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年终，突然接到一位诗歌界人士的邀请，说要组织一场纪念诗人骆一禾逝世20周年的活动，请我参加。
这些年已经很少听人提及诗歌了。说来蛮悲哀的，一个诗歌的大国，一个总以自己的唐诗宋词为骄傲资本的文明古国，不过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就把诗歌遗弃得如此彻底，如丢弃一块用烂的破抹布一般。中国人的文化意识究竟还能支撑多久不被实用主义蹂躏净尽？也是，当我看到千封百堵之后的媒体流漏出的各种社会惨剧，想想这个时候谈诗歌是不是有些过于奢侈了？诗人西川有个怪论颇有些振聋发聩：他认为有唐一代诗歌的辉煌是以没有一位思想家为代价的，唐朝只要感受，不要思想。现在恐怕没有人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取诗歌重铸辉煌。问题是我们没有了诗歌也没有出现思想家。悲夫！
我原本不是诗歌中人。70年代末上大学的时候，读中文的学生多少都和诗歌有点缘分。我正在跃跃欲试的时候，发现我同宿舍的一位女生文字的敏感和意象的奇特都是我望尘莫及的，于是知难而退，躲到古典诗词中间靠格律遮丑了。而一禾则是在读大学之前研习了一点格律诗，大学期间他已经因写新体诗而出名,与海子、西川并称为“三剑客”。大学毕业之后，我的工作性质却偏偏要和新体诗歌打交道，于是一禾成了我和诗歌界的桥梁。因为他的缘故得以认识一些诗人，有了一些朋友。尽管后来的工作不一定都和诗歌有关，但是只要我感到自己的感觉变得干涩枯竭时，我就会习惯性地找出一本新体诗歌来读读……
因为岁末这个有些突兀的邀请，让我联想起一直萦绕心头的负担：写一写已经逝去的几位诗人朋友。几次提笔，几次放下，我始终没能将这个题目写出来，这个题目实在超出了我的能力了。但是，似乎是我欠了朋友什么东西，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或许写完这些回忆能帮助我从这些回忆中走出来。

        一、 昌耀之死

诗人叶橹评价诗人昌耀的《慈航》“是20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神曲》”。
一禾在《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给大诗人昌耀先生》中写道：“而先生，在狱中，是你使我们失掉墙壁/并看见岩石和橡树的人”。
昌耀一生多舛。他成名是因为发表在《诗刊》上的诗歌《划呀划呀父亲们》获了奖。那时一个刊物的奖项也能让诗人一夜成名。我那位同寝室的女同学就曾经在我面前朗诵昌耀的诗句如同她朗诵普希金、莱蒙托夫，后来她的毕业论文也是以昌耀为题。但我和昌耀认识却是因为一禾。
记得那是我从作家张承志那里回来，兴致勃勃地对一禾说，张承志翻开一本《昌耀的诗》，拣出长诗《慈航》告诉我：中国有真正的大诗人却不被文坛认识。一禾对我的无知宽容地笑道：那恰是张承志到《十月》编辑部找郑万隆聊天时，自己对他们说过的话。我要一禾答应如果昌耀到北京一定让我认识。
不久，一禾找我，告诉我昌耀来北京了，而且就住在离我父母家不远的地方，我们相约一起去找他。到了地方才发现，那是个浴池兼作旅店，蒸气腾腾。原来《诗刊》承办全国诗歌评奖，让昌耀报送作品，昌耀不放心邮寄，于是抱着十几本诗集专程送到北京。那个晚上是在我父母的家里谈话度过的，昌耀说得不多，我更没得说，只有听一禾滔滔不绝。如昌耀所记：“但见他渐渐地进入了一种微醺状态，只有那时我才得见进入完全的自我时的诗人一禾之心性。我们不太插话以免惊动他，唯听他独语：或阐发见解，或背诵《神曲》章节，或引述名人语录，一任思路所至。”
后来，得知昌耀的诗集通过了初选。再后来到评奖结果出来时却不见了他的名字。我是看过了所有候选作品的，公允地讲：没有哪本诗集能够厚重得超过《昌耀的诗》。听圈内人说，评委们反映读不懂。一股不平之气豁然而生，于是借助主办颁奖朗诵会的机会，我将落选的昌耀的诗歌列入了朗诵节目中。那次节目的录音带成了昌耀的宝贝，在他后来在西宁城里四处漂泊的日子，总是放在他的上衣口袋里随身带着，直到有一天小偷把它当成钱包偷走了。
认识昌耀多年后，我仍然不清楚他的坎坷遭际，只是从他的《慈航》一诗中大约猜测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从荣军院响应党的号召赴青海参加开发大西北，随后的反右运动中因为发表的两首诗歌情调灰暗被定为右派。在被监督劳改的过程中，娶了监督他的藏族牧民——被他称为“土伯特”的女儿为妻。“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那些诗句奇幻又恢弘，勾起我的好奇和想象。我曾经劝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散文，一来便于我这样的懒朋友免于一一核对查问；二来比诗歌容易发表，能多得些稿费贴补家用。昌耀总觉得他还没到写自传的时候。只是等到他发现自己患了癌症时，已经来不及写完他的自传了。幸亏他的好友也是诗评家唐燎原先生作了细致严谨的调研，才在《昌耀评传》一书中将他的故事大致梳理清晰。
昌耀被打成右派时才不过22岁，因为人长得白净瘦小，像个学生。当时他在祁连山下一个藏族聚居村落被监督劳动，一户成分很好的藏族农民把他领回家中居住。这位藏族农民汉姓姓杨，只比昌耀大5岁，但因为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家中的顶梁柱，所以显得成熟得多了。他家里8岁的二女儿和2岁的三女儿成了昌耀的跟屁虫和保护神。这个家里还有一位老妈妈，她可不懂什么右派不右派的，她疼爱昌耀，觉得他是遭难的学生仔，对他疼爱有加。昌耀14岁离家参军，从此失去了父母的关爱，在这个藏族家庭中他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倔强的性格得罪了村干部，昌耀被检举揭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从被群众监督劳动变成了被劳改农场收审劳动改造。8年后，昌耀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回到了唯一给他接纳和尊重的藏族人家。当年的小姑娘变成了16岁的大姑娘，当年的跟屁虫兼保护人变成了羞答答的漂亮村花，在父亲的主张下，这位小昌耀14岁的姑娘答应“我听阿大（父亲）的，阿大说咋办我就咋办”。

 “当横扫一切的暴风
将灯塔沉入海底，
漩涡与贪婪达成默契，
彼方醒着的这一片良知
是他唯一的生之涯岸。”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昌耀再一次经历了革命的洗礼。半年后，当他从新的劳改农场返回藏村时，发现16岁的二姑娘已经嫁人了，为了给舅舅家的表兄换回一个媳妇。短短一别，竟相逢已然成陌路。昌耀和杨家二姑娘两人抱头痛哭。二姑娘心痛之下，脱口而出：王哥，要不你娶我妹妹吧。一句话又伏下了另一段情缘。
曾经是一诺千金的藏族汉子，从此不敢再看昌耀的眼睛，深深的内疚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失信，尤其是对一个屡遭患难的不幸者失信，这位藏族汉子一下子被自己的良心折磨苍老了，苍老得让昌耀都心有不忍，于是，昌耀郑重地向这位只大自己5岁的藏族男人提出愿做这个家庭的义子。藏民族宽广的悲悯情怀使昌耀在祁连山下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在昌耀的笔下，这位普通的藏族农民，是格萨尔王军中的骑士，是北国的天之骄子，是神国的天使，这位杨姓藏民38岁就一病不起，在他永别亲人之际，昌耀如此描述这个在贫瘠的高原上，为生存苦苦挣扎却敞开胸怀接纳一个异族兄弟和儿子的藏族汉子：

啊，你虽九死而未悔的伟丈夫！
你身披曳地红十字长袍的美男子！
比罗马教皇更显神情端庄，
高卧在冷色的床垫了，
一如倒仆在父母之邦的雪野。
而此刻才见你是一个濒于气绝的
剑斗士，为命运之神杀伐，
使我饱览了昆仑原上
黄昏的沉重。
……是一镀金的头盔。
是一镀金的鞍辔。
是一镀金的烛台。
……就这样走来了。

带着十字星光的闪烁，
也就这样地走去
……

此后，昌耀以义子的身份每年一次回这个家里探亲。有亲可探，劳改生涯是不是因为多了一种盼望而变得容易忍受一些？直到1973年，杨家小昌耀20岁的三姑娘，嫁给了昌耀。从此杨家的义子变成了藏家的“赘婿”。而主持之人，正是多年前没有能嫁给昌耀的二姑娘。
这是一个按照藏民族入赘方式举行的婚礼：

“他是待娶的‘新娘’了！”

迎亲的使者
已将他扶上披红的征鞍，
一路穿越高山冰坂，和
激流的峡谷。
吉庆的火堆
也已为他在日出之前点燃。
在一方石砌的门楼他翻身下马，
踏稳那一方
特地为他投来的羊皮。
就在这坚实的舟楫，
怀着对一切偏见的憎恶
和对美与善的盟誓，
他毅然跃过了门前守护神狞厉的
火舌。

……然后
才是豪饮的金盏。
是燃烧的水。
是花堂的酥油灯。

当1979年落实政策回到西宁时，昌耀已经是五口之家的丈夫和父亲。
这个汉藏两个民族组成的家庭，给苦难中的昌耀带来多少温暖……妻子的爱，以及随后诞生的三个孩子。他写下了他最温馨的诗歌《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那长长的题目展示出的是昌耀绵绵不尽的柔情：

西羌雪域。除夕。
一个土伯特女人立在雪花雕琢的窗口，
和她的瘦丈夫、她的三个孩子
同声合唱着一首古歌：
——咕得尔咕，拉风匣，
锅里煮了个羊肋巴……

是那么忘情的、梦一般的
赞美诗呵——
咕得尔咕，拉风匣，
锅里煮了个羊肋巴
房上站着个尕没牙……

然而生活不是诗歌。尤其是在昌耀右派问题平反，落实政策回到青海首府西宁之后，他和妻子年龄、性格、文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凸显，那个被诗人称为“众神的宠偶”、“草原的小母亲”、曾经“以手背遮羞的处女/解下袍襟的荷包，为他/献出护身的香草”带给他无数生之欢乐和创作灵感的藏族女子，现在变成了母老虎，变成碾磨诗人神经的磨盘，砍伐诗人生命的刀斧，以至于昌耀如逃难一般逃离他曾经那么渴望拥有的家，宁可整日整日流荡在西宁的马路上，手里拎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里面装着他的洗漱用具和他写诗用的纸笔。入夜，待办公室的人们下班后，他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
他最终和妻子离婚了。孩子，房子，都留下了，净身出门。他重新变得像他走进杨姓藏民家庭之前一样一无所有。

