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载入...

记忆中的守望 文 / 光宇

1995年我在家乡信主,同年秋天来到北京读书,并开始参加天明牧师在清华西门带领的聚会。守望教会正式定名,是在2007年,经教会同工投票确定的,在我心目中,清华西门的聚会已是我所了解的守望教会的最早前身。也曾听牧师和师母说起过,他们从大学毕业后即奉献传道,不久就在他们自己租住的家中开始了聚会。如同圣经所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在过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眼见所结出的子粒已然超过数十倍。不过,包括牧师、师母在内那整整一代中国传道人的传奇故事,应有更合适的人来讲。我在此想回味的,则是我心目中的守望,从清华西门开始,直至汇集在华杰大厦前,留在我生命中若干温馨甜美的记忆。

一、清华西门:圣灵充满的地方

我第一次参加清华西门的聚会,是在1995年的9月,但那之前,聚会应该已经存在有些日子了,具体的时间我一直没有跟牧师核实过。那时,天明牧师还被称为“带领人”,弟兄姊妹跟他说话的时候,大都直呼其名,我也这么跟着叫了好多年,以致现在常常改不过口来。后来,一些政法大学的弟兄姊妹过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我发现他们的叫法又好听又具时尚感,于是有时也跟着他们一起叫“天明兄”(以下均称“牧师”,不论是否在按立后)。
对清华西门聚会的描述,可以用得上小时候老师教写叙事文的手法:骑自行车从人大东门一路往北骑,骑到现在的北大东门附近的路口后往东拐,再向北拐上那条通往清华西门的小斜马路,一直骑过清华西门,西门斜对面,大致在圆明园的东面,是一片平房。清华西门的聚会,就是在其中的一个小院子里。我说的这些地方,那时相当朴素清静,现在则已繁华得面目全非了。
记忆中那个院子不大,主要是一间大屋,用来聚会。屋子是北方人所熟知的“正房”,门窗都朝南,屋里墙上贴着些圣经经文,此外就好像没有什么装饰了;进门后,只见一排排的凳子,坐东朝西放着,对着最前面的一张小桌子,带领人讲道时,就站在桌子后面。
跟现在许多刚来守望聚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一样,那时的我也是刚到北京读书,刚刚信主,还不满二十三岁,属灵的状况可以说是“神知道我,我不知道神”。但在大学同学的妹妹的引介下,我终于鼓起勇气开始聚会了。
第一次去那里,就发现聚会的竟然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因为人多,聚会分上下午两堂,一堂是学生,一堂是已经参加工作的人,每一堂都应该有四五十人。我上下午都曾去过,记得当时就非常诧异,原来有这么多和我一样年纪的人信主,而且其中许多是刚从外地来京的我所无限景仰的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的学生和毕业生。
清华西门聚会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那里的敬拜气氛。
我一般参加下午的聚会,两点正式开始。记得当时我常常不到一点半就到达,却发现有很多人已经到了。两点之前的时间,就是唱诗。是不是有人教,记不得了;敬拜的时候有没有乐器伴奏,也记不得了。但我忘不了的,是伴随敬拜和赞美的那种纯粹而强大的力量,整个房间都被这种力量所充满和激荡。敬拜过程中,在开声祷告的那部分,我发现周围的人几乎都在旁若无人地大声祷告,感觉房顶都会被掀起来。刚刚信主的我,心灵被这种莫名的力量所温暖和紧紧地抓住了。那时,我还没有掌握多少信仰“术语”,后来回顾起来,才明白那种力量,不是音量的问题,而恰是所谓“圣灵的同在、充满和能力”所释放的力量。那时我去聚会,可以说就是为了去唱诗和体味那种感觉。像一块海绵一样,我要把那种奇妙、美好而又陌生的感觉,从我的每个毛孔,吸到我的生命里去。当时,我的信仰还很不稳定,甚至还不懂主日就是应该用来敬拜神的。但每次一旦去聚会,总是被深深地吸引,无一例外。
记得教会的一位老姊妹曾说过一句话:“我 岁信主,那之前的日子,都算是白活了!”当时,听到的人都笑了。这或许不是严谨的神学,但里面那朴素的道理、真挚的情感,又有哪一个跟随主的人,不能心领神会?可以说,上帝正是借着清华西门的敬拜,打开了我的心,牵引着我的手进入了他的家。
清华西门聚会的人数和规模,虽然与现在的守望无法相比,聚会的地方也偏僻简陋。但聚会中却一样有神的同在和恩膏,神也一样眷顾那里上百个如我一样饥渴的生命和灵魂。在90年代周遭贫瘠的信仰沙漠中,清华西门的聚会,如同一片盎然的绿洲。神的恩典充沛地降下并覆庇在那里,圣灵强烈的同在激励着神的儿女更深地渴慕和追求。那种感觉,我至今不能忘怀。

二、分散与动荡

好像是199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照老时间去聚会,到了那里,却发现屋里只有带领人和一两个人坐在一张小桌旁。我被告知,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得知是安全原因),那里暂时不聚会了。清华西门的聚会,自此告一段落,以后,“清华西门团契”的名字,也再没有被重新启用过。
此后不久,在清华西门认识的一位姊妹带我去一个弟兄家里聚会。如果说清华西门的聚会从聚会地点而言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庭聚会的话,此后开始的两年时间,守望就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家庭聚会”时期了。原来团契中的信徒,分散到几个家庭中,我去的这家即是其中之一,大约有十几个人一起崇拜。
第一次去聚会,就听到当时已经开始进入到北京家庭教会中的灵恩派的教导。讲道结束后,一位姊妹过来问我,刚才的讲道听懂没有,有没有问题。我老实回答“没听懂”,这位姊妹就告诉我,要坚信,疾病不是从神来的,无论得了什么病,一定要凭着信心,命令这个疾病退去,宣告神已经医治了我的病,还引用了不少经文,比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我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半信半疑,并且有种害怕的感觉,不敢再去,就改为去海淀堂聚会,同时仍然参加在清华西门时去的查经小组。直到上帝借一位姊妹带我去了她所在的家庭聚会。

        三、灵恩派的冲击

这个聚会点,位于一所大学家属院里一个小小的一居室中。此后一两年间,这里成为我属灵的家。从信主后一直漂泊动荡的我,在这里,很快被接纳,找到归属感,并开始一天天长大成熟。
那时的家庭教会,从各方面都很难与十几年后今天的基督教会同日而语。但神的保守、同在和祝福也一路伴随着我们。
在那里,我终于清楚了与神的关系,并决定受洗。在那里,我每周最盼望和绝对不会错过的,除了主日的聚会,还有聚会后在主人家的爱宴,以及每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在那里,我结识了几个最要好的属灵同伴,大家一起聚会,一起查经,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一起祷告,一起玩儿,一起挣扎,一起流泪,也一起成长。在那里,我也认识了几位上一辈的老牧师、传道人,知晓了他们为主坐牢、受苦而坚守信仰的经历。从他们身上,我开始了解三自和家庭教会的差别,开始接触活生生的中国基督教会的近现代历史。在那里,我见到现已归回天家的赵天恩牧师,但当时完全不知道他是华语基督教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那里,我参加一个海外学生事工的活动,也被他们“挑战”做全时间的服侍,好在我当时一方面还很爱世界和放不下自己,一方面也有基本的自知之明,没有同意。
神非常眷顾我们,虽然一直有问题,但也没有耽误我们的灵命成长,正是应了圣经上的那句话:神能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各种问题中,最为严峻的挑战,也许要数灵恩教导给教会所带来的冲击,我所在的教会也未能例外。

有一天,我们那里来了一对外国牧师。他们用英文讲道,安排我作翻译。开始前,其中一位牧师为我按手祷告。那次的翻译,惊人地流畅,不打磕巴儿,节奏跟那位牧师配合得恰到好处,而且常常能开口就想到圣经中一些合适的词。后来连着几次翻译,都是如此。当时我没有多想什么,后来过了好几年,我才突然想,会不会是这位牧师按手,就“激发”了我里面这方面的恩赐呢?有一件事我是确定的,就是如果不是信主,我的英文会比现在的差不少。自己在这方面的长进,无疑有神的祝福和恩典,但是否也与这位牧师的按手有关呢?这一点我现在仍然无法确定。
这两位牧师所讲的主题,就是方言和医治。其中一位牧师告诉我们,他原来高度近视,后来听了医治的教导,他有信心神会治好他的近视眼,于是立刻把眼镜摘了,后来眼睛就不近视了,再也没有戴过眼镜。听了他的见证,我和另一位高度近视的姊妹,也决定把我们的眼镜摘了,宣告神会医治我们的近视眼。那段时间,别的弟兄姊妹看见我们俩,都觉得有点怪怪的,然后才发现,是我们的眼镜没了!大家问我们怎么不戴眼镜了,我俩也神秘地笑笑,什么都不说。结果,过了两三个星期,我们的近视还没有被治好。于是,我俩又灰溜溜地悄悄把眼镜戴上了,直到今日!
他们也为聚会中一位生病的姊妹祷告。后来又有一位国外的姊妹来我们那里讲道和祷告。她分享说她曾经得过多种癌症,上帝都一一医治了她,并说她也有医治的恩赐。聚会中,她为这位姊妹的身体祷告,许多弟兄姊妹也都站在屋子里一起祷告,我照例作翻译。开始祷告后不久,她突然停下来说:“我感觉我们当中有不信的人,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会医治,就请你离开这间屋子,否则会影响圣灵的工作。”一阵沉默后,开始有弟兄姊妹陆续离开。挣扎了一会儿,我也开口对那位姊妹说:“我想你得找一个别的人来为你翻译,我也需要离开,因为我信不了。”说完,就忍不住哭了起来。那位姊妹很吃惊,连忙安慰我,说:“不,你不用离开,我相信你,你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开始为姊妹祷告。
但过了几个月,这位姊妹还是被主接走了。这位外国姊妹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买了机票,飞到北京,直接去了医院,把姊妹从太平间的冰柜中拉出来,为她按手祷告,求主叫她从死里复活。但主已经把这位在世上受病痛折磨的姊妹接到那好得无比的地方了,而没有让她在这人世上复活。
那时,我还不会从解经和神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现象,但与此类似的经历至少让我懂得了一点,就是信心不是“嘴硬”,人也不能够操纵或是要挟神,“神的主权”高过一切。
从清华西门聚会分散后,天明牧师一直在几个分散在各处的地方聚会和讲道,同时也带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查经,但还没有建立他直接牧养的教会。那时灵恩派教导已经在我们聚会中引起相当不同的反应和争议。为此,带领人一连三个主日,请天明牧师来分享有关属灵的恩赐的问题!但这样做也没能挽回局面,最终,接受灵恩派教导的弟兄姊妹,还是决定另找地方聚会,把原来的地方留给不认同灵恩的人。但教会的原带领人也即将回国,于是力邀天明牧师承担起余剩人员的牧养责任。
写到这里,守望的发展脉络重新清晰起来。此前的一段时间内,“守望”虽然没有一个明晰和有形的存在,但神却在各处牧养和预备着他的儿女,也预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重新召聚我们。
信主的时间长了,不仅看到周围跟随主的弟兄姊妹学业、家庭都在神的祝福下蒸蒸日上,也看到一些让我不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情况。例如,前面我提到跟我一起摘掉眼镜的姊妹,我们一直非常要好,但她最后却陷入到一个邪教中。后来,我也看到奉献给主全职服侍的肢体,因为精神疾患而无法继续服侍的情形。再往后,要第二个孩子的问题,试管婴儿与基督教伦理的问题,父母在家教育子女的问题,都陆续成为一些弟兄姊妹思考甚至挣扎于其中的问题。这些事,似乎都没有现成和简单的答案。
奇妙的是,虽然难题不少,但却也不令人感到灰心和绝望,反而越来越觉得踏实和平安。因为我看到,虽然经历这么多的难处,神的教会却在不断地成长、兴起、壮大。记得有一次一个牧师问我们:只有一种人不会得病,你们说是什么人?我们答不上来,结果牧师说:是死人!教会是神的教会,问题和难处都不能压垮它,因为神的手亲自扶持,我们就必站立得住。有了神的保守,神的教会还怕什么呢?不论是外面来的搅扰,还是自身的软弱和问题,都不能把属神的从神的手上夺去。现在,再听到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似乎也越来越“老练”了,不再轻易大惊小怪,相信神照样会保守和带领我们平安度过的,如同一首赞美诗中所唱的:“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内。”

四、黄庄地下室:温暖的团契时代

我参加清华西门的聚会时,一位个子不高的姊妹主动来跟我说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小组,我答应了。从此,她成为我的组长。1996年清华西门的聚会解散后,我仍然定期参加小组聚会。后来得知,聚会虽然分散了,但这种小组查经和牧养却一直没有断。1997年的一天,组长告诉我,天明牧师要开一个查经班,她推荐了我。本来要求的条件是信仰比较成熟、可以服侍的人,但经过小组长的力荐,我才被勉强收录。所以后来我开玩笑说,自己是被牧师从路边捡来的。
我现在仍然记得,那是1997年3月28日的晚上。组长通知我在黄庄的麦当劳门口集合。当时,跟天明牧师几乎不认识,也没怎么说过话,只听别人问他:“恩平怎么样了?”牧师回答说:“昨天刚生了雅歌,现在还在海淀医院住院呢。”如果不是神的工作,哪会有一位丈夫,会在自己的孩子出生的第二天,就带一帮年轻人,去到一个昏暗的地下室查考圣经呢?
等十几个人都聚齐了,我们就来到黄庄附近的一群塔楼中的一间半地下室。说是半地下,其实在白天也几乎是采不到光的,不开灯什么都看不见。但就是在那里,我切实地开始了自己追求真理和认识神的旅程。
又过了几个月,如前所述,我所在的教会因为在灵恩派教导上的分歧而一分为二,原来的带领人也要离开,因此提请天明牧师来带领我们这批不认同灵恩倾向的信徒。我记得当时牧师也很犹豫,他说,他的原则一向是“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但我们这批信徒中,有很多人,这些年来其实一直受到他的关怀和实际上的牧养,所以硬是不管也不行。几经考虑,他终于同意把我们收编了!黄庄地下室用来小组查经的那间狭长昏暗、十来平米的小屋,也成为我们主日聚会的场所。
对团契时代记忆最深刻的,是肢体间那种亲密美好的关系。那时,我们常常去牧师家,牧师似乎也不用提前跟师母打招呼,就会在主日聚会结束后招呼大家说:去我们家吃饭吧!我们也总是乐于响应号召,去给师母作不速之客。正是在牧师的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对基督徒夫妇的关系是怎样的,亲眼目睹了牧师夫妇如何对待和养育两个孩子,学到了建立家庭方面的宝贵功课。那时,团契里最多也就是三十来人,不仅跟牧师的关系近,大家彼此间的关系也很熟稔。加上我们这些“活跃分子”大都是单身,所以有很多的时间泡在一起,建立了亲如手足的生命连接。
也是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在1997年那个酷热的暑假,我们十几个学生信徒,吹着风扇,参加了从早到晚为期大约三周的圣经学习。在那里,每个主日都挤着二三十人敬拜神。后来,实在坐不下,就租了同一层一个大一点的房间,正对着阴暗潮湿的厕所,味道可想而知,但神还是把人不断带到那里来。在那里,我的大学同学决志信主,并且很快与我最好的属灵伙伴组建了家庭。在那里,我的同屋也认识了神,并在这里长大成熟,如今也在教会服侍。也是在那里,我认识了自己人生的伴侣,也组建了在主里的家庭。后来分成几个团契后,在某个家庭里搞聚会也是很经常的事,到如今,当年的很多弟兄姊妹对此都无限怀念。那几年中,我们的心灵被小团契中的爱与接纳所温暖和包围,也预备我们的心,承受更大的祝福与挑战。
除了牧师以外,现今守望教会的几个长老、团契带领人等,在黄庄地下室时也已经开始了聚会和服侍。在黄庄地下室,“守望教会”已初现雏形。
2000年前后,来聚会的人越来越多,黄庄地下室已经盛不下了。同时,神也很明显地兴起和预备了能够服侍教会的得力的工人。从那时起,黄庄地下室的聚会开始分为几个团契,分开在不同的居民楼里聚会,我所去过的就有紫金庄园的几处地方、保福寺、西三环、民族大学附近、万柳等几处。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最多的时候,团契的数量达到十二个。

五、结语

从团契时代到教会转型的原委,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很熟悉了,简言之,就是在神的带领和推动下,我们逐步离开居民楼,往写字楼里集中,直到几堂聚会都汇合在华杰为止。教会的转型,对于我们这些多年来已习惯于团契模式的信徒来说,无疑有过一段困难的适应时期。但当我们越来越看到神对守望教会的带领时,我们相信神是要我们的生命与教会一同成长。我也希望团契时期形成的守望教会好的属灵传统在转型后的教会中继续地光大,让新加入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能够与我们一同蒙神的祝福,在教会中一同成长。
转眼到了2009年,守望最重要的事工之一,当然就是建堂。从清华西门到分散到不同的聚会点,从家庭聚会到黄庄地下室,从居民楼到即将有自己的会堂,上帝的手一直在搀拉着我们,带领我们行走在他永恒的旨意和宏伟的计划中。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间,神一直以他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牧养着我们,建立着基督的身体,推动和扩展着神在地上的国度。《诗篇》33篇早已宣告: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历史,就是神儿子的故事,也掌管在神的手中。也只有加入到神的手所推动的洪流中,人才不会虚度自己的一生。守望教会,只是神在地上众多有形的教会中的一份子,普天之下,神的儿女都在各处建立着教会——基督的身体,靠着他的名,行走在他的面光之中。

蒙难流泪谷 文/ 李道生

1949年8月1日,哈密全家(即教会,灵工团的弟兄姊妹自称家人)为我们去南疆祷告,张谷泉牧师、李石瑛牧师为我们行按手礼,把我们一行五人——李道生、张惠荣、李田存、冯顺义、田佩瑾,交托给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行五人准备去喀什疏勒传福音。这条路向来没走过,疏勒这地方也从未去过。

