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少年面临的主要困扰问题
根据不同调查取样情况，我们这里界定的中国青少年，一般是指在校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没有包括辍学的初中生、没有继续高中学业以及 75%没有进入大学深造的同龄人。
根据笔者的研究与观察，今日中国青少年问题可以分为：自我问题、人际问题和其他问题三类。
第一类自我问题包括：
个人情绪方面的困扰
有研究显示，61% 以上的学生承认自己情绪不良，55% 以上的学生承认自己适应不良。40% 左右的青少年在某个时期，由于日常压力、激素水平波动和人际关系因素，而出现抑郁情绪，约 5%—6% 的青少年会发展为抑郁综合症。而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大约有 15% 会采取自杀行为 。中国每年约有 25万青少年自杀死亡，在 15—34 岁年龄段人的各种死因中，自杀占首位。中国自杀率也是国际平均数的 2.3 倍，属于高自杀率国家 。
生与死人生意义的困扰
信仰缺失也是这一代年轻人的问题之一。有调查显示，47.7% 的青少年明确表示没有信仰，超过 1/4 的学生信仰共产主义，超过1/10的学生信仰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与此相关联，近年来大中学生因为失恋、学业失败、人际关系不和，及高考失利等原因，自杀的消息频传。
很多人以为这是他们面对生活种种压力的脆弱表现，殊不知，其背后核心的原因是所有人际关系破裂所导致的情感真空和失重状态，即人生没有了支撑。而信仰所表达的，正是人对人世绝望之后的另一种人生支撑与依托。如果连这一点也失去，人生就再无所依托，生和死已经没有分别，或者说虽生犹死，甚至可以说是生不如死。因此有调查显示，11.9% 的人对自杀表示可以理解，认为人总有绝望的时候。
个人性别方面的困扰
青少年在性别上经历的困扰主要体现在：
（1）一些学生的性别自我认同偏差，比如有的女生不接受自己的女性性别，有的男生不接受自己的男性性别。（2）部分女生从家庭或成长的社会环境中，遭受到较深的性别歧视与伤害，伤害的来源包括亲属和学校老师与同学。（3）预备就业过程中，女生所经历到的性别排斥与挫折感。有调查显示，认为中国就业机会上男女平等而没有性别歧视的人有 50.9%，而反对这一说法的人则达 49.1%。来自就业市场工作机会的实际性别限制，也的确证实了性别歧视的严酷事实。（4）女生在追求高学历过程中，所承受的婚恋压力与性别认同压力，比如大学里女博士被认为是男女之外的第三类人等。
第二类人际关系的问题包括：与异性交往方面的困扰学生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包括，爱情与友谊的界限，恋爱与婚姻的界限，恋爱后双方各自与异性关系的界限，恋人之间和朋友之间的信任等问题。
其中，问题较多地反映在，（1）两性关系上的封建认识与现代社会两性交往现实的冲突上，及其传统两性心理对现代人格的扭曲上。（2）性关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无知、盲从与伤害。一方面相当比例的人赞同婚前性行为，仅就中学生而言，已有 49.4%的人赞同婚前性行为是个人自由，而大学生中有 74.4% 到 90%的人认可婚前性行为。另一方面无论是自己失去童贞的人，还是没有失去童贞的人，都没有心理准备接受自己或者对方不是童贞之人。这就显示出赞同婚前性行为和实际接受婚前性行为之间的巨大落差。同时，不少女生是在担心失去爱的情况下，而妥协于男友性要求的。其中一部分女生要承受怀孕和流产的身心压力与伤害，严重者患抑郁症和妇科疾病，甚至终身不育。
与朋友交往方面的困扰
目前中国已有 7000 万独生子女人群，进入社会工作或大专院校就读。有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中，47.42% 的独生子女认为交往面虽广，但是知心朋友较少。无论是独生子女与否，他们接触最多的都只是室友；有不到 1/2（47%）的学生因为学习或工作关系而与异性有交往，另外 35% 的学生与异性没有什么交往 。
所以，不少大学生面临缺少朋友，和不知如何与人建立友谊的困扰，尤其是不知如何与异性建立友谊。他们因为情感缺失而缺乏学习动力，或者把感情寄托在狭隘的两性关系与恋爱上。
家庭方面的困扰
学生所面临的家庭方面困扰因素，包括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的健康、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其中家庭成员关系又涉及父母之间与亲子之间两种关系。   与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同步发生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中国的离婚率不断攀升，单亲家庭增多，许多调查显示了父母离婚对子女的负面影响。其中一项涵盖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是，59%的学生认为父母离异容易使孩子走上歧途，甚至犯罪；57% 的学生认为父母离婚会影响孩子对家庭和婚姻的看法；33.1% 的学生认为父母离婚会使孩子对父母产生怨恨；23.7% 的学生认为父母离婚会使孩子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来。
还有的学生父母虽然没有离异，但是关系不和，经常吵闹，甚至有家庭暴力，或者父（母）亲有婚外情，这些都给子女很多痛苦与困扰父母处理不好自己的问题，不仅照顾和保护不好自己的孩子，不能为之提供安全的家庭成长环境，更是给子女增添额外的情感负担和心灵伤害。
有专门针对下岗职工子女的社会调查显示，因父母下岗所导致的家庭经济困难和父母的精神压力，会有意无意地转嫁给子女，从而影响子女的学习并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可以说失业家庭也是出现问题少年的原因之一。
第三类其他的问题包括：
学业及前途方面的困扰这一代青少年的父母很多人都没有读过大学，他们并不了解现代教育的问题，比如选择专业和如何安排本科与读研究生时间，但是却要在这些问题上指挥和安排自己的孩子。这给不少的学生带来压力，也成为他们心理困扰的重要来源。关于就业问题，一方面由于封建等级思想的影响，中国在就业方面从地区到行业都比较信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说法，而缺乏现代的行业平等观念。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服务性新兴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生产性传统行业又趋于饱和，加上父辈们因为改革而失去的安全感转嫁到子女身上，因此出现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实状况与心理压力。   而过去社会主义保障体制所遗留的依赖心理还残留在父母心中，他们自视大学生属于国家负责的群体，还不能接受好自主就业和职业平等理念。更重要的是，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受到父辈期待的影响，在父辈眼里，上大学就意味着从政或者意味着高收入，也就是衣锦还乡和高人一等。父辈的期待与社会现实的差距构成许多学生的心理困扰。
沉溺于网络的困扰
2008年，中国网民总数已经突破 2亿。在网民中，35 岁以下用户的比例在 80% 到 91%之间，18—24 岁的用户比例最高，在 35% 到40%之间。   网络对青少年造成的困扰表现在两个方面：游戏与色情。有调查显示 3/5 以上的学生接触过色情，而大学生的接触比例高达97.1%。 其中渠道包括影视、漫画、网站与游戏等。另外，学生沉迷网络的现象比较严重，   其中包括最高学府里的大学生。仅从表面观察来讲，似乎这些都是外部社会因素和青少年自身自制力差的综合恶果。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与深入接触发现，这仍然与人际关系疏离有直接联系。
中国学生主要通过媒体网络获得性知识方面的有关资讯，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中国家庭中的性禁忌，和学校里的性教育匮乏， 以及封建思想仅从生物学上理解两性关系，不懂得从人类的友谊与心灵多个层面，进行广义的人类交往与心灵沟通的教育。   学校和家庭之中，缺乏关于人类性知识的健康和健全教育，学生没有渠道掌握正确的性知识和获得超过生物学，而包含人文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全面和广义的性教育，就只能从网络等渠道满足好奇心。同时，无知的尝试与危险也隐藏其中。有调查证实，大学退学学生中，80%是沉溺于网络所致。经济与心理不平等的困惑截止到 2007 年底，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 1, 437 万，这还没有计算低收入贫困人口及城市下岗接受救济的人群。改革之后，贫富差距拉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延伸到校园之中，学生的阶层差异在校园里已经出现。
来自农村和穷困家庭的学生心中，一方面承载着使父辈幸福的重任，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校园生活的经济窘境，面对纷纷预备出国的城市学生，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留学的选择，即使可以申请到留学奖学金，预备出国的各种费用也是他们难以承受的 。不少人因为家庭经济压力而要尽快进入工作岗位，即使是想在国内继续求学，或是想发展一些业余爱好，也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而放弃。他们原以为跳龙门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进入大学，却发现同学之间的经济及与之相关的能力落差，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

二、所有问题的核心是情感缺失
笔者认为，所有这些困扰青少年问题的核心是情感问题，准确地说是情感缺失，或者说是亲密人际关系缺失。众所周知，人最大的需要是爱，如同植物需要阳光和雨露。小孩子成长也是如此。一个人可以长大成人，可以独当一面，可以自主生活，前提也是因为获得足够的爱从而带来的成长和成熟。这种成长与成熟的标志，是他们可以独立和从容地面对生活与世界。上文提到青少年所面临的异性交往问题、110朋友交往问题以及家庭方面的问题，显然都是属于人际关系问题，也就是情感问题。同时他们所面临的自我问题，如情绪困扰、性别困扰和人生意义困扰，其根源也是人际关系问题所引起的自我问题，而不是孤立的自我问题。、正如人需要用镜子来认识自己的外貌，我们也需要以他人为镜来了解自我。从健康的人际关系中，照出的是健康且真实的自我；从扭曲的人际关系中折射出来的，也将是扭曲或虚假的自我，如同哈哈镜中的变形人。而第三类困扰学生的学业与前途、沉溺网络和经济与心理不平等等现象，归根结底也是人际关系与情感问题。前两类问题勿需证明，我们就会理解或认可这样的归因，而第三类问题则需要些说明。

首先，青少年在学业与前途上的困扰，笔者也认为是情感问题，这是因为并不是青少年自身真正担心学业与前途，而是他们的父母。有调查显示，48.5% 的学生认为父母只关心自己的学习成绩；87.3% 的父母承认自己最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
所以，很多学生担心学业与前途，背后的原因是担心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担心他们让父母失望，有的学生还担心如果自己学习不好了，就等于在父母眼里没有价值了。因此，青少年在学业与前途上的真正担忧，是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是父母对他们学业与前途的表现或结果所可能有的不接纳态度。
还有，因为学业与前途而导致的竞争，也容易伤害到学生们的同辈关系，了解友谊之于人生意义的人都知道，以友谊为代价的争竞与成功，的确导致了同辈友情蒙受损失与伤害。其次，青少年在经济与心理不平等上的困扰，所体现的是社会性关系问题，他们所真正关注的也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经济差异所可能导致的社会歧视和社会羞愧感，以及所带来的社会归属感受到损害。这种群体归属感也是人生存于社会所必需的社会接纳与认同。这方面情感的缺失容易导致人的孤立，以及自身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受损。
再者，近日青少年沉溺网络的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网吧，而是已经延伸到大学宿舍，包括最高学府一流学子中间。很多人认为这是年轻人缺乏自制的结果，是技术的罪恶。
是，根据笔者接触和协助一些网络上瘾者的经验，我发现，很多学生比我们成人想象111文化透视 得更有自制力，而他们沉迷网络很多情况下是缺乏亲密人际关系所致。他们遇到问题无处求教，或求教了却得不到适切的指导，于是，他们或者以网络作为排泄情绪的渠道，或者作为逃避问题的手段。而当他们得到合适的指导和情感支援，或者找到解决问题的信心与方法时，他们可以表现出超乎成人想象的毅力与速度，离开网络。
总之，无论人们对于青少年问题的原因有多少种归类、总结与解释，溯本求源之后，都会归结到情感缺失上：一定是生活中缺乏爱的人，才有那么多的问题！一定是成长中缺乏基本的亲密人际关系的人，才有那么多的痛苦！如果今天的青少年问题比较普遍的话，那我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全社会需要爱并缺乏爱，以至于青少年的问题不再是个别现象。历史上野蛮的政治斗争与残酷的经济匮乏，已经动摇了我们几千年的血缘亲密关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与利益追逐，还有社会流动与各种学业和事业的竞争，更是使得各种血缘与非血缘的情谊遭受重创。城市父母因为忙碌而忽视子女；农村父母因为外出打工而离家在外；学校里的竞争与排名，使得师生关系与同学关系都更趋于利益化和疏离化；封建意识也使两性间的友谊与爱情都倍受蹂躏与践踏，自我意识之觉醒与人性的无知，又使现代人的婚姻频频解体 …… 还有什么样的情感资源可以赋予人生活的力量与意义呢？
不是学业与就业的压力，可以压垮年轻的心灵；也不是经济的贫穷与网络的罪恶，可以吞食年轻的生命；正是爱的缺失，才使人感到生活困难重重，才使人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反之，面临同样的学业与就业问题，面临同样的经济压力与网络诱惑，那些幸运地在相对健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可以勇往直前，可以拒绝诱惑，可以失败了再站起来，可以一路高歌，可以踌躇满志。
三、解读青春倾诉，重整内心与人生
正是针对青少年所面临的问题核心──情感的缺失与关系的失落，有识之士在不同高校开始了尝试，他们着手为大学生设计和落实情感教育与生命教育的课程。
其中一些学生在接受了这类教育之后，写下了参加课程的真实感受和生命的改变。从他们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处的成长环境、他们成长中所面临的问题，也可以看到大学里的这些努力所带给他们的突破，以及这些努力的局限之处。
这些努力的局限，表现在学校教育时间上的短暂性和内容上的片面性导致针对年轻人问题的教育，无法持续和深入地进行；难以使学生得到终身性持续而全面的教导；难以使他们的整个生命彻底得到更新；难以使学生认识可以为他们提供这种终身性、持续而全面教导的天父上帝。但作为这些青春生命倾述的阅读者，我们可以尝试理解他们的苦恼，并反省成年人的心灵与生活，反省这个以成年人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从而思考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帮助年轻一代能更好地成长。
如果是还没有认识我们天上伟大造物主的人，很难想像他会有什么灵丹妙药来为今日陷入重重心灵困境的年轻人指点迷津。事实上，高到国家决策者，低到普通平民父母，都对今日中国青少年问题或者自己子女的问题感到无奈和束手无策，难以提出有力的方针政策，来应对今日中国青少年思想心灵中的种种问题。
然而，认识全能天父的人知道，在人难成的事，全知全能而又慈爱的主耶稣基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真正的爱只有从上帝而来，真正对爱之饥渴的满足，也只能来自于造物主上帝。因为正是这位被称为“爱”的天父，他在造人时将这份对爱的饥渴，放在了人的里面，他知道人一切的需要，他更是满足我们一切心灵所需的神，他借着圣经教导人如何爱，并借着圣灵使人能够学会接受并付出爱。
正是因为，人因着罪而与赐人生命的上帝天父隔离了，人与神的关系出现了偏差和破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才破碎，并陷入混乱与黑暗。
只有借着信，相信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拆除了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只有遵循圣经的教导，让神的话来引导和归正我们的生活与生命，让圣灵来日日更新我们的生命，哀哭才能变成喜乐，绝望才能变为盼望。让我们把中国的青少年问题交托在神的恩手之中，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所成长其中的家庭、学校与社会祷告，为左右他们的成长与生命历程的家长、老师与整个社会的父辈们祷告，恳请他们敞开心灵接受来自上帝的启示，接受来自慈爱天父的帮助，使他们确信神会开道路，神会从拯救青少年个人开始，而祝福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社会。
无论是痛不欲生的自我问题，还是矛盾丛生的人际关系问题；无论是学业前途的迷惑，还是色情网络的引诱；无论是巨大的经济落差，还是心理种种的不平 …… 人生一切的悲苦与狂乱，都只能在有着无限怜悯与公义的上帝天父怀里，得着真正的安息，他能擦干我们的眼泪。

