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于基督的门徒而言，慈善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爱神及爱人如己的体现，跟是否可承受神的国息息相关（太25:34－36）。本期“文化透视”关注基督徒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包括对欧洲和北美建立现代慈善体系的回顾，也有对目前中国处境的思考。愿这里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在神的爱中结出更多良善的果实，愿主的慈爱和能力透过我们照亮、温暖他愿意得着的每一个生命。
早在“五月花”号登陆北美之时，慈善的理念和做法即随之传到了这片新大陆上……
欧洲溯源
        与美国其他方面的精神资源、典章制度一样，美国公益事业的思想传统可以追根溯源至欧洲，尤其是英国。
在中世纪英国，每一座教堂、修院都有责任收容乞丐、救助老弱病残，安排有劳动力的流浪者自救。这种扶弱济贫传统的思想根源在圣经教导中多处可见：比如，“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利19:10）；“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箴22:9）；使徒保罗也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然而，在彼时政教合一的英国社会，教会成为慈善行为的中介和组织者，甚至有权劝说或强迫辖区内有产者捐款济贫。对于有产权贵阶层而言，捐赠类似于对教会尽义务，具体救助则由教会实施。
及至16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和震荡。英国王室与罗马教廷决裂，没收了大量修院土地，其中包括慈善医院和其他设施。新的城乡中产阶级的兴起、教派之间以及王室与教会之间的争执，都使得原来的慈善事业体系难以为继。
1601年，在工业化所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下，英女王伊丽莎白下令颁布了《济贫法》和《英格兰慈善用途法规》，要求有产者以税收救济贫困，并参与监管。上述法规的实施，在实际上启动了调节税收制、慈善事业世俗化、援助对象社会化以及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因此被视为现代公益事业的先声。
由《伊丽莎白法规》开始，17世纪中期新的慈善事业在英国大规模展开，适逢英国人向美国大规模移民之时，这一新兴事物也就随着早期的殖民者移植到美国，然而，又并非全部照搬英国的做法。在美国，捐赠不再是强制性的，政府监督也远弱于英国。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这片新大陆当时处于多难之秋：欧洲新移民与当地印第安人的战争造成的伤残人、孤儿、寡母和两次经济危机造成流离失所的人群大批涌来，还有各种传染病流行。英国殖民政府就应对这些问题所做的准备远远不足，对私人慈善事业的需求急剧增加。
移民必须依靠自治来满足教育、社会服务、公共安全等需求。由于很多移民是来自英国或法国饱受信仰压制的清教徒，他们在新大陆最先建立的自治机构就是教会。教会则很快承担起提供学校教育、公共保健等服务职能。今日美国公益机构无孔不入的渗透性和强大影响力即发端于这些在早期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自治教会。

思想基石

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慈善”一词，英文中同义的有“charity”和“philanthropy”两个词，前者的原意正是基督之爱，后者由两个拉丁字根“phil”和“anthropy”组成，意思是“爱人类”，引申下去就是促进人类的福祉。在美国，表示慈善用得最广泛的是“charity”，不难见出福音对美国早期慈善思想的深刻影响。
慈善事业的起因是贫富不均，慈善行为缓解这种不均所带来的痛苦（包括个人的和社会的），但却不是均贫富。早期的一批慈善事业倡导者，对于社会的“贫富不均”现象本身并不反对。
美利坚文明的开拓者，“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领袖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 1588—1649）认为，人群中有富人有穷人是上帝的旨意，神创造了富人，不是为了让他们自己享福，而是为了体现造物主的光荣，并且是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因此，穷人不应妒忌比他们生活优越的人，富人也不应漠视穷人，生活条件的不同应该使他们更加互相需要，关系更密切。
半个世纪以后出现的英国贵族叛逆者，贵格会（又称“教友派”）教徒威廉·宾同样认为贫富不均乃天经地义，他像清教徒一样鼓励勤俭致富，同时强调财富必须用于造福社会，认为所有恶行中最坏的是守财奴。在他看来，“给予”本身就是一种享乐，是最好的自娱方式。
比以上两人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出身于牧师和教育世家的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 1663—1728），他认为行善首先是对上帝的义务，倡导对人进行物质帮助和拯救灵魂同样重要。他特别强调捐出去的钱要使用得当，主要是为接受者创造工作的机会，而不是培养懒汉。此后这一直是美国所有公益事业的原则，也是它与一般救灾济贫的不同之处。
另一位先驱是富兰克林。他承认在思想上曾受马瑟的影响，但发展出更为世俗化和便于推行的观点。他倡导富人以财富做好事进而用知识服务于大众（他本人是个发明家，但不要专利，无偿贡献出自己的发明）；认为单纯的施舍会加深贫困化，强调对穷人“做好事”之道不在于使他们在贫困中过得舒服一些，而是要引导他们走出贫困。
自富兰克林开始，美国世俗的公益思想趋于成熟和系统化，他摸索出了适合于美国人心理的一套“志愿”服务社会的原则和付诸实践的途径。他提出的口号“促进人类幸福”、“提高普遍的知识水平”后来被写进了许多基金会的宗旨，他举办的事业和活动模式也成为后来公益事业的滥觞。
当然，富兰克林在当时并非特立独行。美国独立前的30年中发生了史称宗教“大觉醒”的运动，许多基督教的教义得到重新阐释和发扬。慈善公益事业也随之自然得到发展。与富兰克林同时代的一些传教士把布道与募款结合起来，将慈善捐赠由主要是上层人士的行为推广为全社会的群众互助。
这一时期孤儿院、残疾人救济院、各种流浪人员的收容所、劳教所以及互济会等纷纷成立。机制多种多样，有教会的、世俗的、个人的、团体的，还有私人与政府合作资助的，“一人有难，众人相帮”蔚然成风。

现代基金会理念成型

美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基金会的大规模兴起。
19世纪的欧洲、俄罗斯和美国已经开始有少数名目不等的私人基金会。但是基金会成为一种完备的制度，且数量众多、规模空前和影响巨大，确实是20世纪美国的独特现象。它对美国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无法估量。有论者称：“美国重要的文化项目，无论大小，鲜有不直接或间接与基金会的哲学思想或影响有关的。”此话毫不夸张，而且美国基金会的影响超越国界而遍及全世界。
20世纪20年代，随着巨大的财富聚集在少数私人手里，并且远远超过家庭的消费能力，美国基金会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其标志在于出现了一批组织完善的现代化大基金会。
这类基金会参照大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设立董事会、任命负责人，视需要设立办事部门。董事会视情况的变化，调整基金会的工作纲领和捐赠重点。
这类基金会的诞生，从结构到管理、监督理念，无不深受当年“自治教会”的影响。美国的创立者们当年设立自治教会时有意避免教会受利益集团或政府的控制。从新教改革的动荡中诞生的大多数新教教派，包括长老会、路德宗、卫理公会、浸礼会、清教徒、贵格会等，都在教会中果断地设立了独立的公理会结构，由此为美国公益机构管理的独立和性质的自由多样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成立基金会程序相对简单。可在联邦国会、州议会或地方政府注册。当地捐赠者一般在当地注册，或根据目标意愿跨州注册。
申请注册基金会时，必须提交章程。该章程将存入州务卿或有关领导机构办公室的档案。一经审查批准，基金会就合法成立。章程一旦立案，很难修改，因此文本大多比较具有原则性。每个基金会的具体细则都另有“附加法”，“附加法”的修改权在基金会本身，只需向政府备案即可。

在注册手续完成后，基金会不会自动享受免税待遇，需正式向国税局有关部门申请批准。这一申请要在一年以后提出。除原章程外，需交出全年的详细财政报表和工作报告，以证明实际运作与宗旨相符，经审查后予以批准，才开始享受免税待遇。
20世纪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是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以下简称塞奇基金会），成立于1907年。基金会第一任董事长塞奇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主持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以祷告开始，为基金会选的格言也是引自圣经的一句经文：“这些事你们即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25:34—40)
而美国最早的社区基金会则成立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肇因是克利夫兰的基督教会领导层决心把教会活动与一般慈善活动分开，于1911年建立“大克利夫兰教会联合会”协调各教会的慈善募捐活动。克利夫兰商会则于1913年带头成立了“慈善与公益事业联合会”，监管本地区非宗教性的公益活动，并从事必要的集资，强调专业性和企业化管理，而不是宗教献身精神。在这一背景下，1914年成立的“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成为了社区基金会的鼻祖和榜样。各地很快效法，社区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
基金会一般会以捐款人信函的方式，充分说明捐款人的意图。这并非法律所需，而是对基金会宗旨的进一步阐述。例如，塞奇夫人在捐款信函中除表示对基金会董事会的运作不予干涉，不加限制外，特别说明授权董事会可以用不超过1/4的资本金进行年收入不低于3%的投资。这一规定是很有远见的，因为此后许多基金会都将遇到自身的收入问题，大多采取了类似的政策。
“做好神赐财富的管家和忠仆”的基督教思想在事实上滋养了基金会的运营智慧。与企业一样，基金会的决策权利机构是董事会。最初一届董事的产生多半就是注册人，也就是捐款人和他的家人或极少数亲密朋友，通常包括一名法律顾问和一名财务实际负责人。一般初建时捐款人或其家人在董事会中掌握实权较多，过了几代以后，大的基金会的各部门实际负责人与董事会日益分离，其中只有个别是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每年只开一次或是两次会议听取会长报告，批准下年预算以及做出一些重大决定。譬如卡耐基、洛克菲勒、罗森瓦尔德、福特、凯特琳等基金会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大的基金会除一般行政班子外，有几类专业人才是必需的；熟悉税法者，以保证基金会在税法上不出问题；金融或投资专家，负责经营投资；另外，视基金会的工作重点，还应有各类专业“项目管理”人员。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是赚钱的，确保基金会财源不断，一部分是花钱的，其职责是使钱用得恰当。

监督慈善

源自“自治教会”的独立精神辐射到美国所有的公民机构，随着公民社会的壮大，基金会是否独立越来越成为衡量其运营健康的标准之一。基金会的捐款人与其企业的关系往往成为美国公众和政府所关心的问题。
直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大基金会与其“老板”的企业关系还很密切。例如，196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8.62亿美元资产中的5.53亿美元投到6家石油公司，其中45%属于洛克菲勒持股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杜克基金会的5.96亿美元中的4.76亿美元投在杜克发电公司。霍华德·休斯把霍华德飞机公司的5亿美元资金给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自己成为唯一的董事，这样既对基金会保持了控制，又免除了税金，同时又享受从事慈善事业的满足感。一度，美国最大的50家基金会中半数都受制于某一家与捐款人有关的公司股票。
有鉴于此，1969年的美国税法要求基金会分散投资，同时给出一个缓冲时间，以免相关股票大跌。以1979年为限期，此后一家基金会在任何一家公司持股不得超过20%。此外，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规定，使得基金会的捐赠方或者创办人、主要经理人不对基金会享有过度的财务权利。
另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宗教慈善机构是否能得到政府资助。最早挑起慈善行为去宗教化的是费城富商兼银行家吉拉德（Stephen Girard）。他于1831年逝世，根据其遗嘱将价值700万美元的遗产全部捐给费城，为白人贫穷子弟及孤儿建立一所学校，并规定任何教派的传教士不得进入学校，以便保持孤儿们“纯洁的头脑”不受宗教教派冲突的影响。此事引起许多反对意见，其合法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认为他无权这样做，特别是传教士不能进学校的条款违反了慈善事业的本意。但184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其遗嘱合法有效，从此使得现代基金会实施援助行为趋向去宗教化。
美国联邦政府按惯例用于社会公益服务的钱约占预算的6%，绝对数字相当可观。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这笔钱只能提供给非宗教组织，其中有许多是自由派的，例如女权主义、拥护堕胎的组织等等。2001年小布什就任后在施政纲领中提出，他将支持各种宗教组织向联邦政府申请社会服务活动的经费。尽管这一法律对宗教“慈善”活动与宗教“宣教”活动在字面上作了区分，但事实上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在2001—2005年的财政年度期间，基督教组织以津贴及拨款合同的形式接受了美国联邦社会公益资助金98.3％的份额。由帕特·罗伯逊创立的基督教慈善团体Operation Blessing是联邦资助金最大的接受者之一。Operation Blessing散发到美国国内外的救济食物袋子上都印着圣经的诗歌。基督教扶贫组织Food for the Hungry，是另一个联邦资助金的主要接受者，资助中学生学习圣经是作为它在肯尼亚的儿童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七年中曾帮助肯尼亚一个村庄的所有村民归信基督教。
然而，一些自由派人士和反宗教基金会对此多有指摘。
尽管美国普遍价值观中浸淫了基督教精神，但是具体对待教会在世俗社会中的地位的态度却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界线之一。美国慈善事业也体现了不同社会思潮的斗争，现代基金会的主流基本上代表了改良自由派的思想，也影响着全世界。因而，慈善这颗施予人的果子，当今仍在“授人以鱼”，或充其量“授人以渔”，然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真正由信仰浇灌的慈善仍在救济之外努力给困苦穷乏中的人传递福音。

“‘牧师干吗在钉钉子？’当我教会的一位堂委从厨房窗口望到我的时候，问了我这个问题。她的目光自洗涤槽抬起，就发现我腰缠盛载钉子的腰带，有如木匠般地在她附近的一户住家工作。这是我五年间投入所谓的平信徒事奉的其中一个片段 。”