几年后，昌耀经友人介绍，认识了一位西宁的穆斯林女性，按西宁人的习惯，叫回民嬢嬢。这位女性秉承回民传统，在西宁摆个小吃摊，有些积蓄，儿女也已经自立，不需要照顾，只是不识字，没有上过学。昌耀悲叹：或许命里注定，我此生只能和不识字的女人结为夫妻。已经在办公桌上睡了好几年的昌耀虽然心有不甘，却再一次入赘到一个回民家庭，而且是按照严格的穆斯林规矩，由清真寺的阿訇主持念经皈依之后缔结的婚约。那时候，昌耀偶尔会像个小孩子一样对朋友说：你知道穆斯林的净身是怎么样的吗？哦，我不能告诉你。
回民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在北京开会期间，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的清真饭菜都不能使她下咽，因为不够洁净。全北京只有牛街的清真馆子能让她吃饱。几个月后，昌耀再一次逃离这个穆斯林的家庭。而且此后再也不提这段短暂的婚姻。
2000年，得知昌耀肺癌晚期且已扩散，医生宣布他的生命还只能延续不过六个月左右。春节假期，我和一位北京的朋友踏上了去西宁的火车。在病榻前，我见到了昌耀生前陪伴他最后一段路程的女友修篁。修篁曾经与昌耀有过几年的恋爱，却因各种原因分道扬镳。但是，当昌耀发现患有癌症后，他唯一想到的依靠是修篁。修篁也没有辜负昌耀的信任，敞开自己的家门，收容他，直到昌耀不得不住进医院。“我亦劳乏，感受峻刻，别有隐痛/但若失去你的爱我将重归粗俗/我百创一身……/你以温心为我抚平眉结了……/从此我喜忧无常，为你变得如此憔悴而顽劣”。

        是的，也许我会宁静地走向寂灭，
如若死亡选择才是我最后可获的慰藉。
爱，是闾巷两端相望默契的窗牖，田园般真纯，
当一方示意无心解语，期待也是徒劳。
我已有了诸多不安，惧现沙漠的死城。
因此我为你解开发辫周身拥抱你，
如同强挽着一头会随时飞遁的神鸟，
而用我多汁的注目礼向着你深湖似的眼窝倾泻，
直到要漫过岁月久远之后斜阳的美丽。
——《致修篁》

病房里我看见，修篁除了照顾昌耀的衣食起卧，还帮助昌耀誊写信件，整理诗稿，抄写自传，忙得不可开交。我欣慰地想：昌耀终于还是找到了识字的女子为女友了。然而，转眼之间，不知为了一句什么话，两人口角起来，而且话越说越狠。
一个说：我知道你就是想拖着我，不肯放过我。
一个说：没错，我就是不放过你，我死了变成鬼都不会放过你。
一个说：那你快点死，别耗人。
一个说：我现在就死，我去跳楼。
一个说：你别死不了更拖累人⋯⋯
那些话刀子一样刀刀戳心。
我不明白，明明相爱的两个人，明明知道生涯无多，为什么不能彼此善待？离开病房，我和修篁一起去取昌耀留给我的纪念品。路上，我劝修篁：他没有几天了，你不能对他好一点吗？哪怕是忍一忍，让他走得舒服一点呢。修篁告诉我:她几年以前和昌耀恋爱分手，是因为她当时在医院检查发现腹部有个肿块，而且长期低烧，怀疑是癌症。那个时候，昌耀害怕了，躲开了。不得已，正好有个商人在追求她，而且答应将她孩子的户口想办法转到北京。于是，修篁和这位商人结婚了。婚后才发现，这个商人根本没有能力帮助她的女儿，一切不过是花言巧语讨她的喜欢而已。半年后，他们的婚姻解体。但是昌耀的临阵退缩，仍让她耿耿于怀，总是不能放下。我想起几年前昌耀曾经给我写信哀叹女友弃他而去，投奔了一个商人的怀抱，文学敌不过金钱的魅力……想来指的就是这件事了。这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修篁是个基督徒，据说是因为昌耀才成为基督徒的。她原本信佛，昌耀病后，她求遍了大小寺院、活佛，没有效果。这时有人劝她去求上帝，带着这最后的一点盼望，她成了基督徒。
朋友们在昌耀的病床前和他开玩笑说：昌耀你真够可以的，你和世界三大宗教都结了姻缘哪。
这也是青海这块独特的地土才有的景物。青海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并且通婚的地方，汉、藏、回、蒙古、哈萨克等多民族杂居，很多当地人身上有两种三种甚至更多民族的血统。汉族人唱着藏族的歌，藏族人唱着蒙古族的歌……恶劣的自然环境，雄阔壮大的山岭河流，多种民族和睦相处，多种文化共存共容。
听朋友讲，昌耀临终前，三个女性曾经在他的病床前询问：你要用哪一种方式处理自己的归宿？藏族的前妻说：虽然他不是我的丈夫了，但他还是我父亲的义子，应该按照我们藏族的规矩办；回族的说：我们由阿訇念经结的婚，必须由阿訇念经才能解除，你还是我的丈夫，除非你自己不认我是你的妻子。但是，昌耀没有满足他身边的任何一位女性。他选择了回家。昌耀遗嘱：把他的骨灰安放在老家——湖南桃源母亲的墓旁。
2000年3月的一个清晨，迎着灿烂的阳光，昌耀从医院的阳台上纵身跃下, “一弹指顷六十五刹那无一失真”。他自己的诗歌成为谶语。
转眼近十个年头了。
总以为涉过苦难之海，就能抵达幸福的彼岸。然而我在昌耀身上看见的却是苦难接着苦难，是一种苦难变成另一种苦难。倘若说政治的风暴来临摧折的是大树，我们或可靠柔韧抵御，或可靠高墙躲闪；那么生活的磨砺则像大水漫过，没有任何地方，没有任何生灵可以逃脱苦难的宿命。幸福不过是苦难之海中短暂的喘息，却不是终点。“命运啊，你总让一部分人终身不得安宁/让他们流血不死/然后又让他们愈挫愈奋/……..日子就是这样的魅力吗?”(《一滴英雄泪》)

         二、顾城之死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朦胧诗风行一时。后来又因为有人推举，有人打压，一时成为诗坛的焦点，北岛、江河、舒婷、顾城是代表性作者。其中顾城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的诗句蜚声诗坛。又因为某位诗人写给他的诗歌题为《童话诗人》，所以通常人们也把他定位成童话诗人。不是说他写童话故事，而是说他有一双孩子般纯净的眼睛。
上个世纪80年代，作家诗人们虽然比现在的社会地位要高，却没有现在这么难接近，那时候编辑组稿、谈事都是到作者家里去，彼此之间朋友一样来往是寻常事。当然可能和那时电话不那么普及也有关系。
不记得和顾城的认识是谁介绍的了，但记得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当时我的同事刚刚录制了诗人李刚的一组诗歌，忘了是通过谁找来了顾城，一起听听诗歌这样朗诵是否能接受。
那时候我们办公室放着一个巨大个的苏式音箱，尽管很有些年头了，但因为是专业广播设备，比起街头的那些方砖头录音机还是不知好上多少倍。配着肖邦的音乐，男播音员用舒缓的调子念李刚的那些诗句，不再是口号式的呐喊，也没有了狂飙突进式的喷发。那次顾城听完后挺兴奋，四处打电话要叫其他人过来。找杨炼，杨炼出差了；后来是把江河找了过来，顾城陪着又听了一遍。顾城一直管江河叫老江河，其实那时江河还不到四十岁，可能在顾城眼里就已经很老了吧。
顾城是那种说话细声细语娓娓道来的人，没有一点诗人的狂放或者咄咄逼人的劲头，像个小兔子一样无害，似乎还需要别人的保护，所以见面就有亲近感。时至今日，我还是很难将这个印象与若干年后那个在激流岛杀妻自杀的顾城联系在一起。
直到顾城出国之时，虽然他在诗坛上的名头已经很响了，但是发表作品并不很容易。他没有学历，没有正式工作，靠诗歌的稿费养活自己是难的，他走我并不惊奇。临行前，顾城留给我一套他的作品复印件，供我制作节目的时候选择使用，其中有他自己写的自传，还为一些作品作了注释，解释他从某个词语或者意象捕捉到的灵感，中间跳过了那些逻辑关系进而呈现成为什么。但是不知为什么，当我为了写这篇文章重新翻阅顾城留下的那份资料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他自己注释的那一部分文字了。我恍惚是我的记忆出现了剪辑错误还是有人抽走了一部分资料？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不过我确信我按他留下的电话号码拨通了他父亲的电话，他的父亲老诗人顾工很热情，热情得让我难为情，因为我始终也没能按我们当初的设想制作顾城的诗歌节目，先是各种各样不是运动的运动使顾城这个选题总是不合时宜，后来就传来他杀妻自杀的消息，于是顾城的资料就被我从办公室带回家，放进抽屉里锁上了。
好多年以后，我在一个与诗歌毫不搭界的课堂上，听老师说起她少年时读过顾城的诗《小巷》“小巷/又弯又长/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厚厚的墙和钥匙的意象使她记忆深刻，那种不得其门而入的惶惑和恐惧轻易就打动了少年的心。
从新西兰的激流岛传来的消息说，顾城在一棵树上自缢而亡。他的妻子被斧头砍成重伤，被送到医院几小时后也不治身亡。这个自称“我的心爱着世界”的诗人，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能够容下两个女性共同生活在一片屋檐下，却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夺走妻子对他的全部关照呵护，以至于多年之后，顾城的姐姐还和顾城儿子寄居过的那户新西兰人家就孩子是寄养还是继养闹上法庭。

是什么让一个再也没有从七岁长大的童话诗人变成了杀人凶手？
在顾城留给我的《剪接的自传》一文中，顾城描写自己的童年：
“幼儿园的夜很静。我和另一个小朋友躺在小方床上，我们在比赛熬夜…..
我没能赢得这场比赛。
天亮以后，那个小朋友神秘地告诉我，在我睡着的时候，他在月光下用纸叠了一个天鹅。我一下子被触动了，月光？多奇怪，月光！我老忘不了月光这个词。它唤醒了我对那个夜晚全部的感觉。
当然，我不知道这一切，属于诗。”
“我和父亲经常在猪棚里对诗。他写一首《沼泽里的鱼》，我就写一首《中枪弹的大雁》。我们写完，就乐一阵，然后把诗和稻草一起，塞进了土灶。土灶上经过发酵的猪食正冒着热气……
父亲说：火焰是我们诗歌的唯一读者。
我用木炭把这句话写在锅台上，又用手指一点点擦掉。”
因为他留下的这一切，对他的后来，我恨不起来。
顾城死后，不少当年过从甚密的熟人纷纷划清界限。一位当年与他齐名的女诗人，非常不屑地回想起70年代在京城第一次与顾城见面，顾城与他的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顶着北京春天的黄沙骑车穿越整个城区来看她，只是为了节省两角钱地铁票。我知道这个时候的女诗人已经是在为什么衣服配什么鞋子和首饰烦恼的阶段了，自然会鄙视为两角钱营营役身，更想不到那时北京的几位诗人想见见写出如此美好诗歌的女诗人，勒紧了腰带，几人凑出邀请她来北京的路费那份艰难。
选择讲述哪些诗人的死亡故事让我颇费踌躇，有些诗人的死过于决绝而且流传甚广，让我舍弃了，如海子；有些诗人的死过于美艳让我害怕说出来会引出更多的效仿者，所以不说也罢。不过我发现，其实有些诗人即使苟延残喘，不过是被时间的刀锯凌迟。
诗歌或许还活着，但诗人死了。