1985年冬春之交，父亲从济南赶回江苏老家过年的第二天，母亲生下了我。好像我的出生，便是迎接这位年轻爸爸的新年礼物，细想当年，不觉很幸福。这一年之于这对夫妇唯一的孩子，是特别的；这一年之于众多同时诞生的生命，却也是极普通的。我就和那些生命一起，既特别又平凡地开始了成长之旅。
我和母亲在乡下生活了几年，后来父亲带我去济南上幼儿园，并在那里上了两年小学。由于户籍制度的缘故，父母当时一直两地分居，但感情甚笃，他们对婚姻的持守并带给我的这份完整的家庭之爱，是我现在时时感恩的。每当母亲来看我的时候，我总是最快乐的。母亲一来，我就忙不迭地告状，“爸爸知道你要来，这几天不洗衣服。”哎，真有些小没良心，妈妈不在的那么多天，难道不是爸爸洗的衣服吗？因为年幼，大部分时候我可以无知且快乐地分享老爸的“单身汉”的生活，半夜三更还兴致盎然用酒精炉烧咖啡，夏夜坐着单车逛逛济南城，在职工宿舍的大院里跟一群老少爷们儿看电视；但还是会想妈妈的，比如每当跟别的小朋友闹别扭，人家说你“没有妈妈”的时候；被爸爸管教心里委屈，躲在被窝里带着哭腔唱《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时候……，一方面是真的想妈妈我才唱的，另一方面却是故意气爸爸，——一个人管孩子真麻烦，辛苦父亲了。念小学的时候似乎比幼儿园自由了些，放学了一起劳动、写作业，然后一群人在厂区（父亲当时所在单位）疯玩。大部分父母都是双职工，小孩子们也都扮相统一地胸前除了红领巾，还有一串小钥匙。大家捉迷藏、跳皮筋、等爸爸妈妈下班。很多时间，我们都在一起，除了哪位同学父母有事不在家，被遗憾地锁在家里的时候。对这样可怜的同伴，我们也会待在他 / 她家门前，隔着门一块儿玩。无非是踢毽子，比谁的个数多，彼此对各自所报的个数也都相信。
班上有个女孩，父母离异。一次在她家玩，时间不早要回家。我站在楼梯半腰，她央求了好久，“别走，我会孤单的。”但我总得回家啊。我们都还是一年级的毛孩子，第一次听人说“孤单”，很书面，很特别，那安静的楼道以及她美丽的黑眼睛所传达的对我的挽留的眼神，仿佛带着我飘出现实。但在以后真真切切成长的日子里，每当觉得孤单时，就会想到那天的经历，一种对孤单的定义。倘若可以，就妄想可以跑回去，和那时的她在一起。
二年级时，母亲依然无望迁入济南，父亲只得调回江苏工作。姨父在县城一所重点小学教书，我就转入该校。在姨父家住了两年后，母亲进城租房照顾我。父亲工作在扬州，距离县城还有一两小时路程，大概两三周回来看我们一次。母亲很疼爱我，早晨我赖床不起，洗脸穿衣都是母亲抱着睡眼惺忪的我包办搞定。母亲没有考上大学，以及因此导致以后的困苦，我是知道的，母女连心。我习惯用好成绩为母亲“撑腰”，学习不失为生活的动力。而父亲以及两个叔叔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有时，他们又成为我的压力来源，达不到成绩顶峰的学习就是绵延整个学生时代的痛苦，仿佛看见自己一辈子翻不了身似的。我心疼母亲、心疼自己，也越来不懂得父亲教导的心意，和他一直又爱又恼地对立着。
初中在班上能考第一，进重点高中，而后也上了一本，每个阶段本不该那么不开心的。可我就是不满意，没有人能医治我这样的急功近利、好高骛远。也想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目标，可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目标是合理的呢？我满意的成绩，老师、父母会满意吗？他们不满意，会不会生气，会不会瞧不起我，不爱我？去问我的朋友答案吗？不，我们都在同样的问题里挣扎，也没有勇气去问。谁愿意面对失望的答案？那样，没有了爱，连挣扎的心思都会死的。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韩寒出现了，然后是对80后的归类和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讨论。而我们无暇顾及，如小市民般沉浸在分数里才是最紧迫和现实的生活啊。考上大学在这时已不算什么金字招牌，但考不上却依然是天塌了一般的灾难。也许是害怕丢面子，也许是担心自己不被爱，总之，考不上大学是不可想象的。
我考上了，可是依然无法对爱肯定，这是一种潜藏于内心的焦虑。顺境时岁月静好、一切安稳，逆境时便如惊弓之鸟、毫无平安。唯有换一种观念，才可以拯救自己不堪重负的心灵。
大学展示的是不同于以前的一个多元世界。纷繁的活动、社团、组织，学习不再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我不知不觉地迷上了唱歌，很后现代地将之奉为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既然任何观念、价值都是可以并存的，选一个让自己快乐的，不好吗？在这样的观念下，我的功课轻而易举地一落千丈。
有一学期，我重修好多专业课。学院要重修6学分以上的同学，寄一份“悲哀”的公函给父母，信件地址由学生自己填写。对一个素来喜欢写写信的人来说，真是难忘的经历。我很不好意思地在信封上写下父亲的名字。走出学院大楼，立刻打个电话给父亲，报告了这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免得二老收到信太突然晕厥过去。记不清父母后来对我说了什么，但总体应该是鼓励的。这件事令我单纯地为没有失去父母的爱欢天喜地起来。至于为了重修的煎熬焦头烂额又是后话。
我还是感到不开心：换个观念生活，这样的行为终究有些自欺欺人。真正的满足与平安怎会受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倘若如此，那这种平安会是我梦寐以求的岿然不动、亘古恒久的平安吗？总要有那么一种真正的平安与真正的满足相连，总要有一个终极稳定的价值与之相适……，寻找这份安宁，是我对父母之爱特别是父爱有了肯定答案后，又开始反复思量的事情。
假期回家的时候，母亲已因工伤在家，很久未愈。这对我真的是天塌了般的事情。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处在不稳定状态，现在因为母亲的状况我又多了份近乎恨的埋怨。我又无暇想着恨，母亲什么时候能好才是重要的，她要是好不了，我情愿和她一起去地狱。我想象的地狱是阴冷的，我和母亲一起，也许两个人就不那么冷了。虽然那时的我已经信仰基督，只是这个抉择似乎依然后现代味十足，仿佛是我想让内心安宁仓促给出的答案。
没几天，我的生日到了。似乎是第一次意识到要和父母一起过个生日。我和父亲出去逛街买衣服。那时的爱与恨真是有点孩子气，很浓烈又很容易消散。我问父亲，你愿不愿意信基督啊。父亲说，好啊好啊，有信仰非常好，我也想要个信仰，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说圣经是本好书了。我乐了，其实心里在想：好吧，那你就是我的弟兄，我便不能恨你了。这样很好！
欢欢喜喜回家，我又问了一下母亲愿不愿意信基督，她也答应了。于是和父母一起很传统地吃起生日面，谢饭时，就和父母一起做了祷告。因为从没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父亲边跟着祷告边忍不住笑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既然都已是弟兄姊妹，以后的相处就进入一种全新的领域了。
带着这份实在的欢乐与平安，我回到学校。之前一直痴迷唱歌，曾经马不停蹄地参加的合唱团生活、训练、比赛，如同过眼云烟，越发让人觉得虚空。我一直想拼完这学期，跟我的好朋友参加当年将在厦门举办的国际合唱艺术节，了件心愿再退团。然而合唱团的活动时间总是与礼拜时间冲突，令人心生不安。后来是牧者提议在教会——我们可爱的家里教教歌，并且教导我，基督徒不作礼拜不好。我就头也不回地离开合唱团，成了个有片小小服侍天地的姊妹了。这样的决定离不开神的引领，我始终认为：信仰既为生活的原则，原则是引导生活的理由，而生活却不能成为修改原则的借口。既然知道了正确的方向，就应该坚定走下去。困难、挣扎是免不了的，只要不放弃初衷，一切都可以得胜。或许有些说教，但更多的生活经历会使这个观点的内涵丰富起来的。正确的信仰值得如此。
大概这样的生活太幸福，初信不懂事的我在从小到大多次“恋爱未遂”后，胆大包天地开始了爱情生涯。不过实践否定了这个又一次体现着我以仓促为特色作出的选择。每一份感情怎样才算完满？分手时总归要为这样的问题伤神。可是再想想，男生女生交往是正常的，如果考虑到尊重彼此的成长，为着对方的好处而终止恋爱关系，相信是蒙神悦纳的。其实，在爱他之前，我明白什么是“他的好处”吗？我又是否预备好自己，为对方、为神负责呢？现在分手，即便不是爱情，但能学会从神的心意去爱自己、爱别人，也不失为真正使感情完满。
就这样，我所选择的信仰给了我越来越多的平安，也让我认识到这个信仰的真实意义。是他，是平安，拥抱了我的生命。基督信仰并
非众多选择中的一个可能选项，而是生命真意的必然归宿。 从家庭、每一点平凡的经历开始，使人对信仰有最鲜活的认识和实践。历世历代都有繁华富庶、潦倒落寞之时，一代又一代的遭遇或者不同，然而对信仰、对真理、对平安、对爱的需求却没有分别。