 一、经过吐鲁番的热浪熏烤

从哈密去喀什,必须经过吐鲁番,8月的气温40多度,中午地表温度更高(吐鲁番1953年7月最高温度47.6度)。从七角井西行越走越热,真是骄阳似火,特别是经过圣金口(吐鲁番境内)火焰山时,太阳如同火烤炉,戈壁滩热浪滚滚似蒸汽上腾。坐在货车顶上,汽车东倒西歪地颠簸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飞扬的尘土热乎乎地向脸上、鼻孔中袭击,汗水、尘土掺和在一块堆在脖子上。傍晚到了吐鲁番城,见到了7月份到那里传福音的田佩基、王惠民弟兄,他们租了两间房子,一边干活,一边传福音。
吐鲁番是北疆、内地通往南疆的必经之地,是维吾尔族聚居区,当年汉族人很少,盛产无核葡萄、哈密瓜。8月份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葡萄品种不同,成熟时间各异,我们没有钱买来品尝,却闻到瓜果浓郁的香味,不禁感叹创造万物的神奇妙的大能,在这火炉似的盆地竟出产甜美的瓜果供人享用。神带领我们来到新疆传福音,如同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应许之地。新疆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流奶与蜜之地。吐鲁番的炎热成了葡萄、甜瓜的催熟剂,是特产的必需条件。我们没有多住,次日找好了便车便离开了吐鲁番进入南疆。

二、两山夹持的干沟

那年代,有一种“黄鱼车”,是长途旅行最快的运输工具。“黄鱼”指坐在装满货物的车顶部的搭车旅客。汽车将近检查站时,司机叫“黄鱼”下车走过检查站,汽车过了两头检查站停下等“黄鱼”上车再走。汽车过了托克逊县城便进入了两山夹持的干沟,托克逊是干沟的咽喉。从托克逊南行40公里上坡弯路,然后又一个大下坡直到沟底。沟底是洪水冲刷的砂石滩,没有公路,汽车寻找较平坦的砂滩,穿越无数块挡路的大石头。慢行在无水的沟底,汽车越慢尘土飞扬越凶,颠簸得厉害,晃得人头晕想吐。沟两边的山呈灰色,都是风化岩石,沟不宽,最窄处约有一百米,太阳光像火烤一样,没有一丝风,只有汽车扬起的尘土。40公里的沟底砂石滩路走了四个小时,汽车开始爬坡,司机说爬坡也是40公里,山路依然狭窄弯曲,高低不平。天黑时才到了库米什山顶小镇,住了一夜。次日路过和硕县向焉耆进发,快到焉耆,要经过一段翻浆路,这种路在当时没法改变。冬季泥浆结冰,春夏秋三季地下水上翻,填上多少砂石也无济于事,汽车行驶在上边,如行驶在弹簧床海绵上,砂石被轮胎压下去,挤上来的是泥浆。汽车走得还不如牛车快,路两边是芦苇丛生的沼泽,碱洼湿地,汽车顶上的人晃来晃去地几乎滚下去。这时,蛰伏在芦苇丛中的大蚊虫一团一团地向人袭来,落在人的脸上、脖子上,无情地吸着人的血,由于双手必须抓牢绳子,不然会掉下去,所以无法驱赶贪婪的蚊虫。有时腾出一只手拍打脖子麻痒之处,手掌沾上的是自己的血,这样不停地拍打也赶不走吸血的蚊虫。终于爬出翻浆地,汽车跑得快了些,蚊虫仍穷追不舍,一团团飞舞而来。过一会儿飞扬的尘土淹没了蚊虫的追击,我们车上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主啊,求你使我们有信心和力量能胜过前进路上的各种艰难困苦,操练我们为主吃苦的心志。”我心中不住地默默向神祷告。一路上饥饿干渴、烈日烤晒、尘土风沙、蚊虫叮咬⋯⋯与我们相伴而行,但当我们到了焉耆的家中看到早期到达的肢体,便得了安慰。路上的一点难处算不得什么,主耶稣为我们受的苦比我们受的大多了,一种为主吃苦却滋味甘甜的感觉使得一路的劳累无影无踪了。

三、主不给预备车就不走了

比我们早到焉耆已经建立了教会的肢体有孙岐峰牧师、戴开诚、宋力孚弟兄等人。半年多信主的已有二十多人,自己盖起五间礼拜堂,并在店铺集中的大街上租了一间房用于传福音,晚上有灯下传福音布道会,慕道友近三十人。
岐峰、开诚、力孚三位兄长亲切款待我们,用他们平日不舍得吃的麦面擀面条给我们吃,把仅有的床铺让给我们休息,使我们享受到家的温暖和肢体的爱。
在焉耆住了一个礼拜,便搭车南行。当时拉货载“黄鱼”的车不好找,又没有别的客车,有一位主内弟兄为我们找了一辆货车,只能搭乘两人。经过商量我和惠荣二人先走,我们坐在车顶上出了焉耆南门。过了开都河大桥,汽车停下,司机指着我们夫妻二人叫下车,没商量的余地,说什么也不顶用。车上坐的二十多人都看着我们,让我颇觉耻辱。没办法只好返回焉耆教会,窝了一肚子气,发怨言,“主不给预备车就不走了。”硬是等了一个礼拜,车找好了,五个人一块走,还带了一位刚为主奉献的魏信弟兄,一行六人在货车顶上过了开都河向南行。我们坐的这辆车路经轮台县城南大戈壁滩,见一辆汽车抛锚停在路边,司机的助手看守车,客人一个也不见了,这正是我和惠荣坐上又被赶下来的那辆车。这时我才猛醒,“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前面会遇到什么事情,如何发生,神都知道,我们若不被赶下车,遇到汽车坏在大戈壁滩上没吃没喝没钱⋯⋯想到这里,不禁大声赞美神的大爱,自己发怨言太不应当,求神宽恕吧。
晚上到达南疆重镇阿克苏,西北灵工团的工人晚些日子才能来到,我们找了一家小店住了一宿,在那里遇到一位信主的弟兄,姓何,他在单位任职,由他介绍认识了几位俄罗斯族信徒,他们在阿克苏打工,给人粉刷房子,收入微薄,生活很清苦,他们到南疆谋生头一次见到五六个信主的人,对我们很亲热。汽车急于赶路,我们匆匆离别。后来他们去喀什我们又见过一面,也是来去匆匆,他们谋生也不容易。
汽车缓慢地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六个人在车顶上晃来晃去,颠簸了两天,终于到达喀什疏勒县城,两千多公里路走了近两个月。

四、疏勒——麦加哥接待我们

9月的南疆,气温仍然居高不下,中午烈日秋老虎的威力依旧。我们下了汽车,找到遍传福音团的工人赵麦加弟兄,他比我们早到一年,住在疏勒城外北巴扎(巴扎即维语集市)一个马车店的小土房里。一下子去了六个人,住不下,于是当即找到后街上回族老乡开的马车店,租下四间房子,租金是赵麦加弟兄付的,当时我们六个人分文没有。房子粉刷整理清扫后安排一个大间聚会传福音,一间是弟兄宿舍,一间用作修表部,对外修理钟表;一间做伙房,我和惠荣住。那里离赵麦加弟兄住的客店很近,虽是两个院子我们却很亲切,因为与麦加哥在真理领受、宣教托付上基本一致,虽属两个宣教团体,但没有分彼此。麦加弟兄比我们大几岁,大家都热情地叫他麦加哥,很融洽很和谐。1948年夏天,遍传福音团的工人赵麦加、韦西、路德、何恩证等自内地来新疆,经过哈密时,曾受到刘淑媛、李道生、张美英、张惠荣的热情接待,灵里面交通得很好。这次与麦加哥在疏勒又重逢且得到他大力帮助,体现了福音使者在主里面的合一与相爱之心。这种属灵关系和联络实在宝贵,回顾当时的情景依然十分感动。麦加哥有老大哥的风度,我们生活上互相照顾,工作中不分彼此,如同一家。1950年1月14日,麦加哥受感动去和田看望张崇树一家和陈震声一家,到莎车看望初信的弟兄姊妹,同年4月16日返回疏勒,往返96天,为福音宣教不辞劳苦,回来不久又要返回莎车。麦加哥曾建议我们夫妇二人一同前去,后因我拿不到通行证,麦加哥只好一人前往。
麦加哥没把我们当外人,看我们如弟兄,把西北灵工团当成自己的家。他去莎车之前给哈密西北灵工团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和田、莎车之行的情况,此信刊登在《西北灵工》刊物第二卷第一期18—19页,信中有一段写道“⋯⋯虽然回来了,心仍挂念着和田、莎车的弟兄姊妹。道生、惠荣可能最近前去接续工作,家中(指灵工团)既有人委托去和田,那么不久当可于莎、和两地正式设会矣,哈利路亚。⋯⋯麦加,4月14日。”从麦加哥信中流露出福音使者宽广的胸怀,以福音为念的心志,每每想到麦加哥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便觉甜蜜。麦加哥后来定居喀什市,晚年患病卧床,行动不方便,但仍然心系主工,坚持与弟兄姊妹交通、祷告,直到2007年3月1日上午9时安息主怀。1949年圣诞节,初信主的和慕道友已到三十多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土房里,炉火温暖,过圣诞节的气氛热烈,在一起赞美、祷告之后我们到附近不信主的人家中报佳音,歌声充满冷清的街巷,耶稣基督的名在这南疆小城传扬,吸引了不少人听福音真道,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当年的情景仍然深刻印在心中。

五、限制自由与驱逐出境

在疏勒我们一边劳动一边传福音。田佩瑾弟兄会修理钟表,在住地门口挂一块布招牌——“修理钟表”。我和天存、顺义接待慕道朋友,惠荣做饭。圣灵与我们同在,虽然修钟表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五人(魏信弟兄返回哈密)同心合意,信心很大。每主日聚会人数渐增,先后有刁德昌夫妇、希牟宾夫妇、陈延年夫妇、张学仁弟兄信主加入教会。张学仁弟兄在城里大街上开了一个白铁铺,加工水桶、铁炉、烟囱等。张学仁弟兄收我为学徒教白铁技术,效法使徒保罗自食其力,靠双手劳动不累着教会。当时的疏勒叫汉城,疏附叫回城,两处汉人很少。有一位叫任秀峰的接受了福音,他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生意很好,任秀峰信主之后带领全家信主。
我们到疏勒时还没有解放,由于福音传扬很快惊动了当时的执政当局,9月中旬,新疆尚未和平解放,国民党当局已失去控制局势之能力。我们从不打听关心社会局势及政治形势,对当时的混乱与紧张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传福音祈祷读经,缺少社会知识与应对能力。有一天,一个头戴礼帽,驾着一副墨镜,穿黑色西服的人来到我们住处,自称是电信局的,问这问那。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来意,就本着诚意向他传福音,并且说我们不仅在新疆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谈完道这人就走了,当时有一位姓李的河南人在另一间房子里,他告诉我们:“这个人不是电信局的,是国民党42师特务营长黄文杰。”我们没当一回事,没有察觉事情的严重性。第二天,我们收到一张驱逐令,限一周内离开喀什境内,否则逮捕,落款是第42师特务营长兼军警联合纠察处长黄文杰,盖有两块大印章(关防)。收到驱逐令,细想处境十分危险,住下不走有文件——逮捕,离开也会有危险——半路截杀。但我们内心很平安,主与我们同在。从一开始奉献,走上锡安大道的头一天起就清楚这条路是穷、苦、死的路。穷和苦的滋味尝到一点点,唯有死还没有经历,我们进入禾场几天就面临死的威胁,不禁想到《诗篇》23章4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想到这里便平静下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决意即便被捕也绝不离开疏勒。过了几天才知道黄文杰下令赶走我们的原因:他怀疑我们是从山东来的地下共产党。据以后知情人告诉我们:你们没有走是对的,如果你们离开,在半路上要被秘密抓捕,因为上级说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密探八路。我们心中满有平安,为主受大苦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五人同心合意地祷告,专心仰望神,既不害怕也不退却,准备被抓。
驱逐令的限期已过,没有人来抓我们。接下来的几天街市乱哄哄的,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新疆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我们去找黄文杰,他说:“你们不准活动,也不要离开,虽然已经解放,如火上了屋顶,不准你们活动,否则即刻逮捕。”这时他们的态度不像前几天凶恶,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人的打算当日就消灭了。

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军迅速来到喀什疏勒,我们想:“从此国民党军警再不能迫害驱赶我们了,和平环境下传福音该有多么好呀。”然而,我们的想法太幼稚太天真了。安静的日子没过几天,疏勒县公安局、喀什专区公安处对我们五人也很怀疑。公安局代表王林(后任喀什公安处处长)多次到我们住处调查。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不断到住处查询盘问,问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据实相告,我们是来新疆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当时不知害怕,也不知大难将临。以后的事实证明公安局的杨国忠、王林认定我们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反革命分子,以此罪名对我们进行打击镇压。
我在张学仁弟兄开的白铁加工铺作学徒,我本有数学底子,学白铁加工技术不难,学会下料基本功,很快就学会烤、铆、焊等技术。白铁铺位于城内十字路口南边,来往的人很多。一天,一个甘肃临洮人叫吴尚仁的,到白铁铺闲聊天,他说家庭信主,自己也信过。在汉族人较少的南疆,我也愿打招呼,谈话中吴尚仁得知我是传道的,他说他在兰州参军,编入第二军进驻南疆到疏勒。后来在大生产积肥时,抽空到北巴扎我的住处,说起来他也认识天水耶稣家庭的寿恩姑,仁爱医院的巩守仁大夫。他还说他曾在兰州教书,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活动被马步芳抓捕、上刑,后来释放,逃回临洮老家,在老家参军等等。因为他认识巩大夫、寿恩姑等天水耶稣家庭的人,自己又信主,所以我们彼此倍感亲切,真有点“他乡遇故知”之感。过了些日子,在白铁铺加工又遇见他,他面黄肌瘦,说检查出了肺结核,胃口也不好,不愿吃饭,准备请假回兰州治病,他托我给他卖掉一块麝香,一个银元宝,十块银元,兑换成现钱做路费。以后事情发生了意外,单位说他开小差,叫我去对质,我说:“我听他说是去兰州治病,他开小差我不知道,他有单位通行证。”传说后来由单位批斗过完事,但过了两个月之后,吴尚仁走了,传说死在去往阿图什的途中。他单位嫁祸给我,说我拉拢他开小差,并以反动道会门的罪名判我七年刑,剥夺政治权利七年。1950年8月2日我被关进疏勒监狱(法院看守所),后又转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在押期间发高烧,9月12日放我回北巴扎住所治病,共关押40天。后来公安局杨国忠又打发人传我回监,这一进去就判了刑劳改,管制劳动达22年之久。
10月中旬,张谷泉带领陈廉秀、张美英、张淑英、董淑贞、王延明、连生元、李元奎七人到达疏勒,加上原来五人,共十三人,房子小住不下,由陈弟兄介绍租到新市区王宝山的一个院子。靠街三间作为礼拜堂,还有两间作弟兄宿舍,两间作姊妹宿舍,张美英是助产士,挂了个“毕士大诊所”的牌子,用两间房摆放药材、接诊,还有一间伙房。张谷泉牧师亲笔写了“疏勒基督教会”的牌子(维、汉两种文字)挂在大门上方,“毕士大诊所”、“修表部”两块牌子同时挂在大门左右两侧。
教会规模扩大,工人增加,聚会听道的人比在北巴扎多,原来受到当局关注的这些人如今引起当局更大关注。由于刚刚解放,法制没有走上正轨,诊所、修表部没有工商登记;教会也是国民党时期登记的,引发当局怀疑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被二次关进监狱。在审讯中硬说我支持吴尚仁逃跑,是反革命行为。在疏勒县法院看守所关押期间,军代表高念智亲自审讯,逼我承认张谷泉是特务头子,我是小特务。我不承认这种诬陷,高念智叫人把我捆绑并吊起来,以“坐飞机”刑讯逼供,又把我翻背手吊在屋顶的天窗上,离地约四十公分。高念智逼我交代,我没有可说的。他站在我旁边,一边吸烟一边狞笑着骂我是反动家伙。刚把我吊起来时尚能提住身子,时间长了两肩剧痛,骨头像断开了,胸闷、喘不过气来,汗如水往下淌,连脚底都出了汗,在这极度的痛苦中,想到了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这算什么呢,仅仅吊起,手脚还没有被钉。我唉哼、呻吟声越来越小,最后竟什么都不知道地昏了过去。一个维族法警名叫司地克,把我放下之后按摩我的双肩,用劲推拉,使脱臼的骨头复位,我感觉钻心的剧痛。法警架起我在监狱内的空地上来回走动,看我没有伤残,又把我关进不见天日、潮湿阴暗、无窗通风的“黑号”内。地上满是霉味,杂草透着水气,幸好有一块门板,爬在门板上睡觉,一直到被判刑送进喀什监狱。

七、美英姐被关押

张美英和我并刘淑媛一块从华北神学院返回潍县乐道院灵修院,1946年又一块奉献到新疆传福音,一生未嫁人。她原在济南学的是助产士,对头痛肚痛、胃酸腹胀等小病也能对症给药,所以在疏勒教会门口挂了个“毕士大诊所”的牌子。那时医疗条件差,张美英这位助产士成了大半个大夫,前来看病取药找她接生的不少。有一位在解放前当过工商会会长的何先生患病,医院久治无效,病情危重,他的家人恳请美英姐到他家给何先生看病。美英姐寡言少语,心地善良,推辞不过,背上出诊药箱跟他家人去了。见到何先生病情甚危,已入膏肓,美英姐说:“这病我治不了,赶快送医院吧。”何先生的太太说:“人已经病成这样,你就给他打一针吧。”美英姐架不住何老太太请求,就给注射了一支强心针,美英姐离开何家后第二天何先生便撒手人寰,在弥留之际,何先生嘱咐老伴切不可找张大夫的麻烦,老伴答应了。何先生死后不久疏勒县公安局便传讯张美英,以审讯的架势叫张美英交待为什么把人治死了。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声色俱厉地叫张美英坦白交代。张美英将事实经过说明,审讯者不认可,指使人到何先生家去动员家属写书面材料,检举张美英打错了针致人死命。何的家属坚持公道,实事求是,没有依从“动员者”的意图。张美英被关押将近三年后才释放,没作任何结论。

