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词，是张谷泉弟兄在狱中用针线绣在旧布上，夹在棉衣内传出狱外的。其后张谷泉在狱中离世。此诗辗转传抄中，个别词语略有不同，今选录一首分享共勉。

（1954年于狱中，乌鲁木齐市）
（一） 主啊，我愿随你，走此十架窄路。
流泪流汗流血，受欺受压受辱。
赤身悬挂髑髅，不恋斯世寸土。
只要同胞得救，灵魂亦愿捐输。

（二） 主啊，我愿为你，受苦默然不语。
如同将宰羊羔，从容引颈受戮。
嚼环既放我口，舌头全被勒住。
永不为己辩诉，主来隐情显出。

（三） 主啊，我愿像你，深爱仇敌如故。
纵或衣分身刺，仍然代祷祝福。
尽人毁谤攻击，不改神子态度。
主爱充满胸怀，自然随时流露。

（四） 主啊，我愿效你，受苦忠心至死。
颈项置之度外，倾倒鲜血献祭。
殿幔上下裂开，血水倾流下滴。
大呼一声成了，进入永远安息。

（五） 主啊，我愿伴你，行完今世苦路。
因那前头喜乐，轻看暂时苦楚。
愿作麦种死透，结实累累无数。
得见劳苦功效，便能心满意足。

一

晚上祷告会的时候，轮到了源源，我总是把她称作是和我一样的姐姐——是张楚音乐里的那个“姐姐”、也是海子诗里的那个“姐姐”、更是黑塞生活里的那个“姐姐”⋯⋯但最最是的，是安哲罗普洛斯电影里的那个“姐姐”。
在看得见的一切之外，这是联结我们的一个通道。
我喜欢这个通道，也常为此格外爱待源源，祷告会去得早了，就到她的小天地里看她写作业，和她聊天，她也会若有所思地跟我说些心里话，悄悄地往我书包里塞她最喜欢吃的糖。前天晚上偶然听到“Colours of the wind”，禁不住想起她，源源常说她爱画画，我虽然知道，却很少提及，因为总觉得成人世界里的“爱好”，无法形容她的这份热爱，所以可能还是自己并不真的知道。
可是，听“Colours of the wind”时，我确信自己知道了，反反复复地，听了一整天，决定作为借以知道源源的一首歌，晚上祷告会的时候送给她。
而这晚的祷告会，源源也破例地没有了往常的害羞，开口祷告了，很短，就两句话，她说：“主啊，谢谢你把永生给了我，谢谢你爱我。主啊，求你使我知道你爱我。”然后，我们众兄弟姊妹一齐说：“阿们。”
我从没觉得祷告有这么美过，我情愿像孩子般单纯地祈求我的阿爸父，求他使我知道他爱我，求他使我知道无论什么都不能使我与那十字架上的爱隔绝，而不管我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患难、疼痛，以致觉得他离我很远。
源源跑过来，说：“你把手伸开。”我伸开了，她说，“我打你一下你赶快握住。”我说：“好。”又问她说，“握住了会怎样呢？”她努力在手腕那里寻找鼓起的小包，然后指着说：“看，起了个小包。”
我笑了，一个游戏可以这么古老，从一个姐姐传到另一个姐姐，一次爱的触摸可以这样轻盈，从她的右手传到我的左手，我不知道那十字架上的爱将再次以什么样的方式触摸到我，但我期待，所以我继续祷告：“主啊，求你使我知道你爱我⋯⋯”

二

晚上，雨中的站台，等回家的末班车，外面的冷和车里的暖一对流，车窗上就满了雾气，旁边的一对男女，男的专情，看见乐天玛特就兴奋地指给女的，说，就在这儿呢，405也应该路过这里，说着又指着站牌表给那女的看，我一直透过车窗的玻璃看两个人的对话，那雾气，让人觉得温暖⋯⋯
雨中的站台，是窗前滴也滴不完的雨，断断续续、淅淅沥沥，却从不犹豫，直到穿越山石，汇入大海。
雨中的站台，是永远停不了的站台，一站接一站，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只有路过，却要永远保持在路上，因为知道身后有辽远的力量在催促，前方有辽远的声音在召唤。
六年前看贾樟柯的《站台》，看着他就那么一点一点、一下一下地把那个自己曾经生活了四年的城市给交待出来，就好像把自己爱的宣言交待出来一样，不管不顾地爱上了“忘却与背叛”之间的游荡，我知道必要忘却，我知道必有背叛，我害怕这些，我承受不了，在他们没有到来之前，我写啊写的想要使之不朽，没想到这也不过是站台。
而今，是夜深人静的北京，该忘却的都已忘却，该背叛的业已背叛，这就是我，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成长：从挣扎着逃亡，到微笑着接受，从一部电影可以改变我，到我可以创作一部电影，因为知道：“我们成了一台戏，供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不过是我，但竟可以在这台戏中深深地知道、深深地热爱、深深地追随⋯⋯
就这样用一生的时间，也心甘情愿。
我是后来才发现，你说了一次、两次、很多次，我都是迟钝不明白的，但你还是不放弃，在我等车回家的时候，用夜间的月亮、夜间的星空、夜间的雨，开通我的耳朵，把真爱的意志印在这颗心里面，并让我明明白白地知道，你喜悦这样。
一次、两次、很多次，都是这样，在站台等回家的车，其实是你让我在等你，等你把一个奥秘告诉我，再赐给我天上水瓶的那几颗星星来一起分享这样的奥秘，于是渴望在某个你愿意的夜晚，仰望头顶浩瀚的星空，歌唱奥秘的降临、歌唱盼望的奥秘⋯⋯
等风吹过，天又发晴，我们还要继续歌唱，歌唱我们竟然可以把穹苍当作镜子，看出我的短暂漂泊、看出你爱的永恒不变⋯⋯

三

一直都在等着雨下，天很低，云好诡谲，雾好沉，心很灼，很灼⋯⋯
一直都在等着雨下，就像坐在窗前等着你来，好安静好太平，好安静好太平，就这样安静太平一个下午，一个下午；
看不见你，听不见你，但我知道你要来，雨就要下，你就要来；
你知道我软弱无力，已经跟不上你的脚步，地铁里的漆黑，是我移动的速度，轰隆轰隆地，渴望撞击着痛苦，移向你，在慌张迟疑的每个瞬间，等着你来；
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
在今年夏天的这个时候，在愿意背十字架而行的日子，再次见你的面，也是如此；
这样的事，临到我们，我坐在那里等你，坐在窗前往外看，路上的车轮，都行得很慢很慢，他们不懂为何耽延，他们猜，他们自言自语，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等着你来，完全是等待，因为要等着你来；
你来，我知道就像是爱我的人出现，如雨过天晴，如日头出现，如光辉烈烈；
不说，我不说那是我无法预知的世界；不说，因为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
谢谢你，让我跨出一种坚定沉重的步伐，去配合你的到来；
谢谢你，让我生出一份无法按捺的情怀，去追随你的脚步；
雨开始下，落在我的发梢，怎么滴，也滴不完，像怅然而落的泪，当你使我知道你爱我的时候，为自己的罪，为你的恩典，抽搐着，一下，一下，竟都是对你哭了的记忆：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约翰福音》11:32—35

曾在拉撒路的坟墓前，你哭了，当你要在拉撒路坟墓前行复活的神迹时，你竟然哭了，你为我们的罪而哭，为我们一直伏在死亡的权柄下而哭——唯有在你里面，眼泪对我而言，才是一次温柔的怜悯、一场爱的重生：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