        三、 一禾之死

一禾是那种让你提起来就心疼得揪在一起的朋友。你会觉得你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已经随着他的离去而永远失去了，那是敏锐，温柔,细腻,熨贴的关心，欣赏的关注，清澈的友情之溪，一声无奈的轻轻叹息，是投向高天的风的舞蹈，也是自愿被责任的绳索束缚的隐忍⋯⋯哦，人的一生有过这样的朋友那是上天的厚赐。
失去一禾的时间越久越感觉到一禾的珍贵。一禾去世之后，我和一禾最要好的朋友聚会的主题永远是回忆一禾。借着酒慢慢唤醒一点一滴的记忆，直到泪流满面。在现今这样一个社会中再也难找到一禾那样的朋友了，甚至连这样的回忆似乎都是奢侈。前年，我和一禾最好的朋友也离世了。这是个粗砺的时代，容不得精美存活。
我和一禾是大学同学，他在大学时期的初恋是我的同宿舍好友，因此开始免不了当了一段灯泡，后来又做穿针引线、遮遮掩掩的红娘。初恋失败了，一禾自称留下的只有伤口，但我们的友谊却开始了，而且大学毕业后更加紧密。一禾是我从来不用找理由见面的朋友，而一禾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的任何请求，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据说贵族气质中是有一些女性的阴柔性质的。倘若此说成立，一禾是可以作为佐证的。一禾是个敏感到有些纤细，优雅到有些温柔的男生。连他的脚和手都小得和他的身高不成比例。有一年冬天，他曾经戏谑地套上我戴都有些费劲的羊皮手套，让我吃惊地发现他那双手换给任何一个女孩子都可以称得上是纤纤玉手了。据男同学回忆，一禾抽烟时，小手指总是不由自主地翘着，状如兰花。
但是从来没有人嘲笑一禾的贵族气，因为他真纯。中文系的学生大多是热爱文学的，刚进校门不久，班里就酝酿办一个文学刊物，发表自己的习作。翻辞典起了个名字叫《老一套》。可是当编委们上门约稿时，嚷嚷最凶的人又变得最为矜持了，纷纷表示自己不是那块材料，没有稿件可提供，气得编委们只想抽谁嘴巴子。那时一禾沉着地对编委说：放心吧，到时候一定会有稿子的。一禾的诗歌就是在那时候开始被我们阅读的。后来还有他的第一篇小说等等。
一禾是诚恳的。刚刚分配到《十月》杂志社当编辑时，他给自发来稿的作者写退稿信竟然写到12页信纸。不知道那些退稿信是否还能在某些文学爱好者手中珍存。一禾分管西南片的文学创作，他和西南片的作家们就都成了好朋友。1987年初我赴云南麻栗坡前线途经昆明，沾一禾的光，得到昆明许多作家的盛情款待和帮助。回京时也帮助他们携带了不少送给一禾的礼物。当时曾经和一禾相约，以后一定要结伴再赴云南畅游，一起去过三月三，过泼水节⋯⋯可惜终未能成行。
一禾是敏感的，人对他的一点点好处他都会铭记不忘。上大学时我曾经将班里的创作刊物拿给认识的一位文学前辈请教，然后可能是出于一种炫耀，把文学前辈的讲评转述给一禾。后来我自己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但是一禾一直没有忘记。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特特提起了这件事情。
一禾的记忆力是超群的。上大学的时候，男生宿舍里一禾讲故事的方式几乎就是背书。那么多人聚在让人冻得瑟瑟发抖的集体宿舍里听他逐字逐句复述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花狗崖》。毕业后，我常常听他随手拈来叔本华、尼采的论述在某卷书的几章几页，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我是永远也不会去查证它的准确性的啦。后来，即使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我也愿意找个借口邀请他一聚，酒酣耳热之后，看一禾醺醺然滔滔不绝地说话是我的一种享受，因此也多知道他的一些故事和他对人对文的评说。一禾去世后，在众多的回忆文章中，诗人邹静之记述初次见面惊讶于他能背诵圣经新旧约的经文，有些诗歌界朋友以为是溢美之词，却不知一禾背书的功夫超一流。
然而一禾绝不仅仅是个谦谦君子。大学的同学回忆说：一禾的百米速度极快，因此他在班级的足球比赛中出任前锋。在与对方身强力壮的后卫拼抢时，一禾每每如子弹一般地冲上前去，然后因着单薄而被对方的后卫弹开翻滚好几米远。诗人西川也回忆当年他们去北京昌平海子的宿舍探望海子，一位邮递员给海子送稿费单。邮递员反复念着邮寄单上的名字“海子”，因着谐音就念到“孩子”、“儿子”、“孙子”，海子还不以为忤，一禾已勃然大怒。一禾对朋友的维护就如在足球场上奋不顾身。
一禾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刻。听一禾说过一次他与诗歌圈中人打架的事情。80年代中后期，诗歌还有那么一点魅力，某些文学女青年喊出了“先卖身，后卖文”的口号，掌管诗歌发表版面的个中人物乐得入毂。一次圈中人聚会，人人身边有美女陪伴，独有一禾清者自清。有人借着酒劲，热心要给一禾也找个红袖添香，被一禾拒绝了。哄闹之中，众人把姑娘往一禾身上推，一禾有些恼怒，一把推开身边的香艳。于是有怜香惜玉的护花使者挺身而出，一场混战桌椅板凳乱飞。那是一禾颇为自得的一次动粗。
在纪念一禾去世20周年的座谈会上，诗人西川特别讲到一禾对某些人的蔑视，深得我心。
1989年我的单位要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我策划了一个《五四以来的爱情诗歌》系列，约请一禾担任撰稿。一禾很痛快，也很胜任。两次切磋之后，稿子就能用了。在他交稿的那一天，我们喝酒聊天谈得很尽兴，当然主要还是一禾在说。他讲起许多大学时的往事，讲我们第一次见面，讲我替他探望他的女友，讲我安慰他的失恋，讲五四文学社，讲诗歌朗诵会……让我感佩他的细腻和记性之外也隐隐有些诧异：我们以往是不忆旧的，难道我们已经开始老了吗？我心中不安，他好像再不讲出来就没有机会了似的。我那时不知道海子已经出事了，一禾承担了多大的精神负荷，我只是担心我们的友情会不会给他惹来麻烦因而他要疏远一些。我没想到诗人的心是敏锐的，他顺从了心的带领，没有留下遗憾。几周之后，一禾的父亲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他儿子撰稿的节目和儿子的名字，老人家很欣喜，多次拨电话想夸夸儿子，电话总是没有人接。一禾夫人告诉我：那正是一禾脑溢血突发倒下的时刻……
一禾在好友海子去世后，多次表示：他拒绝死亡。但是，死亡攫住了他。

一个诗人可能很难绕过但丁，尤其是一个想在历史坐标系上留下些痕迹的诗人，无论是一禾，海子，昌耀都如此。前些日子，那是我还能在我们教会所拥有的图书馆安稳地读书的日子，我在午后的阳光下像懒猫一样窝在椅子上重读《神曲》，竟像从来没有读过一样陌生。突发奇想：但丁让维吉尔也就是理性带领他游历地狱和炼狱，却让贝娅特丽丝这爱的化身带领他进入天堂。而昌耀是在爱情中遍历地狱和炼狱，却期待诗歌能带他进入永恒。不知道这是奢侈的念想吗？
重新翻拾逝去的友人留下的诗集，忽然发现：那一代诗人是有自己的使命感的。一禾曾经将他自己正在创作的长诗《大海》的结构与但丁的《神曲》相比较，说他从海底的幽暗逐渐逐渐向海面上浮，向光亮趋近。只活到25岁的海子考虑的是“真正的史诗”。那个时代的诗人，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经典作品都是他们的必读。所以昌耀会写《给约伯》、《拿撒勒人》，也会写《盘庚》，一禾会写《天然——〈耶利米哀歌〉和招魂的祭祀》。他们的写作是以人类文化经典为参照系的，这同样需要他们的读者具备大体相当的素质。于此，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读者愈来愈少。
十多年前，我受命组织一次新时期诗歌回顾，诗人西川听了之后颇有感触：就那些诗，现在的中学生写出来都跟玩儿似的，当初怎么还因为读懂读不懂闹出那么大的动静？那时我们至少为我们阅读的眼界开阔而心存感激。但是，现在我却真的担心，还有多少人能读懂海子、一禾、昌耀的诗歌？即使海子的诗歌已经被选入了中学课本，但西川曾经毫不客气地说那是对海子诗歌的误读。人们只读出海子25岁的青春灿烂，却没有看到青春背后伺伏的死亡的阴影。
昌耀曾经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将题目定为“宿命授予诗人荆冠”。“荆冠”这个词让一位诗评家感到陌生，一度以为是诗人生造的词或者是“桂冠”的错别字。其实任何一位基督徒对这个词都耳熟能详，“荆冠”是耶稣钉十字架前罗马士兵戏弄他时用荆棘仿制的王冠。他们嘲笑这位贫贱潦倒却自以为是王的犹太人，殊不知吊诡的是：他们的嘲弄恰恰说出了真理。显然，昌耀联想到的是耶稣的苦难或许就是诗人的命运。
一禾在《为了但丁》里面也借但丁赋予诗人使命“天堂的但丁/而不是文学的但丁/这永远是但丁和但丁的诗篇”。“为了但丁/未来垂直腾起，绵延而去的只是时间”。在他们的眼中，诗人是一个民族的先知，他们也完成了自己先知的使命。一禾在1989年初写下的诗句“这一年的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终成谶语。
诗人已死，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先知沉默的时代了吗？