八、1950年圣诞节

张谷泉牧师和董淑贞教士从莎车回到疏勒,圣诞节将到,就到县公安局联系,把我保出回教会过圣诞节,又邀请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参加圣诞节庆祝礼拜。
参加圣诞节聚会的约五十人,为使聚会安静,把儿童安置在陈大叔(同一个院子)一间空房内,叫元奎照看,给儿童讲故事、唱歌。因没有炉火取暖,约四十分钟即结束。礼拜堂的庆祝圣诞礼拜仍在进行,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在讲台上训话长达一个多小时。我在家住了两天,重被关押到看守所,全家又一次为失去弟兄痛苦、难过,笼罩在沉重压力之下。
圣诞节过了几天,哈密来电说急需张谷泉牧师回哈密处理混乱的“家务”。1951年1月上旬,张谷泉牧师到公安局去要求会见我,局长杨国忠同意并在场监视。张谷泉牧师告诉我他要回哈密,我里面立刻涌起一种不平安的震动。想到了现在返回哈密给他们留下制造逼迫的机会,由于局长监视不便明说,只好将《使徒行传》20章的一段经文告诉他:“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徒20:23)
张谷泉牧师带上董淑贞回哈密西北灵工团不久,应仁爱医院院长巩守仁邀请到家中吃饭,公安局知道后即打发人去请张谷泉谈话,他去了公安局便被关进了看守所,紧接着李石瑛牧师、陈孝卿长老、董淑贞教士、巩守仁院长相继被逮捕。

九、炮制冤案,强加罪名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在疏勒家中的人却一无所知,家人天天读经祷告、唱诗聚会敬拜神,姊妹做针线活,弟兄们修表、干木工活,主日崇拜、传福音与慕道友谈道,晚上有祷告会,生活、侍奉有序进行。每天除了晨晚两次给在看守所的道生、美英二人送饭,一般不外出,有几次晚上祷告、读经聚会时听见院子里有声音,出去查看,见有人在黑暗中翻越围墙跑掉。家人以为是小偷,由于穷得没什么怕偷的也就不在意。这种翻墙进院窥探的事常发生,根本就没引起注意,也不知道注意。岂不知暴风骤雨即将临到神的家。
1951年2月19日早饭后,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亲带公安武装包围了疏勒基督教会,命令教会全体人员到院子里排队、搜身检查,挨个房间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除了圣经和福音单张之外没有捞到任何“罪证”。气急的杨国忠大吼一声:“把李元奎带走”,在枪口刺刀强逼下,把正在做木工活的李元奎押到了公安局。元奎是李石瑛的儿子,刚19岁,是一个无社会经历又不懂人间世故的学徒娃,1950年10月跟张谷泉牧师等人来到疏勒教会。他和连生源弟兄在哈密学过木匠活,这时正做一批打土块用的木模子。这批活做好之后还可以承包营房门窗,给家中添点收入;可以改善一天两顿菜糊糊的艰难生活,或许能吃上玉米面馍馍和面条。
李元奎被上有刺刀的枪押到县公安局,因为抄家的局长没回来,先叫李元奎到户籍室,碰上户籍警刘洪茂正在教唆一个半大的女孩如何控告一个人。李元奎进房间后,刘立刻停止教唆,这个半大的女孩家住教会对面,一条窄马路相隔。女孩约十二、三岁,名叫于美芳,圣诞节、主日参加过儿童主日学。主日学大约十余个男女小孩,李元奎教他们唱歌,读圣经金句、讲故事,有时发给孩子们一些内地寄来的圣经图画卡片。
李元奎被押进审讯室,那个女孩子美芳控告说“李元奎给了他一张反革命传单去换花生、瓜子吃”。于美芳控告完就离开了,喀什公安局处长王林、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还有社会联络部长等人开始审讯李元奎,“为什么散发反革命传单?谁指使你散发反革命传单?”什么叫反革命、什么叫革命元奎完全不明白,回答不上来。于是一顿拳打、脚踢、耳光,左右开弓的耳光打得他两眼直冒火星。逼问大半天一无所得,于是元奎被他们用土手铐子、十几公斤重的大脚镣捆锁,天黑时关进看守所黑号内。他双手铐在胸前,两脚拖拉着重镣,只能挪动一只脚,像鸭子被人赶着摇晃着锒铛入狱。
县公安局杨国忠放出话说:“在李元奎的桌子抽屉里翻出了反革命传单”,给李元奎加上了无中生有的罪名。
1951年2月19日,我仍被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内监号,这个看守所分内院监号和外院监号。内院只有一个监号关押政治犯,我和另外一个犯人关在一起,白天可在小院活动散步,院门上了锁,外院有四、五个监号,美英姐被关在女监号。这天下午听见铃声急响,我从小院门板缝隙中向外院看,所有在院子放风的犯人都被关进监号,阴森恐怖的气氛使人惊惧,我内心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圣灵在我心中说话,可能与教会——神的家有关。于是不眨眼地从门缝向外看,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先听见脚镣的响声,然后看到一个青年人进入监门,原来是主内弟兄元奎,他双手被土铐捧子(也叫铁手棒)紧铐着,脚上拖着沉重的大铁镣子,我一见此情景,焦急的心情无法用笔形容,就是我自己被抓、被拷打也没有如此难过。啊!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找到了可吞吃的人,向神的家张开了网罗,这是早已精心设计的阴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他们找准了突破口,因为元奎年幼无知,没有任何社会经历,胆小,容易恐吓、利诱、被制服,以达到栽赃陷害之目的,把在新疆传福音的西北灵工团铲除。
我心里一直不安,放心不下。后来有人说那个小伙子被关在公安局一个空粮库里,刑讯逼供,日夜不停,甚至用假枪毙⋯⋯等酷刑,逼迫他按杨国忠等人炮制并教唆假证人于美芳控告他的罪名认罪。刑讯逼供使他受不了就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刑讯停下时,他就翻供不承认散发什么传单,如此再上刑,不让他睡觉,不给他吃饱,受不了刑就又照着说,反反复复达半月之久,杨国忠的阴谋达到了之后又把元奎押回看守所监号。有一天出号放风,我从小院门缝问他,为什么抓你?他说:“我比彼得三次不认主还痛苦,受不了刑就照他们说的承认了。”我由此知道事情坏啦,撒旦达到吞吃目的,向神的家动手了。我从门缝给了元奎一本《荒漠甘泉》。特别把10月11日“旧的伤痕还未愈,新的伤痕又来了”用笔划出来,他看过后明白了我的意思。
疏勒教会被包围抄家、元奎被逮捕那天是1951年2月19日。上午,赵西门、姚荣天、文沐灵、姚连芝、李雪华、姚长命(姚长命是为便传福音团拉骆驼的,青海人,该团到新疆不再用骆驼代步,故将姚交给灵工团),一行六人到达疏勒。他们是从阿克苏直接过沙漠去和田,被和田公安局以“刺探军情”的罪名驱逐出和田境。他们无路可走,只好离开了教会,走了近一个月,正赶上抄家抓人。经过包围的公安进入到教会院内,房内外翻得乱七八糟,杨国忠对赵西门一行人严加盘问。不久,姚荣天被捕,4月8日赵西门被公安局叫去谈话,这个“谈话”使赵西门背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赵西门的妻子文沐灵1959年被捕,1960年死于喀什狱中。死后,李雪华接到通知,到医院太平间看见文沐灵的身体盖着白布,双脚穿着布鞋露在白布单外面。尸体被埋在何处,以后多方查找,迄今未知下落。
受到内外打击而遭拆毁的西北灵工团的集体生活被摧残,有一部分人回内地,一部分人另立炉灶生活。感谢神,经历了狂风,扬净了场,耶稣基督有恩典,有怜悯。疏勒、哈密两地之外的教会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主为自己留下了大部分工人,哈密虽然受冲击很大,仍然有人暗暗坚持信仰,到80年代初又恢复了聚会敬拜。疏勒虽然受到严重打击摧残,教会仍旧聚会,直到1959年文沐灵被捕,又一次大抄家,疏勒基督教会的牌子才被摘下来。当局命令我们分散居住生活,不准集体生活。历尽劫难的教会圣工没有被消灭,流泪撒下的种子经历暴风骤雨之后又发芽生长结实。连生源、马爱真夫妇二人到喀什建立聚会,80年代教会复兴,喀什教会达到近二百名信徒。张英美姊妹今年89岁高龄,她坐了三年冤狱,坚贞不渝,57个春秋在疏勒不动摇,任凭风摧残雨吹打,奉献爱主的心志不变。她祷告说:“主啊,我愿坐一辈子牢,求你不叫别的弟兄再进来了!”和我一块到疏勒的田佩瑾弟兄仍然坚守在神给他预备的祭坛上——疏勒教会,没有挪动过。

——————————

1  本文选自李道生弟兄著,《走在锡安大道上——李道生回忆录》,第六章“蒙难流泪谷”。限于篇幅,有个别删节。

许春草——他用膝盖亲近主 文/ 何其微

我的大舅许牧世,写过一篇题为《忆念我的父亲许春草先生》的文章,刊登在《生命季刊》(总第13期)上。此外,还有许序钟牧师、张圣才先生、蔡景星医生、陈淑虔女士等,均曾先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自己的角度,或书写,或言谈,讨论过许春草爱主爱人的事迹。他们说的都对,也都好。我作为许春草的外孙,想补充一点他们所遗漏的,并从祷告的角度,提及他异于常人亲近神的一生。把他长期用双膝亲近主的经历记录下来,供主内弟兄姐妹在生活中作借鉴。
外祖父出身赤贫,连一天学也没上过。有一天,他的父亲忽然不见了。慌乱之余,母亲从箱底里发现了大串铜钱。数一数,正好是当年传说华人被卖“猪仔”的价目。那年,他六岁,他唯一的妹妹才三岁。自此,他恨死了洋人,巴不得有朝一日,能把洋人斩尽杀绝,以解心头之恨。父亲找不到了,人还得吃饭。母亲长得很美,前来说媒的人,络绎不绝。母亲胜不过生活上的压力和媒婆的“甜嘴”,就想再嫁。小春草知道后,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表示自己要出去打工,养活母亲和小妹,只求母亲不嫁。母亲无奈,含泪答允。于是,小春草做起了童工。九岁时,又开始挑沙拌泥,当起泥水小匠来。
我小时侯,他曾指着建筑脚手架告诉我,他干活常常困得吃不消,躺在脚手架上就睡着了。不少人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了。而他却蒙神大恩,活得很好。长大后,奇妙的神用奇妙的方法,引领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详见张圣才著《许春草传》)。自此以后,直到离世,他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读经和祷告生活。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首任厦门市委书记罗扬才,立即相中了许春草:他出身贫苦,无地无业,为人公允正直,很受低层百姓拥戴。早年他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为推翻满清帝制而出生入死。他也是厦门建筑公会会长(后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其更名为厦门建筑总工会,与广州建筑总工会同级)。
罗扬才先生亲自找许春草长谈,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说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专为广大劳苦大众谋福利、求解放的组织。还让他阅读了党内有关文件和宣传材料。他的话,很是打动了许春草的心。他觉得这正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也很“接近”圣经真理。于是,他答应罗扬才先生,在一个月后的某一天,给予正式答复。
那时,许春草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已经懂得在一切事上,应先求问神,然后才作决定。于是,他每日天未亮,就提起蒲团,上笔架山去,迫切祷告。直到限期的最后一日,神才在梦中向他显明自己的心意。他虽仍不十分明白为何如此,却还是顺服下来。他为此诚恳地向罗扬才先生表示了歉意,谢绝了他盛情邀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
从此以后,他接受了极深的教训,对待“重大和测不透的事”(诗篇131:1),不敢擅自去行。祷告加倍恳切,往往在笔架山上,彻夜祷告,直到天明。有时下雨,他甚至会在家里,每小时祷告一次,一日24小时,祷告24次,直到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他的祷告,一般是这样的:每当时钟敲响,立时起身,洗脸、整衣、脱帽、取下蒲团、下跪、祷告。不分寒暑,都是一样。所以,他很少“禁食”。他自己说:祷告是灵界极其严重的争战,常常汗流浃背;再禁食,怕身体支持不住。这当然是他个人的灵性经验,不完全符合圣经真理,仅供参考,不是榜样。
过了多年后的某一夜,他的内弟张圣才,也得了一个非常近似的梦,也曾开玩笑地请许春草解梦。许春草先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后,极其严肃慎重地告诉张圣才:这梦是个严重警告,预示着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可掉以轻心。可惜张圣才总以许春草观念陈旧,跟不上社会潮流的发展,一笑置之。导致日后系狱六次,失去自由达数十年,这是后话。
许春草的“海沧逐鬼记”,名闻遐迩,尽人皆知,我就不再复述了。我要说的是,为了逐出这一恶鬼,他是怎样明白神的心意。海沧那鬼,借用了二十多年前已逝传道人林斯泰的名字,行了数不清,且令人无法否认的“神迹”、“奇事”。为了这一“鬼案”,许春草先后祷告了好几个月(远在他奉派处理此事之前)。首先,他求主指明所谓“林斯泰”,究竟是鬼还是天使?其次,若是鬼,能不能赶逐出去?最后,他问主,是主差他去赶逐 “林斯泰” 的吗?
神用无误的语言回答了他。第一,神让他梦见了一个人的脸孔;这人名叫黄世金,厦门人称他“鬼仔榜”。哦!“林斯泰”是鬼无疑。第二,神让他梦见了很大的一团面酵(面酵在圣经中通常代表罪恶),他伸手轻轻地按了一下,面酵立时瘪了下去,只剩下一丁点儿;就是说,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林斯泰”并不可怕。第三,神有没有派许春草去赶逐“林斯泰”?当日教会奉派处理海沧“鬼声”案的人,有三位:杨怀德牧师,力戈登牧师,许春草长老。杨怀德牧师当场站了起来说:“我年纪大,身体差,也不会到海沧,请准我辞。”虽然大会不准,他也没去。力戈登牧师(美国人,新神学派),暗中抢先去海沧听“声”;“声”见力戈登来到,就在空中发声说:“力戈登,你是有智慧的人。”力戈登听后,颇觉愉快,就对许春草说:“我已到海沧听声了,不用再去,请你全权处理就是了。”(详见许序钟著《海沧逐鬼记》附录)这样,许春草成了唯一的处理者了。
海沧逐鬼的事,过去近八十年了,当事人也均逝去。约在这事前后,厦门一带出现一种瘟疫,叫做“肺鼠疫”。这种通过空气传染的疾病,蔓延之快,死人之多,是前所未见的。许多人今天还活得好好的,明天就不在人世间了;那时代缺医少药,遇到这种病症,只有等死。大发作时,连医生也不敢出门;不少医生,不知就里,被人请去看病,碰见患者,才知道自己也染病了,避之已不及了。那时死人很多,甚至有传闻说厦门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因没有现代的统计方法,我们得不到准确数据。
许春草看到不少人家,一人得病,全家死亡,恐怖之极。一边请求教会众人迫切祷告,一边组织起愿为主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一个“七人小组”,昼夜进行抢救。先把病人隔离开来,然后将死人抬出埋葬(那时买棺材都很困难)。
许春草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中,常是深夜,还要为瘟疫的止息,不断祈求,累得筋疲力竭。感谢神,“七人小组”虽然天天与病人、死人接触,且基本上没有防护措施,却没有一人死亡,没有一人染病。这是神的大能。现在漳州还有一位家庭教会负责人,他的父亲郑石头先生,就是那时“七人小组”的成员,也平安地渡过了死亡的阴影。正如《诗篇》91章5—6节所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他们既愿为主把生死置之度外,神就赐给他们“意外的平安”。
许春草妻子的外甥女陈玉珍,结婚多年,连续流产多次,终于生下一个女婴。正欢喜间,孩子忽然发烧、咳嗽不止,脸色变黑而死亡。全家人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生怕被孩子的母亲知晓,刺激太大,支持不住。正讨论如何托人往内地,买下一个相似女婴,来顶替她。许春草知情后,抱起小尸体,向笔架山顶奔去,跪伏在观彩石下,恳切祷告,求神看在外甥女爱主、爱人的份上,和多年流产的可怜,恩待这孩子。祷告后,虽未见效,许春草仍抱着女婴下山。半路上,遇见孩子的爸爸去工部局(鼓浪屿的各国共管政府)注销户口,并买好一口婴儿棺材归来。这时小女婴眼睛渐开,脸色渐红,活了过来。从此,小女婴就起名黄观彩。听说她如今还活在菲律宾。
办“婢女救拔团”是项吃力不讨好的事,欢迎的人,大都是穷苦人家;有钱的人,多数是反对的。当年牧师传道的家,也常有蓄婢现象。鼓浪屿福音堂的陈秋卿牧师,就曾多次公开在讲道中,提到这样的话,他说:有的人讲爱心,却把人家拆得七零八落,搞得吃不成饭;房屋没人打扫;衣被无人洗晒;这算什么爱心?这样冷嘲热讽不停。许春草做完礼拜,回家常吃不下饭。
社会上有压力,经济上也有困惑,百号人要吃饭,是个大问题。有一天,许春草回家,二女儿碧霞笑着讽刺说:“阿爸,咱家开银行,刚才收容院(婢女救拔团的另一名称)来领钱了。”许春草一听,已端起的饭碗,又放了下去,拿起蒲团走了。
他到哪里去呢?他到笔架山去祷告。半小时后,他满面春风地回来了,手中拿着两封银圆(每封一百枚银圆)。原来,祷告完下山时,一位工部局的收税官,正气喘吁吁地抱着一“加志”银圆,迎面走来(注:“加志”是一种草袋),喊着说:“草兄,要钱吗?快拿些去。”就这样,他轻松地借回二百圆,解决了收容院很长一段时间的伙食困难。
许春草从事的是建筑业。由于他极讲信用,不似常人,先定半价,建到上了梁,才说不够,追加又追加,结果反比原价贵很多。他说一不二,算错了,自己贴上,他曾告诉过我,一座大房子,到验收,一般只剩两斤铁钉,几片木板。
他工地的工人,礼拜天一定放假,让他们去敬拜主。有不信的,想多干,可到别处去干,因这一天的工资他已付了。到后期,许多礼拜堂,都请他设计施工,请他承包,这就大大苦了他。建房造屋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建礼拜堂,怎敢赚神的钱?不赚钱,一家十一口人吃什么?九个孩子读书靠什么?后来孩子去外地读书,拿不到钱,就不肯出门,免得在外挨饿。他们都知道,爸爸不会欠别人的钱,却会欠儿女的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寻思无计,苦苦哀求神的怜悯。有一天,他心灰意冷,恳求主免了他这份苦差。想着想着,忽然听得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笔架山上一块有产权纠纷,已打好尚未敲开的大石料,猛然炸成无数碎片,向山前、山后、内厝沃等方向飞去,伤了很多行人与住户。几分钟前,他的九个孩子,正在这片山上嬉戏游玩,若不是神的特别怜悯,他还会剩下什么呢?他若赚得很多钱,谁能来享用呢?想到这里,他赶紧跪下,重新认罪悔改,求主赦免他的悖逆与不忠的大罪。
这时期,也是我国大布道家宋尚节在全国各地游行布道的时期。许春草专职负责搭盖竹棚,摆设座椅、讲台等工作,常常忙得不可开交。他以能为神的事工,作最微小的工为乐,所以每逢宋尚节到厦门前的两个月,他就收到宋的电报,要求他作好各项后勤工作。宋尚节讲道很特别,常蹦来跳去,用劲跺脚。如有时背着一袋大小石块,象征罪的重压,当罪得赦免时,石块一起落下,轰然一大声⋯⋯这种讲台,虽属临时,常需比正式讲台还要牢固。
有一次,是三一堂初建,宋尚节定在这里讲道。许春草负责铺设地砖,但地面夯实十分困难,尤其是遇上雨季。许春草为此切切祷告,求神赐下整整一百天无雨。他动员中小学生和婢女救拔团院生,每天数次在大堂和空地上跑步,终于将地夯得比用机器夯得更加完美。一百日后,大雨滂沱,全然无碍。
我的外祖母,最爱听宋尚节讲道,每遇听道,总是早早就去占位,中午也不肯回家吃饭,就在会场上吃自带冷饭,直到最后一天。宋尚节讲道的最后一天,都是医病。他说:每看见病人瘸腿断手、七倒八歪,就会心寒,就会失去信心。所以每次治病,都是垂下布幕,仅把双手从幕中伸出,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布医治。我的外祖父就专作扶病人或抬病人的工作。而我的外祖母就在一次宋尚节奉耶稣基督的名治病时,治好了她极严重的遗传哮喘痼疾。直到79岁临终,才有点小气喘。
抗日战争期间,外祖父从厦门避难到了漳州。因他妻子的表妹嫁给漳州郊区的一位农民,名叫钟克明的,所以,他常抽空去探望钟。某日闲谈中,钟对他说:蒲南这地方,年年涨大水,每发一次大水,地加一层厚泥浆,岁岁丰收。如甘蔗,三年一次轮种,蒲南土地肥沃,往往可四、五年才轮种一次,仍能生长得既肥又长,可惜缺少资金。你不是有许多华侨朋友吗?若得他们的投资,必能大有作为。
许春草听了这话,又听说他家是信主的,就没有如往常一样,先寻求主的引领,就写信给海外友人。不多时,汇款到了,钟克明办起了农场,成了地主。许春草为他记账,做了他的会计。他看见许春草记账,一是一,二是二,就说:收入谷子100担,随便记个30就行了,何必那么认真?许不肯,说:这是别人的钱,怎可糊涂?
于是,钟克明生气了,三天两头叫人恫吓许春草,要许离开蒲南。后来,钟克明富得很快,就开始玩女人,娶小老婆。遭许春草谴责,更加愤怒。最后,竟叫人拿出枪来,令许春草立即离开蒲南;再不走,就要开枪了。许春草只好仓皇逃离蒲南。我长大后,母亲才告诉我,当年她抱着我,坐在滑竿上,一边走,一边向旷野喊:“阿爸,阿爸,你在哪里?”那时,我才两岁,曾一再问她:“四面无人,你在跟谁说话?”
抗战胜利回厦门,建筑工会的人知道后,大伙哄了起来,一定要许春草说出钟的名字、地址,他们决意把钟抓起来沉入海底。许春草坚决拒绝,再一次拿出“有公愤,无私仇”的会训来,并告诫大家,神是公义的,必不放过任何恶人,但也只有神,才有权处理人的性命。
共产党执政掌权后,钟克明被作为恶霸地主抓了起来,很快就枪毙了。消息传来,许春草并不觉得快乐,因为当年他若能像往常那样,经过迫切祷告,何致发生这种事情。钟克明虽罪有应得,但他无辜的妻子,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受尽人间侮辱,苦不堪言;而他被枪毙时留下的众多孩子,最年长的才12岁,是何等的可怜啊!这件事,对许春草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1949年,全国基本统一了。那年鼓浪屿的三一堂庆祝圣诞。大会主持人请许春草作结束祷告,谁也未曾料到,许春草竟高声为毛主席祷告。大意是:求天父感动毛主席的心,让毛主席认识天地的大主宰,接受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中国才会有希望,才会有太平。这成了一件大新闻,会后,人们议论纷纷,马上有人向有关部门汇报。有人说,这是反革命的信号弹,有的说,这是国民党反共倒算的开始。也有人说,许春草一生正直,是他的一番好意,不能往他头上乱扣帽子。基督徒爱谁,才会为谁祷告。最后不了了之。