一

过完冬天，天天就六岁了。不过天天认为只有等哪天早晨一骨碌爬起来，吃了妈妈给她的两只红皮大鸡蛋，那才真是六岁了呢，现在还不算。所以天天很着急，可是着急也没有用。天天坐在自家门口的长条凳上想：什么时候爸爸才会像妈妈那样给我两只红皮大鸡蛋呢?天天想，可惜妈妈不能给了，她们说妈妈去山上了，其实不是，她们骗我呢，我才不信，妈妈没了，就是死了。邻居的慧姐说，天天你妈没了，你哭哇，她就先哭上了，天天哼哧了两声，并没有眼泪，天天想这可真糟，可是又不能朝眼睛那儿抹唾沫。
天天还记得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有好多人进到屋里来，屋里的灯亮得刺人眼，那些人忙忙活活地，把妈妈放到什么上，盖上被，然后就不见了。天天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醒了才发现是在慧姐家，慧姐说：“起来吧，天天，领你看你妈去。”
“哎！”天天很高兴，天天记得有一次慧姐带她去3路公共汽车上看妈妈，妈妈从衣袋里掏出几块奶糖给她们。天天特别喜欢妈妈胸前挂的票夹子，尤其是那个亮晶晶的铁皮钮，一关就“嗒”地一响，天天觉得妈妈可神气了，车厢里的人都得听她的。
可是这次慧姐没带天天去3路汽车站，她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这可骗不了天天。天天问：“慧姐你不带我去找我妈妈啦?”慧姐说：“就是带你去看你妈呀，你妈生病了，住院了，懂不懂?”
当然懂。天天点点头，这样的事，天天可是知道的，天天三岁的时候就生过病，甚至还住过院，打过吊针呢。护士阿姨说：“这孩子可真够胖的，连血管都找不着。”天天说：“使劲找不就行啦。”那些护士阿姨一听都笑了，都夸天天聪明，有股子机灵劲儿。这都是后来妈闲唠嗑时说的，妈还说，天天以后上学了要好好学习，学好了上大学，别像妈，一辈子跟车跑，倒是省坐车钱了。妈说完了就咯咯地笑，妈可爱笑了。
慧姐带天天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人挤在一处红砖房前了，有很吓人的哭声震响，天天紧紧抓住慧姐的手，看见有几个人走过来走过去地拿什么东西。突然慧姐说：“天天，你妈没了，你哭呀。”天天说：“嗯。”就吭唧了几声，但没哭出来。天天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背对她们站着，手插在衣袋里，天天知道那是大夫，是给人治病的，天天对慧姐说：“他能让我妈回家是吧?”没等慧姐说话，天天就拽着慧姐的手走到白衣服人面前，天天说：“叔叔，你能让我妈回家，是吗?”白衣服的人一愣，看了看远处的红砖房，又看看擦眼泪的慧姐，他吱吱唔唔了两句，转身走了。
天天看着他走进一扇大门里，连头也没回，天天第一次尝到了失望的滋味——于是天天就哭了，很大声地哭起来，不是因为妈妈死了，而是因为那个穿白衣服的大夫不肯帮她把妈妈送回家。这时，过来了很多人，她们说：“这就是那孩子。”然后有好些人陪着她哭，天天擦擦眼泪，想看看那个白衣服的人回没回来，有这么多人帮她一起哭，他还不肯吗?
可他就是没回来。
后来，后来，慧姐给天天扎小辫，天天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绫子，都是过年的时候妈妈和慧姐给天天买来扎辫子用的。那条绿的还是爸爸给买的呢，妈当时说：“你爸一点儿也不会买东西，买条绿不叽的，能好看吗?”爸爸说：“给我宝贝姑娘买的，又不是给你戴，咋不好看?”天天让慧姐找一条花的好看的扎上，慧姐说：“天天现在不能扎花头绳子，天天得扎白头绳。”
“为什么？”天天不愿意，白的多难看呀，“我就要扎花的，白的不好看，我妈从来不给我扎白头绳。”
慧姐住了手，叭嗒叭嗒掉眼泪，慧姐说：“天天听话，天天的妈没了，天天就得扎白头绳。”
既然和妈妈没了有关，那么，好吧，天天从来是懂事的，天天点点头勉强同意了。天天说：“那⋯⋯那些花头绳等我妈又有了，我就能扎了，是吧?”
慧姐过了好半天，才“哎”了一声。一大滴泪冰凉凉地落在天天的小手上，天天吓了一跳，把手在衣服上蹭了好几下，不满意地说：“干嘛呀，你?”
第二天早晨，天天在门口的长条凳旁边玩踢毽子，收垃圾的马车来了。穿着灰衣服、戴头巾的阿姨坐在车上冲她喊：“闺女，喊你家人出来倒垃圾。”
天天答应一声，就冲着屋里脆生生地喊：“妈，收垃圾的来啦!”喊完了，天天忽然想起来，妈妈昨天没了，天天就有点儿不好意思，竟然把这件事忘了，天天赶紧冲收垃圾的阿姨说：“我妈昨天没了。”收垃圾的阿姨重复了一句，说：“没了?”天天想也许自己说得不对，阿姨没听明白，她又急忙说：“就是死了。”收垃圾的阿姨听了，跳下车，问：“啥时候?”“昨天上午。”垃圾阿姨看了天天一眼，“哦”了一声，然后从马车上拽下一把大铁锹，三下两下把天天家门口的垃圾扔上了车。天天一边看垃圾阿姨干活一边说：“我妈是昨天早晨四点生的病，十点就不行了，可快啦，大夫说得的是脑晕血。”天天很高兴能有个机会介绍一下妈妈没了的事，可不是哪个像她这么大的孩子都知道“脑晕血”这个病的呀。可是显然垃圾阿姨对她的聪明并不欣赏，垃圾阿姨干完活，把大铁锹往车上一扔，拍拍天天的头，说：“进屋去吧，早晨凉，多穿点儿。”然后她就赶着马车踢踢蹋蹋地走了。
没得到意想的夸奖，天天觉得挺没意思的，天天低头看看胳臂上的黑纱，上面还别着一枚亮晶晶的小别针，天天想，小梅她们肯定都没有这个，她们要是冲我要，我才不给呢，气气她们。不过，她们要是非常非常想要的话，我就让慧姐给她们一人剪一个戴上吧。妈说要和小朋友讲团结，不要太抢尖儿，好吧，到时一人发一个。天天想着，忘了刚才的没意思。
天天进屋的时候，爸爸正蹲在地上捅炉子做饭。炉火红彤彤的，哔哔叭叭直响，照得爸爸的脸亮堂堂的。天天说：“爸，你的脸真亮啊。”天天伏在爸爸的背上，希望爸爸能像往常那样把她一背，在屋地上猛转几圈，看着天花板直要往下掉，可好玩了。可这次爸爸没动，爸爸伸手拍拍天天，说：“天天，帮爸舀碗水来。”天天觉得很奇怪，好像有好几天没听爸爸说话了，爸爸的嗓子像含了沙子似的。真的，不知怎么弄的，爸爸变得乱蓬蓬的，天天用手摸摸爸爸的胡子说：“爸，该刮胡子了。”谁知爸爸突然搂住天天呜呜地哭了起来，天天吓坏了，在爸爸的怀里一动不敢动，天天想一定是刚才喊错了，爸爸不高兴了，天天说：“爸爸不哭，爸爸不哭，天天听话，天天再也不闹、不磨人啦。”
天天记得那天吃的是煮面片，非常咸。