从如山的资料与如海的书籍中爬出，半日空闲，我把三十余集的《蜗居》以三步一跳的速度看完。几天前，一位朋友从电邮发来网上关于这部电视剧的热议。还有一篇财经新闻报道称，某电视台停播该剧，上市公司华谊兄弟否认这会对其营收产生影响云云。
这些可能是娱乐新闻炒作者制造的信息，最终促使我从网上把这部片子找出来。蜗居拍摄的背景城市是熟悉又亲切的上海（片中称为江州）。片中充满了使该剧热销的四大流行元素：情、钱、性、权。在国内房价一路攀升的背景下，该剧的现实主义色彩，就如同噱头十足的新闻标题一样引人注目。
我访过上海的老弄堂，见过北京的大杂院。若干年前，蜗居是一种文化，一份温情，鲜有抱怨。如今，蜗居却成了耻辱。海萍姐妹追求着“城市人的活法”，兑现这种活法的正是钱。她们明白：“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令人讽刺的是，现代都市人除了“小问题”，没有“大问题”。不是没有，是回避了。
“情”也许算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大问题”吧。宋思明说，金钱的债，总还可能还清，但感情的债，也许到死都还不清。无奈，他还是打了白条。片中男女，正是这样展示现代人的无奈、隐忍与冷酷。
海藻说：“我爱他。”海萍答道：“你可以用一分钟爱上一个人，却不能用一生实践这份爱。”海藻穿梭于宋思明与小贝之间，在适应角色之后、隐私被发现之前，仍能获得未被撕裂的畅快。宋妻平静地用自己的“现代经济学”向挚友分析，第三者出现的必然以及自己不离婚的权益。
当海藻有房、有车、有闲时，她也许没发现，自己走出了有形的蜗居，却走进了心灵的蜗居。
爱得爽快，却要承受无奈。隐忍来自无奈，冷酷则来自伤害。这里，爱情被钱权切分又遭数量解析，甚至成了一次风险投资（海萍在片尾竟引述巴菲特投资理论来开导海藻），最终只有幻灭。
但是，无论哪一副现代面具，总有摘除的时候；无论人怎样宣告“进化”，人性却未曾改变。宋妻隐忍克制的山洪，终于在最后一刻对海藻的大打出手中爆发。海藻和宋思明失去的不再是一个男孩，而是在低矮的人性蜗居中，寻觅出路的希望。
现代都市的物质充裕，未能掩盖精神的贫乏与绝望。灯红酒绿，却失去了辽阔的壮丽和自然的恬静。这里，人已经听不到天籁之声，只能听到满耳人噪。人性涌动的躁热，披上物质外衣，变成了对豪宅的追求，对名车的艳羡……
这里，已没有人愿意重新念起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 ：

如果人生纯属辛劳，人就会
仰天而问：难道我
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是的。只要良善
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
来度测自己。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宁愿相信后者。这是人的尺规。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我真想证明，
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荷尔德林，这位神学院走出的精神病人，用诗歌所咏唱的人性光芒，也许只有在当时被宗教涤荡了千年的朴实心灵中才能绽放出来吧。如今，有谁会拿着一个人的纯真，与璀璨的星空比高下？是的，大气早已污染，璀璨的星空隐没难见。人性早就失去了那个坐标系和参照物。
如今，重读荷尔德林的诗，还能让我们唤醒一些东西。“只要良善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来度测自己。”每一个用神性来度测自己的人儿，你们是多么地幸运，你们心中还伴着或寻找着那份纯粹的“真”，即便在这个璀璨星空隐没的世代。
在那个年代，荷尔德林试图通过诗句，把人从宗教的天空，悄悄地拉回人类的大地，冀望人能在神所恩赐的这片大地上诗意栖居。但也许他没有想到的是，几百年后，蜗居于城市的人们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地忘记举目仰望头顶的天空。
更少会有人再记起，头顶的无垠中，还有一个人类的家。那里存放着人类灵性的泉源和生命的盼望。人类在城市中的蜗居，不过是一段旅途中的寄居，虽然“旅店”脏乱、人性狭隘，但我们心中知道，明天回到那个地方，有家中的舒适与家人的接纳。我们最终所得的安慰，足以让我们完全地接纳旅程的艰辛并宽容旅伴的伤害。看吧，天上那颗最明透璀璨的星，也许就是你我枕头的地方。

台湾中研院院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历史所教授黄一农写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自从2006年8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出版后，在大陆一时间好评如潮。
作者由从事天文研究的物理学博士改治天文学史、天主教史、明末清初史等领域，充分利用网络和电子数据库，从明末清初各种文集及地方志中披沙拣金，一点一滴地建立起详细的数据，引用了创记录的1099种史料文献，不愧为“ｅ时代的考据”。
黄一农回避了徐光启等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重点人物，因为关于这些人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作者有意为国史研究填补空白。因此本书主要还原并分析了17、18世纪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中并非广为人知的二线人物如瞿汝夔、王徵、魏学霖、韩霖等人的际遇与心态；这些人既是儒家士大夫，又是天主教徒，都面临两种身份在伦理上的要求之冲突。作者以“两头蛇”为喻，形容夹在中西两大传统之间、徘徊抉择、“首鼠两端”的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
在朝代更替之时，儒家要求臣子为君尽忠殉国、不仕二姓；而教会却严格禁止自杀。明末之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前有农民起义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后有流亡在南方的南明政权，士大夫们不论是在闯王的大顺朝中任职，还是为满清效忠都会遭到谴责，若是以身殉明，则将为教会所不容，实在是两难。
另一种两难，也是本书着墨最精之处，则是在富裕的知识阶层中信教者面临的最大障碍，即纳妾的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男子到了四十尚未得子，多半会纳妾，甚至元配在压力下也会主动安排。而此事严重违反教规，有人在皈依之后不久，就因纳妾而离开教会。本书也以此点，被台湾史学同侪推崇为“指出前人所未能提出的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的最大困境”。
作者出入于明清之际两头蛇族家庭的悲欢离合与生死抉择，既入乎其内，感同身受，又出乎其外，条分缕析。初初读之，确让笔者为之动容。而且作者理性与感性兼备，既有科学家的精确，又有史学家的情怀，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读罢掩卷，那个中午竟颇为惆怅。不全为书中所描述的曲折历史：明末文化纷乱、家国巨变，其间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在两种文化之间难免首鼠两端、进进出出，上演了种种灵与肉的挣扎，文化冲突的高潮最终爆发于康熙朝的礼仪之争，并导致原本立场不无亲教思想的康熙帝震怒，禁教令出，直到鸦片战争后神甫与炮舰结伴重来；也不是因为本书与以往接触到的对徐光启等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的评价反差甚大，前人常以“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来评价徐光启。纠葛到傍晚，心中也搜不出一语可以形容。
对于昔日利玛窦的文化调适策略，后人颇有不以为然者，我见过一种表述，大意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入华不需要与本土的风俗文化调和，神的教训是真理，听不进上帝的话是中国人自己没福气，对上帝可没啥损失。“补儒易佛，修身事天”已不再有吸引力，甚至被认为是错误的路径。陈寅恪在谈及佛教入华时曾说，中华历史昭示，任一外来宗教必与本民族文化融合后始能扎根生存繁衍。但佛教是佛教，与上帝之道怎能类比云云。
如此更偏向神学的思考，当然不必要求黄一农在书中提及。我之所以掩卷而惆怅，直至读了意大利学者柯毅霖的《晚明基督论》才明了个中原由。最直接的一点收获是，《晚明基督论》也注意到了纳妾问题对于第一代中国信徒的考验，显然比黄书早得多。更具启发的是，柯毅霖作为主内史家，其行文态度让我恍然大悟，意识到“两头蛇”这一比喻所具有的挥之不去的讽刺意味，即便这种讽刺仅仅是语气上的，遂大有梦中被点醒之感。
人不舒服，原来是被暗讽而不自知，呵呵！由此看来，国内有基督信仰背景的读者，对于《两头蛇》一书的关注，似乎过于悄然了。不是为了辩论，只为提供一个普通主内读者的读后感，我想也是必要的回应。
添茶回灯重开卷，有必要略做一番梳理。这一次的阅读，一开始却让我有些离题，想起与天主教、与黄一农并不相干的一个人——鲁迅。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起来。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很早的时候，在某个版本的鲁迅传里，知道了学校课堂上没有讲的故事：鲁迅迁就母亲，接受下一桩包办婚姻，礼物的名字叫朱安。
“做一世的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鲁迅原本打算牺牲自己的感情生活，然而，在遇见许广平之后，经历了痛苦、矛盾和挣扎，鲁迅这个荷戟的战士终于拥有了属于个人的幸福，而不再以赎罪之心甘愿做旧世界的殉葬品。