嗣后,各类“运动”接踵而来。各界都订出自己的批斗对象,建筑工会也集中千人进行学习讨论,矛头对准许春草。想不到斗争会场,出奇地平静,很少有人发言;即使有发言者,谈的也都轻描淡写,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会议主持人很生气,拍着桌子,喊着说:“许春草骑在你们头上几十年,你们竟不愤怒?这是什么工人阶级?”一位老工人慢悠悠地回答道:“被他骑在头上‘爽爽’(闽南语:指正舒服),我们请他办事,递上一杯牛奶,他必在杯下放二角钱,被这样的人统治,我们很快活。” 批斗会没有开成,就此散场。本来是“新仇”、“旧恨”要一起算的,结果连学习班也停止了。“文革”过后,政府竟在报上称他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将领”加以褒扬。
既然批斗不成许春草,就选他为政协特邀代表,以继续收集他的材料。一次次的会议,他连一句话都没有,既无赞扬,也不批评,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终了,都是打瞌睡。许多人来劝他,哪怕批评也好嘛!那时,“政治清明”,形势很好,一片颂扬,他却不发一言。相知的人问他,他才比手势说:主禁止他说话。更后来,每逢接到开会通知,他就叫女儿写请假条,无论什么会,一律不出席。可以说,他是唯一一位从被“选”为代表的第一天起,到离开这一职务时止,未曾发过一次言的奇特代表。
1955年的某一天,我到外祖父家去。看见他正急急忙忙地烧毁大批文字资料。内有“婢女救拔团”的结婚证书留底,有建筑工会的记录,有他亲手绘制的设计图纸,有累积数十年的各种资料,有朋友们的函件,有儿女的来信;还有他亲笔记录的祷告内容,及父神给他的默示、答复和印证,共三本。我告诉他,这些东西烧毁太可惜。他说:这些东西不烧不行,再慢就来不及了。那时,全国风平浪静,“国泰民安”,有什么来不及的?怎知几个月后,他家就被抄个底朝天了,全国范围的“肃反” 运动开始了。他的个人笔记中,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内容是:他梦见一只乌鸦,百思不得其解。他问主:这是什么意思?主让他明白:乌鸦有“反哺之义”。后来,这事果然应验了。
有一日,张圣才劝许春草,国家这么兴旺发达,社会这么美好;你赶快叫在海外的孩子们立即回来建设祖国。许答:不行,必须留几尾鱼放生。张圣才说:你不去叫我去叫,他们都是我的外甥,他们会听我的话。过后,许春草立即研墨,写信给在香港的女儿碧霞,通知她并转告在美国的儿子牧世、女儿碧端和菲律宾的其田等人,意思是说:非我的亲笔字,任何人叫你们回国,都是无效的,你们都不可听从。
几年后,国内的儿子扬三、女儿碧珍、女婿澄馥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儿子五权被逮捕入狱,到了“文革”,连参加革命多年的四复也进了“牛棚”。至此,他在国内的儿女,无一人幸免于难(扬三还被加判七年徒刑)。而主张叫国外子女快快回来“建设祖国”的内弟张圣才则最先入了监牢,且是最后一位出狱。若不是神的特别预备,许春草老两口,早已成为饿殍。若不是许春草事事尊主为大,这一劫也极难逃过。
厦门有位传道人,名叫王灯明。他很爱主,但受某弟兄“排他”影响很深,总认为自己的聚会处,才是教会;礼拜堂就是“公会”,是不爱主的人组成的世俗团体。许春草建盖集美礼拜堂时,首先看中的传道人就是王灯明,就请王灯明担任集美礼拜堂的首任传道。尽管很多人反对,认为王灯明和他们不是一条心,但许春草坚持邀他。许春草说:王灯明与我们是不是一条心,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与主一条心,只要我们也能与主一条心,就与王弟兄是一条心了。
王弟兄作了集美传道人后,也常劝许春草离开礼拜堂,到聚会处掰饼、喝杯;许春草也常告诉王弟兄,礼拜堂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坏,那么黑暗。爱主、忠心事主的人,也并不比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少。他们两人的看法,虽然不同,友谊却不曾改变过。解放后,王灯明坚持真道,在自家大门上,贴着“信耶稣者上天堂,不信耶稣者下地狱”的对联。触犯了当权者,派出所叫些二流子,把对联撕了下来。王弟兄就用油漆把这些字重写上去,让派出所的人下不了台。
后来王弟兄因信仰被逮捕,有人去劳改队探视,听见田头地脚有许多人唱着闽南圣诗五十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及烦恼⋯⋯”一问才知是王灯明弟兄向他们传的福音,教的歌曲,这使许春草受的安慰不小。
再后,传道人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基督徒之间的宗派隔阂却越来越少了,许春草每月能收到三百元侨汇和外汇券,对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如韩进修弟兄等,时有接济。许春草被主接去后,他的女儿则继续接济其他人。
许春草年纪老迈,我外祖母问他:你老了,还有用处吗?他说:我还能祷告。能为教会祷告,求主保守教会不变质;能为国家祷告,求主使国家终能尊主为大;能为儿女祷告,使他们最后都归于耶稣基督名下。我母亲也问他:你怎样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他答,我有一条电线,直通天上,是你们看不见的。
“反右派斗争” 之后,政治形势一日紧似一日,人们又记起了许春草的“劣迹”,但找不到真凭实据,只好不断抄家,抄了一次又一次,既无物证,亦无人证。那时,国家还算比较尊重事实证据,所以一拖再拖,总找不到处理许春草的借口。终于有一天,由市长、副市长、统战部长、侨联主任四人来家,找许春草谈话:许先生,你常生病,已不适合继续担任政协代表。你同意解除职务吗?许春草听到这句话,马上答:“好!”就这样,终于卸掉挂了多年的空“代表”职务。许春草顿觉一身轻松,政府官员们也笑逐颜开。因为许春草垂垂老矣,一旦作古,是褒是贬,如何开追悼会,要说何种赞语,是件十分头痛、烦心的事情,他既卸职,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许春草确实老了,鼓浪屿三一堂的老牧师芦铸英,听说他病重,为了能见他一面,叫自己的儿子用椅子把他抬到笔架山上(鼓浪屿缺少交通工具)。见面时,芦牧师颤声对他说:“草兄,我们应当一齐去朝见主,请等我一会儿好吗?”
许春草被主接去后,芦牧师坐在三一堂门口,等着送他,直到天黑,方知礼拜堂接获严令通知,禁止基督徒去给许春草送葬,送葬队伍只好绕礼拜堂而过。由于政府严禁基督徒送别许春草,大殓时,竟无人敢来主持,我母亲因而大哭。周清泽牧师的叔父在旁安慰她说:主耶稣死的时候,谁来主持过大殓礼拜呢?是啊!我们还能大过主吗?过后,安息聚会也是我母亲自己主持的。
送葬时,来了几十位“婢女救拔团”的院生,她们不仅要送,还要穿着麻衣麻裤送。她们说:我们为自己的阿爸送葬,谁敢说不行?渡过厦门海峡,来的人更多了,成了一百多人的大队伍。白茶花、白玫瑰,都是那时期所少有的,非常显眼,政府终于也不再阻止了。
2001 年,我有事去杨元璋弟兄家,经介绍后,先到的那位弟兄说:你是许春草的外孙吗?我说:“是。”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郑主恩,是许春草起的。于是,他告诉我:“你外公创办‘婢女救拔团’时,邀我父亲郑吹球帮助他,我父亲不肯。你外公说:我为你祷告。祷告、祷告,很快,我大哥死了;又祷告、祷告,我二哥也死了。我父亲这时对你外公说:我两个儿子都死了,现在我愿意帮助你了。许春草说:我再替你祷告,求主明年这时,赐你一个儿子。次年,我父亲果然得了一个孩子,就是我。许春草为我起名,叫郑主恩。又次年,我母亲生了我妹妹。至今我们都活得很好。”
综观许春草与张圣才这对姐夫和内弟,一个是没有读过书的凡夫俗子,一个是学富五车,连大学校长也侧目的学者;一位是傻乎乎遇事唯主命是从的人,一位是绝顶聪明,玩蒋介石、日本特务、美国军方于股掌之中的人,但他们的结局,岂不发人深省。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太11:25—26)
许春草看到1949年后,许多人都变了。数不清的传道人、“爱主的人” 都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他们互相残害、相吞相咬,成了仇敌。真正爱主的人,也逐渐显露出来。有一天,他忽然告诉我,他要为我祝福。我赶快跪在他面前,他按手在我头上祝福了,并对我说:要亲近好的、爱主的传道人。我问他: 什么传道人算好,什么传道人算不好?他答: 有的人,裤子从膝盖先破;有的人,裤子从屁股先破。你要亲近裤子从膝盖先破的人。这是他对我的最后教训。可惜,这时我早已远离了主,成了耶稣基督的死敌(我的悔改,将另文详述)。
许春草的墓碑上,刻着很简单的几个字:“他是耶稣基督最忠心的见证人”。这是他儿女的心声,也是他朋友们的心声,我深信,这也是主耶稣对他一生事奉的认可。

客西马尼园与十字架1 文 / 栾非力

今天有许多神的孩子们,张口十字架,闭口十字架,十字架在所谓属灵人的口中成了一个属灵时髦的名词。十字架虽然不离口,但不能使人认识十字架,因为光讲出来而没有活出来的十字架,是未曾见过血的十字架。

一、十架生活

请注意:十字架并不是一个理论,乃是一个事实;十字架不光是客观的知识,乃是个主观的经历;十字架不是什么属灵的道理,乃是神的旨意;十字架不是什么教训,乃是个体验的生活。今天神的教会中所缺少的不是讲十字架教训的人,乃是有十字架生活和经历的人。惟有肯背十字架的人,才能使人认识十字架。不是他讲出来的十字架,乃是他活出来的十字架;不是他口中描述出来的十字架,乃是他生命与能力流露出来的十字架。主耶稣不是以十字架来教训人,乃是在他心里已经有了十字架的印记,所以说他的生活道路充满了十字架。他在世三十余年无日不在十字架阴影之下,所以他能够亲身上到十字架去成就神的旨意。这个十字架是有血的十字架,是赐生命与能力的十字架。惟有有血的十字架才能使人得生命;惟有复活的十字架才能使人得能力。
主耶稣不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而死,他在十字架上也有复活的能力,所以他才能胜过死亡和黑暗的权势。他虽在诸般痛苦之中,还能纪念他的仇敌;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才会不纪念他自己;他只要神所要的,他只愿意神的旨意成就;他只要神的荣耀显得完全,因此他才能得着神的大能的护庇,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就证实他所背负的十字架是赐生命和能力的十字架。这个生命和能力的起点是在客西马尼园中已经开始了。
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不能使人得生命的救主和圣灵的能力,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只知向人讲十字架的道理,而忘记了自己所该背的十字架;这种讲出来的十字架是没有血的十字架,是头脑中的十字架;这只不过叫人听见死的知识,而不能叫人得着活的生命。
没有被十字架举起来的人,就不能叫人认识十字架的真意义。被十字架举起来的人,他虽不讲十字架,却能吸引万人归向十字架。基督徒什么时候离开了十字架的生活,而光讲十字架的知识,他的工作立时就要成了机械式的,不过是外观的,没有爱的热火。这就是因为只会讲十字架的道理,而没有客西马尼园的经历。

二、接受这杯

请弟兄姊妹们注意:客西马尼园与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如果没有客西马尼园的顺服,也就不会有十字架上的成功。主耶稣是先有客西马尼园的顺服和得胜者祷告的经历,而后才有各各他山上十字架的事实和成功。我们今天如果想有十字架的事实和印记在我们身上,也必须先有客西马尼园的经历。
什么叫客西马尼园的经历呢?就是当苦杯临到你时,你心里真是深深地感受到痛苦,你肉体中也实在忍受不住,这时,你还能够从内心的最深处对神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个时候你肉体虽然感觉非常痛苦,眼眶含泪,心里伤痛而带血痕,但你的灵里能有满足的快乐,因为神的旨意能借着你得以成就。弟兄姊妹们,当神的旨意借着你有所成就的时候,这是何等荣幸可乐的事啊!但愿我们“爱主也爱主的十字架”!但愿我们不单是有十字架的知识,也有十字架的生活,像主耶稣那样忠心于神的旨意。忠心于神的十字架的使者都不能脱离客西马尼园的苦杯,因为这苦杯是每一个得胜者所必须接受的环境。当那凄凉的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若从心里说出“我愿意”,你的人生立时就要改变。你自己的一切自然就完全放下了,只有从神而来的一切。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真是从心里愿意从神手中接受这杯,这杯虽然是苦杯,也必要变为甘甜;这杯虽然是羞辱,也必成为荣耀;这杯虽然是黑暗,也必得见光明;这杯虽然是痛苦,也必得着安慰;这杯像是被丢弃,却是蒙悦纳;这杯虽是死亡,也必定复活。接这杯到我们手中,我们能够一面流着泪,一面口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因为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就。
假如我们不肯从神手中接受这杯,不愿意神所愿意的,即或我们有快乐,也要变作悲哀。就如彼得一样,他虽然有变象山上的快乐经历,却不能止住他因否认主而有的痛哭。这都是因为他在客西马尼园不能与主一同警醒祷告,没有接受从神而来的这杯。
所以今天有许多人尚不配谈十字架,因为他们还没有客西马尼园的经历。那没有经过客西马尼园的人,就永远不会到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上去。想要到各各他山背负十字架的人,就必须先接受客西马尼园的杯,经历主所经历的。因为先有客西马尼园,然后才有各各他的十字架。这就是神所定规的路程,也是他所喜悦的儿子(主耶稣)所走过的道路。如果我们今天愿意作一个神所喜悦的门徒,一个神所爱的得胜者,我们必须先要接受从神而来的这杯,跟随主走这条从客西马尼园到各各他的道路。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客西马尼园,就如在家中作主妇的人有公婆、丈夫、叔、姑、子女,这个家庭就是她的客西马尼园;又如在团体机关里作事的人,也有他们的客西马尼园,随时随地都有这杯摆在你面前;在弟兄姊妹中也有他们的客西马尼园;在朋友、同工、同学、同伴中间,也有他们的客西马尼园;就是在夫妻之间也有他们的客西马尼园的杯。弟兄姊妹们,如果这杯今天临到你面前,你能否像主耶稣那样对父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 ?