1975 年，我妈 18 岁。那年冬天，她第一次从卫生所背着医药箱去给人家看急诊。看了以后她束手无策，到连部给医院打电话求援，然后又赶回去。人家嫌她没用，连口水也没给她喝，连坐也没让她坐。病号是那家人的孩子，那年刚好也是18岁。看着所有人都围着那个孩子转，我妈很受委屈。忙完已是半夜，夜色漆黑，她一路哭回宿舍，想家、想父母。同住的一个上海知青比我妈大几岁，听她说完怎么回事以后笑着说：“你已经工作了，以后不会有人再像对孩子似地对你了！”听了这句话，就好像心里一个什么开关被拨了一下，她的心态立刻就转变过来，从此以后开始了承担的人生。而我18岁在干嘛？在十好几年磨一剑地准备高考；在“早恋”、失恋、然后把一切搞砸；在以各种看似极端、其实还是保守的任性跟现实死磕。至于那场“转变”，得到七、八年后才能完成。
80后的事，说来说去，就是一场拖拖拉拉的青春期。绚烂、暴力、敏感、无知又无畏、对成人世界怀疑并愤怒……以为自己是大人了，其实还是孩子。但是前几茬的人，不管是人为还是自觉，该过去的时候自然就过去了；而80后，尤其是独生子女们，由于一直没有承担过什么责任，所以到了二十几岁还长不大。可是青春早晚有一天会过去。事实上，青春马上就要过去了。所以应该停下来反思一下，想想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自我

在人生的头十几年的岁月里，大部分时候我每天一个人骑车上学、下学，路上跟自己说话；回家以后一个人写作业、看书、看电视、听磁带、发呆、胡思乱想；一个人独享父母的爱，同时也要一个人承担家里上上下下的期望、要求，以及家庭突变……从朋友（主要是同学）那里体会过分享的喜悦和陪伴的快乐，因而死死抓住它不放；然而孤独的气质早已渗透到了血液。
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每一次都赶上重建操场、盖新的教学楼；熟悉的街区成片成片地拆迁，童年的记忆几乎无迹可寻。搬家、转学、自行车被偷、隐私被侵犯、父母离异、失恋、从考场上被淘汰出局……当这些事越来越多地被经历时，“无力感”渐次升级。每次想要抓住点什么的时候，最后就发现只是一场空。于是彻底认清“我所拥有的只是自己”这个事实。为了让自己好受一些，就逼着自己习惯“失去”和“离开”，培养出一种与己无关的冷漠，以逃避越来越残酷的现实。
81年生人的网络作家水晶珠链，在她刚刚过完20岁时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人大多自我、孤独、浮躁，这是没办法的。因为时代播种这样一群人，让他们没有带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让他们不得不频频更换身边的人，以代替兄弟姐妹的陪伴。可这样毕竟少了去‘爱别人’这道程序。”就城乡差距、年代差距而言，80后没法一概而论；但是就广大的独生子女群体而言，水晶珠链所言无疑是事实。甚至这股孤绝的气质，或多或少也传染给了有兄弟姐妹的非独生子女。而最早在2001年的“诗江湖”网站上提出“80后”概念、后于2002年夏天编完《80后诗选》、2004年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的女作家春树也说：“在生活里，你应该继续高调而热烈地活着，因为看透了空虚才发现，表现率真的自我才是我最想做的。”
“自我”，给80后奠下了一切基调。在传统文化遭铲除之后，在伪信仰破产之后，在家庭瓦解之后，岸上只剩“自我”。于是它被赋予了神圣的价值。80后说：“我们的神就是我们自己。”而它的凸显，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它从未得到过真正的满足和认可。若干年后，同样是这个“自我”，因着它的分裂、空虚、懦弱、无用、暴戾、猜忌、仇恨、淫荡、自怜、迷茫等等，而让我深深厌恶自己、却又无能为力。

   物质
   80年代改革开放、90年代全球化，物质汹涌而入，欲望蠢蠢欲动。中国人猛然间被自己的“穷”雷到了，全民焦虑。或早或晚、或主动或被迫，每个人都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整个社会“看到小钱不要脸，看到大钱不要命”的面孔日益清晰。80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长大的。
从零食到动画片，从洋画到游戏机，从可口可乐到麦当劳，80后哪个也没落下；并且认准一件事，能让自己快乐的那个东西，叫做“钱”。从我们生下来，生命就被浸泡在物质里，造成填满的假象，而真实的需要被迅速毁尸灭迹。至今，众多的80后以为自己的幸福就在于拥有更多、更好的物质，而自己的不幸就在于没钱。五六十年代的人抓着一根“共产主义理想”救命稻草已经虚假得可以，80后死抱着不放的“物质消费”也好不到哪儿去。就像是一个人永远在吃，却永远也吃不饱，甚至越吃越饿。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然而80后已经习惯了物质的享受，彻底降服在消费文化面前。
物质是80后构筑海市蜃楼的积木——我们的身份认同建立于此、人际关系维系于此、精神世界消费于此，动了物质，就是动了我们的命脉；物质又是铸成80后焦虑的病根——同是二十出头的孩子，有的在教室里读书，有的骑着三轮车送水；同是奔三十的年轻人，有的房车齐全，有的连房租都付不起……如果说父辈们的挣扎是如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安身立命的话，今天80后所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如何在物质世界中谋求生存。拿北京来说，本市的没车没房很难娶上媳妇；外地的大学毕业生因没有本市户口而找不上工作，还要承受低收入、高房租的压力；那些没上过大学、来京务工的 文化透视 年轻人，则更是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从一无所有，到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什么都有，所受冲击之大、心理失衡之严重，难以想象。

父母

我敢说，在中国，没有哪一代父母像80后的父母这么爱自己的孩子。在新中国红旗下长大的这第一代，身上打着共产主义信仰的烙印，只懂得奉献，不懂得享受。他们有多少，就给了我们多少。但同时，读书的机会普遍被牺牲掉的这一代，比任何一代父母都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一方面是唯恐孩子再失去读书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弥补自己年轻时的“傻”，以及后来在“论资排辈”中惨遭淘汰所带给自己的严重失衡。对于农村户口的孩子来说，读书也是唯一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咒诅的出路。结果是，80后以一己之身承受了太多人过重的爱与过高的期望，反而脆弱，甚至于自暴自弃；而父母看到自己倾注了全部的爱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居然如此自私，心里不禁也拔凉拔凉的，只当养了一只白眼儿狼。最终，80后与父母之间，因着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无法沟通，造成至深的隔阂。他们的付出、他们的期待，我们都还不起，但我们还想走自己的路。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恨不得能像哪吒那样剜肉剔骨、还于父母，从此两不相欠，开始新生。
从记事起，就被教育要做“别人”——“你看人家怎样怎样，你看你！”经过常年被置于这种比较之下，“我不如别人”的想法，已经被一再放大、重播，根深蒂固地成为我意识的一部分了。所以80后的自我认知，永远停留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上，严重不自信。上《鲁豫有约》的时候，范冰冰被问到有什么事业上的野心之类（大意），她说她这么努力，只是为了向妈妈证明自己比她强。因为从小妈妈就一直说女儿如何如何不如自己。直到有一次，她给妈妈买了一座大房子，妈妈终于说：“你现在是比我强了。”
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学校，学习成绩就是划分你“成分”的唯一依据，是判断你好坏的绝对标准。这是由主流社会单一的价值观决定的。至于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被严格规定了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应该怎么做，名曰“为你好”。在这种家长、学校的双重专权下，80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在青少年时期遭到精神施暴的也比比皆是。对于这些遗留下来的“心灵划痕”，双方从未进行过有效的沟通、从而达成谅解。“代沟”的产生，跟年龄差距实在没有关系，而是双方都认为对方是不可理喻的，谁都不愿意迈出和解的一步。
不管怎样，父母们还是成功地把他们的价值观灌输给了下一代。不论80后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叛逆、多么嚣张，骨子里每个人其实已经深深地认同了“出人头地”、“赚钱第一”的主流价值观。我身边的很多同龄人，交朋友要看父母的眼色，换工作要征得父母的同意。从小到大走的是父母给预设好的人生路，直到现在上了班、结了婚，虽然生活上离开了父母，但人格上依然不独立——父母的意志丝丝缕缕地贯穿在自己要做的每一个决定之中；自己的价值只有通过父母认同的那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检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证明。

   叛逆
春树在《80后诗选》的前言中写了这样一段：“我们的反叛不是反叛，而是理所当然。我们本身就是叛逆。我们是没有理想、没有责任感、没有传统观念、没有道德的一代。所以我们比70后以及60后、50后、40后……更无所顾忌、更随心所欲。”
80 后是依靠直觉的一代，这种直觉常常促使我们探寻真相、追求自由。小时候我最反感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别跟别人说……就说……”每次我都抗议：“干嘛又让我撒谎？我偏那么说！”长大以后，心里常常有一种恨不得102撕碎一切粉饰太平的遮羞布的暴力倾向。每一代人的叛逆，都是对上一代人的映射。一“正”，必有一“反”。不管是红头发绿头发，还是未婚先孕、离家出走，都是为了挑战权威，为了顶撞、激怒这个虚伪的、世故的、充满了条条框框的成人世界。抛开那些负面影响不说，80后这一代的进步性就在于，有了自我意识。不仅有了自我意识，还敢于将真实公之于众。而“厚颜无耻”和“自己说得、别人说不得”是这枚硬币的另一面。
在年少无知的横冲直撞中，自己最后也弄得遍体鳞伤。青春期的能量如此巨大，总得有个发泄的出口。而此一种“叛逆”，说白了就是小朋友要糖吃，妈妈不给，于是坐在地上大哭大闹。表现形式很激烈，目的在于吸引注意力、宣泄不满，诉求是争取认同、然后被安抚。听起来很幼稚，可这是为了抵御被这个社会所同化、我们能做的唯一一点无力的反抗。只有在这些叛逆的行动中，个性才能在芸芸众生中得到一点彰显，主流之外的自我价值才能得到一点体现。
另一种是范冰冰那种“斗狠”似的叛逆——即为了摆脱父母的控制、社会的约束，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暗暗下定决心——“混不出来，毋宁死！”

偶像
   这是一个全民拜偶像的时代。80后因为从小没信仰，所以更是急于找到崇拜的对象，以填补内心巨大的空虚。除了消费文化中的各种符号，恒久占据80后内心的，是一个叫做“牛人”的人。因为自身脆弱，所以渴望“强大”。那些公认的偶像级人物，比如周杰伦、韩寒、乔布斯（苹果公司的掌门人）等，都是能力强、敢为天下先、大胆表达自我的人。谁的“自我”强大，咱就顶礼膜拜谁。
同样是因为没有信仰，80后轻易就让自己沉溺。烟、酒、性、网络、文字、音乐、电影、漫画、游戏、party等等，都是上瘾的对象。尽管仍是空虚，但装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装强。麻醉一会儿是一会儿。

   网络

汤绍源在《工具中性论》（见《教会》总第11期）一文中介绍了互联网和“网族群”。“‘网族群’（N-Geners）指的是 1999 年时，界于 2岁到22岁之间的群体。”这样一来，整个80后都囊括其中。文中指出了网族群“反中心、零散、失去主体而边缘化”的特点（陈韵琳语），也提出网族群“懂得分辨何为权威，以高批判能力去选择合适的数据、并将其化成可用的信息，操控了自己的前途，并慢慢地塑造将来”（Tapscott语）。比起这些，我认为网络给80后带来的最大影响，或者说福祉，是提供了一个表达的空间。尽管这一空间也并不那么自由。
今天80后的另一大焦虑来自于生存空间的狭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放眼望去，乌泱泱地全是人，出路何在？答案是，网络。它以最快的速度赋予了每一个人话语权，实现了“人以群分”。正是在网络上跟所结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交流，满足了很多人的情感需要，给了很多人往前走的力量和信心。正处在有很多东西需要表达的人生阶段的80后，在网上逞了口舌之快，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地表达。
网络不仅模塑了人们获得知识、交换信息以及娱乐的方式，还将“虚拟”深化到了社区的构建上。各种聊天室、论坛、即时聊天工具，规避了一切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会带来的实际摩擦。即便真是谈崩了，也可以一走了之，反正网上有的是地儿。而个人空间、博客、Facebook、Twitter，更是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多向式交流搭建了平台。像Second Life（第二人生）这样的三维页面网站，干脆直接以逼真的生活场景，吸引人们把在现实生活中赚的钱都花在这个虚拟社区里。
网络这种媒介，以它的即时性、匿名性、103文化透视 无所不包性，极大地助长了“自我中心”的表达和获取——有了网络，人们越来越难以忍受等待了；而网络又以它的色情内容、网络游戏、无穷无尽的电视剧等，成了滋生“自我耽溺”和供人逃避现实的另一温床。

