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季节。

在这个季节，曾经，我们该准备收割了。我们准备好镰刀、背篓，去收获那一年中最后的一茬庄稼。当那片土地被高粱穗子染成绛色的时候，我们冒着一头高粱花子钻进地里，全然不顾家中那口柴锅已经烧开过几次。

在这个季节，池塘里的鱼是最肥美的，果园中的苹果是最红润的，棉田里的花朵是最鲜艳的，林子里的野兔是最活跃的。我们从田里出来，又扑进了丰收的怀抱。

然后，我们坐在高高的秫秸垛上，数算明年的日子……

在这个季节，我们发现，我们那有梦的年纪已经被封尘在相册之中，我们不会为抓到野兔子而欢呼雀跃，却依然在悉心准备收割！

凡流泪撒种的，必欢喜收割！

我们流泪撒种！

当我们撒种的时候，我们担着水筲，在狭窄的田埂上走了几里地，我们推着独轮车往刚刚耕过的地里送粪。一天下来，肩膀是肿的，后背的衣服上也印满了碱花。我们将汗水洒在这片干涸的土地上。

当我们撒种的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生命与这片土地休戚与共……

我们终生在撒种！尤其是当听到那自天而来的呼召：“来，为那天国的福音撒种”的时候，尤其是当知道，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一片如此广阔的土地，这是天国的禾场，这禾场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等待我们去耕耘的时候，我们便用我们的生命去撒种，我们便把自己当作一粒麦种，死在泥土里，换来明天十倍百倍的收获！

当我们撒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便与人类宏伟的历史连结一体，我们便承担了我们的使命！从此，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那造我们的主！当我们顺服于他的旨意而担负起这使命的时候，朽坏的生命才变得不会朽坏，才有了终极意义.我们所付出的泪水和汗水，我们肩头的红肿和衣服上的碱花都成为我们的祝福！

当我们为天国而劳力播种时，世界、肉体和仇敌的重担从我们肩上悄然落下；当我们满心仰望属天的收获时，今生的得失无法再夺走我们的力量和喜乐；当我们和亚伯拉罕一道，直奔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得着了尊崇和荣耀。

曾经，我们倾听大地的脚步；今天，我们倾听神的呼召——我们撒种去！

去年年底，为了迎接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我在教会分享了一篇有关宣教的讲道，在应用部分建议弟兄姊妹找一本宣教士的传记（比如《马礼逊回忆录》）来读。时间过得很快，2007年眼看就要过去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读过了这本书。所幸，最近听好几位弟兄姊妹分享了出去短宣的美好见证，也跟一些在中国生活的外国弟兄姊妹有所交通，因此再次拿起这本书来读时，觉得马礼逊那鲜活的生命跃然纸上。

《马礼逊回忆录》由马礼逊夫人搜集她丈夫生前所写的日记、书信和文件等手稿编纂而成，因此他一生的心路历程，较其他传记，就显得犹为清晰。本书按照马礼逊的生平分成五个时期，记录了马礼逊从出生到成长为一名宣教士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作为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宣教士为开拓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包括第一次将整本圣经翻译成中文，独立编纂了第一本《华英字典》等。同时书中还有大量的来自差会伦敦传教会以及其他友人的回信，为我们全面地展现了一幅画卷，使我们看到福音的种子是怎样播撒在神州大地上的。

 一、“我愿基督接纳我做他的仆人”

1782年1月5日，罗伯特•马礼逊生于英国北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从小得到父母的教导，聆听耶稣基督的福音，13岁时就能够熟练背诵诗篇119篇。在他15岁那年，他警觉自己里面的罪：“对死亡的恐惧使我强烈地向上帝呼喊，恳求上帝饶恕我的罪、引领我归向耶稣基督、更新我的灵魂。从那时起，我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相信也改变了我的心灵。”（2页）16岁那年，马礼逊受洗，并加入英国长老会。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非常自律，也很追求灵命成长，时常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罪。17岁时他开始研究基督教历史，并且读了一本《海外传教杂志》。从那时，“向海外宣教”的种子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1801年，马礼逊开始了正规的学习，并且是以传播基督的福音为目的的。为了预备自己将来作宣教士，他还认真学习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第二年，在他立志宣教的决心书里他这样写道：“我是否已经让圣灵倒空我一切形式的自私念头呢？我是否已经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主，以求达到能去海外传福音的目标呢？……我是否认真考虑过，传福音的性质乃是做基督所差遣的使者，去寻回在地狱边缘垂死的人们与上帝和好呢？……我要传扬上帝的真理，决不宣扬我个人……我愿为基督做教会的一个仆人，为的是彰显基督的救赎，引领罪人来到生命树前。”（7页）此后，这个心志就从未离开过他，而且不断地得到印证和坚固。

同年11月他向伦敦霍克斯顿神学院寄出入学申请立即得到批准。即便入学后不久他父亲重病，他也没有听从家人要他辍学回家的劝告。在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相信，主会安排好一切事情……但我不想要回去，我已手扶着犁在耕耘，不会再回头看了。”（10页）日后，神学院的师生回忆马礼逊时，都会提到他“对基督的虔敬和毫不疲倦的献身精神”，称他“当时已有极为严肃的属灵生活……正在培养一些不平凡的性格”。（10-11页）

马礼逊22岁那年，向伦敦传教会提出申请：“从那时起，我设想要当一名传教士。我不敢说那是一种设想，而认为那仅仅是一种愿望，是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沉浸在这愿望里，但我看到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我求上帝为我作出安排，主若悦纳，使我这心中的愿望能得到成全。”（14页）今天，每一个想要服侍主的基督徒，都在苦苦地求问主对自己的呼召是什么。而马礼逊则专注于对自己敬虔生活的操练、品格与意志的培养、知识的装备等等，借着热切的祷告，不断地以行动来确认自己全然摆上侍奉主的心志。直到神的时刻来到，他得以谦卑地呈上自己的愿望，等候主的差遣。他以主的心意为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福音传给世上那些失丧的灵魂。他坚信主在大使命中对众门徒的呼召，并以此为义不容辞之己任：“我现在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当一名赴海外传福音的传教士……自从我到了神学院，每念及此，总是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我知道耶稣要求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上帝的救赎是赐给普天下各族、说各种语言之人的……我认定这是我的职责……我将终身献身。”（14页）神的门就在那一刻为他打开了。