这是否说明，鲁迅的血液就不干净了，声音就不醒且不真了呢？我想，鲁迅不必这样要求自己，其他人也不应这样要求他。人就是人，皆有欲望，皆具罪性，何况是在个人无法承担的重负面前，尽管当事人自负地想以一肩担之。初时两人的结合惹起过一些风言风语，但当时的人们还是能够理解尊重的，即使是论敌，也很少以此攻击鲁迅。放在今日，这反倒显得相当难得。
提起这段，实在是因为“两头蛇”的比喻，“两头蛇”似乎是深入奉教人士的内心世界之后画出的肖像，令人陡然升起一腔可怜可叹之感：好端端的读书人，信什么洋教，把自己弄成了怪物！
而这本书怎么可能与鲁迅、朱安扯上联系？且容我慢慢道来。
“史学研究有时还得要追索人的内心世界，并尝试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甚至也容许撰写者个人情感的适当抒发。”黄一农的自序，充分体现在该书“儒家化的天主教徒：以王徵为例”这一重点章节中。
在晚明一片乌烟瘴气之下，想要修身事天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们，最先遭遇的竟然是婚姻制度的考验。天主教要求教徒严守一夫一妻制，断不可“大红灯笼高高挂”，几个老婆轮流睡。但纳妾的行为，在富贵人家很普遍。王徵信教后，曾告诫家人，勿为其纳妾，但终因膝下无子而招架不住，另娶申氏。黄一农并未轻易放过此节，他写道：“讽刺的是，令王徵深受感动且每日置于床头把读的《七克》，却有大量篇幅批判纳妾制度以及‘为孝而多娶’的行为。”（注：《七克》是传教士刊印的关于如何克服骄傲、嫉妒、好色等罪的书。）
不久，王徵因为信仰渐深，决定出妾，但当家的妻子尚氏竭力挽留，申氏也誓死不肯改嫁，“不得已，悠悠忽忽”。六年后，王徵痛下悔改之心，视申氏“一如宾友，自矢断色，以断此邪淫之罪”，将其“异处”而非休弃（也就是今天的分居，而不是离婚），结束了夫妻关系。
之后，清兵入关，国破家亡，王徵绝食尽节，违背了天主教不得自杀之律。妾申氏欲殉夫，被尚氏夫人劝留，替王家料理丧葬，在尚氏离世后苦苦支撑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历尽艰苦将孙儿抚育成人后，申氏在七十大寿时仿效王徵，绝食而死！这真不可不谓悲剧一桩！
黄一农在此做出了“个人情感的抒发”，他认为，“王徵为了自身的罪赎，牺牲了申氏的幸福”（包括让申氏“缺乏正常的婚姻生活”），而称明末反教人士对出妾行为的抨击，是“从人道的立场”表达的批判。纳妾是否人道，或许因为这一问题在今天看来属于基本常识，书中未置一语，但却把出妾看作不顾女性死活的不人道行为。因信仰而努力克服肉欲，则被视为一种自私的行为。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王徵之所以与申氏分居而非直接休掉，正是在终结陋习的同时尽可能考虑到要照顾女性的生计，负担女方的生活。不知为何，黄一农未将这一做法视为更人道，却将满腹激愤与同情，尽付申氏，进而在书中构思出一部电影脚本《天主与妾》。
回到关于鲁迅的联想，鲁迅将原配朱安“异处”而非休弃，也是考虑到当时乡下的习俗，朱安回到娘家后的处境会变得不堪设想。许广平与鲁迅交往之初，亦曾在登门拜访时，故做玩笑试探性地将鲁迅推入朱安的房中，因鲁迅大怒而心有把握。可见，按照黄一农的标准，鲁迅无疑也犯下了让朱安“缺乏正常的婚姻生活”的自私之过。
由此，仿效《天主与妾》，或可写一出《新文化运动与朱安》。这一视角显然是女权的，同时是左翼的，因为如果仅是女权主义的视角，也可选许广平为主角，与许广平相比，选择朱安显然更同情劳苦大众。
在《随感录》中，鲁迅曾自述：“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不知两百多年前的王徵，内心挣扎之际是否曾泛起点滴同感。
而黄一农坚定地为王徵盖棺定论：“王徵⋯⋯很无奈地失落在中国传统和天主教文化之间，黯然承受作为一个‘两头蛇族’在会通天、儒的尝试中所产生的尴尬。”“两头蛇”一词暗含的讽喻意味，至此毫无遮掩。
奈何这种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两头蛇族”，三百年来只多不少。想不做两头蛇的，又落进了“中体西用”的套子。倒是当代，因为传统文化被折损殆尽，反倒催生了什么都不信的三聚氢胺猛人，从这一角度讲，几种主义的中国实践，恰好为福音的兴起清了场。
新文化的落地、新道德的建立，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在不“会通”、不“尴尬”的过程里，自行发展出男女平权的思想与人道主义，很遗憾，今天的人们已无从证实。以梵二会议为标志，作为当年中华礼仪之争主角的罗马教廷，对基督信仰与本地文化的态度，乃至对多元文化的态度，亦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措身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朱安与鲁迅，各有痛苦，王徵与申氏，各怀幽情。人难免因个人好恶，同情其一而讽刺其二。好在，人不记念的，自有记念者。
对王徵“尴尬”的另一节：绝食尽节，违背了十诫中不得自杀的诫命，我不想多说。无信仰经验的史家在治宗教史时，最大的陷阱在于他们自以为可以通过科学手段、考据研究还原乃至理解他们所研究的人物。我相信，这些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罗列、分析律法，并以此为据逐条框定信徒，模拟审判的情景。然而信徒为何可以藏身于基督之中，实因基督里固然有律法，但更有恩典，实因信徒亲身经历了：神不是旁的，神是爱。所谓的“ｅ时代考据”对于研究恩典，难说能有所帮助。
在此，我不想允许自己已经触碰到限度的头脑过久地停留在难以把握的边界上，我只想引用朋霍费尔在《伦理学》中谈及自杀的一段话——“不是生的权利，而是允许在上帝的赦免下继续活下去的恩典，能够抵制这种自杀的诱惑。可有谁敢说，上帝的恩典就不能包含并容忍人在抵御这种最冷酷无情的诱惑时的失败呢？”
神的爱究竟有多大呢，可以被形容为长阔高深？

（《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黄一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在现代管理学之父诞辰100年的时候，他的人生转变仍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果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对人类社会影响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什么？这曾经是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译杜拉克）在即将结束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旅程时思考的问题。根据他的判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不是电脑和互联网的流行，也不是任何别的，而是20世纪上半叶公司的兴起，还有20世纪下半叶大型牧养教会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德鲁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他早已被公认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虽然他已在2005年离世，世界各地的人们仍在学习他的思想，无论政界、商界，还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人士。在将近96年的一生中，他宣讲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好的管理如何能够将团伙变成团队。
然而时至今日——2009年11月19日是德鲁克诞辰100周年——这位奥地利裔美籍学者的思想很难说已经得到学习者们准确的理解。一个被普遍忽视的因素是，这位管理学家研究组织的初衷和归宿不仅仅是帮助各种组织生长为有持续活力的团队，而是搞清楚活力的源泉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1989年4月，《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专访德鲁克，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注意力为何在晚年的时候从公司转向了教会，德鲁克对此的回答是：“就我所知，恰恰相反，我开始对管理感兴趣，是因为我对信仰和制度的兴趣。”
一般知道德鲁克的读者，也许不会太在意信仰在德鲁克人生中的位置，而这却很可能是使得德鲁克不同于普通管理学家的关键所在。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媒体将管理学家称作“大师”（guru），是因为“江湖术士”（charlatan）这个词太长了而不适合用在新闻标题中。
德鲁克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social ecologist）。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自然环境一样，社会生态学家关注人类社会的环境。这也许可以归入社会学家的范畴，但德鲁克还是更强调“生态”这个词，社会环境如何能够有持续健康的生机状态。
在德鲁克眼中，仅仅定睛于社会本身是不够的，社会的生命活力不只来自人自己的智慧和爱心，因为人自己也是被造物。这个看问题的立场显然来自一种更为广阔的灵性世界观，超出了社会和自然环境，关系到一切的本源。“正是在旧约圣经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而，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而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使物质表现灵魂。”德鲁克在1993年出版的文集《生态愿景：对美国状况的反思》（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中如此写道，这本书称得上一位社会生态学家的宣言。
对于这样的判断，不仅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很多人会感到诧异，年轻时的德鲁克也是意想不到的。

        一、信心的飞跃

1909年出生于维也纳的德鲁克，少年时就深受社会知识精英们的影响，律师和经济学者出身的父亲常常在每周一举行宴会，邀请经济学家、官员和律师讨论问题。研究医学的母亲也在每周的另外一个晚上举行医学讨论会，同样是奥地利人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当时还在世，他的思想是讨论会的主题之一，德鲁克在8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领着见过这位心理分析学的创始人。还有音乐晚会，德鲁克的祖母曾经是维也纳爱乐的钢琴独奏家。
这样的家庭，似乎并不需要信仰上的支持。事实上，德鲁克一家是路德宗的基督徒，但像很多近代以来的欧洲人家一样，这信仰基本只是形式上的。德鲁克后来回忆，除了“圣诞节的一棵树和复活节的巴赫清唱剧”，就不剩什么了。
18岁那年，德鲁克厌倦了维也纳的学校生活，去德国汉堡的一家棉纺织外贸公司做了学徒，然而抄写发票的枯燥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乐趣。他真正的收获是在工作之余。那时他每周都去听歌剧，那一段的生活让他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度过乏味的一生。他惊讶于自己耳朵听到的充满活力的《法斯塔夫》旋律竟然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 Verdi）在80岁的作品。
发现还不止于此。歌剧并不能完全填满像德鲁克这样公司小职员的空虚。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一本叫《恐惧与战栗》的小书，作者是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也常译为祈克果或齐克果），书名来自于新约圣经《腓立比书》2章12节，内容是作者对旧约圣经《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的理解。德鲁克承认，他彻底明白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但他在晚年时仍然兴奋地说起当年就有的改变。 “我立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立即就明白，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至关重要的生存维度。虽然我那时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是完全在社会之中的，”德鲁克在83岁时回忆，“但我同时也明白，远在1928年，我的生命不会完全——也不能完全——在社会之中，我的生命将不得不有一个超越社会的生存维度。” 这个新发现不仅帮助年轻的德鲁克进一步摆脱精神上的困顿，更在之后的岁月中将他从对人世的绝望中带出。
从30到40岁，德鲁克身处他所感叹的“深深绝望的年月”。他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终结：极权主义的渊源》（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里预言希特勒要对犹太人赶尽杀绝，他也在书中描绘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但随着二战的结束，关于两者越来越多公之于众的真相仍然远远超出了德鲁克的想象。
到了1949年，德鲁克写了一篇跟他终生的专业看来很不相关的文章，然而正是这一篇却最可能表达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根基。他给文章起名叫做“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几十年后被他列为《生态愿景》的最后一章，加上了一个大题目，“为何（只关注）社会是不够的”。
德鲁克坦言，这篇文章源自他的绝望，他写作的目的是为自己确立希望。他在晚年时说自己能在年轻时遇上克尔凯郭尔对他的帮助，看起来是“偶然，却更是创造主对他的眷顾”。在很多有才能的人那里，这样的判断也许是一种迷信的表现，自己有本事是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怎么又出来了什么创造主的眷顾？
然而在德鲁克那里，他在此后的一生中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地争取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正是他对创造主——而非人和社会——的信靠。克尔凯郭尔给他展现的那个生存维度极具吸引力，以至于德鲁克专门学习丹麦语以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意思。
德鲁克写道：“只有在对神的信仰中，人才能不绝望。罪的反面不是德行，是信仰。信仰是认信，相信在神的里面，不可能的能成为可能，在他的里面，时间与永恒合一，生与死都是有意义的。信仰是知识，认为人是被创造物——不是自主的，不是主人，不是目的，不是中心——然而却是要负责任的，且是自由的。人只有承认靠自己在根本上是孤独的，才能接受神的拯救，相信神总是与人同在的，甚至‘直到我们死亡的时刻’。”