   总结

80后如我者，曾经是个一面自我过分膨胀、一面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一面奋不顾身地追求自由、一面又被各样的事物所捆绑；一面极度需要被爱、一面又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人群疏离的矛盾体，人格严重分裂。我的生活因着各种变故而支离破碎，我的生命没有根；我以为我看透了上一代人的伪善和自欺，却没料到自己才是被消费文化和人本主义以一种更加潜移默化的方式给洗了脑；我有那么多的欲望，却不知道应该先满足哪一个；近在眼前的沉重历史让我压抑绝望，从中窥到的人性中的“恶”让我恐惧；死亡并不可怕，但是一想到它背后的“永恒”我就浑身发抖……如果不是我妈交代过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放弃生命”，如果不是我怕疼、怕黑、怕永恒，如果不是有一束大光照在了我这坐在死荫幽谷里的人身上……我现在一定不会坐在这里写这篇文章。
从罪性的角度看，80后跟前面任何一代没有任何不同；从需要被救赎的角度说，80后也与后面的任何一代无异。有所差别的，只是一些表象而已。80后只是罪的链条上的一环，是家庭树被咒诅之后所结出的又一代灵魂死亡的果实。他们亟需听福音!
对于80后的信徒群体来说，上述几个方面是我们信主后生命需要被神光照、医治、破碎、重整的地方。我们必须先经历与主同钉十字架，然后才能经历与他同复活。神不仅救我们，他还亲自养育我们。在原生家庭中所缺失、所扭曲的，他都会一一修复，将我们陶造成起初他造我们时的美好样式——只要我们肯把自己完全交在他的手中。在青春即将落幕的时刻，求主使我们与他的关系先恢复到“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好靠着他完成那一次蜕变，“破茧而出”，以一个更加成熟的生命去承担他给我们的托付。
随着神不断地把80后信主得救的人加给教会，如何体认他们的痛苦，帮助他们恢复跟自己、跟他人、跟权柄、跟环境的关系，完成生命的突破和重整，进而蒙神使用去得着更多失丧的灵魂，也是教会应当思考的。

在宗教改革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改教家像加尔文那样富有争议，既获得那么崇高的评价，又遭受那么多恶意的污蔑。对加尔文的正反两面的评价不仅在加尔文的时代是如此，而且直到现在依然如故。与加尔文同时代的苏格兰改教家诺克斯对加尔文赞赏有加，认为其治理下的日内瓦是“自使徒时代以来基督最完美的学校”（《改教家的神学思想》）。而博尔塞克 ·哲罗姆在 1577 年出版的一本加尔文传中，却把加尔文诋毁成一个无可救药的醉鬼、通奸者和同性恋者。现代的很多改革宗教会对加尔文及其神学思想推崇备至。但在文学界，20 世纪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小说《异端的权利》，则将加尔文描述成为一个冷酷无情地统治着日内瓦的暴君。而中国当代的很多基督徒对加尔文这个人，也可以说乐者有之，恶者亦有之。
其实，很多人对加尔文的理解都是片面的，对他的喜爱或厌恶，也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麦格拉思《加尔文传》一书则竭力为我们澄清这些误解，并帮助我们认识加尔文这个人、他的神学思想及其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
喜欢读故事书的人可能会对这本书失望，因为它并不是一本传记故事，而是一本思想评传。作者并不像其他传记作家那样为弥补历史空白，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添枝加叶，堆砌出一个一波三折的动人故事。而是用虽然不多，却确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去说话，力图为我们还原出一个历史中的“加尔文的一生”（此书的英文书名为A Life of John Calvin）及其思想。
《加尔文传》详尽叙述了加尔文从求学到立志成为一个人文主义学者，以及经历突如其来的转变，成为一个宗教改革运动家的生平事迹，其间也描述了加尔文在治理教会和执行教会纪律方面的改革措施，在改教过程中与其他改教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他与日内瓦市议会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展现了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并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凝结加尔文毕生心血的《基督教要义》。作者还探讨了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的关系，并着重阐发了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
关于塞尔维特
作者在讨论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时，花了很多笔墨评论与加尔文一生及身后的荣辱联系在一起的“塞尔维特事件”。
蒂莫西 · 乔治说，“多数基督徒，包括多数新教徒只知道他的两件事：他相信预定论，以及他将塞尔维特送上了火刑柱。这两件事都是真的，基于这两个事实，人们往往把加尔文描绘成新教的大审判官，日内瓦的暴君，以及一个阴郁、刻薄而无人性的人。”（《改教家的神学思想》）
麦格拉思为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一事争辩，他认为学者们没有关注德国在 1525 年农民战争失败、1534 年围困明斯特结束之后采取的大规模处决行动，或罗马天主教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所执行的残酷处决政策，而是大肆宣扬烧死塞尔维特一事，这发人深思。进而，麦格拉思提出在 16 世纪的社会，死刑是常见且合法的执法手段。“加尔文（及其同时代人）视异端之类的罪行，为很严重的罪，因此他默认判处异端分子死刑，这多少说明加尔文有其时代性，而不能说明他是悖逆时代标准的残暴的另类人物”（117 页）。麦格拉思认为学者们不批评其他人和组织的更为残忍的处决事件，而将矛头直指至多只是间接参与“塞尔维特事件”的加尔文，有失公允，并且对这些批评者的初衷表示质疑。
另外，麦格拉思指出，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市议会中没什么地位。加尔文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与日内瓦联系在一起，但是直到 1559 年12 月 25 日，他的名字才被载入前日内瓦共和国的自由民名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加尔文在日内瓦并不像一些诋毁加尔文的作家所称的那样具有影响力。正如麦格拉思所称，“他只能通过讲道、磋商以及其他形式的合法劝导间接影响日内瓦。尽管加尔文的道德权威有很大影响力，但是他缺乏民事审判权，缺乏强迫别人按照他的意愿行事的权力。加尔文可以也的确做了催促、劝诱、恳求；然而，他却无法发号施令。”（111 － 112 页）“对塞尔维特的审理、判决和执行（包括处决方式的选择），全部由市议会一手包办，而当时市议会正处在仇视加尔文的阶段。…… 为排斥加尔文参与此事，市议会彻底避开深受加尔文影响的正常教会惩戒工具——教会法庭。然而，事关重要的宗教争议，他们无法完全摆脱加尔文。他最初以间接的第一举报人身份参与此案。之后，加尔文又作了此案的神学专家证人。”（117 页）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中，加尔文曾试图将火刑改为更为仁慈一些的砍头，但市议会却不予理睬。
麦格拉思还指出，市议会之所以要处死塞尔维特，不仅仅是出于信仰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担心塞尔维特等异端分子可能对日内瓦脆弱的经济社会秩序带来致命的威胁。麦格拉思在总结“塞尔维特事件”时称，“可叹的是，每一个主要的基督教团体在追溯自己在 16 世纪的历史时，都会发现其操守记录上溅满鲜血。罗马天主教、信义宗、改革宗和圣公会都曾直接——或像加尔文一样间接地——宣判处决过他们自己的塞尔维特。公正地说，将加尔文单列出来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好像他是这股邪风的始作俑者或者特别有力的可耻支持者，而其同辈则大都思想开明，期望废除这一刑罚一样。”（120页）
那当代的基督徒该如何看待加尔文和“塞尔维特事件”的关系呢？
笔者认为，那种不假思索，便对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一事妄加指责的作法是不可取的，但同时，我们也应避免进入另外一个误区，即，因为加尔文对新教的重要影响，而对塞尔维特一事避而不谈，或者过分地为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一事辩护。博尔塞克和茨威格等人，对加尔文进行妖魔化固然不对，但过分地对加尔文进行美化，而陷入领袖崇拜也是很危险的。
蒂莫西 · 乔治称加尔文，“同时是罪人又是圣人”。作为改教领袖的加尔文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此也免不了会犯错。而作为一个生活在人类有限时空中的人，他又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因此，我们不能以现代的标准来要求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待已往的过错，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勇于面对。对自己进行深入的反思，并引以为戒，避免在未来重蹈覆辙。现今的时代，已经很少通过流血的方式来抵制异端。但是，对于基督教异端众多的当代中国来说，正确地面对“塞尔维特事件”，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加尔文主义
麦格拉思在书中区分了加尔文和以贝扎为代表的加尔文主义，提出加尔文主义不仅是受了加尔文的影响，而且还使用了其他神学和方法论方面的资源。作者认为“改革宗”一词比“加尔文主义者”更贴切，因为“改革宗”没有暗示完全依靠加尔文一个人。
作者指出加尔文在其一生的著述中，并没有打算建立一个神学系统。但加尔文主义者却发展出了一个以预定论为核心的逻辑严密的神学系统。
加尔文在其神学研究中，不太注重理性，“对神学采取归纳和分析的方法，关注耶稣基督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进而探究这一事件的含意”（212 页）。加尔文主义者贝扎却深受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采用演绎和综合的方法来发展基督教神学思想。
在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中，预定论只是作为其救赎教义的一个次要方面，主要是为了解释在传福音之后，人为什么有信与不信两种不同的反应。而在 1559 年版的《基督教要义》中，加尔文将探讨预定论的内容置于解释恩典教义之后，而没有放于探讨上帝的教义中。加尔文还强调预定论是属于上帝奥秘的范畴。
而贝扎却将预定论作为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原理，用演绎的方法，推导出这一原理对基督教其他诸多教义的影响。他认为上帝的命令是从参照预定论教义而确定的，如此，预定论成为核心教义，从而影响了其他教义，比如三位一体、基督神人二性论、因信称义、圣餐等教义。
加尔文本人从未说过基督仅为选民而死，而贝扎则受到两位意大利作家威尔米革立和赞基的影响，提出“有限的救赎”的教义。贝扎派虽然与阿米念在绝对双重预定论教义和有限救赎的逻辑推理上起了争论，却在后来的多特会议（1618 － 1619）中取胜，从而确立了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TULIP）。
虽然加尔文主义从加尔文得名，但其神学思想却与加尔文有很多不同。但这并不能说明加尔文主义者歪曲了加尔文的观点，我们只能说，加尔文主义吸纳了加尔文的思想，但同时也采取了其他作家的思想，加尔文主义思想是一个混合体，它具有各种神学源头。
加尔文主义这种博采众长的特点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意义。当代很多以“改革宗”来称呼自己的新教徒，在神学思想上很看重改革宗传统，而对其他神学传统比如天主教、信义宗甚至新派神学中的有益的神学思想，不假思索地一律拒之门外，岂不知发展出改革宗思想的“加尔文主义者”在创立其神学思想时，也借鉴了其他神学传统的思想。比如贝扎在对待预定论时，并没有像加尔文那样，将其作为救赎教义的一个次要方面，而是追随了天主教神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 · 阿奎那，将其作为有关上帝的一项教义来处理。现代的基督教非常强调宗派性，但对宗派身份的肯定并不等于“闭门造车”、“固步自封”，我们应该效法加尔文主义者，吸纳其他宗派中的一些有益的神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使改革宗的神学思想更能回应新的时代所提出的挑战。
关于新教工作伦理
正如《加尔文传》一书的副标题 A Study in the Shaping of Western Culture（中译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所揭示的那样，此书用了大量篇幅研究了加尔文对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加尔文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基督教本身，而且从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塑造了现代西方文化。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尔文提出了新教工作伦理。
很多基督徒在工作面前都有过这样的困惑。信主前，大家常常把工作视为实现个人价值和赚取金钱的手段，在单位努力进取，态度也很积极。然而信主之后，大家在工作上反而有点“不思进取”了。很多信徒把教会中的服侍看得比一切都重，认为只有这才是神圣的，而世上的工作是世俗的，不那么重要。因此工作都不那么卖力了，有些人甚至仅把工作视为谋生的手段，恨不得把工作以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教会里。一些人则很注重灵修生活，而不太注重日常的工作。他们甚至还从圣经里找到了根据，因为福音书里教导我们要作在主脚前静静听道的马利亚，而不要作为工作烦乱的马大。
那么，工作对于基督徒来说真的不再重要了吗？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工作伦理,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一疑惑。
麦格拉思在《加尔文传》中提出，“加尔文坚决主张上帝呼召每一个信徒在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服侍他，这点为工作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232 页）。加尔文认为基督徒不应该爱世界，但是由于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因此我们应该肯定它。基督徒应该怀着喜乐和感恩住在世界上，却不被世界所捆绑。并提出，“举凡信徒都奉召成就世俗事业”（《基督教要义》4.12.10，16）。加尔文也不太强调“静思生活”，他坚持认为基督徒的默想和祷告必须融入日常世俗生活的挂虑和事务之中，而不是与它们脱离。
加尔文主义强调预定论，人们可能会以为既然一切都出于上帝的预定，人就没必要对当前的世界投入多少，但是加尔文主义者的预定论观念实际上塑造了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麦格拉思说，“在理论层面上，预定论似乎鼓励人清静无为：既然一个人已蒙拣选，那为何还要费劲地主动有所行动呢？然而，预定论带来的果效却与此恰恰相反：为了确保自己已被拣选，人必须全心投身世界，在世上有合适的行动。”（241 页）“信徒只要遵守圣经的指引，积极参与世界上的事务，就能明确他的呼召，在他或她已蒙拣选的问题上有内心平安”（241页）。在加尔文主义者看来，工作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类活动中最值得称道的活动。“因此，工作被视为意义深长的属灵活动，又是对社会有益的祷告形式。工作同时融合身体和精神活动，透过工作，人既能履行造就社会的职责，也能获得得救的确据”（244页）。
加尔文及加尔文主义者的这种“新教工作伦理”影响了西方文明，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如麦格拉思所言“这种看法也为小人物的日常世俗活动赋予了新的意义”（244页）。而其对于当代的中国基督徒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工作观，走出教会与世界“圣－俗”二元对立的误区，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以及教会中的服侍，将职场作为我们的修道院，在其中服侍上帝，并操练我们的品格。