于是马礼逊被伦敦传教会接纳为传教士，进入高士坡传教学院深造。虽然他想去非洲内地宣教，但高士坡传教学院计划差派他前往中国宣教。他深信，他被安排去中国，是上帝对他祷告的回应，因他一直向上帝求告能派他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此后的两年中，马礼逊在伦敦一边学习医学、天文学、数学和中文，一边继续操练讲道的侍奉和属灵的品格，为以后海外的宣教事工打下坚实的基础。1807年1月8日，马礼逊被按立为牧师。1月26日，马礼逊在给老父亲写的信中说：“我愿基督接纳我做他的仆人，这样你就因我为主工作而喜乐。”（27页）两天后，马礼逊只身一人启程前往中国。他从伦敦出发，乘船绕道美国纽约，历经八个多月，终于在1807年9月8日到达广州。

二、“我坚信上帝会安排我住在中国人当中”

到了中国以后，天气的炎热加上经济上的压力，让马礼逊有点灰心。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障碍。他在澳门时听说“中国人是被禁止对欧洲来此地的西洋人教授中文的，如被发现，是要判处死刑的。”（38页）11月4日，他给差派他的伦敦传教会的哈德斯凯尔牧师写信时说道：“现在不仅是中国人禁止我这样的英国人住在广州，而且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不准我住在这里，但我坚信上帝会安排我住在中国人当中。”（42页）由于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加上生活拮据，马礼逊的健康每况愈下。到了1808年1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情绪上有点抑郁，因为我在此相当孤独，没有一个人我可称之为朋友的。”（45页）次年与玛丽的结合，使他心情大为开朗。然而，婚后不到一年，爱妻就患了神经性疾病，医生也认为无法救治。他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写道：“……人在国外受到折磨，会受加倍的痛苦，因为既无亲人就近照顾，又无基督徒朋友来安慰我们……”（65页）宣教士的苦楚，马礼逊仍在不断地经历。他一语道出了许多在异乡宣教的宣教士们的心声。他妻子头胎的男婴出生当天就夭折了，这无疑又是对马礼逊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正是这百般的试炼，把马礼逊引向对神更深的信靠.这几乎是这期间他写给朋友和差会的每封书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话题.1812年，马礼逊向伦敦传教会发信，告知清政府有令，严禁洋人在华传教及印发中文的基督教书籍，否则将处以死刑。而“汉人和满人，如受欧洲人指使传教，为首者或主犯将立即斩首；信奉洋教不愿改正者，放逐至黑龙江。”（79页）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马礼逊仍然说：“但不论如何，我必须信靠上帝继续做这项圣工。”（78页）如果不是他心里始终如一地把主的大使命摆在自己生命的中心，如果不是他来华之前就已对自己宣判了死刑、为要单单信靠神，他早已无法留在这个敌视外国人的异邦了。他真是像保罗一样，用自己的生命见证出“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凭着对神的信心，他鼓起勇气，练习吃中国饭，用中国话祷告，并且勤学中文，盼望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在短短两年内，他竟然能够书写中文，也能用官话和当地土话与中国官员谈判，并且开始成为其他英国人的中文老师。在伦敦传教会的书信激励下，马礼逊不知倦怠地学习中文，并且逐卷翻译新约圣经。也因着神的信实，他得以平安地住在广州、澳门。

1809年，马礼逊受聘为东印度公司的译员.他认为这“大大地阻碍了我做的传教工作……与我的初衷是相违背的”（73页）.既然如此，马礼逊为什么要选择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呢？一方面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是为了谋求一个政治上的合法身份以便继续留在中国，算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带职宣教模式，至今是很多宣教士采用的办法。然而，他们常常“身在曹营心在汉”，属世的工作往往会占据他们许多的时间，有时甚至无法专心作传道的事工。这就需要宣教士背后有母会众多弟兄姊妹在经济上、属灵上的各种支持。

1813年9月30日，马礼逊已经将《新约》全部译成中文。米怜奉差抵达澳门，成为马礼逊期待近七年之久的第一位同工。马礼逊为此非常感恩，赞美上帝。只是，他“为至今尚未见有异教徒改邪归正而忧伤”（93页）。

三、“愿他是大丰收时初熟的果子”

由于马礼逊不断地邀请他的佣人、助手以及中文老师参加他家的读经祷告，向他们分发他翻译的单张，还有马礼逊本人生命的美好见证，这些人的生命不断地被改变。有人向他索阅他出版的几本书，好明白基督教教义；有人因读了他写的劝世文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他的中文老师高先生也终于认识到拜偶像是错误的。

1814年6月，马礼逊的助手，27岁的中国人蔡高写了一封表白书，要求接受基督教洗礼。7月16日：“在远离人们视线的海边，从潺潺溪水中，我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蔡高施洗……愿他是大丰收的初熟的果子，成为将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归信基督，从神的愤怒中拯救出来的第一个新教的信徒。”（110-111页）这第一个福音的果子，马礼逊苦苦期待了七年之久！信实的神垂听了他的祷告。1815年11月3日，他为梁发施洗。梁发在南洋工作 三年后，回到广东与米怜合作，成为传道人。

除了传福音，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是马礼逊的又一重要使命。为此他读了大量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从四书五经到诗词歌赋，努力了解中国人的文化思想.“我在这里非常孤独，整日都不停地在写作，常常感到非常消沉.编纂《华英字典》是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虽然如此，这样的状况，全都是为了一项事业，也就是为了能在中国宣扬耶稣基督福音这一伟大事业，因此，我充分感谢主的宏恩，使我可以做这项事业。”1817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根据马礼逊在翻译《圣经》和编纂《华英字典》达到的学术水平和价值，授予他名誉神学博士学位。

1819年11月25日，马礼逊完成全部《圣经》的中文翻译，取名为《神天圣书》，在马六甲印刷出版，华人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读《圣经》了。至此，马礼逊已经顺利完成伦敦传教会托付给他的使命，更是了了多年来他内心深处最大的一桩心愿——“每念及此，我就对中国抱有希望，因为圣经已经全部翻译成中文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贫富贵贱，都可以自由地阅读它了。”（155页）我相信马礼逊用自己的生命所总结的这句话，将会成为众多向异文化宣教的勇士的激励。

