往灾区救灾。基督徒志愿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灾区群众，也让全国人民明白了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基督的爱心，“让灾民得救济，让教会得锻炼，让上帝得荣耀”成了基督徒志愿者在灾区服务的真实写照。一颗颗温暖的爱心打开了被顽石堵塞的心灵，一些灾区的政府官员甚至不在乎志愿者是三自教会的还是“家庭教会”的，给予了在救灾一线服务的教会团队极大的便利与帮助。汶川救灾的例子，生动地证明了，只要我们愿意迈开双脚，敢于进入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神就会使用我们，就会为我们打开事奉的大门。
目前的中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时期的痛苦，各种矛盾都在激化。一方面是物质极大的丰富；一方面是人欲横流、两极分化；道德缺失，灾难频发。人们的危机感、不安全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十三亿中国人中，有精神病患的人竟然高达一亿！在这样一个人性严重扭曲的时代，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向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最无助、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伸一把手，献一份爱心，不能为这个国家的进步、为这个社会的和谐、为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为每一个人心灵的平安做一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又怎能埋怨基督教在中国得不到“平等、公正”的对待呢？毕竟，一个宗教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形象是要靠自己来塑造的。若我们的信心离开了行动，怎能对得起基督徒的名份？
也许有人担心，我们非常愿意开展社会慈善服务，但教会现在与政府的关系很微妙，我们如果以教会和基督徒的身份在社会上公开行动，政府会同意吗？
的确，中国现在还没有“慈善法”，没有鼓励NGO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服务的法律保障和机制，即使那些已经存在的民间组织也举步维艰，活得并不“轻松”。
但这一切都不应该成为阻拦我们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理由。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是上帝为中国教会公开化、合法化提供的最好机会。中国现在政教关系的张力将会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调整和法治的完善而逐渐缓解。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城市化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给执政者带来的挑战会越来越大；而全球化、信息化又会使原来的宗教管理体制难以为继。因此，政府对宗教及宗教活动的态度只会变得更加现实。最近“家庭教会”已经开始见诸一些官方媒体的报道，官方宗教政策的调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们当然也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任何政策的变动，都需要一个过程，都充满了曲折和斗争，不可能一蹴而就。让政府一下子从不承认“家庭教会”转为承认，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涉及到许多人的利益。“合法化的路还很漫长”，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官方的宗教政策调整之前，在中国有关宗教的法制完善之前，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敢于“把灯放在灯台上”，用爱心之光“照亮一家的人”，用我们的行动，让所有的人看清楚基督教是一个怎样的宗教、基督徒是一群怎样的人。
在开展公益慈善服务方面，教会可以做的事很多，这本来就是基督教一贯的传统。虽然要想一下子解决“家庭教会”的登记问题还不现实，但以教会现有的力量，在目前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创办一些适合教会特点、符合社会需求的机构（私募基金会、“民办非企业”等等），应该是可以的。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无论什么人什么组织创办的公益事业，只要经过注册，就可以享有合法经营与活动的权利。国内已有一些这种类型的机构，他们的经验值得学习。如果教会有了得到政府承认的公益慈善机构，这也是一种极有意义的承认。
对政府来说，承认并允许具有教会背景的机构按照法律法规注册登记为公益机构或民间基金会，是对国家、社会、教会都有益的一件事。从可行性上来说，难度也比直接面对宗教组织要小得多。
也许，基督教这一次在中国的扎根不再是因为教会与世俗政权在政治上争斗的结果，而是因为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被中国文化所接纳，为最广大的普通百姓所认可的结果。
现在，是该“把灯放在灯台上”的时候了。

对比他给世界的贡献，这位世界首富从信仰上获得的营养要重要得多

在迄今的人类历史上，他被称为最有钱的商人。他也被认为是捐钱最多的商人。同时，他也可能是最富争议的商人之一。
他的财产曾经达到他所在国家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六十五分之一，换算成如今的价值，至少有1900亿美元。他捐出了超过一半的财产。不仅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了芝加哥大学这样的世界名校,而且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也是他出资创办的。
与世界很多其他的有钱人不同，他不是变得富有之后才慷慨解囊。因为母亲的影响，他从小就开始给教会捐款。从16岁领取第一份工资，他开始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还有百分之六捐赠慈善。
他名叫约翰·大卫逊·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1839年7月8日出生在美国东北纽约州的一个小镇。跟当时大部分美国人一样，他的祖先是从欧洲迁徙到北美的移民。父亲是个商人，做过比较成功的木材生意，后来从事过各种买卖，一生都常常游荡在外。母亲是家庭主妇，抚养洛克菲勒和他的姐妹和弟弟。除了跟妻子生下6个儿女，就在洛克菲勒出生前后两年，他的父亲又跟另外一位女人生下两个女儿。
从一开始，洛克菲勒和他的姐妹弟弟们就是在这样差不多破裂的家庭中长大。作为长子，洛克菲勒很早就承担协助母亲的责任。他养火鸡、卖土豆。当然，他的父母并没有离婚，他在生存方面仍然受到作为商人的父亲的影响。他甚至学会将得来钱的一部分贷款给邻居。
大约在1855年5月，还不到16岁的洛克菲勒从中学退学。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有一件事情很可能与此相关。几乎就在同时，洛克菲勒的父亲在纽约州的另一个城镇跟一名年轻女子秘密结婚。这个行为很可能进一步减少了洛克菲勒父亲对家庭的投入。