跟巴特（Karl Barth）一样，保罗·史蒂文斯（R. Paul Stevens）先是牧养教会，然后成为神学家、作家。不同的是，他曾经同时是一位木匠和一所小型建筑公司的合伙人。史蒂文斯与他的朋友澳洲神学家罗伯特·班克斯（Robert Banks），在“全民神学”（theology of the whole people of God）这一领域，被誉为当今基督教教会中最顶尖的两位神学家。

非典型神学家的塑造

要追溯史蒂文斯对教会牧职的独特看法，以及他不平凡的从商经历，如他所言，就要自他的成长经验开始：

“我家是做生意的。父亲是一家钢铁组装公司的总裁，我曾在公司工作了多个暑假——仓储、操作冲床、制造工具和钢模、在写字楼计算工资、处理文件。父亲作风开明，雇员随访随谈，来者不拒。他做事公平、诚实，深受爱戴。他爱赚钱，但不爱金钱。然而，有一件事使他深感忧心忡忡：虽然他是基督徒，且在教会甚为活跃，却不觉得他的工作带有任何永恒价值——除了可以赚钱以慷慨支持不同的宣教活动与慈善事业以外。”

不过，燃点起他的心志，为要把信徒从教会建制中解放出来，挑战教会装备全民服侍；辅导普罗信徒以职场及日常平凡生活作为灵命进深的素材，克服主日与周一之间的鸿沟；以及为帮助教会建立一套面向世界而又“落地”的全民神学而毕生努力的，却是源于他对圣经的诠释：

“在神学院，我偶然领会到一个不在学院正规课程内的爆炸性观念；而令人愤慨的是，时至今日，这一观念在神学生训练中依然欠缺。当我研究《以弗所书》第4章时，我发现教会领袖──带领的传道人、牧师和教师──的首要目标，是要‘装备圣徒去作服侍的工’。
《以弗所书》 4:12有一些较古老的翻译，误加了一个逗号，令人误以为牧师和教师的任务，是要自己去完成服侍的工作，而不是装备所有圣徒去完成这工作。……于是乎，不是圣徒而是身为领袖的装备者去作那服侍的工。但是，最后两个片语中间不该有逗号，较新近的翻译已经更正这个错误……
        当然，装备信徒去作服侍这个观念，乃建基于比删去一个逗号更确凿可靠的圣经和神学基础上。……它建基于一个信念：全体教会是一个祭司的民族。……教会应是一群服侍的子民，国度的子民，并被赋予众多才艺和服事恩赐的子民。
所以，装备所有信徒，以致他们能够服侍，该是教会领袖的首要工作，亦是教会每位成员的关注。⋯⋯牧者和平信徒，都必须寻找一个全新的身份角色，以及崭新的服侍次序。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拥有上帝赐给教会的所有服侍恩赐，亦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教会里的全能装备者。因此，把平信徒的潜能完全释放，是一项共同协力的工作 。”

1963年，史蒂文斯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神学院（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毕业，不过，此前他已在蒙特利尔一间内城教会坦普尔浸信教会（Temple Baptist Church）牧会两年 ，并在此教会实践推行“共同牧职”（shared ministry），开始了包括非受薪长老、执事和他在内的团队服侍。尽管他批评圣职按立的制度，使按立委员会大感头痛，但他最终仍被该教会按立为牧师，然而，他日后一直抗拒使用“牧师”（Reverend）的头衔 。1967年，史蒂文斯加入加拿大大学生基督徒团契（IVCF），先在哈利法克斯（Halifax）担任学生干事，两年后移居温哥华，在那里继续学生干事的事奉。1971年起，他在温哥华西灰岬浸信教会（West Point Grey Baptist Church）牧会。

步入红尘的神学家

之后，史蒂文斯夫妇有感上帝呼召他们，与另外四人在温西基次蓝诺（Kitsilano）开荒建立一间不分宗派的社区教会。可是，其余四人都没有经济能力支持他们。更重要的是，那时史蒂文斯觉得自己还没有履行本身的教导，自食其力，亲手工作养活自己 。1975年，正值三十七岁盛年的他，毅然辞去教会稳定的牧职，转行成为木工学徒，从头开始学习一门手艺，做生意谋生。同时，在露宿者中间建立起教会“晨曦团契”（Dayspring Fellowship）。他认为这五年跳入普罗信徒世界的“下凡”经历，为他日后更广泛装备教会全民的使命，提供了实战经验的基础 。
1979年，史蒂文斯到温哥华湾景礼拜堂（Marineview Chapel）担任同工和教导长老。1985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 Liberating the Laity: Equipping All the Saints for Ministry ，此书总括了他将近二十五年的具体经历与神学反省，真情毕露，充满热忱，读起来令人热血沸腾。同年，他转去大学教会（University Chapel）植堂。
1987年，史蒂文斯在美国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取得教牧学博士学位，但在一年之前，他已在温哥华克里神学院（Carey Hall）担任应用神学副教授，开始了他漫长的神学教育与研究写作生涯。翌年，他加入维真学院成为应用神学副教授，1989—1995年任教务长，1999年起成为该院首任 David J. Brown Family 教席市场神学与领导学教授，直到2005年退休，现为该院市场神学的荣誉退休教授。
除了在北美及世界各地讲学，史蒂文斯著述的数量与速度也颇为惊人。不计十本过外的查经书以及数十篇的短文、论文，上世纪90年代起，他几乎每一两年就有一部新作面世。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 Liberating the Laity （1985）、The Equipping Pastor （1993）、The Complete Book of Everyday Christianity （1997）、The Abolition of the Laity （1999）、Down-to-Earth Spirituality （2003），以及 Doing God’s Business （2006），充分代表了他神学中三个紧扣相连的主题：一、装备全民服侍；二、召命、工作与服侍；三、市井／日常生活里的灵性塑造。不过，在探讨这三个主题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他做神学研究的方法。

双方向做全民神学研究
        对史蒂文斯而言，神学就是“如何永远蒙福地生活的学问”（the science of living blessedly forever）。做神学研究是一种生活方式，多过一项思想构作。他建议从上下两个方向做神学研究。从上而下做神学研究（doing theology from above），是指系统神学的主要教义，诸如创造、堕落、救赎、末世、基督论、教会论、圣灵论等，皆要求信徒在生活中有所实践应用。从下而上做神学研究（doing theology from below），是指由信徒日常生活（包括职场）所遇到的课题出发，从圣经和信仰传统中发掘出相同或类似的经验，找出问题的核心，从而获得新的启迪和动力，能以更好地生活。故此，史蒂文斯认为所有神学皆该是“应用神学”，从来就没有“非应用神学”这回事。不能应用的神学，算不上是神学。做神学研究好比画一个椭圆形，理论和行动、反省和服侍、真理和应用，便是这过程的双重核心，并行不悖。
做神学研究的场所，并不限于教会和神学院。神学活动也应在学校、家庭、办公室、工厂、政府、社区内进行，在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甚至是衣食住行、购物、运动娱乐、投资、闲暇等日常生活经验里发生。显而易见，没有一个人，甚至是恩赐出众的牧师或是深思缜密的神学家，能够独立做完神学研究。神学活动必须是教会全体──包括神学家、牧者和普罗信徒──站在教会先贤的肩膀上的共同协作。史蒂文斯称这样的神学为“属乎全民、惠及全民、并由全民所做的神学”（theology of, for and by the whole people of God）。
以下我们尝试勾画史蒂文斯全民神学的三个主题：装备全民服侍（equipping the laity for ministry），召命、工作与服侍（vocation, work and ministry），市井/日常生活里的灵性塑造（marketplace/everyday spirituality）。

装备全民服侍
简单来说，史蒂文斯的全民神学可说是教会（论）神学（ecclesiology）和公共神学（public theology）的混合体，结合两者的就是“上帝的子民”，亦即教会的本质：
在圣经里，laity （希腊文 laos）是指上帝的全体子民，包括圣职人员以及所谓的平信徒。这是一个尊贵的称号，因为在基督里，上帝的百姓被拣选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上帝的子民（laos）”（彼前2:9）。基督教的兴起，本质上是一个平信徒运动，“平信徒”沦为次级阶层，在历史上是很后期的事。
史蒂文斯提出，要打破教会内圣职人员与“平信徒”的分野，就要克服世俗化、宗教消费主义和专业主义的影响，不要把属世的领导模式搬入教会。他认为有两类的“平信徒事奉”，一是在教会以内，一是在世界之中。第一类信徒发挥义务教士的作用，主要在聚合的教会（ecclesia）服侍，而在社会谋生只是次要的。第二类信徒则对某一行业有兴趣，服侍的重点是在分散的教会（diaspora）。史蒂文斯明言他是属于第一类的“平信徒” 。
史蒂文斯对教会的愿景，是一幅充满动态的图画：
“每天或每周的聚集之后，跟着是分散，然后是再聚集，再分散……。教会是透过其成员存在于世界……。昔日把福音带到整个罗马世界的是平信徒；在现代世界，亦唯有动员每一个基督徒，才可以接触二十亿的未得之民。这些失丧的人，不能单靠专职的受薪同工，使他们得闻福音或被栽培成为门徒。若要完成大使命，我们必须要有已经装备好的平信徒。”
可是，史蒂文斯批评教会的平信徒训练往往贬低了信徒的价值，大多只是事奉技巧的训练，使他们能够教主日学、探访布道或担任小组组长，而且，大多数分散的信徒亦得不到足够的培育。

召命、工作与服侍

信徒的服侍，无论是在聚合还是分散的教会，皆应出于上帝的呼召。可是，在教会圈子“呼召”或”召命”却常惹人误解。为此，史蒂文斯以圣经神学入手，提出了相当全面和平衡的见解。他认为我们每人都有三重的召命:
“人类的召命”（human vocation）：这召命是普遍性的，包括与上帝相交，建立社群关系，以及与上帝共同治理大地。史蒂文斯明智地避开了文化使命与大使命的争论，提出以更具统摄性的立约神学为基础，奠定这适用于普世人类，并超越信仰界线的基础性呼召。
“基督徒召命”（Christian vocation）：史蒂文斯深信，信仰是叫人更具人性，使我们更能入世完成人类的普遍召命。这第二重的召命，呼召人回归上帝成为属神的子民（belonging），激励我们过成圣的生活（being），并在世界和教会中服侍（doing）。
“个人的召命”（personal vocation）：然而，我们如何能辨识圣灵的引领，进而最适切地服侍？史蒂文斯概括出“个人的召命”乃涵盖了上帝的护理，圣灵的恩赐，以及内心的呼唤。我们一生并非受机遇或命运的控制，乃是出于上帝的护理，借着各人不同的出身、家庭、成长、学习、工作等经历，陶造出每人独特的处境。圣灵所赐的恩典、才干因人而异，我们何以能服侍，就是反映这恩赐的样式。最后，上帝会把不同的渴望放在我们心里，呼唤每人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服侍。
不过，就算我们正本清源，把召命神学弄清楚，可惜还有很多信徒认为只有传福音和教会事奉是唯一的服侍。事实上，工作──尤其是社会上受薪的工作──是我们生活中最公众的一部分。史蒂文斯抱怨，由于福音派教会太过轻视世俗的工作，没有为分散的信徒建立起适切（后）现代工作世界的工作神学，于是平白丧失了影响公共空间的机会。他的工作/公共神学是以圣父、圣子、圣灵在世界的工作为榜样，帮助信徒投入无论对世界、社群或是工作者本身都是“好”的工作。

市井/日常生活里的灵性塑造

我们越投入现世的服侍，就越会体会到灵性的重要。然而，有别于典型的福音派灵性观，史蒂文斯认为俗世里的灵性生活不应是修道院式的。市井灵性，必须是既属世，又不属世的，就算是日常生活中那些必须和琐碎的事，亦可助我们灵性进深：

平凡人在营营役役的生活中，在纷繁的事务之中——不是在宁谧安静的时刻——如何操练圣洁？这就是灵性的课题。……这种灵性植根于打理家务、做生意、爱配偶、洗碗碟、照顾贫苦大众的操作中。灵性很简单，不过是与神相交，但这种相交必须在日常俗务、生活现实中体现，落实并渗透于其中 。

他提出了三个途径，帮助活在市井的信徒灵命进深：为市井的灵性塑造（spirituality for marketplace），在市井的灵性塑造（spirituality in marketplace），借市井塑造灵性（spirituality through marketplace）。跟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非宗教的基督教”（religiousless Christianity）的观念相似，他尤其注重“借市井塑造灵性”的实践，因为唯有这条路，才能分开稗子和麦子，让人分辨出什么是基督教的宗教外壳，什么才是灵性的核心。

赏析借鉴

十年前开始认识史蒂文斯的全民神学，就立刻爱上了。他的作品和讲学，永远给人智慧的睿见，颠覆的激情，牧者的温柔，以及偶尔的顽皮幽默，总是散发出成熟圆融的魅力。他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他与“平信徒心态”的持续斗争。“他知道这种心态严重损害基督徒品格和教会的见证，恶果却备受人们忽略。”他虽然批判“圣职主义”（clericalism），但不是反对圣职制度和圣职人员：

“我认为牧职按立是有其地位的。不过，假如我们认为那些受教会全费供养的牧师该受差遣的话，我们就要寻找一些途径，照样去按立平信徒服侍。”