二

春天的时候，后院的樱桃树开花了，粉嘟嘟的一大片，远看好像一朵大云彩在院子里浮着。天天盼着花快点儿落，那样再过一阵子就可以摘红樱桃吃了。去年表哥借了一台相机给她和妈妈照了两张像，相片上妈妈抱着天天，天天一手拿只玻璃杯，一手在摘樱桃。天蓝蓝的，樱桃红红的，天天张着小嘴在咯咯地笑，妈妈也在笑。
但是今年爸爸告诉天天摘不成樱桃了，因为大舅从北山来了，大舅是来和爸爸要房子的。因为天天他们住的房子是姥爷的，大舅说这房子当年就该是他的，因为他是长子，他当时可怜爸爸刚从乡下来没房子结婚，才答应临时借给妹妹妹夫住的。现在妹妹没了，他的大儿子正急着结婚，“你看⋯⋯”
爸爸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说：“容我两天空儿，我一人咋都好说，总得给孩子找个落脚处。”
大舅说：“那是那是，你也别太急着搬，慢慢找慢慢找，我就是说这个事儿⋯⋯”
爸爸说：“我懂我懂，先容我两天，等找到合适的地方，我马上搬，决不会耽误力子结婚。”力子是大舅的儿子，十九岁了。
爸爸找了好几处房子，都不合适，房主一听是个刚丧妻的单身汉带个孩子，都不愿租。
有一天，爸爸对天天说：“天天，爸爸带你去厂子里住好不好?”
天天当然高兴，蹦着说：“好哇好哇。”天天去过爸爸的班上，那里有一间很大很大的屋子，能装得下那么多那么高的大汽车，屋地上还有好些槽槽，有的叔叔就仰面躺在那里修汽车。那里的叔叔对天天可好啦，他们还给她烤过玉米棒子吃呢。
爸爸说：“那儿的床有点潮，夜里会冷，你怕不怕?”
天天说：“爸爸不怕我就不怕。”
“好姑娘。”爸爸拍拍天天的头说，“那咱们今天就搬过去。”
值班室的床果然很潮，夜里也冷，不过看爸爸没说什么，天天也就没说什么。夜里枕着爸爸的胳臂睡得仍然很香。
有天傍晚，天天觉得浑身赤痒痒的，就对爸爸说：“爸，我想洗澡。”她本来还想接着说，以前妈妈隔几天就给她洗个澡，话到了嘴边，天天没说。自从那天喊错了一次之后，天天再也不说“妈妈”这个词了，尤其不当着爸爸的面说。
爸爸听了天天的要求，挠挠头皮，说：“天天今天先忍一天吧，明天我给你烧一大锅热水再洗好不好?”
天天说：“好吧，再忍一天，爸爸说话算话。”
第二天中午，爸爸问同事小孙叔叔：“小田晚上有没有空儿，能不能麻烦她来一趟，天天想洗个澡。”
小孙叔叔说：“没问题。我一个电话过去，她准来。”
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小田阿姨果然来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田阿姨来了，大家都很高兴，涌在值班室里，你推我搡地，和小孙叔叔开玩笑。
天天也很高兴，小田阿姨的眼睛又大又亮，特别像挂历上的电影美人。
爸爸对天天说：“这是田阿姨，问阿姨好。”
天天很乖地说：“阿姨好!”然后紧接着问爸爸，“甜阿姨就是像糖一样甜的阿姨吗?”
大家听了都笑了，有位大脑门叔叔说：“这可得问小孙，只有他尝过，别人没尝过可不敢说。”大家听了，笑得更厉害了。天天不明白怎么回事，见大家都笑，她也跟着笑。田阿姨脸红得像只大红苹果，小孙叔叔狠狠地擂了那个大脑门叔叔一拳，大家笑得更欢了。煤油炉上的水壶哧哧地往外吐白气。
小田阿姨的手很软，小田阿姨说：“天天的腿好长啊，身材这么好，以后可以做模特啦。”天天听了，很快乐。
过了几天，小田阿姨给天天做了一条花裙子，穿起来神气极了，像一只大蝴蝶，飘来飘去的。天天穿了它在厂子里到处乱走，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夸奖。叔叔们见了天天总问她，谁给你做的花裙子呀，这么漂亮?
天天就自豪地仰起头来说：“是小田阿姨。”他们又问：“小田阿姨是谁呀？”天天就说：“是像糖一样甜的阿姨呗。”
要是有人问：“这是谁呀，这么漂亮?”
天天就说：“当然是小田阿姨的模特了。”
要是还有人问：“模特是干啥的呀?”天天就没词了。所以为了防止别人问她这句话，天天总是在答完前三个问题之后转身就跑。有一天，一个叔叔看出她的小狡猾来了，见了她在厂房外面走，劈头就问：“天天，模特是干啥的呀?”
天天一下子懵了，脱口而出——“是比糖还甜的阿姨。”“哈哈哈”，叔叔们都大笑起来，把天天弄得可不好意思了。
不过，天天还是觉得和爸爸住在厂子里很好玩。只是，天天觉得有点儿想妈妈。爸爸烙的葱花饼怎么也赶不上妈妈的好吃，总是硬梆梆的，不是盐多了，就是盐少了。总也没正好的时候，真是的。可是一看爸爸很抱歉的样子，天天就不说什么了，天天说：“爸，等我长大了，我就给你烙饼，又软又香，像⋯⋯像⋯⋯李奶奶烙的那样。”
其实天天并没吃过门卫值班李奶奶烙的饼，可是一下子又找不着别的熟人了。爸爸听了，埋着头使劲往下咽，嘴里呜噜呜噜地说：“好，好。”
白天，爸爸到厂房里去干活，天天就和李奶奶在值班室里。李奶奶可喜欢天天了，总给天天讲图画书上的故事，“乌鸦喝水”呀，“小猫钓鱼”呀，还有许多鸟的故事，李奶奶还教天天认字，没几天工夫，天天就认识了好多字。李奶奶说天天真是个聪明丫头呀，可惜妈走得早，李奶奶用小手绢擦擦老花镜后面的眼角。
天天说：“奶奶，给我梳梳小辫吧，我爸也不会梳，东扭一下西扭一下就完了。”
李奶奶一边给天天梳小辫一边说：“你爸带着你又当爹又当妈，不易呀，你可得懂事点儿，别惹你爸生气啊。想吃好吃的和奶奶说，别老跟你爸要，他一个男人家，吃喝伸手惯了，乍一个人领孩子过，做不出来伤心，做不好也伤心，听没听着?”
“哎。”天天总是很乖，愿意听话，虽然天天并不太明白李奶奶说了些什么。
中午的时候，叔叔们都聚到值班室来吃饭，他们时常会给天天带盒饺子、包子什么的。叔叔们对天天说：“天天，给我们讲个故事吧，讲得好下次还给你带好吃的，讲得不好，下次可没有了。”
天天听了，不高兴了，傲气地摆摆头说：“我才不为好吃的讲故事呢。”
叔叔们就说：“哟嗬，天天还挺清高的呢，那你为啥讲故事呀?”
天天说：“为了⋯⋯为了⋯⋯”她抬头看看爸爸，爸爸说：“为了让大家高兴。”天天就学着说：“为了让叔叔们高兴。”
“那就来一个吧。”叔叔们鼓掌欢迎。天天站在屋子中央，行个礼，开始讲乌鸦找水喝的故事。“从前，有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找呀找呀，找到了半瓶水，瓶子的口很小，乌鸦的嘴伸不进去，乌鸦喝不着水，咋办呢?它就想啊想啊，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喝到了水。是啥主意呀?你猜你猜!”天天跑到大脑门叔叔跟前，起劲地用自己的脑袋撞他的大脑门，“咚，咚，猜猜是啥是啥?”
大脑门叔叔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脑门，说：“那还用猜，乌鸦抱起瓶子，往嘴里一，不就喝着了?”
“不是不是，你猜错啦猜错啦，”天天拍着手，兴高采烈地说，“乌鸦找了很多石头子儿扔到瓶子里，水升高了，乌鸦就喝到水了。这是一只聪明的乌鸦。下面再讲一只笨乌鸦的故事。从前，一个冬天，有一只乌鸦，找到了一块肉，站在树上正想吃呢，来了一只狐狸，狐狸很饿，看见乌鸦叼着一块肉，就说：‘一只多么漂亮的鸟啊’⋯⋯”
春天慢慢地就快过完了。快过完的时候，厂房里飞进来两只小燕子，啾啾啾地叫，在房顶棚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了好几天。天天听说了，整天缠着爸爸带她去看小燕子。看见天天来了，叔叔们都和天天打招呼：“天天来干嘛来了?”
天天说：“我来看小燕子。”大脑门叔叔就问她：“你来得正好，我考考你，小燕子为啥在这儿转悠转悠好几天呀?猜对了有奖。”
天天仰着头看小燕子在顶棚的铁管子旁一上一下地飞，翅膀黑油油的，有时露出好看的小白肚皮。天天假装没听见大脑门叔叔的问话，只顾一个劲儿地看，看了好一会儿，觉得和图画书比，还少点儿什么。少什么呢?天天突然明白了——少一只鸟窝啊!小燕子原来是想在管子上筑一只鸟窝呀!天天高兴地说：“我猜着了，燕子想做个窝，你看你看，那还有一根小草呢。”
果然。叔叔们一看，说：“嘿，可不是，还是天天聪明，我说它们在这儿转悠啥呢，敢情是要筑窝。”
以后，天天每天都和爸爸到厂房里呆一会儿，看小燕子垒窝。可是好几天过去了，燕子的窝也没垒成。铁管子太滑了，小燕子一口一口衔来的黄泥和小草都掉了，燕子啾啾啾地叫个不停，飞出去又飞回来，天天可为它们着急了。天天对爸爸说：“燕子没窝会死吗?”爸爸说：“不会的，不过燕子总得有个窝才行。”
“那咋办呢?”爸爸想了想，说：“咱们帮它垒个窝吧。”爸爸就和几个叔叔搬来长梯子，找来一些硬纸盒和一把细麻绳，把铁管子包好，用麻绳捆得紧紧地，等燕子来垒窝。等了好几天，两只燕子老在周围绕着弯子飞，就是不肯垒窝。天天有点担心，她总问爸爸，燕子不会不做窝就飞走了吧?
爸爸安慰她说：“不会的不会的，燕子怕生，不愿意别人动它的地方，等过几天就好了。”
天天多少放心了些，又看了几天，看见小燕子开始垒窝了，又过了几天，垒出了一只圆圆的小巢，和图画书画的差不多。天天每天都到厂房来看燕子，叔叔们看见天天跑进来，就说：“嚯，又来了一只小燕子!”
夏天了，有一天，大家发现燕子窝里露出五只小脑袋，东瞧瞧西望望，有时从窝里跳出来，细声细气地叫。嗨，燕子下小崽啦!叔叔们午休的时候都守在厂房里，一边吃饭一边瞅着小燕子，说着小燕子。天天当然也不例外，她和爸爸捧着午饭也到厂房里，听叔叔们讲燕子的事。天天还学会了写“天天像小燕子”这几个字，天天觉得每天过得可有意思了，甚至晚上睡觉时，她还能听到老燕子和小燕子的叫声呢，啾啾啾，天天认为这个声音是绿色的，是一滴一滴的，可以落到水里去，啾、啾、啾。
有一天，爸爸回来说，以后要早点儿起来去开厂房门才行，老燕子早晨6点多就想出去给小燕子找吃的。天天记着了，每天睡觉之前都告诉自己明天早点儿醒。第二天早早睁开眼，推推还在鼾睡的爸爸，“爸，快醒醒，燕子要出去了。”有几次，叫得太早了，才四点钟，天天看见天亮了，以为到时候了，其实没到，爸爸看看表说还早呢。可是醒了，爸爸就睡不着了，一整天都打呵欠。爸爸说：“天天，爸爸教你认表吧。”天天说：“好。”天天就学会认表了，时针、分针、秒针，每天睡觉前，天天把爸爸的手表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早晨一睁开眼睛，先摸出手表，看看时针和分针是不是直直地成了一条线，成了，天天就赶紧推爸爸：“爸，快醒醒，燕子要出去了。”
天渐渐地凉了，凉了，爸爸给天天穿上去年妈妈织的大红毛衣，上面用黄线绣着“天天”两个字。爸爸说：“天天穿衣服要好好的呀，别弄坏了。”天天说：“嗯，我知道。”
天天仍然像往常那样，每天6点起床，和爸爸去开厂房门，放燕子飞出去找食，然后再跟着爸爸在厂房里转一转，扫扫地，把燕子粪扫出去 扔掉，然后再回去做早饭。
可是那天早晨打开门，老燕子和小燕子都没飞出来，等了好半天，燕子窝静静悄悄的，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天天沉不住气了，带着哭腔说：“燕子没了。”天天很害怕，她不愿意燕子也像妈妈一样没了，再也见不到了，那可不行呀。
爸爸说：“燕子飞走了。天凉了，燕子该去南方了，那里暖和，等明年春天，它们还会回来。”
“真的吗?”天天不太相信。
爸爸说：“真的。李奶奶不是给你读过鸟的书吗?上面说啥了?”
“噢。”天天想起来了，李奶奶给她读过那本讲鸟的书，天冷的时候，燕子啊、大雁啊，就带上自己的孩子飞到南方去了，那里有一个温暖的国度，有许多美丽的鸟儿，它们在那儿快乐地生活，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它们又飞回北方了，像我们一直盼望见面的那些亲人，从遥远的地方回来，带给我们喜悦和快乐。是的，书上就是这么说的。
天天想，那就不怕了，过了今年，明年它们又会回来了，多好啊。天天想，我可以在这儿等它们回来，明年，我又长了一岁，不知道它们还会不会认识我。天天想，要是妈妈也能像燕子那样，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就好了。
夜里，天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个遥远遥远的地方，有一大群美丽的鸟儿，它们扇着翅膀，唱着好听的歌。天天看见妈妈从一片绿草地那边走过来，天天说：“妈妈，你也像燕子一样，冬天飞走了，春天再飞回来吗?”妈妈说：“当然啊。你不也是一只小燕子吗?”天天想，是呀，叔叔们教她写“天天像小燕子”，就是说天天也是一只小燕子，可以和妈妈爸爸一起飞呀飞，飞走了再飞回来，多好啊，多好啊。
天天枕着爸爸的手很快乐地笑了。