1823年，马礼逊回英国述职，在各地讲演，呼吁教会用各种方法推动向中国的宣教。在一次讲演中，他提到：“中国土地肥沃，有大量的古代和现代文学，不需要欧洲的任何东西。中国需要的乃是耶稣基督的知识，这就是我们的海外传教会要去传授的。不管中国人拥有多么丰富的文学艺术，他们仍然是昏头昏脑的偶像崇拜者。他们憎恨真神上帝，心中充满不义、邪恶和对偶像的执迷。中国虽然拥有文明，但中国人却仍充满着妒忌、欺诈和撒谎。他们心中充满了吝啬和冷酷的、形而上的无情……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多久才肯去关心东亚国家的人所承袭的欺骗、虚夸和一切毫无益处的行为呢？他们何时能正如先知所预言的从地极来，承认愚昧，抛弃偶像呢？”（234页）200年过去了，如今中国人的物质与文化上的富足，远远超过当年。马礼逊所叙述的那富足背后属灵的贫穷，已经慢慢发生了改变。但马礼逊所提到的中国人这种离弃真神、崇拜偶像的愚昧之举，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需要弃绝的。在经济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如果再不来寻求上帝，对金钱的崇拜将会让中国人更加堕落、更加远离上帝！二百年来，有多少宣教士曾踏上中国这片属灵贫脊的土地！他们和马礼逊有着同样的心声。

四、“为基督做教会的一个仆人”

1834年6月19日，马礼逊预备了最后一篇讲章：“约翰福音14章2-3节，我相信我们是属于上帝家里的人，因此可以盼望有一份丰富的产业和一个家，这是在我们走完朝圣的道路，我们所打的仗完成之后可以享受的。耶稣必定要再来亲自接我们去天家，我们将在最完美的社会里永远与上帝同在。”（298页）很遗憾，因为各种原因，这篇讲章没有在教堂里讲过。

1834年7月27日礼拜天，“我刚结束在中国教会的崇拜，到会的人老少都有，人数相当多，唱圣诗的声音在街上都可听到…”（302页）据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所记：“父亲召集一小批中国人聚会、崇拜上帝，他竭尽全力向他们证道。说实在的，在这个异教的国家里，看到有多达12个中国人来听道是最令人高兴的景象，因为在这个落后国家的最腐败的城市里，还有这么一批人在一起祷告和赞美我们被钉十字架的救赎主。”（305页）8月1日，马礼逊博士在广州逝世。马儒翰在给继母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已经做完了上帝指定他要做的工作……他做圣工已经鞠躬尽瘁。”（304页）他的一生都在述说着他青年时代的愿望——“为基督做教会的一个仆人”。

前些天，我听一位牧师分享信主见证，在他不信主时遇到一位退休的老宣教士，都八十多岁了，数病缠身，行动不变，居然有心学习中文，为要向他身边的华人传福音。他虽然没学会几个汉字，但是，他的心志和生命引得一位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降服在了基督面前。与这位老宣教士相比，我们都算年轻人。当趁我们年轻，不断地让主更新我们的生命，好成为他合用的仆人。

马礼逊墓碑上的英文碑铭如下：“马礼逊，神学博士，首位派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服事27年，编纂和出版了《华英字典》，创办了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完成了中文版的圣经，并于生前亲见其完成的译稿出版并大量散发给中国人。如今他在耶稣里安睡了，他是1782年1月5日在英国莫佩思出生，1807年由伦敦传教会派驻中国传教。在澳门东印度公司任中文译员长达25年，1834年8月1日在广州逝世。从今以后，那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灵说的，他们将在工作之后得到安息，而他们所做的工作将由后人继续做下去。”（307-308页）

这是马礼逊的墓志铭，读到这里，我在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墓碑上将会留下什么？我们都期望留下些什么？这将成为我们在世寄居的行动指南。让这样的墓志铭成为我们为主而活的座右铭吧！美国传教士司梯文斯牧师致马礼逊夫人的信中写道：“他（马礼逊）留下的工作会有人接替他去做的，直到全中国都献给上帝为止。”（306页）现在全中国还没有完全归向上帝，马礼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也还有许多人没有归向上帝。历代圣徒们留下的工作，有谁愿意接替他们去做呢？唯愿主从我们中间兴起一大批弟兄姊妹，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去接替他们未完之工！”

（《马礼逊回忆录》，马礼逊夫人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约12:24】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每一个中国基督徒都应该记住这个名字——戴德生，一个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完全摆在神的祭坛上，用生命来见证基督荣耀的宣教士。他将福音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中国，也将神的爱注入到这片广阔而贫瘠的大地。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戴德生（1832.5.21-1905.6.3）出生在一个敬虔而充满爱的家庭。在他的记忆中，爸爸扶着他和妹妹的肩膀在卧室的祷告，以及妈妈为他忧伤而流的眼泪，是永远难以忘记的。这些在他年轻的心里早早地埋下了爱的种子，即使年轻时的叛逆也不能磨灭这爱的印记。

在步入学校后的六年时光中，他经历了人生中颇为艰难的一段：离开了爱主的家庭，失去了属灵的空气，进入危险的世界。他渐渐失去爱主的热忱，没有了平安和喜乐，一切的努力挣扎都归无用。然而，妈妈和妹妹的祷告从未放弃！神终于让这颗流浪的心重新面对十字架，拾回那单纯的信心——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我还能做什么呢？神的大爱充满了浪子的心。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单靠祷告，借着圣灵的感动，他把自己全然摆上。

此后，他不仅关注自己灵性的长进，同时也开始关注别人的幸福。但是，在与内心的软弱和私欲争战的过程中却屡遭挫折，这促使他做了一个影响其一生的祷告，“神啊，如果你肯打破罪的权势，彻底并永远拯救我的灵、魂、体，我就放弃世上一切的幸福，绝对受主的指挥与差遣，情愿到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受任何苦难。”从那时开始，爱中国的火焰就开始在他心中燃烧。

清楚神对自己的呼召，他更加积极地装备自己，同时也在不断锻炼自己对神的信心。在赫尔作学徒学医时，月末在艰难时刻为穷苦人的祷告却转为自我需要与他人需要之间的矛盾。回想对神的承诺，倘若在这自己所熟识的地方都无法信靠他，又怎能在毫无亲朋的中国信靠他？“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他在挣扎后最终选择顺服神，因他坚信“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小事上的忠心所带来的不单单是神的安慰，更有他在后面丰富的供应。在他进入宣教的禾场前就充分体会到神的信实。对神的信心不再因环境而动荡摇摆。

离开赫尔来到伦敦，他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一次不幸地染病被医生告知自己时日不多，他的第一反应竟是因不能去中国而感到悲哀！但随即又想到除非自己大错特错，否则既然中国有这么重要的工作等着他，他是不会死的。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仍然思想着神的工作，这操练也奠定了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尽管遇到各式各样的拦阻，他却仍不屈不挠地作工，因他相信神最终掌权。