他的理想，是教会中再没有圣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分野。教牧根据本身的呼召和恩赐，可以“下海”从事“世俗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教会担任牧职。同样，灵性品格成熟和受过训练的“平信徒”，亦可在教会牧职与“世俗工作”中往来穿梭。当然，教牧和“平信徒”亦可同时兼顾牧职和工作，就如史蒂文斯曾经历过的五年，不过，那就要视乎环境和本身条件了。
从学术角度来看，史蒂文斯的神学，亦堪称是福音派神学中最上乘的，包括其对圣经权威的尊重和诠释，从早期教父到改教运动再到清教徒的历史分析，教义神学的掌握和运用，当代文化的处境透视，无怪乎他“从上而下”还是“从下而上”做神学研究，皆得心应手。难得的是，他深具企业家精神，不只是自己做神学研究，还动员、招募、鼓励、训练、帮助他的学生和其他人，共同在这时代为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教会，写下上帝子民的市井神学。实际上，史蒂文斯是在推动一场势将席卷普世教会的全民市井神学运动，多过纯粹的神学著述。
华人教会开始职场事工和探讨有关神学还不到十年，史蒂文斯的神学，定会是我们首选借鉴的神学资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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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载自史蒂文斯（Paul Stevens）著，顾乐翔译《解放平信徒：全民事奉无分圣俗》，香港Vocatio Creation，2009年。

今天，“清教徒工作伦理”这个标签常被用于称谓一大堆当代弊病：工作狂综合症、苦工、竞争、成功神学、实用主义和对白手起家者的膜拜。
当我们了解到这种所谓清教徒工作伦理，在许多方面与16、17世纪清教徒关于工作的真实想法截然相反，就不由得震惊了。在过去三个世纪内，最初的清教徒工作伦理已被世俗化和严重地曲解误用，并被西方文明所把持。我们需要还原其真相，才能认识它对我们的真正意义。

一、背景：圣俗分野

为了理解清教徒对工作的态度，我们必须了解他们所反对的背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习惯地把工作类型区分为“神圣的”和“世俗的”两个种类。神圣的工作是由神职人员完成的工作。所有其他工作都是世俗的。将工作分为圣俗两大种类，成为中世纪罗马公教的一个首要特性。这一态度已经于4世纪被优西比乌主教公式化了，他写道：

基督的律法赐予他的教会两种生活方式。一种超乎自然及普通人类生活之上……它完全、永远地和人类日常习惯的生活区分开，将自己单单奉献于侍奉上帝……那么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完美形式。另一种更卑微、更人性化，允许人……花心思在农业、商务及其他更世俗的事务上，同样也在宗教上……将一种次等虔诚分配给他们。2

这种圣俗二分法恰恰是清教徒拒绝拿来作为他们工作神学之起点的。

二、所有正当工作类型的圣洁性

中世纪传统认为教士、隐修士和修女所委身的工作比家庭主妇和商店店主更神圣，首先摒弃这种想法的不是别人，正是马丁·路德。加尔文在这一问题上与路德是一致的。清教徒毫无异议地追随路德和加尔文的指导。
像改教家们一样，清教徒们也反对圣俗二分法。威廉·丁道尔说，如果我们看外表，“洗衣服和传讲上帝的话语之间的确有差别；但对于讨上帝喜悦来说，则一点差别也没有。”3威廉·珀金斯(Perkins)同意：“一位牧人牧羊的行动……在上帝面前，与一位法官宣判的行动、一位行政官进行管治的行动、或一位牧师传道的行动一样，都是好工作。”4清教徒对圣俗二分法的拒绝，意义深远。休伊·拉提莫在基督的典范里看见所有工作的真实尊贵价值：“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救世主、万王之王，并不羞于劳动；是呀，他如此简单地使用一份职业。在此，他圣化了所有类型的职业。”5
清教徒确信所有工作都是高尚的，这也对圣化公众有重大影响。关于基督徒信仰圣化公共生活和工作的能力，约翰·科顿说：

“信心……在一个人蒙召去做最普通、最困难的事情时鼓励他。……一颗体贴肉体的心是不懂得如何委身于这种普通职位的；但如今，信心使我们置身于一种天召，如果需要某种普通工作，它就鼓励我们投身于这种工作。……信心已使人准备好欣然接受他蒙召去做的任何侍奉，而一颗体贴肉体的心却羞于被人见到置身其中。”6

威廉·珀金斯宣称，人们可以回应“以任何类型的天召”来侍奉上帝，“虽然可能不过是打扫房屋或牧羊”。拿但业·马瑟(Nathaniel Mather)说，上帝的恩典将“使每个行动高尚”；即使是最简单的行动，如“一个男子爱他的妻子或孩子”也被变成“恩惠的行动”，而且“他的吃喝是顺服的行动，因此在上帝眼中很有价值”8。
对清教徒而言，生命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他们的目标是将每日工作和对上帝的敬虔奉献整合在一起。理查德·斯蒂尔(Steele)断言，在商店里“你才能确定地期待上帝的同在和赐福”9。当清教徒提高了“贸易中的每一步和每项措施都要圣化”的可能性之时，他们对日常工作的态度进行了革新。10约翰·弥尔顿(Milton)在他著名的《为人民申辩》中，挖苦那些把宗教敬虔留在家里的商人：“终日贸易却没有宗教信仰。”托马斯·加泰科(Gataker)看出圣俗之间没有张力，他写道：

“一个人不能想象……当他蒙召成为基督徒时，他必须放弃所有世上职
位……并完全把自己用于……祷告和沉思默想，但他必须持守这一天召及其他天召，遵循这一天召及其他天召。”11

清教徒的目标是服侍上帝，不仅仅是指人要侍奉上帝，而且是指人要通过在世上的工作侍奉上帝。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说：

“一个基督徒应该重视的不仅仅是什么是他的工作，而且是他在工作中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基督徒有工作是不够的，他必须使他自己在工作中有基督徒的样子。”12

三、清教徒的天召观念

除了宣称所有类型的工作都是圣洁的之外，清教徒的第二项强有力的断言是，上帝呼召每个人履行天职。清教徒说，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天召。听从天召就是顺服上帝。这一态度的重要影响是，它使工作回应上帝。
从清教徒对拣选和护佑等教义的强调出发，他们很容易断言，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上帝的天召。清教徒神学家理查德·斯蒂尔写道：“上帝呼召每个男女……为了他们自己和公众的好处，以世上特有的方式侍奉他。……这个世界的伟大统治者分配给每个人合适的职守和职权范围。”13威廉·珀金斯在他的经典著作《天职或人的天召的论文》中写道：

“一份天职或天召是一种确定的生活类型，由上帝授予或加给人，为了那美好时刻……每个学位、国家、性别和条件的人，毫无例外地必须有个人特定要投身的天召。”14

清教徒天召观的一个影响是令工人成为侍奉上帝的管家。实际上，是上帝分配每个人到各自的工作上。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作不再是与个人无关的了。况且其重要性不在于其本身；工作是一个人活出他和上帝个人关系的一种方法。一份清教徒的原始资料宣称：“无论我们的天召是什么，我们都要在职位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15理查德·斯蒂尔视工作为管家职位，他写道：“借银锭给你的那一位也曾说：‘拿着，直到我来！’你怎么能终日闲站着呢？……你的行业就是你的职权范围。”16
珀金斯写道：“上帝是将军，指派每个人以特定的天召……上帝自己是天召的作者和开端。”17如果上帝是呼召人到各自工作中去的那一位，那么这样的工作就是侍奉上帝的一种形式。根据清教徒的观点，在蒙召的职位上工作，是在上帝的瞩目下工作。科顿·马瑟宣称：“哦，让每个基督徒在蒙召的职位上工作时与上帝同行，做工作时一只眼睛瞩目上帝，就像在上帝的目视下行事。”18
基督徒天召教义的另一个实际结果是带来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天召来自上帝，那么接受一个人的工作任务就是自然而然的信念了。科顿·马瑟写道：

“一个基督徒应该在工作中满
足。……单单是上帝的恩惠使他能满足、满意地参加工作。……你在公务中有困难和麻烦吗？在这种困难下满足是你对上帝不小的效忠，是他把你放在你所在的位置上的。”19

如果每个人都有天召，那么怎能晓得蒙召去做什么呢？清教徒发展出一套方法来确定天召。他们没有让这一过程神秘化。实际上，理查德·斯蒂尔宣称，上帝“在末后”极少直接呼召人，无论谁声称拥有来自上帝的启示，“势必产生非凡的恩赐和能力，否则不过是自满和妄想。”20
清教徒宁愿相信人的情况，诸如“内在的天赋和嗜好”，“能导致一种人生道路，而非另一种人生道路的外在境况”，“父母、监护人和某些特殊情况中地方官”的忠告，以及“所得到的……性情、教育或恩赐”等等。21。他们也相信，在正确的天召中的人，上帝会赋予他们完成工作的能力：“当上帝呼召我到一个地方时，他已经把适于那个地方的恩赐给我了。”22
清教徒相信对天召的忠诚。一份天职既不能轻易获得，也不能轻易放弃。弥尔顿从小就有成为诗人的强烈天召，他就选择天职这个主题写道：“每个人的本性应该被特别关注，且不能被扭曲到另一个方向，因为上帝没打算让所有人做一件事，而是让每个人做他自己的工作。”23理查德·斯蒂尔警告说，选择“一个天召或生活状况，却没有用平衡的正当理性仔细权衡”，是“十分荒谬的”24。约翰·科顿强调选择天职时的天才观：

“另一件使天召正当的事，是上帝将恩赐赐予人时……上帝引导他蒙召（林前7:17）……
“当上帝呼召我到一个地方时，他已经把适于那个地方的恩赐给我了，尤其是如果那个地方合适、适于我，并是我最好的礼物；因为上帝……会把他最好的恩赐改进成最佳优点。”25

清教徒的天召观等于防止随便轻率离职。清教徒一般不认为一个人绝对不能合法改变工作，但同时他们对这种实践非常清醒小心。威廉·珀金斯说过“良好职责上的坚韧不拔”，并警告要提防“野心、妒忌、性急”，以及“妒忌……其他人在更好的蒙召职位上和条件下……这是一种常见的罪，是共同体许多纷争不和的原因。”26科顿·马瑟同意这一观点：“一个基督徒应该满足地做工作。一个基督徒不该太轻易退出天召……太多人仅仅因为贪婪和不知足而丢下职业事务。”27
总之，清教徒的天召观涵盖一组相关观念：上帝在安排人任务中的护佑，像管家一样回应上帝而工作，对任务知足，尽忠职守。这些记号都记录于约翰·科顿的劝诫中：“在蒙召职位上侍奉上帝，满怀愉悦、忠诚和属天心思去做工。”28

四、工作的动机和报偿

清教徒对工作动机和目标的信念需要和近三个世纪以来流传的所谓“清教徒工作伦理”仔细地区分开来。从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出财富是工作目标这一属世智慧箴言，到我们自己的世纪工业巨人宣称，他们的成功证明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的文化已基本上视工作为获得财富和产业的方法。这种世俗化的伦理观被归咎于清教徒们及其先驱加尔文，并且认为清教徒伦理基于财富是工作的最高报偿，富裕是敬虔的记号，这种认识变成了普遍接受的公理。
但这真是清教徒信奉的吗？根据清教徒的理论，工作的报偿是属灵的、道德的，即工作荣耀上帝，并使社会受益。通过视工作为上帝的管家业务，清教徒为工作报偿的全新概念开启了一条道路，正如理查德·斯蒂尔的注释中所提出的：“你们为上帝工作，他肯定将报偿你们，令你们心灵满足。”29那些报偿基本上是属灵的、道德的，这在清教徒的注释里非常清楚。威廉·珀金斯断言：

“我们生命的主要目标……是在蒙召的工作上服侍人，并从中侍奉上帝……有人可能会说：什么？难道我们不是必须在蒙召职位上劳动以养家吗？我的回答是：这是必须做的；但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全貌和目的。我们生活的真正目标是在服侍人当中侍奉上帝。”30

约翰·珀金斯说，我们劳动时的心态必须是这样——“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他人的好处”。
理查德·巴克斯特分享了工作的属灵目标和道德目标的观点。他说，工作目的是“顺服上帝，造福他人”。而且，“公益，或曰多人的好处，比我们自己的益处更有价值。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尽力为他人做好事，尤其是为教会和共和国。”至于工作中可能收获的财富，它们“可以救济贫穷的弟兄们，鼓励为教会和国家做好工作。”31
这些声明值得注意的是，它使在上帝、社会和个人之间的整全观念，在天召的实践中汇聚在了一起。个人利益并未被完全否定，但在工作报偿里明显地被最小化了。
为了坚持工作具有属灵和道德目的这一观点，清教徒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即这些目标应该决定天职的选择。理查德·巴克斯特极力主张：“应该选择可以最大限度地侍奉上帝的职业或天召。不要选择最能致富或最有世上荣誉的职业；但要选择那些可以尽量做好事、并逃避犯罪的职业。”32
巴克斯特在其他地方写道：选择一份行业或天召，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侍奉上帝和寻求公益，因此应该选择能够有利于公益事业的天召”。再有，“两份同样有益于公益事业的天召，一份可以增加财富，另一份有益于灵魂，当然要选择后者。”33与强调工作的属灵报偿和道德报偿相反的，是经常性地谴责那些利用工作以满足自私野心的人。与多数人想象的相反，如果“白手起家”是指那么一些人，他们自称通过个人努力而成功，并用自己赚来的钱铺张浪费地满足功利爱好，那么白手起家的理想并不吸引清教徒。
巴克斯特轻蔑地谈到野心勃勃的自夸：“要谨慎，免得你们自吹在天召中的勤奋，那样就陷入尘世的心思，并过于在意或贪婪地谋划在世上的升迁。”34珀金斯写道：“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种想法是邪恶的，与每个人天召的目的截然相反。”35他还说：