三

又到冬天了，厂房门前的柳树耷拉着硬硬的柳条，几片冰凉的叶子挂在上面，很可怜的样子。
天天不太喜欢冬天，冬天有点冷，没有好看的花，树也不绿，到处灰秃秃的。不过到了冬天就能过年了，过完年天天就又长了一岁，所以还得过冬天才行。
快过年的时候，慧姐来了，听见爸爸喊，天天像只小燕子似的从屋里跑了出来，慧姐看见天天可高兴了，天天说：“慧姐咋才来呢?”慧姐说：“我刚放寒假呀，没有课了，才敢来看你，平常可忙了，等你上学，就知道了。”天天想了想，说：“哦，是这样。”
慧姐说想带天天回老房子那儿看看，大家都挺想天天的。天天抬头瞅爸爸，爸爸摸摸她的头，说：“慧姐来接你，就去玩一天吧，要听大人的话，别乱跑，别和小朋友打架。”
“哎。”天天长长地答应了一声，跳上木板床，打开床头的柜子取衣裳，“穿哪件呀，慧姐?”慧姐一边笑一边帮她找，慧姐说：“天天这么小就知道爱美啦。”天天说：“我是田阿姨的模特，当然要穿得好看才行。”
慧姐给天天找出一件红色灯芯绒的小大衣，是天天妈妈自己做的，天天穿上，像一团火苗，在屋里滚来滚去。天天从柜子里又找出来一只彩葫芦，是去年过端五节妈妈用五彩线给天天缠的，本来是挂在屋檐底下的，天天非让妈妈做一个挂到胸前不可，妈妈就用五彩线给天天搓了一根细带子把彩葫芦挂起来，吊在胸前，里面还有一股细细的香味呢。
天天让慧姐帮她戴上，慧姐说这是过端五节用的，现在不用戴。天天说：“挺好看的嘛，快过年了，兴戴。”
“好吧。”慧姐拗不过她，就给她挂到脖子上，一走一动，彩葫芦在胸前跳来跳去的。慧姐说：“天天，别弄丢了呀，这可是你妈扎的。”天天使劲点点头，慧姐就牵着天天的手走了。
到了慧姐家，好多老邻居听说天天来了，都来看她，问她和爸爸过得好吗。天天一张小嘴说个不停，说小田阿姨，说大脑门叔叔，说李奶奶，说厂子里的人，说乌鸦，说小燕子，说厂子门前的柳树⋯⋯天天知道的事可多了，还认得字，会背诗，还会查字典呢，大家都夸天天聪明，以后准错不了。天天小胸脯挺得可高了，头一次觉得自己真是了不起呀。
要吃午饭的时候，大舅拉着园园来了。大舅家已经从北山搬到这儿来了，北山的房子给力子了。大舅说：“天天，大舅老忙，也没得空儿去看看你和你爸。今天上家里去吃顿饭吧，你舅妈做的水煎包，挺好吃的，吃完了和你园园姐一起玩，啊，走吧。”
天天长到六岁，好像只见过大舅两次，这是第三次。天天挺喜欢水煎包的，妈妈会做，爸爸不会，天天好久没吃过水煎包了。可是天天不太喜欢大舅，大舅不笑的时候脸铁青铁青的，可吓人了，大舅一笑，就露出两颗又长又黄的大门牙。大舅每次来家里，总赶上妈妈休班，妈妈总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大舅，可大舅每次都吵吵嚷嚷地，说房子咋啦咋啦，然后脸铁青铁青地走了。妈妈每次都一个人坐炕上哭。
天天不喜欢大舅。虽然有好吃的水煎包，天天还是摇了摇头，靠在慧姐的怀里，不肯走。
大舅刚要再说什么，慧姐的妈妈二婶对天天说：“天天听话，大舅来找你去吃饭就该去，亲戚老不见面，都怪想念的。去吧，和园园一块儿玩，等晚上，二婶再给你做红烧大鲤鱼，好好吃一顿，啊?乖，去吧。”
天天抬头又看看慧姐，慧姐推推她，说：“那就去吧，等吃晚饭的时候，我去找你。和园园好好玩。”
天天点点头，大舅让园园领着她到斜对过的家里。天天看见小板凳已经不在那儿，大门也换了，又高又直，都快看不见里头的房子了。天天想这不是我家了，天天心里面就有种奇怪的感觉，和知道燕子飞走了的时候差不多，天天想这样可真不好，不好。
舅妈看见天天，可热情了，说：“哎哟，天天都长这么大啦。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记不记得?”
天天瞅瞅舅妈，使劲想了想，没想起来，天天不好意思地低头摆弄手指头，小声说：“忘了。”
舅妈叹口气说：“唉，多好的一个孩子，你妈咋就去了呢?”
水煎包已经弄好了，舅妈安排天天和园园坐在一起，开始吃饭。水煎包真好吃，天天吃得眉开眼笑，好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饭了，天天一边吃，一边回答大舅、舅妈的问话，天天说自己都认识什么字、会背什么诗，大舅就训园园，说园园比天天大了一岁多呢，还什么都不会，就知道吃，“馋虫一个!”园园不愿意了，瞅着天天不停地吃包子，园园撇撇嘴，说：“她才馋呢，见了好吃的就吃个没完。馋虫，馋虫，耶!”园园冲她做了个鬼脸。
天天听了，很委屈，放下筷子，不吃了。天天想，是你们让我来吃包子的呀，天天决心以后再也不到园园家来吃饭了。
舅妈看天天放下筷子，急忙说：“天天，小姐姐和你说着玩的，别生气，啊，来，再吃一个。”舅妈挟了一个包子放到天天的小碟子里。
天天低着头，说：“我饱了，不吃了。”
舅妈和大舅互相看了看，大舅说：“那就不吃了吧，园园领天天玩去吧。”
园园哼了一声，跳下椅子，自顾自地向外走，也不理睬天天。天天想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天天跟着走了出去。
大街上已经有好几个小朋友在玩踢毽子了，她们看见天天来了，都和天天打招呼，“天天来玩毽子呀。”天天高高兴兴地加入进去，却没人理睬园园。园园是新搬来的，园园原来在她们那条街上是小朋友中的头儿，园园搬到这儿来了还想抢尖，园园太厉害，嗓门太大，还好哭，小朋友都不愿和她玩。园园看没人睬她，大家都找天天玩，园园很生气，可是一时又没有什么办法。
天天一踢毽子，胸前的彩葫芦就随着上下跳动，小朋友们觉得挺好玩的，一个小朋友说：“天天把葫芦给我看看呀。”天天很大方地把彩葫芦从脖子上摘下来给大家看，还告诉她们这是妈妈给扎的，让她们别弄坏了。大家看完了，刚还给天天，园园在旁边说：“天天给我看看葫芦。”
天天把葫芦套到脖子上，说：“那你就这么看吧。”
园园不干，园园说 ：“你刚才给她们那么看，为啥不能给我那么看?”
天天一时不知答什么好，园园马上又说：“你刚才还吃我家包子了呢，吃了那么多。”
天天急了，说：“是大舅家的，不是你家的!是大舅家的，不是你家的!”
园园瞪着眼睛说：“就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你给不给我看，你给不给我看?”
天天坚决地说：“不给，就不给!”
园园逼近了一步，说：“那你把我家的包子吐出来!”
天天毫不让步，说：“不，就不!”
园园一把抓住彩葫芦，狠着声说：“看你给不给，看你给不给!”天天看她拽葫芦，自己也攥住系葫芦的线往后拉，“嘭”的一声，线断了，葫芦掉在了地上，葫芦被园园一拽，已经不成样子了，天天看见葫芦被弄坏了，疯了一样扑向园园，喊道：“你还我葫芦还我葫芦，那是我妈给我做的，还我葫芦!”园园也喊着：“活该活该!”两个孩子撕打到一起。
舅妈和慧姐听说两个孩子打架了，都跑了出来，拉开她们。园园抱着妈妈的大腿放声大哭，说天天挠了她的脸，果然，脸上有两道印，红红的，舅妈看了一眼涨红了脸气喘吁吁的天天，拥着园园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用训斥的口气说园园：“没妈的孩子没教养，谁让你惹她了啦?”慧姐急忙拉过天天，问她出了什么事，天天一声不吭，待她找到那只被踩得扁扁的、嵌在土里的葫芦后，才开始哭起来，别的孩子就告诉慧姐是怎么回事。慧姐搂住天天，安慰她说：“天天，别哭，慧姐再给你扎一个，慧姐扎的和妈妈的一样好。别哭了，看脸该疝了。”慧姐给天天擦干净脸，把天天领回家。二婶听慧姐说了经过，愤愤地要找舅妈评评理。
天天也不说话，捧着扁葫芦一个劲地哭。慧姐抚着她的头一再保证自己会扎葫芦，天天想要几个就做几个，绝不给园园。可天天还是很难过，“我要妈妈做的。”她靠在被垛上，抽抽搭搭嘟嘟囔囔地说：“葫芦坏了，葫芦坏了，呃，葫芦没有了，呃，我要妈妈做的。”
后来天天就睡着了，睡得很热，嗓子也疼，天天舞着小手说：“妈，嗓子疼。”等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爸爸在身边坐着呢，爸爸的大手正放在天天的额头上，冰凉凉的，很舒服。天天渐渐地想起来了，她今天穿上漂亮衣服和慧姐到老房子来了，园园把她的彩葫芦弄坏了，现在嗓子很疼。于是天天又开始哭了。爸爸一边给天天擦眼泪一边安慰她，爸爸给天天买了一只红通通的灯笼，等天天病好了，就可以在大年夜拎着灯笼玩了。
天天在慧姐家住了好几天，每天都有小朋友来看她，看她拥着大棉被坐在火炕上吃水果罐头，大家都很羡慕她生病哩。
大年三十的早晨，爸爸要接天天回去，二婶劝他一起在这儿过年，爸爸不肯，爸爸说明年吧，明年过来，明年天天七岁了，该上学了，到时让慧姐好好辅导辅导。
天天就和爸爸回厂子里的家了。所有的叔叔还有李奶奶都回家过年去了，厂子里空荡荡的，只有爸爸和天天。天天问爸爸为啥不在慧姐家过三十呀，那儿多热闹多好玩啊。
爸爸一边往盆里放面一边说：“过年了，厂子里得有人值班，这是工作。再说呢，过年都是自己家人在一起过，不好在这时候去打扰别人，是不是?”
天天相信爸爸说的有道理，就点点头不吭声了。然后她就和爸爸忙活着剁肉馅、切菜、擀饺子皮，天天擀得可慢了，爸爸擀了十个她还没弄完一个呢。爸爸说不着急，赶在大年夜之前包上就行。那当然没问题，天天瞧瞧爸爸的手表，才四点多一点儿。
不过外面已经快黑天了，太阳落下去了，天边有一抹很淡的红色，像从前妈妈抽屉里的那盒胭脂，边上还镶着一圈金黄，再往上是灰色，别的，天天就说不清应该算什么颜色了。门前的柳树枝在风里轻轻地摇动。
天天在屋里等爸爸去外面回来，她坐在窗台边用手支着下颌，看着天上变幻的颜色和风里摆动的柳枝，觉得心里面有种奇怪的东西在长大，柔软地铺散开，越来越开阔，心里清清凉凉的，又有点儿想哭⋯⋯说不出来的感觉，天天认为那只是天的颜色太好看了弄的。直到有一天，当学会了真正读诗的时候，她才明白，那个六岁的黄昏所感觉到的其实就是“苍茫”。
吃饭前，天天拎着红灯笼跟在爸爸身边，绕着厂房走了一圈，红灯笼在路上留下了许多圆圆的、温暖的影子。
夜里，爸爸带天天出去放烟花和爆竹。外面可真热闹，到处响着爆竹声，到处亮着烟花，烟花的样子真多，每一个都那么绚丽、灿烂，在空中喷放出夺目的光芒，好像明亮的星星。
这是非常快乐的一夜。夜里有许多灿烂的星星在天天的梦中游动，在那些美丽的星星上，天天看见了妈妈、燕子，还有那只长大了好几倍的彩色葫芦，所有失去的好东西，都重新来过，来过。天天想，这可真美呀，长大了我要写出来。

春天来的时候，天天就七岁了。

1996年完一稿 ，1997年4月录入

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诗篇68:10）

世界——交织着形形色色生机和杀伐的原野。
一次讨论中，一位“愤青”朋友听过我的“原野”描述后批评我说：“以你的经历、处境，你这个‘观’太乐观，这是一个‘悲惨世界’，不应该叫它‘生杀原野’，而应该叫做‘杀戳原野’。
这意思，出自他钟爱的叔本华等一脉欧洲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眼里的世界，一派杀戳、残酷、绝望，别无它况。“依赖恐惧胜于信赖信仰”，这是叔本华的座右铭。这一类更明确的概括出自法国大作家塞利纳在其小说《漫漫长夜行》前的题诗：

“我们的一生是一次旅行
在严冬和黑夜之中，
我们寻找着自己的路径，在全无亮光的天空。”

我们当然不屑那些滴着香露蜜汁的作品，但也不信任那些拿在手里寒彻骨髓的创作。那些内心深处漆黑刚硬的人会干出什么事来，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已经领教得太多了。
况且，生活——生命的原野上，原非如此，即使对我这样命中注定常常像一头驼鹿一样满身泥尘、长途奔命、“狼狈不堪”的人，也非如此。