“以便以谢”的上帝

当他怀着极大的感恩之心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时，也怀着极深切的悲悯心肠看着那些在战乱中受伤的、无家可归的和各种需要救助的人。虽有远离家乡的孤独和寂寞，虽然经历着极大的危险，他都没有放弃努力。

上海、汕头、宁波……辗转在数地之间；深入内地乡村布道，派发福音单张，不分昼夜地在医院服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没有差会的支持，没有同胞的理解，只有里面神爱的支撑，“以便以谢”的神一直是他的帮助。外面的逼迫非难让他难过，但是灵魂的冷淡麻木更令他心伤。他把自己的生命为黑暗中的中国人点燃。

六年的布道和在医院的辛勤工作，令他的身体迅速衰弱，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服事，回到英国修养。在养病期间，他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中国；同时也在各教会中传递异象，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每一日，都有三万三千个中国人在没有神、没有希望中死去，我们怎能安心呢？”这个意念也催促他，让他意识到中国的宣教工作亟待一个独立的机构来深入地开展。

当他看见礼拜堂里的基督徒安然地高兴快乐，想到千百万未曾听闻福音的中国人却正走在灭亡的路上，就心痛万分。在伯莱墩的海边，他与神摔跤，虽然内心激烈挣扎却最终降伏于他的主权，决定成立“中国内地会”这个对未来中国影响深远的组织，并把它完全交给神，深信他必“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在戴德生的带领下，内地会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宣教机构，最边远的地方有福音传给他们；最卑贱的人群，有上帝的爱临到他们。上帝透过这一群完全委身的人成就了几百年来未曾有人做成的伟大奇妙的工作：福音在中国扎了根。戴德生带给中国的感动和震撼是如此真实，中国真正经历了道成肉身的耶稣。福音的火在沉睡的中华被点燃并开始熊熊燃烧。

挚爱中华

读戴德生的传记，给我很深触动的一点就是他成长初期的经历：诚恳而有能力的祷告奉献，并在其中经历神的慈爱、信实、垂听祷告和不离不弃的看顾。神从未让他失望！若是没有这些经历，戴德生不可能听见神的呼召就顺服，也不可能面对狂风大浪而心怀宁静，更不可能面对战乱中千疮百孔的中国时毫不退缩。背井离乡的孤独、疾病、危险、困苦、暴民的危险、他人的欺骗恐吓……丝毫不能让他退却。

另外一点，就是他的普世胸怀。一个英国青年，只身来到万里之外的陌生国度，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置个人荣辱于不顾，单单遵行圣经的教训，寻求神的旨意。只为他的心能够贴近耶稣的心，那是好牧人寻找迷羊的心，是为羊舍命的心。“一百只羊有一只丢失，主尚且去寻找，而如今仿佛有九十九只羊丢失在外，我们怎能竟然无动于衷？！”

正是这样的看见，才促使他勇敢地离开家乡，走出国门，跨越巨大的文化差异！他给中国带来的是神坚定不移的爱，与政权无关，与财富无关，与地位无关，单单只是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耶稣。

感谢神！兴起他的仆人作我们的榜样：平凡与质朴的祷告中蕴含的是在试炼中对神单纯的信心，在黑暗中对光明深切的盼望，在挣扎中对真理恳切的呼求，无所畏惧，为基督丢弃一切，破碎自己，放在神面前由他使用。“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戴德生就是一粒掉在地里死了的麦子，他所结出的子粒，长久不衰。

身为成长中的中国教会里的一员，对我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面对戴德生带给我们的异象和挑战。在第三次苏格兰基督教灵修大会上，戴德生作了如下演讲：

“我坐在帆船里，从上海开往宁波。同船的有一位曾在英国居住过的中国人，名叫彼得。船近松江的时候，我在船舱里忽然听见扑通一声，随即听到喊叫声：‘有人掉到水里去了！’我立刻跳上甲板，周围一看，不见彼得。‘是的’船夫说，‘就在那里掉下去的。’说话时态度冷淡，若无其事。如果立刻落帆跳入水中营救，就还来得及。但是这时潮水急退，不容易逆流游泳，而且岸上没有草木可以标识落水之处。如果慌忙入水乱摸，必定空费时间，遗误时机。正在无可奈何，痛苦万分的时侯，忽然看见几个打鱼的人，手拿捞网，正是所需要的东西。‘赶快来！’我抱着希望大声喊，‘赶快到这里来撒网！有一个人掉在水里，快淹死了！’‘不方便！’这是渔夫怪谬的答覆。‘不要说不方便，赶快来，否则来不及了！’‘我们打鱼很忙。’‘不要只管打鱼，马上来，我会多给你们钱。’‘你给我们多少钱？’‘五块钱，不要站着说话，赶快救命！’他们从对岸喊叫过来：‘太少了！我们非有三十块钱不来。’‘我没有那么多的钱，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们。’渔夫说，‘你到底有多少钱？’‘我不知道，大概十四块钱吧！’渔夫过来，第一网就把落水的人捞起来了。可是不管我如何努力急救，都已经没有用。彼得的生命因为渔夫的忍心和麻木不仁而失去了！”

讲到这里，下面的听众莫不义愤填膺，诧异天下竟有这种极端麻木自私的人。

戴德生诚恳的声音继续讲下去：“难道身体比灵魂的重要性大得那么多吗？我们定这些拜偶像的渔民的罪，我们说‘他们犯了杀人的罪，因为他们很容易救人而不救。’但我们让数万万人民永远灭亡而不救，这怎么讲呢？主明明白白命令我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做了没有？还有圣灵责备我们的话：‘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吗？’

你说：‘我没有得到特别的呼召叫我到中国去。’这种推诿的话可不行。现在我已将这些事实摆在你们面前了，你们今后要采取什么态度？现在你们应当自问：‘我有什么特别的呼召叫我住在家乡？’如果在神的面前你不敢说你有特别呼召叫你住在家乡，那么你为什么不服从主叫你出去的命令？即使说你十分清楚，叫你留在本乡的不是娱乐、生意、或是个人的高兴，而是责任。那么你是否曾尽心尽力为这些缺乏的人祷告？你有没有利用你的地位和力量促进神的国度在他们中间？在金钱上你是否作合理的奉献，帮助救人灵魂的工作？或者有人说：‘到中国内地传福音的路现在还没有开。’这却不然！以前或者可以这样说，但是无论如何，现在往中国内地传福音的路已经通了。在下次的年会之前，一千二百万的中国人已经离世，无法拯救了；我们到底作了什么事能叫他们知道基督救人的福音？我们常唱：‘风啊！愿你快吹送，直到福音遍地极。’风不能吹送福音，可是它能吹送我们。主命令我们每一个人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是不是要对神说‘不方便？’你是不是要对他说你现在打鱼太忙，买了一块地，五对牛，才娶了妻，或其他不能顺服的原因？他肯不肯接受这种托辞？我们是否忘记了我们都要站在主耶稣的台前受他的审判？请你们记住几万万人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中国！为此祷告、劳碌，不然的话，你们将要得罪自己的灵魂。”