二、化腐朽为神奇

至于信仰的实践，德鲁克提醒，不能与当今所谓的“神秘体验”混为一谈，不是修炼如何呼吸或沉浸在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乐中就能实现的。“只有通过绝望，通过苦难，通过痛苦和无尽的磨练，才能达至信仰。信仰不是非理性的、伤感的、情绪化的、自生自发的。信仰是经历严肃的思考和学习、严格的训练、完全的清醒和节制、谦卑、将自我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绝对意愿的结果⋯⋯每个人都可能获得信仰。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绝望。”
比德鲁克早生差不多100年的克尔凯郭尔间接帮助建立了现代管理学的根基，但这样的间接作用可能也并非完全的意外。克尔凯郭尔生前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在丹麦、德国甚至欧洲大部分地区，信仰组织国家化的现象很严重，克尔凯郭尔对此极为反对。然而，这个局面到今日似乎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
对德鲁克来说，能够移民美国而不是一直在欧洲生活下去是他能够直接对现代管理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关键前提，虽然当初他是因为撰写关于德国神学家和法学家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以及犹太人问题的文章而被迫离开纳粹德国的。
在美国，人们信奉无论信仰组织还是商业组织都应避免国家滥用干涉的原则使得德鲁克可以亲眼目睹这两种组织更为充分发展的样子。信仰在德鲁克那里也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论和个人生活上，而是进入更深广的社会生活之中。
1943年，因《经济人的终结》——丘吉尔曾经撰写书评并推荐给英军官兵——以及稍后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带来的影响力，33岁的德鲁克受邀在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考察。那时，人们的目光似乎还停留在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二次大战之中，德鲁克却正在进行他一生中最为后人所知的研究工作。
《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被作者自己称为有史以来第一部把公司作为社会组织研究的书，通用汽车公司只是一个标本。跟当时以及后来很多讨论公司的论述不同，《公司的概念》将公司还原到产生公司的特殊社会土壤中，奠定这个土壤根本的是德鲁克在克尔凯郭尔那里看到的价值观，即，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都是服务于高于社会存在的上帝意志的工具，其中的人不是为了达到社会目的的工具，恰恰相反，社会被上帝用来实现他赋予人的使命。
对人的尊重贯穿于德鲁克大半生的言论。几十年后，92岁的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一篇题为“他们不是雇员，他们是人”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任何组织而言，“伟大的关键在于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这里的开发潜能很可能被理解成仅仅为了组织的绩效而把人视为使用的工具。只有恢复对人的尊重，才可能真正把人的才能释放出来。
德鲁克所谓的人，是他所信仰的创造主赋予的生命，人之所以有尊严有才能，是因为人乃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这形象不在于人的长相，而在于人的灵魂，正如德鲁克在《生态愿景》中所说：“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
进一步，为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就有尊严和才能了呢？德鲁克在他一生的著述中屡次提及基督信仰是自由社会能否长成的根基，比如，他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提醒：“自由根植在（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和圣保罗的书信中。”这本书被作者的很多朋友和批评家们认为是德鲁克最好的著作，也是作者认为自己写过的书中最有宏观视野的，因为这是德鲁克唯一一本全面描述他心目中的自由社会图景的书。
在基督信仰中，神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统治者，而是降卑为人使人重新获得圣洁永恒的生命而舍弃自己的牺牲者，在圣经中，神就是爱，是爱的源泉，神创造宇宙就是出于爱，而爱的意思乃是舍己。这就是人所以有尊严和才能的来历。
德鲁克所说“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实质上就是舍己牺牲的表现，组织的建立，不论是组织本身还是其中的带领人和成员，都需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时间，为了帮助每个生命都能够彰显爱的才能，也就是德鲁克在他的那本社会生态学家宣言中申明的：“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
在德鲁克看来，从这样的维度看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仅不流于理想化，而且可以解决一个非常普遍的现实难题。德鲁克在2002年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中写道：“根据统计学显示的规律，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找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一个组织唯一能够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中变得杰出的途径是使得现有的人们产生更多的能力，即通过对知识工人的管理产生更大的生产力。这个挑战，引用一句老话就是，‘让凡人做非凡之事’。”
如果仅仅看到这样的话，德鲁克为社会组织给出的成功之道跟很多被称为“大师”的管理专家和顾问们提出的没有多少不同，甚至，这种似乎能够点石成金的金玉良言听多了会让人感到茫然或麻木。然而，德鲁克给世界提供的却显然不仅是这些。他在18岁时开始的转变本身也许是他自己所经历的最好的点石成金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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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载于《环球企业家》杂志 2009年 4月上旬刊，“让我们继续学习”专栏。

一、“我信文字的力量！”

今年三月在达拉斯的基督教书展上，我见到两位名作者在签名售书。一位是路卡杜（Max Lucado），他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基督教畅销书作家，大约是这次书展上最璀璨的明星。等候他签名售书的读者排成了一条长龙。路卡杜轻松自如地坐在一张高椅上，口里嚼着口香糖，一边挥笔签字，一边微笑着问候递上书来签字的读者。另一位是巴刻（J.I. Packer）。巴刻先生今年83岁，我没想到他竟会来参加这次书展，并在展台上签名售书。与路卡杜相比，巴刻的忠实读者恐怕要少得多。排队等候他签名售书的人远远没有排成一条长龙，但也有一二十人。他老人家骨瘦如柴，佝偻着背，一只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线。看见他眯着眼睛蜷缩着身子签字的场景，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很想把这幅画面拍下来。但我没有拍。
我原想上前跟他打个招呼，因为九年前我离开维真的时候曾跟他有过一席长谈。我知道他可能不记得我了，我只是想告诉他，那次跟他谈话的中国学生今天在中国做文字事工。但是由于人多，我就放弃了。可是，那些排队的人签完后，在他面前只剩下了一个人，于是我便买了一本他新出的书，走到他跟前让他签字。
“巴刻教授，我知道您不可能记得我，您有那么多学生。不过，我还是想跟您打个招呼。九年前我离开维真的时候跟您谈过一次话。”
“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但我记得你的模样。”他很肯定地说。真是不可思议。
“我现在在中国从事文字事工。”我告诉他。
“我信文字的力量！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工作！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工作！”他说。
年登耄耋的巴刻言语寡少，可是句句带着能力。这位老人著作等身，至今仍笔耕不辍，他的著作祝福了无数读者的生命。他以使徒信经的句式说：“我信（I believe in）文字的力量！”
“我信文字的力量！”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感动着我，激励着我。
我心里想，巴刻老先生为什么对于文字有如此深的信念？

        二、文字是神特别使用的媒介

话语是神自我启示的媒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用话语创造了世界。神又借他的话语启示他自己。他的自我启示被封存在《圣经》这本书中。基督徒被称为“圣书的子民”（People of the Book）。基督徒离不开话语。每一个基督徒至少都要读一本书。不能读的也要听一本书。
然而，基督徒是不是只读一本《圣经》就可以了呢？断乎不是！我们若爱神的话语，就会爱一切能促进我们爱神和神的话语的书籍。神不仅赐给了我们一本我们必读的《圣经》，也赐给了我们许许多多见证他自己的文字。神借着文字，将历世历代圣徒对他的认识和见证记录下来，成为我们认识他和见证他的帮助。我相信，如果只有一本《圣经》而没有其他任何的书籍，我们对于神和他的作为的认识会贫乏得多。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类书籍的主要形式是蒲草纸、羊皮卷、竹简等。中国北宋的毕于1041—1048年之间发明了泥版的活字印刷术。但是，印刷术的革命则发生在400年后的宗教改革前夕。我相信，这绝非偶然，乃是上帝的安排。1454年古腾堡（Gutenberg）印刷术的发明，对于宗教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宗教改革运动的宣传可以迅速而经济地传播，也使得圣经及前五个世纪的教父著作有了更准确的版本，且得以广泛流传。因着宗教改革，《圣经》才逐渐成为人人都能得到和阅读的书籍。因着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今天我们才能很容易地得到古时圣徒们的著作。

三、属灵伟人论阅读

1、巴克斯特：书籍在牧养中是不可或缺的

巴克斯特是英国17世纪的传道人，被称为“牧者的牧者”。 他所牧养的基德明斯特会众原本是一群无知、粗鲁、好宴乐的人。在他的牧养之下，他们变成了一个敬虔的敬拜群体。他的《新牧人》（The Reformed Pastor,1656）是一本写给牧者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巴克斯特多处谈到书籍对于牧养的重要性。
首先，巴克斯特认为，读书对于传道人非常重要。巴克斯特说：“我认为，一个牧者在从事公开的侍奉之前，应当特别谨守他的心。要读一些激励人的属灵书籍，思考一下你所要讲内容的重要性，或者想一想你所牧养之人属灵的大需要。要抱着对主的热忱去侍奉，以使那些怀着冷漠之心而来的人在离去之前火热起来。
巴克斯特不仅劝说传道人自己要读书，而且还劝传道人买书送给他们所牧养的人。他说：“我劝你，要慷慨并有同情心！以你的钱财去满足他人的需要。购买具有启发性的属灵书籍赠送给你所牧养的人。”传道人如果自己了解一下好的属灵书籍，他就可以针对被牧养者的需要向他们推荐属灵书籍。有时，书籍里的话比牧者自己的角度能产生更大的作用。
巴克斯特也劝信徒们要读属灵书籍。他写道：“要确使每个家庭都拥有除圣经以外的一些好的属灵书籍。要勉励他们在空闲时，特别是在主日阅读这些书。”

2、司布真：甚至使徒保罗都需要阅读
        司布真是英国19世纪的传道人，他讲道非常有能力，被人称为“讲道王子”。司布真讲道的能力来自祷告和阅读。在他讲道的时候，有一部发动机，也即一个祷告的团队在支撑着他。另外，司布真博览群书，从历代属灵前辈那里吸取了许多的洞见。司布真有一个个人图书馆，藏书12000册。司布真通常每周阅读6本书，而且能记住书中的主要内容和内容的出处。
司布真自己深得阅读的好处，因此也极力地与会众分享读书的益处。有一个主日，他讲道的题目叫“保罗——他的外衣和书”，专门分享了读书对于基督徒的重要性。保罗在狱中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说：“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 （提后4:13）在司布真的时代，有一些传道人不读书，拿着圣经走上讲台就信口开河。这些人却受到会众的崇拜。针对这种现象，司布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甚至使徒保罗都需要读书！” 他情绪激昂地说：“他被圣灵默示，然而他需要书！他至少讲了三十年的道，然而他需要书！他亲眼见过主，然而他需要书！他比多数人的经验更丰富，然而他需要书！他曾被提到三层天上，听见隐秘的言语，然而他需要书！他是新约大部分书卷的作者，然而他需要书！”
司布真大声疾呼传道人要读书，同时也呼吁弟兄姊妹读书。他认为，对基督徒来说，最好的休闲方式是阅读或祷告：“使徒保罗对提摩太，也对其他每一个传道人说：‘你要读书。’不读书的人永远不会被人阅读；不引用别人的人永远不会被人引用。不使用别人头脑中思想的人证明他自己没有头脑。弟兄姊妹们，这道理对传道人来说是这样，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也是这样。你需要读书。尽可能弃绝所有肤浅的读物，极力研读那些纯正的神学书籍，特别是清教徒作家的书籍和圣经注释书。我们坚信，最好的休闲方式是阅读或祷告。你可以从书中获得很多的教导，之后你可以把它们当作真正的武器来服侍主。让我们和保罗一同呼喊：‘把书带来！’”