“他们亵渎了他们的生活和天召，使之成了雇佣他们获取荣誉、欢乐、利益和世上日用品等的了，那样我们生活之目的就和上帝分派给我们的不一样了，那样我们就是伺候自己了，因此既没有侍奉上帝也没有服侍人。”36

早期清教徒休伊·拉提莫(Hugh Latimer)这样说财富：“我们不可以像许多人那样昼夜不停贪得无厌地寻求财富。”37

五、成功是上帝的赐福，不是赚来的工钱

清教主义和加尔文主义更普遍地视工作为赚取个人成功和财富的方法吗？通常都如此断言，但我没找到确凿证据。加尔文主义没有教导一种信赖自我的伦理，我们的现代工作伦理却是如此教导的。加尔文主义教导的是恩典的伦理：无论我们从工作中得来的报偿有多么实际，它们都是上帝的恩赐。
加尔文本人否认物质上的成功总是工作的结果。确信“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裕、智慧”的不是早期清教徒，而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根据加尔文主义的观点，不仅工作不能确保成功，而且即使上帝赐福工作以财富，那也是他的恩典产生的祝福，而不是出于人的功德。用加尔文的话来说：“人们徒然苦干并禁食祈求财富，弄得筋疲力尽，因为这些也是上帝的赐福。”38还有：“我们永远不要妄想我们有任何权利去虚荣确信。因此，每当我们遇到‘报偿’这个单词，或者它从我们的脑海划过时，我们要意识到，它是从神圣的良善者降临到我们身上的。”39
同样的精神渗透在清教徒对人类努力和上帝赐福之关系的看法中。科顿·马瑟断言：“在职位上，我们撒网；但那所捞取的是上帝放进网里来的。”40罗伯特·克罗利(Crowley)在伦敦基尔德大厅(Guildhall)告知听众：无论贪婪还是努力工作都不能使他们致富，因为只有上帝才能以成功赐予人。在乔治·斯文诺克(Swinnock)看来，成功的实业家从不会说，他自己的努力使他成功；即使人类方面积极主动，“大自然万物没有一点小举动会不依赖上帝。”41
清教徒勤俭结合的生活方式真的会使人富足，至少有时候会令人致富。然而重要的是，清教徒如何看待他们的财富。清教徒的态度是：财富是社会利益，不是个人财产——是上帝的恩赐，不单纯是人类努力的结果，也不是上帝认可的记号。理查德·L·格里弗斯(Greaves)调查了大量原始资料，揭示出：清教徒“断言，财富和敬虔之间没有直接关系……选民的记号不是财富，而是信心以及为福音的缘故而忍耐。”42
清教徒从不将工作与侍奉上帝、服侍人的属灵和道德背景分开来对待。理查德·M·尼克松于1971年劳动节的讲话曾被多次引用，多半综合了通常所谓“清教徒工作伦理”的观念；可果真如此的话，那种描写是不准确的：“‘工作伦理’认为，劳动本身是好的；一个男子或女子借着工作的美德变成更好的人。美国的竞争精神、美国人民的‘工作伦理’……成就的价值、自信的价值观——这些没有一样过时。”
我相信我已经显示出清教徒不会满足于一种工作理论。他们的理想是顺服上帝、服侍人类并信靠上帝的恩惠。在清教徒伦理中，工作的美德几乎完全依赖于人们工作的动机。

六、适度工作

清教徒工作观的最后一个遗产是适度工作的意识。在极度闲散或懒惰，以及奴隶般沉溺于工作这二者之间，他们试图在理论上保持中道。实际上，他们经常在工作过度方面犯错误。
部分清教徒对闲散表示强烈反感并赞扬工作，这是由于他们确信劳动是被造物注定要做的事，因此是人类好行为所必需的。威廉·珀金斯写道：“亚当无罪时想要什么都可以，但上帝还是使用他做工。”43在约翰·罗宾逊(Robinson)看来，“上帝让我们的始祖即便在无罪中……也去劳动……不会让有罪的人类子孙去过闲散生活。……人生来就是要辛勤地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就像火花向上飞。”44
巴克斯特写道：“无罪的亚当被安置在伊甸园中治理园子……人在肉身中要为身体和灵魂而工作。”45工作是被造物命定的事，也是天召，借着这一观点，清教徒认识到劳动自身的尊贵及其作为对上帝回应的尊贵。
根据清教徒的观点，即使是“灵修”也不是闲散的借口。理查德·斯蒂尔发言反对“以宗教敬拜的借口忽略人的必需事务”的做法。46有一位热心敬虔的人抱怨说，敬虔思想在他工作时让他分神，托马斯·谢泼德(Shepard)建议：

“当上帝安排你们去做属灵的、属天的工作时，你们却心怀尘世思想，这是罪；同样的，在某些方面，当上帝安排你们以地上……的工作时，你们却分神到属灵思想上去，那是同等的罪。”47

但清教徒伦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作狂综合症吗？在清教徒看来，不是这样。他们试图平衡勤奋和反对过度劳累的明确限制。他们的理念还是适度。约翰·普雷斯顿警告说：“要警惕事务过多，或有太多事务、毫无节制的倾向。”48菲利普·斯徒布斯告诫道：“每个男基督徒在  上帝面前都要在良心上”不允许“他过分卖力”，从而超过了“真敬虔的界限”，还有，“主不会让我们贪婪，也不会让我们过分卖力，今天我们不该操心明天，因为（主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49在“兼职”这个话题上，理查德·斯蒂尔宣称，一个人不该“仅仅是为了增加财富而兼任两三份工作”50。
清教徒的目标是不走极端、合乎中道。火热地工作，但不把灵魂交给工作，这是他们的奋斗目标。约翰·普雷斯顿如此表达：“如果你们有纯洁的爱，那么你们可以参与世上万事而不被玷污；但当你们过分贪恋任何事物时，它就会玷污你们的灵魂。”51
既不闲散也不做工作狂的中道也是约翰·柯顿的理念。

“现有美德的另一种组合，奇特地混合在每个活生生的圣洁基督徒里面，那就是勤奋于世事、却又向着世界死；这一奥秘没人能懂，但他们都晓得。……虽然他在天召中极力勤奋工作，但他的心不放在这些事情上，他得到财产时知道该怎么处置。”52

七、小结

为了给清教徒工作伦理做一个小结，我们还是回到约翰·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弥尔顿对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内完美生活的描写，体现了清教徒信奉的工作观。弥尔顿反复强调，乐园里的工作不仅欢乐而且必需。有人拿弥尔顿的乐园意象和前人做了一番彻底比较，发现将工作描绘为必需的，是“弥尔顿论述的最突出的首创特性”53。此处将弥尔顿和中世纪先驱区分开的，是清教主义。
给最初的清教徒工作伦理做小结，没有比《失乐园》中描写亚当和夏娃的诗句更好的了：

“人却每天都有一定劳力劳心的工作， 这正显示他的尊严， 以及上帝对他一切作为的关心。”54

我们从中可以瞥见，清教徒相信上帝呼召人去完成任务，相信工作是尊贵的，相信对工作目标的合适态度能将每项任务改造成为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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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编自《世界中的圣徒——真实的清教徒》第二章，勒兰·赖肯(Leland Ryken)著，J·I·巴刻作序，美国忠道房(Zondervan)出版社，中国大陆即将出版。本文个别地方由摘编者根据作者原意进行意译化编写。
2 佛雷斯特(Forrester)，《福音的论证》，第43页。
3 《邪恶玛门的寓言》，路易·B·莱特(Wright)，《中产阶级文化》，第171页。
4 “工作”，戴维斯，《英格兰敬拜与神学：1534—1603年》，第66页。
5 “有关主祷文的第三篇讲道”，路易·B·莱特，《中产阶级文化》，第174页。
6 《基督徒的天召》，米勒/约翰逊，1:322—323。
7 “天职……的论文”，艾德蒙·摩根，《政治理想》，第51页。
8 《一篇讲道……》，埃利奥特(Elliot)，第179页。
9 《商人的天召》，斯蒂尔著，陶尼(Tawney)著作第245页引用。
10 《商人的天召》，斯蒂尔著，基奇(Kitch)著作第115页引用。
11 《讲道》，基奇(Kitch)，第155页。
12 《天召中的基督徒》，麦克基佛特(McGiffert)，第124页。
13 斯蒂尔著，陶尼(Tawney)著作第240、321页引用。
14 《政治理想》，艾德蒙·摩根，第36、51页。
15 约翰·多德和罗伯特·克列佛(Cleaver)“十篇讲道”，戴维斯，《英格兰敬拜与神学：1534—1603年》，第66页。
16 《商人的天召》，斯蒂尔著，陶尼著作第245页引用。
17 “天职……的论文”，艾德蒙·摩根，《政治理想》，第37页。
18 《天召中的基督徒》，麦克基佛特，第127页。
19 《天召中的基督徒》，麦克基佛特，第127页。
20 《商人的天召》，基奇，第158页。
21 这些建议依次来自：《神学的精髓》，威廉·阿美斯(Ames)，第322—323页；《商人的天召》，理查德·斯蒂尔，基奇，第158页；《托马斯·杜德利(Dudley)致函约翰·伍德布里奇》，佛斯特(Foster)，第100页。
22 约翰·科顿“生活之路”，艾德蒙·摩根，《清教徒家庭》，第72页。
23 《备忘札记》，CPW，1:405。
24 《商人的天召》，斯蒂尔著，陶尼著作第241页引用。
25 《基督徒的天召》，米勒/约翰逊，1:320。
26 《工作》，乔治，第135页。
27 《天召中的基督徒》，麦克基佛特，第127页。
28 《基督徒的天召》，米勒／约翰逊，1:326。
29 《商人的天召》，斯蒂尔著，基奇著作第115页引用。
30 “天职……的论文”，艾德蒙·摩根《清教徒的理想》，第56—57页。
31 《基督徒指南》，佩里，第307、315页。
32 《基督徒指南》，格林，第72页。
33 同上，第60页。
34 同上，第59页。
35 “天职……的论文”，艾德蒙·摩根，《政治理想》，第39页。
36 “天职……的论文”，艾德蒙·摩根，《政治理想》，第56页。
37 “一篇讲道”，路易·B·莱特，《中产阶级文化》，第174页。
38 圣经《诗篇》，127:2的注释。
39 圣经《路加福音》，17:7的注释。
40 《清醒的感想》，佩里，第312页。
41 《男基督徒的天召》，施拉特(Schlatter)，第200页。
42 《社会与宗教》，第550页。
43 《工作》，乔治，第132页。
44 《观察知识和美德》，雷尼茨(Reinitz)，第66页。
45 《基督徒指南》，基奇，第156页。
46 陶尼引用，第245页。
47 米勒在《十七世纪》中引用，第44页。
48 《圣徒的资格》，乔治，第172页。
49 《英格兰弊病详析》，陶尼，第216页。
50 《职业人的天召》，陶尼，第244页。
51 米勒在《十七世纪》中引用，第42页。
52 同上。
53 J·M·伊文斯《〈失乐园〉和〈创世记〉传统》（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249页。
54 《失乐园》，第四卷第618—620行。