致富的奇迹

那年夏天，洛克菲勒读了一个商业学校短训班。他学习了记账、结算这些做生意需要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在接下来6个星期，除了周日去教会敬拜，洛克菲勒跑遍了当地几乎所有的店铺。
终于在那年的9月26日，一家经营农产品的贸易公司收留了他。这家公司需要一名记账的助理。那一天，是洛克菲勒商业生涯的正式开始。他要等3个月后才能第一次领到工资。但这样的延迟并没有让他失望。对别人可能是枯燥乏味的记账工作，他却非常喜欢。
就在这样的日常行为中，洛克菲勒后来回忆说，他享受着数字和商品互相核对的快乐。对于洛克菲勒，账本的好坏，反映了商人素质的高低，包括是否注意收支平衡、思维是否清晰、是否富于效率、是否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然而，记账的天赋尽管少见，却并非洛克菲勒独有。实际上，这是他所在商业社会重视的品质。洛克菲勒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偶然，正是这方面需要的体现。
仅仅4年后，20岁的洛克菲勒跟别人合伙，开了自己的公司，继续经营农产品贸易。如果按照这样的基础发展下去，这位年轻人不仅会远远超越他的父亲，他的职业素质以及对教会和慈善的捐款很可能让他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企业家。
正如人们后来看到的，洛克菲勒的前途仍然大大超出了这个预期。这一切跟一个新兴的产业有关。就在洛克菲勒开始经营自己的农产品贸易公司的时候，在距离他工作不远的地方，有人发现了一种新能源，并且有人开始进行开采和提炼。
这个能源就是石油。在接下来一百多年的世界，石油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石油并非到那个时候才被人发现，只是到了那时，人们才开始具备开发使用石油的能力。
洛克菲勒本人并非化工专家，他是通过跟他合伙开公司的朋友认识了一位正在进行石油提炼的工程师。差不多是受了这个人的影响，洛克菲勒开始尝试投资石油。
跟当初做记账的工作一样，洛克菲勒一旦进入到石油的生意，他的身心就沉浸其中，日夜想着如何做好。
他时常叫醒跟他同住一屋的弟弟，讨论具体的想法。早饭时，他的合伙人和那位石油专家就会到他家中见面说话。对此，他的弟弟和妹妹很困惑甚至反感，不明白洛克菲勒为何如此投入这样一件在他们看起来毫无吸引力的事。
与大部分的同行相比，洛克菲勒不仅在工作上异常认真，在业余生活上，他也与众不同。那时通过开发石油获得财富的商人，常常在赌场、酒馆、妓院寻求享受。洛克菲勒却都避而远之。
这很自然让人怀疑，洛克菲勒如何在复杂动荡的商业世界生存下去。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仅活下来了，而且在他漫长的97年人生中，从20岁开始经营自己的公司，他的生意从来没有任何一年亏损过。
通过一系列融资和并购，到洛克菲勒40岁的时候，他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提炼的石油占据了全美国的90％以上，生产的跟石油相关的产品超过300种，包括原油、沥青、油漆、凡士林和口香糖。

金钱的代价

经过这20年，美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开始进入“石油时代”。这也是美国经历痛苦的内战之后复苏的20年。无论是通过提供价格低廉的产品，还是造就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洛克菲勒和他同事们的努力使得公众体会到大公司的存在带来的好处。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同行和媒体指责洛克菲勒通过低价以及与石油运输商的私下协议导致行业垄断。经过法律的途径，在1892年，法院判定洛克菲勒在俄亥俄州的公司触犯反垄断法，使得这个分公司从标准石油分离出来。
1904年，女记者爱达·塔贝尔（Ida Tarbell）的《标准石油公司史》出版。这部现代公司传记的先驱之作加速了洛克菲勒商业集团的分离。
到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命令标准石油分解成34个彼此独立的公司。今日的埃克森美孚石油以及雪佛龙石油这些世界最大的商业组织原来都是标准石油的一部分。
洛克菲勒的一生显示，对工作的喜爱和投入、远离赌博酗酒和色情，都没有成为他生存下去的障碍，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洛克菲勒成为不同一般的商人。而恰恰在取得所谓的成功之后，洛克菲勒身陷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不仅是因为他过于庞大的商业帝国阻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使得新的公司很难兴起。而且他的成功事业也阻碍了他自己的视野。
晚年时，在跟他有同样信仰背景的妻子去世之后，除了继续在周日去教会敬拜，他痴迷于打高尔夫球。那时，正是高尔夫球在欧美社会的富人群体中开始流行的年代。
就是在这个看起来健康的体育活动中，洛克菲勒远离了他年轻时的生活习惯。他常常跟陪他打球的年轻女性打情骂俏，包括他儿子在内的亲人朋友都看不下去。
人们在谈论洛克菲勒这样世界名人的成功经验时，可能容易强调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但是洛克菲勒前后的变化，却让我们看到一些看来是根深蒂固的好习惯甚至高素质都可能因为处境的变化而改变。