        3、 伯尔纳：阅读是服侍的预备
         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时代。每个人都说：“ 忙！忙！忙！”
我们总是被紧急的事情所左右。稍微有点恩赐的人，总有很多事情要找上门来。传道人成了消防员，四处救急灭火。我们忙得团团转，魔鬼一定在一旁得意呢。艾森豪威尔说：“紧急的事很少是重要的，重要的事很少是紧急的。” 耶稣没有被紧急的需要所左右，总是顺从父神的旨意。（可1:37—38）传道人常常耗尽、枯干，拖着疲惫的生命在服侍，是因为没有足够亲近主、安静预备服侍的时间。阅读、默想、祷告是服侍最重要的预备。
12世纪灵修作家明谷的伯尔纳（ 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是一个与主十分亲近的人。他的思想很有见地，他的文字也带着能力。伯尔纳将属灵阅读与祷告相提并论，他说：“属灵阅读和祷告是我们征服地狱、赢得天堂的武器。”
论到服侍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伯尔纳说：“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会表现得像个水库，而不像一道水沟。因为水沟这边收，那边就放了；水库却待储满了水才倾溢，从而有余地传出去。……现在教会里水库太少，水沟却很多。……水沟自己没有注满，就想往外泼。……因此，充实自己吧，但记着充溢时要谨慎地倾泻。……如果你有能力，就利用你的丰盛来帮助我，否则，饶了你自己吧。”我们从浅浅的水沟里舀出一点带着沙土的水给信徒喝，如何能解他们的渴呢？
基督教的生活，安静有时，行动有时。安静的时候是以阅读、默想、祷告来预备自己，使自己首先浸润在神里面，被神的丰盛所充满。阅读、默想、祷告产生真诚清纯的思想，而真诚清纯的思想会激发我们的爱心去行动。行动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安静中，重新得力，之后以更大的力量去服侍。正如伯尔纳所说：“行动与思想是一双关系密切的同伴；他们地位对等，同居一室；马大与马利亚是姐妹。……真诚清纯的思想有个特质，就是有时它会激励心灵，叫它热诚澎湃，要说服别人爱神，以至它欣然放弃安逸，换取传道的劳苦。当工作有点成绩时，心灵就回去享受思想的乐趣，然后，它会再次挟着以往的热诚，以更大的力量去为人工作。”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你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
电话的那头传来了让好好爸爸揪心的争吵声，那是好好的妈妈和好好的奶奶在吵架。
如果看过《杏花》杂志上《圣经里是否有记者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也许还记得好好。十月孕育，如今这个带着神祝福的婴儿已经来到人间。神让她成为漂亮的女娃娃，大眼睛，皮肤很白，吃奶的时候脾气很急像爸爸，喜欢依偎着大人，被大人抱着，这无疑是好好妈妈的特点。
这个宝宝在好好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蒙了神的许多恩典和保守。比如，好好妈妈怀孕的时候从来没有吐过，胃口很好；好好还参加了妈妈的受洗仪式，因为太激动，好好妈妈忘了好好当时是否兴奋地踢了几下妈妈的肚子。在这之前，好好的外婆也信主了。好好爸爸想，神真是恩待这一家人，所以他的msn签名一直都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但是好好爸爸没有想到，当好好终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家人之间的争吵却开始了。
事情从好好爸爸的软弱开始。这个家里的头还没有完全进入角色，特别是神的恩典那么快临到——赐下如此宝贵的产业。信主之前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整天想着要做一份伟大的媒体，自己的名字能够在google上有很多搜索条目，甚至担心有孩子会影响自己的所谓伟大事业。爱世界的心让他与神隔绝。当满有恩慈的神光照他之后，他和好好妈妈一直盼望有个孩子，在新年祷告会和年初的禁食祷告之后，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赐下了好好这个产业。但是面对如何度过孕育、生产以及将来如何教育孩子这些问题，好好爸爸发现自己完全没有预备好。
他和好好妈妈去了几次北京的妇幼医院做检查，虽然医院的大堂里竖着那位著名的基督徒——儿科专家林巧稚的铜像，但是他觉得那里的医生态度生硬，而且对孕妇和孩子缺乏爱心。于是，他决定让好好妈妈回老家生孩子，他和好好妈妈的家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家里有很多亲戚，回老家生孩子照顾的人更多，更加方便。但是最大的遗憾是自己和好好、好好妈妈就有了一段分离，不能像怀孕的时候那样给好好读《圣经故事》，也不能和好好妈妈一起祷告，给好好唱圣诗，会错过生命中很多精彩的时刻，也会少承担很多家务。
虽然之前师母和长老都建议孩子应该和父亲在一起，但是照顾家人的担子却让自己软弱了，好好爸爸很后悔。 好好出生两个月了，好好爸爸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只有20天。就在这20天，好好爸爸还做了非常糟糕的见证。
出院回家以后，好好每天吃奶、睡觉，有时候在睡梦中还会咧嘴笑，一如既往地感到安全和满足。但是大人们没有那么自在了。因为好好妈妈坐月子的时候住在了好好奶奶家。婆媳关系被好好爸爸认识的一位弟兄称为是天敌。如今，这对“天敌”要共同面对起夜、换尿布、喂奶、洗澡等众多琐事，调和生活中无数不同的习惯，每天在辛劳中，不满和埋怨如同火山岩浆在地下积累和运行。
好好奶奶做事风风火火，好好外婆则慢条斯理，注重细节；好好奶奶当年一个人既要工作，又要抚养孩子（好好爷爷在部队），好好外婆则有保姆帮忙；好好外婆有洁癖，每天抹布不离手，好好奶奶对此则很不满意。在生活习惯上，好好妈妈几乎是好好外婆的模子，而好好奶奶又是一个习惯了以自己为主的人。好好妈妈买了很多关于育儿的书，有美国人写的，日本人写的，上面事无巨细都有解答。对于好好奶奶来说，育儿都快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而这个媳妇有那么多的新想法和新花样，让自己无法适应，更让她失望的是尽管自己努力适应，但总是取代不了好好外婆的位置。
于是，回来陪产的好好爸爸发现，为了奶瓶、尿布、饭菜等各种事情，两人几乎每天都有那么多不同意见。
好好爸爸把这对“天敌”扛在了自己肩上。虽然有时候晚上睡觉前，他和好好妈妈一起祷告，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选择给好好妈妈讲道理。因为这是一个骄傲的人，再加上多年做记者，养成了好对人评头论足的坏习惯。每当晚上好好睡熟的时候，他就开始了长篇大论，教育好好妈妈要拆毁心中那座墙，在内心中不要对自己的妈妈和婆婆区别对待，要从心里面爱她们每一个人。好好妈妈则会拿出各种实际事例反驳，好好爸爸的惯常回应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多祷告。”这是结婚之后的弟兄对姊妹的常见回答。后来好好爸爸回想起来才发现，神的道如果用冰冷的言语而不是真实的生命显明出来，就很难在别人的心中发出真正的亮光。

好好爸爸的假期只有20天，他试图在回北京之前解决这个问题。随着假期临近结束，婆媳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他开始焦虑起来。其实好好爸爸和自己的母亲之间很少有深入的交流，也许是因为自己是个男孩，从小到大习惯于自己处理问题，面对困扰，很少和自己的父母有深入交流。所以好好妈妈很失望：自己的丈夫遇到事情总是责怪自己，需要他出面和好好奶奶沟通交流的时候，这个弟兄却总是怯懦，犹豫，只会一味地用属灵的言语教训自己。好好爸爸则觉得，自己的妻子是个基督徒，应该比不信主的母亲更能忍耐才对，可是神大能的道从自己嘴里出来就是没有果效。
终于，他对好好妈妈发了火。事情的起因无非就是好好妈妈坚持自己的育儿见解，而好好奶奶不同意。这次发火结果非常糟糕，好好妈妈还在坐月子的时候，自己的丈夫就对她发了火。家人说，原来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的表现。
好好爸爸几乎是灰溜溜地回了北京。在北京的日子里，虽然每天为这对“天敌”祷告，但是每天仍然接到好好妈妈抱怨的电话。好好爸爸知道，自己的母亲有时候确实性急、固执，好好妈妈的很多意见是对的，但是如何向自己的母亲表达这些呢。
一天下班后，好好爸爸和同事吃饭，一位刚做父亲的同事正说到，自己的母亲兴冲冲地来到北京带孩子，但是呆了一个月就“黯然”离去。就在这个时候好好爸爸接到了好好妈妈的电话，听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争吵。争吵的双方是自己最亲爱的人，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但都是人们惯常说的好人。这对好人真的像“天敌”那样互不相让了，这该如何是好呢？
这时候一个念头出现在好好爸爸心里，世人其实不知道什么是爱，离开了神的爱，挚爱的亲人都会成为“天敌”。他几乎是恍然大悟了，过去他对好好妈妈的生硬教育、争吵，其实不也是以自己的心意为最高，没有去体会别人的处境吗？
现在回想起来，好好爸爸都不能完全说清楚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发生了些什么，但是他可以确定的是，神听到了自己的呼求：“主啊，离开圣灵的光照和带领，我们这些罪人哪里知道什么是爱，求主你怜悯我们，把你的爱显明在我们心里。”接下的事情就是神的作为了。
好好爸爸首先和好好奶奶通了电话，平静地听完了她的埋怨之后，他告诉妈妈，其实争吵并不能说明双方心地有什么问题，只是因为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家庭，都有几十年的生活习惯，这种分歧很正常，也一定有很好的办法达成一致。出乎意料，好好奶奶很快从怒气中平息了下来。
原先认为和好好妈妈的沟通会很难，但是圣灵已经改变了她的心思意念，好好妈妈其实已经为刚才的争吵后悔了。如今，好好爸爸忘记了自己当时究竟说了什么，只是感觉有些话说出来的时候是那么地平静但有力量，并且过去教训人的时候，自己内心很焦急，一定希望对方能够接受，而这一次，他的内心有着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他想起了冠辉长老的一句话：我们生命中的所有问题，神的道都能解决。他也把这句话告诉了好好妈妈。而就是这句话给了好好爸爸很大的信心，他在内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呼求：神啊，请你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吧，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离开你的爱，我们根本无法生活！
好好妈妈听完了好好爸爸的话之后，自己决定向婆婆道歉，并且和她好好交流一次。她虽然有点忐忑，但是一开始还急着要坐飞机赶回去处理争吵的好好爸爸已经很平安了，他邀请了小组的弟兄姊妹为“天敌”的谈话代祷。这是看神作为的时候了，他想。
一个小时之后，他收到了好好妈妈的短信。她说，原来当自己内心敞开之后，同样的话说出来竟然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她还感叹说，其实神让她看到了，自己和那些她不愿向之敞开内心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她们的缺点自己都有，都需要神的光照和带领。甚至她第一次向婆婆传了福音，这是好好爸爸想做都没有做到的事情。至于好好奶奶，虽然对福音还没有完全接受，但是她也把自己的内心感受告诉了自己的媳妇，做媳妇的则第一次耐心地听完了婆婆所有的内心感受和抱怨，还没有任何反感。原本激烈争吵，摔门而出，一家人成为“天敌”的局面被神轻轻地化解了。 那一晚，想来所有的人都很不平静，但也很平安。
好好爸爸终于发现， 对于大能的神来说，拆毁“天敌”之间的壁垒就是那么简单。只是自以为是的人类不去仰望他的爱，总是用自以为义的态度去解决问题。自己在对好好妈妈发火的时候，在意的其实哪里是神的真道，不过是自己的意见、看法、面子而已。人不需要学习如何悖逆神，人天生就会！于是，从婆媳关系到国家关系，骄傲自大的人类之间树立了无数的“天敌”，无数的厚障壁，出现隔阂、争吵直到战争。
虽然自己的见证很糟糕，但是好好爸爸愿意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别人听，因为这里面有神的爱和荣耀。一位慕道友听完之后流泪说，家人之间这样的关系多么美好啊。后来她信主了。
至于好好，继续吃奶，睡觉，已经开始用自己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并且对大人们微笑。有人说，成为父母以后，能够慢慢体会天父的心肠，当我们满心欢喜地凝视着自己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天父也在这样关切我们，不同的是，天父的爱永不枯竭，永不止息。
好好爸爸知道，这个孩子是神的礼物，也是神交给他和好好妈妈的一个作业。他迫切盼望好好妈妈和她能够尽快回到北京，一起完成神交给的作业，从中领会神的美意。学习才刚刚开始，但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