很多人都有一个创业经商的梦想，我也是。上大学时，我就开始搜集相关知识，买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去蹭听其他专业的课程，也从网上下载了很多视频资料。从小不爱看书的我，却对这些爱不释手，丝毫不觉得枯燥乏味。另一方面，我开始在股市中积累原始资本，并尝试一些创业项目，体验创业的滋味。收获金钱的同时，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和同学们的羡慕。小小的成功，刺激了我更大的欲望。我如痴如醉地沉浸在对成功的追求之中。从小比较自卑的我，也慢慢自负起来。我开始轻看我身边的人，无论是同学，还是朋友，甚至是家人。
在这期间，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很单纯而善良的女孩，向我传了福音。我耐心并很有礼貌地听她讲了两个多小时，但是内心没有丝毫的感动。我把她送给我的圣经随手放在书架上，长久没有翻阅。
毕业后，我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成立不久的投资公司。公司位于金融街，其大股东是某房地产公司的法人，家族生意涉足海外。公司经营涉及证券、期货、现货、外汇等领域。看上去，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
由于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交易经验，我很快得到晋升，当上部门主管，组建团队，培训新员工，并且代表公司写市场行情分析，发布在相关网站上。2007年8月，我把所有资金以及父亲的多年积蓄都改投在了现货市场。
由于投入了大量资金，我不仅是公司的员工，也是公司的重要客户。因此我很快进入公司的核心团队，知道了一些隐藏的秘密：非法经营，利益输送，坐庄，洗钱……顺其而来的就是各种饭局和声色娱乐。
总经理经常向我们传授他的厚黑哲学。在他看来，下属是工具，客户是猎物。他理想的最高境界就是泯灭自己的人性，以防掉入陷阱；充分利用人性来影响别人的思维、观点、信念，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通过他也认识了一些圈内人，我发现他们都有类似的想法。而且，他们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相信任何人，为了利益，他们可以伤害任何人，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我不知道金融圈内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人。和他们在一起，我也越来越像他们。
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收入变成了数字游戏，并没有给我带来期望的成功感觉，或者说我已没有精力去细细体会那种感觉。高度紧张的工作，腐朽堕落的生活，肮脏邪恶的思想，使我整日身心疲惫。此时，自负和贪婪占据了我的心，它们就像黑洞一样吸引着我，使我越陷越深。它们又像巨石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而我又无力抗衡。
工作不久后，交往四年的女友提出分手，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在家里发呆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书架上那本早已布满灰尘的圣经。于是我约见了给我传福音的女孩，她邀请我到教会看看。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守望教会那天正好有洗礼。看到许多人都在默默地流泪，我百思不得其解。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人们的心已变得不易被感动，更别提是在人前落泪了。他们为什么而感动呢？于是我决定了解一下基督教。
刚开始去教会时，我完全听不懂，只是觉得赞美诗很好听。坚持了几周之后，我准备放弃了。因为在我看来，每周日放弃其他安排，花几个小时，去教会听几首歌实在是太不值得了。就在这时，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告诉我他全家信主，并给我讲了一些见证。我回忆起大学时的他，信实，良善，温柔，节制，忍耐，生命中充满了活力，完全不像我接触过的其他富二代。于是，我决定再坚持一段时间。心想，每周去净化一下心灵，顺便了解一下西方文化也不错。
随着去教会的次数增多，我渐渐对神，对自己，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但是越认识，矛盾越大，冲突越大，内心世界就像处于冰火两重天，无比痛苦和挣扎。为了寻找内心的平衡，我决定不坑害我的客户和下属。
公司迅速发展着，很快开了两家分公司。就在这时，股东和高管之间因利益分配产生了分歧。现货交易平台的资金出入也出现了些问题。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事情发生。于是，为了规避风险，我在盈利的情况下把手上的客户都劝离了公司。同时，我也对我的下属进行了暗示，劝他们早日另谋高就。
我的一个下属，他是基督徒，平时关系很不错。他临走前对我说：“你有什么打算？我劝你也尽早离开吧。”我说：“我知道公司有问题，有些事你不知道，我坚信我游刃有余。”
过了几个月，事态变得越发严重。但是，在自负和贪婪的驱使下，我依然无法自拔。那时，我对基督信仰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也开始试着向神祷告。
一天晚上，我跪在床上向神祷告：“神啊！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我没有坑害我的客户和下属，难道我做的还不够吗？难道你真的要我破产吗？如果是这样，我不怕！”结果那晚我失眠了，整夜都好像在进行头脑风暴，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却捋不出个头绪来。
2008年7月，现货交易所老总携款外逃。随之而来的是公司大股东销声匿迹，总经理因涉嫌欺诈和非法经营而被捕。对于我来说，这一切意味着我破产了。我把事情如实和父亲说了，父亲强作镇定，没有太多的言语。我记得父亲说得最清楚的一句话：“今年是我五十大寿！”那几天他明显地老了许多。看着父亲憔悴的面庞，忙碌的身影，我的心如刀绞一般。
对于母亲，我没敢完全如实说，在损失上少说了很多。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后来，母亲做生意一直不太顺利。在我上大学期间，母亲身体累垮了，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也花完了。因此，我一工作，就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我很了解母亲，如果她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很可能承受不了那样大的打击。而且我和母亲不在一起住，我不知道她会采取什么方式来缩减开支。还好我的银行卡里还有些余额，节省点花，大概够我和母亲维持一年。
自命不凡的我没有原先想的那么坚强。金钱的损失，自信心的受打击和自尊心的受伤使我如丧家之犬一般。我已没有了目标和方向，更没有了以往的斗志和激情。我已不知道我是谁。
就在这时，很多团体都在组织志愿者奔赴四川抗震救灾。有一个主内团体询问我是否同去。经过祷告，我的心有强烈的感动：我必遇见神。当我向父亲提及志愿者的事时，他说：“你连自己都照顾不了，还去帮助别人？”我什么都没说。父亲不知道，我不是去帮助别人，而是去寻找我自己，去寻找神。
临近去四川的日子，我得知当初报名的成员，陆续都放弃了。最后仅剩下一个姊妹，而且来回要坐飞机，所有费用自己出。我咬了咬牙，拿出5000元预算，8月中旬去到了绵竹。那里的人、事、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和我同住一屋的老弟兄，他的经历很丰富。当我问及他对我有什么建议时，我本以为他会侃侃而谈，没想到他只说了五个字：“万事信靠神！”然后就蒙着被子祷告了。
回来后，我沉淀了很长一段时间，反思自己走过的路。2008年底，我毅然决定受洗。那时，生活的压力已经让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工作。然而，我始终坚信某些方面是神赐予我的能力，但是我不敢肯定神是否让我以此为谋生的方式。因此，我已做好了去肯德基打工，或去卖手机，卖电脑的准备。在那段时间，我不断求问神：“你要我成为谁？我的路在哪里？”
转眼到了2009年的3月中旬。一天晚上，我再次经历头脑风暴。我不住地祷告，祈求神的同在，盼望神的怜悯和恩典。而在我脑海中不断涌现两个词：圣洁！荣耀！圣洁！荣耀！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以前从没想过，看似疯狂的想法：与神立约。
我相信神给我的能力，我要再次向这个世界和自己证明我可以做到。我向神保证，一年内，不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没有任何第三方利益关系；不主动找客户；不收取手续费和资产管理费；不收取任何分红或利润分成；公开自己的交易记录；不用任何方式的借贷来消费或投资。
我清楚地知道要做到这些意味着什么。我坚信，主若肯，我必平安！但是这时我已没有资本再投资。神指引我：“你要去找你的父亲，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心里很忐忑，不知父亲会怎样。见到父亲时，我说：“爸，我要重新开始，现在正是机会，我需要启动资金。”父亲沉默了片刻，说：“多少？”“您定！”父亲又沉默了片刻，说：“10万，算我借给你的，5%的利息。”“好，我要用您的名字开一个证券账户，这样您可以随时知道我在干什么，也可以随时撤资。”父亲同意了。于是，2009年3月16日，我带父亲到证券公司开了个账户。创业之路由此开始。
刚刚交托，即蒙祝福，我开始从利润中支取我和母亲的生活费用。但是工作也不总是一帆风顺。因为在工作中，不仅仅需要充足的知识和敏捷的头脑。有人说，这份工作是世界上最挑战人性的几份工作之一。贪婪、恐惧、虚荣、无知、自负、妄想、论断时刻围绕着我。因软弱而跌倒是常有的，而每一次交托都是经历神的过程。我慢慢学习感受神的同在，不断操练，超越自己。
我渐渐发现，如果有几天，我忽视祷告，不愿读经，也不想学习的时候，我就很危险了。因为那时我又忘记我是谁，开始飘飘然了。感谢神的怜悯和恩典，我平安地走过了那段时日，直至如今，夜夜安眠。
这份工作仅仅是我在世谋生的手段。它是我的起点，但不是终点。它是我的爱好，但不是我的追求。
在蒙神祝福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地求问神：“如何服侍弟兄姊妹？在福音的大使命中，如何使用自己的恩赐？”感谢神，神也让我有机会参与到几个事工当中，得以更加认识自己。看到弟兄姊妹成熟的属灵生命，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亏欠。
我不能为神做什么，神也不需要我为他做什么。现在，神给我的异象逐渐清晰，如果神使用我，那实在是恩典。
一年过去了，回想起往事，我不禁落泪。这泪水中，有痛苦，有悔恨，但更多的是感恩。工作平安，母亲信主，这是多么大的祝福！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耶和华的慈爱，因为耶稣的救赎，因为圣灵的引领。
如今，我与神又有了新的约定。我清楚地知道，在前面的道路上，我必然还会犯错，会软弱，会跌倒。求神怜悯，不要任凭我做他不喜悦的事。求神祝福，得享平安！

一、此Yale非彼Yale

我是一个做事特没条理的人，不信你翻翻我的钱包就知道了。因为每过上一段日子，我的钱包总会变得鼓鼓的，当然让钱包“发福”的并不是那几张寥寥可数的钞票，而是一大堆我已经弄不清楚来由的各式各样的单据。为此，妻子总是会在过一段时间后，清理一下我那个咖啡色的皮夹，把那些没用的票据抽出来扔掉。
当然，我口袋里另一个不讨她喜欢的东西就是我那一大串钥匙，它们当中的一些我都不记得是哪个门上的或者哪个箱子上的了，我有时候都怀疑自己连大学时代的钥匙都还挂在身上，虽然我已经大学毕业八年了。为此，妻子没少在旁边数落我。
三年前，我的那串沉甸甸的钥匙里又多了一把，但我相信这把钥匙会伴随我过上好一段日子。这把钥匙是属于我现在的办公室房门上的。它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是最普通最常见的那种，一面印着两个汉字“豪匙”，而另外一面上则印着Yale一词。我认为Yale表达的意思可能是“耶鲁”之意（后来，我上网搜索，发现Yale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锁具品牌），但我们的老板却开玩笑地说：“说不定它是‘雅乐’的汉语拼音呢？”但是不管它是“耶鲁”还是“雅乐”，这个Yale对我来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上研究生期间，曾经申请了一个sohu的邮箱，用户名就是goyale，因为这几个字母拼在一起，与我的名字有点谐音，而不了解此意的人，总是问我是不是将来想出国去Yale留学。但是没想到，在数年之后，我真的拿到了Yale的钥匙，虽然此Yale非彼Yale，我深信，这是上帝在永恒之中为我安排的道路。
四年前的某一月的某一天，我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日子了，但很确定的是，那一天是个阴天，空中还飘着毛毛细雨，我的心情也是阴阴的，我手里提着一大袋子治肝炎的药，沿着人行道慢慢地从隆福医院往单位走。
从医院到单位的路程非常近，平常走十分钟就能到，可那一天，我却走了很长的时间。在那一段既很近又很远的路程中，我的思绪飘得似乎更加幽远。
我想起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不眠夜，那一夜，刚上初中的我因为听到对面房间里母亲熟悉的咳嗽声，突然意识到母亲有一天会死去，而自己终有一日也会从这个世界消失。我无望地在黑暗中抽泣，久久不能入睡。
又想起了在那个夜晚过后没多久的一天，只有12岁的我被家人告知自己得了肝炎后，我在他们面前禁不住痛哭失声。那时候母亲在一次化验中发现得了乙肝，之后全家体检，我的哥哥和最小的姐姐还有我无一人幸免，而我的情况是家人中最严重的。
想起了24岁那年，在一个失眠将近整夜而终于合上眼睛的凌晨，我突然被宿舍的电话惊醒，父亲在那头哭着说，我的母亲得了重病，让我赶紧回家。呆坐在床上，脑中一片空白的我，预感到父亲没有跟我说实话，我知道母亲在那一刻已经过世了。
想起了八年前临大学毕业的那个五月的夜晚，自己在学校那个静谧的核桃林里，跟着带我信主的弟兄，一句一句地念着那些似懂非懂的诀志祷告词。
又想起了，第一次去教会那天，聚会结束后，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弟兄走到我面前，热情地握着我的双手说，他已经为我祷告了很长时间。
想起了刚信主的我有一次去原来的单位面试，去的时候和回学校时，自己竟然搭上了同样一辆公交车（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在来去之时碰上了同一个售票员）。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人生中居然有那么多的奇迹。
……
近三十年的人生历程中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我的心似乎又回到了人生中那第一个不眠夜，突然觉得死亡又一次离我那么近，但这次心境却稍微有些不同，因为我深信自己已经有永恒的生命在上帝那里存留。走在毛毛细雨中，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主做些什么事情。
当时距离单位体检发现自己肝功不正常已经有一年时间了，这期间，中药西药吃了无数，可肝功始终没能恢复正常。其实，我在12岁发现自己得了乙肝时，肝功是正常的。当时，医生说如果肝功正常就不用吃药，只需定期体检即可，后来我就没怎么管它。但这次，医生很明确地告诉我，必须得吃药治疗。一年过去了，钱花了不少，可是肝功仍然没有恢复正常。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是一个老字号的出版社，待遇非常好，工作也不忙。早晨，大家都不紧不慢地掐着点儿来到单位，然后悠哉悠哉地看着稿子。中午时，单位的人总会在办公室小憩一会儿，有的人是趴在桌子上，有的人弄一个躺椅，有的人则干脆支一个行军床。下午一到四点半，人们就陆陆续续地从单位里走出来，坐班车的坐班车，挤公交的挤公交。
单位里表面上一团和气，可暗地里却分出了好几派。我所在的那个部门则很不幸地被夹在其中的两个派别之间，在那里苟延残喘。而我们的部门领导似乎对这些都不以为然，只管做着自己的事情，还在一个大学里当着客座教授，对我们这些下属的死活不管不顾。有一次，几个同事在一起聊天，一个同事很无奈地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入错行也就算了，最可怕的是还跟错了领导。”
其实，当时我对领导也有不少的意见，但后来在教会一次全人医治的营会上，牧师讲了我们要向着权柄得自由。在那次课堂上，我对领导的不满情绪已经完全得到了释放。心里想着，不管领导怎么样，我自己一定得做个好下属。后来还把牧师那天的讲义用自己的话转写了一遍发邮件给了我们的部门领导，提醒他要解决当下的问题，以提高部门的凝聚力。邮件发出去后，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见了领导都不敢正眼看他。还好，没过多久他就做出了回应，召开了一次部门会议。开会前，我还挺开心的，心里想着，领导还不错，还会顾及我们下属的感受，这封信总算没有白写。但是没想到的是，在开会的过程中，他一一反驳了我提出的所有建议，然后就宣布散会。我当时心里特别失望。
从医院回来后的那段日子，每吃过午饭，我照例都会打开那个破旧得动一下身子都会吱吱呀呀的躺椅，试图眯上一会儿。午饭后总是很困倦，可是一躺下来，人就变得很清醒，后来干脆就不睡了，睁大着双眼，盯着头顶的天花板，在对面同事的鼾声中，思想着自己的过去和将来，以及自己在这个单位的处境。
难道我就这样在这里养老吗？
而肝功能的不正常，更让我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我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浪费我的青春了，我一定得为主做点什么。
在某一天的中午，我突然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也许我可以在将来做一名基督教图书的编辑。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也很简单，因为我在这个出版社当了四年编辑，而用我的业务去服侍主的最好出路，就是做基督教图书的编辑了。之后的几天里，我其实也没怎么为这件事祷告，可脑子里时不时就会冒出这个念头来。
后来没过多久，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奇妙。在某一个礼拜天的聚会结束后，我现在的老板突然走到了我的身旁，当然我跟他已经相识多年，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教会里聚会。
他略带试探性地问我：“我们要成立一个基督教图书的文化公司，你愿不愿意加入到我们当中来？”我一抬头，看到的是一双饱含真诚的眼睛。
不过，我当时却拒绝了他，我对他说：“我没办法全职去做这件事，我只能兼职去做。” 对这样一个邀请，我心里甚是诧异，当时我更多的是想着目前所在出版社的优厚待遇，而且心里也有点嘀咕：成立一个新的公司，从头开始创业，万一将来发不出工资该怎么办？何况我已经买了房，每个月的房贷就有两千多，而且自己的肝功能一直不正常，每个月都得吃药，做这个工作能养得起自己吗？和他谈完话后，我就回家了。
之后的某一天晚上，在一个小组聚会结束后，我与一个比较要好的姊妹一起往公交车站走，路上她问起我为什么拒绝了那位弟兄的邀请，并说是她向他推荐的我，而她一直在为那个弟兄当时所在的出版社做翻译的工作。在和她聊天的过程中，我突然想起了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我脑子里跳来跳去的那个念头。做基督教图书的编辑，不正是我对将来的畅想吗？看来这是上帝对我那个无声祷告的答复。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后，我就给那个弟兄打了个电话，并告诉他我愿意加入到他们的团队当中去。
半年后，我从那个每个月都有很多福利品，时不时会发一些超市购物卡的老字号出版社辞了职，去新单位的第一天，老板把那个印着Yale一词的钥匙给了我。看到那个Yale的第一眼，我更加坚定地相信，这就是上帝要带领我来的地方。