在白桦树林后面……

我在森林密布的小兴安岭生活过一年多。密林里、山谷中，住着狩猎为生的几户鄂伦春族人。夏季，是他们捕猎驼鹿的季节。驼鹿跑得不快，可是有韧性，可以没完没了地远程奔跑，人很难追上。于是，鄂伦春人会扮成鹿的样子，头上戴着鹿头，身上反披着鹿皮袍子，甚至在屁股后面系上鹿尾，然后悄悄接近鹿群⋯⋯其实，鄂伦春人自己的性格就像驼鹿：温和、坚毅。而我们要在生命的原野上尤其在中国的原野上做些有意义的事，实在不得不需要像驼鹿一样有“没完没了”的韧劲⋯⋯
这年夏天，我因着教会工作走进内蒙古高原，当地朋友拿出一张通缉令给我看——原来，这一段时间，这一带交通线上一直有个连环杀人犯在流窜行动，他伪装甚佳，不易让人警觉，而且每每以单身旅客为猎物，心狠手毒。我谢绝了朋友们的劝阻，凭着自己长期“驼鹿”般经历练就的对各种隐秘杀机和猎捕的超常敏感，还是像一匹驼鹿似地迈开蹄步，独自走进高原深处。一路遭遇无数麻烦，我的手脚又迟笨，总也走不快，好在神赐给了我一点驼鹿般的韧劲，从早到晚不停走着、寻访着、请教着，一路从图鲁根河到浑善达克沙地，从锡林郭勒草原到达里诺尔湖的蒙古村，最后，偶然走到了另一片大草原中的一个汉族牧民家，走进了他家后面的一块隐蔽的草原。
草原，我并不陌生。当农民时，我就经常上草原打草、耧草，有时还要搭草棚在草原深处住半个月。回到城里后，从事的环境专业工作又把我多次带到草原。
可这次，我意外闯进的是一片迄今我所见过的最瑰丽最宁静的草原——在这次内蒙之行的最后两天！
⋯⋯等明白过来自己遇到了什么以后，我先在一汪浅水边用双手捧起一掌心的水喝了个干净，然后扔掉鞋子，像一匹真正的驼鹿那样，在草原地上痛快地打着滚，翻身仰起四肢快活地嗷嗷大叫着。好久，我从狂喜中醒来，拾起鞋子，爬上一边的草坡，在草坡顶上一棵粗壮的白桦树下坐下来，望着这片草原。
这是一片偌大的盘状草原，它的周边微微隆起一圈草坡，仿佛造物主在大地上别出心裁地轻轻捏了一个浅浅的圆圈，把这块瑰宝般的草原藏匿其中，而对着村落、道路方向的草坡上，长着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大多是白桦树，恰好挡住了陌生人的目光。草在这里长得又密又厚，无数野花在缤纷灿烂盛开着，从白桦树林这儿望下去，仿佛是一块硕大的碧绿草毯，上面缀满了数不清的彩色繁星。
正是农历“三伏天”，高原上却一点儿也不热，白桦林树荫下，更是凉爽。过去在草原的经历，让我的目光透过眼前的盛夏，勾画了这片草原的其他景致：春天，绿草遍野，第一批野花与芳草一起撒遍草原；夏季，不同种类的花潮此起彼伏，草原就像一位时尚姑娘每天为自己更换着奇装艳服；秋天，高高的牧草上下，一批又一批的秋花和各种五彩斑斓的果粒仍然在连绵不断地装点着每一寸草地，直到大雪覆盖。
整个下午，偌大的草原上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人影，只有鸟儿唱着各自千奇百怪的歌，在草地与树林间穿梭着。
那年，也是在树林里远远看到过驼鹿，正伏在草丛里，久久凝望着远方。那时就想过：它们，在想些什么呢。
现在，我也像一匹驼鹿一般，久久凝望着草原，我一下子与它们息息相通了：我的眼前，也掠过了多少次原野上惊心动魄的被困，无数次撕心裂肺的突围，一身汗臭，一身尘埃，一道道伤口⋯⋯经历了、了解了太多这类如驼鹿般悲喜交集的故事，我经常痛切陈述说，中华，尤其是近现代的中华，肯定是人类历史上苦难最深重、牺牲最漫长、事态最复杂、真相最诡秘的地方。可是，尸首在哪里，鹰也聚集在哪里，哪里的罪恶多，哪里的恩典也显多。杀伐与灭绝在哪里干裂原野，复活与永恒也必如大雨倾盆。所以，狼狈不堪的“驼鹿”有自己的无比幸福——仅仅活在这样的大地、这样的时代，就已然包含了特别的呼召、特殊的祝福。我在话剧《莎士比亚在嘉兴》中为魂游中华的莎士比亚写过这么一段台词：

“如果，人能投胎转世，像古代东方人认为的那样，那么下一次，我要做一个中国人！因为，神圣的爱、信仰和希望在这里如此真实确切，而这些，在我看来是值得活着的唯一依据。我要做一个汉语剧作家，因为这里的历史如此恢宏壮丽，这里的喜剧如此匪夷所思，这里的悲剧如此庄严神秘，这里的语言如此精湛美妙，这里是诗人无与伦比的故乡！”

这，就是哪怕像驼鹿一样艰辛不堪的人，都能拥有的“瑰丽草原”。
在以后的文章中，如果可能，我还会告诉你几个更加不堪的真实故事，例如，我新认识的一位友人——他是“文革”重刑犯的幸存者，我把他经历过的那地方称之为“地狱里最黑暗恐怖的角落”——可就在那里，他一次次看到无比壮美的生命落日，这落日余晖永远凝固在了他的心上，为他准备了今天的重生得救。
仍然有一种可能，在这里，漫长的患难也是深深的祝福。
所以，我坚持把这世界——这生命原野称之为“生杀原野”而非“杀戳原野”。
那么，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在你的生命原野里，那本来就在那儿等待着你的白桦树林，瑰丽草原，你找到了吗？
而此刻，落日余晖中，我坐着的草原边、树林后，远远传来了女牧人小韩呼喊我的声音⋯⋯

原野人家

那片瑰丽草原一侧的草坡前面、白桦树林下，零零落落住着几户人家，彼此的距离很远。
沿着蜿蜒在草原上的车辙路走去，小韩家是第一户人家。远远望去，黝黑低矮的房子稍稍有些歪斜了。房子里里外外完全是用“土坯”（那一带农村常见的建筑材料，用黄泥搅拌干草制成的泥草砖）砌成的，屋顶也是干草抹泥盖成的。房子里只有两间小屋子：进门便是厨房，绕过土坯垒成的锅台，便是里间。里间靠着南面窗户照例垒了一整条土炕，上面放着一张陈旧的小炕桌，堆了几条被子，靠着北面的地上堆放着各种黑乎乎的牧具、农具，和一些粮食、蔬菜。除此之外，家里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好像猛地回到了三十五年前，黑龙江内蒙古交界处附近的一个村子。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土坯房。
昨天刚到这里，走到门口，这对年青的牧民夫妇着急地说：“姜老师，你从上海来，咱家这泥巴房，你怎么进得去？！我们骑马带你到乡里朋友家里住吧，那好赖是砖瓦房。”
我打量着屋子说：“啊呀，和这一模一样的土坯房里，我住过三年半呢！我还跟着老乡脱过坯，盖过这样的房子呢！”他们顿时笑了，一刹那，什么隔阂也没有了。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忙碌工作后，我留在这偶然经过的地方休息了两天。
两天里，除了一个人去坐在那片瑰丽草原里，其他时间，我跟着他们放羊、下农田，和他们长谈。他们像草原那样坦荡热情地接待着我。可也有糟糕的事情：小韩的丈夫常常醉酒，我临走前的那天下午，他又到远处朋友家喝酒去了。黄昏时，小韩把我从那片草原上叫回来，带我去二里路外她母亲家吃饭。
她五岁的女儿也在那儿由她姥姥带着。天黑了，点上了煤油灯，我和她们老少三口一起，盘腿坐在炕上，围着炕桌边吃边聊。娘俩非常高兴，还喝了点白酒。我一向滴酒不沾，就喝茶陪她们。小韩的女儿先是拉着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我千万不要往西边那家人那儿去，“那家的狗狠着呢，咬人。”直到我再再向她保证不去，她才放下心来，然后，她就像一枚陀螺，一刻不停地转来转去。我们聊了很久，她也终于累了，躺进她姥姥怀里刚要入睡，却突然想起了什么，使劲揉眼睛，攒足了入睡前最后一点精力，瞪着我问：“伯伯，你看我妈妈好看不？”我们三个大人全愣了一下，然后一起哄然大笑起来，她姥姥笑得把怀里的她往旁边一推，往后倒了下去。她好像没看到大人们的大笑，定睛直直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我赶忙抹去笑出来的眼泪说：“啊好看好看，你妈妈勤快能干又好看。”
她这才满意地一笑，然后一头栽进她姥姥的怀里，顿时就睡熟了。我则回答她外婆的话说：“我那不是客套话。”
“哪能呢。你们城里女的细皮嫩肉的，我们这里一年到头风沙磨日头晒的，好看不了。”
小韩的确被磨得晒得黑黑的，可是我从没长时间脱离大地深处，所以总算没有失去对大自然中没有修饰的生命之美的欣赏能力。
“千万不要学城里人那样做眉毛什么的，”我对小韩说，“现在全中国已经不剩几副真眉毛了。”
我们又一起开怀大笑起来。
从小韩母亲家出来，外面漆黑一片，天上连一颗星星都没有。小韩打着手电筒领我穿过高高低低的小径回到她家里。她点上油灯，蹲在泥地上一边捡菜一边听我讲圣经里的故事。我们等啊等，一直到半夜，她丈夫还没回来。“姜老师，你明早还要赶路，我们先睡吧。”我有点尴尬，又毫无办法，因为我知道，在这地方人看来，客人即使是提出睡到外屋地，也是对主人家的侮辱。于是按着塞外风俗，我作为客人，睡在了“炕头”，小韩睡在了“炕梢”，吹灭油灯，做过晚祷后，我躺了下来，听得夜风在窗外的无尽原野穿过，很快睡着了。
凌晨三点，我手机的铃声把我叫醒了。我赶忙爬起身来，听到近旁的小韩也悉悉嗦嗦起来了，划着火柴点油灯。我便转过身去穿外衣，因为我知道，内蒙东北有一带的农村妇女，多习惯赤裸着上身睡觉。“姜老师”，小韩叫着我，我转过身去，油灯下，她边系着衣扣边焦急地说，“他到现在还没回来，八成又喝醉了，回来的路上又躺在那条沟里了，他常这样。我这一宿没合眼，我得去找他。有一次他满脸是血还睡在沟里。”
“我跟你一起去。”我说。
“不成，你人生地不熟的，一点帮不上忙，我自个儿去。我把咱狗带着就能找到他。我行，都这样好多回了。”
“好吧，那我赶车去了。”我拉过背包说。
“姜老师，对不住你。他说好该送你的。”她说着，泪水在眼眶里滚动着。
“没事没事，”我赶忙劝慰她说，“我一个人野地里赶夜路也不知道多少回了。如今又不像从前，草原上没狼了。愿主赐福你们。”
“嗯，要不是这样，我指定不让你走的。”
在房门口，我们挥手告别。她带着狗匆匆向远处赶去。我目送着她远去，合上他们不装门锁的房门，为这瑰丽原野——原野中这美丽的一家感恩代祷，然后向相反的方向开始了又一次的原野夜行。