三、从心里愿意

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如果你是一个不离开十字架而生活的人,天天就要有你所想不到的难处,你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你所不愿受的羞辱,都要临到你的身上。当这时候,你如果能从心里对神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你这样一“愿”,虽有难处,痛苦和羞辱不肯放松你,但你的灵里却会有满足的喜乐。因为你为着神的旨意喝了这杯;为着主的缘故负起了这十字架。“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5:12)所以虽是在黑暗痛苦之中,你能够为那些苦待你的人发出代祷的呼声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你如果这样行,那在你旁边犯罪作恶的强盗也要信你所信的主,也要盼望去你所要去的乐园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个人的环境里,时时刻刻都有客西马尼园,随时随地都有苦杯等待着我们,如果我们真能从心里愿意神所愿意的,我们所遭遇的艰难和痛苦,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安慰了。在人面前虽然像是被弃绝,但在父神的台前却是蒙悦纳;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不久却要看见东方发白,明亮的晨星、荣耀的早晨都要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客西马尼园在那不顺服的人是痛苦,但在那顺服神旨意的人却是祝福。
感谢主,给我们客西马尼园的环境。更感谢主,把主的苦杯摆在我们面前。今日给我们一个接受这杯的机会,这是何等美善的事!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好机会,使我们愿意他所愿意的;成就他所喜悦的旨意。我们本是不配的人,神今天竟然叫我们和他的爱子一同进到客西马尼园里,经历他儿子所经历的,忍受他儿子所忍受的,接受他儿子所接受的,这真是何等荣幸的事!如果我们能经历主所经历的,忍受主所忍受的,接受主所接受的,将来也必得着主所得着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8:17)
这样,无论什么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从心里说:“愿神的旨意成就。”这时,我们的肉体虽然感觉痛苦,我们的心里却能得着安慰。因为我们能愿意天上父神所愿意的,能够与神同心,与神同工,与神同行,成全神所预定的旨意,这是何等快乐可称颂的一件事!人的批评、鬼的讥笑、环境的压迫、人的辱骂,那又算得什么呢?(徒5:11;罗8:17—18)
客西马尼园的环境虽然是凄凉孤单,无人同情,但是慈爱的父神必差遣使者来加添我们的力量。

——————————

1  本文选自神的仆人栾非力弟兄1938年所著《得胜者的祷告》一书第四章“客西马尼园与十字架”。

约翰作品中的世界观念 文/ 孙明义

一、问题

圣经对于信徒与世界的关系所给予的教导是十分清楚的。常被引用的经文基本上都出自约翰的作品中。其中核心的教导就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一2:15)。其实如果单就爱来说,我们不能够爱世界上的任何人或事物,包括我们的父母以及事业,胜过爱主基督,这在主的教导中也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在约翰作品中,不要爱世界还有着更深的含义,“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约15:19),我们已经被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我们既不应当“爱世界”,也完全可能做到不“爱世界”,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不再受这个世界及这个世界的王辖制。我们已经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有神给我们预备的更美好的产业。
然而在约翰作品中,关于信徒与世界的关系没有停留在这里,《约翰福音》中还强调了世界与基督为敌的特征。这个世界不仅不认识、不接纳他(约1:10),而且恨恶他、逼迫他(约15:18)。这个世界因着对基督的憎恨而憎恨凡被他分别出来跟随他的人。“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15:18—19)世界的这种与基督为敌的性质,在《约翰福音》的描述中,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这个“世界的王”,即魔鬼撒但,与基督为敌。《约翰福音》中三次使用“世界的王”来描述撒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约12:31;14:30;16:11),表明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被撒但辖制和奴役,成为撒但与神为敌的工具,就如《约翰一书》中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一5:19)
如果是在这层关系下来看信徒与世界的关系,似乎就不只是“不要爱世界”那么简单了。一种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世界已经沦为撒但的工具,具有与神为敌的性质,那么被神所拣选的信徒不只是不要爱这个世界,也不当参与到这个“世界上的事”之中。这种对世界的不参与,随着我们对“世界”及“世界上的事”的理解不同,而扩展到不同的范围。
在中国教会的一种传统中可以看到与此相类似的看法。这种看法在一个著名的比喻中得到比较好的表达:“这个世界好像一只又大又破旧的船。这条船是用各式各样的材料作的,有木头材料,也有钢铁材料,可是都损坏了,舵也失去了,而且还触了礁,破了一个大洞,随时就要沉了。⋯⋯我们基督徒的看法是,认为这条船没有用了,太破旧了,就是救上来,也不过是破木头烂钢铁,机器也是废物,没有一处是中用的,所以只救人,不管船了。把人救上来,船不要它了。而且我们的船东要另造一条新船,是全新的,那是我们所要的新船,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看法。”1
如果这个比喻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确实代表了很多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么今天它仍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吗?这首先需要我们回到约翰作品中,来看作者对“世界”及“世界上的事”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以及我们对它们的理解。

二、释经

“世界”(kosmos)这个希腊词在约翰作品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78次,其他约翰作品中出了46次,其次数远远高于其他新约作者的作品。就希腊词字面的意思来说,kosmos这个字有“体系”、“系统”等方面的意思。
就这个词的具体用法来说,它的第一层含义与符类福音书的用法相似:指整个受造的宇宙(约17:5,24);或者专指大地(约11:9;16:21;21:25)。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不是恶的,而且它的源头来自于基督:“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约1:3)
这个词的第二层含义是:不只是指这个世界,也可以指那些居住在这世界(世代)或者大地上的人类(约12:19;18:20;7:4;14:22)。就其一般意义上泛指人类而言,这种用法与符类福音书的用法也没有区别。这种情况下,和合本圣经根据上下文会将这个词译为“世人”,如3章16节那段著名的经文:“神爱世人,⋯⋯”
但kosmos这个词在约翰作品中的第三层含义却与符类福音书极为不同:当“世界”指世上的人的时候,主要是指那些有罪的、叛逆的、远离神的、堕落的人;特别是当时那些不接受基督,甚至恨恶他的犹太人。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人)不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约1:10),是恶的(约7:7),是恨基督因此恨信徒的(约15:18,23;17:14),是不认识神的(约17:25)。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用法是约翰作品中最为常用的。当然,在这种意义上,世界(人)的恶并不是从被造时来的,而是亚当堕落之后的结果。
如果我们是在第三层的意义上(有罪又不信的世人)理解《约翰福音》中“世界(人)”与“世界的王”的关系,那么比较自然的理解就是:自亚当堕落后,世界(人)转离其造物主,自愿地作邪恶权势的奴隶。在这个前提下,以及在神许可或者任凭的前提下,这个世界的人们由于自己的罪而都落入撒但的控制之中。“世界的王”意味着撒但成为世上不信者的辖制者,而世上的不信者实际上是他的奴隶。
但这里有争议的是,这个“世界的王”所辖制的世界是仅指那些不信的世人,还是也包括“世界上的事”。有些释经者从kosmos这个词所含的“系统”方面的意思,推断出(1)“世界”不只是指不信的世人,还指“世界上的事”;(2)而所谓“世界上的事”就是指世人在自己的欲望与野心中所造的各种类型的巴别塔。这样,“世界”就具有了它的第四层含义:世界等于这个世代败坏的人所做出并积累下来的“事(业)”、组织、制度、文化等。这些组织、制度及文化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网罗系统,成为撒但建立起属它秩序或权势的工具。如果我们认可约翰作品中所使用的“世界”具有这第四层面的含义,那么一个直接的结论就是:信徒不当与这个世界的组织、制度、文化等有瓜葛,因为它们都不过是 “世界的王”控制这个世界的工具。

三、一个例子

中国教会的传统中,其实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在敬虔派的一个分支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与世界的关系,就如前面著名的比喻中所表达出来的。
对于《约翰福音》中“世界之王”的解释,例如其中12章31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中国教会中一个蒙神重用的仆人解释如下:“因此世界这一个有秩序的制度,乃是由它背后的统治者撒但所管辖的,《约翰福音》12章31节所记载主的话,说到这世界受审判,所指的世界并不是物质的世界,也不是世人,因为以他们而论,审判尚有待于将来。这里所说受了审判的世界,乃是指这个紧密的世界秩序,撒但是这世界的创始者,也是它的头。”2这一段释经中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就世界作为一个有秩序的制度这个意义而言,撒但是这个世界的创始者。换言之,撒但有意识地创始了这个世界中的秩序或制度。撒但乃是借着这个世界中的秩序及制度控制着这个世界中的人。第二,如果这个意义上的世界受了审判,那么正是撒但在其所立秩序上的权势受到打击和限制。但相应的问题是,审判在这里体现为什么呢?是这个秩序制度全然被毁灭,还是被纠正?
作者接着指出,“在人堕落之先,世界所有的只不过是地面和其上的人,以及地上的事而已,那时候的世界还未成为一个系统化的世界。因着人的堕落,撒但就趁机进入,照着它的计划,将地和地上的事,编组成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简言之,“堕落之先只有地,堕落之后才有世界。”3
在这位仆人看来,“政治、教育、文学、科学、艺术、法律、商业、音乐等等,正是构成这世界的事。”4换言之,这些都属于世界系统秩序中的部分,也都是在人堕落之后才出现,有撒但作为其源头。下面作者具体指出了它们的出处。
“等到堕落之后,该隐的子孙中有打造铜铁利器的。”在这位仆人的眼中,这是造成人类战争或杀戳的主要原因。“弹琴和吹箫也是起源于该隐的家庭”,而这类的艺术是人类制造各种偶像的起源。从《以西结书》28章,作者也相应推理出:“撒但是商业的起源”5 ,因为商业中充满了欺诈。同样,科学与教育都是“从善恶知识树长出来的”。科学的问题是:在科学的领域中,人真有能力分清“有益和有害的分界线吗”?“怎样才能够在追求知识的事上不陷身于撒但的网罗?”6而就教育来说,它是推行这个世界价值观的最有力的武器,没有哪个基督徒愿意让自己的后代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被灌输。在这位仆人看来,智慧与人的教育没有关系。“说得更认真些,像约瑟、摩西和但以理等人,他们的智慧曾蒙神分别重用于当代,而他们的智慧与悟性乃是直接从神领受的,并未假手于世俗的教育。而使徒保罗明明地把学问列在他所看为有损的万事之中。”7
总之,从本质上讲,这个世界因在撒但的控制之下,其倾向是离神越来越远的。直到末世的时候,敌基督起来在这个世上建立它的国度。“‘这世上的事’自然的趋势是向着撒但而去的,它是越来越远离神。”8
如果“得救”就是被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那么对于一个信徒来说,其与这个世界的合适的关系就是:“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具体来说,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神已经颁布了命令,要关闭这世界。”9因此,拿我们所处的行业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就如同你所在的学校将要被关闭,虽然你还可以在其中工作一段时间,但你已经不再把自己的前途与这个学校联系起来了。“只有一件事能使我们对世界失去一切兴趣,因此也使世界在我们身上失势,不能再辖制我们,那就是当光照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看见了这世界已经注定要灭亡。一旦看见这件事,我们会自动地和整个撒但的制度分离。”10当然,在这种较强的末世论的背景下,这里暗示出职业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只是维持生计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团体)与世界(社会)的关系,如果这个团体试图建立起来一种所谓的“基督教文化”的话,那么,“基督教的文化乃是试图调和世界和基督之间关系,所作种种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不仅对基督教信仰是无益的,而且也注定不会成功。因为“这世界与基督徒的生命,在本质上是互不相干,彼此为敌的”11。断裂的特征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信徒只有在教会中才是安全的(即不可能被这个世界同化)。他不参与社会事务的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有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基督第一次来,只救我们个人,没有对付这个世界和它的制度,也没有对付社会问题。”12
对于这位神的仆人来说,他确实触及到了这个世界的消极层面,让信徒看到我们与世界的分别,看到被从这个世界及世界上的事中分别出来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们这特别容易陷入到世事之中的一代所需要领会的。不过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将一种就个人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态度,推及到教会群体当退出社会领域,还有很多需要思考的方面。

四、另一种释经

“世界上的事”究竟是指什么?回到约翰作品,《约翰一书》2章15节中所说的“世界上的事”(things in the world),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人类社会中人所建立的事业、组织、制度及文化?其实单从约翰作品(特别是这一节经文)中是很难推出这个意思来的。就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所谓“世界上的事”就是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第17节加强了“世界”和“其中的事”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种并列与15节“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形成对应。世界过去,其上的情欲也要过去。因此,单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things”没有理由一定要解释为一种“系统”或者“体制”,好像这才是非人事的“事物”。其实,这里最直接的意思是指与人紧密相关的“情欲”(lust)或“骄傲”。
加尔文在《〈约翰一书〉》注释》中对相应章节的解释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这里的世界指与现世生活相关的每样事情,⋯⋯所有人的败坏及罪恶都汇集在这里,既有世间的乐趣,也有各种诱惑,它们将人辖制,让人远离神。”13 英文编者在这一段的脚注中这样解释,这里涉及“世界”及“世界上的事”。所谓“世界”与“世界上的事”的不同在于,世界是指不信的、败坏有罪的人,就如耶稣说“世界会恨你”(约15:19),其实是就当时不信的犹太人而言。如此的话,下面17节的并列就十分有意义:“这个世界中不敬虔的人会过去,他们的情欲和骄傲也会伴随着他们一并过去,只有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是永远常存的。”这样理解的话,“世界上的事”就主要是指与不信者、败坏的人相关的事情,即所提到的他们的欲望与骄傲。
对于《约翰一书》5章19节,“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加尔文解释说:使徒这里所用世界一词的意思,无疑是指整个人类。除了那唯一的无罪者,整个人类都在撒但的奴役之下。对于《约翰福音》12章31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加尔文在这里将“审判”解释为更新(reformation), 而不是咒诅(condemnation)。“在两个意思中我更接受前者,即这句的意思是说,世界一定要被恢复更新到某种更好的秩序。因为这个被译为审判的希伯来词字面意思就是良好的秩序。现在我们知道,没有基督,世界就会混乱。不过,尽管基督已经开始建立神的国度,他的死只不过是世界得到充分恢复进入良好秩序的开始。”14这里加尔文有一个前设,神在这个世界中本有一个秩序,只是由于人的堕落与犯罪,撒但介入到这个世界时,这个秩序被扭曲并变混乱了。所以撒但借着人的罪建立起来的不是一个新的秩序,而是对原有秩序的扭曲与混乱;正是在这种扭曲与混乱中,世人落入到撒但的控制之下。撒但不是世界秩序的源头,而是对已有来自于神的秩序的扭曲与混乱。因此,败坏它的权势,不是取消这个世界的秩序,而是要恢复神所造这个世界的秩序。对《约翰福音》16章11节,“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加尔文对审判的理解与上面相同。我们注意到,在《约翰福音》中尽管三次出现“世界的王”这个用法,但其中有两次都是在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积极的意义上用的,而不是在强调撒但就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意义上用的。这在释经中体现为:在理解这三处经文中是以强调撒但现在就受到了“审判”为主,还是以强调撒但是“世界的王”为主。
对于《约翰福音》14章30节,“这世界的王将到”,加尔文也特别指出,虽然撒但被称为“世界的王”,但还有比它更高的权能:“魔鬼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王,不是因为他拥有一个与神分离的国度(就如摩尼信徒想像的那样),而是因为在神的许可下,他得以在这个世界施展他的辖制。因此,每当听到用这个名称去称呼魔鬼时,我们应当为我们悲惨的状况感到羞愧。无论人多么骄傲,他们还是撒但的奴隶,除非他们被圣灵所重生。因为这里世界这个词是指整个人类。”15就是说,作为世界的王是在神的允许之下;人由于自己的罪而将自己置于它的权势之下。所以王的意思是指所有的罪人都是它的奴隶。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就是指“有罪的世人”。
《约翰福音》15章19节,“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加尔文解释说:“再一次,基督在这一段中用世界一词来指所有没有被神的圣灵重生的人;因为他在这里将教会与世界并列。”16把教会与世界并列,其实就是把信仰者与非信仰者并列。
总之,在加尔文对约翰作品的解释中,“世界”基本上被理解为有罪的世人或者未重生之人;并且他总是把“世界上的事”与“世界(人)”联系起来解释,基本上是将其看作使未得救之人受到辖制的诱惑或欲望。在加尔文的注释中没有看到他把“世界(上的事)”解释为人类社会中的组织、制度或文化。
当然,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中也讨论了“地上的事”,但却是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提到的。他区别了两类的事,即地上的事(earthly things)与天上的事(heavenly things)。“我所谓天上的事,指对神纯洁的认识、真正的义的途径及天国的奥秘。”而所谓地上的事,“我指所有与神及他的国、与真正的义及永世的福无关的事,只与今世有关,并限于今世的范围内。” 如果把这些地上的事罗列出来的话,它们包括“政治、经济、机械技术、人文研究”等。17
而就这些地上的事来说,在其源头中可以看到神的护理,或者其普遍恩典的介入,而非人堕落后,由于人的罪性(或撒但计谋)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发现在所有人的心里存在着某种社会公平和秩序的观念。因此,每个人都明白,所有人间的组织都必须用法律来管理,并理解在这些法律的背后必有原则。因此,所有的国家和个人都一致赞同法律的必要性,因为法律的种子无须教师或立法官就已经深植于所有人的心里。”18显然,这种自然而有的普遍的原则源自于神的工作。联系到保罗在《罗马书》2章所讲的人的良知,加尔文这里所涉及到自然法的概念与人的社会良知有着深刻的关系。就一般的人来说,如果神没有在他们的良知中放置一些原则的话,神末后对他们的审判就是不公平的了。所以现实中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神播撒在人心中的良知(公平与秩序观念)要求,是神护理人类社会秩序的一种体现。虽然在现实中常被扭曲,但并非属于所谓撒但的“国度”。
这个基本原则也可以应用到人类社会建制或者文化的其他领域,例如科学。加尔文对于科学的观点可以分出如下几个层面来看。首先,加尔文认为,我们应当尊重科学,将其看作是某种真理。“当我们从世俗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他们的才能时,我们要让神在他们身上所彰显出的可畏的真理之光教导我们:尽管人心已经堕落和完全扭曲,却仍然披戴和装饰着神卓越的赏赐。”19对于科学的尊重,不是对这些伟大人物的尊重,而是对神造世界之规律与秩序的尊重,同时更是对在这些“伟人”身上显现出来让人可畏的“真理之光”的尊重。对科学家们在自然和社会领域中对秩序和规律所作出的观察与描述,“难道我们要否认这些事实吗?当哲学家们对大自然作出细致的观察与描述,难道我们要说他们是全然盲目的吗?⋯⋯那些研究药物之人,致力于我们的益处,难道我们要说他们癫狂了吗?对于一切数学上的知识我们要怎么说呢?难道我们要称它为癫狂之人的杰作吗?绝不是,当我们读到前人关于这一切的著作时,我们不禁对它们崇敬不已。”20当然这种崇敬的源头在于对神真理之光的崇敬。在加尔文看来,在科学中包含着某种真理,虽然这种真理只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是暂时而非永恒的,不同于让人灵魂得救的更高的属灵真理,但其依然是真理。这其中主要强调的是,科学中包含着对上帝所造、所设立秩序的认识,而不只是人自身败坏智慧的汇集。
第二,既然科学是“真理之光”光照的结果,科学在其终极之处是来自于神或者神的恩典。“若我们视圣灵为真理唯一的源头,我们就不会拒绝真理本身,或在任何彰显他之处藐视他,因为如此就等于羞辱圣灵。轻看圣灵的赏赐就是羞辱圣灵。”21加尔文把科学看作是神对人类的一种恩赐,为的是帮助这些因为犯罪而陷入到悲惨处境中的人们。人们不应当拒绝神所给予我们的这样的帮助。“主若喜悦我们在物理学、辩证法、数学以及其他学科上,借不敬虔之人的成就和劳力得到帮助,那么我们就当使用这些帮助。我们若忽略神在这些学科上白白赏赐给人的才能,就理当因这种忽略受到惩罚。”22不过,加尔文也看到了科学的负面作用,即第三点,科学中的真理及其对人的祝福,如果没有更高的真理作为其根基,就很容易变成虚无,甚至被用来危害人类。因此加尔文在说到上述两个方面后,立刻提醒我们说:“我们应当立刻接着说,这理解力和知识在神眼中若没有真理作根基,就只是暂时和虚无的。”23这里所说的真理指的是更高的属灵层面的真理。没有这种真理,神所赐美好的东西很容易被人败坏的本性所支配。
加尔文从人类社会的整体的角度,讲到神对人类的护理时,特别提出了普遍恩典这个概念。他的思路是,人类在堕落后,没有直线下落迅速被自己的罪恶所毁灭,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与禽兽的区别,主要原因在于神普遍的恩典。“这并不会抹去神普遍的恩典,反而提醒我们,使我们为仍保有的才能感谢神的慈爱,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慈爱,人的堕落早将人自己的本性毁灭殆尽了。”24凯波尔曾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解释加尔文的这句话,“这是水中的一条船,激流可以载着它箭一般冲向下游而使它遭到毁坏,但若以链索牵引,同样的激流则会将船安全地送到对岸。正是这么满有智慧的上帝,才能从恶中产生出善来。”25凯波尔这里所说载向对岸不是指救赎而言,而是就人想达到的某种程度的善而言。就是说,虽然有些世上的事情是出于人的败坏,但神护理的介入,却使本可能产生的毁灭性结果转变为对人类社会的祝福。
当然,神虽然以他的普遍恩典介入到个人的生活,介入到人类整体的生活,也介入到自然的运行,但此恩典并不根除罪,也与救赎和永生无关。按照凯波尔,普遍恩典的作用只是起到控制罪的作用,就如人类以智慧来控制动物的野性一样。按照他对加尔文这一思想的解释,如果罪不受控制地泛滥,那么就一定会造成整个人类生活的完全败坏、社会的完全崩溃,就如大洪水前的情况一样。但是神与人立下明确的约,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之中,对罪进行抑制,使他亲手所造的不至于很快地完全毁灭。