二、上帝指的路亦非坦途

虽然当初辞职的时候，内心非常相信这条路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但是我并没想到，这条路上竟然有那么多的艰难。
打算辞职的时候，确实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大的压力自然来自我的亲人，父亲认为我疯了，不过我很能理解他的反应，因为当初他听说我在教会里每月交十一奉献时，就曾经跟其他的亲朋好友说他儿子疯了。我的哥哥说我父母供我上到研究生简直是白供了，还扬言说要从郑州赶到北京，找我现在的老板来评评理。甚至在我辞职加入新单位后的三年中，每次跟我打电话，他都会劝我能否从现在的单位辞职再回到原来的出版社里。过去单位的部门领导也劝我不要辞职，甚至还提名我为单位当年的优秀员工作为“诱饵”。而教会里的一些曾经辞过职而后来苦苦找不到稳定工作的弟兄姊妹也好心地劝我不要辞职，一个专职的传道人更是含蓄地提醒我，要想好了，以后的生活会很清贫的。
我不能说家人的这些拦阻还有弟兄姊妹们善意的提醒没有在我心中激起波澜，其实，我作好辞职的打算的时候，是非常坚定的，但是离辞职的最后日期越来越近的时候，内心却产生出一种既豪迈又悲壮的复杂情绪。有一天，我在家乐福购物，用单位发的购物卡结账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以后可能不会有人再给我发这些卡片了，心里觉得挺不是滋味的。但当时有句经文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一下子就释然了。
而距离辞职还有一个月的某一天下午，正在菜市场买菜的我再一次接到了我自离家上大学之后一直害怕接到的电话，大姐在电话那头哽咽着告诉我，我们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更让我的辞职增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在我回老家奔丧期间，我原来单位几个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女同事们在办公室为我的遭遇抱头痛哭。一个男同事更是感慨道，这一年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在我身上发生了这么多的大事。这个同事的话，果然成了预言，后来，在那一年中，我在教会也认识了我的妻子，并在那一年年末完成了我的终身大事。而这是我父亲生前最大的心愿，可他却到死都没有看到。
与辞职时所承受的那些压力以及辞职那一年所发生的大事相比，进入新的岗位后所面临的那些挑战更是让我始料未及的。
因为我们的公司是新成立的，刚开始时，我们的规章制度还不完善，同事各自的职责也很不明确，大家似乎都找不对自己的位置，彼此之间也经历了痛苦的磨合期。而我对公司的宗旨和运作方式一开始也没能完全理解，何况我们刚成立的前两年里，一直处于预备期，没有一本图书出版，所以曾有一段时间对未来倍觉迷茫。但上帝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动工，经过一次退修会，大家七嘴八舌，一下子就找到了症结所在，原来我们主要的问题出在老板那儿。他原来在出版社时，什么活都得自己干，辞职之后，成了我们的领导，但一直没能进入领导的角色，所有事都仍然揽在自己身上，结果让其他人都找不着自己的位置。那次退修会之后，老板很虚心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我们开始完善我们的规章制度，并明确各自的职责，公司的运作才得以改善。而且上帝也为我们打开了几个出版社的大门，让我们从去年年初到现在为止，连续出了两套丛书，有十几本左右。
在这个新的公司里，我也面对了自工作五六年来所遇到的最多的批评。在过去的出版社里，我所编辑的图书都是中国人自己写的语言学著作或汉语工具书，而现在我要面对的是基督教的译著，而且要经常翻查英文原书。我以前所在的单位，虽然是一个老牌的出版社，但是因为我所在的部门领导对我们那些下属基本上处于不管不顾状态，而且工作职责也极不明确，我的编辑技能基本上是靠自己单打独斗取得的，可想我的水平有多差。而到新的单位之后，以前积累的那点编辑技能似乎全不能奏效。再加上，在老单位里养尊处优惯了，工作也比较散漫，而这些坏的毛病都被我带到了新的岗位中。经过我手编辑的图书校样常常是错误百出，因此常常被我们负责复审工作的一位老同事批评，刚开始挨批时，心里还有点抵触情绪，甚至还把遗漏错误的责任归到译者水平太低之上。
去年，我责编的一部书稿到复审环节时又被那位老编辑发现遗留了很多问题。以前我的老板还会替我说上些好话，安慰几句，这次他似乎也对我颇感无奈。终于在某一天，我们办公室展开了一次针对我的“批斗会”，那位老同事当场暴发，声色俱厉，“自己责编的书稿就像自己的孩子，孩子你能让别人替你养着吗？你不能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问题都遗留到我这儿。你已经是位父亲了，我想你应该能明白这一点。”这些话字字掷地有声，像钢针一样扎到我的心上，听完她的话，我虽然内心还有些不平，但是感觉自己已经没什么底气可言了。那几天正赶上过节，每天呆在家里，心情特别低落，甚至抱着孩子哄她睡觉的时候，还在想着同事的那些话。就在那些天里，我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觉得自己不配做一名基督教图书方面的编辑，心中甚至起了重新换工作的念头。但是，自己内心却是很清楚的，这条路是上帝为我安排的，上帝确实给我指了路，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这条路是坦途。我必须行在其上，被其陶造。
经过了这次的低谷，我对工作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开始学会否定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很奇妙的是，当你否定自己的时候，你就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以及别人身上的优点，你才会去虚心地领受他人的指教。经过这次的事件，我开始认真地对待那位老同事批评，而现在，虽然我不能说自己的编辑技能一下子就有了飞跃，但我确实感到自己在编辑基督教图书方面开始上路了。
另一方面，在这份充满了意义和挑战的新工作中，因为收入不高（虽然我们的待遇在同类主内机构中已经是较高的），我依然要去面对养家所带给我的压力。
辞职后的三年中，我们一家的生活确实如那位传道人预言的那样，很是清贫。妻子自从和我结婚以后也辞职了，我们婚后半年她就怀上了小孩，所以她一直呆在家中，因为无人帮我们带小孩，她准备自己在家照顾孩子直到孩子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只能靠我一个人的工资来养家。
去超市购物时，我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翻到一件想买的东西就往购物车里扔了，现在，到款台结账前，我总是会把购物车里的东西再分成两类：可买可不买的和必须买的，然后把前者挑出来，重新放回到货架上。
妻子有时候会因为我们清贫的生活而忧虑，而且她也担心孩子上幼儿园时，自己也三十好几了不好找工作，即便找着工作了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觉得前途很迷茫。我们偶尔还会因为此事闹矛盾，我经常安慰她说：“虽然穷是穷了点儿，但是这几年，我们确实也不曾缺乏过。工作的收入并不是衡量一份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最重要的是工作要有意义。而且我感觉这几年是我们最有价值的几年。对我而言，这几年中，经我的手编辑出版了那么多的基督教图书和杂志，而你虽然没去上班，但你在家中照顾孩子就是一份工作，孩子三岁之前的这个阶段非常重要，她最好是跟妈妈呆在一起，而且这三年是无法复制的，因为孩子的成长是一去不返的。”在我以及教会其他弟兄姊妹的安慰之下，我的妻子也开始慢慢地享受她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
在我辞职的这几年中，我还陆陆续续地收到了一些弟兄姊妹奉献给我们的购物卡。每次拿着那些卡去购物，我的心就倍觉甘甜。这让我想起了《路加福音》18:29—30耶稣所说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你瞧，你为上帝所舍弃的，上帝依然会给你补回来。

2002年，当我从公司转投媒体的时候，觉得真是幸福。
在我之前接触的机关和公司的小环境里，看专业职称考试教材之外的读物会被诧异地注视。说话时不时带几句京骂，以为这样就可以掩盖书生一样脆弱的纯洁，从而不显得格格不入的那个人，是我。那个站在内衣店的门口，等着女领导出来热情地迎上去拎包的人，还是我。
而今，我摆脱了。

初入媒体

然而，幸福感是跑得比刘翔还快的东西。两年后，我开始为了这家媒体不承认我以往的工作经历、在最低薪酬线上使用我而苦恼，我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对新行业的熟悉与学习，理应获得承认。我更了解社会，相比公司，媒体的管理水平低下，而经过基本职业素质的训练，我不是既有才能又好管理吗？当我的待遇获得提高之后，我又安然下来。
在媒体屡屡爆发的人事变动中，经常是一拨离开者将他们反对的人（通常是某任新领导）妖魔化，但实权在握的领导往往是由他们去折腾，心里笃定他们也就热闹个把月，总之自己脚下的这个话语平台是由自己牢牢控制的，乱臣贼子闹起来，正好一锅端，全部换新的。优秀的媒体人对专业有追求，希望做有智商的事情，成必须成在我的手上；蹩脚的媒体人是外行领导内行，对控制的要求超过对智力的要求，他们更狠一点：即使败，也必须败在我的手上。
旁观了几场后，我所在的单位终于有机会自行排练。在选择去留之际，单位的春节团拜聚餐会上，人们心思各异，我吃到一半就请假离开，赶去医院照顾病中的亲友。
我选择留下来，分糖果的时候也有份，得到一个高半格的职位。我很无奈地看到，整个团队目前的状况只有我勉强可用，同时很无辜地对选择离职者心怀愧疚。
我努力工作，几乎承担了所有业务压力，却迟迟无法获得实质性的认可，因为最高管理者对写字的人已经不放心了。虽然没有离开，但对新总编也颇多腹诽，只敏感他的不足，却看不到他的优点。那段时间，我想我一定是眉头常锁，内心郁结。
我开始喜欢夜里去游泳，潜到水下，一动不动，随着水波摇晃。没有外界的声音，只有泳池边的灯光照下来，水下3米，水下4米。

第一课：“成功神学”

终于，神的信使敲响了我的门。神将一个我再也无法凭自己搞定的担子从云端空投到我的肩膀上，亲人的病进入晚期。单位又迎来一任新总编。内忧外患，我决定辞职。当作为最高管理者的社长出现在客厅里探望我们的时候，综合形势表明，留下是最适宜的选择。
其实，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他让我家人的信仰日渐坚固。2006年9月，在心灵柔软的瞬间，我跟随家人做了决志祷告。
尽管新总编对我的态度忌惮而审慎，我索性抛开一切猜忌，把他当作领导尊重，对他的能力和做法不再置评，专心手边的事。相信总编也好，社长也好，本意都是好的，都想把事情做漂亮，有时他们考虑不那么周到，非常可以理解，我的工作就是，用柔和谦卑的口气尽职提醒他们。如果建议不被采纳，我全不介意，因为最终决策是他们的职责，权柄获得尊重的同时，也必须承受压力和责任。
以往，当我没有权柄却替权柄愁苦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全然出于公心，但事情不但没有改观，我的骄傲和抱怨却日甚一日。结局其实历史里早有，不是楚王却对楚国有极大负担的屈原，一切信心只在人的身上，最后只好自投汨罗江。
我调整心态之后，环境骤然简单。但这种顺服，仍然是表面的，我仍然不时遇到被迫放弃业务判断的考验。那些涌到我身边抱怨总编的同事，热切地希望得到我的回应，也以为一定会得到我的回应，我听到实在不想听的时候，就另起一个话题，因为他们的抱怨仍然会使我心烦。
当我很初级地运用圣经智慧的时候，却俨然可以做一个成功神学的见证了：我的中层职务被做实，并迅速由中层被提拔为高层，在这一任总编也难逃被社长更换的命运之后，担任了整个采编部门的负责人。只要你任劳任怨，尊重权柄，从理解的角度善意地对待权柄的决定，只要你按圣经的教导做，就必领受祝福，事业的，经济的。
在这个阶段，我开始有意识地以文字服侍。