读到这里，难道神的那锋利如两刃剑的道还没有刺痛我们的心吗？难道我们不为自己的灵魂担忧吗？难道任凭别人活在罪中，我们就不怕神的忿怒吗？

我们的人生在为什么而忙碌？我们的心思都放在哪里？我们是否忘记了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对我们的谆谆告诫与托付；“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听闻福音已经两百年了却又到过哪里？我们为传福音给万民又做过什么？我们究竟有多少次恳切地为那些有需要的地方和灵魂而祷告？我们的心在想到这些的时候不羞愧吗？我们仍然能安于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而裹足不前吗？我们还能忙于自己的那一点点工作并沉浸在自满中而置基督的命令于不顾吗？面对我们的同胞，面对千百万没有听闻福音就离世的灵魂，我们还能硬着心坐在礼拜堂里而毫无罪咎感吗？难道我们不知道，眼睁睁看着灵魂灭亡而无动于衷的人在基督面前要受到更严厉的审判吗？

你又是否知道自己的生命中沉淀着的宣教士的祷告，那是他们用热情、用灵魂、用生命倾注在中华大地上的！“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生掷地有声的宣言至今仍然激荡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耶稣，道成肉身的神子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借着他忠心仆人的生命深深地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正是透过这一批忠实的代祷者所献上的馨香的祭，透过他们真实顺服委身舍己的生命，在中国才燃起了永不止息的希望之灯！

神要在中国成就大事，他更要透过中国成就大事！他所需要的，是愿意在祷告中寻求他的人，是明白他的旨意并甘心顺服的人。神的手正运行在中国，中国的教会也到了一个关口，我们必须面对神的挑战和呼召，不是倚靠单单听神的道，而是一代人在他面前立下誓约，“我们不再寻求自己的福乐，只要一心寻求你的喜悦。不管面对怎样的压力和艰难，我们不夸别的，只夸钉十字架的耶稣，传讲神救世的道。神啊，愿你透过我们来建立你的国度，荣耀你的圣名！阿们！”

《戴德生传》，戴存义夫妇著，胡宣民译，福音证主协会，1979年

《挚爱中华》，史蒂亚（RogerSteer）著，福音证主协会，1994年

《带着爱来中国》，戴德生著，陆中石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

戴德生与同工的合影（同日他安息主怀）

如今，走在城市或乡村的路上，我们很难想像，过去二百年间，曾有那么多有名和无名的宣教士们在这片大地上驱驰奔走，冒着各样风险，忍受着各种磨难和打击，只为了将上帝的道传播到这个封闭的世界，让一群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人能听见上帝的召唤。他们柔弱卑微如一株风中的麦穗，他们的根系却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

艾伟德（Gladys Aylward），一个普通的英国女子，就是这其中的代表。

关于艾伟德，我想，在21世纪的中国，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一定不多了。我不知道在中国宣教史的长卷上，这个名字是否能有机会出现在众多重要且富影响力的宣教士的名单当中，但我由衷地相信，这个名字一定会写进上帝的名册，尽管，在地上，它早已被湮没在岁月的尘埃背后，似乎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慢慢地遗忘了。

艾伟德190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父亲是一个邮递员。27岁那年，艾伟德悔改信主。1930年，根本不懂中文的她回应着心中那个“到中国去”的催促，拿出作女佣赚得的全部积蓄，买了一张赴中国的车票，独自一人，带着一本圣经和几件随身的衣物，从伦敦启程赴中国，因中俄战争爆发，她被迫转道莫斯科，经符拉迪沃斯托克辗转进入日本神户，又从神户乘船到达中国天津，然后分别乘火车、长途汽车和骡车到达山西西部的阳城县。1936年，艾伟德申请加入中国籍。1949年，她因病回英国休养，算起来在中国大陆待了整整20年。

在这20年间，她与邀请她到中国宣教的罗森夫人开办了一家“八福客栈”，专门为那些途经阳城贩运货物的骡夫们传福音。这群单纯而执拗的乡野村民一开始恐怖地拒绝两个女“洋鬼子”的照料，后来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们传递的上帝的话语，最终，他们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在日军入侵中原的时候，在家破人亡的时日，他们带着满身满心的创伤，仍然对上帝之国充满盼望。是艾伟德，这个蓝眼睛的小个子女人为他们指明了那条向上仰望的路径。

在这20年间，她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山西方言，穿着一身当地农妇的土布衣裳，并成为阳城县长亲自委派的督察专员——专门到乡间宣传禁止缠足的命令。每到一个地方，她不仅检查成年女子和女童缠足的情况，向人宣传女人天足的好处，还用歌唱和讲故事的方式向人讲述那位代人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她所到之处，往往是人头攒动。人们把从她那儿听来的圣经故事和政府下达的放足命令一齐带回家中，告诉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照着做。而那些人，曾经在她刚到阳城时，向她身上和脸上扔过泥巴、泼过水，只因为她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有一个又高又直的大鼻子。

在这20年间，她与阳城县长和监狱长成为好朋友，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哪个女人能够仅仅因其才能而与男人建立彼此信任的友好关系。她四处宣教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上帝与我同在，他此刻就在这里”.一次，县监狱发生重大暴乱，囚徒们互相残杀，守卫的官兵无人敢进入狱中，县长和监狱长首先想到了她，派人把她接到监狱去处理这件事。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既然有一位神与你同在，你自然有力量平息一场无人能解决的暴乱。艾伟德带着一颗祷告的心，镇静、温柔地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并在日后带领数个囚徒认识了上帝。几年后，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县长在一次精心准备的宴会上，向所有人宣布，自己要选择艾伟德的信仰，他说：“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个基督徒。”

在这20年间，她先后收养了五个中国弃婴，把他们一一抚养成人。许多年后，已经为人父母的他们把自己的儿女放在她的手里，聆听她的祝福。这个终生未嫁、没有亲生儿女的女人在这块土地上也曾享受过片刻含饴弄孙的幸福。