五、讨论

对于本文所讨论的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其“不要爱世界”这个方面的要求来说,无疑是十分明确的。但其在理论上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特别是基督带来的神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够讨论清楚的。限于篇幅,笔者仅提出如下几点个人看法以供讨论。
笔者个人的第一点领会是,新旧世界的断裂性质在于:只有那些从这个世界中被完全救赎(分别)出来的人(分别出来是神的工作),才能够领会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意味着什么、所进入的新国度意味着什么、以及以一个新国度的使者身份进入到这个世界中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旁观者来说,他无法在某个理论的平面上把这两者逻辑地联系到一起。因此断裂性是指一种理论认识上的断裂,只是表明这是神自己救赎的工作使然;而对于重生得救并因此仍同时生存于两个国度的信徒来说,其中不存在可能造成人格分裂的断裂性。就如一个寄居他乡的人,虽然知道这里不是他的久居之地,但仍然能够充分享受在寄居地神所赐的各样美好。相对于中国教会传统所强调的与这个世界的分别,我们确实可以反省的是,你真的完全从这个世界中出来了吗?就是说,你真的领会到你已经进入到了怎样的一个爱子的国度中了吗?那种宇宙性的新国度、上面的新耶路撒冷圣城,你真的游于其间、惊讶于其辉煌了吗?
第二个领会是基于加尔文的看法,尽管神并不满足于对这个世界的修修补补,他定意通过他的独生子为我们带来天上的国度,并在将来让他所有的儿女进入到他所预备好的新天新地,但出于对地上人堕落后悲惨处境的怜悯,他还是会用他的恩典借着他的护理来维护着人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秩序与制度其实并不是出于撒但,而是出于神的,神通过这个秩序制度以限制人的恶的方式来帮助人。虽然在败坏的人使用的时候,常常会将其扭曲,从而成为撒但所利用的工具,但并不能够因此说撒但是其创始者。就现代中国社会来说,传教士最初在中国建立学校、医院、印刷所、孤儿院等机构,显然有神对中国社会美好的旨意;虽然后来这些机构都被世俗化了,但其对中国社会的祝福是不能抹去的。就是那些完全出于人的意思所设立的建制,神也不是完全的被动者。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中,虽然是出于人的意思,以色列人想要建立一个君主制国家,但上帝并不只是被动地允许,而是使用这个制度来与大卫家立约,使大卫之约成为神救赎计划中重要的一环。
第三,这里我们注意到问题的焦点是,对约翰作品中“世界”的解释是否可以衍生出第四层含义,即将其解释为社会中的组织、体制和文化。其实这很容易把这个社会中具体的机构组织、体制制度本身加以灵意化,即看作是撒但的某个部分。如果以此解释《约翰福音》中那三处“世界的王”的经文含义,就会让我们陷入到如下的逻辑矛盾之中:一方面将其看作是撒但所组建的体系而具有属灵的意义,一方面又认为基督对于“世界之王”的审判不触及到这个社会的制度。确实,撒但其实只是对具体体制有其控制的势力而已,这些具体体制并非属他的“国度”。审判所打击的,正是他控制社会体制的权势。就如人的身体,在人败坏且尚未得救时,确实被罪的势力所控制,成为撒但的工具。但在人得着救赎之后,人的身体也会得赎,甚至在这个世上就被看作是圣灵的殿。
第四点领会是,我们从信徒个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与从一个群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有所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从个人角度看其信仰,信仰的体现之一就是其“生命”,而生命似乎被理解为其灵里(内里/心灵深处)的光景,具有个人的私有性与隐密性。同时信仰体现之二就是见证,似乎与个人的生活处境及道德选择相关。但从群体角度看信仰,信仰就是一种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生活方式。对于群体而言,很难将其进行二分(既内里光景与外在见证)。群体生命的光景就体现在这个群体在其生活方式中所彰显出来的爱的方面,因为人们会因此认出这个群体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团体,所以其与社会公共生活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

1 倪柝声,“不要爱世界”,《倪柝声全集》第五卷,500页。
2 同上,401页。
3 同上,402页。
4 同上。
5 同上,403页。
6 同上,404页。
7 同上,411页。
8 同上,414页。
9 同上,430页。
10 同上。
11 同上,438页。
12 同上,497页。
13 Calvin, Comm. I John 2:15.
14 Calvin, Comm. John 12:31.
15 Calvin, Comm. John 14:30.
16 Calvin, Comm. John 15:19.
17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2.13。
18 同上。
19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2.15。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2.16。
23 同上。
24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2.17。
25 亚伯拉罕•凯波尔,《加尔文主义讲座》,转引自茜亚•凡赫尔斯玛,《加尔文传》,华夏出版社,2006年,311页。

家庭教会的神学传统是什么 文 / 陆昆

我1994年信主,1996年进入三自的神学院读神学。当时,有很多人劝我不要读三自的神学院,但是我当时还想,就算三自是一艘破船,那神的意思也肯定是让我在船上跟大家一起一边修船一边往彼岸走,而不会是弃船而走,所以我就上了三自这艘船。但是上了船的三年时间让我明白,神并不使用这艘船,而是要使用另外一艘船。那么在这艘船上的人就应该是拿一副桨,跳到水里然后游到那另外一艘船上去,而不是继续留在这艘船上修补,也就是说不要在神要拆毁的地方添砖加瓦。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对真正的传统家庭教会的了解远远不如对三自教会的了解。我对三自的了解主要得益于在神学院所上的三自这门课程。三自的课程当然是从正面介绍三自的历史由来。有时候我们容易把他们正面所说的话都当作谎言,认为是在给自己贴金。但是对于他们所谓的合理性究竟不合理在哪里,我们往往并不关注。我自己会从与三自教会的比较来思想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包括很多部分,如中国家庭教会的灵修、对神的敬畏、对圣洁的追求、受苦的心志、传福音的热忱等。而另一方面我所关注的是当时使家庭教会成为家庭教会而没有加入三自教会的神学理由是什么;也可以反过来说,加入三自教会的这些人自己强调的神学理由是什么。

三自教会的神学依据

当我们说家庭教会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不是一个正面的词。我们很难回答家庭教会是什么,但我们可以说家庭教会就是非三自教会,因为它是为了区别于三自教会而形成的。那么在50年代,是什么使家庭教会成为了家庭教会,而没有进入到三自教会?起因在哪里?在介绍家庭教会之前,我们先稍稍了解一下三自教会的神学依据。三自教会起初的宣言叫“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此作为基督教社会参与的某种途径,名义上没有要求放弃信仰,只是要求信徒参与到新中国建设的社会运动中来。这个宣言一直让我这个学中文的人觉得不伦不类,很不平衡也不美。很短的几句话,上面有三十多万个人签名,形成我们今日所说的三自爱国运动。这些人加入三自,是因为本来不信,还是因为懦弱,像彼得那样背叛了主?但我觉得,他们极有可能是基于一种自己认为正确的神学信仰。有好多人说,三自的特点是自由派和新派。但连王明道先生也承认说,当时三自的大本营,金陵协和神学院也有基要派的成员。这种情形不仅当时如此,现在也是这样。在三自教会中有很多基要派牧师和信徒,甚至于一些不信的传道人,为了办好教会,赢得信徒的尊重,也是满口基要派的腔调,喊的口号比我们还响。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福音派,但是在三自教会里拒绝自由派的传道人和神学生大部分不是福音派,而是基要派,比我们还要保守。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自由还是基要的问题。那么,如果同样是基要派,为什么有的人加入了三自教会,有的却没有加入?我们通常会说这可能是基于对教会和政府关系的不同理解,也就是对政教关系的看法不同。如果真的是对政教关系的不同理解,造成中国教会如此重大的决裂,使中国家庭教会不得不在四十几年时间中走了最为艰难的道路,那么这个不同理解是什么,又是如何造成的?三自教会真的认为政府和教会应该无条件合作吗?家庭教会认为政府和教会应该无条件地不合作吗?三自教会为自己当时加入三自提出过怎样的神学依据?
当时的情景是,在政治压力下有很多人妥协加入了三自教会。但是在妥协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神学性依据。2大致如下:
一、神的属性和人的价值。神的公义和圣洁的属性必然要求惩罚罪恶,他也要求在世界中寻求公平和公义;神慈爱的属性,一定会要求一切为人类谋福利的事,因此神拯救的作为一定会立时表现出来。那么表现在哪里?很遗憾的是,没有表现在教会的服侍中,而是越过教会,表现在教会以外一些不信的人身上,他们高风亮节,大公无私,勇于舍己,谨慎自守,把中国从不公平中带了出来。这些人是谁?就是他们所追随的共产党。社会不公平的时候,共产党做了这件事,所以上帝的公平和慈爱的作为不是在教会里面,教会的人光说不做,而教会外的人们非常卖力。很快,侮辱妇女的娼妓制度被取消了,大量失业的人有了富有尊严的劳动机会,而且在相当短的时间里,社会有了全新的气象。即使家庭教会里的一些传道人,如杨安溪,至今也承认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的作为。3当然,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与三自教会对这些作为的最终理解却有差异。从人的价值的角度而言。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是不可凌辱和迫害的。过去教会虽然谈神的公义和慈爱,爱人如己,实际却什么也没有做。反倒是不信神的共产党人被神使用来做这些事情。真正体现爱人的事,教会没有做,没有制止资本家剥削工人,使用童工;没有真正地施粥济难;没有指责敛财的不义。但是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地做了。这是他们第一个神学性的依据。
二、如何看待教会与世界。教会以外果真没有神悦纳的、值得赞美的事情吗?他们认为,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是太狭隘了,没有看到神的属性体现在所有的地方,尤其是在今天竟然不是体现在教会中,而是体现在教会外的社会变革的洪流里面。人间的一个公平公义的社会正在形成。三自不信的教会领袖们直接使用相当神学性的词汇。比如说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上帝所造的新人究竟在哪里?一个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遵循着最高的道德信念和带着对人类的大爱来行动的自我牺牲的人在哪里?他们使用新人这个词,政治上加入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的词,把它比作重生的经验。还有就是属灵观的重建。读经、祷告、传福音才属灵吗?真正的属灵不是行公义、好怜悯吗?所以他们认为,社会的工作,特别是积极投入到党领导的新中国建设的工作才是属灵的。教会不要以信和不信来做肯定与否定,而是从神的属性出发,从在世界中观察到的神的作为出发,应当肯定这是神的工作。教会应该越过这个藩篱,跳入到社会里面,吴耀宗甚至说假如这个社会能形成神所喜悦的那么纯粹高尚的制度,那么即使教会在这个地上被消灭,他觉得也没有什么。
中国教会从一开始就是进入到底层,最开始有效地在底层建立教会的宣教士是基要主义的,是为救灵魂来的。所以形成了中国教会的读经、祷告甚至是等待被提,不把期望放在地上的观念。但是三自教会的神学讨论就问,不要爱世界吗?神爱这个世界,只是很恨恶这个世界中的不道德和不公义,而不是恨恶这个世界本身。神喜悦这个世界,愿意它变得更美好、更公义、更成全人的益处,使这个世界合乎神的心意来荣耀神。在三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灵性口号是“荣神益人”。我一开始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口号,但是在三自里面待久了我才发现,它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口号,而是一个相当可疑的口号。益人就荣耀神,在众人看为美的事就荣耀神。如果不是共产党提出这个口号,我们自己或许也会觉得阿们的。但是在当时对共产党道德的正面性,是连受迫害的教会领袖至今都赞不绝口的。
有段时间,我相当困惑的一件事情是,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受迫害而死。我们通常叫做含冤而死。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很多知识分子因为爱国而死,他们是烈士,不是叫做含冤而死。在国民党的迫害中,有很多知识分子死去,他们不是含冤而死,是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死的。但是,却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是喊着打倒中国共产党而死的。他们说历史会证明一切,将来会显明我的清白,就是说他们本人对共产党是持相当高的肯定看法的。为什么会这样?知识分子没有勇气吗?中国向来有的是敢为义而死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50到60年代有那么多含冤而死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公然地把共产运动当成一个不正义的邪恶去反对,而是期望有朝一日共产党能理解他们,为其平反。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获得了非常普遍的正面性道德评价。这个情景,在现在的知识分子当中已经丧失殆尽了。但你如果到乡下走走,如果一个村长痛打了一个村民,那个村民终于被激怒而反抗,他指着这个村长说:“你是共产党?我才不信,我说你是国民党。”这个时候,他还认为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善待人民。由此可以看到,50年代开始共产党占据了整个社会的正面道德地位。
今天我们说反对三自,对很多人来说容易,因为这个时代是非政治化的时代,很容易拒绝执政党的正义性。因为就连我们周围不信的这个世界,也有很多人认为拒绝加入共产党是正确的做法。和今天的非政治化时代不同的是,当时是泛政治化的时代。在那个情况下,共产党几乎有被所有社会成员公认的正义性。所以拒绝三自,就是拒绝整个社会看为好的一切。所以真正的难处在于,拒绝三自的时候,不是拒绝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趋向,而是拒绝人人在内心深处觉得好的东西,这是与世界决裂。而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既拒绝三自,又不需要和世界决裂。但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基督徒面对的是另外两个重大的社会性潮流:一个是民族主义,这是由政府有意识主导的历史形态。其实对于稍稍带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有重大的抉择。有批判性和独立性的基督徒知识分子面对的另一个抉择是,民主主义。实际上,这两个同样是世界的潮流,它们是等质的。但是我们可能会倾向于把民主主义神圣化。而当时的三自教会是把共产主义神圣化。对于一个30—45岁的知识分子,他可能会感到拒绝民主主义挺难的。而对35岁以下,18岁以上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反而是觉得拒绝恨日本,拒绝与美国作对挺难的。因为这是他所处的社会潮流。当时对待共产党的态度有点像现在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待民运和维权人士的态度,只是认同的程度上有天壤之别。在道德上产生很强的认同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难处是在信仰上能不能仍然有明确的区分。

家庭教会拒入三自的立场

三自教会当时如果是以这样的理由来加入的话,拒绝三自的人又是以什么理由呢?他们当时坚持的是我们今天应该坚持的属灵遗产吗?我下面会读一下刚才提到的王明道先生在4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人能够建设天国吗?”(所引王明道文章见附文)。
如果这是在五十年代写的,那就是跟拒绝加入三自的人一样,是为了自己拒绝进入的立场辩护。但是当时王明道著文时没有面临要不要进入三自的抉择,而是在跟当时的不信派辩论中,所作的一个基督徒和这个世界关系的宣告。实际上,当时一些有神学性理解的人,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意思去拒绝的。那共产党当时有没有直接说你要放弃信仰呢?这个时候,教会要持守自己的本分,当然是要敬拜神,但也要参与到这个社会的正义行动中,这样是否加入三自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判断:共产党的政治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当时,王明道他们的判断不是在这一点上,他思考的要点在于:那是教会的目标,是神的计划,是基督徒应该委身的方向吗?出于这原因,他拒绝了。也就是说,他不是基于一般社会、政治的判断,而是基于神的计划和教会的超越性的理由而拒绝的。其实这个情形跟1934年的德国相似,纳粹兴起的时候,认信教会发表了一个宣告:教会是教会,世界是世界,基督是基督,世上的元首是世上的元首。他们作了清楚的两分,拒绝委身到当时的纳粹运动中。当时家庭教会的真正神学性依据在这里,跟三自的神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神的作为是通过宣讲基督的福音和圣灵的工作还是通过社会中公义、善良、合乎某种高超标准的行动来彰显?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解。
最后,我要说的一点是,当我们说我们是家庭教会的一个继承者的时候,我们应当明白和认同使家庭教会成为家庭教会的神学性依据,并且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特定有时效的理解,而是当成基本的神学共识。除非我们认同这个神学性的依据,否则我们并没有真正地继承家庭教会的内在属灵传统。这个神学性依据就是:真正基督教会的特征在于与世界的决裂,单单忠于十字架的福音,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且在这种决裂中承受整个世界的压力而受苦背十字架。

 

附:人能建设天国吗?