2009年夏修改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一切秘密都被揭发的时代，以秘密或者不那么秘密的方式揭开一切秘密的时代。这个并不尊重秘密的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偶像崇拜的革命性的宗教社会。“为人民服务”不就是这个宗教的标签？尽管我们不知道谁是人民，我们却知道谁是偶像，一切的秘密都可以揭发，这个偶像专权者的秘密却一直没有被解密，无论是档案还是他的行为，任何后来的反思还是被控制和压制着。这个困境也构成这一次反思文革知识分子告密的盲点。
生命只要与秘密相关，生命就会陷入困境：因为知道他者的秘密，就意味着进入责任和约束之中——不能告密。但是一旦秘密成为可以被分享的，就有着泄密的可能性，不是自己，就是其他相关和不相关的人，最后被“坐连”。一旦秘密与政治相关，知道他人的秘密就意味着权力的争夺，政治既然认识到秘密的力量，就要知道所有人的秘密，唯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知道秘密，并且忠诚于秘密，构成生命最为艰难的责任。但是，一旦秘密成为权能，说出更多的秘密，甚至，把不是秘密的也变成秘密，让整个社会都成为一个秘密交换的染缸，在秘密的繁殖中，就出现了恶！
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理解阿伦特面对德国人以及纳粹屠杀犹太人时的困境：因为恶已经平庸化，迫害或者谋杀已经成为政治的任务和公开的秘密，任何人作恶似乎都变得合法和麻木了。这里还涉及康德对根本恶的思考。对于中国人，根本恶或者人心的败坏在于：不仅仅是被迫告密，被迫说谎，而是主动告密；最为着魔的是，把不是秘密的都看成秘密，把一切都变成秘密，并且以此作为交换来实施迫害；最终，成为根本恶的是，这如此荒唐和可怕的一切事情，最终都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忍受，并且不被反思，因为荒唐已经把所有人都粘滞在一起，彼此都成为变节者；因此彼此都不必再说什么，整个社会都再次屈服于荒唐的漠然和贫乏之中，这才是中国人的根本恶——荒唐之恶，与西方的平庸之恶有所不同。
因为荒唐不同于西方的荒诞——那还有着怪诞和英雄的悲剧气概，也不同于荒谬——那还假定了真理和真实，但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追求真实，而荒唐又显得如此无意义，甚至都不必再去理会了，也就不必再次反思了，似乎连遗忘都没有必要，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虚无主义！荒唐之“荒”——其实是对荒芜和虚无的经验，而荒唐之“唐”——则是对粘滞和唐突的经验。
在生命政治上，秘密的交换本来在例外状态才出现，毕竟不会每一个人都成为间谍，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恰好是所谓的常态，常态也假定了所谓的安全、可靠和常识。但是在文革时代，每一天都在革命，这种持续的革命使每一天都成为揭发他人和告密的例外状态：因为知道秘密、发现秘密与汇报秘密，这是例外时刻的事件，现在却成为几乎每一天发生的事实，如同写日记，如同抄家要抄出日记。通过秘密的中介，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例外状态，文革是一个典型的持续十年的例外状态，如此之长，对文化和生命的伤害就更大，深入到了生命的骨髓！直到大家都麻木于这个例外状态。
也许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这个文化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我们能够把所有的例外状态都转变为常态，因为既然我们也可以把任一常态立刻转变为例外状态，以至于到了一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常态什么是例外，这就是荒唐的根源。所谓荒唐，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例外的事情竟然一下子都发生了，持续很久之后，大家都变得麻木，没有人能够从中出来，大家都粘滞在一起，连旁观都没有可能，连自欺都不必要了。
从荒唐和一切都粘滞的经验中，反思就不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文革之后，在中国要出现西方那般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西方内在危机的深刻思想那么困难的缘故，因为我们甚至还以为：既然文革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荒唐，我们都在里面，彼此都一样，而且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事情是那么地荒唐，那么地无意义，那还追问它作甚？因此就不必追问其原因了。这就是自欺的根源！过来人都以为并且相信：那些如此荒唐的事情哪有原因呢？哪能找到原因呢？让它永远过去好了！但是，这个粘滞并没有去掉，我们还被黏在一起呢！除非我们彻底摆脱出来，比如说去往国外生活，那就彻底不相干，但这仅仅是消极的遗忘而已。一旦回到中国，还是被粘滞在一起了，现在出现的对文革知识分子告密事件的揭发，不就让我们大家再次进入了那个荒唐的时代？一切还是如此地切近和切身，我们当下的政治处境不就是被技术更加变本加厉地严密监控着吗？
在荒唐中，无法反省荒唐，而且又在荒唐中漠视荒唐，在荒唐中变得麻木，变得一切都无所谓，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困境。我们如何走出荒唐之恶，成为中国文化现在性命攸关的事情！这里有着根本恶吗？既然我们都在荒唐之中，哪里会有外在的审判？哪里会有出路？
什么是恶？恶，总是自我意识的，因为这是与语言的本性相关的，作恶，总是有一个声音出现：不该做！这是不允许的！任何语言、任何种族都有着此语言的命令结构，一个带有否定的与法则相关的声音已经先在地出现了，尽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会有具体的不同的命令和内容，但是在形式语言上却有着先在的声音，所谓的良知或者良心的声音就来自于此。因此，除了那些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儿，或者说因为疯狂醉酒等等原因失去自我意识的人，听不到这个声音，一般的人都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在做出反常的违规行为、僭越边界的行为之时。恶之为恶，已经是意识到自己在作恶，已经有语言和法则在起着作用，而更大的恶是：意识到自己作恶，却为自己的作恶而辩护，以至于作恶而成为习惯，并且变得麻木。当然，困难的判断和自我的觉醒在于：如果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如果没有什么对错的评价标准，如同王阳明走向无善无恶的心体，良知的声音还有什么作用？在更加虚无主义的时代，如何还有根本恶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彻底和高妙之处：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或者无根的，就不必有什么良知的自我判决了，最终一切都是无所谓的，而且任何的追问缘由都是可笑的。这是荒唐的开始。荒唐本来不是什么善恶，是超善恶的，我们这个文化其实是超善恶的。
但是，还是有着恶的问题，甚至有着根本恶！因为，根本恶在于：不仅仅是麻木和无所谓，而是面对此荒唐的处境，一起陷入遗忘和没有能力反思，或者说，通过秘密的交换，我们进入一个告密的普遍背叛社会，直到成为例外的荒唐状态，我们还无力进行反省，还无法走出荒唐，这就是恶，这就是最为平庸的恶。
如果不用阿伦特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这是“荒唐之恶”！这是恶的荒唐，以至于恶都不是恶了，失去了恶本身之狰狞的面孔，这也是与我们这个文化其实并不反思恶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更加看重吉凶祸福，而不追求真理和正义，这本来并不是文化好坏高低的评价标准所能解决和判决的，但是，在这个文化内部，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因为荒唐导致了对生命的迫害，因为以秘密为手段来迫害生命，就构成了恶！
对荒唐之恶的反思，仅仅是我们现在找到的一个出口而已：原先，我们大家都在荒唐的铁屋子里（借鲁迅先生的比喻），我们都根本看不到外面，外面的也无法知道我们里面的存在境况。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一些外面的光线，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外面有什么，这个打开的窗口就是我们现在要反思的荒唐之恶。尽管荒唐本身是中性的生命存在境况，并不是恶，但一旦在荒唐中迫害生命，导致生命的相互伤害，就是恶，是根本恶。
这就是我们去反思文化大革命所处的本体论上的最大困境：我们似乎都知道文革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背叛，背叛了自己的自我和理想，背叛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背叛了生命存活本身的基本原则，我们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因为我们都在泄密，都在告密，都把本来不该说的事情或者把不是秘密的都说成是秘密，因为只有说出秘密才是忠诚的标志，那就以更多的秘密来交换吧！那就滋生秘密吧！这就是荒唐的开始，本来不是秘密，现在因为存活的压力，为了表达奴才一样的忠心，一切都成为了秘密，把一切的一切都监控起来，或者以主子的监控眼神把自己的一切都监控起来。
在这里，不是体现了某种最初的伦理和宗教吗？我们如何可能走出来？走出一个荒唐的时代处境？既然我们都在里面，如何可以找到一个外在的拯救力量？
文革的揭秘社会，有一个最大的盲点：就是最高权力者，偶像化的被崇拜者，却不可能自我揭发，他也不会自我反省，他的行为不可能被告密，如果有人去揭发他，那是死路一条。这是恶的根源：如果一切都可以揭示，这是科学和理性的启蒙——启蒙就是把一切都照亮！因此，信奉启蒙的康德看到了人性的根本恶和人心的败坏！但是，现在，有一个偶像的秘密不可揭示，其他人的秘密都必须被揭示！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当前反思文人和知识分子告密的一个巨大难堪之处：无论是幸存的有着文革记忆的知识分子，还是现在要反思文革告密现象的知识分子，却还是在继续自我伤害，彼此伤害。在很多人看来，章诒和先生与其他知识分子围绕黄苗子事件争论所体现出来的困境，依然还是知识分子继续在彼此揭发，并没有触动根本的极限。而那个导致迫害的偶像呢？那些属于偶像的秘密呢？依然还是被意识形态或者党国严密封存着！因此，千万不要与德国统一之后对东德的档案解密对比，那几乎是针对所有人的解密，可我们当前的中国，被解密的、再次被揭发的却还是少数知识分子，其实对于那个文革时代，也许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在彼此揭发和告密，告密的例外成为了常态，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为何还要再次揭开这些已经过去的伤疤和创伤呢？这不是让我们再次回到了文革的记忆吗？如同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记忆和表现的悖论——对暴力的记忆和表现是再次肯定了原初暴力的合法性以及强化着暴力的梦魇。但是，在这里，有着一个根本的真相还没有被揭示，那就是发起暴力的那个偶像，以及这个偶像建构的整个机制，却一直没有被允许揭示！没有被彻底反省！即，在这里，只有被迫害者，彼此揭发的告密者们，在相互折磨，重新经验荒唐的岁月，而导致秘密迫害的始作俑者却一直没有被揭示，他们的档案也没有被解密！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当前这些争论的局限和问题，章诒和先生无疑有着反思的彻底性：“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也深刻揭示出了告密的制度根源：“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剪除异己，以巩固统治。”但是，还有待根本揭示出秘密运作机制和偶像崇拜的根源，在生命政治上，章诒和先生被亲情的血情之情所限制，对此荒唐之恶没有深入揭示，无法上升到更加普遍的高度，容易落入私人泄愤的口实和咀嚼伤口的自我折磨之中，而且，如何既要回到过去又要从过去摆脱出来，这可能与宽恕有关，如同德里达对宽恕的无条件性和有条件性的绝境思考，宽恕一直作为前提却无法施行，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聂绀弩是何许人也？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了。这位命运多舛的未竟天才，早年投身黄埔，后又弃枪持笔，被誉为鲁迅之后杂文第一人，其旧体诗更被视为“千年诗歌传统中的天外彗星”。他是一名天生的自由主义者，其性情恰如鲁迅所说“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虽然是一名参加过“左联”的老资格作家，但其性格难以见容于1949年之后道路以目的“新社会”。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运动再到文革，每次他都在风口浪尖上，被发配到北大荒及关入监狱，前前后后达二十多年，还因为作诗攻击伟大领袖，差点被判处死刑。在去世前夕，聂绀弩对守候在床边的妻子周颖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钟敬文《怀聂绀弩》有诗：“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堪称其悲怆一生的写照。
二十多年前去世的聂绀弩，如今再度引起公众的关注，是因为政法工作者寓真整理发表了触目惊心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随即作家章诒和又发表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直指另一文化老人黄苗子为告密者之一。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聂黄事件”遂成为近期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热点。有人愤怒谴责黄苗子之“道貌岸然”，有人继续挖掘其他告密者的材料，有人赞扬章诒和揭露真相的勇气，有人则呼吁放过已经卧床不起的黄苗子，更有人以黄苗子曾经促成毛泽东的《沁园春》的发表以及为四川大地震捐款等事迹为其辩诬⋯⋯关于真相与细节，关于记忆与遗忘，关于忏悔与不忏悔，关于宽容与不宽容，关于时代的限制与个人的责任，剪不断，理还乱。
中国人真是活得太苦了，如同聂绀弩临终时发出的那声叹息。可是，一个蜜橘能让他尝到生命的甘甜吗？不能。聂绀弩是在内心充满苦毒中死去的。在人生的终点，只有漆黑的死亡与绝望，而没有明亮的安慰与希望。这不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吗？章诒和在文章中说：“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是啊，谁没有生活在阴影里呢？
这场“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让我想起了匈牙利作家艾斯哈特兹•彼得的一段切肤之痛。翻译家余泽民在《欧洲后现代文学的传奇贵族——艾斯哈特兹•彼得及其作品》一文中，介绍了彼得于2000年出版的杰作《在天堂的和谐》。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多条线索在历史的尘烟中寻找、回忆、接近、了解自己的父亲。用作家的话来说，这不仅是一部“家族小说”，更是一部“父子小说”，他将个体的命运放到家族、国家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层层剥解，放大观察，深情地回忆、追寻、辨认、拥抱、赞颂了在共产政权下曾遭放逐、沦为瓜农、屡受迫害的父亲。评论家勃姆比茨•阿提拉指出：“《在天堂的和谐》是一部和谐之书、理解之书、和平之书。在事物之间、世界之间、语句之间，在真实与虚假、历史与故事、小说与书之间，在两个（或多个）人之间，在父亲与父亲之间，在儿子与儿子之间，在父亲与儿子之间，缔造出充满和谐的友好关系。这部书有圣灵的工作。重新读一遍第二部分，你会知道，什么是父亲的责任，或者说，什么是儿子的责任。一个这样的男人：含辛茹苦，排忧解难，辛苦持家，分享忧乐。能够从容应付世上的一切。”读者也普遍认为，作家刻画出了人类最真挚、最复杂、最浓厚、最永恒的父子情。
然而，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却意想不到地破碎了。近年来，匈牙利政府解密了专制时期的一部分绝密文件，披露了不少人曾充当政府情报员的历史污点。彼得委托在历史档案所工作的朋友帮他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的黑材料，“即使不为澄清过去，也出于市民的民主责任，表示对过去的关注。”2000年1月28日，《在天堂的和谐》一书刚刚出版，他便来到档案馆。他发现，接待他的工作人员神色拘谨而惶恐，奇怪地建议他最好不要翻阅这些档案材料。
彼得坚持亲自阅读自己和家人的档案。打开厚厚的档案袋，他立即明白了：眼前的东西意味着什么！“我看到的东西令我难以置信。我迅速合上，因为我的手开始发抖。现在我该怎么办。好像是在做梦。我马上就要晕倒，只有昏厥可以解决一切。或者我从紧闭的窗户跳出，逃之夭夭。”卷宗里，他看到遭当事人举报的熟悉名字，其中有一大堆姓艾斯的，还有他舅舅。“索引总计150条，375页，结束日期为1965年8月9日。”写这些告密信的是一名1957年3月被内务部招募、代号“查纳迪”的秘密情报员。
“看完这个卷宗我感到面红耳赤，头晕目眩。我第一次知道身体竟会产生这种生理反应。”原来，此人正是他一向尊敬、人格完美的父亲马加什伯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前一部书里刻画的那位正直善良、有着高贵自尊的父亲，竟然是一个向迫害自己家族的政府告密的陌生人！
震惊之余，彼得又做了一次时间的逆行，撰写了第二部家族小说——《修改版本》，并于2002年出版。他在书里抄录了大量资料，怀着莫大的痛楚和作家的良心诚实披露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看到父亲的手迹，我那么喜爱的字体，感到针扎式的刺痛。这是我曾经（而且依旧）为之骄傲的字体。关于字体的主人，我有许多话要说⋯⋯”彼得在第一部书里看到的父亲的从容和自尊，是以第二部书里披露的卑躬苟活为代价的。从崇敬父亲到揭露父亲，从颂扬父子之爱到颠覆这种虚假之爱，这需要作家莫大的勇气与良知。彼得认为，作为一名以探究真相和真理为己任的作家，自己必须这样做。而且，这也是让下一代人不再生活在阴影之下的惟一办法。如今的匈牙利，档案被公开，昔日迫害过人民的秘密警察被禁止担任任何公职，转型正义基本得到实现。在此基础上，宽容与和解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聂黄事件”与之相似——只是背景不同，中国还未展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信仰和基本价值的转型，更遑论转型正义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讨论此事件，更为困难，更有“难言之隐”。实际上，“告密事件”不只是关涉到聂黄两名当事人的私人事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背后牵扯的是当今中国的关键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使得告密成为人的本能、责任乃至光荣呢？告密的行为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告密的文化是如何一步步侵蚀我们外部的社会关系和最为隐私的家庭关系的？进而言之，它更是一个价值和信仰事件，它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正义的思考与展望：在过去的那些年月里，人类的良心和尊严是怎样一点点地泯灭的？是何种扭曲的、邪恶的价值与信仰，让人们如同蛆虫一样在告密的酱缸中苟活？今天，在被污染的、有毒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彻底斩断这种毒性在我们身上的遗传，重新恢复上帝创造之初人类美好、良善和高贵的一面，进而重建一个以爱与宽恕为价值基础的共同体，并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今天中国的执政者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就是“稳定”，在他们心目中，“稳定”早已比“共产主义”更加重要。是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但是，真正的稳定难道可以通过不公与不义、暴力与谎言、告密与压迫来实现吗？如此“稳定”，如同在沙滩上修筑房屋，而非在磐石上建立堡垒。经过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和后三十年的拜金主义的戕害，我们的社会已经千疮百孔。在我们这里，政治正如霍布斯所云，是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当局视人民若仇敌，人民视当局若仇敌。不仅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伤痕累累，最基本的信任已经破裂了：当我们在街上看到乞丐的时候，会不假思索地作出判断：“他是假装的。”当我们经过车祸现场的时候，不会停下来施救，若干施救者被当作肇事者的先例让我们裹足不前。当某个富豪宣布捐出善款的时候，我们会先打上一个问号，因为“裸捐门”事件层出不穷。当民工以跳河的手段来讨要薪水的时候，有人冲过去将其推下去，并因而获得满堂喝彩。这样的社会怎能有稳定，怎能有平安？
“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可是，加害者拒绝忏悔，受害者怨气冲天，那么多硬着颈项的人根本不愿回转过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公民群体经过了深深的破碎之后必须加以重建的社会，而这种重建应当从个体的医治开始，从心灵的修复开始，从价值观的转换开始。因为，这一切如果不先行完成，即便政治变革迅猛展开，中国在形制上拥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与宪政，中国人的生活依然不能由“苦”变“甜”。美国神学家施维尔（Donald W. Shriver Jr.）在《敌人伦理》一书中指出，“宽恕并忘记”往往是句误导人的格言；“追忆并悔改”和“追忆并宽恕”才是恢复政治健全更好的方针。他认为，一个社会要走向政治健全，要由暴政肆虐、自相残害的咒诅之地变成以公平公义为根基的坚定稳固之国，要经历四个过程。这一历程恰恰是走在山坳上的中国所必须经历的，而基督教的价值在其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实现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让宗教团体积极参与个人、族群和阶层间的“疗伤”工作。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一步是：当受害者放弃报复，加害者不再宣称自己无辜时，宽恕便会开始。他认为，宽恕的存在，是由于有一段创伤的过去，同时也由于有“和解的视域”。宽恕与和解应当是一对平衡的概念，不可偏废某一边：“如果为了和解的缘故，轻视过去的不义，便是对受害者伤口的再次伤害；而为了过去不义的缘故，轻看将来和解的重要，便是给社会本身留下一个伤口。除非正义与对和解的期望可以同步迈向将来，否则社会也只会重回失忆的旧路，助长人们复仇的欲念。”
此次“聂黄事件”亦应本着此一原则来处理：我们要将心比心地体察受害者及其后人的创伤，不仅聂绀弩本人付出了失去自由二十多年并受尽折磨的代价，聂家还有一个女儿受到父亲的牵连而自杀，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不是轻松地说句“向前看”就可以翻过历史的这一页。同时，我们也要面对这样的事实：黄苗子已经卧病在床，失去知觉。即便报复，亦无从下手；即便让其身败名裂，亦于事无补。我们当然要指证罪恶，但不能自以为义地扔出那块耶稣所说的只有无罪的人才能扔的石头；我们要以和解为愿景，而非以报复为志向。所以，此一事件的揭露，不是让更多类似的告密者惶惶不可终日，而是让更多的同胞走出阴影、拥抱阳光。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二步是：要有政治悔改，重要的是，先要公开过去罪行史实的真相；不过，为要公开事实真相，并达成某种程度的宽恕，须本于大众对和解的期待。那么，公开过去的真相，是否必然促进和解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究竟真相是作为武器，继续缉拿你身边的人；还是用真相来收拾公众环境中过去的残骸，好预备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施维尔教授强调说：“如果这个过程是要达到后一目标的话，便一定要帮助受害者和加害者各自在心中滋生出一些新感觉，这些感觉当然不是‘同情’或‘歉疚’，而是‘同理心’。”
以此来衡量“聂黄事件”，重点便不在于探讨黄苗子当年的告密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无心还是有意，是邀功请赏还是迫不得已。当时的种种情状，任何人都无法复原，即便当事人都还健在，其回忆仍然会可能出现“罗生门”式的差异。故而，无论是受害方，还是加害方，当然要竭尽所能地公开真相，但公开真相的目的不是将伤口扩大，不是推诿责任，而是使得公众有足够的耐心和理性来接受真相，培养一种“讲述真相光荣，掩盖事实可耻”的公共舆论氛围，并由此一点点地扩大人们的“同理心”。在此氛围下，加害者说出真相亦无须感到恐惧战兢。这里所说的“同理心”，不是廉价的“同情心”，而是经过理性的思考，对自身的局限和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之后所形成的“共识”，它是构造一种团契式的社会的心理基础。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三步是：从前互相为敌的人彼此容忍，悔改并说出真相，进而生出一份同理心时，便有助于宽恕的进展。他特别指出：“我们全都有与别人联手向自己的邻舍作出十恶不赦之事的倾向：基督教若有任何礼物要送给政治学，这关乎我们人性的真理应是其中之一。”所以，需要对立各方共同努力，停止对任何一方（包括加害方）的“妖魔化”或“非人化”。如果行恶者和受害者要恢复邻舍与公民的关系时，便必须看待行恶者也是我们人类的一分子——这是宽恕在政治中希望达到的目标。
当“聂黄事件”成为一个焦点新闻之后，中国人惯有的道德洁癖又爆发了，过去颇有清誉、公共形象较佳的黄苗子，一夜之间成为被人不齿的  “小人”。公众在向黄苗子吐唾沫时，很少反求诸己，认识到“我也是黄苗子”。其实，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上一次政治运动中的加害者，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则很有可能转化为受害者。所以，“容忍”是“宽恕”的开始。过去，我也是吐唾沫的人中的一员，后来在走向信仰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在原罪的意义上，我与那些被示众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我对余秋雨的批评是在这段时期开始的，我的第一篇批评文章名为《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而第二篇批评文章则名为《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从“你”到“我们”，可以看出信仰对我的人生和写作的改变。
施维尔教授提出的第四步是：从宽恕到补偿。金钱和公开道歉都不能叫人起死回生，但这些象征性的举动，能够带给政治罪行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后代莫大的医治，叫他们更容易去深思宽恕的观念，最低限度，也使得受害者更愿意与加害者和他们的后代同享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认错是良药，而物质补偿可以加添几分正义。在这个原则下，如果是国家、政党、族群或阶层的群体性的罪过，便可由一名代表性人物出面公开道歉并承诺赔偿。如德国总理勃兰特向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跪，德国政府也成立赔偿基金；又如美国总统老布什公开承认二战期间囚禁日裔美国人的错误，并宣布美国政府向每个受害者赔偿两万美元，美国司法部长桑伯格跪在一名最年长的当事人伊托的面前，向这名坐在轮椅上的107岁的老人呈上支票并道歉说：“美国最终也承认错误，这并没有损及自己的正直，反而巩固了国家忠于宪法和人民的真诚。”而如果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恩怨，亦可以按照类似的方法来处理。
以“聂黄事件”而论，久病在床的黄苗子不可能在诉说真相、道歉或赔偿等方面有所作为了，我们对此深表遗憾，但亦不必过于苛求。更需要我们去努力的是，促进当权者的公开道歉及国家赔偿。就像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向二•二八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当局亦成立二•二八基金会并设立二•二八纪念馆一样；今天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也应当及早向历次政治运动中受伤害的同胞及家属公开道歉，并制定国家赔偿的法律，迅速加以落实。六十年来的冤情淤塞太久太多了，冤情倘若转变为戾气，戾气再转变为新一轮的暴力冲突，则和解、和谐与和平难于上青天。转型正义的工作，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便展开；否则，改革一旦启动，转型正义便很容易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和滞后的领域；而转型正义如果滞后甚至缺失，对未来的民主宪政而言，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隐患。
倘若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维度上审视“聂黄事件”乃至整个当代中国的告密史、迫害史、冤狱史，我们不仅可以在此看到人类罪恶的深渊，见识到我们实在可以有多么堕落；更将发现，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苦难之后，人类仍然可以战胜仇恨与报复，进入美善之境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可以活出图图大主教所描述的那种状态来：“神造我们是为美善，神造我们是为爱，神造我们是为友谊，神造我们是为宽恕，神造我们是为一切你我都知道的美丽事物。”若能如此，我们所收获的将是真相的揭示、宽恕的实现、和解的达成以及一个敬虔的、爱神亦爱人的、受到上帝祝福的国家。
2009年8月3日初稿，6日定稿