一、写作的历史背景
1533 年 11 月 1 日科普发表的讲演，由于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认可及在法国鼓动宗教改革的勇气，使法国政府对法国境内的宗教改革采取了严厉限制的态度。科普与加尔文都不得不逃离巴黎，四处躲藏。加尔文是由于被认为与科普的讲演稿有关联而被牵涉其中的。可能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即 1534 年他还在法国时，写作了这本著作的第一版手稿。据英译者的看法，当时，“杜 · 蒂勒（Du Tillet）家庭在安古莱姆的克莱克斯地方 (Claix  in Angoulême)为加尔文提供了庇护及‘一个安静的窝’，我们至少可以猜测那里的大图书馆很可能为加尔文写作这本书提供了参考”（《基督教要义》英译者介绍 1 节）。
不过，1534 年 10 月 18 日发生的标语事件，即在大街上、公共建筑物甚至皇宫里出现了反对天主教的传单，使法国国王开始对改革派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不少人被捕并被施予火刑。于是加尔文在 1535 年 1 月离开法国到了巴塞尔，试图在那里找到一个可以安静研究的地方。到达巴塞尔后，加尔文开始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这本书的写作上，直到 8 月 23 日完成这部著作。
就是在这期间，有两件事情值得提一下，因为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加尔文对这本书的写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写作这本书的动机。一是这年的 2月加尔文记录下来的一份政府报告，指控被政府所通缉的宗教改革者都是“重洗派以及试图推翻政府的人”。按照英译者的看法：“加尔文确信这样的公告给了法国政府杀戮更多人的借口。因此如果他闭口不言，这是极端的懦弱和对自己同胞的背叛”（《基督教要义》英译者介绍 1 节）。二是当时法国的红衣主教杜普拉（Cardinal Duprat）在那年 7 月去世后，法国政府正式邀请了墨兰顿（Melanchthon）和布塞（Bucer）来巴黎作宗教改革的顾问，并重开了两年前开始却一度中断了的与路德宗的会谈。但与宗教改革者的合作与会谈于1535年8月28日宣告结束。而对于法国的宗教改革者来说，他们极盼法国政府能够有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宗教政策。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即 1535 年 8 月 23 日，他写出了这本书的序言——给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信。当 1536 年 3 月这本书在巴塞尔出版的时候，它封面上的拉丁书名可以翻译为：基督教要义，包括几乎一切敬虔之要义以及一切认识救恩所必须的教义。一本值得所有热诚追求敬虔之人阅读的新作。给法国国王的序言，并且本书呈献给他，以作为信仰的告白。努瓦永的约翰 · 加尔文，1536 年于巴塞尔。
从这里看，1536 年第一版《基督教要义》的写作有两方面的目的：首先，它是基督教教义的一种概要，基本上按照路德教理问答的结构来设计。从这里可以看到路德改教思想对于年轻加尔文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寻求宗教改革的追求者们向迫害他们的君王所提出的信仰告白。这方面可以反映出加尔文对于教会外社会问题的关注。
从内容上来看，第一版《基督教要义》由六章构成，前四章主题与路德新近的教理问答相似：律法、信经、主祷文及两种圣礼。第五章涉及到对其他五种圣礼的反驳；第六章讨论到基督徒的自由以及教会与社会方面的教导。1536 年的《基督教要义》在出版一年之后就全部售罄。于是加尔文在 1538 年开始修订他的这本书，一直到 1539 年 8 月完成。1539 年版的《基督教要义》由原来的六章扩展到 17 章，增加了学术思想的份量，以及神学的主题，如对上帝的认识、旧约与新约的相似及差别、预定与护理，以及基督徒的生活等。并且，从这一版开始，加尔文谈到他修订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准神学生用来预备自己研读圣经”。
1543 年，《基督教要义》出版了第三版。这次加尔文又增加了四章的内容，使这本书变成了 21 章。这个版本于 1550 年及 1553 年再版时只是调整了个别的段落，篇幅和内容并没有增加。不过，到那时为止，加尔文对这本书还一直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在他的后半生中，尽管他由于极度的劳累，身体常处在发烧状态，他还在努力地对其进行修订，直到 1559 年出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版。这一版从篇幅上比上一版增加了 80%，从原来的 21章增加到了 80章。在 1559 年拉丁文版的封面上，这本书的书名是这样写的：基督教要义，首次排成四卷本并极为实用地根据确定的标题划分了章节，篇幅和内容大大增加，几乎可以视为一部新著。
1559 年版的《基督教要义》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书的最后形式。
二、目的与结构
了解加尔文为什么给他的这本著作起名为《基督教要义》（Inst i tutes  of   Christ ian Religion），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这本著作的结构与内容。
我们今天所译为“要义”的拉丁词“institutio”，它的字面含义有“教育”、“教导”、“指导”。在加尔文之前，许多拉丁作家都喜欢使用这个词来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距加尔文最近的两位著名思想家，伊拉斯谟（Erasmus）和布代（Guillaume Budé），都对加尔文有着重要的影响。伊拉斯谟的《基督徒君王指南》（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1516）， 在 当时是极为流行的一本书，其中的主题就是对基督徒君王的教育或者道德指导。布代的《君王指导书》（L’Institution du prince，1516）一书其实谈论的也是相似的主题。这本书虽然直到1547 年才出版，但由于加尔文与布代家的紧密关系，他很可能在出版之前就看过这本书。所以，可以有较好的理由推测加尔文是在这两位思想家使用这个词的语境下来用这个词的。如此的话，中文译为“要义”的这个词，如果之前给我们的误解是：基督教教义的要点，那么就当更恰当地将其理解为：信仰生活的指导书。这与 Christian Religion（很容易被理解为“基督教”）的理解也能够联系上。这里，在加尔文当时所使用的拉丁语境下，Religion既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宗教”，也可以在更直接的意义上理解为“宗教敬虔”。加尔文在他的这本书中常把信徒称为“敬虔之人”。因而他的这本书的主题，由其名称引来的一个可能理解，就是“基督徒敬虔生活的指导书”。
加尔文在写作这本书时，他的直接动机并不是想写成一本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系统神学”的教材。在 1536 年版的标题中，这本书就被描述为“包括几乎一切敬虔之要义”。其实从内容上来看比较接近于一种教理问答手册。不仅结构上比照了路德的教理问答，形式上也被设计成一种开本较小可以直接放在口袋中的生活指南。
但到 1539 年版的时候，他的更基本的目的被表述为“让准神学生用来预备自己研读圣经”。就是说，如果基督教的敬虔生活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那么，加尔文的这本书是关涉到“研读圣经”的一本导论。如果我们今天区别系统神学与圣经神学，那么，在加尔文的时代，加尔文并没有把自己划在系统神学家的行列，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位圣经神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几十卷的圣经注释。但在他开始这个庞大的终生性的计划之前，他打算用一本导论性的书来专门讨论圣经中与救恩有关的一些重要主题，使得敬虔之人在研读圣经时，不至为不能够充分了解这些神学的主题所苦恼。同时从方法上，他也可以避开他之前墨兰顿进行圣经注释时，在他看来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即时常会离开正在注释的经文，而就某个主题进行大段的讨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是一本圣经注释的导论，目的是为了让他的读者能够因此更为深入地进入到圣经的主题及其真理之中。
了解到这个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他的这本书中，何以会有大量的圣经引文。加尔文不是一个创造体系或者系统结构的神学家，他的神学讨论是围绕着圣经的主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圣经而发展起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要义》没有任何的结构，不过，这种结构并不是纯粹逻辑地构建起来，而是有着他注释圣经的某种历史的偶然性：《基督教要义》的四卷结构与他首先进行的《罗马书注释》有着紧密的关系。只有在与《罗马书注释》相平行的对照中，我们才能够理解加尔文何以会在其第一卷中首先讨论“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总之，加尔文的这本书并不是严格地按照某种系统神学的逻辑结构建立起来的。如果说第一版《基督教要义》还有某种教理问答的内在结构，那么在随后的修订中，尽管加尔文可能也想尽量地使其中的各个部分相互关联，但我们要看到，使各部分相互关联起来的主要线索是他对圣经，特别是《罗马书》的注释。