“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哀3:22—23）

2009年10月12日

“感谢主耶稣赐生命，阿们！”近一个月，睡前祷告果果总是只说这一句话。我启发果果再多祷告些，偶尔她会加点儿，但这句祷告词对她似乎特别重要，每晚必先讲，有时没有别的，就只说：“感谢主耶稣赐生命，阿们！”昨晚当我再想起果果的祷告时，忽然内心有个声音轻轻叩问：难道不该为此付上更多感谢吗？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前5:7）

2005年3月11日

6号下午我知道自己怀孕了，由于没有准备好要孩子，此前共服过7粒妊娠期不应服用的药。9号下午去医院，大夫建议流产，因用药不当且服量较大。面对平静的大夫，内心忐忑的我，好像沸腾着开水的锅炉。当晚给冰霞打电话，10日给恩平、于净打电话，我希望她们能告诉我，该怎么办。11日怀着侥幸，再赴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大夫开始给我建档，得知已服药的情况后，开始陈明利害，我追问大夫的意思是不是流产？大夫回答：我可没这么说，你自己决定。我多么希望她说啊，多么希望谁能替我抉择啊！对一个初孕的妈妈，大夫的“后果自负”等于给胎儿判了死刑。晚上冰霞、阿来电询问情况⋯⋯浪和我内心都十分挣扎，我们似乎掉到了井底，要自己救自己出去。忧愁、痛苦、焦虑加剧了妊娠反应。嗜睡、烦躁、整日的烧心、躺着口水也往外流，牙膏洗手液都让我恶心，更不用说洗发水了，大部分乐音都令人想吐，任何地方的红色黄色都不能看，甚至浪帮我捋捋背，都像在胃里搅和了一把。“想吐——”，吐的似乎比吃的还多，最后吐些黄的绿的液体。生活从来没有如此让人不适。这些反应又加剧了忧愁、痛苦和焦虑。反应和情绪竞相把我往沼泽里拖。浪的心情较乱。他担心孩子的健康远甚于我，加之毕业在即，在此双重压力之下，还要照顾我，他时好时坏的心情和不住的叹息显露了内心的挣扎。教会的姊妹建议祷告，听神的旨意，相信生命在神手中。我们极其矛盾，胎儿在一天天长大，留还是不留，这是关乎生命的问题。近两日有点逃避此事。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赛41:10）

2005年3月20号

对孩子健康的忧虑是最大的，若不健康，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金钱给孩子治病吗？孩子将来能正常生活吗？我们的父母能接受吗？他能上学吗？能成家立业吗？等我们年老了，他能照料自己吗⋯⋯所有坏的情形都设想过了，我们小心翼翼地不和对方聊这些，其实我们都想过了。也想到了日后无论我们遇到何种境况，主必会赐我们力量和爱心。现实，意味着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地面对，无处可逃。我们该怎么办？（唯独，我们没想过健康的孩子，似乎大夫一语成谶，即是现实；亦或是我们的信心微茫，不敢想象神给赐一个健全的宝宝。）彬彬（我的好友，已移居荷兰）的来电出乎我的意料，本来两三个月联系一次的，结果不到一个月又打来电话。12日，她想托我在国内买东西。得知情况后，她立刻去找所在教会的师母，又与祷告小组的成员交通。此后，她两次来电告诉我情况，说：首先，我们认为在信仰之中不该流产；其次，神必保守生命；而且，又有几个实例，服成分类似的药生下健康的宝宝⋯⋯最重要的是，她和她教会的姊妹们为此事恳切祷告。大家的关心使我感到很得安慰，甚至她们急切的心情都减缓着我的忧愁。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4:6—7）

2005年3月25日

神是满有怜悯、安慰、大有能力的神！

经历两周的信心试炼后，我们心中有了平安。至22日前，浪的信心风雨飘摇、忽明忽灭、几趋于零。我们决断的日期定在20日，时日已到，仍未去医院手术，我十分迷惘，不知下一步如何收场。22日晚，浪忽然要与我一起祷告，我卧于榻上，浪跪在床前，二人执手，共同向神呼求。我们声泪俱下，相信神掌管此事，也宣告我们因着神选择留下胎儿。接下来浪的祷告令我惊异并大受安慰。他的信心一下像被圣灵盈溢，充满了对神的赞美和坚信，不断地说“哈利路亚”，与前相比真是判若两人。神啊，你是大施奇妙的神！23日晚，祷告会上，大家众心合一，大声呼求神施恩。我们手牵手一同祈求神使胎儿健康。王亮更带领大家唱起了“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俯伏敬拜你，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惟有你是全能真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惟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圣名直到永远。”东月、志梅、李红、卫珍、王亮、志强、明明、浪和我边流泪边赞美，宣告为着神的名，我们留下这个小生命！

祷告会后的第二个早晨，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顺顺利利地，甚至是在去医院的路上，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梦里他已两个月，眼像我、嘴像浪、鼻子像奶奶、头发像明明，我的奶水也很充足。（有人说梦是反的，宝宝出生后证明，关于性别和长相的确正相反。）次日早晨六点半，彬彬又来电，告诉我她又问到一个和我类似情况的朋友，她的两个宝宝都很健康，另一位姊妹也同样生下健康的孩子。这些信息一次比一次鼓舞和坚固着我们的信心。到昨天早上彬彬第四次来电时，神已完全坚固了我，我将信息告诉浪，他也同得喜乐。

其间，天明牧师、冰霞、阿峣、于净、赵阿姨通过各种信息坚固并关心着我们，明明时常来家为我们做饭，陪我散步，她对此事的信心也从无至坚。主借周围的一切环境对我们讲话，安慰坚固我们，显明他的爱！

“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赛26:3）

2005年11月15日

凌晨5点56分，大夫将身长54cm，体重3490g的宝宝取出的瞬间，就听见她响亮的哭声，大夫抱着宝宝从我右边经过，我只看见她的一只小脚和一条小腿，有大夫问：是女孩吧？ 答，是。在医院的五天，果果晚上极少哭闹，姥姥说书上讲这叫“易养型”宝宝。新生儿医院给宝宝们做了一个关于健康的综合测评，果果的分数很高呢。回家路上出租车里的广播一路放着：妈妈呦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我心里那个美呦！回到家，妹妹神秘地在我耳边悄声说：“看到果果我终于踏实了。”“为什么！？”我有些纳闷，不解地看着她。“我生怕她有问题。”啊！我猛然记起，那让我们焦虑难捱的真实就发生在半年前。如今，神不但引导我们，安慰我们，而且是如此彻底地安慰了我们，以至我完全忘记了，就像洪水退去的陆地一般崭新，全然不见先前的痕迹。此时，我们心中无限感慨，只有一首歌在心中回旋：

我侍奉复活救主，他今就在世间；我知道他永活着，我有亲身经验。
我亲眼见他慈手，亲耳听他柔声，正当我需要他时，他近我身。
在我四围环境中，我亲见他恩慈；有时虽困乏疲倦，但我总不丧志。
经风雨我心安稳，我知他必引导，深信他显现之日，终必临到。
哦！圣徒欢欣，欢欣，都当扬声歌唱，当歌唱哈利路亚，永归基督君王!
他是寻者的盼望，又是求者力量，无一人像他可爱、仁慈、善良。
他活！他活！基督耶稣复活！与我同行，与我谈心，时刻不离开我。
他活！他活！救恩临到我众；你若问我怎知他活，他活在我心中。

2006年1月26日

今天，小白、冰霞、唐华、阿迟、糖豆来家。小白夫妇一人抱一个宝宝（一个是果果，一个是唐华、阿迟家的糖豆），他俩坐在沙发上，乐得合不拢嘴，小白带头唱起了“马槽歌”，大概是太高兴了，把“众牲畜呜呜叫”唱成了“众圣徒呜呜叫”！之前，新萍、阿、张辉、晓峰、宋颖、赵阿姨、洁馨、李红都给我们带来了祝福。弟兄姊妹同在主里，真是美好！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6:23）

2009年10月15日

大概快十点了，熄了灯屋里黑乎乎的，我已经迷迷糊糊了，忽然听到果果说：“妈妈，我不想死。”“什么！？”我有点不确定，这话在不清醒的我听了像是天外来音。“我不想死。”她不急不缓地说。天啊，宝宝还不到四岁，怎么说这样的话呢，发生什么事了？我努力把自己从半梦中拽出来，和她谈这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想到死呢？”“龙会死。” 她一板一眼地说。(睡前童话里的确讲到死去的龙。) “嗯——果果不会死的。”我急欲解决她的问题。“会的！”果果执拗地说。对，会的，她说得对。于是我努力理清自己的思路，谨慎地说：“死没什么，人人都会死。但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死了以后还会复活的。”“我明白了，动物都会死，人不会死，对吗?”“对，相信主耶稣的人会复活。”小家伙这才不声响了。

因此，最近几天晚上，果果的祷告词多了一句，“感谢主耶稣不让我死，感谢主耶稣让我不死，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