 

建设天国、创造天国、实现天国,这一类的呼声在今日各处礼拜堂的讲台上,在许多教会机关出版的杂志、书籍、文章标语里面可以不断地被听见看见。一些教会中有名望有学识的领袖领着大群不明白圣经信仰,不坚定不清楚的信徒,将这几句话几乎高唱入云。这几句话乍一听起来,真是堂皇漂亮,叫人念着想着就能兴高采烈,意气飞扬,将这污浊黑暗的世界改造成天国。这是何等奇异的世界,更表明人的才干本领是何等伟大。他们会建设天国,创造天国,使天国实现在世上。自有人类以来,五千多年之久,神所未曾做成的事业现今人竟要去做成。我真不能不佩服那些抱这种理想、唱这种高调的人,和那些有本领会想得出来,有勇气能讲得出去的人。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能不令我怀疑,我要提出来同大家讨论。第一,人能吗?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明白另外一个问题,圣经中有没有教训我们去建设天国。为这个问题,我曾详细地在圣经中查考寻求,结果从《创世记》第一章到《启示录》末一章,我未曾寻出一句话来,说人能建设天国。我更未曾寻出一句话来证明神曾吩咐人去创造天国,我所查出来的只有下面所列的几种说法。

1、等候神的国或盼望神的国

“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议士,也是等候神国的。”(马可福音15:43)“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议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附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路加福音23:50—51)“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6:9—10)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路加福音12:29—32)

2、传扬神的国

“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马太福音10:5—7)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路加福音9:60)“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使徒行传20:25)

3、进入神的国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21)“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18:3)
“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23—24)“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马太福音21:31)“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马太福音23:13)
“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加福音9:62)“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14:22)“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提摩太后书4:18)

4、承受神的国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马太福音25:34)“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马可福音10:15)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6:9)
尊贵的议士约瑟没有建设天国,不过等候神的国,盼望神的国。主自己所选召的使徒,未敢去建设天国,不过说主必救我进入他的国。主耶稣未曾教训他的门徒去建设天国,不过吩咐他们求神的国,传扬神的国,又应许他们将来可以进入神的国,承受神的国。不料今日这些教会领袖们,竟会有这等伟大奇妙的本领,要去创设天国,建设天国。我惊诧他们的健忘,我哀叹他们的无知。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研究的,天国是谁去建设的?圣经中既然未曾说人要去建设天国,同时却又论到天国的预言和应许,那么天国究竟怎样实现呢?人不去建设它,谁去建设呢?容我们念神所默示的圣经:“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书2:34-35);“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理书2:44)
《但以理书》2章是一篇论到世界列国兴衰代谢以及天国临到的预言。这段经文记载介绍神迹、梦兆,将未来的事指示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并借先知但以理的口解释这梦兆。在这梦兆和他的讲解中,就将凡与选民有关系的各国兴起消亡的城市都预言出来。末了,便说到地上的国至终都必消灭,唯独神的国要建立在地上,作永存的国。容我们将这梦兆和他的解释并他如何应验的事列在下面。人像代表自巴比伦国起至天国临到为止,凡与选民有关系的列国;金头,代表第一个国巴比伦;银胸与臂,代表第二国马代波斯;铜腹与腰代表第三国希腊;铁腿代表第四国罗马;半铁半泥的脚是代表列国,由罗马分裂而出的欧洲近代各国;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代表第六国神的国。历史告诉我们说,这段预言的前四国都已经应验而且过去,我们现今是在第五个时代中,不知道神的国什么时候就要临到。但神恐怕人对天国的道理觉悟过来,所以他预言那一块代表天国的石头,特地告诉我们说那是非人手凿出来的。在《但以理书》的解释中,又明明地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里对于所讨论的问题,我们得到一个清楚确切的答案,天国不是人建设的,乃是神建设的。不但这样,这段预言又明明地指示我们,天国不是世上各国逐渐联合变化而成的,地上的各国永远不能变成天国,天国临到的时候,先要由天国的王基督用铁杖把地上的列国打碎,接着天国便要完全地建立在地上,这碎石头变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那么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不能建设天国?这问题的第一个答案是,天国是公义圣洁的,邪恶败坏的人绝不能建设一个圣洁公义的国;现今世界上一切人所建设的国,有哪一个在神面前是可蒙悦纳的呢?野蛮的民族中有许多恶风陋俗固然不用提,就是那些自命为先进的世界列强,有哪一国在神眼中不是充满了不信、悖逆、诡诈、谎言、自利、淫乱、污秽、嫉妒、恼恨、强暴、凶杀呢?我们试着举目观望那些所谓文明先进的基督教国家在信仰方面的堕落,淫风的盛行,道德的败坏,国际间的互相欺诈利用,种族间的歧视倾轧,凭大欺小,恃强凌弱的现象,已过的世界大战和今日各国扩充军备积极备战的举动,哪一种情形不是对我们宣告说,邪恶的人类绝不会建设出良好的国家来呢?如果人真能建设天国,他们所建设的也绝不会比现在这些地上的国更好。这样,那个国就不能叫做天国,只能叫做地国,不能叫做神的国,只能叫做人的国。或许有人说,建设天国的事不是叫不信的人做,乃是叫不犯那些罪的基督徒去做,他们能建设良好的国家。真的吗?请问真实悔改得救离弃罪恶的基督徒在世上可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几?不必说世界上还有许多拜偶像的基督徒,以及不信有神的人,就是那些称为基督徒的人当中,大多数也是打着基督的旗号,为魔鬼服役,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义。真实归向基督,离弃罪恶的圣徒,不用说在全世界人口中占最少数,就是在教会中也不过是小群,他们因为属基督的缘故,又多是遭遇世人的厌弃、藐视、逼迫、欺凌。因为他们的诚实与敬虔,邪恶诡诈的世界绝不容他们居高位掌大权,因此他们都是贫穷的、卑微的,不能治人反受治于人的。请问这一小群贫穷卑微的圣徒能否在这穷凶极恶的世界中建设一个良好的国家?
这问题的第二个答案就是,天国是永存的,必朽坏的人绝不能建设不朽坏的国。人都是必朽坏的,他们所造的物绝不会比他们更强。但神的国是一个不朽坏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必朽坏的人焉能建设成功一个不朽坏的国?使徒保罗论到,使徒被接的事有话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哥林多前书15:50-53)圣经清楚地这样教训我们,必朽坏的连承受神的国都不能,必须经过变化得到不朽坏的身体方能承受。如今许多人竟然想要靠着必朽坏的血肉之体去建设天国,创造天国,昏聩无知到了什么地步!
还有一个当讨论的问题,圣经所说的天国是否一般人所说的理想社会?那些讲建设天国的人,就是以理想的社会为天国,他们以为将社会中一切不良的社会制度都革去,将世界种种陋习都铲除,没有盗贼,没有贫民,没有娼妓,没有战争,各国的人民相亲相爱,彼此不分,全世界的人都安居乐业,歌舞升平,这就是实现天国的事业大功告成。无论这种理想的社会怎么努力,决不会有实现的这一日。假如这种理想的社会借人力能实现,这也绝不是圣经中所讲的天国。圣经中所讲的天国,乃是神为那些信靠基督、遵行神旨的人所预备的一个永存的国。当基督再来时,他的圣徒复活改变以后,他们方得进入这国,承受这国。这国中不但没有罪恶,没有战争,没有苦痛,没有眼泪,而且没有死亡。理想的社会中可以没有盗贼,没有娼妓,没有贫民,没有战争,但是无论如何死亡是人力绝不能除掉的。因此理想的社会绝不能没有死亡。若圣经中所记神允许我们的天国不过只是理想的社会,我就绝不要信这种绝望的福音。圣经中所讲的天国绝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理想的社会,我们不盼望也无法盼望理想的社会实现。我们盼望神的国来到,我们不信在这一日比一日坏的世界上,凭人力能使理想的社会实现。我们信神在基督复临以后,要建立他的国。我们宣传基督再来,用铁杖治理万民,除尽罪恶,建立天国的福音。
最后,天国究竟在哪里?天国不是在天上,而是在末日,神要从天上带下来的。总结一下几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几个定义,圣经中不但未曾吩咐我们去建立天国,而且没有一次说到人能建设天国。第二,天国不是人所建设的,乃是神所建设的。第三,天国是圣洁公义永存不朽的,但人却是污秽邪恶必要朽坏的,所以人绝不能建设天国。第四,圣经所讲的天国,绝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凭人力改造成功的理想社会,乃是神为他所拯救的人所预备的永存的国。在这国中非但没有罪恶和痛苦,而且总不再有死亡。第五,当基督再来掌权的时候,天国必要建立在地上。天国近了,让我们急速兴起,弃绝建设天国、创造天国的谬说,预备自己追求圣洁,殷勤衷心,尽好摆在面前的一切本分,好使我们将来能承受天国,传扬天国的福音,好引人与我们一同进入那国。

——————————

1 本文根据作者在研讨会上的录音整理而成,经过作者的审定。
2 参汪维藩,《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金陵神学志,1985年,2期。
3 杨安溪,《神在中国的手》,第二章。

他是点着的明灯——宋尚节的属灵传统浅论 文/ 新恩

20世纪的上半叶,上帝的手对中国教会有一个明显的扭转。他兴起了很多有能力的本土教会领袖。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由西方传教团体主导的局面。在这一复兴的伟人丛林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也许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四大使徒”了(倪柝声、宋尚节、贾玉铭、王明道)。那一代人的努力,迎来了中国教会一个根本性变化:奠定了稳固的本土自立的根基。如倪柝声建立了不计其数的教会,宋尚节创办了许多传福音团体,贾玉铭创立了神学院,王明道则开启了富有特色的家庭教会。当然,发生这种转变,还有着无数人奋斗的曲折故事⋯⋯随着新中国改造运动步伐的推进,这种态势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固与深化。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教会以最孤独的方式(没有任何外力的可能)度过了这一艰难时世。她不是仅仅生存下来,而是充满生命力地发展起来!这是莫大的神迹!可惜,今天大部分研究基督教的人却看不见。对于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如果我们要理解或更好地开拓现在与未来的中国教会,就必须谦卑地继承与认真地反思这一属灵传统。
曾听人说,贾玉铭是讲道理,倪柝声是讲道路,而王明道是讲道德。那么,宋尚节呢?他自然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假如宋尚节听到后人称他为“东方卫斯理”,估计他不会乐意接受这个头衔,就像唐崇荣不愿接受“东方葛培理”的称谓一样。我们承认其中的差异。毕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概括另一个人。但他与卫斯理之间的某些惊人的相似性,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受到吸引:学者出身,服侍社会底层群体(后来对精英影响很大),有强烈的重生经验,不遗余力地宣讲圣洁之道,近乎疯狂的工作日程,从不间断写日记,还有超乎寻常的祷告工夫,甚至包括不太如意的婚姻生活⋯⋯也许他们的生活方式相近纯属巧合,但他们的属灵气质类似就绝非偶然而是颇有渊源了。
美国北方卫理宗(即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在1847年开始差派宣教士前往中国。福州是他们的处女地,也成了他们后来的议会中心所在。除福州外,宋尚节的家乡兴化(即今莆田)应该就是他们早期最重要的扩展地之一了。宋尚节的父亲宋学连就是该会的牧师,也是该会所办的圣经学校副校长。宋尚节除了尽得家学真传外(甚至包括脾气),有两个人对他有过极深远的影响。
大概五六岁时,他遇见了一位了不起的主日学老师——林鸿万牧师。他从老师那儿听到了许多令他受益终身的属灵故事。这是他日后讲道的第一笔财富。尤其是在他九岁那年,林牧师在受难节讲道所带动的兴化大复兴,引发了他一生的异象与祈祷。他在日记中写道:

在我生命中,最愿意追忆的是那年的奋兴会,会中撒的善种,会后蔓延到各处,开出花,结出生命的果子。我时常祷告,希望五旬节的圣灵,也在我主领的聚会场所工作,光景如一九○九年兴化的奋兴会一样。1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宋尚节就是这次复兴的延伸与升华。谁说奋兴的果效总是短暂的?!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人,是兴化美以美会哲理中学的校长章文新(Dr. F. P. Jones)先生。他一直对他的学生宋尚节赞赏有加。在他的自传《岁月如流》(The Moving Finger Writes)中,他念念不忘学生宋尚节,称誉宋尚节为兴化冠冕上最明亮的一颗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后来发起并任主编“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的重要学者。他还是中世纪灵修名著《遵主圣范》(The Imitation of Christ)的译者。“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是中国教会史上第一套大型的神学丛书。虽因战乱未完成编辑目标,但已蔚为可观(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共32卷)。顺便一提,即使它有些美中不足,但到今天为止,依然是华人教会出版史上最齐整的一套原典。
我们看到,宋尚节的整个少年时光,都受了卫斯理属灵传统的浇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后,本来要进入金陵大学学习,却非常意外地去了美国俄州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在这里,他又在原汁原味的卫理宗教会里熏陶了三年,并参与一些讲道服侍。到此为止,他的整个信仰生活几乎没有越出卫理宗半步。但这并不表示,宋尚节后来的教导,只是“原教旨”般地复制卫斯理的讲章。他的属灵经验与中国教会的处境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尤其关键的是他的属灵经验。这得说说他的研究生生涯和在纽约神学院的遭遇。
他的研究生生涯(转到俄州州立大学),可以用春风得意来形容。和初来美国的苦日子有了天渊之别。优异的成绩为他带来了丰足的奖金(连中国政府也拨款给他),还有荣誉。作为国际学生联盟的主席,他有着非常广阔的交际生活。他与当时美国许多知名人物往来,其中不乏私交甚笃者(如中国人很熟悉的杜威)。他发起校园国际音乐节,美食节,还为促进黑人白人的和解举办宴会。他经常应邀在各种场合演讲,他的事情也常常见诸各家媒体。他写信给他父亲:“儿在这里几乎尝遍了一个摩登青年的全部时髦生活。”
虽然表面看来他十分成功,但他的内心非常忧郁。因为从事科学,这既不是他来美国的理想,也不是卫斯理大学招他的初衷。他来美国是为了学习神学,而后回国做牧师。在这段时间里,他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很少去教堂,并且深受当时美国非常流行的社会福音之影响。除了专业,他还广泛地研究哲学、历史、社会、经济等,甚至到了不时闪现无神论念头的地步。在当了半年助教后,美国方面希望他去德国进修,中国方面,北京协和医学院邀请他当教授,就在他不知何去何从的两难之间,《马太福音》16:26向他的心发出警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Wilker Fowler牧师的安排下,他火速地进入纽约神学院。这所学院在神学研究上,对所谓的理性科学趋之若鹜,是属于自由的“不信派”,只有少数信仰纯正的教授与学生。宋尚节作为一位博学的学者和科学家,常常深感一些教授的荒唐。于是他独自在图书馆埋头研究各种宗教,尤对佛、道格外迷恋。在此期间,他翻译了《道德经》,也开始打坐冥想(佛经)修炼身心。他被各种学说弄得意乱神迷,他的基督教信仰早已支离破碎。但假期的一次聚会,使他的信心开始醒悟:

圣诞节前,同学三五人,邀请我去赴一个奋兴会。出人意料的是,讲员不是什么学富五车的博士,而是一个年龄不到二八的姑娘。白鞋、白袜、白衣裙。她打开金边圣经高声朗读,用清脆洪亮的声音,高举十字宝架,将得救大道讲得透彻清楚。由于圣灵的工作,会场的空气改变一新。讲完道,跑到台前痛哭认罪的人中有民众领袖、政府元老、教会名牧。我十分佩服这种有灵感能力的讲道,一连去听了五次⋯⋯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位朋友详述自己最近的感触:“要是传道人没有生命,基督根本否认他是你的见证人,你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可曾受过圣灵的洗?得了丰盛的生命?”信没写完,我内心受到责备,自己虽然进了神学院,却没有受到圣灵的洗,因此不顾一切,决心追求新生命。2

接下来的寒假里,他阅读了许多属灵伟人传记。他发现每一位属灵伟人的共同特点:具有圣灵的能力。他羡慕不已!他的心无法安静。1927年2月10日晚上在祷告中的经历,是他生命与侍奉的转折点:

夜里十点开始,一幕幕的罪剧开映,甚至隐而未现的罪也清楚地现出。剧中的主角是我,一转念想起箱底有一本久被遗忘的新约圣经,打开《路加福音》23章,我仿佛魂游象外,跟着背负十字架的耶稣来到各各他山上,我感到自己背负的罪担重得几乎要把我压死。
主已高悬在十字架上,两手的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我谦卑地跪在十字架下,求主用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亲自看见主耶稣,脸上发光,手有钉痕地对我说:“你要改名为约翰。”主还给我解释:施洗的约翰修直主的路,作他的先锋。3