三、内容及主题
《基督教要义》的四卷内容是按照如下的主题划分的。
第一卷的主题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其中包括 1、人认识自己与认识神的关系，人对神的自然认识的局限；2、圣经的启示与引导；3、三位一体的神；4、神的护理工作。
在第一卷中，加尔文没有像当代的一些神学家（如巴特）那样反对人通过神所造的世界来认识神。在他看来，每个人的里面，由于被上帝所造的原因，自然地就有着某种“敬虔（宗教）的种子”。与《罗马书》的基调一致，人正因此而在上帝存在的问题上无可推诿。不
过，加尔文也清楚地说明了这种自然认识的有限性。他的这个比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像那些年老眼睛昏花和视力很差的人，如果给他们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籍阅读，即使他们能够认出这是某人的作品，但除非他们戴上眼镜，否则根本无法阅读。同样，圣经使我们迟钝的心开窍，并使我们原先对神模糊的认识变得清晰，从而能够正确地认识独一真神。”（《基督教要义》1.6.1）这个比喻中，神所造的世界是一本彰显和述说神荣耀的大书，但除非我们戴上圣经的眼镜，否则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模糊的景象。知道有神，却不能够真正认识这位真神。这种视力昏花是由于人的堕落造成的。
第二卷的主题是“在基督里认识神是救赎
者”，其中包括：1、人的堕落与全然败坏；2、律法与自然律；3、旧新两约的不同与相似；4、基督作为神与人的中保；5、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在第二卷中，加尔文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人的全然败坏。这里他所说的“全然”是指不仅是人的身体，就是人的灵魂也都败坏了。就对人的认识来看，作为一个以上帝的启示为神学思考之基础的思想家，在加尔文看来，其与所有人本主义的哲学家的根本区别就是：神学家们从来不避讳谈人性中的罪。尽管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由于人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因而每个生命中都有其来自神的神圣而不可剥夺的价值与权力；但自亚当堕落后，人性深处的罪也是认识人的真实存在所不能够回避的。对于世俗的哲学家们，加尔文的这句话说得十分准确：“几乎在每个时代，当有人以最动听的话语公开地赞美人性时，便会大受欢迎。然而，不论这叫人自我满足的赞美如何堂而皇之，却仍然只是自我陶醉罢了。”（《基督教要义》2.1.2）
正是由于对人的罪性有深刻的认识，使像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思想家对人的认识与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世俗哲学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有人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堕落的状态中，人里面的意志所起的作用超过理智所起的作用。哲学家们总是强调人是理智居支配地位的人，下意识以为“应该就意味着能够”，从而在理智可能支配意志的前提下强调人意志的自由。但加尔文在这一卷中对人的意志败坏的论述更接近于保罗《罗马书》的思想，即人的意志实际是受到束缚的，理智倒是在为意志的选择寻找理由。
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其实就是人在堕落情况下是否会主动地选择善。在今天的语境中如果我们作一个区别，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神学家与哲学家在这个方面的争论。谈论意志的自由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发问：意志作为一种内心深处的意愿，在其最初“动念”或者“起意”时，是否可能处在理性的掌握下，使之作出符合善的选择？大概除了哲学家，出于他们的信念，经过复杂的论证后，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外，普通的人不敢轻易地得出这个结论。而传统的神学家都认为，个人里面这种最初的“动念”或者“起意”，在人的堕落情况下是不受人自己的控制的。即使人为自己的这种“动念”找到了一种理智的甚至是善意的说明，也可能是事后的，并且只反映了某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善”。在这个意义上，加尔文与奥古斯丁一样认为堕落人的意志不可能选择善，因此其是不自由的。但人的意志在第二个层面上是自由的：在动念形成意愿后，个人经过理智的计算与权衡，在两个或数个意愿中作出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神学家与哲学家的观点一样：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过，这里已经不再涉及到选择善的问题，因为所有的意愿都带着个人中心的色彩，这是靠人不能够超越的，除非是人经过死里重生。
加尔文尽管强调人性的全然败坏，但他主要是在属灵的层面上讨论这种败坏带给人的影响，而没有否定按上帝形象被造的人在世俗的事务中所具有的优越能力。这里，加尔文使用了一个重要观念：“普遍恩典”。正是在神的这种普遍恩典之下，他肯定了人类在科学、艺术、社会管理方面取得的成就。例如在科学方面，他说：“主若喜悦我们在物理学、修辞学、数学，以及其他学科上，借不敬虔之人的成就和劳力得到帮助，那么我们就当使用这些帮助。我们若忽略神在这些学科上白白赏赐人的才能，我们理当因这忽略受罚。”（《基督教要义》2.2.16）
在历史上，加尔文曾被看作是一个反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极端的宗教保守主义者。例如，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其广为流传的《西方哲学史》中，就曾不加检查地引用前人的话，认为加尔文在其《创世记注释》中愤怒地叫喊说：“谁胆敢将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经之上”这样的话，从而将加尔文看作是明确反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冥顽不灵”的教士（《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 年，47 页）。而麦格拉思经过研究后发现，“加尔文从没有在他的任何著作中写过上述的话，并表达出上述的愤怒。”（《加尔文传》序言）恰恰相反，今天的研究表明，加尔文对于科学是持远比我们知道的更为积极的态度。
第三卷的主题是“我们领受基督之恩的方式”，其中涉及到的主题包括：1、信与悔改；2、基督徒的生活；3、称义；4、预定；5、末世。
本卷的 6 到 10 章常被称为论及基督徒生活的“黄金之书”，不只是常被推荐，也经常被印成小册子单独发行。加尔文在这里少了其他章节中常出现的论战，而更多地表现出从一个牧者的角度对基督徒的劝勉。这里，加尔文给信徒描述了一种“舍己”—“背十字架”—“盼望永世”的生活模式。在这个世上的生活模式中，一个总的生存目标就是效法基督。当然每个人在世上都有自己的软弱，但这不当成为拦阻我们生命迈向成熟的理由。“我们每个人都当在神的真道上努力前进。我们不可因为自己缓慢的速度感到绝望，因为即使我们的进度与
所盼望的不同，但只要今天比昨天更进步，我们就不至于一无所得。我们只要真诚和单纯地仰望这目标；不奉承自己，或为自己的恶行找借口，而要殷勤地达到这目标：在善行上日胜一日，直到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基督教要义》3.6.5）当然，达到完全是我们所盼望的在天上达到的目标。
在这种语境之下去看本卷 21 到 24 章所讨论的预定的主题，我们是否会感到其中有些“逻辑上”的矛盾？如果基督徒每天要如此殷勤地通过操练舍己、背负十架、默想永世来让自己在生命及善行上日日更新，那么我们是被上帝所预定的其意义在哪里呢？反之，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是上帝所预定和拣选的，我不好来享受他给我的自由吗？其实这更像是现代人思考问题的逻辑。在加尔文这里，基督徒的自由确实是建立在神的预定的基础上，这也正是他为什么在 20 章讨论完“基督徒的自由”这个主题后进入到上帝的拣选与预定这个主题。其实，他想要表达的是，我们在世上效法基督、过一种日日更新的生活正是出于在自由中对神的渴慕。而人在这种自由中对神白白恩典的回应，正反映了盟约的两方面含义。
这里麦格拉思曾提醒我们，不要把预定论看作是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核心或者贯穿的逻辑线索。加尔文在这里只用了四章来讨论这个主题，并且是在讨论完借白白的恩典称义以及在基督里得着自由之后的语境中讨论的。因为与其说预定的讨论在这里彰显的是上帝的主权，不如说彰显的是上帝的怜悯与恩典。由此，加尔文在救赎论方面的改教思想就与路德的思想一致起来：路德是通过“因信称义”来强调我们得救完全是靠恩典；加尔文是通过神的“双重预定”来强调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着恩典。
第四卷的主题是“神吸引我们与基督相通并保守我们在这相通之中的外在方式”。其中涉及到的内容有：1、教会的治理；2、教会的圣礼；3、教会与社会的关系。
加尔文在这卷中特别引人注意的内容就是教会的治理，以及教会与社会（政府）的关系。其实对他来说，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他对教会问题的讨论正是放在了教会与社会这个大的框架中来讨论的。这一点可以从这一卷的名称中看出来。
从他对第四卷的总标题的命名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教会与政府对于帮助信徒继续存留在基督的恩典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不只是教会在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各自的作用既是不能够彼此替代的，也是相互补充的。在这个角度将教会与政府相提并论，是路德及重洗派的两个国度的理论所不具有的。我们可以把加尔文的观点概括为“分
别但不分离，互补而不对立”。
分别：教会以属灵的教导及劝诫为主；而国家则以用强迫手段执行法律为主。教会没有权力运用刀剑来施行惩罚或管教，没有强制的权力，没有监禁或其他刑罚，就像政府官员所使用的。那么她所关心的目标就不是强制罪人的意愿加以刑罚，而是通过自愿的惩罚来宣认悔罪。所以两者完全不同，因为教会不能逾越任何属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事务，政府官员也不能担当任何属于教会的事务。
互补：但就政府具有第一个方面的功用来说，它和教会有着某种共同的目标：维持人们的宗教敬虔，保护教义的纯正。这一点具体体现在，政府所设立的法律，应当是建立在上帝话语的
基础上，或者至少与普遍的自然法不相冲突。为了帮助建立合上帝心意的法律体制，在加尔文看来，教会（特别是牧师群体）有责任向政府官员解释在某种处境下上帝的话语有何要求，即教会有教导官员甚至协助立法的责任。而反之，政府官员则有按照合宜的法律保护教会，甚至协助教会铲除“异端”的责任。
加尔文的这本著作包括了基督教信仰的方方面面，限于本人的学识及本文的篇幅，很难在一个简介中涵盖全面，本文的内容只是信手摘来几朵小花而已，具有相当的随意性。笔者盼望此文能够激发读者对于所介绍之书的兴趣，自己直接从那个思想的宝藏中去汲取营养。这本书肯定有它的局限性，但笔者相信，只要我们在教会信仰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在寻求圣经真理的心志引导之下，这本书还是会给我们的生命成长带来诸多益处。

英国著名的传记作家伊恩 · 默里（Iain Murray）写过两本关于司布真的著作，一本是《被遗忘的司布真》（The Forgotten Spurgeon），一本是《司布真对抗极端加尔文主义》（Spurgeon v. Hyper-Calvinism）。前者提醒人们，司布真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他高举神的主权，坚信“救恩属乎耶和华”（Salvation is of the Lord）；后者则概述了司布真与极端加尔文主义之间的争论。从后一本书中，我们看到，司布真没有让教义的逻辑一致性压倒对灵魂的爱。他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宣讲：“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一、“救恩属乎耶和华”
司布真被人称为“讲道王子”，他的一生是对上帝话语的见证。司布真论到《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时说：“在他身上任何地方刺一下，流出来的都是圣经的血。”默里认为，这话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司布真。司布真是怎样看待他所传讲的福音真理呢？司布真说：“加尔文所宣讲的古老真理，奥古斯丁宣讲过，保罗宣讲过，也是我今天必须宣讲的，否则我就愧对我的良心和我的上帝。我不能改变这个真理，我也不知什么叫做‘去掉棱角’。约翰·诺克斯的福音就是我的福音。那曾震动整个苏格兰的，必定要再次震动整个英格兰。”
司布真毫无疑问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司布真写道：“我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我喜欢‘荣耀的加尔文主义’这个称号，但‘极端加尔文主义’对我来说太火爆了。”
在“为加尔文主义辩护”的讲章
中，司布真说：“我个人认为，不存在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不传讲今日所谓的加尔文主义。”换言之，司布真认为，我们要传福音，就必须传讲唯独因信称义、神在救恩上的主权、神永不改变的拣选之爱、神特殊的救赎，以及信徒永蒙保守的真理。“救恩属乎耶和华。”司布真认为，这就是加尔文主义的总纲和实质。他说，如果有人问他，他所说的加尔文主义者指的是什么，他会回答说，加尔文主义者是一个坚信“救恩属乎耶和华”的人。
司布真坚信加尔文主义是真理，不仅仅因为他认为加尔文主义合乎圣经，而且因为他从生命的深处感受到加尔文主义的真理性。司布真说：“我想，有些人的思想自然地倾向于自由意志论。我只能说，我的思想自然倾向于主权恩典论。”司布真有时看到街头的恶人时，
不由自主会流出感恩的泪，因为他深深地感到，如果不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他也会和这些街头的恶人一样。他知道如果不是上帝拣选了他，他永远不会选择上帝。司布真接受人全然败坏的教义，因为他深感自己的全然败坏和不配：“当我想起我的心是怎样一窝不洁净的鸟兽，我未被更新的意志是何等强烈，对于上帝主权的统治是何等顽梗和悖逆的时候，我总是深感应该住在天父家中最低处的屋子里，当我进入天堂的时候，应该被列在圣徒中最小的以及罪人中的罪魁当中。”
二、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
如果司布真认为加尔文主义是真理，那他是如何理解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的？反对阿米念主义（阿明尼乌主义）是否意味着上帝不爱所有的人？救恩的特殊性是否意味着不存在福音的普遍宣召？信耶稣得永生，这一应许是给所有的人吗？默里在《司布真对抗极端加尔文主义》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司布真与极端加尔文主义的争论发生在1854 年，那年司布真刚刚 20 岁。这场争论的主要人物有三位：詹姆斯 · 威尔斯（James
Wells）、查尔斯·沃特斯·班克斯（C.W. Banks）和司布真。他们三位都是伦敦浸信会系统的牧师。威尔斯的教会与司布真的新花园教堂只隔了一条泰晤士河。班克斯当时在主编一份叫《瓦器》的杂志。司布真年轻时讲道便很有能力，他在伦敦当牧师一年，就一举成名。订阅《瓦器》杂志的读者大部分是严格的特殊浸信会会友（Particular Baptists），他们对于这位新花园教堂的新牧师感到有点不安。1854年班克斯在《瓦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司布真侍奉的公正看法”的文章，文中反驳了人们对司布真的偏见，声称司布真是自由恩典的热爱者，是一位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这篇文章引发了威尔斯的愤怒。1855年1月，他以“约伯”为笔名在《瓦器》杂志上对班克斯的文章作出了激烈的回应。他认为司布真的讲道“危险、肤浅、带有欺骗性”。由于威尔斯当时五十多岁，在伦敦颇具影响力，有人推测威尔斯之所以攻击司布真，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抢了他的风头。不过，班克斯并不这么认为。默里在本书中告诉我们，他们之间的争论是神学上的争论，而不是义气或个性之争。
在威尔斯看来，司布真是受了福勒主义（Fullerism）的毒害，因为司布真认为，福音的邀请是普遍的，所有的人都应该被宣召来信耶稣。威尔斯所代表的极端加尔文主义则认为传福音只是召集神的选民的手段。“它声称，‘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这样的话只是对被拣选的罪人说的，传道者想到的应该只是他们的拯救。传道者如果给他的听众这样的印象，即他们都被宣召来接受耶稣，并信他从而得救，在极端加尔文主义者看来，这等于是否定神恩典的主权。这等于是说，救恩对于神拣选的预旨所排除的那些人也是可以获得的。”（69页）司布真则坚决反对这种对福音之邀请的限制。他认为，福音是神愿意向全世界、所有人宣扬的好消息。它不仅仅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它还包含清晰的、不受限制的普遍应许，比如“信的人就不定罪了”（约3:18）；“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10:13）；“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地取生命的水喝”（启 22:17）。所以，传道人不能只宣告救恩的历史事实，他还要催促所有的人接受耶稣。“他要以上帝的名义使人确信，凡悔改信耶稣的都必得赦免。”（70页）
极端加尔文主义在否定福音的普遍邀请的同时，也否定了信耶稣是得救的确据。他们认为，不存在这样客观的普遍确据。人只有忧伤痛悔的主观经验，才有得救的确据。司布真却坚持认为，罪人得救唯一的确据就是信耶稣。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命令所有的人都当信耶稣。基督的使者受命宣召各方各族的人来相信福音，而凡信福音的就必得救。极端加尔文主义的思想不仅阻挠了人对福音的顺服，而且容易导致主观主义与律法主义。
司布真与极端加尔文主义争论的焦点最后聚焦在人的责任上。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声称，罪人不能被要求信耶稣，因为他们做不到，信的能力只属于上帝的选民。因此，当传道人呼召所有的人悔改信耶稣时，他便是在否定人的全然败坏和上帝恩典的主权。然而司布真丝毫没有贬损上帝的主权。司布真说，我们主的使命不是拯救所有的人，而是拯救父所赐予他的人。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人要对自己的罪完全负责。那些听福音而拒绝的人不能说上帝的主权阻止他相信。“不悔改的罪人单单是因为他们的罪，包括不信的罪，最后被审判，永远沉沦。”（81页）
极端加尔文主义指出司布真所存在的自相矛盾看起来不无道理。司布真是如何解决这种矛盾的呢？在司布真看来，这是一个奥秘。他的责任在于认识圣经全备的真理，并以真理命题将它宣讲出来。如果我们将信息限制在我们看为彼此协调一致的这类真理上，就是僭越。司布真认为，上帝恩典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二者都是真的；两个真理不可能自相矛盾；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同时相信二者。”（82页）
司布真说：“真理的系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两条直线。我们只有知道如何同时看两条线的时候，才能对福音有正确的看法。……上帝预定，同时人有责任，很少人能看到这两点。人们以为它们是矛盾冲突的，其实它们并不冲突。问题出在我们微弱的判断力上 ……”（82页），司布真多次强调这一点。在论顺服的一篇文章中，司布真指出，顺服之路通常是一条中间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可偏左，也不可偏右。日常的生活如此，属灵的事务也是如此。