第二课：操练顺服

神的功课不是这么容易学的。当我在常务负责人的岗位上准备改革业务环节的弊端时，团队里的矛盾渐渐暴露。
最高领导三次对我的“政治进步”提出要求，我以表明信仰的方式杜绝了继续谈话的可能。坦率讲，当时我的拒绝，大半是出于对每月要向他“交心”的不耐烦，以及对信仰外强中干的口号式高举，我声称：“我愿意只做副职，只负责业务，配合最高领导的工作。”其实，我没有这么洒脱，没有这么舍得，我留恋得很，在意得很，只是前几任总编的遭遇，让我对他要把大权移交给我的说辞高度怀疑。这种怀疑背后，是对自己能否承担更大责任的怯懦和犹豫。
我从读经和听道中学的几招，在超越具体做事的领域，进入权力测试的环节后，破绽百出。当矛盾积累到老板（媒体一样是老板负责制的）三次就工作问题与我谈话，一边表态放权一边不放弃任何一个收权的机会，并在我的下属里培养更有潜力的新人时，我不屑于他的言行，于是心生退意，休假一个月。性格中追求完美、有洁癖、遇到挑战时就表现出消极心态等缺点暴露无疑。
感谢神的是，我意识到，不能凭自己决定，要求问神的旨意，我要行在他的话语中。但却很困惑，急就章似地读了很多属灵书籍，最羡慕的就是看到这样的字眼——“神对我说，这就是我要租的房子……”“圣灵提醒我，应该走过去……”我怎么就没经历过呢，真是郁闷。
在听了整整一周赞美诗后，我很开心待遇和权力的诱惑对我的去留不构成任何吸引，我决定在接下来的周一会议上慷慨陈辞，挂冠而去，不再与宵小为伍。
感谢主，借着周围人的口提醒我，这样的冲动是出于血气的。我险些重蹈覆辙，自己主演我刚进入媒体时就看到的人事更替的活剧。我开始重新操练顺服，毕竟，这个权柄并未做出违背底线的行为。
但环境却远非第一课时那么友好，罪的发动，就意味着罪人如不伏在神的脚下被神赦免，就将被罪捆绑，不由自主一做到底。
神的恩典就在于，他知道我的软弱，他亲自赐下应许，借着梦境告诉我“试炼过后，必得精金”，又借着肢体的短信提醒我“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日呢”。
靠着主的应许，我不计较成绩被属到老板的名下，不介意充分行使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接受让我兼任普通编辑、代理两个版面的具体工作的安排，接受每天必须坐班的要求（全体员工中只有我需要坐班）。当我们顺服，神的奇妙就显露：因为我重新接触具体业务，就有了更多更直接有效的文字事工的机会，并逐渐使一个新的资源平台初具雏形。这个平台及其运用，在社会面临转折的当下，鼓励到许多人。
其间，不断有人试探，其中一位同样身处高层但被老板所伤的人最为热心，伙同我革命，咸于维新。或说，为了业务的质量和事业的未来，你要干；或说，为了彰显正义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你要干；或说，他们这样对待你，是个男人你就要干。而我已立定心志，除非神有明确的带领，或是对方主动“离婚”，我既不揭竿而起，也绝不轻言退场。
在单位的年会上，不友好的氛围已经毫无修饰。一位同事（之前已因为与我合作顺畅而被连降三级）发短信给他的女友，直播年会现场实况，他的女友回复：“易禾真的要为了基督的缘故忍辱负重吗？”当我知道这些时，感动异常，我做的这一点算什么呀，竟然有这样的资格和荣幸，令未信主的人联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我深深觉得一份荣耀，我所得的超出了我配得的。
在年会过后一个月，老板与我谈话，希望我主动辞职。因为如果是解职，他必须上报主管部门批准，下向团队解释理由。我对他的决定表示充分理解，“我觉得您的每个决定，都是从有利于事业发展出发的，这么多年您也很不容易，我认为您是一个直率可爱的人”，我走到他的座位前，拥抱了他。他的神情有瞬间的感动，表示可以再谈一谈，如果有什么我可以不走的好办法，要我一定告诉他。随后，就回归惯常的逻辑中。
在谈话两周之后，又传出我想开走单位配给我使用的汽车、拒不归还的谣言。一位未信主的同事说：“能离开这样的单位，是神对你的恩典。”标榜正义、理性、良知的媒体，如无神的光照，罪不但不少，还有更多的骄傲悖逆。
这个阶段，我在文字事工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第三课：神爱我们

刚收到老板释放的明确信号，心里骤然觉得轻松：神认为这一阶段的功课可以告一段落，我被容许转入另一舞台了！但几天后，心中不免怅然，为自己以往工作中留下了太多的破口而自责，如果当时这样，当时那样，是否就可以为主守望在岗位上呢？毕竟，这个平台是宝贵的。
感谢主，他借着一位弟兄的口提醒我，“神更看重能否得着我们这个人，而不是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信靠他的信实与公义吗？我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为他摆上吗？我曾是一个那么不愿受委屈的人，那么冲动血性的人。感谢主，翻转生命，扭转本性，唯有他能。
神爱的是我这个人，如果我经历这些而得到成长，这个岗位与这摊事情，他随时可以改变。基督并不需要一份写满他名字的报纸或书，他的名已经写在圣经的每一页，他喜悦的是，我们的心板上刻着他的名。在不好的环境中我们依然想要靠主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才会经历神。
当然，神希望我从这段日子里尽可能多地领受祝福，包括堵住破口，在属灵争战中我们才会被更大更久地使用。如果不经过这些，我认识不到自己一直以来对权柄的态度都有问题，因为早年的环境，我对权柄运用不当的情形格外敏感，我只愿意顺服“对的权柄”，我要先去判断权柄的对错。
对于我所带领的团队，我连深入的交流都很有限，常常回避建立工作之外的联系，更谈不上去服侍下属。背后仍然是我的骄傲在作祟，我自以为自己选择了更有水平的方式，用“行出神的道而不是说出神的道”来传福音。我是一个不称职的领导，无形中在自己与团队之间树起自私的篱笆。对人的爱不够，同时对罪的警醒与憎恶也不够，神爱罪人但恨罪，外部氛围的失序其实是我作为领导者灵里失序的外化。
恰恰是在我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与团队的关系才得到真正的建造，这不表现为我要捆绑着他们和我一同辞职，而是我可以更多与他们分享我的思考，我的行为背后的信仰基础。当我被降卑，我才感受到权力之外的影响力的存在，它来自我所信靠的神，而不在于一个世界上的位置。
某天，我所在教会的牧师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老板向我认错，希望我回去帮他解决问题。“这至少提醒我们，不应该放弃为他祷告。”是的，或许当他终于失去权力的时候，就到了福音进入他心灵的时机。
当我表露出对权力争夺的厌恶，天明牧师对我说：“不要把这看作是权力的PK，他们并不是为了伤害你而做出这些，他们只是因为自己的部分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我很感恩于得到这样的提醒，基督徒，不就是学习耶稣、看到别人的需要而肯为此献上自己的人吗？
感谢主。我的功课远未结束，不论何时，不拘何处，愿主看重我们愿意为他而去的心，就装备我们，陶造我们。主赐平安，作为他带领我们的确据。

当你取走我所爱的……

主，在没认识你之前，我相信，自己是热爱教师工作的，这一点，你一定知道。我是那样地爱我的学生，爱他们对知识的迫切寻求之心。你一定还记得，那一次，我扭伤了脚，仍然坚持着去上课，一路上脚伤非常痛，但是站到讲台上，看着学生们明亮的眼睛，一向娇气的我就忘记了疼。我将我所知道的异域文学知识和我的思考甚至困惑都毫无保留地敞开在他们面前，和学生们一起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漫游。那一次，我知道，我是如此地热爱我的讲台、我的学生；那时，我由衷地相信，我找到了一生最值得托付的职业，它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差事，它更是我实现自身价值的事业。
主，在没认识你之前，我相信，自己是热爱科研工作的，这一点，你一定知道。我曾经用那么多的心思和时间去寻找研究答案，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图书馆跑到另一个图书馆，只是为了找到几本珍贵的参考资料。我并不擅长书写思辨性强的理论文章，但空虚和好胜促使我放下自己最喜欢的文学创作，转而报考了对我来说极具挑战性的文艺理论专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我再一次领会到，在浩瀚的知识面前，我何等渺小，但能够专心于阅读、有所收获又是何等欢喜，那颗空虚迷茫的心有了暂时的依靠。
最让人惊喜的是二年级时认识了你，那真是此生最美丽的相遇！此后不久，我在阅读中发现，我竟然对自己的专业书籍兴趣渐失，每天只想着更多地阅读你的话语，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着，以至于我不得不求你，让我能够重新回到专业阅读上来，好能让我及时完成我的毕业论文。你自然是听祷告的。当我终于学会甘心地俯伏在你的脚前，在深入的祷告中看清自己的内心何等虚荣时，当我毫无保留地把论文写作和博士学位全然放下，只为了你的荣耀而非自己的荣誉读书写作时，你便为我打开了学术研究之门，让我每天以5000字的速度迅速完成了18万字的论文，并顺利地通过了匿名评审。在这个写作过程中，我深尝到与你交流的甘美与奇妙。
临近毕业，我几经挣扎，在去留之间徘徊，不知所从。最终决定顺服于你的教导，正如牧师当时提醒我的——“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也是履约的神”，身为你的儿女，我既签约，就要履行。于是，按照当初签订的协议，我重新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尽管在这期间，我要与丈夫分居两地，但我知道，你会以你的方式保守这份婚姻。我相信你的应许不会改变。只是，我没想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时，我对教学和科研的兴趣已经荡然无存。
我惊讶地发现，我是如此地不自信，甚至不情愿开口说话，我觉得自己言说的一切没有任何价值。我如此虚弱，以至于每次备课之前都要先从祷告进入，没有你的同在，我简直连一行字也预备不下去。离开家去教室的路上，我祷告；进入教室等待上课铃响时，我祷告；一边讲课一边板书时，我祷告……这并不表明我很虔诚，而是因为，在内心深处，包括在身体的感觉上，我都明确地知道，若没有你的扶持和坚固，我一分钟也坚持不下来，而每次课都需要90—120分钟。我无法再凭着自己的才华、能力与激情完成一堂课的讲授，我唯有依靠你的恩典。每堂课结束，我都疲惫不堪，仿佛把整个生命都投入其中了。让我深感惊奇的是，除了确定不变的史料背景外，我事先预备好的内容大部分都用不上，文本解读与分析竟然都是在课堂上现场发挥出来的。同一篇作品，我已经讲解了许多个轮回，却不断地会有新的闪光点被我捕捉到，并展现给学生。那些慕名多次来听同一门课的学生告诉我，没想到同样的篇目，我会提供那么多的阅读途径，而且每一次都将他们带向对终极的思考，这让他们既感动又震动，他们由此认为我是一个好教师。但我知道，这不是出于我，而是出于你，因为我已然枯竭，唯你是丰盛有余。
按照规定，所有教师每年都要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论文。在没认识你的时候，自认才华横溢的我每学期都会在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几篇学术文章，但是重回教学科研岗位后，我却连着三年写不出高水平的论文，勉强写出来的也发表不了。你一定记得那一次，我终于咬紧牙关写出来一篇文章，投给一位相识的编辑（因为她至少会告诉我最终是否会采用），她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下一期就用。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早晨，我祷告的时候，突然说出这样的话：“主啊，倘若这篇文章发表出来能够荣耀你，就求你挪除所有的障碍，让它顺利发表，因为我相信没有人能够阻拦你的手；倘若这篇文章不发表能够荣耀你，即使它已经进入排版程序，也求你把它拿下来，因为你是我的主，只愿你的心意满足。”我祷告完，被自己的表达吓了一跳，心里隐隐地知道，那篇文章可能要出问题。果然没过三天，那位编辑打电话说，因为突然更换主编，所有上报的稿件被撤下来一半，其中包括我的那篇。她感觉很抱歉，我的回应却很坦然。你是多么了解你的孩子，过分地脆弱、过分地敏感、过分地自爱，你事先通过祷告提醒并预备了我的心，以至于我放下电话后，竟然会跪在床边直接诵读哈巴谷的那段著名祷词：“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然后欣欣然地站起来，继续坐在电脑边完成年前接下的译稿，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奇怪于我的反应，因为我从来不是心胸开阔的人。能够以如此平安、坦然的态度面对挫折，我只能说，因为有你在我心中。