我们常常提到基督徒要作光作盐，但对于历史上中国基督徒如何成为那个时代的光与盐，限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往往知之甚少，也就无法传扬他们的见证，鼓励今日的信徒。感谢神！中国基督徒见证集《光与盐》得以在中国正式出版。第一卷介绍了1850—1950年期间，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10位基督徒的见证。
香港宣道神学院的余院长读过该书后很激动，专门给我写信说：“《光与盐》一书写得不错，这正是今天中国教会需要看的书。这些信仰先辈在社会公益事工中为神作了美好的见证。”
基督徒开办的某学校的张姊妹感慨地告诉我：“我们学校才办了4年，就有很多弟兄姊妹从全国各个地方来学习我们的办学经验。但我自己知道，我们才刚刚开始，还有许许多多不足。而书中这些20世纪上半叶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实践和总结。我想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5•12之后，一位参加灾区志愿工作的来自深圳的弟兄和我分享他的感受说，他几年来一直配合香港和海外的一些机构从事社会公益工作，深感自己的事工还处在起步和业余的阶段。但这次在灾区，和国内没有做过公益事业的志愿者的工作能力相比，他的事工已经显得很专业了。
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了，当代的中国基督徒投身于社会公益事工的心志， 他们领受神的呼召，立志要在这一领域拓展神国度的影响。《光与盐》向我们讲述的正是20世纪初十位信仰先辈开展社会事工的荣耀见证。
中国的基督徒很少有人了解20世纪初中国基督徒的社会事工，曾以其专业程度、深度和广度，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让千千万万的人从他们的工作中实实在在地受益。而他们用生命活出来的见证，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这些后辈认真地学习和继承：