教义真理之路通常也是一条中间道路。有一些极重要的真理，如神的主权、拣选的教义、盟约的相互作用，等等；有些人深爱这些真理，乃至有意无视所有其他的真理。这些伟大、宝贵的教义占据了他们整个的视野，神话语中其他同样宝贵的部分，不是没有被读到，就是被曲解成大概与前面所述的真理一致的东西。
还有一些人，他们很看重人。他们极其同情人类。他们看到人的罪和毁灭，深深为神的怜悯及福音对于罪人的邀请所吸引。关于人的责任、人自由意志的作用的真理令他们着迷。他们看不见任何其他的真理，声称此外的其他教义都是虚妄的。如果他们承认恩典的教义是真理，他们也会认为它们毫无价值，但是他们认为恩典的教义完全是谬误。在我看来，真理之道在于相信二者都是对
的：坚信救恩是本乎神的恩典，同时坚信任何人的灭亡都完完全全是因为他自己的过犯；既高举神的主权，又承认人的责任；既相信神随己意拣选人，又相信人自由意志的作用；不羞辱神，使神屈从于他造物的意志，也不抹杀人的责任，把人变成一个木头或一部机器。把圣经中所有的话语都视为真理。决不要畏惧神所默示的经文。当你翻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你永远不要觉得想要改动其中的任何一节经文，我相信你决不会想要修改那段经文，好使它读起来更靠近加尔文主义，或更像阿米念的教导。你所信的总要符合圣经，而不是让圣经符合你的信条。如果需要的话，要敢于容许自己有一点不一致的地方，而不是与神启示的真理不一致。
司布真认为，极端加尔文主义者不愿意相信福音的邀请是面对所有人，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上帝的性情。他们相信，上帝不愿意他选民以外的人得救。司布真有一篇讲章叫做“主权的恩典与人的责任”。这篇讲章以《罗马书》10:20-21 为主题经文。在其中，他极力证明，罪人失丧，不是因为上帝没有邀请他们回转。上帝“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如果不是出于爱，希望他们回转，不致灭亡，那是为
什么？在司布真看来，否定上帝愿意所有人得救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错误，因为他们忘记了上帝是爱。使耶稣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就怜悯他们的是什么（太9:36）？使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的是什么（路 19:41）？使耶稣说“我多次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的什么？是耶稣的爱！司布真说：“我们以爱为耶稣赢得人心，看到他们痛苦，我们就怜悯；看到他们将要灭亡，我们就担忧；为他们全心祈求上帝不要让他们死在灭亡当中，为上帝恳求他们为自己的缘故寻求怜悯与恩典。”（94页）传道人要能体会耶稣的爱，充满对灵魂的爱去传讲福音，拯救灵魂。司布真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圣经上的经文，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冷漠。
司布真认为，极端加尔文主义与加尔文主义并不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是性质上的不同。极端加尔文主义者是偏离了真正的加尔文主义。他说，极端加尔文主义者所信的，他也信。他与他们的不同在于，他所信的极端加尔文主义者不信。而他所信的这部分也是圣经所启示的。尽管司布真相信上帝的爱不仅限于被拣选的人，但是他承认，并非所有圣经上提到的爱都是普遍的。对于基督徒，司布真清楚地指出了二者的不同：“上帝特殊的爱不是对所有人的爱……有一种拣选的、有分别的、特殊的爱，只赐给选民的爱 ……这种爱才是圣徒真正的安息之所。”（98页）司布真承认，如果上帝愿意，基督的宝血有能力拯救所有的人。但是，基督实际上只是为被拣选的人而死，因为如果基督是为所有人死，而现在或将来还有人在地狱中，这与上帝的公义完全是冲突的。阿米念主义者无法接受基督的救赎是有限的救赎，即基督只为选民死。他们认为，这与上帝慈爱的性情不吻合。司布真在逻辑上并没有解决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责任的矛盾。但他却以谦卑的顺服见证上帝主权的恩典，以不知疲倦的福音宣讲见证了基督对人的爱。
三、拥抱每一个爱主耶稣基督的人
默里在总结这场争论的教训时说：“真正福音派基督教的精神永远不是排他性的。”（110页）极端加尔文主义者用拣选的教义来制造分裂，对此司布真深感悲哀。他说：“我们向每一个爱主耶稣基督的人伸出我们的手，无论他是谁。拣选的教义，就像伟大的拣选行动本身一样，其目的不是要把以色列和以色列分开，而是要把以色列和埃及人分开——不是要把圣徒和圣徒分开，而是要把圣徒和世界之子分开。”（110 页）司布真认为，对于拣选教义的认知并不是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条件。一个人可能明显是蒙拣选的子民，可是他并不相信拣选的教义；有些蒙恩得救的人并不相信有效的呼召；有些坚忍到底的人并不相信信徒永蒙保守的教义。
在“为加尔文主义辩护”中，司布真说道：“如果有人问我是否会羞于被称为一名基督徒，我会回答说：我希望单单被称为基督徒；但如
果你问我，我是否坚持与加尔文一样的教义观点，我会说，大体上是，我也乐意如此坦承。不过我甚至绝不会想象，锡安的墙内只有加尔文主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与我们持不同观点的人。”
司布真接着说，约翰·卫斯理受到人们最恶毒的攻击，对此，他深感难过。他自己虽然不喜欢卫斯理所宣讲的教义观点，但是他对卫斯理的尊重并不亚于任何卫斯理宗的信徒。他甚至说“如果在十二使徒之后要再补上两位使徒，我相信没有人会比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更适合。”司布真没有因为反对卫斯理对某些教义的理解而看不到他对主和灵魂的爱，他圣洁的生命和与主亲密的交通。在司布真的心目中，卫斯理是“世界所不配有的人”，他的生命远远高于普通的基督徒。
司布真对于卫斯理的评价使我想起了卫斯理与怀特菲尔德之间的关系。怀特菲尔德是一个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在神学上与卫斯理大相径庭，有过很激烈的争执。尽管如此，怀特菲尔德毫不否认，卫斯理是“耶稣基督的好仆人”。有一次，有一位好争论的教授问怀特菲尔德在天堂是否可以见到卫斯理。他的回答令人惊诧：“先生，不可以，我怕是不可以。他会如此接近宝座，我们相隔如此之远，几乎连看他一眼都看不到。”在怀特菲尔德的葬礼上讲道的是卫斯理。论到很多重要神学观点与自己相左的怀特菲尔德，卫斯理这样说：“我们见过或听过哪一个人能呼召成千上万、数之不尽的罪人悔改吗？尤其是，我们有谁见过或听过有哪一个人成为上帝所祝福的工具，让如此众多的罪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的吗？”

编者按：这一段文章选自杨老弟兄的见证：《恩典里的拆毁——蒙爱者 1946 到1979 年间的见证》一书。老弟兄已回天家，愿他所留下的宝贵见证能够激励新一代神的儿女继续为神作美好的见证。承蒙授权，本刊将陆续连载杨老弟兄的这本见证。
下面要讲的是我上大学以后的争战。我上大学以后，争战非常复杂，神就把我放在一个风口浪尖上。我准备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地讲，
让大家看见神的恩待，看见神的怜悯，也看见我的软弱、我的失败，我并不是得胜者。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在生的情况底下，能让基督显大，一碰见死的威胁时，我就懦弱了。圣灵感动我说的，我就不敢说了，我就不得已而求其次，说世俗的话。虽然没有放弃信仰，但不是刚强的见证，不是得胜者的见证，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常常说我不足的地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们从我的失败吸取教训，神让我做的，希望你们将来都能靠着里头圣灵的力量去做，为神说神让你们说的话，做神让你们做的见证，那才是一个得胜者。百分之百地跟随神，不要打折扣，一打折扣，就是扫罗王的道路，千万注意这件事情。我吃亏吃得太大，我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能吸取教训。
一、进入燕京大学
高中毕业以后，我同时考上了好几个大学，但是我心里特别想去北京。因为南方的环境让我心里特别地别扭，特别是华灯初上的上海，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看了让我恶心。所以我非常愿意回到北京，北京那时比较朴实。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穿蓝布大褂，我到现在还喜欢那样的衣服。
回到北京以后，就没有想到，借着祷告的生活，我变得特别喜欢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那时候的教学不像现在有电教设备，都是四块大黑板，教授上课时，头一块黑板写完，向上一推，写第二块，第二块写完再往上一推，写第三块 …… 一般一个钟头下来，四块黑板都能写完。这黑板是该由那个助教擦的，但那个助教是个女的，擦起来很费劲。我身体好，我说我帮你擦，每一回我都擦得干干净净的。我又帮他们给教授打开水，干着干着就被组织看中了。
我们那个时候，特别重视大学生，从南方来的大学生专列，清华、北大、燕京，专门一列车，不坐别的。凡是我那一组的，我就把那些大箱子，和那个坐三个人的座位，都弄成炕，把毯子一铺，让女同学在上面躺卧铺，我们男同学则两个人坐一个炕。我就拿一份报纸坐在门口，把座位让给别的同学坐。我上车时嘴里叼着两个行李，两个嘴角一边一个，手里还提着两个，因为我力量大。
所以这种形象使得我成为党团组织争取的对象。每天晚上都有人要跟我谈话，谈有神没神，辩论到十二点。我在燕京大学，当时住的
房子很好，就在未名湖旁边，现在都是办公楼。每天晚上的辩论使得同屋都有意见，说你跟他辩论半天，你又辩论不过他，跟他辩论什么呀，我才发现他们都生气了。党也跟我辩论，党辩论完了以后，团又跟我辩论。记得团里面派来的一个工作委员，她的名字叫庞维光，跟我分在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学习一会儿，就要休息，一休息她就追问我，你为什么要信？那我就跟她做见证，特别讲到我和主在灵里交通的那些，我说神是真的。以后，早晨我都要向神祷告，我在他面前常受光照。我为什么这样？是我里面的圣灵让我做这些事，不是我想的，我就为神作见证。结果两个月以后，她跟同学说，她也愿意信耶稣了！她的话一说出来，震动很大。因为她做学生工作，思想矛盾太厉害，她说：“我也要做基督徒，因为姓杨的这个同学作的见证，我觉得是真的。”结果，她就也成了基督徒 ( 整理者按：庞维光在近 60 年后又与作者重逢，她历经风雨，仍持守信仰 )。
二、福音聚会
可是那个时候，还有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聚会的地方。我们成了私人聚会，为什么呢，全校就这么一个团契，传福音，讲人人有罪。所以，我们常常冒险出墙报，一个月出一次。一个老弟兄，他写的核桃篆，方块字，特别漂亮，我非常后悔没有留下几张。一个月办一次，都不见了，都被别人拿走了，就为那些字，就引诱同学去看看，因为那些字，实在太好看了。
我们的头一次争战就是，要不要以福音聚会的名义在爱国公约上签字的问题，因为大学里面的各种社团，就是大社团有二百多个，同时呢，九三学社，民盟，各种的民族组织，挺多的。因为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大家都要订爱国公约，可是在我们中间，像宋天婴、宋天真，还有一个就是恩典院的姊妹叫张锡恩，她现在美国，她们都不赞成，我很重视她们。为什么选我当福音团契主席？因为我是个弟兄，弟兄少，有四五个弟兄是当地学校里面的职员。我们是学生团契，所以他们就不能负责。我刚去的时候，就只有两个男学生，他们非要让我做主席，这些大姐们，特别爱主，跟我们的妈妈似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真是过了一段彼此相爱的生活。
1952 年，教会控诉运动的时候，他们也
要在我们中间发起控诉运动，挑两个人，一个是今天在山西的那个三自主席，一个就是我。可是老发动不起来，结果同学们说，这帮人都爱成一个铁疙瘩了，怎么撬都撬不开。教会重要的见证，第一是相爱，“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在旧约，有很多律法，而在新约，里面都是弟兄彼此相爱的教导。主对我们说，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但这条命令是旧命令不是新的，为什么他说是新命令，后来我才明白，在每一种环境里，以及在每个时代里，都有彼此相爱的内容，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违反彼此相爱的原则。标准是什么，“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命令，不允许改变，不允许打折扣。“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为什么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发动，控诉，但就发动不起来。轮到要控诉那个弟兄的时候，那个弟兄吓得不得了呀，跟弟兄姊妹说话都有点颤。但是弟兄姊妹都清楚他，所以就发动不起来。在别的教会里面，控诉运动做得很厉害。但是在我们那里，就是发动不起来，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彼此相爱。为什么我们能有彼此相爱？因为在我们中间有几个相爱的柱石，就是那些大姐，像我们灵明珍大姐，李希莉大姐，还有王松林大姐，我们去了以后，她们都相继毕业走了。
在这三年里面，我遇见了很多事情。真是感谢主，在聚会里头，神就让我和弟兄姊妹交通，如何祷告。我就把 1948 年里神对我的恩典和怜悯，和弟兄姊妹讲。那时正值抗美援朝做宣传，学校都放假了，我们这些人就自由了，不上课，我们就在一起唱诗、祷告、读经、交通，那个阶段非常的甜蜜。即使以后有很难的事情，也能解决。就是因为常祷告，把这些事情交给主。
三、要不要在爱国公约上签字？
所以，当时头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要不要以福音聚会的名义，在爱国公约上签字。有许多大姐，特别是宋天婴大姐，坚持不能签，说你要签，我立即就退出。她们这些大姐，在我心中，不但是我肉身的大姐，也是灵里的大姐，特别是宋天婴、宋天真是宋尚节博士的女儿，我在属灵上很重视她们。所以她们一些话，我都非常尊重。对于这些问题，我作为一个主席，无论怎么样，都要好好在神的面前，特别为这件事情祷告。我重视这些属灵伟人的后代，她们的意见在我心里非常宝贵。所以，无论如何，我就不签字，因为我几个大姐不赞成。
学校开会的时候，一张长桌子周围坐满了各个社团的代表。陆志伟校长坐在中间主持，就让我这一个人，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旁边也没人，很明显是冲着我来的。
大家都说：“同意的都到这儿签”。我说：“对不起，我不能签字。”陆志伟校长立即拿眼睛瞪着我，其他同学也都怒目而视：“你们竟敢逆流而动？逆流而动就是反动。”我说：“我们不是不爱国，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在自己系里的爱国公约上签字了。但是从我们的信仰来看，我们认为我们这个组织（教会）是属天的，是属神的，我们没有权利用聚会的名义来做任何世俗上的事情，这是我们信仰的内容。如果按《共同纲领》上说的信仰是自由的话，我就请各位同学和老师们尊重我们信仰的自由，好不好？”一听这话，大家的眼神都软下来了，最后同意了。其他的人其他的团体都签字了，就是福音聚会没有签字。当初我心里，不知该做什么好，我做什么心里都不通（通不通是我们常用的词），因为这形势很严峻。因为大家一回头，就都能看到我，他们在那里调查研究，说了好多话，批判我，故意把我放在那儿，让大伙瞪着我。哎呀，真是求主怜悯吧！这个事情，我就觉着打了胜仗，是借着弟兄姊妹祷告的力量。圣经里面，跟世界发生关系，这些教训很多，但是都是指着个人说的，没有用教会的名义和世界发生过关系，你在《使徒行传》里头，是看不见这方面的。
“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众人以为美的，你们要留心去做，若是可能，总要与众人和睦。”这是我们处世的一个总的原则，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受，是指着个人所说的，好多神的仆杨安溪（左）与父亲杨绍唐牧师在杭州莫干山人也是这样。凡是基要派信仰的弟兄姊妹，神的仆人都是这么传的，我们也是这样领受的。