在这20年间，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制造种种惨绝人寰的悲剧时，她带领那些侥幸生还的人们加入到重整家园的建设中。她忍着悲愤的泪水，号召男人们掩埋尸体、清理荒废的房屋，教导女人们帮助包扎伤者的伤口……她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同体验着失去亲人的悲哀。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不要希望我会离开这里，也不要用任何办法把我弄出去，当这个考验还在的时候，我是不会离开的。他们是我的人，上帝也已将我给了他们，我将为了上帝和他的荣耀与他们同生共死。”

在这20年间，她多次利用她的外国人身份为中国政府军递送日本军队行动的情报，并向《时代杂志》的记者作证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以至于日本侵略者为得到她的人头悬赏一百美元。她也曾因身为基督徒，是否应该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而犹豫过，但最终，在善恶判然的形势面前，她选择了与弱者站在一起。艾伟德相信，无论是在脚下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上，还是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她都是问心无愧的。

在这20年间，她还做了一件至今提起仍令人深感惊异的壮举：1940年3月，她带着一百多个4岁到14岁大小的孤儿难民从山西阳城出发，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下，翻山越岭，渡过黄河，赶往陕西西安的战时孤儿救助中心。出发时，他们身无分文，只有阳城县长供应的两袋米.大多数时候，她带着孩子们风餐露宿，差不多每隔两三天才能找到一处栖身地，才能吃上一口热饭。历时一个多月，这个“大部队”最终到达目的地，一百多个孩子无一失踪、无一生病、无一伤亡，但她却在这个过程中身患多种疾病，终生未愈。

此后，她辗转于川藏边境，深入麻风病村，服侍那些身心受伤的人们，他们亲热地称她为“上帝派到麻风村的使女”。

1949年，她自己的病症加重，在一个美国人的资助下，她有机会回到英国与家人团聚，并得到相应的医治。

1957年，对中国和留在中国的孩子们念念不忘的艾伟德在无法进入大陆的情况下，转至台湾，从此在那儿定居，创立了著名的“艾伟德孤儿院”，即现在的台湾伯大尼儿童中心的前身。

1970年1月，艾伟德逝世，享年68岁。安葬时，她的头朝向中国大陆，朝向那片她至死热爱的土地。

当年采访艾伟德的记者曾在《小妇人》一书中谈及她对艾伟德的认识：“她平静地说着自己的故事。那些故事简直和圣经中所记载的古代英雄的故事一模一样，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她自己的故事也完全能够载入圣经中。”是的，这个柔弱的小妇人，她的一生可用“英勇”二字来概括，但她似乎从未以此自居过。她深深地相信，在她柔弱的身躯背后，是那位伟大的神以无上的怜悯支撑着她。

身为宣教士，艾伟德只是众多蒙召赴中国传教者中的一个，她的故事也只是无数可歌可泣的传教故事中的一篇.可是，当我有机会读到那些印在纸上的文字，当我透过单纯朴素的词句倾听文字背后历史的回声时，我却清晰地听到了一个声音–“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事实上，没有谁单凭自己的努力就能做出伟大的壮举，但是当那被选定的人能够顺服地跟随时，柔弱的器皿常常会发出强大的力量，将从天而来的祝福十倍百倍地分流出去。而这，不就是那位至高者分配我们在此生要做的事吗？

（《八福客栈》，张继新等编译，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1月）

这个暑假，我读完了《使徒行传》。

教会经常受到迫害，但是，仍然会建立起来.“为什么会建立起来呢？”你也许会问,那是因为有许多门徒（例如：彼得、司提反等等）为了传讲神国的道而牺牲！

为他们的牺牲，我们现在才可以听到圣经故事。

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现在可以认识主耶稣。

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圣经。

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现在可以听到福音。

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现在可以建立教会。

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现在可以给自己建立勇气。

我们应该感谢神！

《路加福音》里的故事，老师基本都讲过了，这个假期我又用心感受了一遍，我们的主耶稣，一生下来就被放在了马槽里.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总是认为耶稣是直接从天上降下来，或者就是有天使护送从天上飞下来，就算是被人生下来，也应该是国王或其他有钱人的儿子，条件很好，但怎么也想不到是这样的，跟我们现在一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当然，这些也是主赐给我们的。

耶稣在十二岁那个逾越节时，跟随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守满了节期，他们要回去，耶稣仍然留在那里，但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三天后，他的父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跟耶稣说话的一些教师都很希奇他的聪明和应对.他的父母责怪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父亲的家里才对吗？”其他人都不明白，耶稣的母亲知道，把这一切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年纪，并神和人对他喜爱的心，都一齐增长，我感觉这一切都好神奇。当然，他也受过魔鬼的试探，每一次都没有让魔鬼得逞，什么诱惑都不会让他动摇，要我就不一定了，不过靠着对主的信念，肯定不会让魔鬼成功的。

耶稣在传道的途中行过很多的神迹，我觉得都好神奇，要是我也有这种能力就好了，可以帮助我身边的人。

但仍有很多人不喜欢，妒忌我们的主，想尽办法要置耶稣于死地，耶稣为了我们人的罪恶忍受了一切，最后被钉上十字架，死前，他嘴里大声喊着：“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完就断了气，当然，也有许多人为他心碎。

三天后更加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耶稣竟然复活了，一开始大家都不相信，但摸了他的身体和伤痕，他们相信了，耶稣真的复活了。

耶稣把门徒们领到了伯大尼的对面，举手给他们祝福，正在这时，他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并且常在殿里 称颂神。

主耶稣为我们被钉上十字架，流血，受人的侮辱，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我很感谢神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并且让我相信了他，我会一直为他效劳的。

从第一次听到福音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八年前我是什么样子的？我努力地回想我的大学时光，发现充满了无力感。记忆是支离的片段，没有经纬和方向，我不知道在哪个片段，主以何样的方式切入到我的生命中来。人真的是健忘的，在时光中不由自主地背离了以前的心灵，不管是曾经的痛苦、忧伤、感恩，还是日记中夹压的一簇小花样的美丽心情，都在记忆中模糊了。若不是有一点点的日记为证，我都难以相信自己了。可是我的大二是什么样子的，我翻箱倒柜地找我以前的日记、以前写的诗歌，都找不到了。我心里真有点失魂落魄，好像丢了从前的自己一样，以少见的方式体会了失忆的感觉。惶恐中又想，找到了又怎样呢？我只是拾起了部分而已。我的生命好像也是在对过去一次次的否定中行进着，在时光的隧道中不同的我定格在不同的时光区域中，过去的很多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我相信上帝收藏了我一切的记忆和过去。有一天我会站在永恒中和创造的主一起看我经历过的一切——纷杂的思绪、飘动的情感、所有儿时的记忆和眼泪，还有我忘记掉的幸福时刻。那时我会更深地明白我生命的虚无，只因上帝的计划和爱，我这粒漂浮无根的尘埃在永恒中被他永远地定格在他的蓝图中。我们一起站在他为我制作的生命的相册前驻足，也在那里经历他给我生命的审判。