容闳（1828—1912），中国第一个海外留学生。在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他立下宏愿：

“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好处。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这将成为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这是一个像马礼逊那样成熟、老练的中国基督徒，不轻易下决心，一旦下定决心就坚定不移。为了实现帮助中国孩子接受西方教育的理想，他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地奋斗了16年，终于在1873年，破天荒地带领30个中国幼童去美国学习。这些孩子中就有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和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

石美玉（1873—1954），作为第一批接受西方培训的中国女医生之一，她激励了更多的中国女子进入西医领域。她也是中国西医中最早制订计划把现代医疗服务引入农村的人。
和南丁格尔一样，石美玉特别注重医生在帮助病人方面的专业技能和委身：石美玉认为，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比金钱更重要。1913年，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资金和设备是重要的，但是，任何教会机构能否高效运作，吸引训练有素的同工从事这项工作是更关键的因素。（《光与盐》，59页）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中国推广西医，他们将重点放在城市，石美玉担任院长的医院则向完全接触不到西医的农村派送护士，从而挽救了许多中国百姓的生命。
石美玉不仅在职场和社会事工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在捍卫福音真理上，同样表现得很出色：她坚决拒绝那个时代流行的“现代派神学”。
1928年，国民党当局下令，所有教会学校的宗教课只能是选修课，不能是必修课，否则不予注册。石美玉坚决反对，认为教会学校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在课程中传讲基督教教义。由于她的坚持，她所在的学校一直把圣经作为必修课。
石美玉这样和别人分享她终生为之奋斗的医疗事业：

“对主充满信心和爱，将这项舍己的工作作为她们毕生的事业；她们不图任何回报和奖励，只求自己所做的蒙主悦纳。”

梅贻琦（1889—1962），“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的真正作者。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1946年任西南联大校长。时人这样评价说：“梅贻琦凭借高超的智慧和领导力帮助清华度过混乱的30年代，在日本大举侵华的前夜，清华大学被誉为中国北方唯一可以找到‘一张平静书桌的地方’。又帮助中国最好的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度过了战乱的40年代。”
梅贻琦用行动践行自己关于“大学是大师之谓也”的理想，在战乱中团结、保护了中华民族的一大批知识精英，保存和培养了许许多多将来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只要看看下面这些名字就足以让我们激动不已：梁思成、吴晗、周培源、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

晏阳初（1890—1990），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的骄傲，很可能直到现在为止都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中国人之一。晏阳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说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是那样适用：

“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
“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医心病，非请神医不可。换说起来：医心病非由宗教不可。”

晏阳初是践行耶稣爱的教导的典范。作为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完全可以坐在书斋里空言，但他深知“因信称义”的奥秘是信与行的合一。就一个基督徒怎样帮助邻舍，如何在社会上作盐作光而言，晏阳初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从美国回来后，他身体力行，带上老婆孩子，到农村生活，倡导博士下乡，开展平民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这样预测将来：

“平民教育和社会重建在战后将成为世界潮流。我在美国阅历越多，越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基础不是专家和学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的平民大众。”
由于20世纪中国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先辈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一些人反倒习惯于用充满偏见和傲慢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苛求他们。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他们身上确实存在那个时代带给他们的局限，他们生命中也有软弱，甚至错谬。然而，若非神的恩典，我们又有哪一个人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
以那个时代的华中大学（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有“北赵南韦”（赵，指赵紫宸）之称的韦卓民博士为例，很多基督徒朋友批评他的观点有过分迎合之嫌，且有许多偏颇和错误之处。然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最艰难的时期，他的好友都为他做见证说：韦卓民从没有放弃信仰，他终其一生都坚定持守基督信仰。
2008年5•12四川的地震，促使中国基督徒走出教会的围墙，看到社会事工的必要性，对在社会上作光与盐有了热心。但是当大家开始这方面服侍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表现是那样业余，那样缺乏经验和准备。这一点都不奇怪，当一项新的事工起步时，往往如此。当许许多多基督徒开始了解和考察他们所景仰的南丁格尔、史怀哲、柏格理的属灵事工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志愿者开始把目光投向那些和自己有着共同血缘和文化传统的属灵前辈：晏阳初、唐国安、吴贻芳⋯⋯
主允许我们在工作中经历失败，鼓励我们在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成长和成熟。我自己很赞同金观涛老师最近的一个观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尚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同样地，中国社会的福音化也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基督徒不懈努力，将接力棒传递下去。
在谦卑地读过 《光与盐》之后，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是：感谢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使我们在宣教事工、社会事工的拓展上仰望神大能的作为。《光与盐》中属灵前辈全身奉献的心志和大有果效的事工成为我们今天的激励，让我们摒弃隐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傲慢和偏见，在谦卑中学习我们先辈好的经验，超越他们的局限和偏差。在宣教事工、社会事工和文化事工的拓展上，我们今天并不是回到起点，从零开始，我们乃是发掘脚下的黄金，踩着属灵先辈的足迹，像他们那样在这个世代作光作盐，让神的国度彰显在这个世界。 荣耀归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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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引用部分摘自《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