四、福音壁报
我 1949 年考入燕京大学，加入学校中的福音聚会，这一群蒙爱的基督徒因常在学校中传福音，就被称为福音聚会，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我们仍然坚持早祷、晚祷、吃饭谢饭，到图书馆看书先看半小时圣经。我们与当时在燕京大学中燕京神学院领导下的二百余学生的社团在信仰上有根本的不同。
我们的福音聚会每月出一次福音壁报，由文字组同学负责，地点是在“穆楼”大门口的走廊墙壁上。不料，1951 年秋的某一天，对面几个系的同学以系联名形式贴出反对福音壁报的声明，因为当时北京正在进行土改工作，他们声称：“福音壁报是反动壁报。”原因是我们传福音说：“人人有罪，需要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才得蒙赦免与神和好”是反动的，他们质问到底是地主有罪还是农民有罪，而我们壁报说人人有罪，混淆阶级阵线，阻碍土改工作。因此是反动的，并提出在下一个星期三下午（即全校政治大课时）要和我们展开辩论并欢迎全校同学参加。
因为我是负责人，学校学生会就派一位大团契（即燕京神学院大团契）负责人之一陈枝南同学交给我要求辩论的声明（挑战书）。当时宋天婴和宋天真也在我们的团契里，她们两个都很追求。特别是宋天婴，几乎每天祷告都被圣灵充满。她们常去恩典院、灵修院，到那儿去祷告。星期六去通宵，星期天也通宵，星期一再回到学校来。她们往往就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在福音聚会里面，向着主的心最好的，还是这些同学，这些大姐们，还有陈报恩姊妹和灵明珍大姐，特别有爱心，就像妈妈一样，这几个大姐把我们的聚会服侍得特别有爱心。所以教会里面就是彼此相爱，切实彼此相爱最重要，那真能遮掩许多的罪。感谢主！
收到挑战书后，我说：“你们去。”她们说：“我们不去。”但是她们有些人可能在背后禁食祷告，人家不说的。当时全聚会所有肢体都为此有很重的负担，因为教会内从来没有传达过相似的信息，也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类对我们信仰的挑战。
如果我们拒绝辩论，就等于默认我们的基本信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以及因信称义（参罗 3:27-28）是反动的；如果辩论失败，也等于在全校同学老师面前承认：不但我们出福音壁报，传因信称义的福音是反动的，我们的基本信仰也是反动的，那样连我们福音聚会是否能继续合法存在都将是问题。
面对避免不了的挑战，所有肢体只有切切仰望施恩的神。尤其是我，要代表全体福音聚会弟兄姊妹去与同学辩论，实感责任重大，天天不住地祷告仰望主的恩典，在每天早晚祷告上都征求肢体意见，但一直到周五，大家都无回应，我在早祷会上不得不宣布：我自己要禁食祷告。其实那时我心中着急也吃不下饭，专心求告主，仰望主赐给当说的话，为他自己的名怜悯我们。同时负责文字组的肢体也宣布禁食祷告。我每天恳切向主求，一直没有亮光，众肢体也是一样。星期六我的这个祷告就更迫切了，但是虽然迫切，心却没有向主敞开，我只是在那儿迫切，“主啊这个怎么办啊？”但是我自己内心没有安静在主的面前，没有给主对我说话的时间，只顾自己着急了。直到周日上午，我五点起来到宗教楼小礼堂跪在主面前，用我一生从来没有过的诚恳的心向主恳求施恩，为主自己的荣耀、为主福音在新时代的见证，我说：“主啊，今天你无论如何要告诉我。”那时候我和主的关系还不是很深，但是开始摸到点门道了。我从五点起仰望恩主直到十点。忽然心中好像一亮，主赐给一个思想：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标准。没有想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思想一句句显明在我这个愚昧人的心中。
首先想到关于盐的例子：
工业用盐 0.08元 / 斤（当时盐价，下同）；食用精盐 0.13元 / 斤；
作化学分析用的最纯的盐 2.00元 / 斤。
同样是盐，因不同的用途、不同的纯度价钱也就不一样，那么同样的道理：
解决土改就用剥削作标准。地主剥削别人，他就有罪，而被剥削的贫下中农是被剥削者，就没有罪。我们基督徒不但不反对土改而且积极支持土改，因为这符合神公义的要求。但我们的福音是解决人和神之间的矛盾。我们是劝人与神和好（参林后 5:18），而人和神之间有罪分开，这罪是从神的眼里看的，在神看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在此有一个严酷的事实：就是没有一个人敢把自己的思想内容毫无保留地演成电影叫大家看（宋尚节博士大女儿说过的），我们基督徒是诚实的，我们凭良心说我们不敢，因为有很多见不得人的思想。而哪位同学敢于如此呢？我们相信没有一个人敢，因为圣经上说：人从小心中怀着恶念（创 8:21），我们思想中有很多连人都不敢见的内容，难道还敢见神吗？神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神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这样的宣告还亏待了哪一个人呢？
神是公义的、圣洁的、更是忌邪的，他宣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参来 9:27），但神是满有慈爱和怜悯的神（参出 34:6-7），神为了拯救世人，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所有世人的罪，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达不到神的要求，得不到永生。今天我们的福音壁报就是将这个神救世人的好消息告诉大家，何去何从同学们自己选择吧！
我把以上从祷告中得到的感动，作为我们福音聚会对同学大字报的回答交上去了。星期一早上上交，星期一下午就下了一个通知，取
消辩论。他们无言可答了，当时我心中十分感谢神的恩典。
五、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收到这个通知的那个晚上，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我们真是感谢主。取消辩论以后，弟兄姊妹们觉得底气十足了，我有一个感动，要把我们的回答贴出去，可是有些弟兄姊妹担心，要是人家再挑出毛病怎么办呢？我问弟兄姊妹怎么办，绝大多数都说：“算了，算了，别写了，再招事。”我现在回想起来，不应该怕，神自会给你当说的话，如果他们再挑毛病，神还会再给你更多的话，应当相信神，对不对？然而当时我想若不辩论就算了。弟兄姊妹也不让写，我就不写了，我就这样信心软弱了。我不是得胜者。
后来圣灵对我的责备很厉害。圣灵怎么感动你，不要跟人商量。我不是说什么事都不要商量，因为这个辩论一定要商量，因为他关乎大家。然而我再贴壁报回答挑战，就是我个人说的，只要我个人负责，不要教会负责，你要辩论，你找我一个人。圣灵感动我写，然而我没有写。
如果你贪心向主要十万块钱，你祷告十年，神也不给你。你要说：“主啊，我哪点错了？”当时圣灵就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神又真又活的地方，因为圣灵的任务，就是让我们走成圣的路，走到什么程度 ? 圣洁没有瑕疵 ! 他的任务就是这个，他绝对对自己的任务非常地尽职尽责。
六、骄傲被对付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类似的情况越来越多。但是，以后怎么样呢，向着神的心有点向下沉，不像中学那么火热，这件事是以后一切软弱的原因。因为功课忙，我也很少去教会聚会，这也是一个原因，“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但有些时候一忙的话，我就很少到教会去，有些时候一个礼拜去一次，有时是两个礼拜去一次，有时候一个月去一次。因为功课忙。可是有一样，再忙，我也去锻炼。一天就睡两个钟头，我也要锻炼它半个小时，我就是重视这个肉体。
所以，我追求圣灵充满十七年，圣灵不理睬我。后来我怎么被圣灵充满的呢 ? 让人家拿鞭子抽了三个半钟头，差点抽死了，第二天早晨就被圣灵充满了。这件事以后再讲。
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团契中的小团契，让我过去给他们作见证，领导这个团契的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姊妹。我当时一点也不预备，我想：就随便拿我的一点属灵的经历，就够他们吃的了，用不着预备，小菜一碟。去了以后啊，我站起来，一句话都没有，请我的那个姊妹，她跟我有过交通，非常地惊讶，她用眼睛问我，意思是说：弟兄啊，你怎么了。哎呀，我才知道，让一个骄傲的人为主作见证，作得多尴尬。那次我特别尴尬，因为我觉得对不信派领导之下的这些人，我就作作我得救的见证就行了！但我就是说不出话来，脑子空白一片，站在上面整整一刻钟，后来，圣灵才怜悯我，作了一下得救的见证。
别人可以凭自己的知识在上面说一通，神所爱的人，要是骄傲，神就让你脑子一片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主啊！”我说，“下一次我可真不敢了。”这是神头一次对付我的骄傲，可使我尴尬得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