如果没有信仰

假如不是从小到大一直有信仰上的影响和约束，洛克菲勒很可能会引起别人更多的批评和指责。当然，没有从信仰给他带来的工作上的原则和智慧，没有社会环境中还存在的健康生活的因素，洛克菲勒也可能是完全另外一个人了。
洛克菲勒出生的时候，正值北美历史上“第二次大觉醒”时期。开始于18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大觉醒”被认为对美国的建立起到了精神上的铺垫作用。那时，距离最早的一群欧洲人因追求纯净的信仰而移民北美已过去了一百多年。
跟第一次类似，很多美国人在大约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期间认罪受洗，成为基督徒。各地建立的教会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了精神上的净化和支持。
小时候，洛克菲勒每周日都去教会上“主日学”的课程。在他的记忆中，那里的老师原来是一个亵渎神的人，后来忏悔，成了一名很认真的基督徒。
父亲尽管行为不端，却也受过教会的影响，会唱很多圣诗，而且鼓励自己的孩子去教会。他曾经拿出5美元，作为洛克菲勒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的奖赏。当然，这样的教育产生的问题也很明显，使得洛克菲勒的一生过分把信仰跟金钱联系起来，虽然他也意识到这些财富其实是上帝的恩赐，自己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
1854年秋天，15岁的洛克菲勒在当地一家教会受洗。这个教会就是在“第二次大觉醒”时建立的。洛克菲勒不仅周日去教会敬拜，还兼任“主日学”的老师，而且帮助管理财务和做文书的工作。
人们也时常看到这位年轻人来打扫教堂。他的节约习惯也有目共睹，当看到人们在敬拜结束后离开教堂时，他会熄灭其他的蜡烛，只留下一只还点燃的。 有一段时期，他每天花几个小时学习弹钢琴。他在教会接受唱诗的培训，他的男中音深沉浑厚，他喜欢唱的其中一首歌叫做《耶稣我良友》（I’ve Found a Friend）。
在教会的生活中，对洛克菲勒后来的商业生涯影响最直接的事情是关于教会在资金上自立的问题。由于他所在的教会是其他教会差传建立的，资金上还没有实现独立。
在洛克菲勒大约二十岁的时候，他所在的教会遇上了财政上的困难。如果教会不能很快筹集到2000美元的抵押款，教会就会失去使用的会堂。
洛克菲勒后来回忆，正是这件事真正让他对金钱上的独立产生紧迫感。参加这个教会的人多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和小业主。那时，2000美元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然而，经过教会牧师和洛克菲勒的呼吁，很多人纷纷捐款。几个月之后，这笔钱如期筹到。
教会对洛克菲勒在商业上的影响还不仅于此。引导他进入石油工业的那位化工专家虽然是通过他的公司合伙人介绍认识的，但最初见面却是在教会。而从中年开始，洛克菲勒得以建立起专门的慈善基金会也是教会人士提供的帮助。
如同在挣钱上关心每一笔收入如何进账，洛克菲勒对于花钱也是非常认真。因为在40多岁时就差不多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洛克菲勒每天都会收到社会各界的大量来信，要求他予以金钱上的帮助。出于信仰和捐款的习惯，他很难对这些请求视而不见。但他显然越来越难以在这些事情上做出即便让他自己满意的工作来。
这方面，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erick Gates）对洛克菲勒的帮助最大。盖茨原先是牧师，后来的注意力转移到教育和社会工作上。他在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立上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通过商业和教会的双重途径，洛克菲勒和他的同事们奠定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基础。从他开始，大型的基金会成为帮助社会健康运转的重要力量。大量的私人财富得以集中起来，由专门的人员和组织管理。
除了在芝加哥大学这样的机构培养各类人才，洛克菲勒基金最显著的贡献可能在于帮助建立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在世界很多地方，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这方面的进展不再像以往那样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困扰。
尽管如此，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对世界产生的消极影响可能跟他在商业世界上起到的不良作用同样巨大。洛克菲勒以及包括弗雷德里克·盖茨在内的同事们，都过分推崇金钱的作用。
他们也明显受到20世纪初兴起的社会福音派的影响，夸大科学、医疗对改变生命的作用，倾向于将拯救生命简化为救助身体。尽管洛克菲勒也帮助教会在全球的差传，但更多集中于通过金钱投入在对身体的救助上。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洛克菲勒家族巨额的金钱投入并没有帮助带来洛克菲勒在小时候经历的信仰复兴，他给公众留下的最大印象仍然是他的富有而非他的信仰。
洛克菲勒的确是一位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商人。但这不是因为他有能力赚到比前人都多的金钱，而是复兴的信仰帮助他走在乐于工作和奉献的道路上。洛克菲勒从信仰上获得的营养要比他给世界的贡献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