这段经历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弟兄姐妹耳熟能详的荒唐事:他被神学院长“安排”到了精神病院。仅仅因为他指责该院的错误教导以及不断与人分享十架救恩之道。他在医院里,虽然用数学题和读书报告证明自己理智之清醒,但仍然不被允许出院。直到他的好友从德国回来为他担保后,神学院长才肯让他出来。有意思的是在进去前,他刚刚写完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宗教、历史与科学的关系。几年来困扰他的问题,好像一下子豁然通达:基督乃我之生命,历史乃我之老师,科学即我研究之工具。他回忆道:“我融会贯通之日,也是我受难之日。”整整193天!在医院的这段日子,他用各种不同方法看了40遍圣经,并广泛阅读各种文史典籍。出院后稍作休整即于1927年10月4日,从西雅图海岸登上前往他留美七年来魂牵梦绕的故国家园。
七年前,他带着非常美好的属灵记忆离开中国,如今他又带着不可磨灭的属灵体验回到这里。在他信仰寻求之遭遇光照下,中国教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已昭然若揭。关于教会自立问题,他在美国期间就已多次在信中向他父亲说明,这和民族主义或其他政治问题毫不相干,而是和神学与属灵状况有关。在当时的宣教士群体里,社会福音派思想非常普遍。在中国人中间,也不在少数。他们基本上视基督为道德楷模,少有谈及基督对人生命的拯救。在事工上,他们热衷于医院、学校等社会领域,以图救国,但对于建造教会兴趣不大。这些是他非常熟悉的,因为在研究生阶段他几乎被这种观念同化。据他的回忆,有这类背景的牧师、长老、教会学校师生是最难悔改的群体之一。另一方面,中国教会内部也是罪恶泛滥。有些牧师、传道根本不是基督徒,只是为了混一口洋饭的神棍;虽然有一些在道理上还算纯正,但却是妻妾成群的风流之徒。在这方面,甚至那些最有名的领袖,都深陷于这类丑闻中。但更加普遍的是,大部分基督徒既不明白基本的福音真道,也没有重生的经验。今天似乎也差不多。虽然有不少敬虔的弟兄姐妹不懈的努力,但却少有果效,因为缺少圣灵的同在。另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无数基层百姓,教会竟对他们视而不见。主张所谓的“上层路线”方针。宋尚节拒绝对社会的不公视而不见,他无法容忍邪恶的潮流。他的心一定倾听到上帝对先知所表露的心声:他们的罪恶达到我的面前,去,警戒这百姓并呼吁他们回转。他迅速做出回应,而他的回应是如此地令人震撼。
面对教会内外的信仰与道德的危机,自然而然地,神仆宋尚节的心中发出对生命、圣洁、爱(灵魂)的疾呼。在15年里,这些信息始终是贯穿他讲章的主题(这些是源于基督十架与圣灵能力)。虽然他的讲章看起来似乎很随意,而在解经上甚至可以说天马行空。既无章法可言,还经常出言不逊。显然,我们如果想从《讲经集》找出一套完整的宋氏系统神学,那是徒劳的。但这也没什么妨碍。他的言语虽然粗俗,道理却不粗俗。而且,充满着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除非是灭亡之子)。他常常能在不经意间,指出某人具体的罪,使人在上帝的威严面前无法隐遁。他脚掌所踏之处,常常引致合城的人都不安,就如施洗约翰的出现一样。他的讲道,使不少地方的戏院、烟馆、青楼、赌场为他让路,甚至关门大吉。因为顾客都信主悔改了。他还因此多次受到死亡的威胁,但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这多像那个“扰乱天下”的人!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多么渴望有这样的传道人!尽管他足以跻身神学学术界,但他没有像后来美国福音派神学家那样著书立说,以纯粹理性的方法说明基督救赎教义之可信,而是以活生生的神迹奇事,见证基督的大能。正是:十字架名号在各地区所显明的巨大果效,足以堵住不信者的口(阿塔那修)。但也因此遭受现代神学工作者的非难。不过,他确实不像今天“纯学术的神学家”:空谈宣教学却从不传福音,把三一论发展为玄学,却从未体验圣灵充满的滋味;热烈辩论人的成圣观,却少有灵修生活。正如肯培(Kempis)所说(大意):人即使可以讨论许多有关圣三一的道理,为人却不讨他的喜悦,那么,这些所谓的神学对我而言有何益处?实实在在的悔改远比知道悔改的定义强得多。但主的仆人宋尚节确实不一样,他把神学化在了生命里。基督教神学的根本特质是描述而不是抽象思考,而描述就要求我们有故事。对宋尚节而言,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是他神学的基点(传给子孙的故事);大马色经验是保罗神学的核心事件(传给万邦的故事)。在这方面,宋尚节也许是中国近代教会中最接近先知和使徒榜样的圣徒。
任何一个人都有历史的局限,即使先知和使徒也不例外。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他们教导的永恒性价值。只是我们需要谨慎地区分:何者为永恒真理,何者为文化习俗。对待基督教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在方法论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当我们思考宋尚节的属灵传统的时候,就需要对两者加以区分。但这对研究者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一方面,他需要掌握基督教信仰在历史上的正统传承,另一方面,他得对历史处境有充分的了解。比这两样更艰难的是:属灵的经验。所谓“深渊与深渊响应”,“心有灵犀一点通”。笔者认为,中国教会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是高超的,绝非一般的理论可以分析与描述。她带有奥秘色彩的受苦,其深厚的含义目前还没有被真正揭开。而与此相对的是,近几十年对中国教会研究之表述的浅薄。其原因是,研究者往往都是根据近代西方的某一流行理论为基础;主题上也多限于政教关系,结论则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当然也有价值,但离重新建构中国教会属灵传统的目标相去甚远。这也与研究者的神学传统和属灵经验有关。我们解释所达到的程度,和我们的属灵洞见是成正比的。就笔者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教会的经历更多地是接近被掳时期但又混合着初代教会的经验。如果使徒能从被掳看出上帝救恩的安排(“神的时候满足”),那么我们也应该从中国教会的“被掳”看出神的安排。如果我们对被掳时期的先知之痛苦奥秘和初代教会的奇特遭遇感到不解,那么对于中国教会的经历至少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因此,笔者对宋尚节的描述,深感吃力。读者诸君明鉴。

一、生命的信仰

强烈的重生经验,奠定了宋尚节后半生对信仰的理解: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套礼仪,也不是一套道德教训,而是圣灵的重生。即使一个人常常聚会,甚至也受了洗,如果没有重生,就不是基督徒,与上帝的应许无分无关。之所以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常常听道,在人生的追求上却没有改变,依旧和世人一样迷恋名利虚荣,就是因为他没有重生或没有主观上的重生体验(也许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区分)。因为人不爱基督的真道,是因为缺乏基督的灵(肯培)。就如他之前,对于学问功名的迷恋。因此,依他看来,在信仰中,没有什么比重生更要紧。这显然是圣经最明显的道理之一,也是基督教信仰真正超越之处(约3:1-8)。只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看重与强调。

二、圣洁的追求

圣洁可以说是宋尚节博士最突出的教导。在他的重生之夜,他整整看了几大卷自己的“罪账”。罪的重担使他得不到片刻的安宁,只有基督的十字架才释放了他。在他不计其数的讲道里,几乎每一篇必言及人的罪及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这让我们想起《罗马书》7章中保罗的经历,还有马丁•路德的焦虑,这同样对他们的信仰有过决定性的影响。不过,宋尚节似乎更加强调作为基督徒的圣洁。虽然他略有些苦修的味道,但非常强调靠圣灵成圣。他的成圣观也许有待进一步讨论,但圣洁毫无疑问是圣经最严肃的教导:是神的本性,也是救恩的目标(出19:6,弗1:4,彼前2:9)。就如唐崇荣牧师所强调的,圣洁是基督教信仰最根本的品质,是邪灵没有办法伪装的崇高。圣经宣称,惟有以色列的上帝是独一的圣者。也因此,“圣”成为基督教会最常用的形容词:圣经、圣地、圣殿、圣诗、圣工、圣徒、圣礼、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丧失了圣洁的教会,就不是教会了。斯托得在《〈以弗所书〉注释》中称教会是“新社会”,意指教会乃一有别于世俗潮流的群体。此即“圣洁”的基本含义:分别(归耶和华为圣)。

三、圣灵的能力

幼年的奋兴会记忆和在纽约听小女孩讲道的体验,都使宋尚节对圣灵的能力渴慕有加。他深深地相信:科学不能救国,说教也不能复兴教会,惟有圣灵!他在经历圣灵充满后,对用艰涩词汇堆积起来的神学空谈反感至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此,他彻底告别学术生涯。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他丢弃荣誉博士金钥匙的故事。但我们不可就此得出知识无用的论调。因为他的博士荣誉可以丢掉,他的博士水平是丢不掉的。吊诡的是:往往只有最博学的人,才觉悟知识的无用。像有智慧如所罗门者,却声称智慧的虚空;有知识如保罗者竟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人能认识到知识的无用,事实上是一个艰难的求知过程。这和一般不学无术之流的盲目鼓吹“属灵”,有着天渊之别。如果知识真的没用,神就不用多方造就摩西、保罗或宋尚节了。如果我们结合解放前中国社会和教会的情形就会发现,神给他的训练是相当完整的。他在研究生阶段几乎被社会福音同化,在神学院期间迷恋东方宗教,这使他对于中国处境的理解和回应,准确而深入,他的讲道也因此更能直指人心,因为这是当时中国教会颇难应付的两股潮流。但他认识到:人心“不是依靠才能和势力”可以改变的,惟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救治)。因此,在他的传道生涯里,他最恳切的祈愿,就是不断被圣灵充满。

四、信心的生活

经济独立,是建造真正的中国本土教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上世纪30—40 年代,很少有中国人自己筹资建造的教堂,中国传道人的薪金也往往是外国差会支付的。虽然宋尚节有很多机会可以得到差会的支持,或到海外募捐,但他坚持过信心生活。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的坚持不但遭到宋师母的反对(我们很容易理解师母持家的艰难),甚至连宋老牧师也反对。他不但没有屈服,还因此批评了他父亲信心之软弱。他父亲因此认罪悔改,不再劝儿子领固定薪金。神诚然是“耶和华以勒”,总是及时供应他一家的生活需要。后来,他不断建立布道团,同样不发薪金过群体的信心生活。前些年,温州教会的传道人或有意作传道的同工,也倾向不拿教会的工资(原因很多),但遗憾的是通常在赚足养生的资本后才献身。也因此,牧者往往是过了黄金年华之后贡献“余热”,而且很少人能克服富有对属灵生活的负面拖累:回避十字架道路。出路是因信而活。信心生活的重要性之一,是不依赖任何人或教会,使传道人可以更加放胆宣讲。同时,它能显明一个事工是否出于神的托付——“因为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它最大的好处在于,透过信靠,我们每天都会更认识那位差遣并施恩给我们的上帝。传道人的安全感,不应该来自教会的承诺,而是来自上帝的信实(诗37:3)。

五、全然的委身

如果按照理性的办法,宋尚节不需要全时间作传道。他可以谋一份自由的差事,然后“自由”地传道。他坚决地拒绝这种试探,全然献上。他的奉献,实在是彻底的委身,忠于上帝的召命。这不禁让人想起,没有学过化学的倪柝声办厂制药,而化学博士宋尚节却以“祈祷传道为事”的有趣比照。他曾经叹息自己的讲道不如王明道,解经不如贾玉铭,唱诗不如王载,但他说自己比他们都拼命。第一次读《宋尚节》(应该是刘翼凌的版本)时,我深深被他的拼命精神打动。我们能否想象:在15年的时间里,每年讲道11个月,如果哪天不讲道,那就是在去讲道的路上。一天讲六到十个小时以上是家常便饭。而且他的讲道大声疾呼、手舞足蹈,俨然是一出戏。无论什么季节,每堂下来都是汗流浃背!这使我想起了唐崇荣牧师的拼命,虽然在神学上他和宋尚节之间犹如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之间的迥异,但他们对上帝呼召的投入,毫无疑问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他们明显继承了保罗的衣钵:“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神的旨意。”
不过,他们和保罗不一样:生儿育女,与神同行。不难推断,他们都是“忠爱两难全”的人。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出什么叫“爱主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兄弟”。他们内心的孤独,是现在竭力追求“幸福家庭”的牧者所不能体会的。而今天不依靠圣灵却以弗洛伊德、荣格对人的看法作为前设,作婚姻辅导之类的“爱家”一族,显然不能接受这种“不回家”的传道人。我想,也许光是今天的辅导课就足以毁了“宋尚节”。如果“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是圣人,如果真正为正义、国家荣誉而常年征战的人是英雄,那么,“为寻找浪子而流浪”的传道人至少应该得到同样的赞扬。我担心的不是今天传道人不顾家庭,而是太过迷恋了。不要忘记:人的仇敌往往就是家里的人。我相信,宋尚节一定能够和保罗一样:“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徒26:19)。

        六、福音的异象

我们难以理解“工作狂”宋尚节,是因为没有迫切的福音异象。试想,在一个有四万万同胞却只有一百万(新教)信徒的国家,作为上帝的仆人,福音的使者怎能安享生活的乐趣呢?而且尤其让人伤心的是,一百万里头大多都是挂名的基督徒,徒有其表,不过是“求饼得饱”而已。这“教会的事岂不天天压在心里”?而举国上下的偶像崇拜,又岂能不让人“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呢”?事实证明,神透过宋尚节的侍奉,大大改变了这一状况。许多人开始涌入教会,他去过的地区,布道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解放前,中国教会的大批才俊,带着这份复兴离开大陆,成为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祝福。在华人教会里,布道上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唐崇荣牧师,就是他伯特利布道团时期的同工计志文牧师的学生。虽然他不是那时候唯一推动传福音工作的人,但他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如果从今天果效的角度来看,他的果效就更加明显。尤其当我们联想到,向外宣教一直是中国教会的难题,他的见证就弥显珍贵。对于今天中国的城市教会而言,他更具有典范意义——服侍底层的弱势群体。我从来不认为服侍乡村农民比城市居民容易。无论是福音使者宋尚节,还是扫盲功臣晏阳初,都向我们表明:只有受过完整训练又能谦卑俯就的人才能完成这一艰难工作。有人认为宋尚节很骄傲,这种批评实在让人不知骄傲为何物。就凭他起初三年之久向农夫村妇讲道,还经常探访他们,并一同担当他们生活的重担,就足以使无数比他“谦卑”的人汗颜。今天中国城市教会的基督徒,应该有宽广的福音异象,不迷恋小圈子的“共同语言”,愿意为福音面向他乡。就当前中国社会或教会的状况而论,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尤其迫切。

七、不住的祈祷

我们把祷告生活放在最后,不是因为它次要而是恰恰相反。无论是卫斯理本人还是卫理公会,多方祷告始终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解放前中国教会的复兴,与许多人的祷告分不开。许多卫理公会的宣教士都认为,林鸿万以至宋尚节的兴起,是神垂听他们迫切代祷的结果。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算南昌的舒邦泽牧师(Schubert)。和卫斯理一样,宋尚节在每天疯狂的布道工作后,就是夜间雷打不动的长时间祷告(15年里,他的睡眠严重缺乏)。他不允许别人打扰(否则后果很严重)。他的祷告不是只为自己的工作能力,也不是神秘主义式的爱语绵绵(非贬义),他的祷告最多的内容是代祷。他的心里装满了别人!根据他的记事本的人名,一个一个地祷告。谁说他缺乏爱心,只会指责(指责不也是爱的方式吗?)!其实,他根本不缺仁厚的深情,只是他的爱心深沉而隐蔽,习惯了造作煽情的时代,怎能洞悉暗室里超越疆界的胸怀?若非他写日记的习惯,这些事情恐怕至今不为人知。我坚定地认为,在祷告中代祷应该成为最核心的内容。摩西和众先知的祷告常常是这样,主耶稣的祷告则更加完美地表达了这一点(约17)。在教导祷告(神学和操练)上非常杰出的荷兰清教徒宣教士慕安德烈,他的《代祷》很精彩地论述了这一主题。预备讲章和祷告的时间比例严重脱节,是我们讲道缺乏能力的最重要的原因(改革宗人士稍安勿躁)。也许我们的解经比宋尚节合理,神学比他系统,词藻比他文雅,但我们却不能打动人心,改变人心,为什么?这是我们急切需要反思的地方。
祷告在信仰的生活中,为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呢?我在这里尝试提出两点平常比较忽略的思考。首先,祷告使人克服了人不愿亲近上帝的天然恶性倾向,代祷则克服了不愿爱众人的“自我中心”原罪。这很好地解释了宗教情操(爱神爱人)何以作为真基督徒的标记。其次,常常面对上帝,使我们的生命不断像他那样荣美的同时,也使我们在他面前不断操练一种敞开、诚实的品格。根据调查研究,牧师的道德变节,基本上是肇始于个人祷告的忽略。
鉴于灵恩派和改革宗这两个话题的热门,笔者觉得有必要作出一些简单的说明。众所周知,1906年在Azusa街教堂所引发的灵恩运动(传统五旬节或第一波)和卫斯理派息息相关。不过,宋尚节在美留学期间似乎并未和这一派人士常相往来,而且他在国内传道期间也不愿和灵恩派人士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在记忆中笔者在他的日记和《讲经集》里,都没有看到传统五旬节的招牌式教导: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必须证据和第二次祝福。他更多强调的是,认罪、祷告、舍己(背十字架)、爱、传福音(作见证)。虽然他也行很多神迹奇事,但总是强调信心、悔改,灵魂首先要得到医治。值得留意的是,这两个观念也不是卫斯理的教导。“第二次祝福”是他的接班人John Fletcher的教导,“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标记”则是五旬节运动后的产物。热衷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如果把卫斯理和宋尚节看为其“派内人士”,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观点。我甚至认为,如果宋尚节健在的话,今天的灵恩派很可能是他第一个要“骂”的对象。
持守改革宗的弟兄姐妹,常常因为宋尚节“阿米念—卫斯理”的传统感到不安。据我愚见,宋尚节只是没有兴趣也没有功夫尝试建构神学的统一性罢了。虽然他的努力、祷告似乎要“摇动上帝的手”,但他的经验岂不是最有力地见证了“不可抗拒的恩召”?上帝告知他的侍奉只有15年,还有比这更明确的“预定论”吗?而他虽然竭力追求成圣,却强调圣灵充满对人生命的影响,这不是典型的“恩典神学”吗?更明显的是,他对罪恶之透视与懊悔,哪里还有“人性本善”的阿米念思想?尤其在他的祷告里面,为着神的荣耀的意念弥漫在他的字里行间。正如施洗约翰的自我定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不能否认宋尚节是神为教会兴起的仆人,那么就必须敬重、思念并效法他。就如主耶稣称赞施洗约翰(我相信主也乐意这样形容他在中国的施洗约翰):“他是点着的明灯”!

——————————

1  《灵历集光——主仆宋尚节博士的日记摘抄》,利未编,甘肃,3页。
2  同上,19-20页。
3  同上,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