慢慢地我接受了这种失忆的感觉，作为有限的个体我不可能以完全客观、全面的角度看待我经历的一切，也没有能力破译生命中一切经历的秘密。因唯有超越一切之上的上帝才有资格和能力收藏这一切。我心中浮现出八年前的那个我：

那时的我像一枚青橄榄，带着骄傲与自卑，内在的孤独与外在洋溢的快乐和率直，与我青春的气息与活力一同追逐着世界上的一切。青春的痛苦和甜蜜的朦胧感烧灼着我内心敏感的神经，在校园小径的漫步中我开始写我密密麻麻、涂鸦一般的“天问”式的心语、诗歌一样的日记。在间歇性的自我沉醉中，我内心更加骄傲与孤独。不知哪一天，班里忽然来了一位韩国女留学生，这对我们来说都很稀奇，她已经三十出头了，好像比我大十岁，她的个子高高的，骨架上也比较大，看起来有一点点拘谨，她来我们班学习英语，在我看来她的英语和汉语都很不好，我对她有点好奇。她正好坐在我的后边，大概是我主动和她说话、聊天，过后她和我说，我告诉她：我和其他同学想法不一样，我认为自己很独特。从此她就开始为我祷告，并和我有了更多的接触。她的英文名字是Rose。一开始我习惯称呼她的英文名字，后来和她所在那群韩国人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长幼次序非常分明，带领我学习圣经的韩国人只要年龄比我小，就会非常尊敬地喊我姐姐，出于礼貌更出于爱，我开始称呼Rose为姐姐。从此以后我喊她姐姐。对我来说，姐姐这个称呼已成为她的专有名词，尽管有人喊她文姐姐（文是她中国名字的姓），但是直接叫她姐姐是我最自然的方式。

我也不记得第一次到她宿舍时的原因，印象中好像几个同学都到她的单身宿舍中去，她给我们播放《耶稣传》的光盘，大家坐在地毯上看录像，我看着看着就趴在她床上睡着了，《耶稣传》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后来有一个中午我去学校食堂吃饭，在那里我偶然遇上她，就请她在食堂吃饭了，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尽管我向来不在乎自己的生日，但是那天还是感觉有点特别，因为我的好友不知怎样得罪了我，我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吃午饭，吃饭时我就和姐姐透漏了我当时的情况。那天晚上姐姐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她那里去。我去了，她的很多韩国朋友一起为我准备了丰盛的晚饭，大成哥哥（一个胖乎乎的个子不高的韩国人，有点害羞，但是非常有爱心）还给了我一枝玫瑰，大家为我准备了一个好利来的生日蛋糕，一起为我唱生日歌并拍照留念。当时我心里很感动，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隆重的生日，但是内心的骄傲也使我对接受别人这么多的馈赠和祝福感到有一丝的不自在。以后她经常邀请我们几个人去他们那里吃饭或者一起玩。我和她越来越熟悉，对她的了解也越来越多，知道她在韩国有一份相当不错的护士工作，她是一个基督徒，在韩国带很多人信主了，但是主让她来中国，她就来中国了。随着更多的交往，我对她的信任与日俱增，尽管她的汉语还不是特别好，但不影响我们的沟通和交流。

快近暑假的一个清晨我接到姨夫一个电话，让我暑假直接去烟台，我妈需要做子宫肌瘤手术。我知道我妈的子宫肌瘤属于多发性葡萄瘤，长得特别快，而且很大，最大的一个肌瘤有初生儿的头那么大，而且妈妈的血色素非常低，我当时很害怕妈妈是恶性肿瘤。那时我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家庭带给我的阴影又一次笼罩在我身上。从小饱受家庭中父母与爷爷奶奶间错综复杂的战争使我身心俱疲，每一次家里给我打来电话都让我有不祥感，唯恐听到什么噩耗。这次清晨的电话，让我一天都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晕头晕脑中我把自己很珍贵的一只手表也丢在洗手间找不到了，唯恐失去亲人的恐惧感再一次在非梦境的现实中抓住了我，同宿舍的师姐安慰我，但是我不得安慰，我压抑着随时可能哭出来的情绪来到操场，那时天正下雨，我在操场的一个角落中打着伞哭泣，忧虑着妈妈的病情也担心着弟弟的高考。傍晚时分，撑了一天的我去了姐姐那里，希望从她求得心理上的安慰。懂医学的姐姐告诉我，妈妈的手术是个小手术，让我别害怕，但我心里还是害怕。最后她说带我做个祷告，在祷告中她把我带到上帝面前，也把妈妈的手术带到主的面前。当祷告结束的时候，我心里开始轻松了，但是另一个负担又来到我心里，我想我今天求告上帝了，如果妈妈的身体真的没事，这么大的恩情让我这辈子也不敢远离他了。暑假里我妈手术前的早晨，我五点多钟就起床，在小姨家的厨房对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向上帝祷告，祈求主让我妈的手术顺利、平安。那天的手术非常顺利，术后我妈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我把这些恩典都归给上帝，也从心里感谢主。

暑假回来后我们班几个人就开始经常参加姐姐的查经祷告小组，每次要去那里我都很不情愿，但是每次在那里唱歌、祷告的时候我都感觉像穿上了一件洁白的袍子一样，非常喜爱自己.但是过后我总是觉得在那里很浪费时间，我可以用那些时间做很多事情，现在我知道实际上即使不去我也利用不好时间.但是我内心一直不很乐意，有时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真信主，如果我不是百分之百地信主，那真是对姐姐的一种欺骗，对我也是一种勉强.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找姐姐告诉她说我不想信主了，希望她不要生气。我不记得姐姐说什么了，但是她说了很多,我中间让她用方言给我做个祷告，她就用方言为我祷告，她祷告时我说，我听不懂，你祷告一句翻译一句吧。我现在也记不清姐姐翻译的具体意思了，但是这个祷告真的深深地打动了我，我隐约记得她说：神知道我从小就在寻找他，他也寻到了我。祷告结束后姐姐抱着我哭了，我也哭了。我思考很久的要离开神的想法告终了，数年后我再见到姐姐时，姐姐谈起那次我主动找她不要信主的事，她说因为我的勇敢和诚实，她那一刻更爱我。随后大二下学期，我开始做家教，每次去姐姐那里查经也是急匆匆的，姐姐心里希望我能给主留点时间，可是我自己又很看重做家教可以赚点零钱供自己额外花销，有一次姐姐跟我说，让我做她的汉语家教，从此我每周晚上多了和姐姐相处的时间，我教她汉语，通过给她上课和她谈心、聊天。几年以后我明白姐姐其实不需要家教，只是为了在当时的情景下帮助我而已。跟姐姐查经学习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中间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也一起学习禁食祷告，去别的城市或校园短宣（可惜我当时没有勇气参加这种短宣）。之后姐姐离开济南去了郑州，这一次我们分别了四年未见。