一连三年，我什么也写不出来，在工作中，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许多荣誉，从被人瞩目的中心退向边缘，默然忍受来自长辈的失望和同事的不解。对此，我甚至无法向人解释个中缘由。我的院长——一位爱惜和器重我的长辈，看着我的“碌碌无为”，不免沉痛地问我：“是不是你们的信仰不让人努力上进？”我苦笑着摇头，却不知如何回答。我无法告诉别人我正处在一个与你摔跤的阶段，我已经对学术生活充满厌倦，我曾经多次向你请求，让我去做辅导员吧，因为我无法将自己关在书斋中翻捡陈年的资料只为了能够完成当年的一项指标，而对那些处于辗转苦痛中的灵魂却不闻不问。我宁愿直接去唤醒、安慰那些忧伤的心灵，不情愿用我的智慧和年华去做那些事实上只有我自己、杂志编辑和那些准备考取我的研究生的学生才会从头看到尾的论文。但你对我的祷告一言不发。你听凭我在别人的眼中落魄而无为，却毫不退让地要求我以坦然、从容、喜乐的心度过每一天。你不断地敲碎我按照他人标准设立的成功目标，因为你的标准与世界的标准不同，你不在乎我是否成功，是否出类拔萃、出人头地，你甚至都不在意我是否放下工作为你传福音，你只在乎我在活着的这一天是否真地跟随了你，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设计和愿望去生活。
当我终于放下自己的标准，因成为你的儿女却非因成为中心人物而自豪地面对他人时，当我近乎被动地按照科研项目的要求（这些项目没有一项是我自己争取到的，都是别人借用我先前的科研成果拉着我一起做）完成论文时，你让我在2008年一连发表了7篇文章，出版了一本专著和一本译著，并让我在38岁的时候，评上正高职称。但面对这一切，除了感恩，我丝毫不敢炫耀，因为我只是笨拙而吃力地完成了你预备要我完成的，每一行文字都是我在仰望中写出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因你的恩典而有机会发表。尤其在评职的过程中，我不断地面临着良知和圣洁的考验。我向你申明，我宁肯评不上也不给任何评委打电话“索求”选票、支持和同情，宁肯让别人把我看成是清高孤傲、缺少变通的，最终，你反倒让我的“无为”获得了周围人更多的善意和认可。其间的件件恩典，细如丝发，不可胜数。
这样踉踉跄跄地一路跟随，每一天，没有你的同在，我简直无法从容地活下去。
差不多每三个月，我会和丈夫团聚一次，然后再分开，然后再团聚……每一次的分开，于我，都是种考验。我对车站和机场充满了厌倦，我是如此地不热爱旅行，如此地害怕分离，但你毫不让步，定意要让我勇敢地面对这一切，不肯迁就我的怯懦和怠惰。我和丈夫一直为调动成功而努力，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受挫；不断地盼望，不断地失望。在情感上，我们也时不时地面临来自外界的诱惑和试探。若没有你的保守和警戒，单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不知道能否让一桩持续了十几年的婚姻进行到底，尽管我和我的丈夫都是愿意相信并执守真爱的人。在那么漫长的等待中，我偶尔会怀疑，你是否在听我的祷告。你一定记得那一次，我独自坐在房间里等待傍晚降临，等着我的丈夫下班回来送我去车站。我看着墙上钟表的指针滴答滴答地挪移，计算着将要与我所爱的人分开的时间，心中充满疼痛和无助。我跪在你面前放声大哭，因为我不知道你还要让我承受多久。那一刻，我浅尝了一口你在十字架上与父相离的苦杯，只是一小口，我已经几近崩溃。在哭泣停息的片刻，我听见你轻轻地告诉我：“别着急，再等等。”你的话语有何等大的力量，我的眼泪立时干了，我相信你的话，你有你的时间表。尽管不知道分离的时日何时结束，但我的心已得安慰。你的同在，正如我小时患牙痛，被母亲抱在怀中，牙痛虽未减轻，但我可以安心，知道那个怀抱没有抛弃我，且知道我的疼痛与煎熬。
你听祷告，是的，我的主，你怎么会不听呢？
我仍然回去继续我的教学生涯，但我真是累了。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疲惫地靠在教学楼的窗口，看着下午的阳光映在操场上，我对你说：“主啊，我累了，别让我再讲下去了，让我去坐办公室吧。”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件事会让我少说话，也不必为必须写作的论文而忙，但你，真地听祷告。只是，你的意念从来都高过我的意念。

当你加给我所不爱的……

你果然让我成为一个办公室的行政人员了。
2009年夏天，我以外聘教师的身份进入B市一所大学的研究基地做行政人员，当时谈定的条件是每天坐班，除了外聘工资外，没有任何补助，也不提供住宿。如果顺利，也许会在一年后正式调入，但仍然是做办公室的行政工作。
按照我已有的资历，给予我这样的条件并不优厚，但我还是答应了，既然我只有一个目的——与我的丈夫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这也是合乎你心意的选择。为此，我愿意付上代价。
新的工作开始了，我每天从家到单位的时间来回是4个小时，需要乘车40多分钟才能到达最近的地铁站，然后再转公共汽车去学校。据说，在这个偌大的城市，每天有70%的人都在路上奔波。看着公共汽车和地铁车厢里一张张疲倦冰冷、毫无表情的年轻面孔，我心里涌动着哀伤与怜惜。我希望已经认识你的我，能够在这样拥挤、逼仄、潜藏怨恨的氛围中活出一种超然的生命。但事实证明，这并不像我想的那么容易。
曾经，我是一个能够贪黑不能早起的人，尝试那么多次早起，最终都归于失败；曾经，我是一个不愿运动的人，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我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四天不下楼外出；曾经，我是一个不耐奔波的人，我的住处离教学区只有十分钟的距离；曾经，我是一个热爱厨房的人，愿意花时间和心思使每一道菜尽量地美味可口；曾经，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尽可能地不去那些喧闹人多的场合……这一切，都因着新的工作岗位而发生了颠覆。
我终于成了一个能够早睡早起的人，一个每天因被迫运动而体力和气色都更好的人，一个对于转车、挤车习以为常的人，一个可以吃单调枯燥饭食的人，一个身处喧嚷的空间仍然可以集中心思祷告和阅读的人……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这些生活习惯，倘若我不肯改，你会督促我改变，因为你知道，什么对我最好。
不过，真正难以改变的，不是习惯，而是心态。
每天早晨，我努力地从铃声中起床，奔向洗手间。一边刷牙，一边和我的自怜作战，一连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在那段日子，我为着自己必须承担的所有琐事而不耐烦，为我必须为丈夫付出这样的代价而心怀幽怨。我对自己竟然要用生命中宝贵的两个小时来做第二天会议使用一次即撤除的桌签心生怨忿和难过，我无法忍受做这样一件看起来和你无关的小事（我宁愿到教会去扫地，我觉得这个与你相关），在我眼里，它注定速朽，注定毫无价值和意义。我曾经受过的训练和积累的经验，在这个岗位上都成了点缀，有过15年教龄的自己如今成了一个在行政工作上毫无经验也缺少能力的新手。
还有些时候，我要与虚无对抗。我本来以为，认识你以后，那种曾经笼罩我二十几年的虚无之雾已经从我的世界完全消退，但在今年，在情绪波动和事务处理不顺的时候，它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遮蔽我的天空。在那样的时刻，我开始理解以利亚坐在罗腾树下求死的心。我希望你来取我的命，好使我脱离此世的虚妄与无聊。我是如此厌倦，以至于对人对物甚至对你，都毫无爱意涌流。而从前，我还以为感情丰富的自己对你对人都满怀眷恋与深情呢。
几乎每天早晨，我都以挣扎和不甘开始。直到有一天，我满怀怨忿地在微弱的晨光里洗漱，听见你问我：“你究竟有什么不甘心的呢？你所有的一切有哪一样不是出于我呢？而我，不是也曾做过那么多年的木匠吗？”

主，你这样的问话让我对自己的真相无可推诿。我至此才真正看清，我其实何等自怜！而我还一直以为，我已经成为一个脱离自我中心、一心舍己跟随你的人了呢。这样的真相，让我羞愧，也让我明白，对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平庸的真正超越，不是远离，不是逃避，不是不涉足，而是能够将最卑微的小事也当作重要的大事来做，因为工作，原本是出于你的赐福和托付。
我不否认，对于目前所做的工作、所在的岗位，我毫无兴趣，也缺少积极性，但我真切地知道，这不应该成为我逃离和退缩的理由。也许可以说，正如妻子要顺服丈夫，并非因其才智、能力与德行，而只因为那是出于你赐予的权柄；那么，敬业和忠于职守也并非因为职业本身是否有趣或者合乎我的兴趣，而是因为它乃是出于你的所托。正如你在世时，也曾用强壮、粗糙的双手精心地凿刻每一块木料，去做那些有朝一日必遭抛弃的器物。做事的意义原不在乎事情本身，而在乎做事者是否遵行了意义赋予者的心意。能够出于热爱与兴趣而工作是幸福的，但若只为了个人的热爱与兴趣而工作，只为了自己能够从这当中获得享受，有可能会将工作的享受变成一个目标，以至于取代了对你的追求。
是的，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像小时候家门口的那位鞋匠，他失去了一条腿，只好学一门手艺来养活自己。他每天都坐在那个小板凳上，坐在一堆皮子、锥子、钉子和散着异味的鞋子中间，用一双粗糙多皱的手一丝不苟地抚摸、磨击每只鞋。我从来没听他说过他如何热爱这份职业，也未听他说过他如何厌恶这份职业，他只是很认真地检查每双鞋子，然后细心地按照要求和需要把一双双有问题的鞋子修理利落。他的手艺让人信任，所以总有人宁肯绕路来找他修鞋。
是的，我多么希望能像我的父亲，他因为年少时家里没钱去学习，无法如愿地去做一名西装裁缝，只好终生做一名火车站售票员。他从来没说过自己喜欢这份职业，但他总是仔细地核对每一笔钱款，几十年间从不曾出过差错；他总是在下班前整整齐齐地打好每一包车票，我至今仍记得他用纸绳打包装时那种熟练的手法，行云流水般地顺畅。
是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有他们的单纯和朴素，他们所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勉尽职，并非因为热爱，而是因为责任。这种责任感，使他们能够尊重自己承担的这份职业，也能够坦然地坚守岗位，守住本分。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尊贵更高明，需要奢望更高的职权；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所做的职业比别的职业更卑贱或更无价值，他们单纯的心里只看到，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生存，他要努力工作，而他的付出要配得上自己得到的报酬。
是的，主，倘若他们不认识你，都能够以如此谦卑和恭敬的心看待一份自己并不热爱的工作，那么已经认识了你，并从你那里满得恩典的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忠实地在你赐予的岗位上安于职守呢？你岂不说你给多少就会要多少吗？
在这份让我深感无趣的岗位上，你不断地用事实敲碎我对那个自认优秀、能干的自我的描述。你让我看到自己何等地散漫，又何等地缺少主动性；何等地不肯受管束，又何等地蔑视权威；何等地容易轻信，又何等地缺乏分辨和判断；何等地自义，又何等地自命不凡。你让我看到我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细心和认真，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尽职和克己，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顺服和甘心，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清心和温柔……这样的击打和破碎，让我甚为沮丧。但你似乎毫不放松，定意要熬炼我，好使我能够在沉渣泛起时，看清自我的真相。因为你和我都记得那句告白——“主，愿你使用我，使我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倘若我忘记，你会在熬炼时提醒我，你记得我的宣告，并愿意应允这样的期待。

当我临近祷告结束时……

所有的《诗篇》都会在末尾处有一段突然的“升华”，表明祷告者对你的仰望与赞美。我不否认，在每次心情不好时阅读这样的华彩段落，我常常无法给予同样的回应与共鸣。此刻，当我临近祷告结束时，我找不到可以如此进入“升华”的台阶与铺垫，我希望我能足够真诚，不是为了圆满地结束一篇文章而努力地跃上最后的华彩高潮。
那么，我得如何到达一篇祷告的终点呢？
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既然此前，我对自己的事关注得如此之多，表达自我的感受如此之密，而我又真切地知道并非是我一个人在自言自语，那么此时，仰望倾听者就是唯一且必然的选择。
此刻，你就在这里。我所有的惆怅与忧伤、所有的不满与忿懑、所有的挣扎与喘息、所有的疼痛与无助、所有的胆怯与犹疑、所有的情绪波动和信心起伏，每一个细微变化，你都知道，都晓得，都在意，都珍惜。因为没有哪种体验，是你不曾经历过的，只是，你从来没为自己哭泣过。

当你拿走我所热爱的事业和兴趣，你在空白之处让我单单看见你自己；
当你加给我所不爱的岗位和职责，你在繁乱之地让我单单看见你自己。

为了让我能够看见你，你岂不是自愿挂在十字架上了吗？你早知道，我从来只愿看见自己的脚趾，从来只愿点数自己的伤痕，我的颈项很难为了仰望而抬起。

记得一位圣徒说过这样的假定：“倘若主希望你的一生就是等待的一生，你难道会因为不情愿而拒绝等待吗？”
是的，倘若我的一生要如你所设计的那样以等候来完成，那么，在枯燥和繁乱之地的等候，不是更能让我对你充满渴望与期盼吗？

哦，是的，主，让我以诚恳的“阿们”结束这篇祷文吧，你既在这里，我唯有仰望，我只需仰望！

阿们！

2010年5月7日—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