临行前姐姐把我们几个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交给了和她一起的另外一位韩国姐姐，那位姐姐只比我大一岁，我内心深处不能完全接纳这位年轻的姐姐，在他们那里聚会一段时间后就离开了这个团契，我离开时带着眼泪和争辩对自己和那位姐姐宣告，我可以自己成长，我不一定需要这些仪式，我自己和上帝相处就可以了。

在没有团契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和身边的人没有任何异样地生活着，圣经也被束之高阁。但是上帝的话语还是埋藏在我内心的最深处。忙忙碌碌中大学就要毕业了，临毕业前夕的一天同桌提议我们去教堂我不记得我们是否去了，但是我知道自己当时内心也燃起了渴望.这段时间我认识的一位主内的弟兄Peter也鼓励我去教会，在我毕业工作之后我又开始去以前的韩国教会，这个教会还一如既往地充满着各样的年轻大学生，大家周间一起敬拜、查经、祷告、分享见证（这里的聚会没有圣餐礼，大家周日一起到三自教堂做礼拜，属于周间牧养型）.在圣诞节时准备各种活动，在那个大家都参与的节目中我慢慢放下了矜持，享受着热烈的气氛和爱。但在这个群体中我有时感觉自己好像老了点，一个老姊妹还需要年轻弟兄姊妹服侍和帮助总是有点不知所措，内心深处的骄傲让我感觉从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身上好像也学习不到太多的东西，但主一直在看顾和祝福这样的一个团契，在这个团契中越来越多年轻的韩国夫妇委身到这一群大学生的服事当中，而且我也看到比我小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也开始了全职的服事，我知道上帝的手在他们当中行事。

在我工作一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Peter带我到了管姐家的一个家庭聚会，这是附近几所大学的老师自发组成的团体（以老师为主，也有一些信主时间很长的老基督徒，最多时是十人左右，在这个小组里我的年龄属于偏小的），大家主日去教堂做礼拜，周末找一个半天固定到管姐家查经、分享见证和祷告，那时我开始认真对待我的信仰，从内心深处产生想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愿望，半年后也就是2003年7月27日我在三自教会受洗了。

2004年我来到了北京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姐姐现在也在北京，当我联系上她时内心充满了欣喜，分别四年后我们在北京又相遇了！这时我刚来北京，也刚来北京的新教会，对教会还有很多的不熟悉，但是这次我不会因人而逃离教会了。姐姐很高兴再次见到我，她的汉语已经相当地道了，她在继续带学生事工的门徒训练，周间的课程她也邀请我参加。这次我又和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一起查经学习了，因离家较远，我晚上就在她家里过夜。在四年后我和姐姐又有相处的时间并且能促膝长谈，我们内心都很感恩。每次我们晚上卧谈之后，姐姐第二天早晨都照样早起读经祷告，我常常惊讶姐姐怎么能这么早起床，她说：我起床和我的新郎见面当然有动力啦。姐姐也经常早晨五点起床在她所居住的校园边走边为校园祷告，求神松这块土地让他们撒种。姐姐也曾经作了一幅油画，画面是暴风雨前夕，天色阴暗，一个撒种人在风暴来临前屈身快快播种。这时我对姐姐也有了新的认识，我以前把姐姐只看作我属灵的妈妈，是爱的化身，但是在北京的再次相遇让我认识到姐姐的智慧，无论我的工作、生活还是个人感情问题，她都给了我很好的指导，这些帮助让我至今受益。那时我曾经犯罪跌倒，姐姐知道后拉着我跪下为我流泪祷告，我一直不能完全醒悟，姐姐一直为我祷告，即使我不和她说什么，我灵里的情况她也非常清楚。她通过我济南的姊妹给我发短信劝诫我，当我被主管教后从内心生发出来的悔恨和惭愧让我在一段时间内难以面对主和姐姐。后来遇到我身边的人跌倒的时候我才深刻体会到姐姐恨恶罪、爱灵魂的心是何等的恳切。在我结婚后有一次和Peter闹矛盾，我赌气不回家想去姐姐家里过夜，在姐姐家吃完晚饭后姐姐用不容置疑的喜乐的语气告诉我让我回家，并要给Peter买一个礼物回去。这对我来说像天方夜谭，但是我听从了姐姐的劝告，在回家的路上我心中充满了喜乐，我也确切地知道上帝已借着我的顺服祝福了我的婚姻。

在北京短暂的一年多的相聚之后姐姐在2006年春天又离开了北京，到别的国家继续她的使命，但她心里一直装着中国，她写信告诉我，她所在国家的门徒极其惊讶她对中国的热爱，她说她没有办法不爱中国。姐姐现在已经四十出头了，还是单身，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会告诉我她的疲惫，希望能进入婚姻。已经大半年没有姐姐的音讯，但是我心灵的深处一直都牵挂着她。她有很多的门徒，她的训练方式就是按照主耶稣的属灵倍增的方式来带门徒成长、扩展神的国度。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爱姐姐，我只是其中爱她的极普通的一个，姐姐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但是我确实地相信她的子女众多，比那有孩子的更得祝福。她带给我的爱不是高言大志，但使我终生难忘。每次我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都知道自己远没有姐姐那样深沉的爱，每次想到上帝派他的使女跋涉千山万水为我传美好的福音，我心里就很感动。我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信主的，从我以后我妈妈、弟弟、表妹、三姨都信主了，我们都是茫茫人海中最普通的人，神的救恩透过姐姐传递到我身上，也打开我们家福音的大门，尽管我们都有各样的软弱，但是我知道神的国近了，从一个家庭的改变中我看到了神对这片土地永不放弃的爱。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姐姐，但是我知道在永远的天家我们一定会重逢。